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七章 南通後二年（1927～1929）
我在南通的後二年，是舊時代的結束，是新時代的孕育和誕生。
舊時支配南通的張季直在1926年死了，他的哥哥叔儼雖然一直活到抗戰結束，但是他支配地方的勢力，是依附於季直的，季直死了，他的支配勢力也結束了。
南通師範的於敬之曾經兼任南通第七中學校長，到1927年不兼了，他能夠集中力量主持南通師範了，但是時代變了，情況變了，他發現工作很吃力，不易應付，和從前完全兩樣了。
南通第七中學也在變，接辦的人是穆濟波。這時的校長也不簡單。當校長已經不是單幹的事，要由一群人在省教育廳活動，這一群人當中，主要都是同班同學，外加親戚朋友，群策群力，和清朝末年的縣官一樣，有帶肚子師爺和帶肚子長班，到任以後，便得儘先使用這批人。我和穆濟波沒有任何關係，兼課教師，在他看來，固然是無足重輕；在我看來，從南京到南通，工資打了個倒四折，我的前途，和兼課不兼課，關係不大，因此工作也集中到南通師範。
可是南通師範已經不叫南通師範了。南京政府規定，沒有獨立師範學校的體制，只能在高中部門辦師範科。因此南通師範改辦完全中學，有初中部、高中部；高中只辦師範班。大體上和從前差不多，只是初中部不算是師範生，因此也不能享受師範生的待遇。校名用創辦人的官名，稱為張謇中學。
我到南通以後不久，接到狄君武的來信，大意是說南京政府局面一新，政治會議正常工作，希望我回南京。八十天的遭遇，證實我是不適合這項工作的，因此我沒有向學校提出此事。蔡元培經特別委員會任命，出任司法部部長，據說也曾給我安排司法部秘書和科長的位置，後來也擱淺了，這是武漢大學皮宗石給我說的。秘書也好，科長也好，好官不愁沒人做，和我是無關的。
把南京工作扔下，趕到南通去當一名中學教師，在泰興傳為奇談。家鄉人知道我在南京還有一些人緣，總覺得有官不做，到地方上當教師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甚至懷疑我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城中小學校長邵漸逵和我是舊交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托人代理校長，到不同的衙門裡擔任庶務、會計這類職位。他談到我的情況時不禁嘆息說：「要朱東潤做官，紗帽滿天飛，他也不會幹的。」不過我對於他很理解，工資有限，不得不走上「為貧而仕」的道路，可是我是中學教師，工資比漸逵大多了，雖然我的負擔並不輕，但是幸虧蓮舫持家有方，每年總還做到略有盈餘，所以用不到去做官，不過我對於「為貧而仕」的人，從來不敢輕視，只得說一句老話「我當哀鴻一例看」了。
簣庵為了泰興教育經費的事，曾經到過南京，回縣以後，孫傳芳部來了，只得委屈一下，在教育局當了幾天「看守局長」，待到大局一定，他不再看守了，仍回到南通。可是泰興方面並不放過，縣督學欒增鍇到南通邀請他回泰興。
「你看怎麼辦？」簣庵對我說。
「我看這件事主要在於回去以後。事情辦得好就回去，辦不好就不回去。既然受到委屈，那還回去幹什麼？」我說著，同時也看著增鍇。
「好吧。那麼增鍇你先回去，說一聲我是不回去了。」簣庵說。
簣庵的為人，我是清楚的。他能夠認真辦事，但是受不得委屈。舊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各式各樣。有的人確實很差勁，這樣的人我遇到不少，但是不甘心受委屈的人究竟也有，簣庵就是這樣的。
同鄉丁皓琰先生出身很苦。他父親做過泥水工人，但是由於刻苦，多少積了一些錢，買了田，成為自耕農，可是也有少量的田，因為自己人力不夠，出租給人家，還是勤勤懇懇地過了一生。皓琰本人，在學校里確實克勤克儉、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以外，什麼事件也不過問。是不是因為他在鄉間的生活給他的局限，那就很難說了。
除了這兩位同鄉以外，還有一位李書城，泰興李家河人。從日本學醫回國以後，在南通醫科專門學校擔任主任，也在師範兼任衛生課教師。他不常來，和教師們的關係不夠密切。
那時國文教師徐九鏞走了，這倒是一位放蕩不羈的先生，現在回到江陰去當教育局局長。代他的是一位方仲謩，和於敬之、張梅庵都來自騎岸鎮。方先生已經靠五十了，很樸素誠懇，不失為舊時代的好人。
總的說來，南通師範的教師班子，還是不容易的。大家做好本分的工作，對於學校分配的任務，都能好好地完成。也許個人和個人之間，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能和衷共濟，儘量爭取把學校的工作做好。
由於時局不定，學校工作終於不容易做好。
五四運動以後，南通第七中學校長繆敏之認為學校無法搞好，走了。他走是對的，因為在這個動盪的時代，他那套規行矩步的辦法是無法帶動學生共同前進的。他走了以後，七八年之內，換過三四位校長，但是學校依然沒有辦好。
五四運動以後，南通師範的負責人於敬之始終沒有去。他的不去也不一定不對，但是在這個動盪的時代，他那套規行矩步的辦法也無法帶動學生共同前進。在這七八年間，他辛辛苦苦，也得到教師們的共同協助，應當是有一些辦法了，然而也沒有辦法。為什麼，因為時代在不斷地動盪，學生的反應比教師快，學生的前進比教師快得多，不能領導他們前進的，必然為他們所拋棄。是不是還有辦法共同前進呢？有的，然而也沒有。為什麼說有的？學生的前進，不能說沒有偏差，因為是青年人，經驗少，有時不免過火一點。但是只要教師們能帶他們共同前進，他們還是能接受領導的。問題在於教師不敢帶他們共同前進。在孫傳芳時代，南通鎮守使李寶璋是得力幹將，但是他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兇手。在南通的時候，他還有一些克制，到了上海以後，只要遇到要求進步的青年人，他的大刀隊是一些也不留情面的。公共租界不便由他殺人，他就在北火車站搞一個臨時刑場，行刑令下，大刀揚起，咔嚓一聲，血肉模糊，給上海市民一個鮮血淋漓的教訓。
李寶璋失敗了，孫傳芳失敗了，蔣介石上台。他是不是革命的？不一定，在短短的幾個月之間，他把浩然巾一翻，原來他是不革命的，也就是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的，他自有一套反革命作風：搜查，捉人，殺頭。殺頭當然是很可怕的。但是青年們沒有經驗，越是艱險越向前。這也影響了教師們。
一天下午，我和簣庵散步，從師範學校前面的三元橋直走到段家壩。簣庵談到學生的思想情況，他說：
「這些時學生們的思想動態，你看怎麼樣？」
我說：「看來一時不會安靜下來。」
「其實呢，也不能說他們不對。南京走的路離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越來越遠了。」
「當然了，」簣庵說，「我看學生中間，一部分人的認識還是對的，可是我們不能和他們相比，我們還有家，還有妻室子女，不能不考慮。」
這一個「全軀保妻子」的念頭在我們二人中間是共同的，也正由於這個念頭把我們牢牢緊縛在現狀之上，儘管對於現狀不滿，但是我們還是為這個現狀服務。這個思想是普遍的，而統治者也就利用這一條無形的繩索把我們牢牢縛在他的戰車上。
這時是1927年初冬，那時母親住在大哥那裡，除了這一大家子之外，還有我的小家庭，蓮舫和她的四個孩子：君達、君遂、清於、秀若。清於是由乳母帶大的，有了秀若之後，我們覺得負擔有些重，只有由蓮舫自己哺育。這孩子也有些特別，是第四個了，但是聰明伶俐，很小就討人喜歡。
學校方面的發展是越發令人擔心了。無論情況怎樣緊張，要想把青年人關在學校里，每天的活動只限在教室、自修室、飯堂和宿舍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問學校領導和教師們是不是能夠給他們幫助和指導，他們決定要走出這個圈子。他們出去辦夜校，這還離校不遠，有的竟是離校很遠，騎自行車去，三五十里不等。回來以後，他們在宿舍里睡一上午，第二天是不是再去，那要看情況。必要的時候，照樣再是三五十里。他們不感覺疲勞，甚至即使感到疲勞以後，他們還是照樣去。為了革命的需要，什麼疲勞不疲勞，這是不能阻擋他們的。
這種情況，是不是校內都知道？知道是知道的，但是沒有人願意做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問題在於於敬之，他是齋務主任，也就是規章制度中的訓育主任，同時是學校的負責人，總不能不問吧。但是他的處理方法也很特別，既不阻擋，也不領導，而是要這個學生把長頭髮剪去，留個光頭。這可就滑稽了，光頭還不是照樣革命嗎？有時他把一個學生喊去，向他指出：問題是有的，處分暫時談不到，要他好好地考慮一番。這樣辦他稱為瀝血，血是慢慢地流，但是並不給予什麼處分。
瀝血這個名詞是駭人的，其實沒有什麼，只不過是暫不執行。暫不執行也就等於不予執行。不予執行有什麼可怕呢？至於剃光頭是不那麼舒服的，但是不到一個月，頭髮照舊會長出來，也就不成為一種處分。
敬之為什麼這樣干呢？他知道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學生的行動是有指導的，而南京政府的行動，又恰恰給予這種指導力量以一種鼓舞，儘管他們的背景是不同的，很不一樣的，其結果是完全一致的：造成社會的大動盪。時代要變了，新時代，要出現了。這時正是分娩以前的陣痛，無論什麼勢力是不能挽回的。
敬之認識到這一點，心齋卻沒有認識。一次為了處分學生的事件，事後心齋在壽松堂里說：「師範學校的飯就這樣好吃，我們捨不得拿出一些辦法來嗎？」於敬之聽到這句話，更促起他的內疚。
敬之是心齋的老師，在這個學校讀書，也有一個前輩後輩的關係，可是從職務上看，一個是齋務主任，一個是教務主任，對他的話不能不給以一定的考慮。何況心齋主張要拿出辦法來，這是不能否定的。
1928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家鄉，仍住在隆盛巷蔡宅里。這所房子的建築很特別。臥室、堂屋是和一般房屋的結構相同的。堂屋的前面是一口井，有短牆擋住；左邊一間，分成兩半，前半作為書房，後半作為女僕的臥室。書房的前面是廚房，山牆離書房不到一尺，光線就全被擋住了。好在一則我只有寒暑假在家，二則即使我在家裡，我並不要求窗明几淨，因此也就勉強住下了。家鄉的朋友們常來，特別是耿迺寬，他住得很近，又有閒工夫，所以來的次數很多，經常要我寫些條幅、尺頁之類，給我一些鍛煉。
一個下午，心齋同簣庵來了，這實在是出我意外。
大家經過一些寒暄之後，我問起是怎麼一回事。
簣庵說：「心齋是先到黃橋，在我那裡住了一天，這才同來的。」
「我到黃橋，約何先生一同來看朱先生的。」
談話落到正題上，原來暑假之初，師範學校——就是張謇中學——開了一次校董會，於敬之提出辭職，校董會同意，改由馬心齋擔任校長，敬之擔任校董會秘書。
「校長的工作，看來是推辭不了的，我提出要請何先生擔任訓育主任，所以先到黃橋商量一下。」
「學校的情況在那裡，」簣庵說，「大家都明白，困難是有的，而且是相當艱巨。推辭是談不到推辭，但是不能不由大家來共同擔負。訓育的工作我不推辭，但是不能不請東潤兄給我支持，所以我約心齋兄到城來一同商量。」
這一天我們從下午一直談到晚飯以後。在星光照耀之下，我送他們到旅館去。第二天又談了一些，約定秋初提前到校。
敬之的這一次的退讓，是極其誠懇的，他改任校董會秘書以後，自己搬到一個小房間，表明自己不直接過問校務了，但是對於學校他是盡力支持的。只要是在校董會秘書職權範圍以內的事，他決不推辭；甚至只要不是影響心齋威信的事，他也樂於協助。在敬之當權的時候，那時還看不出他有什麼過人的所在；可是在他解職之後，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敬意。
心齋擔起校長職務以後，首先把學校的辦公廳搬到迎門第二進的平房內，這一來凡是校中出入的人，都得由辦公廳前經過。本來進門以後，向右轉是學生宿舍和飯廳，向左轉是教室，現在把右轉的門堵塞了，大家都由一個方向出入。
簣庵一向是住在第四進樓上的，現在搬到第二進平房的一個小間內，白天在辦公廳，夜晚一呼可到。王辛伯是擔任事務主任的，現在工作照舊，人也住到事務室。總之在這一次的布置中，看得清楚的是學校負責人全部身臨前線，大家都擔起責任來。
我還是教師，不擔任什麼職務，可是我講清楚是支持簣庵的，因此以教師的身份支持他。作為訓育主任，簣庵每天三頓都到飯廳吃飯，我本來無須去，但是也經常去。在舊社會的學校里，飯廳是一所戰場。學生的伙食費，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但是廚房不一定沒有問題，即使沒有問題，每日的飯菜也不一定能使學生滿意，所以問題就在這裡經常發生。何況廚房向財務科領經費要經過不少手續，每次手續能保證沒有問題嗎？而最後的結論，一般都在飯廳表現出來。
1928年度開學以後，一切都太平過去了。11月初，狼山一帶的紅葉紅得特別可愛。這是很自然的。泰興也有烏梅，可是老岸田，一般是不夠肥美的，農村的肥料供應大田還很勉強，顧不上田埂上的烏梅了。狼山一帶不是這樣的，這裡有不少是新漲的圩田，肥料足，一到秋天，滿山烏梅都紅得發紫，發出招人憐愛的氣息。我同簣庵去玩了大半天，興致盎然，直到下午三四點鐘才回學校。
這一秋天學校的秩序原是很好的，可是那天一到學校，就有人告知我們，中午飯廳發生問題，樓上樓下打碎的飯碗成了堆。
簣庵和我一商量，這事情不好辦。是誰帶頭打的？也許在別的學校，這問題很容易解決：學生中本來布置了耳目，幾個人一報告，除了他們自相傾軋，挾嫌載誣以外不難找出帶頭的人。線索有了，然後順藤摸瓜，就找到問題的癥結。但是布置耳目，這是一種反教育的行為，我們還不至於如此。可是不知道是誰帶頭，不知道問題在哪裡，也就無法解決問題。所以我們的不願意布置，就使我們處在黑暗當中，事前既不能預防，事後也無從彌補。當時這件事使我們手足無措。我離開南通師範以後若干年，經歷過若干學校，也擔任過具體的行政工作，我始終沒有做過布置耳目的事。一切盯梢、竊聽、告密，以及利誘、威嚇的事，都和我無關。我不是不懂得做，而是不屑去做。失敗是人所難免的，但是不但勝利要勝利得光明磊落，失敗也要失敗得光明磊落。
這一天飯碗打碎得成了堆，追究是我們力所不及，無法追究的。簣庵和我商量以後，征取心齋的同意，貼出了布告，大意是說這天我們到狼山去了，因此沒有到飯廳，以致發生問題，沒有及時解決，終於引起事故，一切責任由我們負擔，所有打碎的飯碗，由我們負責賠償。
那天晚間，學生代表來了。他們說，由於廚房飯菜不好，久已準備給他們處分，可是老師們在這裡，沒有機會。今天老師上狼山去了，恰巧這天飯菜又不夠好，以致造成這次事故。現在看清事件的性質，我們有責任，賠償的事情由同學全體負責。
在雙方引咎的情況下，我們把道理說清楚，最後由學校在經費中設法處理。
師生關係是圓滿的，但是政治形勢的激變，左傾勢力的鼓動，終於使我們感到力不勝任。
大約在飯廳事件一個月以後，當地的部隊荷槍實彈地來了。好在辦公廳正對著大門，他們一徑走到辦公廳說明來意。由於張季直去世不久，他在地方上的聲望還在，因此軍人還有些顧忌，說話還很從容，沒有造次。到這時才覺得暑假中對於辦公地點的安排，左右過道的布置都起了作用。來人是無法到校亂竄，給大家一個措手不及的。
正在心齋、簣庵和來人商談的時候，部分教師和我都到教室、自修室先行檢查，把一些激動人心的文件掩飾一下。這時心齋、簣庵和來人到了。總在我們檢查過一兩排房子以後，他們才到。如此一排又一排，我們總是先行一步，待到全部教室、自修室檢查完畢，沒有發現什麼，他們感到心灰意懶：儘管心齋還準備和他們同到寢室去，他們開口告辭了。
這次搜查，就這樣煙消雲散了。我們緊張的心情雖然暫時鬆弛，但是我們重行檢查的時候，發現每個教室里激昂慷慨的文件依然是滿滿的。這就很清楚，這次事件是三步走：第一次是教師們儘量掩飾，第二次是搜查人員完全撲空，第三次是重行布置。是不是左傾勢力抬頭，故意布置，以期導致嚴重後果呢？很難確定，但是這個第三步使我們感到非常緊張。
當時的我們，心齋、簣庵、我和一般的教師都認為學校是求學的場所，學生們來的目的是求學，黨派之事，是國家的大事，不是說學生們可以不過問，而是說他們不妨在學成以後過問。但學校不能脫離社會，不是真空，國家大事誰能說可以不管呢！但是在二十年代，我們的水平只有這麼高，只覺得我們應當把我們所有的一點知識，儘管少得可憐，好好地交給年輕人，讓他們接受，至於日後到社會上怎樣應付，我們就管不到了。
我們對於青年人，只覺得應當儘量愛護，加以培養，但是學校不是真空，不能脫離社會，我們並沒有看到。我們更沒有看到，把學生安排在真空里，不但對於國家不利，對於社會不利，同樣地對於學生也不利，沒有經風雨見世面的他們日後在生活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重重困難，無法應付，更談不上推動社會前進，保證國家發展了。
從那一次的搜查，我們憂心忡忡地感到社會的不安定，必然引起學校的不安定。學生們要求改變現實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要求改變現實，很可能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三哥為了要求改變現實而送命，我為了要求改變現實而失學，對此我是有親身體會的。現在，是我的學生要求改變現實了。我不應當阻止他們的要求，但是倘使他們為了要求改變現實而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失，我能說沒有責任嗎？我又怎樣擔負起這個責任呢？
從搜查的那一天起，這個問題在那裡日夜啃齧我的心。
怎麼辦呢？
我沒有權利去領導學生共同改變現實，我沒有力量去單獨改變現實，我認為我只有決心脫離現實。
我把我的決心和蓮舫談清楚，最後認定唯一的辦法是到寒假的時候向學校辭職，由學校另行派人接替。
當時的計劃是這樣的。結婚以前的一點儲蓄，因為買屋和結婚都花完了。結婚以後，到這時是九年，九年之中，母親和大哥的開支算一份，小家庭的開支算一份，自己在校的開支算一份，雖然沒有什麼浪費，但是積蓄很有限，大約在二千元左右。這是手中的一點老底。
辭職以後，估計未必有另行就職的機會。第一，我於1927年離開南京，這件事實決定我以後沒有回到南京的理由。第二，當時的中等學校，一般都是由一群人共同活動，任命了一位校長，經常有若干帶肚子教師同時到校，因此我不可能改就他校工作。第三，倘使在泰興擔任小學教師，每月工資二十元，供給母親和大哥還不夠，自己生活無著。因此我們的計劃是開一爿零售小店，好在我還有所房子，後面三間住家，前面三間市房，有現成的店面，稍為收拾一下，總還可以應付。店員兩人，由蓮舫和我擔任，用不到僱傭外人。估計只要順手的話，大約總可以將就生活下去。
這一年寒假，我把在南通師範的書籍鋪蓋衣服雜件一齊帶回，安心度過春節。
到家以後，我發信給南通，請求准予辭職。
沒有幾天，心齋來信，堅決要我回南通，並且指出在必要的時候，共同進退。同時回鄉過節的簣庵，也從黃橋來信，支持心齋的主張，約定節後大家返校，共同進退。
半年以前，我們約好共同努力，支持學校，務必把學校撐住一個時期；現在他們兩位還在堅持，我一定要退出，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已經看清時局一時沒有穩定的可能，因此在覆信中同意暫時回校，同時仍請物色替身，以便我個人退出。
春節以後，除鋪蓋外，我只帶了一隻旅行箱回到南通師範。
這一次到南通，行李很輕鬆，心理也很輕鬆。雖然我對於日常的工作，由於十一二年已經養成的習慣，按部就班，不敢有一毫疏忽，但是心裡總覺得我已經準備隨時撤退，只要對得起朋友，對得起學校，我決不留戀，決不含糊。
奇怪的是這一年春天，學校竟是異常安定。大局方面，正在醞釀著一場重大變動。江西的共產黨，自1927年南昌起義以後，正在贛南一帶鞏固陣地，因此蔣介石放開手來擴張勢力。他在重行登台以後，把自己的部隊編為第一集團軍，以下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還有一個孫傳芳呢，他的軍隊雖然退到山東邊界上，但是還有十萬支槍，他要求改編。蔣介石倒不計較孫傳芳對人民欠下的血債，更不計較他曾因為搜到一本印有孫中山照片的書籍而槍決人的罪狀，可是他要考慮孫傳芳日後可能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只能給他編一個軍。這和孫傳芳要求的第五集團軍相差太遠了。結果是孫傳芳下野，部隊解散。從蔣介石看來，革命和反革命，只是一個利害關係，沒有什麼原則差別。
1929年春天，正醞釀著一場第一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的戰鬥。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在武漢，他們稱為桂系，軍隊是精練的，能打硬仗，但是後方廣西地瘠民貧，供應不上大批的人力和武裝；蔣介石占據著江浙的財賦之區，正在假借中央的名義，除了第一集團軍以外，又在新編中央軍。在蔣介石固然是臥榻之旁不能容他人酣睡，在李宗仁呢，也覺得拖得愈久，會給蔣介石以一個坐大的機會。在雙方一致認為必須一戰的時候，戰爭終於爆發了。馮玉祥把軍隊調到武勝關，他不表態，但是準備著坐收漁人之利。回想一年以前，蔣介石和馮、閻、李三位全副武裝同到北京西山向孫中山的靈柩進謁的時候，竟是形同隔世了。魯迅的那首「南京民謠」：
大家來謁陵，強盜裝正經，靜穆十分鐘，各自念拳經。
是說的孫中山遺體到南京奉安以後，1931年謁陵的情況。其實1928年的情況更是如此。
戰爭是戰爭，學校還是學校。在學校以內，一切還是正常進行。
1929年4月下旬的一天，簣庵把一封電報交給我。我一看，是武漢來的，大意是要我去武漢大學，擔任英文特約講師，具名的是陳通伯。因為有「函詳」的字樣，所以一時還不著急。
「心齋和我本來打算遲一些再給你，可是現在我們也不準備耽擱了，看來還是由你自己考慮吧。」
武漢的來信一兩天內也到了。原來通伯和他在北京的一批同事已經離開北京到武漢大學了。大學一年級和預科都需要英文講師，希望我即日前往。由於戰爭關係，他對我的通信地址已經不太清楚了，還是問了鄭東啟兄才知道的。
對於南通師範，心齋、簣庵和我是下過決心要辦好，但是我們的辦法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是辦不通的。也許在安定的時代，我們還可以有一些貢獻，但是現在是戰爭的時代，不僅是蔣介石和其他軍閥混戰的時代，而且是革命和反革命搏鬥的時代。這不是我們這幾個人應付得了的。十年以前，繆敏之因為應付不了時代而離開南通中學，心齋、簣庵和我的能力不一定比得過繆敏之，繆敏之久已下台了，無論我們三人怎樣無私合作，但是時代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我們是不肯；但是站在革命的一邊我們又不敢。我們總想找一個安全的場所，既不挫傷青年要革命的銳氣，同時又不坐視青年冒革命的風險。有這樣的場所嗎？這正是當時學衡派所說的「烏托之邦」了。因此無論我們下過什麼決心，結果是必然失敗的。類似於此，但是不一定完全同樣的失敗，我以後還要遇到，而且不止一次遇到，但是要求這樣同心合作的夥伴是不容易的了。
我在1929年4月離開南通師範，心齋和簣庵在暑假中也離開學校。
心齋是學工科的，離校以後到上海一家建築公司擔任設計繪圖的工作，不久就去世了，我和他一別以後沒有見過。
簣庵是學地理的，1927年後有人推薦他到大學擔任地理講師，但是由於大學希望看到他的講稿，他覺得既然古代有人不當「呈身御史」，他也不願當「呈身講師」，因此沒有去。1929年後他到江陰，擔任南菁中學教師。後來回到南通中學擔任教師，我見過他兩次。他在三十年代暑假中去世，那時泰興城區和黃橋中間交通阻塞，因此沒有見面，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我們離校以後，校事仍由於敬之接辦，在左支右絀、萬分為難的時刻，他還是支撐著直到抗戰為止。抗戰中，日本反動軍閥的惡勢力到達南通，把這座中國首先創辦的師範學校燒毀了，敬之從各方捐款，居然在原址重新蓋起三層樓的校舍。想起三元橋側募化建塔的靈源和尚，不能不承認他就是現代的靈源和尚，儘管他們之間立場不同，思想不同，毅力卻是一樣的。
和敬之主張不同，動輒掣肘，以致南通師範上了軌道，不能大步前進的顧怡生也是一位潔身自好的教師。日本的反動軍人到了，學校燒了，但是怡生到南通海門中間的甌脫地區，仍舊把南通師範辦起來，為解放區培養小學教師，他是有貢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還是在這所學校工作，那時的校長是張梅庵，也是南通師範的舊人。
泰興的丁皓琰是地主，解放後，他的田產受到合法的處理，但是南通師範的校友，並沒有因此完全抹殺他對學校的貢獻，最後由南通教育局為他安排了數學顧問的位置，讓他仍在南通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我離開南通將近五十年了，其間我到過不少學校，但是我永遠懷念著南通師範，懷念著我所住過的場所，懷念著那裡共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