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八章 武漢大學前八年（1929～1937）
由於南通師範的不安定和家庭生活的壓迫，我不得不應武漢大學之聘，可是我倘使事前知道武漢大學的實際情況，我就不會冒昧前往。
4月下旬，我搭長江輪船的上水船去了。一向我從泰興到上海，或從上海回家，都是短程，一夜工夫還不過分辛苦；及至來往南通、泰興之間，那時大達公司的輪船久已通行，一張房艙票，可以保證得到休息。可是從南通搭上水船到漢口去，一上大輪，就有統艙的茶房把你和行李送到統艙，你不去也不行。統艙大約總有二三百張鋪位，一張鋪位有時住一位旅客，但也有兩三位旅客的，二三百張鋪位，通共約四百旅客，喧囂混亂，已經使人受不了了。這還不要緊，最苦的是旅客之中總有五分之一是抽鴉片的，抽水煙和紙菸的更不必說。空氣的煩熱、悶灼、焦臭，是不可想像的。後來蔣介石在武漢安排了九省禁菸督辦，那就更加令人不可嚮邇，因為在他的字典里，禁菸就是賣煙，是一種籌款的辦法。
我去武漢的時候，正值李宗仁失敗，桂系軍隊向南撤退。蔣介石的部隊乘著兵艦，鼓輪而上；馮玉祥的部隊也乘著火車，鳴笛而下。這一次的車船競賽中，倒是兵輪戰勝的，因為兵輪可以多輪齊上，火車只是單軌運轉，情況和那次李寶璋部隊同第七軍的競賽完全不同了。從此也可以看出在軍事行動中，後勤工作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這次蔣介石和馮玉祥所爭的是湖北的地盤。蔣介石的大將劉峙，馮玉祥的大將劉驥，都指定要湖北的地盤。滿街滿巷，輪渡上、車廂上都塞滿傳單。這張說劉峙如何如何服膺中山先生遺教，愛護人民；那張說劉驥如何如何是中山先生忠實信徒，努力工作。人民看到傳單，當然無法作出判斷，表示意見。最後還是由車船競賽決定勝負，劉峙占有湖北，劉驥向武勝關撤退。
那時的武漢大學在武昌城內、閱馬場東首，武昌高等師範的故址。武昌城被蛇山截斷，分為南北二部。從輪渡碼頭前進，穿過蛇山，不遠就到閱馬場，已經可以看到武漢大學了。我找到陳通伯，在他的寓處看到他的夫人凌叔華。當天在他家裡做客，第二天回到學校，搬進教師宿舍。
教師宿舍住的都是單身漢，分為兩處。一處是西園，我的老同學譚戒甫住在那裡，還有中文系其他教師。我住東樓，這可是一處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東樓原來另有大門直通賓陽門大街，門柱上有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字樣，因為門已堵塞，字也有些磨滅了，但還是看得出的。回想1911年武漢宣布獨立，這裡曾經辦過重要的交涉，可是後來這裡面住著武漢大學教師，情況完全不同了。
武漢大學成立雖然不久，但是東樓已經經過幾度滄桑。大學究竟是大學，和中等學校截然不同的。中等學校有如小小的家庭，總還有個小小的安排。辦過大學的當然要說這是小家子氣。大學就不是這樣了。整天鬧鬧哄哄，好比是沒有蜂王的蜂窩。就如東樓，本來指定作為單身教師宿舍，但是學生搬進去了，他們是東樓的主人，想要住進的教師，首先要徵求他們的同意。經過一段時期以後，這個情況變了，東樓確定是教師宿舍了。一位中文系的老師進去看了一看，一個大房間，不足三十平方米，可以讀書會客；裡面還有一個套間，十五六平方米，可以住宿。這位老師喜不自勝，就冒昧地搬進了，沒料到生物系教授兼總務主任的張老師久已看中了。這位張教授我也見過，溫和謙虛，真是一位忠厚有道的君子；可是他的外甥，事務科的左科員並不溫和，他帶木工來了，乒桌球乓一陣，把全部窗子卸去。這一晚中文系教師凍得好苦，但是不識相，還要堅持下去。又一夜的風雨，把鋪蓋書籍搞得個稀巴爛，差一點沒讓積水滲下去，使樓下的教師如魚得水。眼看是不濟了，天晴以後，他才倉皇退出。張教授搬進來了，不過不久他的家眷來到，他也搬走了。
我到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開辦一年多了，一切逐步地走上軌道，東樓是沒有學生了，可是房間還是很緊張，主要是由於有的人有了臥室還要會客室、讀書室，這樣一來，別人就連臥室也很緊張了。我住的地方是樓下，房間大大的，卻是土洋結合，一半是地板，一半是水泥板。房間裡還有一個過道，原來是通向前面的，現在截斷，成為結構上的一條盲腸，既不通風，也不透光，白天蚊子成堆。我沒有辦法，捉了二三十個蜘蛛扔進去，讓它們結網捕蚊，來一個以蟲治蟲。
我這間房的旁邊還有一間，上半年空著，下半年住進了工學院的助教羅宣譽，也是泰興人，所以我們經常往來。他那房間更特別，同樣鋪了地板，但是裡面一半卻高上去三尺，有階梯升降，因此稱為不平居，羅先生稱為不平居士。
樓下住的有游國恩，江西臨川人，北京大學畢業；周子斡，漢陽人，清朝進士，這兩位都是中文系教師。此外有任戇忱，湖南湘陰人，英國留學生，回國後擔任過湖南大學校長，現在是經濟系教師。這一位很特別，因為學的是經濟學，回國以後教的是經濟史，那時還沒有人寫中國經濟史，決心自己寫一本，這原是很需要的。要寫書首先得摘資料，好在他生活簡單，家裡也有田租收入，不但用不著寄錢回家，多少還可帶出幾文，因此大量買書。武昌有舊書可買，湖南更是古籍匯聚的地方，買了書就得甄別版本的好壞。任先生在數年之中就成為宋版書收藏家，整部收，零本也收，甚至三元一頁的斷簡殘篇也收。他的中國經濟史大約是沒有完成，但是他的版本目錄之學卻成了專門，後來我開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課時，得了他不少的幫助，確實是一位益友。
樓上住的最特別的是徐志摩的外甥孫先生。徐志摩有他的商籟體，是有名的詩哲。外甥不離舅家門，孫先生也是詩人了，他有一篇《寶馬歌》，咿喲呵啊地印了《武漢日報》整整一版，我因為事情多，沒有讀過。這位孫先生非常特別。那時武昌最有名的是三不：道路不平、電話不靈、電燈不明。我們平時都給電燈搞苦了，要開新課，不能不讀書，遇到這樣的電燈，實在也只能對付著搞下去。可是孫先生有辦法，二百二十伏的電壓，他去買了一百一十瓦的燈泡。晚飯一吃，出去散步，回來把電燈一換，他的房間裡照耀得和白晝一樣，別人房裡立刻烏漆墨炭，連鬼也幾乎可以出現。有時索性格卜一聲，保險絲燒斷，這一晚就大家休息。孫先生這樣的作風，也有好處。後來我到復旦大學時，他也在這裡教書。
還有一位地理教師是浙江東陽人，東南大學畢業。他到校以後工作非常積極，天不亮就起來，查看氣象記錄，因此在學校負責人的眼光里，成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府上是有名的東陽火腿出產地，寒假回校後，總得吩咐校工挑上二三十隻火腿，向權要家裡分送。火腿總是能博人喜愛的，最後由學校申請批准，保送英國留學，恰巧那時工學院長石瑛外放浙江建設廳長，再補上一份浙江官費，他就拿著雙料官費到倫敦找到寓所，由私人教師從哥德貌林（英語「早安」的音譯）學起。
時昭瀛、陳登恪這兩位是由文學院長聞一多介紹來的。時教授是湖北國會議員時功玖的兒子，在美國留過學，能說能寫，人是幹練極了。他自己看清楚他和武大校長王世傑是棋逢敵手，武漢大學不是他的容身之所，後來到加拿大去當了總領事，以後就不知道了。陳登恪更是家世顯赫，祖父陳寶箴是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赫赫有名的維新派，同光派詩人的領袖，哥哥有好幾位，大哥衡恪是文學家、書畫家，五哥寅恪是學術界的先進，在清華研究院和梁啓超、王國維齊名。登恪在法國留學，回國以後寫了一部《留西外史》，雖然不過十萬字左右的中篇，當時也有一些聲名。他在武大開法文課，從字母教起，並不費力，可是這就養成他那信口開河的習氣，有時他會到你房裡，有一搭沒一搭的漫談，攪得東西南北莫名其妙，上午談，下午談，晚飯以後再談，甚至熄燈以後（那時武大是十時熄燈的）燃著蠟燭還要談。後來我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時候，每周要寫五六千字的講義，查對資料不在其內，實在有苦難言，但是人情難處，只有勉力奉陪。有時只能待他去後，對燭寫稿，三四點鐘方能就枕，稍事休息，第二天的工作又開始了。
值得記載的還有一位沈從文，青年作家，那時大約二十四五歲，小兵出身，但在寫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請他擔任寫作教師。在寫作技巧上，他是有鍛煉的，但是上課的情況非常特別。第一天上課時，漲紅了臉，話也說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寫上「請待我十分鐘」。學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辦了。十分鐘時間過去了，可是沈從文還沒有心定，因此又寫「請再待五分鐘」。五分鐘過去了，沈從文開講了，但是始終對著黑板說話，為學校教師開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後他離開武大，到過山東大學，抗戰的時候，在西南聯大教書，是有些聲望的。
東樓住的教師有二三十位，奇怪的是沒有一個公共食堂。有的人在學生食堂包飯，至時送來，但是更多的人是三個一組，五位一群，雇了廚師，各自辦起食堂。三餐之前，真是炊煙四起，各奔前程。1929年上半年我是在學生食堂包飯的，下半年和數學系教授葉靜遠等一處搞了一個廚房，廚工名羅中山，人很老實，名字特別響亮。
武漢大學是1928年開辦的,由湖北建設廳廳長劉樹杞擔任校長，原是掛名差使，後來劉樹杞調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武漢大學的班底就形成了。這個班底一般教師稱它為「中執委」，是以北京大學部分教授為基礎，吸收了清華大學一些人士聯合組成的。校長王世傑、教務長王星拱，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共四院，院長是聞一多、皮宗石、王星拱、石瑛。各院之中又有重心人物，為文學院的陳通伯，法學院的周鯁生、任戇忱、楊端六，工學院的趙師梅等。法學院是武大的重心，而法學院的皮、周、楊、任都是湖南人，更成為重心的重心，因此武大開辦時的湖南教授特別引人注目，時人稱為湘軍。
文學院開辦時有三系：中文系、英文系、歷史系。聞一多的主張是把中文系辦成一個現代化的中文系。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眼光的。
但是當時的中文系只是一個封建社會的中文系。說來也很稀奇，儘管一個大學裡各系都向前看，唯有中文系是向後看，並且認為各系不妨向前，唯有中文系必須向後，這是中國的國粹，輕易碰不得的。
東南大學李虎臣教授的妙論，前面已經說過了。四川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版本目錄方面，不能不說有所成就，但是上課時一定要學生手執墨盒毛筆，偶然發現有人居然帶著鋼筆教室，他可能要叫鬧一個小時，最後氣咻咻地下課。
在武漢大學初辦時的中文系，最不孚眾望的是王教授。每星期到校兩次，並且叮囑聞一多要把課時排在下午，因為……說時他把右手大拇指含在嘴裡，中間三指拳著，小拇指對外一伸。原來上午他得在家抽鴉片。那時還沒有系主任，某教授正在動腦筋，聯絡中文系有影響的學生，一邊把自己的親妹妹許給他，並且允諾以五十畝良田作為嫁妝。後來因為系主任沒有到手，某教授悔婚，學生便畫了一張鍾馗嫁妹圖貼到西院此教授的宿舍。
大學不是沒有落後的一面，但是不能由中文系永遠落後。無奈中文系好像是註定要落後的，特別因為中文系不讀數理，不讀外文，因此輕輕鬆鬆。對不願費神的高中畢業生特別具有吸引力。聞一多堅持文學院要辦哲學教育系，這就把不願費心的學生吸去了一半，同時要中文系學生讀外文，接受現代知識。他極力主張要開設兩門課。一門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那時北京雖有人開課，市面上只出了一本陳鍾凡的作品，雖然不夠深入，卻算是開山的著作，已經很不容易了。還有一門課更特別，稱為英文國學論著，專門選讀一些英文寫作的關於中國語言、文學、考古、藝術這一類的作品。坦白講，英文在這方面，並沒有多少重要著作，開課的意圖是期望學生通過學習這些作品，多少看到西方學者治學的方法。
武漢大學約我前去的時候，主要是要我在預科教英文的。那時學校開辦雖然不足一年，預科的英文教師已經被學生轟去四五位。聞一多和陳通伯共同考慮，非得找一位有經驗的英文教師，才能過關，這才想起了找我。我因為一則南通師範無法應付，久已準備脫離，二則對於武大轟走教師，全不清楚，所以也就冒昧前往了。倘使南通師範能夠安定下來，我是不會去武漢大學的，因為我認為大學教師的光榮稱號，應當屬於淵博學者，與我無關。即使南通師範不夠安定，倘使我知道武漢大學預科教師已經有四五位被學生轟走，我也不會去武漢大學的，因為我知道我不可能超過那四五位教師，自己也不願意作為第六位而進行嘗試。但是我在南通師範既然不願待下去，又不了解武漢大學具體情況，所以我這次進入高等學校，實際上只是一種盲目嘗試。
在轟走五位教師以後，學生也有些厭倦了，因此我在武大預科講壇上居然站穩了。這完全不是由於我的能力，而是由於學生不願意對教師繼續進行打擊。一經站定，一多隨即向我提出新的任務。他希望我在秋季開學以後，擔任大學一年級英文教師，同時準備英文國學論著和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兩門課。
中國語言裡有騎虎難下這句非常生動形象的成語，因為騎虎的人一經騎上只有繼續向前，下來就有被虎吃掉的危險。當時的我就是如此。我指出英文國學論著這一門課還可以應付，中國文學批評史就得好好準備資料，下半年是來不及的。一多說那沒關係，因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安排在中文系四年級，本來可以遲一年的，因此我在準備功課中就有一個先後緩急。
聞一多在國外是學藝術的，也搞一些外國文學，回國以後，他開始搞中國文學，後來搞《詩經》《楚辭》，搞《少陵年譜會箋》，都做了扎紮實實的工作，這樣的文學研究者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倘使他能在武大多做幾年工作，勢必對於這個學校有不少貢獻，但是，1929年秋後，他就離開學校了，這實在是很大的損失。時昭瀛、陳登恪都和一多關係較深，他們因為王世傑、陳通伯沒有竭力支援一多而深為不快，特別對於陳通伯繼任文學院長，更表現由衷的不滿。事實上，一多雖然是湖北人，擔任了文學院長的職務，但是究竟不是所謂武大核心成員，所以他提出辭職，王世傑沒有出面挽留，這就造成他不能不去的局面。離開武大以後，他到過山東大學，到過清華大學。抗戰時期他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因為反對蔣介石，被蔣介石暗殺，為國家民主獻出了最後一滴血。
一多對於文學的貢獻，主要在於提出中外合作，語文分家的主張。這就是說中文系和外文系不應當分成兩個系，而應當合為一個文學系。同時中文系不應當把文學和語言、修辭、聲韻、訓詁合在一處，而應當把那些另外成立一個語言學系，包括漢語和外語。這是一個大膽而富於建設性的建議。文學只是文學，無論是「選學餘孽」「桐城謬種」，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都不能獨占文學的講壇，至於語言、音韻這類學問，是和文學分門別戶，另成一家的東西，不能混為一談。一多的看法其實是有理由的，但是當時沒有得到重視。他在武漢大學文學院長任內，也沒有正式提出，他的摯友時昭瀛、陳登恪和他雖有深切的友誼，但是沒有學術上的支持，結果他的主張只成為曠野中的呼號。我對他是同情的，但是我在武漢大學，雖然接觸到個別「中執委」的人物，卻和整個的集團沒有聯繫，也不願意聯繫，所以提不出支持一多的語言。1949年以後，中國文學系分為文學專業、語言專業，語文確實是分家了，但是中文、外文的門戶還沒有打破。無論在中文系怎樣提倡要學外文，二十年來還是沒有取得成果。
在學術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樣，有埋頭苦幹的實行家，同樣也有招搖撞騙的流浪漢。在武漢大學我也遇到過這樣的人。羅教授就是一個。五四運動發生於北京大學，當時有好多苦幹的人，一般人連名字都沒有人知道，但是羅教授在這次運動中，卻獲得了政治資本。1927年夏天，他在南京混了一段時期，當時誰也沒有把他當作什麼，可是也沒有否定他在五四運動中有一定的貢獻。不久他當上了清華大學的校長，清華有清華的傳統，多少有些排他性。一年以後，他來到武漢大學，武大的「中執委」們本來都是北大的舊人，因此他來的時候，還是聲勢煊赫的。臨到以後，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為什麼到武漢大學》。大意是說儘管有人詫異大學校長為什麼要到他校教書，這在外國是常有的，例如美國某校長某人曾到某校開課等。其實這些話恰恰是「拉著虎皮當大旗」，只能博識者一笑。大學校長不是官，即使是官，也不能證明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能在大學教課只說明他的學術成就，既不必誇耀，也未必顯得他紆尊降貴。至於引證外國的某甲某乙，只能證實他的心虛。
羅教授來了，擔任歷史系教授，由陳通伯主持歡迎會。到會的還有張修，大一英文教師，和我一樣。他和我說：「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我是外文系代表，羅先生是中文系代表，經常在一起開會的，今天他來，氣焰不同了，和他招呼不好，不招呼又不好。」我說：「這樣吧，我和通伯提一提，要他和羅先生說。」
通伯對羅教授說：「你還有一位同學在這裡。」
這時張修站起準備和羅教授握手，羅教授只是唔唔一聲走遠了。同學什麼呢？地位不同就別談吧。這一下午張修真是氣苦得十分。
羅教授上課也確實與眾不同。往常我們上課的時候，有一班是一班，說不定也還有三兩個遲到的，甚至臨時不到的。羅教授上課就完全不同了。歷史系的學生全部到齊，一眼不眨地等著。那時窗台上、門框邊，甚至過道里也是各院各系的學生，大家都在靜靜地等待這位五四運動的英雄，清華大學的舊校長，當代有名的學者。
北京大學的老傳統，地位愈高的學者到堂愈遲，有的人甚至遲到二十分鐘還不止。這個傳統雖然武大的「中執委」們因為是辦新校，故意勤勤懇懇，沒有搬過來，羅教授卻是不會忘去的。他由通伯伴著，踢踢踏踏地來了。首先是介紹，以後是鼓掌。掌聲的熱烈，震得玻璃窗也在格倫格倫地顫動。
「要讀世界史，首先要懂得多種外文，你們的英文想必是很好的了。」
學生們瞪著眼睛，實在不敢自信。
「你們的法文怎樣，能讀書嗎？」
法文是讀過的，有陳登恪教授，還有袁昌英教授呢，但是書讀得不多。學生們不做聲。
「那麼是不是讀過德文？義大利文？」
學生們對著大學者直晃腦袋。
「不懂德文、義大利文，怎樣能讀好世界史呢？要讀世界史，必須對於各國的語文多讀，多學習，以後對近代世界史才能加深理解。」
羅教授的這一番語重心長的指導，不但教室里的學生心底佩服，連那窗台上、門框邊的學生也在暗暗地喝彩。
自此以後，羅教授上課時的規矩更嚴肅了。學生不能遲到，不能交談，不能咳嗽。有人違犯了這些規律，羅教授那金子一樣的指導性語言便停下來，以待犯規者的反省。
但是逐步逐步地那金子一樣的語言變色了。也許是合金，是銅，是比銅還要差。窗台上的學生不來了，門框邊的學生不來了，甚至教室內的學生也不一定來了。是怎樣一回事啊？短短的一年還沒有到，羅教授到南京去了。政治工作太需要人啊，不能由他埋沒在蛇山的南麓。又經歷了若干年，羅教授依然到學術界來了，那時他是中央大學的校長。中央大學的師生給他題了一首五言絕詩：「一聲豬狗熊，兩眼勢利錢，三絕吹拍騙，四維禮義廉。」這四句委實有些過分，在蔣介石政權的時候，對人是不能要求太高的。
1929年的秋天，還來了兩位教師。一位是李雁晴，瑞安人，中文系教授。這一位自學出身，長於目錄、校勘這套學問。對於我的幫助很大。我為了準備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講稿，首先要搞資料。因此不斷地向任戇忱、李雁晴這兩位請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卻更注重實用，因此對於我的幫助更大。雁晴說：「只要是必需的，無論書價多貴，就得買下。要是版本沒有特別價值，那麼鉛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進。」我的餘款有限，所以就跟著雁晴走，應當認為這是一位益友。那時武漢大學教師常在武昌舊書店走動的有四位：第一是任戇忱；第二是李雁晴；第三是陳登恪，買得雖不多，但非精品不買；第四是我。
新來的還有戴凝之，泰興的鎮江人。泰興本來是一個小地方，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以後，一批鎮江人來了。窮人是不會過江的，富人過江以後便要進行經營，建設他們的金融王國。這批人有的搞鹽棧，有的買田，有的開當鋪、搞錢莊、放利債。總之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來。他們一般不和泰興人通婚，也不說泰興的方言，這樣就把泰興搞成了他們的「殖民地」，也不一定把泰興人當成自己的同鄉。不過凝之還好，儘管他也屬於新來的階層，和我卻沒有什麼隔閡，許多方面對我有不少照應。他在英國學成本會計，到了武大，加入了經濟系，和楊端六、劉秉麟等關係較好。
由於戴凝之來校，連同葉靜遠、羅宣譽和我，總共有四個人是來自泰興、泰州的，見面時都稱為老鄉。外地人儘管與二泰地區無關，都帶姓稱呼一聲老鄉。
我的家眷本來是賃居泰興後隆盛巷蔡家的。房主蔡佐卿看到我在這兩年中，到過南京，又到武漢，工資比在南通時高了兩三倍。他認為這是走運了，因此和他的老婆共同摸索我走運的原因。經過不斷推考和研究，最後他們夫婦認為搞清楚了：我們所住的堂屋，正對著他家的一口井，井水汩汩地不斷滲出，有時還有一些潺潺的水聲。這是財源。有了這個源，朱家就開始走運了，做官，當大學教師，高工資，一切都靠著這一口井。當然有一道短牆攔住，但是短牆哪能攔住財氣呢？蔡先生還抽空領我去看那潺潺的流水。不錯，水是在不斷地流著，但是這和我有什麼相干呢？還是蔡婆好，她開門見山地說：「朱先生，事情是明擺著，沒有這口井，你哪能到武漢大學去呢？我看就這樣吧，你們願意住呢，房租加一倍，六元改作十二元；你們不願意呢，那也聽便。」
6月里要我們搬家，當然談不到，但是不搬也住不下去。
蓮舫不知在什麼時候來的，插了一句道：「十二元一月也好，總還是希望你們兩位多照應些。」
人是在環境中培養成功的，沒想到蓮舫竟然那麼果斷。事情也不奇怪，結婚十年，她已經從一個少女成為家庭主婦，孩子已經有了三四個，哪能沒有一些見識。看到和一位見錢眼開的人無理可講，因此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議。我是不會駁回她的主張的，因此這一年的秋冬，我們照數交錢，我不知道蓮舫內心有什麼打算。
1929年秋天，我去武漢，直到年底方始回來。原來蓮舫早已安排好了，我們典了城南越街附近何家兩進一廂的房子。廳屋三大間，堂屋也是三大間，外加一個套間。我們自己住一個房間，套間留給孩子，還有一間留給母親。廂屋六間，南三間作為書房和北邊隔斷，中間作為走道，北邊兩間作為廚房。這房子可是寬暢，比我們以前所住的要寬多了。不是蔡佐卿的敦促，也許我們還想不到要搬。可惜的是母親還是不能來，我們只有把那一間空著，暫時由孩子住。
我到家以後，不久就搬家了。從隆盛巷到越街，路並不遠，所以一下午就完全搬訖。清於才四歲呢，玩了一會有些倦了，拉著我的手說：「爹，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還是回家吧。」
「傻孩子，這就是我們的家，用不到回去了。」我說。
泰興人的規矩，房客搬出以後，房屋要空出三天，房東才能進去。但是蔡先生等不及了，我們一走，他就帶同蔡婆立刻住進去，以防冷落了這個房間的喜氣。井水照樣流，滔滔汩汩地沒有一刻空著，蔡先生由於是當鋪的店員，財氣是有一些的，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大的喜訊。
1930年春天，武漢大學正在尋覓新校址，以備發展壯大。最後肯定在賓陽門外洪山以東的一大片山地。山名羅家山，有前山後山，中間相距大約二三百丈。由山灣向東是郭鄭湖，中間最狹的處所不到三十丈，來往行人可以乘船渡湖，最闊的處所大約三四里，這是說的東西的距離，南北之間那就要十里八里不等。那天我們在山坳里走了大半天，最後直到正南方向，卓刀泉古寺，在山僧那裡飲茶休息。進得山門，迎面一塊匾額，「卓刀古蹟」四個字，寫得非常挺秀，大約是出於名家手筆。本來書法家對於橫匾最難安排，入手三字筆畫簡單，最後一字非常複雜，要寫得那麼停勻，使人少者不覺其枯，多者不厭其煩，實在非大手筆莫辦。可惜沒有署名，不知是哪一位的作品。安慶城的「樅陽門」三字，包世臣曾經嘆其卓絕，我對「卓刀古蹟」四字抱有同樣感想。四十餘年了，時代變了，卓刀泉的古廟早該沒有了，但是我很懷念這四個字的書法成就。
武漢大學的新址決定以後，地名也改過了。郭鄭湖稱為東湖，因為是在校址以東，這還可以說出理由。羅家山稱為珞珈山，大約和商籟體的雅號，出於同一個思想體系。為什麼稱珞珈呢？稱「落伽」不是還有些依傍嗎？但是改定名稱的先生們一心忘不了金呀，玉呀，所以攪出這個不明不白的稱呼。看來珞珈這兩個字還得繼續下去。
我在南通的時候，雖然和蓮舫分居兩地，但兩個月總得回去一次，現在更遠了，思想上的牽掛更深刻、更痛苦，作詩一首：
同游珞珈山
江關蕭瑟思如麻，游屐相攜愧珞珈，若使無情能對酒，但教有夢不還家。重湖恰漲魚兒水，一樹新封桐子花，滯客未歸春欲老，雲山滿目鎖煙霞。
這首詩也許太坦率了，還有更坦率的：
古意二十首
一別隔邱山，萬里阻門楣，行裝未及卸，便自數歸期。
天邊長作客，家亦在天邊，兩邊相悵望，中心劇可憐。
乘興忽看山，湖光滿山阿，一水盈盈語，誰人流眼波。
出亦不欣欣，入亦不欣欣，誰能別離此，對案忽念君。
出門路萬千，寂寞無儔侶，夜燈解近人，知我愁情緒。
愁思無聊賴，強自和人住，春江日夜流，不解將愁去。
殷憂割人腸，腹中寸寸裂，常恐不見君，未忍便決絕。
憂來如迴環，宛轉時相見，歸去便解憂，系汝作手釧。
迢迢隔清暉，常恐成鄙賤，不是戀酒卮，卮中見人面。
深心蘊素麵，頰暈兩唇丹，莫謂不相信，剖取與君看。
明月出東海，懸知先見君，大宇隔素魄，迢遞見清芬。
新栽五竿竹，夜夜縈魂夢，念我翠袖人，牢愁詎能送。
宿霧滯不飛，暮作千階雨，卻恐夢魂歸，濛濛不知處。
憶昔在南州，倉卒步視汝，今來隔江漢，魂夢路如許。
江波萬白馬，長鬣高騰驤，一夜三千里，送我置汝旁。
夜中促我起，道是小兒啼，被衣出門視，月白烏夜棲。
西風送我行，長逝入深閨，閨中何所見，但見鎖雙眉。
相望不相見，淚濕寒衾透，常恐更負汝，莫系雙紅豆。
積慘鑠肌骨，憂患日夜生，丈夫值亂世，所志非功名。
期我一丘壑，相與忘名姓，不飢亦不寒，晤對成嘯詠。
痛苦是相期而來的。4月2日從家信里得到消息，我的表兄李仁溥去世了。仁溥哥和我是自小在一處的。我在英國的時候，他在無錫師範讀書；我在廣西的時候，他在漣水教學，是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各在一方，但是那時大家都不在泰興。及至我到南通，他已回到故鄉，因此我回家的時候，朋友們是經常見面的，尤其是仁溥哥，我們談得更多，共同點也特別多。最經常的話題是書法。在這方面，仁溥哥比我聰明多了，學顏就像顏，學柳就像柳。我可不同了，我在臨摹方面能力差，常常仁溥哥三五月學成的事情，我學了一年半載還沒有找到門路。家鄉近代的書法家可以特別提出的是陳潮（字東之），和我的族伯父朱銘盤（字曼君）。東之先生長於篆書，大力縱橫；曼君伯父長於行楷，才華四溢。對此我們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但是求學的道路是不一樣的。仁溥哥是由行楷入手的，因此他的成就也早。我自己認定是笨，我一定要從篆書入手。到了三十五歲前後，仁溥哥已經由行楷進入分書，我也由秦篆而入漢隸，這就是說我們已找到一條共同道路了。後來我在仁溥哥的祭文中說：「惟子於書，真行挺秀，我拙不能，竭蹶篆籀，溯之沿之，乃會於中，握手相視，兩漢西東。」這是切實的敘述。我們那時都作詩，不過同樣有很大的差別。仁溥的詩，偏重才華，一望而知；我的詩就沾滯得多了，所以祭文中說：「惟子於詩，興會飄逸，方車異軌，子文我質；我書滿笥，期子共讀，子則往矣，搔首仰屋。」
三個月以前，那時還在寒假中，因為我的房子比較寬大，朋友們常來，春節那一天，健東、澹若、迺寬都來了，仁溥哥那時的腹水病已經不輕，也高高興興地來了。
我和他說：「看來情況不太輕，是不是找周雪漁商量一下？」
仁溥說：「沒關係，不看也會好的。」
就這樣一遷延，到燈節更嚴重了，這才決定到江陰去就醫，由澹若護送。城中小學教師田匪石備酒餞行，那次我也與會，心情很沉重。仁溥哥還是高高興興地過了這一晚。第二天澹若和他同去江陰，不久開學了，我回武漢大學。平生最親的表兄弟從此永訣。回想1927年4月初，泰興成為空城，宋福田正在準備進攻，我還在城內東西亂逛的時候，仁溥哥帶著一臉的憂色和我說：「你怎麼到今天還沒走！」祭文中又說：「惟子於我，誼篤交親，輔仁規過，絕常異倫。圍城視余，氣噤色墨，朋友赤心，惟吾仲默。」現在赤心朋友真不多了，在四十餘年以後的今天，想到這一位早年的表兄，三十六年的朋友，實在不禁黯然。是不是我還會回到泰興，我不知道，即使我回去，外祖母的，舅父舅母的，表兄表嫂的住宅一定還在那裡，但是宅中的居人，一個也不相識。我這個雖未化鶴，居然來歸的丁令威，只有更加悲愴而已。
仁溥哥的死亡，使我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還在等我。仁溥哥之死，我沒有回泰興，只吩咐君達去祭奠。君達這一年十一歲，但是在城中小學是有名的高才生。這孩子平時很安詳，但是安詳之中也很倔強。他不欺負別人，也不接受別人的欺負；如果遇到蠻不講理的大孩子，他能奮不顧身地和別人拼，拼到別人承認不再欺負他為止。我在南通師範教書時，曾和蓮舫計算過，憑我的工資，除了各方面的負擔和自己的用途，最多只能供給一個大學生的用度，當然也只能由君達去了。城中小學校長邵漸逵對他也是另眼相看的。仁溥哥去世以後，不久君達傳染上了腦膜炎。接連幾天高熱不退，人不斷地向後彎弓。這可驚壞了蓮舫。她總是抱著孩子不放，但是沒有辦法。請西醫，西醫說是要進行脊椎注射，可是他沒有針，一借來的又是銹的，孩子受到很大的痛苦，卻沒有一些療效。眼看這條路走不通了，再請常來看病的中醫孫霞仙。霞仙是一位負責的醫士，但是這時儘管著急，還是沒有辦法。
腦膜炎正在廣泛流行，《申報》上載有惲鐵樵的醫方。鐵樵是商務印書館的舊人，這時正在開辦中醫函授學校，享有盛名。他認定腦膜炎是熱症，必須用大劑涼藥，才能把病勢壓下去。耿迺寬把醫方抄好，送到蓮舫手裡。
他說：「只有這一條路了，四嫂，你看是不是試一下。」
蓮舫自己拿不定主意，吩咐請孫先生商量。
孫先生捧著這張藥方，手裡直哆嗦。病情是大熱，高熱到四十度，孩子面赤、腰向後彎，確實是很危急，但是服了涼藥，會不會病情惡化，以致不可收拾呢？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說：「大涼藥怕不能用。」他極力主張慎重，只能開一些退熱的中藥。
那時泰州塘灣有一位紀大夫，是有名的小兒科中醫，蓮舫連忙派車子去接，並且說清不問紀大夫在什麼地方，務必要接得來。
蓮舫把儲蓄的一千元拿出來，她說：「誰把孩子的病治好，這錢就是他的。」
情況實在危急了，孫先生不敢開方子，迺寬兄送來的醫方還擱著，西醫的針又不管事，紀大夫還不知從塘灣又到哪裡去了。蓮舫的眼淚、岳母的眼淚淌得眼睛睜不開了。最後有人介紹一位張先生來看病。張先生一搭脈，他很鎮靜地說：「有辦法，不用著急。」
張先生的方子開好，孩子已經非常疲頓了，服下這劑藥以後，孩子死了。待到紀大夫從姜堰趕來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
在孩子危急的時候，蓮舫打電報到武昌。從武昌到家是下水船，比上水船要快，但是到高港後，再趕到家，也得要三天。我到家門口，看到五歲的秀若，問道：「大哥的病怎麼樣？」
秀若說：「大哥死了。」
進門以後才知道君達死後，棺柩寄頓在慶雲寺，蓮舫正在那裡呢。
我趕到慶雲寺。鐘鼓樓下面，正寄頓著孩子的棺柩。蓮舫看見我到了，眼淚像雨水一樣地直瀉，號啕大哭。我的眼淚也不由自主地直瀉下來。我們都覺得前途完了，沒有了。十一年以來，我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達身上。其他還有四個孩子，但是總覺得女孩子要脆弱些，經不起風雨；君遂是男孩子，可是比君達差多了。我們考慮到自己，考慮到這個小小的家庭，總覺得是一個特大的打擊。
那天下午，我到蘇家巷去。君達在校，是一個有名的頑強而又努力的學生，有時也到奶奶和伯伯家去，因此母親和大哥都很關切。
我只有安慰母親說：「孩子去是去了。這是逆事，媽媽不必苦惱。」
大哥說：「那位張先生是泰興城裡有名的火星菩薩。大劑的熱藥，不知害過了多少性命。」
這位張先生後來我也看到。在我問到為什麼要用大劑的熱藥，他很沉著地說：「書上都是這樣說的。不相信儘管拿書看。」
我沒有看過這些醫書，但是從這位張先生我卻認識了自古相傳的一條真理：「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那大舅，蓮舫的哥哥霽澄更加出奇。他和我說：「君達的情況我知道的。那時戴凝之的老四也搞上了腦膜炎，戴家專人到鎮江找著腦膜炎專家來泰，進行治療，效果很好。情況我都清楚，可是病不薦醫，我沒有和蓮舫說。」
我結婚的時候，霽澄到美國去考察教育，回來的時候，到過南通。那天去訪我們，恰值我正上課，事後才見面。他給我的印象是不夠理想的，經過這次言論，我對他的看法更差。以後我們的關係更疏遠了，直到抗戰以後，那時他的事業在各方面都失敗了，他的氣焰也差不多都消除了，我們才逐步地接近起來。
城中小學的校長邵漸逵總結了這兩個月來的損失，他說：「今年城中小學失去了一位好教師，也失去了一個好學生。」
一個星期以後，我安慰了蓮舫，還是回到武大。
那時正在開工建設新校舍。圖樣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當時國內有名的大學，清華大學在頤和園，漂亮是漂亮，可是這是宮殿和庭園的複合體，不夠雄偉。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都是舊式房屋，反映不出時代的新貌。武大的藍圖確確實實是雄壯、偉大。除了前山安排了十八棟小洋房，作為「中執委」們頤養的所在，學校的重心安排在珞珈山後山。中間的大平川，經過整理，作為體育場。面南的高坡上安排著四座四層建築物作為宿舍。宿舍之間是一道直上山頂的石階，共有三道，每道四層。從階道上去，是廣闊的山頂，安排了三座大樓，東是文學院，西是法學院，中間是圖書館。圖書館中間是大廳，作為閱覽室，這座閱覽室可真大，下邊是幾百人的座位，上邊是穹頂，中間沒有一根庭柱，更顯得寬敞雄偉。從這三座大樓向前看，是水泥的廣場，靠南端，正當三道石階的頂端是三座廳屋，可以作會議室和報紙閱覽室。三座大樓是正屋。斜坡向左是理學院，建築得更玲瓏，有階梯教室，也有各式各樣的實驗室，可惜的是設計得太巧、太漂亮了，因此必須花費很多錢，而實際可以利用的面積卻不夠大。斜坡向右是飯廳和廚房。第一期建築里沒有安排工學院，只在湖濱建築一座小型的工場，暫時在那裡安排教室。
這幅藍圖是大家都看到的，特別吸引人的是那宿舍和三座大樓，遠看竟是八九層的大型建築。最後決定由漢口幾家建築公司公開投標。得標的是六合公司。
六合公司是中國人辦的，他們經過審查，覺得別的問題不大，只有圖書館的大廳太大了，又沒有一根柱子，唯恐負擔不起那個大型的穹頂。
「這是德國建築工程師設計的，安排柱子就怕破壞結構的形象。」武大的「中執委」對於中國人的建築公司並不十分相信。
「要是不安排柱子，那時穹頂萬一掉下來由誰負責？六合公司沒有負擔這個責任的氣魄。」六合公司的經理說。
德國工程師的設計，他們是重視的，但是「中執委」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三十年代的武漢大學是建立在校舍建築上的。北大、清華，乃至浙大，這些學校的聲譽是建築在學術成就上的，武大呢？除了這座新校舍，還有什麼可以提出來，這是關係到學校前途和「中執委」們自己前途的。經過鄭重考慮，他們決定還是安全第一，終於採用了六合公司的建議，在圖書館的穹頂下，加了四根巨大的水泥柱子。
還有那前山的十八棟呢，這是「中執委」們的菟裘，他們在學術上、事業上、聲望上有了宏偉的成就，總不能和一般人一樣，住在簡陋的蝸居棚里吧。好在這些小洋房花錢不多，設計不難，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築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權貴們帶著他們的妻室兒女，箱籠瓶罐，乘著學校的汽車陸續搬進。
1931年的夏天又添了一位老鄉，丁燮和，燮林的弟弟，工學院教授。家鄉人更多了。燮林和「中執委」們的關係特別密切，因此也住到十八棟。戴銘巽、羅樹聲、葉靜遠還住在單身宿舍。宿舍本來是四棟四層，按千字文分列齋號。教師們住在天、地、玄、黃這四個齋號里。我住在黃字齋。這裡還有歷史系陳祖源，蘇州人，化學系許熙生，宜興人。我們常在一處閒聊，許熙生眼看著新校舍和十八棟，嘆了一口氣：「快樂環境啊。」
我們也得公道一些。「中執委」們的偉大前途，雖然局限於建築起來的畫棟雕梁方面，究竟還沒有忘去所謂的學術成就，這就是要辦刊物。《文哲季刊》《理工季刊》《法學季刊》就是這樣陸續出籠的。主編的是「中執委」，執筆的就是教師。不一定每個人都要寫，不過主編們點名的也很少不給寫，好在名為季刊，其實每年出一本的也有，出到兩本就算很不錯了。每期印五六百冊，大約贈送和賣出的不到一百冊，其餘擱在倉庫里，好在房子多，還有地下室，不愁沒有去處。季刊有了，這就無形地為學校的學術地位撐了腰，至於季刊的不足之處，不能說是沒有，但是正如古人說過的「茂林多枯枝」，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缺點。
自1929年以來，各系都有了三四年級，一位院長已經忙不過來，因此各系都設置了系主任。文學院共四位系主任：中文系劉賾，外文系方重，教育系高翰，歷史系李劍農，但是大權都抓在院長手裡。歷史系的李劍農是老朋友了，外加是湖南人，總是大局為重，但是在知己朋友面前，有時說起：「給人當系主任，要人負責，可是一些權也沒有，教人怎樣辦！」劉、方、高三位都沒有意見。校務會議的時候，各系負責人都要出席，發言的除「中執委」外，人數不多。
我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和英文國學論著以外，又開大一寫作課，因此確定是中文系教授了，同系的還有周子幹、游國恩、劉永濟、劉豢龍、徐天閔、張西堂、錢南陽和老同學譚戒甫。子幹不久去世，國恩、豢龍、西堂、南陽先後他去。劉賾是黃侃的學生，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雖然沒有新的成就，但是多少也傳了黃侃的一些門徑。由他當系主任，這裡正見到通伯究竟在學術上是外行，和聞一多語文分家的主張完全不同了。我曾問過戒甫，劉賾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戒甫說：「劉賾嗎，那是我們湖南人說的『昧子』啊。」看來通伯把劉賾提出來，主要是因為他聽話，不多提主張。
那時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門新課，一般學術界沒有什麼論文發表，因此我陸續把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論文寫出發表，主要是藉此求得一個請教的機會。今天看來，這些論文，和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都用文言寫出來，多少有些脫離時代。其實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漢大學中文系真是陳舊得可怕。游國恩、周子幹還在那裡步韻和韻，這是私人活勸、無關大局，劉先生在中文系教師會議上昌言「白話算什麼文學！」不能不算是奇談怪論，我所以用文言寫論文和講稿，只是告訴他們一聲：「『之乎者也』並沒有什麼奧妙，大家一樣地寫出來。」在這裡我要感謝少年時期的唐老師。不過我除散文以外，同樣寫過詩詞，寫過駢文，所以，「桐城謬種」這個雅號，對我並不適用。
搬到新校舍以後，那位胡博士來了。這時他還沒有把那「只談問題，不提主義」的理論提出來，平時總在表現他的歷史癖。博士一來，震動了全校，「中執委」們忙得屁滾尿流，又是演講，又是座談，熱鬧非凡。這個聲勢，比羅教授更加煊赫。學校為他安排的是中國史六講，地點在大飯廳，時間是晚飯後七時。這個安排是為了全校學生，文法理工各學院的師生們都有機會聽到博士的崇論宏議。我還記得第三講的標題是「老英雄裹創思再戰」，主要是講的南北宋。只要看看題目，就可以理解到博士把中國歷史局限於趙姓王朝的興廢，而對於當時國內各民族的生存發展，並沒有大致的概念。我年齡雖不大，飯廳也不遠，可是把一晚的工作時間，消耗在博士的長篇宏論方面，實在並不值得，因此不再奉陪。
但是「中執委」們並不放手。在珞珈前山北麓的招待所又安排了一次文學院教師座談會。設計並不錯，在松林之下，三人一堆，五人一叢地坐著，陳通伯陪著博士走來。通伯在前面吆喝著：「今天的座談，不拘形式，在這裡大家隨便談呀。」我因為英文國學論著的問題，曾在上海極司菲爾路和他見過一面。後來陳登恪告訴我，那裡的一切開銷全是由宋子文承擔的，所以那一天儘管到場，終於是無話可說。
1931年9月18日，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終於在瀋陽爆發了一場進攻中國的戰爭。東北大軍閥張作霖由關外進入關內，在他極盛的時代，把持了半個中國，及至蔣介石進入南京，馮玉祥、閻錫山都揭出了革命的旗號，他一看情勢不利，趕緊由京奉鐵路退出山海關。他和日本反動軍國主義者本來是有勾結有鬥爭的。勾結的一面，是他依靠日本反動軍國主義者的槍炮和銀圓；鬥爭的一面是他還不能把東北三省連同熱河全部奉獻，只能零敲碎打，搞一點賣一點。事實上這也並不稀奇，由他看來，勾結就是出賣，鬥爭就是零售。這是完全符合他的邏輯的。可是從日本軍國主義者看，這樣的賣手實在不痛快，不麻利，牽絲扳藤，麻煩太甚。因此趁著張作霖出關，還沒有到瀋陽的當口，在皇姑屯埋伏下爆炸物品。鐵輪一到，震天轟地，把這一位大元帥送到九霄雲外，終於粉身碎骨，零落在祖國的大地。
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並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是四金剛騰雲，各顯神通。張作霖一死，並沒有什麼整個計劃端出來。這就為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安排了一個適當的課題。和蔣介石妥協吧，自己的父親為什麼要出關？和日本人妥協吧，那麼是誰把父親炸死的呢？當時的張學良是一個未經改造的張學良，一時拿不定主意，但是在最後的一剎那，民族感和正義感終於占了上風，他決定和關內合作，蔣介石也立即發表了他的東北司令長官官銜，同時宣布了他的副總司令的官銜，副總司令當然是一條空銜，蔣介石不會把自己獲得的大權和張學良共享的，但是在當時是一種榮譽。
多年以來的苦心孤詣，皇姑屯的集束爆炸，從日本反動軍國主義者看來，不是為張學良掙取官銜的，何況還有那震動世界的田中奏摺呢？「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本庄繁大將在瀋陽準備就緒以後，炮聲一響，隨即占領了瀋陽，轉瞬之間占領了吉林，占領了長春。齊齊哈爾還多少抵抗了一下，不久也被占領了。東北三省全部由日本人占領，日本這個反動軍國主義者的國家終於吞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張學良在北京，這時他還沒有經過改造，在舞女的懷抱里，在嗎啡的沉醉里，他對於人民寄託給他的東北三省，有時也還記得，但是在大部分的時間裡，卻不是那麼清楚。他清醒的時候，打電報向南京政府，也就是向蔣總司令請示。蔣總司令的指示是東北三省軍政各方，不得抵抗。那時不是還有國際聯盟嗎？中日兩國都是國際聯盟的成員，中國千萬不能抵抗，日後國際聯盟進行調查，是非曲直自有定論，日本必然要把東北三省全部奉還。蔣介石嚴厲告誡，倘使有人妄行挑釁，輕啟事端，唯有由該司令長官全部負責。這是當時有名的不抵抗主義，不抵抗主義幾於成為張學良的別名，其實他只是執行了蔣介石的指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指示呢？蔣介石殘酷兇橫，是暴君，但並不糊塗，那麼他為什麼不抵抗呢？第一，東北三省本來是淌來之物，得來固不費力，失去自然也不痛心。第二，他還要保存實力應付馮玉祥，他不能為了東北，把中原丟給馮玉祥。第三，還有贛南呢，那時雖然實力還不夠壯大，但是他和共產黨是較量過的，他懂得明天絕不是今天的繼續，而是今天的壯大。他能放心嗎？贛南的共產黨發表通電，要求放棄成見，共赴國難、出兵東北，收回失地。蔣介石只是置之不理，正和他的不理日本一樣。
9月間武漢大學開學了。歷史系來了一位雷海宗，三十齣外，北方人，四方臉，中等偏高的個兒，但是卻少有地沉靜。我們談到東北的喪失、日本的侵略、張學良的不抵抗、蔣介石的無恥指示和國際聯盟的不可輕信，雷海宗輕易不發一言，最後只沉重地說：「將來的東北，不是蔣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產黨的。」雷海宗的話說得很沉著，很自信，但是他的聰明正是他的自誤，他不理解將來的東北是共產黨的，但是依然是中國的，是中國人民的。時間是無情的，也是最正確的。
武大學生的反應非常激昂，但是那時還早，還沒有成熟。有的女生募捐絨線，在捐啟中指出她們要憑十指的殷勤，溫暖前方的將士。心是熱的，但是她們的反應，還沒有趕上時代。
上海方面的反應，比武漢熱烈多了，究竟那裡是先進地區。但是也有一些反應使人哭笑不得。當時有四位姓馬的賣畫的畫師，他們組織了四馬援馬團，決定大力賣畫，以賣畫所得，支援黑龍江對日作戰的馬占山，這個號召沒有什麼不好，那時的馬占山原是應當支援的。怎樣支援呢？他們要買一口棺木，送到前線，以備馬占山之需，這種想法固然過分了一些，但還不失為對於抗日將士的同情。可是他們的送法卻非常稀奇了。既不交鐵路託運，也不由海輪託運，一定要由四位畫師共同抬起，按站北上。那時日本反動軍閥，正占領著東北和東北的全部交通工具，這口棺木即使真正買了，當然無法送達，大約不知丟到哪裡的山溝去腐爛，證明畫師的愛國熱情。
清華大學的一位講師決心親自到南京，面請蔣介石出兵抗日。他偕同妻子和兄弟束裝南下，一邊絕食，一邊從北京、天津、濟南、徐州、蚌埠、浦口，沿路打電報到上海各報，說是某某講師絕食到南京請願了。當時的各家報紙立即登載，全國的心弦都緊張起來。蔣介石不能不見，可是他不但懂得應付三教九流的辦法，而且綽綽有餘。正當這位講師和他的夫人、兄弟長跪請願的時候，他說：「你們先到中山陵，拜見總理遺像之後，吃過飯再來。」後來我在武漢大學見到這位教授。
國際聯盟嗎？蔣介石指望它能出來說句公道話，叫日本軍國主義者把已經吞下的東北三省七十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這三省的七千萬人民全部吐出來交還中國，這是夢囈，看來蔣介石未必相信，可是他得做出一個相信國聯，依賴國聯的樣子。這批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在日內瓦湖濱酒醉飯飽之餘，首先派幾位職員到中國來觀察一下，其實是來摸底。
一位摸底的紳士到過武漢，武漢大學熱烈歡迎，由校長陪同到禮堂，——第二期建築沒有開始以前，飯廳就是禮堂——然後鼓掌介紹歡迎。紳士說：「中國的情況，東北的情況，國際聯盟是完全了解的，也一定會妥帖處理的，一定、一定。」這時又是鼓掌，熱烈的鼓掌。紳士語重心長地又說：「這裡是高等學府，是理智支配感情的場所。要理智、理智，第三個還是理智。」這時候大家一怔，不知道理智是什麼。七十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七千多萬人民，都被人家占有了，吞下去了，還要怎樣理智！紳士很沉著，聲音不高卻很紮實，每一個字都像尖刀一樣扎進聽眾的耳朵。「諸位沒看到決鬥場上的武士嗎？個兒不高，但是很健壯，光了背脊，挺立在廣場上，兩隻眼睛是兩股利刃，向廣場四周的觀眾瞪著，要是誰動一動，他就呼的一聲，直撲過來，連人都可以吃下去。」紳士說到這裡，把眼睛向禮堂四圍掃了一掃，一股陰森森的氣息，使得聽眾的每一根汗毛都肅立起來。他語重心長地又說：「這就是日本。日本軍隊發動戰爭，把中國的東北三省吞下去。這是事實，諸位清楚，國際聯盟也清楚，但是千萬不能再刺激它，它正在廣場的中心，向大家瞪著，萬一刺激了它，猛撲過來，把中國吞下去，那時國聯，和它現在一樣，對於中國抱有極大的同情，也就……」說到這裡，紳士有些哽咽了：「……無法處理了。」紳士的言論，確確實實表現了極大的同情，聽眾都愣住了，但是誰知道他不是在那裡表演呢？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本來就是表演技術的養成所，這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
日本不斷進攻，南京政府不斷求援。最後國際聯盟派遣了以英國貴族李頓為首的調查團來了。英國是日本的同盟國，英國的貴族更是有名的表演班，李頓來了以後，在中國各處走了一遍，從長春到瀋陽，從北京到南京，住的是華麗的飯店，吃的是豐盛的酒席。中間也到過武漢大學，忙壞了這個學校的「中執委」，連帶一般教師也得耷拉著腦袋跟在後面巡迴。貴族的風度確實與眾不同，他們話不多，詢問得不多，在「中執委」們的殷勤招待下，只是斜著身軀「唔……唔……」幾聲。他們不表態，不置可否，一切由中國人開口。他們不作記錄，說了也就和沒有說一樣。如此如此，他們興盡而去以後，調查報告也做了，確確實實也說過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應當把中國的東北三省退還給中國。但是不還又怎麼樣，總不會看到以李頓貴族為首，出兵東北吧。
群情實在安定不下來，南京政府也看到不能繼續坐視了。是出兵東北吧？當然不是，蔣介石的武器和兵力不是用來對付日本的。他的口號是「攘外必先安內」。不安內怎能攘外呢？必須用飛機、大炮、機關槍、卡賓槍把「內」切切實實安下來，然後才能攘外。外是不能不攘，也一定要攘，但是首先總得安內。至於什麼學校在那裡嚷出兵東北，那好辦，由國府主席林森安撫一下也好。當時的南京政府雖然實際上只是蔣介石一人，但是已經有國民政府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之類的衙門，其實都是空的，是蔣介石安排的一些冷廟，不過冷廟的偶像有時也有用處，正和我小時所見的迎神賽會一樣，為的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林主席來了，在文學院開會，武大學生貼出了大幅標語：「歡迎出兵抗日的林主席」「歡迎林主席出兵東北」「安內必先攘外」「不要忘去水深火熱中的東北同胞」。林森和武大的「中執委」們開會以後，看到這些標語，雖然他的個兒不高，踮起腳跟，伸長兩臂，把這些標語撕了個乾乾淨淨，有些委實夠不到的地方，好在侍從武官還有高個兒，也獻出了他們的力量。這一下卻把南京政府的意圖來了個徹底的大暴露。
武大表面上又安定下來了。還是正常上課，正常搞學報。
關於中國文學批評我寫過八九篇論文，這時我想到中國文學主要是從《詩》三百篇和《楚辭》發源的，因此我想把這兩部書扎紮實實讀一下。
那時這兩部書都有人開課，因此我只能自己苦讀，不便去向人家請教。我讀《詩》三百篇的方法也有些和人不同之處。例如《關雎》一篇吧，我要把齊、魯、韓三家詩的看法、《毛傳》的看法、《鄭箋》的看法，以及後代陳啟源、陳奐、馬瑞辰、龔橙這些人的看法一一讀過來，沒有把《關雎》這首詩的看法搞清楚以前，決不讀第二篇。
教中國文學史的蘇雪林教授聽到以後，駭然地說：「這樣的讀法，要到哪一年才把這三百篇讀完啊。」
謝謝蘇教授，我還是按照我的辦法進行。我有的是時間，可以不斷地讀書；我有的是工資，可以儘量買書。
那時的寒暑假是長，連帶學期初的繳費、註冊，學期末的考試、結算這些無須授課的時間在內，暑假大約近三個月，寒假大約近一個月。因此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一次，因為那時上海究竟是書籍的集中地，武漢買不到的書，上海都有機會找到。北京當然更好，但是我沒有去過那裡，也沒有住處，路費又貴，所以直到1951年才去，那是解放以後的事了。
1932年1月，我到上海買書。一切手續辦妥、準備上船以前，我到福建路買雨衣，那時噼噼啪啪、轟轟隆隆的一陣槍炮聲來了，原來淞滬戰爭開始了。十九路軍開到上海以後，和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對立著，南京的蔣介石唯恐十九路軍指揮官蔡廷鍇要闖亂子，特地派遣張治中的第五軍駐紮在十九路軍的後面進行牽制。蔡廷鍇有些心灰意懶，在公共租界一家大旅舍開了房間，正在打牌。可是副官們接二連三地報告，日本軍隊進逼，竟是荷槍實彈，就要動手了。蔡廷鍇把牌一堆，喊著：「打就打吧。」他帶同隨從，疾風暴雨似的開車趕到現場，淞滬戰爭開始了。第五軍是來監視十九路軍的，但是第五軍也是中國人，不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豢養的奴才，他們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戰爭從閘北直延到吳淞。
那晚我上了大達輪船，但是因為吳淞一帶情況不明，船沒有開出。第二天船上的來客更多了，更擁擠了，我住的是房艙，但是過道里都是人，動都很難動一下。大達碼頭上的紙灰鋪了寸把厚，原來寶山路的東方圖書館被反動的日本軍隊燒毀了，鋪天蓋地都是紙灰。這次戰爭把反動的日本軍隊打慌了，他們換了四次指揮官，拖了一個多月，最後由瀏河登陸，抄了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後路，戰事急轉直下，不是進行全面抗戰，就得停止戰爭。蔣介石走了後面一條路，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但是這時已經與東北情況不同，中國人敢於打，能打，即使在勝利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敵人必須付出最大的代價。花崗岩腦袋的反動日本軍人卻下定決心，準備戰爭到底，奪取全中國；而花崗岩腦袋的蔣介石更下定決心，準備支付最大的力量，先行安內。在江西境內，從對於共產黨的第一次圍剿一直進行到第五次圍剿。他下的賭注更大、更厲害，心眼更死。
蔣介石把總司令部安排到廬山，直接指揮，他的秘書長楊永泰當然也在那裡協助著一切。這位秘書長是進步黨政學系的一員，心眼細，考慮周到。他能夠把蔣介石每天什麼時候起身，什麼時候睡覺，接見些什麼人，會談多久，談些什麼，搞得一清二楚。他成為蔣介石一刻也離不開的助手，因此也成為蔣介石死黨中其他成員的眼中釘。
將近春節的一天，蔣介石侍衛的一個連長呈請給假一月，回籍結婚，呈文由楊永泰送進。蔣介石隨手批道：「立即槍斃。」
這位連長原以為事屬平常，想不到獲得槍斃的批示，他哭喪著臉，請求秘書長，他不敢說回去結婚了，只要不槍斃，坐禁閉都行。那時蔣介石的部下，大大小小的軍官，倒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同鄉，大家都為他即將來臨的遭遇而同情，有的甚至有些憤慨。楊永泰看到情形不穩，主動地承擔責任，向蔣介石進言。
「在戰爭緊張的當中，侍衛連長請假回家，確實是不應當的，但是現在是用人之際，總座是不是可以把處分減輕一些，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唔，」蔣介石說，「請假回家，只要如期歸隊，處分不處分關係不大。」
楊永泰呈上他的批示，請他看。
「是看錯文件了。」蔣介石說。
他隨即把「立即槍斃」的批示改為「照准，並給予一千元」。
一天烏雲立即消散，這位侍衛連長高高興興地領著一千元回鄉了，楊永泰總算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誰知道在蔣介石昏天黑地的批示中，委屈了多少人呢？不久以後，這位秘書長被任命為湖北省政府主席，不過還沒有到任便被蔣介石手下的一個特務頭子暗殺了。
在國家大局暫時膠著的當中，武漢大學的正常工作繼續進行。雖然蘇雪林教授認為按照我的規劃無法把《詩》三百篇讀完，但是笨人有笨辦法，終於給我讀完了。最後我寫成了四篇論文，先後在武大《文哲季刊》發表：
一、《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
二、《詩大小雅說臆》
三、《古詩說摭遺》
四、《詩心論發凡》
我在《詩心論發凡》中說：「知（詩）三百五篇之詩心，而後可以與論中國之詩心，知中國之詩心，而後可與論中國之文學。《詩》三百五篇不必盡以美刺言詩也，齊魯毛韓之說作而《詩》三百五篇遂若盡，以美刺言詩者，於是而中國之詩歌，泰半為傷時感事之作；《詩》三百五篇不必以正變言詩也，《毛序》、《鄭箋》之說作，而變風變雅之說興，於是論者往往求禮義政教之得失於吟詠情性之中。此言詩者之一厄也。」最後我說：
吾嘗諷誦《詩》三百五篇而覺有不能已於言者，《詩》三百五篇之中，憂生嘆世之作，不絕於目，然猶未盡至於怨，盡至於怒也。何則，其人大抵皆統治階級之流亞，生活縱不盡裕，尚未瀕絕境，故《權輿》雖有「不承」之歡，而興嗟猶在「每食」之後。假令全國人士泰半皆有一飽無時之感，而其人又向無素養，既不能如《衡門》之作者，泌水療飢，怡然自樂，又不甘如《苕之華》之作者，鮮可以飽，自咎其生，則其鬱結之憂思，浸假而為怨毒，侵假而為憤怒，又浸假而由思想及於行動，如水時至，如火燎原，將何以善其後？觀今日之詩壇，趨勢已如此矣，善後之說，此吾之所欲聞也。
在這裡，我指出《詩》三百篇的作者，生活還沒有到絕境，但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已經面臨絕境，應當考慮怎樣善後，這是當時面臨的課題，我提出了這個警告，但是荒漠中的呼號，是不會得到反應的。
在《古詩說摭遺》里，我指出古代儒家言詩三百，墨家也言詩三百，則此三百篇之詩，通行於春秋間可知。我又指出《論語》說：「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就是說在他未反魯之前，《雅》、《頌》之不得其所者已多，而在他既沒以後，《雅》、《頌》是否仍能得所，也未敢必。我又指出《左傳》宣十二年楚子稱《詩》，謂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如何，其三章如何，其六章如何，這就是說以楚子之說考之，《大武》一篇，至少當有七章，今其詩分載《武》、《賚》、《桓》諸篇，此又古代傳本篇次不同之證。
《詩大小雅說臆》指出「《大小雅》為周詩，與《周南》、《召南》等十五國並列，《風》、《雅》之別，以地論，不以朝廷、風土、體制、腔調論，其間界劃，顯然可見，不必更為惝恍無稽之說也。或曰，今謂《大小雅》為周詩，則所謂《王風》者何指？曰《大小雅》為西周詩，《王風》為東周詩，東周都於王城，地以城名，詩以地名也」。我又指出「持《小雅》與《大雅》比，則《小雅》多言人事，而《大雅》多言祖宗，以《鹿鳴之什》與《文王之什》相比可知。即同一言征伐，《小雅》所言者為將士行役之事，而《大雅》所言者為命將出征之事，《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之所以不同者在此。要之《大雅》為岐周之詩，《小雅》為一般周人之詩，對岐周言，亦不妨謂為京周之詩」。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指出，「《大小雅》既為西周之詩，然則，何以不稱《大小周》而稱《大小雅》？應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猶言大夏、小夏之詩云爾。《管子·榮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雅、夏互通，因此大夏不妨稱《大雅》，小夏也就不妨稱為《小雅》。」
最重要的一篇是《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我從《國風》百六十篇所言的名物章句，確知其為統治階級之詩，凡八十篇，皆有明證。更以類推之法言之，自《螽斯》《桃夭》以降，共二十篇，皆可自統治階級之詩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我的結論是《國風》百六十篇，可以斷言其中一半以上為統治階級之詩。
同時我還舉出主張《國風》出於民間的六種不同言論，加以駁斥。最後我說：「大抵民間文學之立足點，在將來而不在過去，與其爭不可必信之傳說，何如作前途無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將來，則知今後之民間文學，其發展乃正無窮。何則？凡一種階級能為文學上之表現者，其人必有相當之素養，與最低限度之餘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務求一傾而快之情感，然後始能見之於文學。自文體解放以後，勞苦大眾已與文字歌曲有長足之接近，而其人又以社會組織之變更，自鄉村流入都會，自田間流入工廠，接近知識之機會已多，其生事雖未必較優，然正以此不可終日之生活，更增進其格格欲吐，務求一傾而快之情感，凡此種種文學上必須之條件已略備，一旦其生活略有餘裕，無論其於文字方面，歌曲方面，定有必然之表現。」這是預言。
在這四篇文章中，特別是第一篇，我花費了兩年的業餘時間。對於寫作，我是不吝惜精力的。最後我把這四篇集中了，加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緒言，成為《讀詩四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支出最大精力的著作。
陳通伯看到以後說：「這本書老先生不要看，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新看法；青年人也不要看，因為用文言文寫的，他們不習慣。」他的估計是正確的，特別因為出版的時期是1940年10月，那時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更沒有人理會這本平凡的作品。
1935年深秋是我的第四十個生日，蓮舫和九歲的秀若從泰興來了。臨行的時候，她打了電報給我，至時我到漢口接她。同行的還有漢口中華書局一位店員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並不寂寞。那時武大在前山右側建了二區和三區的家屬宿舍，戴凝之在三區租有一所宿舍，臨時讓出，連他的廚工，也由我們雇用。這一個月時間中，我除了按時上課以外，什麼事都不做，偶然也和蓮舫帶孩子到漢口遊覽或作些必要的應酬，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裡，有時兩人各占一張藤椅，幾乎是一無所事。我們就這樣坐著看著，話也不多說一句。孩子伏在桌上，用她那方方正正的字體，寫道：
父親朱東潤
母親鄒蓮舫
女兒朱秀若
廚工李伯勛
我們結婚十數年了，孩子已有六七個，但是像這樣的安靜舒適、無憂無慮的年月，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多。這也是我們之間的蜜月。誰想到蜜月的來臨，在結婚以後的若干年呢。我那首小詩「安得一邱壑，相與忘名姓，不餓亦不寒，晤對成嘯詠」，還說得不夠完整，沉浸在蜜月中的時光里，嘯詠也是一種勞累，最理想的生活是兀坐相對，一無所事，這是一種幸福，是用生命追求的幸福。
但也不是完全一無所事。我們是沙洲漂泊的旅客，四周的驚濤駭浪正在洶湧澎湃。二萬五千里長征完成了，中國的前途是一次驚天動地的變革。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向河北和察哈爾進逼，漢奸殷汝耕製造冀東事變，在通州成立了冀東反共自治政府。南京政府不是完全沒有準備，英國經濟專家李茲羅斯來華以後，正在向南京政府提出不換紙幣的政策，為對日抗戰作好經濟準備。同時南方九省也在準備公路聯運。1935年深秋正是多事的時期。
我在報上看到李茲羅斯的建議時，和蓮舫說：「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對日全面抗戰，看來是必然的了。」
凝之是經濟系教授，對於即將發生的事很敏感。一天他和我說：「老鄉，情況很清楚了，不換紙幣的政策一經執行，物價必然暴漲，總得有個準備。我是久已準備蓋房子的，你也可以早作打算。我那所房子是包給欒金魁建築的。合同、圖樣、施工計劃都是現成的，可以供你參考。」
凝之的好意，提出不止一次，他那座房子就在泰興公園後面，五開間堂屋，高大、軒敞，堂屋前面一方天井，六丈見方，也很開闊，其他附屬的房屋更不必說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欒金魁包工，建築完工，幾乎可以計日而待，和泰興一般土木工的拖延時日，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必得好好地考慮。
時間是快的，蓮舫來了一個月，她很惦記家中孩子們。她們也來信催促媽媽和妹妹回去，終於包定三北公司輪船的房艙，由我送她們回去。三北公司的船和三公司——招商局、太古和怡和兩家洋行——有所不同，艙位很寬，很乾淨，一日三餐的豐富自不必說，外加一頓點心，但是船票票價只有三公司的三分之二。太古、怡和本來是剝削中國人的，原不奇怪，奇怪的是招商局，大約是因為官辦企業，機構龍鍾人員龐雜，貪污腐化，一切都轉嫁到乘客的頭上。
下水船很快，過南京以後，颳起七八級大風，眼看高港不能靠岸，我們就在鎮江下了划子，我抱住秀若，蓮舫照管行李，在鎮江江邊的旅店裡住了一夜，次日回泰興。到家的時候，所幸一切都好，大小平安。君遂、清於、惠如都好，小女兒瑞允剛剛兩歲，因為長日立在站桶里，腿都腫了，蓮舫看到以後，十分憐惜。還有那四歲的男孩君道，這是一個頑強的孩子，因為媽媽去武昌的時候，沒有讓他知道，所以老是埋怨，一句話沒有說，蓮舫只有好好安撫一番。大家安定下來，我也匆匆地到母親和岳母那裡告別，不再耽擱，就趕快回武漢去了。
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斷向中國進逼，國民黨也在那裡提出精誠團結的口號，對象當然是指國民黨的黨內。從人民看到的，也居然做到了，汪精衛從國外回來，擔任了行政院長。國民黨有的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民是理論上的，五權是政治上的，其實大權集中在行政院，可是行政院實際上還得受蔣介石領導。蔣介石的地位提高了，不是總司令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個委員長其實是凌駕一切的，不過汪精衛回國的時候不太清楚，所以表面上儘管團結，精神上不太精誠。
汪精衛回國，對武漢大學確實起了一定影響。那時武大的新校舍基本上已經落成，校舍的圖片在國內各地陸續發表，各種學術刊物，不論內容精粗，也在國內獲得一定聲譽。這就為王世傑出任教育部部長創造了條件。那時的交通部部長顧孟余，在汪系當中算是有些時望的人物，為了照顧武大的發展，指定平漢鐵路局按月撥款四千元，作為武大代為檢查器材的費用，武大用特定存款的名義專案保存，不需申報教育部。
王世傑出任教育部部長以後，由教務長王星拱繼任校長，這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武大的空架子，因此受到深刻的打擊。王世傑擔任校長的時候，是以湖南來的教授作為班底的。王世傑是湖北人，但是他的目光是對外的，個人的發展以武大為基礎，並不以武大為目標，因此和這批湖南出生的教授們沒有矛盾，他們無形之中，成為所謂湘軍的領導成員。王星拱擔任校長以後，由皮宗石繼任教務長，滿認為可以相安無事了。但是事情的演變常常不是可以預見的。王星拱出任校長以後，安排查謙擔任理學院院長。連同石瑛離校以後，新任的工學院院長，他已經掌握了四個院中的兩個，這是所謂淮軍。湘軍、淮軍的對立，使武漢大學長期在原地踏步不前。
不過，即使是在王世傑領導之下，武漢大學是不是可以不斷發展，還是成問題的。第一，理學院和工學院的進取形勢不夠。第二，法學院是湘軍的大本營，大部分「中執委」是法學院的，但是他們保守心理太重，進取力量相對受到削弱。第三，文學院的陳通伯雖然是江蘇人，和湖南人的關係極深，實際上正成為湘軍的一員，但是湖南出身的教授，在文學院不占勢力，李劍農是湖南人，一則本身是一位好好先生，對於通伯的支持不夠有力；二則李劍農是搞經濟史的，在歷史系不是一門主課，有力也無從發揮。加之通伯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前途，認識不足，關心不夠，自己又愛好玩弄權術，而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系主任「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因此文學院的形勢已經十分不安，但是這位文學院長，自己並不清楚。
湘軍、淮軍的不能相安，一般教師是有些了解的，但是在沒有爆發以前，湘軍內部的分裂，突出地表現出來。1935年年底，這些湖南教授內部攤牌了。教務長皮宗石堅決主張和王星拱把問題搞清楚，周鯁生認為最好以大局為重。在這內部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皮宗石辭職，任戇忱、李劍農同時離校。王星拱任命周鯁生為教務長、楊端六為法學院院長。通伯和鯁生站在一邊，在李劍農離職後，改由方欣安擔任歷史系主任。事實上湘軍、淮軍的矛盾沒有解決，湘軍的力量進一步削弱，文學院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的系主任和方欣安對立。這一切雖沒有表面化，內部的鬥爭已經把這所大學的發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興的大學由於內部鬥爭終於變得生氣索然。
中日雙方的情勢仍按照「九一八」以來的道路發展。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在圖謀由冀東獨立發展為併吞冀察綏。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策劃壓迫江西共產黨，而共產黨內的「左」傾分子，執行了錯誤路線，其結果是放棄江西的共產黨基地，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的起因是在江西境內的失敗，而長征的結果是共產主義的勝利。一切的因果起伏，在當時固然不易看到，但由事後而看事前，則成敗得失，沒有一處不是有脈絡可尋的。
長征期間，甚至在共產黨到達陝北地區以後，蔣介石是心安理得的，但是他還有顧忌，顧忌到人民要求對日抗戰。由黃埔軍校校長而總司令，而委員長，而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的太上皇，官是愈做愈大，地位是愈來愈高了，但是反動的日本軍閥卻要做太上皇的太上皇。同意吧，實在有些不甘；反對吧，又有些不敢。還有要求抗戰的人民呢！殺是殺不盡的，要按照他們的要求，出兵抗日，又實在有些不敢。最可恨的是桂系，這是在蔣介石手中殺退的敗將，但是李宗仁、白崇禧並沒有被打垮，他們掛著抗日的旗號向湖南進軍了。蔣介石當然決不示弱，派陳誠帶領大軍向湖南進發。可是，大將之下還有小將，小將之下還有士兵，士兵們不願意在這個大敵當前、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岌岌不保的時候，再發動內戰。陳誠、白崇禧雙方約定停戰，這一次的戰禍倖免了。陳誠退兵的時候，路過珞珈山，看到巍峨的建築，捐出五千元，武漢大學在前山的陽坡上添建了一座半山亭，作為這次和平停戰的紀念。
蔣介石還是拿不定主意。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響徹雲霄，他不能不保存實力，但是他也不敢再提出不抵抗的主張。怎麼辦呢？他的辦法是騙。《武漢日報》是官方的刊物。他用《武漢日報》的名義，請一些當地作家吃飯。武大的袁昌英、凌叔華、蘇雪林、吳其昌，還有我都在漢口得到很好的款待。
「諸位都是文學界的名流，承蒙不棄，大家敘敘，感謝得很。」《武漢日報》的主編說。
他繼續說：「人民要求抗戰是完全正確的，完全正確的。中央也完全接受人民的要求，完全接受。可是諸位當然也知道，要抗戰必須有所準備。有所準備。」
大家也異口同聲地說：「必須有所準備。」
這位主編看到大家沒有不同的意見，他欣然了。還提出一個問題：「大家知道現在的首都，就是說，現在的南京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大家答不上來，一則沒有聽說過遷都的消息，二則即使經過八級以上的大地震，南京總還是南京，不會搬家。因此大眼瞪小眼，大家對主編表示了請教的願望。
主編一邊讓大家用菜，一邊眨巴著眼睛，朝天花板眨了幾眼，然後壓低嗓門，對大家說：「聽到過嗎？不過事情要保密，絕對保密。中央機構在南京以南三十里的群山之中。戰爭一發動，這裡是作戰的心臟，從這裡指揮全國各地：東方、北方和南方。日本是有長期作戰的準備的，我們也必須作好長期抗戰的準備。要從南京的群山里指揮全國各個地區的作戰。還有……」說到這裡，主編眨著眼，聲音更沉實了。
大家聽到這個「還有」，也就沉著地問了一聲：「還有？」
主編說：「還有……」他把筷子在碗邊輕輕地敲了一下。
大家很嚴肅地傾聽著這「還有……」。
主編說：「還有蘇嘉線呢，從蘇州以北，福山、常熟，經過蘇州郊外，通過吳江、嘉興，直到海寧，是一條線，這是中國的興登堡戰線、馬其諾防線，全部都是戰壕挖通了，戰壕的上邊是水泥鋼板，兩邊是水泥鋼板，日本人要想打進來，休想。」
有人在問：「為什麼不守上海呢？」
「這都是上次淞滬停戰協定留下的難題，上次何部長和日本人梅津搞下的協定是淞滬地區雙方不得駐兵。兵都不駐，那能搞什麼對外防線呢？可是有了這條水泥鋼板的防線，日本人還能打進來嗎？不相信？讓他們試試看。」
說到這裡，主編感到很有保障：蘇嘉線就是銅牆鐵壁，不相信？讓他們試試看。
主編的神色很沉著，也很肅然。大家也都感動，覺得抗戰前途有了保證。
最後主編吩咐說：「今天請諸位來敘敘，主要是讓大家了解情況，不過這都是軍事絕密的事件，千萬不可外傳。」
大家也說：「是絕密事件，不可外傳。」
「但是，」主編說，「也希望諸位名流寫文章，把政府決心抗日、準備抗日的情況，就這麼……」他把兩手畫了一個大圓圈，「寫文章讓群眾了解政府的決心。文章一到，我們一定儘先發表，儘先發表。」
問題講清楚了，大家謝謝主人的招待，告別出門，有的要在漢口辦些什麼，有的趕到輪渡碼頭，匆匆回校。
袁昌英的丈夫楊端六是南京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主要是管統計的，不過長時期在武大，擔任法學院院長。大家和他談起南京城南三十里的中央機構和蘇嘉線，楊端六滿臉的疙瘩紅得出奇，他說：「沒聽過什麼特別的中央機構。蘇嘉線的布置有這一個說法，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
戴凝之是楊端六的助手，也到過南京。由於他不是什麼官，說話更沒有拘束。他說：「什麼三十里不三十里，誰知道。要說蘇嘉線的水泥鋼板，老蔣自己常去看的地方，有這一段水泥鋼板，也說不定。老蔣不去的地方，那裡木板是會有的，塗上一層水泥就是水泥板了，難道老蔣自己去掂一掂分量！蘇嘉線就是有，看來士兵也不會去蹲著送死，何況並不一定有。」
抗戰時期，在南翔、安亭失守以後，前線大崩潰，並沒有聽到死守蘇嘉線的消息。後來聽到本來打算死守蘇嘉線的，士兵們退到這裡的時候，由於保管防空壕鑰匙的負責人不在場，一時無從找起，於是放棄蘇嘉線，向後撤退。這是小道消息，當時又稱路透社消息，究竟怎樣，實在無法查考了。
1936年夏天我在泰興，經親戚介紹，買下了城南文明橋北堍的一方地，大約不足六畝，作為日後建築住宅的所在。蓮舫和我考慮，要是只建五間堂屋，帶一排廂屋，也就夠住了。戴家的房屋本來是由欒金魁包工的，經凝之介紹，我們也找金魁接洽。金魁主張既建堂屋，不能不建廳屋。要是一時來不及，可以先把地工做好，留下磉棵，日後隨時可以續建。我們夫婦一計算，總覺得地方比較偏僻，沒有鄰居，不很放心。最後決定廳屋堂屋同時建築，自己居住；西廂另建十間，平時出賃，有了鄰居，究竟有一層保障。同時我們還估計到泰興的發展勢在必然，我們那座宅基，北鄰泰興中學、泰興公園，將來城市發展，修築馬路，在定線的時候，我們也準備放棄西廂屋。因此同時修建東廂屋四間，作為廚房。後邊的這個估計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從建築房屋到今天四十年了，城內除了把穿城四條大街，東西南北改築馬路外，其餘沒有顯著的變動。我的估計經常是朝發展的方面看，沒有考慮到發展以外，還有不發展的一面。我這種錯誤估計太多了，以致經常處於不能適應的地位。
這一年秋天以後，大家都感到心頭不安。北方的情況更緊急了，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壓迫更甚了。張學良出國就醫以後，精神煥發，不斷向南京政府請求抗戰，收復失地。西北軍的楊虎城也在熱烈請求抗日。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恰好陝北的共產黨也提出精誠團結，共同抗日。蔣介石的辦法又來了，他的原則是攘外必先安內，他把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到陝西，會同陝西的西北軍，把矛頭指向陝北。他的如意算盤，是東北、西北兩軍打勝了最好，可以消滅共產黨；打敗了也好，可以消滅東北、西北軍。但是不幸的是東北軍和西北軍都認為大敵當前，只能爭取團結，不能自相殘殺。他們開到邊區的南緣，把自己的主張直接向南京提出。
蔣介石看到情況不對，隨即率同幕僚，在警衛營的保衛下開向西安，他估計只有自己坐鎮西安，掌握情況，才能使張學良、楊虎城兩軍，開向前方，這一次不僅是一石二鳥，而是一石三鳥。正在他布置周密，對於前途有充分信心的時候，他帶同警衛營開向臨潼。臨潼的飛霜殿、華清池正在那裡趕緊打掃，準備接待這位黨國要人。他的幕僚邵元沖是聽到一些情況的，也和蔣介石提到過，但是蔣介石認為是書生之見，看不到國家的大局，——其實說是看不到蔣某的威嚴，有蔣某在這裡，誰敢！
但是張學良竟敢了，楊虎城也敢了。楊虎城一向在西北以大膽潑辣出名的。張學良呢，不再是在北京城裡跳舞的張少帥，而是如他自己所說，把腦袋提在手裡，敢說敢幹的大將。二話沒說，他們星夜把軍隊開向臨潼，警衛營要抵抗也來不及，蔣介石光杆一個，倉皇失措地朝外逃，他想只要逃出臨潼，依然可以號召部下，重整大局。但是，來不及了。在他逃上驪山，正盤伏在山石背後的時候，他被俘了。解放後，驪山的「正氣亭」被更名為「捉蔣亭」（後易名為「兵諫亭」），為這位大獨裁者留下了不朽的紀念。
蔣介石被俘以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商量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有人提議把他槍斃，以解決當前問題。也有人考慮最好先和陝北商量一下，那裡人才多，目光遠，也許有更周密的辦法。南京方面聽到蔣介石被俘，行政院長汪精衛和國防部長何應欽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不怕張、楊不把蔣介石交出。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打算，能交出蔣介石最好，不交出還有南京政府，東南總有一個獨立的局面。但是還有宋美齡、宋子文這兄妹倆呢，他們怕在轟炸中，不是連蔣介石也炸死，就是加緊刺激張、楊兩位，蔣介石也難免死在槍彈之下。
問題的焦點留給陝北解決。周恩來乘飛機到達西安，傳達陝北的主張。他們認為現在是大敵當前，不是計較黨派或個人恩怨的時候。把蔣介石殺了，全國勢必分裂，更利於日本反動軍閥各個擊破。把蔣介石留下，只要他承認不再壓迫異己，全國一致，共同對外，有利於抗日大局。張、楊兩位自認是膽力有餘，機智不足，完全接受了陝北的主張。他們向蔣介石提出了條件，蔣介石完全承認，不但保證積極準備，同時也保證釋放全國政治犯。12月25日釋放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乘飛機回到南京。蔣介石一下飛機，隨即把張學良扣留，以後蔣介石到哪裡，張學良也扣留在哪裡。直到1949年，蔣介石逃到台灣，也沒有忘卻把張學良帶去。據說張學良去了以後，進行明史研究。張學良是不斷發展的，可惜在他去南京的一剎那，沒有考慮蔣介石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1936年除夕，武大的教師們在前山陽坡的半山亭晚餐，又是一年了，我們正在送走舊年迎接新年的時候，門外汽車響，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蔣介石部下的大將陳誠。陳誠也是去西安的幕僚之一，對當時的情形知道很多，他的來到，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洗盞更酌之際，他敘述了當時的情況，當然他對於蔣介石要加上若干不必要的描繪，至於驪山山腰捉蔣的一幕，他是不會提到的。他特殊著力的是蔣介石解往西安後和張學良、楊虎城初次見面的情況，那樣地有聲有色，責以大義，——其實這只是文學作品中常常運用的一幕虛構。
次年春節以後，蓮舫和我共同計劃，要在這一年的暑假前開始動工造房，一切監工照料的事情，主要由我負責，但是事前的籌劃和購料，由蓮舫負責。在不足二十年內，她由一個尋常的女青年發展成為一個勇於負責、長於負責的家庭主婦，這是多大的進展。這樣的情況，不僅是蓮舫一人而是中國家庭中千千萬萬常見的現象，但是在文字記載中這樣的敘述就不多，有時還認為家庭婦女只是「三綹梳發、兩截穿衣」的形象，這是莫大的錯誤。
春天到了，我到武大去教課，過著黃字齋的書齋生活。蓮舫和欒金魁訂了合同，主要是包工不包料。料由我們自己洽購，工由金魁負責。木工、泥水工全是由泰州來的，這就為這所房子的如期完成創造了條件。事前我也看到一些例證。二姑母家裡在堂屋東首接出一間，包給泰興的工人。他們是怎樣工作的呢？在別處有工作就做工作，沒有工作的時候就來干一下，因此小小的一間屋就拖了大半年。對於我這是一種教育，因此我不願輕言建築。後來戴凝之創造新例，把泰州的木工、泥水工包了來，工價比泰興的工人多三分之一，但是他們都在這裡干，幹完了就走，工作就完成得快了。
我們自己購買木料，由蓮舫的舅舅李熙之介紹，到三江營去洽購。蓮舫自己去了，以後大排大排地從大江過來，直泊在工地的河下。5月間開工，那天是由周潤甫老師幫同照料的。周老師教過我，也教過蓮舫，這兩個學生成家立業，他感到特別愉快，因此來了。好在老師自己新蓋一座宅子，因此經驗豐富，照料也特別周到。
6月底，我回家，地已經都開好了，正在打樁，這是所謂梅花樁。柱子下面特別要用碎磚碎瓦夯實。碎磚碎瓦哪裡來呢？我們央了一位親戚收買。碎磚瓦堆得小山一樣。有時磚瓦到了城外，我還得去點料裝運，由大船裝過水關，通過文明橋直到工地。自己忙，蓮舫也忙。忙不過來的時候，君遂已經十五歲了，也來忙，甚至十二歲的清於偶然也來工地幫忙。家裡還有十一歲的秀若，就照料著八歲的惠如、六歲的君道和四歲的瑞允。秀若還小呢，可是招呼小妹、小弟也還有她的一套辦法。我在百忙之中和惠如說：「實在忙不過來的時候，秀若也得到工地去，小弟、小妹就得由你招呼了。」惠如這胖娃娃說：「招呼小弟、小妹我搞不了，我也不需他們的招呼。」這隻贏得我的一笑，誰能把招呼孩子的事交給胖娃娃呢？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飯是一口一口吃的，牆腳是一尺一尺掘的，梅花樁是一個一個灌漿的，樑柱檁條是一根一根整理的。工棚里的三十餘位木工、泥水工都在堅持著工作。但是首先還得樹立工棚，安排廚灶，工作只能逐步進展。欒金魁是領隊，泥木工師傅是官長，徒工是士兵，但是總後方是蓮舫。伙食是由工房自炊的，但是隔三五日總得送給他們十斤八斤肉。天熱了，有時送一擔，有時送兩擔西瓜。這樣地堅持工作，從6月底直至8月。
8月6日一場大風雨，九級十級的颱風把工棚周圍的竹笆都吹倒了，師傅和徒工們還得首先下木樁，把竹笆重行扶起。就在這一天，南京政府的要人和重要將領正在廬山舉行最高國防會議。
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向中國進逼，人民的抗日呼聲已經高入雲霄，忍讓已經到了無可再忍的地步。這次會議由蔣介石自己主持。
蔣介石宣布開會後一言不發。
國防部部長何應欽是主要發言人。手上是一張發言稿，何應欽說：「中國的陸軍最近正在整編，經過整編的若干師，未經整編的若干師，未經整編的數字遠遠超過已經整編的。海軍是不是能夠防衛？海口還有問題，當然談不上出海作戰。空軍的飛機總共二百幾十架，還有一些因為缺乏零件不能起飛。這是國防方面的具體情況。一切還得堅持抗戰的主張，不斷準備。就目前的情況講，還沒有作戰的條件。」
何應欽不是長於演講的人，但是在這次會議上作出最大的努力，擺脫了期期艾艾的障礙。
「財政的情況怎樣呢？」蔣介石問。
財政部部長說：「財政方面一向是存在問題的。由於軍費龐大，久已入不敷出，全仗發行公債以資彌補。戰爭一經發動，公債猛跌，交易所還得停拍，發行新公債更加沒有指望。」
「是不是可以對外借款呢？」蔣介石問。
「在戰爭情況下，沒有參戰的國家必然嚴守中立，外債是沒有指望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實行不換紙幣的政策下，發行紙幣也必須嚴格控制，以防幣值暴跌，全國淪入經濟恐慌的旋渦。」
「大家看怎麼樣？」
這時全場都在發言，但是主要還是說要忍耐，要繼續準備。
咔嗒一聲，白崇禧起立，拉著李宗仁的臂膊，他說：「走吧。我們來是為了主張抗戰，參加抗戰，現在既然在會場上主張不抗戰，我們還在這裡幹什麼！我們走，且回廣西。」
李宗仁起立了，會場的空氣緊張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蔣介石站起來，他一邊宣布休會，一邊拉著李宗仁、白崇禧到會場左側的休息室去。他們去了，會場上大家鬆了一口氣，由嚴肅、緊張轉變為輕鬆，甚至活躍。交通部部長吳鼎昌筆頭很健，順手取一張紙片，寫下「戰必敗，和必亂」六個大字。這是會場群眾的心底話。他們是高級軍政人員嘛，不能不考慮國家的安危，也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他們都認定情況已經到了這一步。主張求和但不敢冒投降的唾罵，主張作戰又不敢擔亡國的風險，然而他們是國民黨的軍國要人。
正在這一群軍國要人嘁嘁喳喳的時候，蔣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自休息室來了，宣布復會。
有人還準備提出自己的意見，蔣介石沉著地搖手說：「不講了，現在已經決定全面抗戰。」從此，真的是「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舉國一心，全面抗戰」。
這一切是王世傑以教育部部長的資格參加最高國防會議以後傳達給武大的「中執委」們的。
是不是當真舉國一心，全面抗戰呢？不一定。還有胡適博士呢！他看清楚必須由他來效犬馬之勞，他恰好正在廬山避暑，因此組織了低調俱樂部。他認為主張抗戰是唱高調，高調是用不得的，他主張低調，對日妥協。蔣介石怕這樣干，會暴露他存心屈服的一面，便派人吩咐胡適暫時休息，因此全面抗戰成為舉國一致的主張。
8月13日，上海的戰爭發動了，同時由財政部下令，全國銀行停止提款，必要時每月提款不得超過二十分之一。
全面抗戰一經決定，這消息很快傳到泰興。
問題提到蓮舫和我的面前，是繼續建築還是立即停工。
要是立即停工，這問題很簡單。由於國家形勢急變，停工必然獲得泥木工人的同意。但是木料、磚瓦、石塊都已經準備了，錢已經花費了一大半，倘使停工，已經進行的工作必然是全部作廢，材料也必然全部散失。
我們的決定是繼續進行，問題的癥結正是在停止提款的情況下如何應付工地的需要。
父親在典出住宅西首的五間房屋時，曾經決定建築三架梁的灶披間兩間，和泥木工一商量，泥木工說只要三十元就綽綽有餘了。父親估計一下，三十元還可以應付，於是動工了，其結果只應付了一半，其餘的就得把衣服和母親的首飾送到元慶典，靠高利貸解決問題。泰興人經常稱泥木工為半料匠，其故在此。他們之所以成為半料匠，大半由於在估計的時候，有許多沒有看到的問題，但是也不免存在當家人上台以後，不愁他不設法結工的思想。
父親這次痛苦的經驗，我雖然沒有看到，但是由於母親不斷提起，我是有深刻認識的。所以對於1937年的建築，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8月13日以後，提款雖然受到限制，但是物資的開支已經付出，工資的應付，即使有些困難，在和蓮舫共同考慮以後，我們決心挺過去。
戰爭是在上海西郊進行的。羅店、大場、南翔、黃渡，兩軍在這些地區膠著了。蔣介石把他經過整編的軍隊開上前線。中國軍隊的士氣是高昂的，他們準備以他們的血肉之軀和敵人作殊死的戰鬥。大排大排的軍隊，氣勢軒昂地開向前敵。敵人的機槍大炮在掩體後面鬼鬼祟祟地窺伺著。一陣排炮和機槍掃射以後，英雄們血肉狼藉地躺下了，為祖國獻出最後的一滴血，而鬼魅們還在那裡窺伺著，準備吮吞第二次的血祭。這是一場英雄和豺狼的鬥爭，豺狼勝利了。經過數十日的浴血抗戰，一船一船新到的豺狼，在金山衛登陸，抄了英雄們的後路，蘇嘉前線崩潰，中國軍隊向西撤退。
工地上的屋架已經樹立，木工中的好手全部上架，正梁吊上的那天，正是敵人襲擊江陰炮台的時候。那時蓮舫和我的心理矛盾達到了極點。經過四十年的努力，為自己的小窩銜泥銜草，而兇惡的豺狼正在咀嚼小窩寄託的大樹。
戰爭在進行，前線在撐持，我們這個小窩在添磚添瓦。蓮舫和孩子們都在千辛萬苦中掙扎。武漢大學開學的日期已經逼近了。我的生命是屬於我的工作的。敵人還沒有逼近，我沒有徘徊的餘地。我告辭了母親，別了蓮舫，仍回到武大。
這一年秋天，武大是開課的，但是大家經常討論的是前線的戰爭。蔣介石的一些老底，整編後的陸軍在南翔、大場這一帶犧牲了一大批，蘇州、鎮江都出現了動搖的情況。還能支持嗎？能支持多久？北京放棄了，派到北方去的那位大將劉峙，是蔣介石部下的一名福將，但是福將是享慣了福的，並不能為人民造福，他的潰退是有名的：「一夜六百里」，連豺狼們都感到茫然，他們也用人的語言喊道：「不要跑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呀。」山東是馮玉祥舊部韓復榘的地盤。在蔣介石和馮玉祥火併的那時，韓復榘倒戈，蔣介石由他占領山東的地盤，馮玉祥打又打不成，跑又跑不了，只有登上泰山讀書寫字，他倚仗著和蔣介石是拜過把的，老把弟總不能槍斃他吧，在泰山上倒也心緒泰然。蔣介石看到他在韓復榘的監視之下，也不再使他過分難堪。對日宣戰需要精誠團結，於是任命馮玉祥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戰區並不遠，就在山東河北的邊界，過了黃河就是。馮玉祥興沖沖地下了泰山，準備指揮韓復榘的部下作戰。雖然在內戰當中，不妨各行其是，但現在是對敵作戰了，總得按照指令辦事吧。韓復榘在濟南接待司令長官下山，安排行轅，然後進見，接風，餞行，款送，就是不肯發兵。馮玉祥過了黃河，無兵、無械、無錢、無糧，連一架電話機也沒有。眼見得司令長官是一根光杆，馮玉祥跑了。
還有那四川的劉湘呢，自從袁世凱稱帝以後，四川省始終沒有安定過。最初是蔡鍔入川，蔡鍔因病出國了，留下了一位雲南大將羅佩金，四川的劉存厚和他火併，從此四川便由四川的軍閥掌握。但是四川的大小軍閥不斷地產生，不斷地火併，不斷地嬗代。蔣介石在南京樹立國民政府的時候，也無法對付他們。曾經有人想起，索性把四川分為四省，安排四位大將，各霸一方，好在四川省地方大，人口也多，分了以後，還是養得起這些軍閥的，不過由於大頭目不肯分，南京政府也在南征北伐，不遑顧及，只有由這些土生土長的軍閥宰割他們的鄉親。民國二十年以後，四川軍閥預征錢糧已經到五十多年後。四川人沒辦法，只有苦笑一下道：「民國萬年，現在還早呢！」預征不夠，便勒令老百姓種鴉片，在黑道人口中，川土是一種大路貨的代稱。可是抗戰了，不容在抗戰的後方，存在一個自行其是的獨立王國。事實上，蔣介石還有他的長遠打算，趁著對日抗戰，把四川的大頭目陸續調出。楊森已經調出了，現在把最大的頭目劉湘也調出。劉湘也是有名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在四川打四川人，他是權威，可是出省作戰，尤其是和日本反動軍國主義者作戰，他沒有把握，所以一到漢口，儘管有些部下開出了，他自己卻病了，躺在漢口一家醫院的病床上。
武漢大學是開學上課了，但是學生的心情不在教室里，教師的心情也不在教室里。戰爭，唯有戰爭占據了人們的心情。三三兩兩的青年在步行中唱出：「我們的家鄉在松花江上。」也有人唱：「我們是勇敢的少先隊。」他們並沒有到前線，但是他們的心情卻不在後方。
這時，下江來的人不斷地湧進。
唐老師從無錫來了。老師久已離開上海南洋公學，他在無錫辦了一所國學專門學校。我的同學馮振心就在那裡教課，現在陪著老師來了，他的目的是把老師接到廣西北流，且避兵火之難。
李昂然表兄原調漢口擔任一些工作，現在計劃把表嫂也接到漢口。他派一位叔伯兄弟文藻去接。文藻到南京時，南京已經混亂了。可是這位表嫂是當代的宋伯姬，她說，是昂然來接，她隨時可走；要不是昂然，她是決不離開南京的。文藻勸說了兩天，毫無辦法，只得自己走路，可是從鎮江回泰興的小輪已經封船了，因此只得到漢口來。據他說，那時奔牛、鎮江到南京的鐵路軌道上真是人山人海，失散的孩子也是無數。人們到了絕境的時候，有時是先顧到子女，但是也有連小兒小女也顧不了的。南京失陷以後，野獸們在城內進行殺人比賽，從左肩劈下，掠過心臟，由右脅砍出，總共屠戮了中國人三十萬。表嫂幸免於難，但是人已經半痴了，抗戰勝利以後不久就死了。
蘇州、常州、鎮江都陷落了。抗戰的大局沒有變化，但是南京的形勢已經危急，林森帶著大小官員乘兵輪先到武漢，在武漢稍作逗留，直開重慶。政府到了四川，但是蔣介石還在南京。
蔣介石召集重要將領在南京開會。會場上蔣介石慷慨發言，他聲稱抗戰大計始終不變，但是南京形勢危急，自己有責任，決定堅決抗戰，死守南京，只要自己存在一天，決不容許敵人占領南京。
將領們都感到形勢的嚴重，空氣非常緊張，時間一秒一秒地逝去。
唐生智將軍咔嗒一聲，雙腳立正，挺直腰杆，昂著頭，眼光向左右兩邊掃射，神色凜然地說：「報告，委員長身系國家之重，要為全國的安全、民族的前途著想，似乎不必以萬鈞之身擔當一城的得失。」
這一番言論完全出於蔣介石的意外。自從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府以來，蔣介石的耳朵里沒有聽到這樣的言論，他的眼光掠過對面的這位將軍，神色肅然，他沉著地問道：「那怎樣辦呢？難道就這樣放棄嗎？」
唐生智義形於色，斷然道：「不能，決不把首都放棄給敵人。倘使委員長不以生智為不才，生智願意堅守南京，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更長的時間不敢保證，至少……」說到這裡，他捶了一下會議桌：「可以保證六個月。」
這一切都出於蔣介石的意料，他說：「孟瀟兄你的身體不太好，六個月的長期堅持，是不是太勞累了？」
唐生智慨然地道：「委員長的關心實在令人感奮，但是生智近年以來是學佛的，人學了佛，置生死於度外，個人的健康情況是不值得計較的。」
經過這次會議，蔣介石把防守南京的重任交給唐生智，自己坐了兵輪，帶領幕僚，直達武漢，在湖北首長公署駐紮。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經過南翔、黃渡的大戰，損失太大，還得重新整理，準備繼續作戰。
南京城周圍四十里，群山環抱，是自古以來的戰場，唐生智死守六個月的發言，不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但是反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詳細鑽研過中國的戰史。從下關打過來，沒有立足之點；從龍潭打過來，孫傳芳、李寶璋的覆車之鑑，記憶猶新；可是從采石磯打過來，這一條完顏亮的老路雖然沒有成功，但是那時的虞允文全靠水軍的衝殺，現在日本的軍艦縱橫滿江，中國的幾條破船早已撤往武漢，沒有招架的餘地。只有這一著，可以扼南京的咽喉。反動的日本軍閥，兜了半個圈子，從采石磯打過來，唐生智眼看敵人來勢太猛，自己兵力有限，死守三天以後，終於放棄南京。
從反動的日本軍閥看，這是一次極大的勝利。岡村寧次正在準備入城式，誇耀自己的威力。帶兵的將領們按照各人的品級，分別先後，鼓吹進城。他們從容不迫地在那裡坐等蔣介石屈服。
但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地大物博，南京一個城區的得失，不能置其死命。誰也不能否認，日本軍閥對於中國歷史的幾個大戰役是有研究的，但是對於整個的中國歷史，他們知道的還很淺薄，很不夠。坐在南京城裡等待中國屈服的思想，是守株待兔，是愚昧。但是岡村寧次還不能理解。
蔣介石退到武漢，是客觀形勢的結果。到達武漢以後，怎樣收集軍隊，重新布置，繼續抗戰，取得勝利，他還沒有成熟的計劃。數年以來培養的精銳，在江南作戰中已經所余無幾了，繼續抗戰是形勢所迫，拿什麼作戰呢？他沒有把握。長江南岸山嶺重疊，港汊分歧，日本敵人要進軍是有困難的，可是長江以北淮海大平原，特別是在秋末冬初，水干泉涸的時期，敵人簡直可以長驅直入，那時進拊漢口之北，拿什麼來抵禦呢？沒有，確實沒有。到這個時候，蔣介石才看到自己平時的疏忽，也看到兵源的枯竭。
湖北省長公署對於蔣介石的煩躁是清楚的。蔣介石動不動就罵人，捶桌子。茶送上去，不是太熱，就是太冷，咣啷一聲，茶碗打得粉碎。有時凳子踢翻了，連桌子也搞得東倒西歪。怎麼辦？他感到沒有出路。
但是岡村寧次卻幫了蔣介石一個大忙，一個不可再得的大忙。正當這些腐朽的軍閥進行醜惡的表演時，蔣介石逐步集中了從各方調來的軍隊，正當這些豺狼比賽殺人的時候，中國人抗戰到底不計成敗的決心堅定了，南京的陷落，指出了中國人抗戰必勝的道路。
自從蔣介石來到武漢以後，武大就不能正常進行課堂教學了。理學院最積極，那時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儀器要裝箱了。圖書館的書籍不久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裝箱了。待到儀器書籍已經裝箱，那怎麼進行教學呢？學校對於教師還是照顧，各人可以出錢，由學校代備木箱。這一來更清楚了。天、地、玄、黃四個齋號的教師們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了。課是無從上了，學校怎麼辦呢？是遷校，還是解散？大家都不清楚。那時教育部部長是王世傑，傳出的消息，是由校長王星拱帶同一二百人進入四川，其餘師生員工就地疏散。這個消息大家不很清楚，但是每一個人都在估計，除了「中執委」以外，能夠進入四川的，為數無幾。
但是這也不一定，學校負責人當然很清楚，自己是不會就地疏散的，至於其餘的人，那他不知道。一切都在不安定之中。
家鄉的消息已經隔斷了，三個多月接不到一封信，母親、妻，還有一大群孩子。還有那座正在建築中的房屋，完成了嗎？還是沒有完成？倘使沒有完成，是不是從此竟是無法完成？一切的問題都在煎熬著我。
還有那早先由清華南下，絕食請願的教授呢？一天我看到他那挺瘦的身材來了，講道：「南京已經陷落，我們有責任，必須保存中國的文明。」
「完全正確，」我說，「我們有責任保存中國文明。問題在於怎樣保存？」
教授說：「要保存中國文明，我們就得苦心孤詣，到帕米爾高原去，哺育中國的文化。」
我說：「到帕米爾高原，那不太遠了一些嗎？」
「現在只有兩條路。要努力抗戰，就得奔赴淮北平原和敵人拚命；要保存文明，只有到帕米爾高原，哺育中國的文化。」
「確實只有這兩條路，但是從淮北平原到帕米爾高原，中間還有廣大地區，兩三億人口，我們扔下了，全不過問，這樣行嗎？」
不再討論了，我想和教授見面的日子長呢，不在乎在這短短的對談里求得共同的認識。
我自己的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在大學教書，我是屬於國家的，但是我還有家庭，在國家沒有作出決定以前，我不能不顧及自己的家。所以這一年寒假開始的時候，我買了粵漢路的車票直開廣州。至於是不是能回到泰興，到了上海，總可以得到一點消息。
在戰爭中，火車的擁擠是完全可以估計的，但是擁擠到不能下腳，那是非有親身經驗，不能體會的。從武昌開出，火車已經很擠了，經過一天一夜，才到長沙郊外。可惜那次沒有好好地看長沙一下，因為不到一年，長沙就焦土抗戰了，雖然新長沙更新更寬展，但是舊長沙已經不可復見了。從長沙到耒陽，又是一天一夜，那時由於人的本能需要，已經很難支持。還好，到了這裡，大家下車，車站外的小販把飯菜遞進來，白飯一碗，香腸半截，鹹菜一撮，這已經是如享天廚，如進大羹了。過嶺的時候，敵人飛機來了，火車剛出山洞，連忙縮回。如此等等，經過五天，到達廣州。連忙換船，不久到達香港。
香港是世外桃源了，耽擱了一兩天，上了太古船，直放上海。風浪很大。我結識了幾位常州人。他們和我本來是同車，現在又是同船，加之江南江北，總還算同鄉。一位常州人，姓張，他聽到我是泰興人以後，說：
「泰興，不錯不錯，是好地方。」
我連忙說：「地方小，近年來景況也大不比從前了。」
「是好地方。我在那裡公安局的時候，知道得很清楚。」
原來這位張先生曾任泰興公安局局長，在那次泰興縣政府和公安局占據照壁牆的地勢，進行作戰的時候，他曾經指揮過這一場特有的遭遇戰。我不禁向他問起：
「泰興好在哪裡呢？」
「好就好在地方富庶。泰興東門外一家姓朱的，老太婆是抽鴉片的，我去查煙的時候，從牆頭上爬過去，昏暗中衝進房門，老太婆厥過去了。不要緊，急救的常識我是有的，趕忙進行人工呼吸，老太婆一口氣透過來了，這一下我們就開始搜查。」
「要是搜查不到煙土，那怎麼辦呢？」我問。
張局長把袖管一捋，說道：「那還怕什麼？我這裡現成就有。」
原來他們進行搜查的時候，自己帶了鴉片進去，那就不愁查不到了。
抗戰前夕，江蘇省的民政廳廳長是繆斌，無錫人，上海交通大學畢業，論理應當是很不錯的了，可是他的老太爺是道士，所以有一次無錫縣縣長秦毓鎏就曾問他：「現在老太爺的經懺生活想必是很不錯的了。」其實老太爺儘管念經拜懺，兒子依然不妨把民政廳廳長做好，不過那種請神弄鬼的本領難得在廳長衙門裡使上。繆斌擔任民政廳廳長的時候，最有名的是縣長一、二、三，公安局長四、五、六，這位張局長既然是過來人，而且直言不諱地把他在公安局局長任上的政績一提出，我就把這件事向他請教了。
「有的，」他說，「是這樣一件事，不過每年四期，每個季度就得繳款，否則只有聽候撤職的處分。」
「那麼為什麼公安局長的數字比縣長要大呢？」
「一、二、三是四位數，四、五、六是三位數。了解到這一點就會知道縣長的缺分，花錢比公安局要多得多。」他們都是分期繳款，一年要繳四次，將本求利，一切都攤到人民頭上。回想到十年以前，張師竹和沈叔逵老師出任縣長的時候，真是如同隔世，國民黨的墮落，直到這樣的地步，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想見了。
這位繆廳長後來還發展汪精衛向日本投降，在南京搞偽組織的時候，繆斌扶搖直上，一直做到立法院院長。官更大了，錢更多了，人民更痛苦了，終於在抗戰勝利以後槍斃，以他的一死給這罪惡的一生做了總結。
船到上海以後，我在同鄉那裡打聽，才知道江陰陷落，靖江陷落，六圩港也淪陷，水路久已不通了，但是還有一條路，從新生港上岸，可以直達泰興，中間用不到穿過淪陷地區。長江大輪是沒有了，但是還有一些野雞公司的小輪，往來上海、新生港之間。關於我這一家，據說已經離開越街，搬到新宅了。
三個多月不通音信，這一次到家，真是出於意外。合家大小都搬來了，照例空著一間，留待母親的來臨，母親未來以前，由孩子們住著。
新宅實際上還沒有完工，在11月中，當地就有人準備硬行住進，這消息由我的朋友梅澹若透過來。蓮舫看到事不宜遲，立即召集泥木工人，叫他們搬家，每人一元，連夜趕運，不到天明，全家大小已經住到新宅，待到準備硬來的人到了，他們看出情勢已定，只有嗒然而去，另想辦法了。
我這次到家以後，有這樣的一首詩：
亂山烽火照征途，嶺海歸來萬里逋，忽喜重生對故劍，漫擎雙淚數群雛。無人坐使悲橫術，有子還須字破胡，多少傷心無限淚，敢雲吾亦愛吾廬。
這首詩是紀實，我想第三句的「忽喜」，第四句的「數」，都是從實境中得來的，沒有經過這樣的生活，也許是不能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