朱東潤自傳 · 第九章 泰興一年（1938）

泰興是一座不設防的小城，在戰爭時期應當是免於轟炸的。但這是人和人之間的共同認識，在人和野獸之間是沒有的。從野獸的邏輯看，愈是沒有自衛能力的愈能引起它的饞涎。虎豹之間的搏鬥不多，但是虎羊之間就不同了。羊是沒有自衛能力的、不設防的，但是這並沒有引起虎的哀憐，相反，更加引起它的貪饞。在虎的猛撲下，羊連鳴冤叫屈都來不及就化為虎的食品了。 1937年冬初，蓮舫和孩子們搬到新宅以後，泥木工人正在進行最後的工作，敵人的飛機來了，三架、五架在泰興城上空盤旋。我們原有一個地下室，孩子們都去了，蓮舫還在瞭望著，泥木工人下了河邊，看清楚炸彈扔下來，就要掉到屋頭上，大家出了一身冷汗，可是由於飛機向西飛去，炸彈直墮到西鞠家巷，把季鷹哥家的大門全部炸毀。越街北首，也中了一彈，一位磨豆腐的工人被炸死了。是誰把他炸死的？是失去了人性的瘋狂的野獸。 經過這次事故，泥木工人都感到泰興危險，他們一商議，決定全部撤退。算清工資以後，他們回泰州去了。新宅大體已經完成，工作就此結束了。我到家的時候，廂屋裡住著一位嚴先生，南通人，泰興縣政府科員，因此我們對於外界的情況，還是有一些了解的。 敵人還在六十里以外，他們雖然已經占領靖江縣，但是主要把它作為江陰炮台的橋頭堡，是保障江陰的。偶然也有散兵走到靖江郊外，目的不一定是作戰。除了偶然有飛機進襲泰興縣城以外，一般是相安無事的。 在這一段間歇里，我們在宅前宅後種了二三百棵樹。堂前是香櫞、丁香；廳前是紫薇、桂花、紫藤、芭蕉、壽星桃；花台上是牡丹、芍藥。宅前是一排懸鈴木，宅後是一排梧桐，宅西是大路，宅東是合歡、桂花、梅花、石榴。沿河二十多丈是三排楊柳，一方竹園，東北角還有三兩棵櫸樹，這是早先有的，現在更顯得孤拔挺秀。 廳前的天井特別寬大，西廂屋南首三間是書齋，和廳屋隔了一道花牆，中間一座圓門，門上題「師友琅琊」四字，是我自己寫的，用的杜牧詩句「師友琅琊邴曼容」，因此這座書齋稱為師友琅琊館，指出我平生嚮往的意義。我已多年不回泰興，聽說這道花牆已經拆了。一切事物都必須經過生成毀滅的程序，我長期在外，子女也都不在泰興，毀滅由它毀滅吧，沒有什麼值得惋惜的。 廳前鋪有不足兩丈的砌石，前面還有東西三丈、南北不足二丈的空地。按照舊式建築，這是建築對廳的地方，可是必須朝北，建築完成以後，也很不適宜於居住，我們把這裡空出準備栽一方草地。栽草地困難很多，泰興沒有現成的草皮可買，必須自己栽培。栽草皮不困難，難在雜草太多。好在兒女多，我自己帶頭，一呼成群，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這方草地居然完成，給舊式的廳屋帶來一些別致。 宅後梧桐樹以外是一方菜圃，種了韭菜、莧菜、青菜。種韭菜是失敗了，青菜可是一年要種幾個季度的。莧菜長勢很好。泰興人和上海人不同，上海人愛吃嫩的，莧菜長高以後就不吃，泰興人是隨莧菜長上去，只要沒有開花，就摘嫩頭吃。 菜圃後邊還有一塊低地，大約三分左右吧。我們在這裡種芋。芋需要不斷灌水，因為靠近河邊，條件特別有利。潮水是每天要來的。潮水來的時候，我們把田埂上的缺口打開，待到落潮的時候，再把缺口堵塞，所以芋田裡的水是常常灌滿的，芋的收成也不壞。 種植離不開田地，但是田地的情況各處不同。倘使不承認情況不同，一定要生搬硬套，問題就多了，有時竟是無法解決。 我在四川的時候，遇到一位四川朋友，他說：「你們種田，最好和四川人一樣，裝起水車，在激流衝過的時候，戽斗把水灌進，待到升高以後，自動灌到田裡，不很好嗎？」 「好是好的，」我說，「但是首先的條件，必須水流按照同一的方向，才能好好運轉。」 「不錯，」他說，「你們那裡水流的方向是怎樣的？」 我說：「這要看潮水。潮來的時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南而北，去的時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北而南。你看水車應該怎樣裝呢？」 這位四川朋友始終不相信有什麼朝暮方向不同的水流。 還有一次我和西南聯合大學法學系的一位學生朱正閒談。那是1938年歲暮經過香港的時候，那時我們正在香港太平山上遊覽。 「你們那裡有什麼山？」他問。 「我們家鄉沒有山。」我說。 這位溫州人勃然大怒，他說：「你真在那裡騙小孩了，哪有沒有山的地方呢？」 我是年長一些，但是並沒有騙他，只是說：「真是沒有啊。」 他忽然靈機一動，說道：「我們那裡一天三餐全是靠山上打柴燒鍋的。要是沒有山，你們怎樣生火燒鍋？」 「沒有山上的柴火，我們還是有麥萁、豆萁、稻萁的。」 這一來我想問題是可以解決了，但是不然，他總認為一定有山。我說：「就拿上海說吧，你我都看到的，哪有什麼山？」 這並沒有解決問題。他說：「不是有寶山嗎？沒有山，哪裡有石子鋪路？」 看樣子我是沒有辦法說服他了，只有不再作聲。以後聽到有人要讀法律系，我總勸他把眼界放開闊些。 從春天到夏天，武漢大學沒有消息來，我不是準備不去，而是要看一下道路的情況怎樣。 夏天到了，泰興城內的一家南貨店恆泰和要派店員到上海進貨。從南京政府決定實行不換紙幣政策以來，我在這家南貨店投資一千元，作為緩急的準備，因此有了一些聯繫，現在聽說他們要派人去上海，我約定同走一趟。這次在輪船上卻出了一件奇事。 從新港到上海，票價四角，花錢並不多，可是上船以後，各人找定鋪位，把行李安排妥當，這時，船上的服務員來了，他說：「有人出四元錢一張鋪位，請大家讓一讓。」 這是野雞班的輪船，掛的不知是西班牙還是葡萄牙的旗號，其實都是上海的流氓搞的，乘客都清楚，正準備挪移，新來的旅客到了，它們掂動著大肚皮，哞呀哞呀地搖搖擺擺搬動著四隻腳，原來是一群豬。 這些豬倒是有涵養的，它們慢條斯理地一個一個地登上鋪位，我們只有在一旁的艙角里瞪眼。這時我認真地受到一次教訓：人和畜生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兩隻腳的動物，有時確實要給四隻腳的讓位。 抗戰已經將近一年了，到內地求學的盡有，但是不能去的更多。青年們總感覺到失學的痛苦。泰興已經辦了縣立初中，但是容納不了許多失學青年。那時武大工學院助教羅宣譽這位不平居士也在家。他是東南大學畢業的，本人能力強，同學多，聲氣也通暢。他和上海的滬光中學接洽以後，就在城內辦起了滬光中學分校，條件是學生一人，另繳滬校學費一元，作為正式學生，照樣可以升學。 宣譽把人事安排以後，和我接洽，要我教高一英文。 我說：「可以的，待遇不必考慮，但是我是武大的，一旦武大通知返校，我是不能不去的。」 這個條件說清楚了，我在滬光分校開課，宣譽按月送來工資二十元。這個消息給大哥知道以後，他隨即提出條件，要我給他六百元。這樣一來，我在泰興教書，便同捐官一樣，除了工資全部報銷以外，還得送出一份厚禮，事情便有些困難了。 靖江陷落，泰興被炸以後，泰興四鄉的游擊隊都起來了。其中最有名的是蔡鑫元領導的一個小隊，他們的根據地在蔡家巷，離城不遠。一天進駐江陰的敵軍一個班蹬著自行車來了，看他們已經進入火線圈以後，蔡鑫元一聲令下，叭叭幾聲，敵軍立即轉向逃走，可是班長和兩個小兵沒走得了。蔡鑫元和他們進行肉搏，敵兵被捕獲了，敵班長還在掙扎，此人身長力大，和蔡鑫元肉搏時，把蔡按在地下，情況危急，虧得游擊隊員從旁開槍，敵軍三人全部報銷。消息傳到城裡，全城欣喜若狂。可是不久以後，傳來敵人決定進襲的消息。 怎麼辦呢？泰興城裡沒有軍隊，鄉間游擊隊是有的，究竟多少，誰也沒有數，他們之間沒有聯繫，誰也管不了誰，其結果是住戶暫行疏散。我們先把孩子送到三里廟金家，蓮舫和我在家守著。 驚惶統治著全城，敵人並沒有來。問題是敵人就在六十里外，隨時可以進攻，城內全無防守計劃。敵人隨時可來，因此隨時是一種威脅。敵人不來，又不能不擔心會失業。我們有自己的小家庭，還有母親，還有大哥和他那隨時隨地可以提出的要求。 9月間我們又添了一個孩子，這是君邁。這時我們共有七個孩子，三個男的，四個女的。在敵人威脅不是那麼緊張的時候，孩子們，尤其是女孩們，都是高高興興的。房子大，園子更大，孩子們的自由世界特別寬廣。第二個女孩秀若更是出出進進，一臉的喜悅，使人在煩悶的空氣中感到一種安慰，一種生氣。 君邁出世將近兩月以後，一個下午，我正在書房裡讀書，窗外的菊花發出一種新鮮的氣息，蓮舫抱著嬰兒在那裡逗他的時候，一封電報來了，是由上海鄭東啟兄轉來的。那時內地的電線久已斷了，電報是用無線電傳到上海的。大意是說武漢大學已遷四川樂山，正式上課，大家都在後方為這即將來臨的大時代而努力，希望我在1939年1月15日趕到。 滬光分校的問題不大，我本來說清楚隨時可以離去的。可是我怎樣去四川呢？從上海到香港，經過海防進入雲南，然後由滇渝公路入川，路是有一條的，走也不難，問題在於怎樣離開泰興。一位家庭婦女，帶著七個子女，敵人就在鄰縣，隨時可來，隨時可以造成極大的恐怖。我怎樣去得？ 但是不去又怎麼樣？不去就是失業，失業以後又到哪裡就業？滬光分校的工資是一個負號，每月二十元能養活幾個人，何況大哥還有龐大的要求？不僅如此，還有那「為即將來臨的大時代而努力」呢？我對於國家沒有責任嗎？這一切問題都在那裡齧啃我的心。 蓮舫很堅定。雖然她這次生產以後還不到兩個月，但是健康恢復得很快，態度很堅決。她肯定地說：「去四川，家庭的一切有我呢。」 我說：「戰事還在撐持中，是不是拖個八九年，還不知道，我們必須估計這是一次長期的抗戰。經過十年八年的戰爭，我們是不是還能見面，沒有數。」 「不是這樣，」蓮舫說，「我見的戰爭次數多了，多則兩年，少則一年之內就要結束。國民黨能堅持下去嗎？我看不見得。」 我也和朋友們商議，迺寬、健東都感到很難下決定。梅澹若平時很少堅決的主張，這次卻很肯定。他說：「要去四川的人多著，沒有工作的也要去，何況那裡有現成的工作，與其在泰興苦撐，不如去四川工作。」 「這樣吧，我先到上海去，拍電報到武大，他們找到人替最好，否則就直接去四川。」 蓮舫同意這個辦法，因此我決定動身了。我到母親那裡去，把事情說清以後，就考慮到結伴同行的事。 凝之的大哥為旉正準備到上海，因此決定同去，時間是1938年12月2日。 為旉也是南洋附小出身的，比我小几歲，所以沒有同學。那時張迭生在上海辦光中染織廠，約為旉去當人事科科長，因此他高高興興地去了。到了上海，同寓在漢口路一家旅館。我去打電報，為旉去光中廠接洽，好在廠本部就在北京路，相距不遠。 電報打了，那時要等待覆電，總得三五天，因此我的心境反而平靜，順路走到七重天，就是現在的上海醫藥公司的所在地。七重天久已停辦了，我那老同學陳柱尊在這裡搞一個書法展覽。柱尊這個人才氣是有的，就是有些不修邊幅，目空一切。四壁展出的多半是用毛公鼎、盂鼎、散氏盤、石鼓的筆法寫的屏、聯、堂、條，看得實在不耐煩，我自己在家裡，有時因為親友的要求，他們動輒就是四條篆書屏幅，實在幹不了的時候，我也替他們這樣寫過，真是滿目龍蛇，不曉得是什麼，看到柱尊的作品，只有下定決心，從此不再為人寫這一類的東西。那時柱尊住在法租界，因此約定日期過訪。 回到旅館，不久為旉也回來了，進門以後，氣咻咻地在藤椅上一躺。他說：「不幹了，我還得留幾根骨頭回去見老祖宗呢？」 為旉他對於新事物，常常有對立情緒，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對於日本人的侵略，他是痛恨的，不可調和的。迭生就不同了，他是對於本人的利益，一些不肯放鬆，但是民族感情卻很淡薄，淡薄到只要不觸犯他的利益，日本人也好，其他國家的人也好，於他有利，都可以合作，都可以聯繫；在階級感情和民族感情不可調和的時候，他是顧不到什麼民族感情的。光中染織廠的發展、壯大，是經過他的一番努力的，他也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提出他是怎樣「提倡國貨」等，其實這是給人看的假象。他大量收進日本棉織品，經過漂染，作為國貨賣出。一爿小小的光中廠，就辦成大廠，以後廠房擴大，就有三廠、四廠、五廠、六廠，他的事業每進一步，日本的棉紡織品的推銷也就擴展一步。及至全面抗戰，日本人進入中國以後，他索性把光中染織廠和敵人徹底合作。那時光中的工廠都在外白渡橋以北，外白渡橋是由敵軍崗哨看守的，出入都用敵軍發的通行證，上海人稱為派司。 為旉到光中廠本部的時候，事務科和他說起：「為旉兄，早日到差吧。派司都給你辦好了。就在這裡。」 不知他們怎樣把照片搞到手的，為旉看到派司，看到自己的照片，看到旁邊的五個血紅的字樣：「幫人雇用人。」他無法忍耐了，礙著家人的關係，不好當面發作，只是說：「待我考慮一下吧。」 他回到旅館，和我談及，我當然同意他的主張。他準備在我的事情決定以後，再行回去。在這三五天內，我們經常去聽王少堂的兒子說書，說的是劉備初顧茅廬，說過三五天，還沒有進門，真是有聲有色，不但能引起聽眾的興趣，而且沒有一個字的贅言漫語，這是民間藝人給我們的一種享受。 我去看過鄭東啟兄，又去看陳柱尊。 在和柱尊便飯的時候，他問起我這次到上海的事情。 「四川是好地方，」柱尊說，「我也想去，就恨沒有機會。否則去看看青城、峨眉，也真是不虛此生了。」 「好得很，」我說，「現在武大要我去，可是家累太重，實在走不開。你能去那就好極了，由我推薦。」當時我確實很熱切。 柱尊說：「且慢，待我考慮一下，再作決定吧。」 事實上這時柱尊正在戀愛，有女朋友拖後腿，青城、峨眉的吸引力是不夠的。從此以後，我們沒有見過面。 還有一位泰興人陳耀東，前面說過的。他在中央大學畢業以後，到過法國，胡吹他和克羅孟梭見過面，作為他的敲門磚。現在和中央大學接洽。準備坐飛機去香港，然後再到重慶。他坐飛機，和我並不同路。 武大的復電來了，催促早日到校。這一著並不是意外，我除了早日動身回到我的崗位以外，不可能再作其他考慮。母親原在大哥那裡，除了按月致送贍養費用以外，只能由大哥負責。至於我的小家，大小七個孩子，完全依靠蓮舫。蓮舫以為戰爭可以在一兩年內解決，我的估計是十年，也可能不止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