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五章 復旦大學（三）（1966～1976）
自從1957年擔任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以來，到1966年已經進入第十個年頭，到了應當進行總結的時候了。
從抗戰年代起，我認識到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必須前進，斷無同在一座大學，其他各系努力前進而由中國語言文學系單獨落後的道理。中國語言文學系負有兩種不同任務：對於中國語言文學的過去要做出恰當的總結，同時對於中國語言文學的未來，要指明前進的方向，要懂得過去，也要認識將來。這就是說，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任務是「一身而二任焉」。不懂得過去，是搞不好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而不懂得將來，更不能使中國語言文學系擔負起應有的責任。
1957年復旦大學把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交給我的時候，我認識到責任重大。蓮舫也認識到這一點，極力地勸阻。但是我感覺到把艱巨的工作推給別人是不合適的，因此我還是把這一項工作擔負了起來。
要是說我對於復旦中文系有一些貢獻，那就是我們的工作會議。在1957～1958年之間，工作會議的支柱是我系的兩位教研組主任，但是教研組主任是舊社會過來的，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範圍而不是整個的中文系，因此提案的儘管提案，討論的很少討論，實際上只是會而不議，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情況變了，參加的人多了，中、青年多了，討論展開了，一個結論推翻另一個結論。最後的決定經過一再的修改，我這主持會議的人竟記不清這是誰的提議。中文系的工作會議，切切實實地做到群言堂。假如把這座群言堂的樹立認為是對於復旦大學的貢獻，這確實是一項貢獻，但是做出這一項貢獻的是中文系的工作人員而不是我，我做到的只是發揚群眾的智慧。
對於中文系教師特別是老教師，我有責任儘量發揮他們的優點，照顧他們的困難。郭紹虞教授、劉大傑教授是上海的著名人物，都得到應有的重視。吳文祺教授、趙景深教授在他們自己的範圍內都有一定的成就，也是得到推重的。蔣天樞教授讀書的努力和他工作的認真，我在接見學生的時候也儘量地提出。
王欣夫教授是目錄學專家，對於古書的版本源流非常熟悉，這是難能可貴的。1960年以後，一次市衛生機構派人到校檢查教師健康情況，做心電圖。一位醫師和我說：「按照心電圖的顯示，王欣夫教授有嚴重的心臟病，隨時可能死亡。」在取得黨總支的同意後，我立即派青年教師擔負他的課程，讓王欣夫休養。
鄭權中教授是語言教研組的。他在中國古代的訓詁學方面是有成績的。1960年以後，他感到健康很差，和我說：「授課問題不大，但是由宿舍到學校要走很長的一段路，三輪車又不易找，最好由學校派車接送。」他要我幫忙。我想在教師步履維艱到這樣地步的時候，再要他授課是不合適了，因此把他的課交給青年教師負責。
中文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教師的成長上，青年教師一時還不能成為有力的支柱，我只能依靠中年教師，但是中年教師人數不多。工作是這樣的艱巨而人力是這樣的單薄，有時我真感到束手無策。一次在文化俱樂部和陳望道校長談到中文系的情況。
陳望道說：「你們中文系的力量是全校最強的。」
「是呀，」我說，「但是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坐在校長辦公室，看到的是教師的名單；我坐在中文系辦公室，看到的是功課表的安排。」
在看到這個系的目標不易完成時，我只能加倍地、更加倍地向自己提出要求。但是我的基礎不夠，我在文字學方面略知一二，在語言學方面完全外行，在語法修辭方面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對於中文系文學、語言這兩個組，實際上只能掌握文學組，而且也不全面。這很可能和早年接觸到的語文分家的理論有關。直到今天，我還不能擺脫這個框框。復旦大學的中文系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固然有限，在語言方面的力量更加薄弱，我們必須繼續不斷地努力。
支持我的力量在哪裡呢？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復旦黨委會和中文系黨總支。我也曾考慮我是不是應當爭取入黨，但是我感覺工作已經很重，時間已經很緊，我沒有精力參加黨的活動和學習了。只好甘心停留在黨的同路人的地位。
是不是對於我所做工作有什麼後悔呢？不是的，完全不是這樣的。中國是這樣的一個大國，每個人完全有必要為了國家付出最大的努力。「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晚清時代林則徐的語言，我們的時代比他的時代前進多了，我們更應當有這樣的抱負。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打擊我，稱我為「在全國、全市、全校有影響的頭面人物」。這不是什麼罪名，所遺憾的是我夠不上這樣的稱呼，同時又因為年已七十，不能開創更大的事業。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革命行動」是1966年6月上旬發動的。最初是把以我為首的十四名老教師作為對象。我們去了，在資料室坐下，壁上懸著大幅的標語，指出老教師們一到系辦公室是清茶一杯，香菸一支，朝沙發上一坐擱起了一條腿。最後的口號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我看到標語，覺得我從來不抽菸，系裡也不備，清茶、白開水是有的。至於沙發，系主任辦公室是有兩張的，十年之中為了接待來客，我曾坐過幾次，經常是坐在辦公室桌前一張木板椅上，擱大腿也無從擱起，因此我只是笑笑。
一位助教帶頭衝進來，對我說：「你還笑！來，趕快把標語讀一下！」
我把標語讀了。
青年同志們有的在門外直嚷，但是大都不作聲。一位女助教揚起手臂，高聲喊道：「打倒朱東潤！」
經過這一次開場，以後是老教師相互揭發。一位教授指出我在上海市組織的一次座談會曾經說過：「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
我說：「不錯，是曾經說過的。那是在《陸游傳》中，我曾指出陸游在退休中，獨領祠祿一百萬錢，是一筆很大的數字。本來打算寫入正文中，中華書局不同意，因此寫入旁註。壓力是壓不了的。」
這位教授說：「反抗中華書局不是反抗領導嗎？」
我看到這位教授的語言太離奇了，顯然是有人指使的，因此只能默然。
又一位教授可積極了。在系務委員會上，他照例是緊閉雙眸，現在不同了。他瞪大了兩眼，問我：「你憑什麼自稱領導全系師生呢？」
我說：「這樣的說法是有的，但是次數不多。學校既然把全系的責任交給我，我為什麼不能這樣說？」
他臉往下一沉，又問：「那你為什麼說《離騷》不是屈原做的呢？」
還好，劉大傑教授也在座，插了一句：「今天我們討論的是政治問題，不是學術問題。不要忘去這一點。」
這一關過去了，但是還有一個無法推卸的責任。
「朱東潤，你在校閱《作品選》的時候，為什麼還有許多錯誤沒有校出啊？」
這實在是我工作沒有做好，我說：「是有很多錯誤沒有校出，但是想來你還記得，將近一百萬字的稿件，要我在辦公、上課、指導研究生之外，在四十六天內完成任務，我從天亮忙到半夜，除了吃飯拉屎以外，沒有耽擱一分鐘，爬在書案上也忙不過來呀！」
這位教授神色毅然地說：「是黨交給你的工作，就是不睡覺也得好好地完成。」
這確實是正確的，但是他忘去了人是不能連續四十天不睡的。
不久以後，我們這一組解散了，各人分頭進行改造。
從室內勞動進入室外勞動，這是指復旦校園。復旦，本來位於農村，經過幾次擴展，最後在各項建築物以外，還有三十畝空地。「文化大革命」前，這些地方都荒蕪著，在看到一片荒煙蔓草的時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可惜。「文化大革命」來了，工人代表來了，他們派出一位領導開荒，在可能的情況下，把小片小片的土地接連起來，就成了大田。翻過，耕過，再加以種植，復旦校園裡蔥蘢滿目，為國家貢獻了不少的糧食，這是在工人領導下的知識分子的成就。
一天，領導我們學習的工人代表和我說：「農業組需要人，你就參加農業組吧。」
我想這是由室內勞動轉向室外勞動了，能夠參加具體的勞動總是好的。
農業組共分三組，男女知識分子都有。我參加的是第二組。一共十多人，一位是中文系的講師，一位是職員，都是女的。講師是寫作教研組的成員，很和平也很熱情，在系內人緣一向好。那位女職員三十多歲了，姐弟二人，上面還有寡居的媽媽。一家生活都由這位職員負責。我看到這位女職員的時候，總是很同情，便中也加以鼓勵和安慰。我只做了我應當做的事情。現在都是農業組的成員了，對於新來的成員，照例都得來一番批評，在當時稱為幫助。批評是嚴厲無情的，我只是不作聲。但是領導農場的工人代表看到經過一罵，我始終不作聲，他胸有成竹地對我說：「你參加農業組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且回系裡吧。」
我離開農業組，回到系裡，和工人師傅說清楚，仍搞我的本行，每天打掃室內，心想這樣搞下去，對於培養我的階級感情總是有益的。我的看法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隨時換班，大家都獲得一些具體的認識，腦力勞動者不再認為體力勞動者愚笨，體力勞動者也不再認為腦力勞動者懶惰，這對於社會、對於國家都是有益的。
雖然我參加校內農業組的條件被認為不夠成熟，但是我參加校外的農業勞動並不因此而減少。我到過長興島，這是吳淞口外的一個沙洲，因為地多人少，每人平均有沙田四畝，產量高，生活也不太苦。農民有時也釣魚、養鴨子，搞一些副業貼補家用。那時是1967年，長興島在種植水稻方面比較散漫，插秧的時候，行款也比較隨便些，如今經過十年，必然是大大地改進了。
前面說過的李元祥、俞汝捷我都沒有見過。在長興島卻看到了那位姓周的女生。她總是有些抑鬱，少女的心情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同學看來不久要畢業了，他們都自稱是4850部隊。怎麼有這個番號呢？不會不分男女都參加解放軍吧。後來一問，原來他們估計到畢業以後的出路，工資的級別是四十八元五角，因此起了這個番號。
有人問小周：「你覺得出路會是怎樣？」
小周這個活潑無邪的少女，現在是泫然欲涕了。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還有什麼辦法呢？總不過是一個臭知識分子吧！」
我非常同情小周，我總感到知識分子不一定香，但是也未必永遠是臭。魯迅說得好：「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光總會發的。韓愈也說：「加之膏而希其光。」只要我們不斷努力，光是永遠會發展擴大的。
到長興島不過一次，後來卻多次到羅店。羅店是寶山縣的一個大鎮，附近的田地稱為羅店公社，我們經常到的是團結大隊，還去過金家小隊、東束里小隊和西束里小隊。主要工作是間棉苗，收棉花，收油菜籽，這些勞動並不重。
初去的時候是參加西束里小隊的。那次君遂的妻子秦允明和我的長孫邦華來過。允明很好，和我見過以後，曾和帶隊的工人代表說：「公公年齡大了，經不起重體力勞動，請你照顧一些。」
工人代表還客氣，也照例答應了。倒是事後一位助教對我談了一些，這在當時稱為「幫助」。這個「幫助」可真紮實，他向我指出，勞動時照例是不能見客的，萬一有客人來到，先要向工人領導匯報，得到准許以後才能交談。這次「幫助」很嚴肅，對我也實在有用。
在西束里生產隊進行生產的當中，天晚了，我從場地回來，一輪明月當頭，天上沒有一點塵滓，下面是一潭清水，澄淨極了，水波蕩漾，只看到水中皓月來往波動，四周寂靜。偶然也有人走過，但是一陣腳步聲去後，一切的一切仍然沉靜到空寂的妙境。月色水光，渾然一片。
不知是誰打破了這個寂靜。
只聽得一聲：「焦啟源在吳淞投水死了。」
焦啟源是研究植物的生物系教授，對於芳香植物鑽研得比較深入，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為什麼要投水呢？我陷入沉思，但是始終不能理解。
月亮依然的皎潔，池水依然的沉靜，村聲依然的遙遠，我依然的枯坐。
多麼誘人的池水啊！但是我想起的不僅是焦啟源教授，還有國家的前途。
知識分子是應當為國家的前途而努力的。他不可能沒有錯誤，但是倘使這個錯誤不是不可救藥的，國家會給他改正的機會。他沒有權力切斷自己和國家的聯繫，不再為國家的前途而努力。
一切服從國家安排吧，個人的得失太微細了，不值得作出過多的計較。
月色依然的皎潔，池水依然的沉靜，村聲依然的遙遠，但是我不再枯坐了。我挺著腰杆，踏著堅定的步伐，仍然回到宿處。
我們在鄉間的勞動時間不久，經常不過兩三星期，待到農忙季節一結束，我們就回校了。回校以後，我依然在室內勞動，有時也粉刷牆壁。這個工作並不簡單。那時牆壁上都是大字報，三層五層的也有，十層八層的也有。要揭去，特別要揭乾淨，因為大字報沒有揭清，即使是手指大的一片，粉刷後，還得剝落。因此粉刷雖然不難，剝去大字報反而是一件大事。特別是在粘貼的時候，一層麵漿加一層，唯恐不夠牢靠，現在要剝除了，那是一層紙張又一層，唯恐過於牢靠。沒有動手的時候，地上還不難看，一剝以後，滿地的碎紙斷片，還要掃除，掃了以後再剝，剝過以後再掃，經過多次的反覆，這才調好灰漿，進行粉刷。事情說來簡單，但是沒有結束。粉過以後還要畫線，要在離地面上一尺多的地方畫橫線，畫歪了不行，要塗過重畫。這時我寫篆書的鍛煉派到用場了，因為畫線畫得平，即使偶爾有歪曲，也容易發現，容易改正。
復旦大學的宿舍是多的，畫線畫了一座又一座，看看又要下鄉鍛煉了。這一次是東束里生產隊。本來東西兩隊是合而為一的，不知為什麼又一分為二。我們住在隊長家裡。這位隊長也特別，他是黨員隊長，妻子到吳淞做廠工去了，孩子也去了，只有他一個人在家，兩間正屋帶一廂，倒也寬敞。我們在勞動中還是堅持學習。一晚，帶隊的工人代表帶來了兩位婦女，說是給我們上憶苦思甜課。
第一位婦女六十多歲了，本地人，講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士兵，在吳淞上岸以後，開到羅店，把當地居民殺死了三分之二，兇狠殘暴，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感到敵人的可恨。她的語言把六麻都混到六魚里去了，這是寶山北區的方言。
第二位婦女完全不同了，四十多歲，額角有些灰白，兩頰也開始縮進，一口廣西官話。原來她不是本地人，出生在廣西金城江邊。和羅店去的鐵路工人結了婚。回到羅店，現在是東束里生產隊的政治隊長。
這一位姓韋，是韋娘。韋娘小時候，只是鄉下姑娘，家裡有三兩畝水田，經常打赤腳，在田埂里亂跑，有時采一束山果，這是她的桃、李、楊梅了，到口就吃掉。家裡有晚娘，管她不著，她也不愛聽話，有飯就吃，吃完就到山坎里尋柴火。抗戰了，廣西修上鐵路，直到金城江。一位鐵路工人看上了韋娘，韋娘也看上了鐵路工人。兩人結婚了，她就取得了羅店的戶籍，但是她和丈夫依然靠著鐵路生活，丈夫修鐵路，她也幫同做一些零碎活。修呀修呀，他和她隨著大夥從金城江修到獨山，修到都勻，以後是貴陽、遵義、綦江、海棠溪。韋娘的丈夫一直夥同大眾把川黔鐵路修好，韋娘一直搞些零碎活。生活是艱苦的，但是一幅一幅的生活歷程正在眼前展開，終於修通了成渝路，再向寶成路推進。
寶成路的生活更艱苦了，山高氣候冷，從葭萌向北，很少民居。吃沒有吃處，住沒有住處。韋娘有時住在破廟裡，夜深了，佛殿里本來連燈也沒有，鐵路工人來了，燃上了一盞油燈，都昏了。一具一具的偶像都在那裡對著韋娘，顯示猙獰的面貌，在黯淡的燈光中更顯得可怕。勞動人民嘛，本來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夜深了，夜更深了。床上的小孩子已經拉過兩次溺了，地下的大孩子老是念叨著爸爸：「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啊。」
韋娘確實有些慌了，只是安撫著大孩子：「爸爸在加班，很快就要回來的。」說著說著，大孩子也倦了，打著呵欠，趴在妹妹的腳頭睡了。
韋娘還在為鐵路工人縫補衣服……縫補衣服……縫補衣服。
燈油快要盡了，燈花正在爆炸，但是丈夫還沒有回來。
怎麼辦呢？韋娘的心煩死了，木偶正在向她獰笑。
天冷了，一陣陣寒風從窗欞里吹進來，吹得葦箔發出一陣噼啪噼啪的聲音。
「要鎮靜，鎮靜，孩子的爸爸是鋼鐵一樣的工人，一定不會有事的。」韋娘對自己說。
階下響起一陣陣腳步聲。
怎麼這許多人呢？平時孩子爸回來的時候，沒有這許多人的。
這時階下嚷道：「大嫂，大嫂，塌方了，趕快……快去看吧。」
韋娘扔下了手中的破衣服，擱下床上的孩子，三步並作兩步地躥下台階。
她說：「怎麼了？大哥，大叔，孩子爸出事了嗎？」
「不要慌，還不要緊，你去看一看再計較。」
韋娘蹦下台階，連爬帶跑地出得廟門，由工人兄弟們一直帶到塌方的所在。她丈夫遇到塌方事故，人已經埋到土裡了，虧得弟兄們的幫助，清除了泥土和礫石，他的胸部已經露出了，頭上也有傷，血正在流。
怎麼辦呢？把泥土和礫石再一次清除，又是一次清除，最後終於全身出現了，兄弟們大夥幫忙，把她的丈夫拉出來了。他們紮好擔架，把她丈夫抬到破廟裡。這時寶成路沿線還在反動派手裡。大夫也有，是伺候大官和小官的。工人嘛，還不是由工人們自己處理，大不了在出了大事以後，給一些撫恤金，還要會計科的官兒良心好。要是拖上十朝半月，這筆撫恤金早已被財神爺用通貨膨脹的辦法把一大半收回了。
韋娘燒好了水，給丈夫好好地洗了一個澡，血已經不向外滲出了，但是內傷很重。半個月以後，問題不大了，但是沒力氣，干不得活計，只得脫離工作養病。就這樣養呀養呀，帶著撫恤金趁日本反動派投降的日子回到了羅店。還好，他家裡原有兩間屋，他和兄弟一人一間，於是就這樣半飢半飽地混下去。
四五年的工夫，羅店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帶傷養病的鐵路工人不幸死去了，剩下韋娘和她的三個孩子。
但是生活捉弄人沒有止境。小叔看中了她住的那間房子。韋娘娘家遠，孩子又多，憑著自己拼死拼活地干還顧不上嘴巴，小叔要把她趕到一旁是不困難的，但是現在不同了，人民有了依靠。四清隊到了鄉間，韋娘把一肚皮的苦水儘量吐出來。這一來問題完全解決，韋娘和孩子們保住了藏身之地。大孩子已經下田了，她自己因為勤勞勇敢，被選為政治隊長。我在晚間收工以後，經常從她門口走過，看到她一家勤勤懇懇，生活也在一天一天向上。
韋娘談起她的過去的時候，在她身上，我看到中國婦女的賢淑，以及南方人特有的熱情和現代女性的勇敢，這三種特徵很自然地調和在一處，塑造了這位鄉村婦女。
帶隊的工人代表和大家說起：「春節到了，大家在假期中給她寫一篇傳。」
這是一個很好的意願，但是沒有得到實現。
青年人工作，沒有時間寫。我是熱愛傳記文學的，韋娘身世也確實是一部傳記文學的素材，但是要寫好這樣的作品，第一，至少要在一年中經常接觸這位典型人物的生活；第二，要到金城江，和川黔、成渝、寶成三條鐵路走一遍，接觸當地特別是寶成鐵路沿線的風光。第一項，我還辦得到，但是學校未必同意；第二項我已經沒有這樣的體力。因此我也無法寫。
春節以後，大家都忘了，多少好課題都是這樣地拋棄了。
「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所謂權威們都由專案組分別調查處理。我的案子交到中文系一年級，由學生章某某處理。他是大豐人，和我在羅店共同勞動常時同來同往的。他看到專案工作沒有什麼意義，不幹了。由同級的程某某接辦，他是興化人，也是蘇北人，但是在上海住久了，生活習慣都上海化了，連語音也不同了。
我在國民黨的名冊上填過名，黨證扔在榮巷江南大學宿舍的屋脊上；做過兩個半月政治會議的秘書，但是扔下二百元一月的官俸回到南通師範擔任八十八元月薪的教師；買過一千元的中國銀行股票，但是解放後扔了股票，股息也不去領。這些事在我認為應當如此，但是有的人不能理解，認為是不可理解，還要調查研究，事情就這樣地拖下去。好在有蓮舫，即使當時只發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費，我們照樣活下來了。
可是里弄的工作人員正在折磨她。
他們說她進行經濟剝削。我曾經在泰興的恆泰和南貨店投資一千元，後來被經手人吞沒了，店也倒了，但是這件事是我的，現在算到蓮舫身上。他們說她進行地租剝削。我的孩子君達、秀若死了，買了二畝地，葬在泰興城南蔡家巷，每年年底種地的人送給我們一些豆腐作為地租，我們也送給他們一些糕點，作為照料墳地的酬勞，如若算是剝削，這件事也是我的，現在又算到蓮舫身上。他們說她牟取暴利。1938年，我響應當時的號召，遠赴四川樂山，在武漢大學教書，其時，我留給蓮舫一萬元，為這一萬元，她得供養年邁的婆婆和七個未成年的兒女。戰事一天天延長，幣值一天天低落，物價一天天暴漲，但是責任一天天沉重。人是要生存的。海昌玻璃廠的工人是進步的，他們東頭挑菜，西頭出賣，這是牟取暴利嗎？不是。蓮舫運用所有存款，購進物資，在生活必要的時候，再將物資換取糧食。從票面看，她是贏利了，從幣值看，她是大大地虧折了。假如這是牟取暴利的話，這個責任也是我的，但是他們還是把責任算到蓮舫身上。
在里弄開鬥爭會上，他們問蓮舫：「你果然沒有進行剝削嗎？」
蓮舫說：「果然沒有。」
他們又問：「你能站在毛主席的面前說沒有進行剝削嗎？」
蓮舫這個荏弱的婦女神色毅然地說：「能。」
他們要她站在毛主席畫像前說。
蓮舫毫不遲疑地走到毛主席畫像前，鄭重地一字一句地說：「我沒有進行剝削。」
中國婦女的賢淑，現代女性的勇敢，有教養的女子的端莊，表現為這句鄭重的語言。
但是「四人幫」指揮下的害人蟲不能理解，他們進行追問，他們不但認為她有剝削的行為，而且認為是欺騙毛主席，罪名是極大了。蓮舫終於崩潰了。
里弄婦女有時也和蓮舫說：「當時立在毛主席畫像面前，你為什麼不說讓我想一想呢？」
蓮舫也說追悔，其實追悔也如此，不追悔也如此。人家安排了陷阱，你踏進去了，追悔也如此，不追悔也如此，因為他們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
蓮舫患有高血壓症，心肌也有問題。他們要她掃地，給她一把竹掃帚，在第一宿舍掃地。蓮舫和我說：「竹掃帚拿都拿不動，教我怎樣掃呢？」
「不妨的，」我說，「我每天上班以前代你掃一趟。」
蓮舫說：「不是這樣的，你每天到學校勞動已經夠苦了，再增加這樣的勞動，怎樣受得了？那時不是買一個饒一個嗎？」
我說：「我自己有數，這一層我考慮過了，受得了。」里弄會由第二宿舍的楊姓退休工人主持，這是一個虛名，掌握一切的是復旦大學經濟系二年級學生袁某某。
我把要求和袁某某談了，說明蓮舫有嚴重的高血壓病，為了不耽誤工作，我願意每天在上班前執行這項任務。
袁某某彈起兩隻眼睛說：「不行。」
天冷了，要穿棉衣了，中午的時候蓮舫揀出我的棉襖，對我淡淡地一笑。
我上班了，那時我們上下午都上班，上午勞動，下午在系辦公室學習。一時半我去學校，五時走出校門，迎面看到君邁，君邁引我走了一大圈，他說：「要鎮靜。」
為什麼要鎮靜？但是我鎮靜下來了，不覺得緊張。
到家的時候，蓮舫死了，留給我一張字條：「東潤：對不起，我先行一步了，錢在口袋裡。」
錢是在口袋裡，但是為什麼要先行呢？這是1968年11月30日。
我沒有哭，因為我沒有眼淚，從那時到今天，我眼眶裡始終沒有眼淚。
12月1日的清晨，我看到那個負責的學生袁某某。我說：「蓮舫有嚴重的高血壓病，經不起重體力勞動，我願意代替，但是有人說不行。」
袁某某的兩隻血紅大眼球又彈起了，他問：「是誰？」我指著他說：「就是你。」
袁某某不作聲，兩隻眼一眨一眨。
第二天以袁某某為首，約同里弄居民和中文系的程某某，在復旦大學工會，給我開了一次批判會。他們說蓮舫如何進行經濟剝削、土地剝削和牟取暴利。一切的一切，都是已經說過的，但是他們沒有指出蓮舫如何患有嚴重高血壓症，如何擔負著力不勝任的勞動，和如何我請求代替勞動時他們堅決拒絕等。
他們還要求我發言。
在虐待狂面前進行指責是沒有意義的，進行辯解更沒有意義，我只是笑了一笑。我是沒有眼淚了，因此我只能笑了一笑。五十年的夫妻關係了，我曾因為遠別而流淚，因為追憶而流淚，但是在她死了以後我沒有眼淚了，因此我只是淡淡一笑。從那天以後，直到今天，我經歷過不少的艱辛，但是我始終沒有流淚。
他們看到我瞪著眼，於是又對我進行批判，我沒有辯解的權利，我也沒有辯解的興趣。
袁某某很不滿意，程某某也不滿意，他們又準備大字報，在第一宿舍張貼，指出蓮舫如何剝削，如何牟取暴利，他們還指出第一宿舍里企圖為蓮舫翻案的大有人在。
我只是淡淡一笑。
在抗戰後，誰沒有把工資換成物資和大洋，企圖在國民黨瘋狂濫發紙幣時苟延歲月？至於出了喪事經營墳地的人更多了。虐待狂們都不感興趣。企圖翻案？宿舍里沒有這樣的人，連我也不企圖。案是鐵的，也許還有人要試一試，但是如若案是紙的，風一吹自然會翻過去，有時連風也不需要，終歸還要翻的。虐待狂貼了大字報還不放心，到處告訴人這個「大有人在」就是指的我。真想不到他們的低能竟到這樣的地步！本來無風會翻的破紙，我是不會費些微的氣力進行推翻的。
只要人活著，一定能看到站不住的東西自己垮台。
1972年8月22日，國權路里弄委員會約我座談。那天邦薇在家，因此我和邦薇同去。坐了一會，第二宿舍的老楊也到了。
里弄委員會的負責同志說起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復旦大學員工家屬鄒蓮舫、傅曼芸、張永芳、黃達秀的事故進行處理。
他們宣讀鄒蓮舫在解放前合夥開店，附有作坊，後來參加過縫紉社，在清隊運動中經過審查，她一會說沒有剝削，一會又說有剝削，寫過交代，群眾曾經問過，沒有批判，沒有鬥爭。她不理解黨的政策，因此本案不作處理。
這一件案子在「不作處理」的決定下不予處理了。根據當時的政治情況，我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同意了。一切都按照一定時期的一定政治情況作出決定的，我們沒有權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理解政策是事實，但是當時執行政策的人自己是怎樣理解政策呢？最後的負責者是誰？蓮舫死了，她對社會盡了最大的責任，她的一生已經結束了。人的生存是為社會工作的，在她做完工作以後或是無法繼續工作的時候，她的死亡無論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都表明工作的結束，至於結束以後的結論，這不是對她的考驗而是對於時代的考驗。
蓮舫死前一個月，邦薇已經下鄉插隊勞動了，黨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
君邁也去了，他住到岳母家去，行將覆沒的小船是不能留戀的。但是我還住在這裡，有人搬進來了，又有人搬進來了，我住的樓面一再縮小，最後剩得十七平方米，讓我在這裡進行自我改造。
生活是艱苦的，但是我一邊學習，一邊勞動。一次在羅店勞動中，帶隊的工人宣布可以回家了，我連忙去信橫沙，約邦薇回來。可是羅店的勞動隊伍臨時推遲一天，邦薇高高興興地背了背包回家，想不到撲了一個空。孩子還小，怎麼辦呢？幸而清於在上海有個家，邦薇只能到那裡去，第二天才見到我。在我每月生活費只有三十元的時候，是清於多次給她一些零用錢，因此勉強支持下去。
在鄉間勞動時，我們也分小隊和大隊。大隊長姓袁，工人出身，三十多歲，矮矮的，但是身體很結實，經常能走二三十里。大約是1971年吧，他主張堅持鍛煉，還要中宵集合，黑夜行軍。東束里復旦小隊隊長王伯杏，鹽城人，對我特別照顧，總說是年齡大了，夜晚起來不便，不要去了。但是不久他因為眼病，回到市區看病。
繼任的是一位福建人，他堅持黑夜鍛煉的原則。原則嘛，本來不止一條，照顧的時候有照顧的原則，鍛煉的時候有鍛煉的原則。
寒冬的深夜，叫笛響了。噓噓噓！東束里的狗吠了，鄰村的狗也吠了。噓噓噓！汪汪汪！
小隊長帶頭，大家都起來了，我也起來了，好在事前都準備好的，衣帽鞋襪都有一定的位置，順手就是。深夜集合是不容許開燈的。
排隊集合，報數，向右轉，成縱隊開步走。一陣沙沙聲，一、二——一、二。
突然一聲令下：快步走！
我也快步走，沙、沙、沙，一陣急似一陣。
人有些困，但是腳步還跨得開。
三十步……一百步……三百步。
我在那裡直喘氣，七十四歲了，真不經用，但是我還是快步走，沒有掉隊。
兩三里以後，實在不行了，腳步沒有放慢，氣有些喘不過來。怎麼辦呢？是鍛煉，是改造，能掉隊嗎？不能，哪能不鍛煉呢？我用頑強的意志克服連續的喘氣。鍛煉再鍛煉，頑強再頑強，但是究竟有頑強不了的時候。我還是加強鍛煉，氣喘得更粗了，更急了。人要倒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要堅持，堅持就是勝利，何況自己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堅持，但是氣喘得很厲害，受不了，怎麼辦呢？一路的沙、沙、沙，我還是沙、沙、沙。腳好像不在我的腿下，只顧沙、沙、沙。氣已經喘不過來了，沒有氣還能沙、沙、沙嗎？
旁邊的人也不能沙、沙、沙了。這是許道明，一位少年人，能打能沖，他氣喘得很厲害，噓、噓、噓，沙……沙……沙，不行了。他捂住肚皮，說痛得很厲害，不能沙、沙、沙了。
這一來我有了伴，膽子也壯了，我也不再沙、沙、沙了，好在吃批評一道吃，用不到我一個人擔心。
前面快步走的速度也放慢了，沒有人沙、沙、沙了。我終於和許道明趕上了隊伍，到達目的地，袁大隊長宣布解散，天有些發白了，我們慢慢地回到東束里橋。
我後來提到這件事，隨即受到批評，說是照顧老弱病殘，這是政策，沒有要七十四歲的老人中夜起來急行軍的道理。然而我是中夜起來急行軍的啊，何況還有許道明同行可證。並非我在做夢，說胡話。
在林彪和「四人幫」的影響下，什麼事都不是意外。
此後，我的生活情況倒逐步地好轉了。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費實在不夠。緊張實在緊張，要是我去參加食堂，當然還可以節約一些，可是我怕到了食堂以後，有人說是不行，要向後讓開些。我的改造還很不夠，我想與其公開受罪，不如獨居做人。因此單獨生活，不去食堂。生活究竟是生活，只是緊張些，不能說。誰能說啊？
但是窮則變，變則通，這個通不僅是我通，而是我上邊的一級一級的通。
1969年冬初，領導我們學習的工人和我們說：「你們可以申請改善待遇。」
我們都說：「我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不需要改善了。」
「申請申請嘛，不要擔心，沒關係的。」
再擔心實在不好，這是不相信領導。領導甚至說起：「你們抽菸的還可以聲明抽菸，領導會照顧的。」
我們再一合計，壯壯膽，決定申請了，不過還得小心，小心總沒有壞處。我這一生，活著就是冒險，冒了七十年，不能再冒了。這就決定申請還是申請，不申請是不相信領導，這個險冒不得。但是申請也不能太多，太多是不識抬舉，這個險更冒不得。總得要酌乎其中，在冒與不冒之間。於是眾人磋磨再磋磨，開出項目，做好預算，最後的結論是每月申請生活費八十元，總還是兩位數，沒有抬到三位數的妄想。
1969年12月，各人實發一百元。
於是開會，由領導人嚴肅告誡，要加強學習，趕緊改造，我們每個人都誠心誠意地聲明，感謝黨，感謝毛主席。
經過三年的教育、學習、勞動、改造，我們的思想變了，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都經過審查，審查一次也就是改造一次。還有的人要經過隔離審查，雖然對我寬大，沒有隔離過，但是對於隔離審查，我是有一些理解的。我系的趙先生就有過這件事。
本來我們是一同學習的，突然之間趙先生不見了。一兩星期以後，偶然也見到，趙先生的臉像塊鐵板，沒有表情，見人也不招呼，後面還跟著一位，據說是教育者。趙先生經常和兩位教育者住在一處。天氣很熱，教育者與被教育者都悶得發慌。
一個下午，教育者和趙先生說：「我們要去游泳了，你可不要亂跑。」
趙先生很老實，他說：「我一定不亂跑，躺在這裡睡一下。」
「躺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不放心。」他們說。
「那怎麼辦呢？」趙說。
「你睡下，讓我們綁起來，那就好辦。」
趙先生一想，橫豎是躺著，綁不綁沒關係。這兩位把他綁得結結實實的，他們去游泳了，臨行的時候，還把門鎖上。
事有不巧，一位外調人員來敲門了，「蓬、蓬、蓬。」
在不斷的敲門中，趙先生覺得不作聲也不好，他說：「這裡沒有人呀。」
敲門的人問道：「你不是人嗎？哪能說沒有人？」
趙先生說：「我是牛呀。」
其實趙先生應當說，我是牛鬼。從牛鬼到牛，還是有距離的。
1969年12月，我們的生活得到改善。次年5月恢復原工資。1971年8月，我們的存款解凍，次年2月，歷年扣存的工資完全發還。發還的時候，我系的幹部和我說：「我們是完全按照政策執行的。」
是的，他們是完全按照政策執行的。
大約在這個時候，林彪的面目完全暴露了。
他的野心愈大，也就愈來愈顯著。謀害毛主席的計劃不成，他想到廣州另立中央，去廣州的計劃不成，這才想到「機」不可失，但是在他到達境外，體現他的叛國投敵的陰謀以前，已經自我爆炸，這是1972年9月間的事。
1972年11月11日，我被召到中文系辦公室，由中文系總支副書記林毓霞向我宣讀文件，由於我沒有得到允許抄錄文本，只能記得一個大意。
解放前屬於一般問題，解放以後，由於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在海瑞罷官問題上有反對言論，經過工人宣傳隊的幫助，交代問題認識問題較好，作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最後由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書記張國權簽名。
海瑞罷官的有關文章是姚文元寫的，當時作為學習資料向全校分發。開會討論時，我曾指出其中所說的海瑞棺柩離開南京，江邊鵠立目送的白衣白冠的人士都是地主階級分子這一句，不一定很正確，因為當時的風俗，凡是弔唁的人一概由喪家給予白冠，至於白衣，那是比較親近的人，也是由喪家給予的，這個風俗一直到解放前在蘇北、皖北還是這樣。
既然只是人民內部問題，事實上我已經在做正式工作了。1971年起，部分中文系教師和少數歷史系教師開始參加二十四史的標點校刊工作，1974年完成。本來中國是一個歷史紀錄比較完備的國家，殿本二十四史的刊定是清代乾隆年間的事。同治年間，曾經重刊一次，那時合五省之力，進行校刊，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二十世紀之初，曾經影印過殿本二十四史，把同治年間勘誤的工作完全擱起，這是一種倒退。民國以後，商務印書館出了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張元濟主持的。百衲本是根據宋代以後各種不同的舊本影印的，有一定成績，但是版本最舊並不等於版本最好，該館的張元濟也作過一定的校訂，但是工力有限，又志在推銷，因此還留有不少的校刊不精之處。
這次二十四史的標點校刊工作，是一件大事，合北京、上海和其他各處之力，共同負責，把這部大書重行校印，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值得紀念的事，但是問題還是很多。
第一，各地的人手不齊，又沒有經過切實的共同討論，因此中間出現了許多不夠完密之處，這是無可避免，也是無可補救的。
第二，參加這次工作的人對於天文、律歷所知不多，即使略有所知，稍解推算，但是只能知道近代的正確，不能理解古代的錯誤，因此也就不能按照當時人的知識，判定刊本的錯誤所在。
第三，中國古代，正和現代一樣，和異民族有過不斷的交往，有些民族還存在著，有些民族已經不再存在了。他們見於中國史書的人名、地名，應當怎樣標點，現存的也許略有所知，古代的已經毫無把握了。
第四，最嚴重的是中國語言問題。我們自己以為對於中國語言總有一些認識，其實全然不是。由於研究不夠，我們總以為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一樣，至少是差不多。復旦擔任了《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標校工作，因此我有機會把這兩部書和《新唐書》《新五代書》比較一下。我發現在這新、舊之間，不但觀點不一樣，有時語法也不一樣。因此在標點的時候，就有一個斟酌，但是我們畢竟得不到全面認識。由此，我感到對於中國古代的語言完全有再認識的必要。這就是說，要有更多的人員和較長的時間，對於中國語言的轉變作一番比較深入的研究。這方面沒有做出成績以前，我們對於古書的標點校刊，一定存在不少的錯誤，而且錯了還不知道。
復旦中文系擔負的只有兩部史書的標校工作，但是前後歷時四年，時間長，成績卻不大。我自己雖然沒有放棄工作，但是成績不大，因此總覺得標點本不一定比沒有標點的好，因為標點錯了，容易把讀者引入歧途，未必有什麼好處。
我們開始工作之後，不斷地發現問題，也不斷地產生錯誤。一次在檢查《冊府元龜》時，因為我們只有影印的明本。我說：「這部明本不一定可靠，因為明人對於版本考訂是比較模糊的，特別在天啟、崇禎這兩朝，一切都走上了因循苟且的道路。」
有人說：「是這樣的嗎？現在除了這部明本的《冊府元龜》影印本以外，沒有其他的版本可校，有什麼辦法呢？」
後來我們從北京圖書館借得殘宋本《冊府元龜》的膠片，總算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摸索到一點認識：宋、元、明，特別是晚明，對於古書的校訂不如清代，但是這不是說清代人的學識遠過於前代。清代以來，人民在政治方面受到落後的統治者的壓迫，他們不能再走明代人那種高談闊論的道路，於是把精力運用到名物字句方面，這是所謂襪線之才。他們只能走這一條路，在學問上是開了一條途徑。這條途徑不能說沒有用，但是要看我們怎樣使用它。
林彪死後，特別是1972年冬季和1973年，又掀起了一個「批林批孔」的運動。「批孔」是批的林彪的根子。由「批孔」進一步是尊法反儒。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批判中，當然要聯繫到本單位，這時我又成為儒家了。我自己認為，既沒有吹捧儒家，也沒有反對法家，但是據說這是不能成立的。大家認為只有法家和儒家，沒有既非法家也非儒家的存在，這是不可想像的。我說在我擔任中文系主任的日子裡，中文系沒有開過儒家學術的課程。一位青年說：「朱先生自己開過《左傳》這門課，《左傳》是十三經中的一經，這不是儒家學術的課程嗎？」我是開過《左傳》這一門課的，但是我認為《左傳》只是一部歷史記載，和《春秋》沒有關係，《左傳》里所有的「君子曰」等，很可能是後人的摻入，不是《左傳》原有的記載，這些主張都在我那部《左傳選》里敘述明白，沒想到開《左傳》這門課，成為我推崇儒家的鐵證。
在尊法反儒的過程中，揭出了中國歷史上的二十幾位法家，這時張居正又得到一般人的推崇，而我的那本《張居正大傳》成為關於張居正的第一本主要參考書。上海的工人、小知識分子、學生和外地各校不斷對我進行諮詢，我又成為推崇法家的作者。這是我在寫《張居正大傳》時所沒有預見的。我們的一生充滿了沒有預見的讚揚和沒有料到的譴責，但是沒有料到的譴責經常處於主要地位，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在標點《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過程中，有時會遇到一些插曲。因為國家重視自然界的變化，我們有時要把兩部史書里的《天文志》《律曆志》和《五行志》作為單行本一再進行研討。為了重視對外戰爭，我們曾注釋《晉書·謝玄傳》。還有一次7月間我們正在難得的暑假中休息，突然來一個緊急集合，要我們註解《舊五代史·李襲吉傳》。這當然是由於傳中「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馬邑兒童皆為銳將，鷲峰宮闕咸作京坻」；和「矧復陰山部落是仆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幾聯，其實沒有多大用處。倒是《謝玄傳》，對於當時戰爭的情況有一些抒寫，可能還有些用處。
不過像《謝玄傳》這樣的抒寫還是很簡單，甚至宋人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對於赤壁之戰的描寫，花了最大的氣力，但依然很簡單。讀史是重要的，因為史冊會給予我們一些重大的啟發。太簡單了，作用就不大。南宋的時候，宋人最初與金人以淮為界，在金人向南進攻的時候，宋人經常把淮上的大軍撤過長江，但是當時的輿論是守江必先守淮。為什麼這樣說？必定有一個理由。楊沂中認為把銳氣消耗在長淮的東西，不如放棄兩淮，退守長江，但是在南宋亡國的時候，李庭芝還能保守揚泰一帶，那麼退守長江，又未必是正確的。陳霸先的時代，北齊南侵直至鐘山，侯安都一戰把北齊打敗了，陳人在金陵建國；但是到了陳叔寶時，賀若弼渡江以後，陳叔寶落得一個亡國的下場。古代的攻守之勢，千變萬化，倘使我們今天從戰略的運用考慮問題，那麼可從歷史獲得不少啟發。所可惜的是古人的記載不但不夠完密，而且是很不完密。如何能從歷史吸取必要的教訓，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決然不是注釋《謝玄傳》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1974年，標點《舊五代史》的工作結束了，由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提議，我又進行了標點《左傳》的工作。標點二十四史是北京指定的工作，而且在小字本結束以後，隨即排印大字本。每頁百字略多一點，據稱只印一百部，除國內留用五十部外，其餘五十部分贈各國，這又是一件大事。
標校《左傳》最大的困難是底本的選擇。《左傳》當然以用相台五經本為比較完善，但是這次確定了以《四部叢刊》影印本為底本。底本的底本是南宋本，可是這個南宋本不但錯誤極多，而且把杜預注和陸德明《經傳釋文》混在一起。乍一看是西晉的杜預可以引用劉宋的徐廣和初唐的顏師古，問題極大。底本既然確定了，只有設法把杜注和《釋文》分開，各成片段，但是原文之中還有不少錯誤。南宋本還附有《二十國年表》，錯誤更多，我根據《史記》進行糾正，花了不少氣力，最後出版社以改動過多，索性把年表全部刪去，因為這不是《左傳》的一部分，刪去也不成問題。
在這之後，我又為復旦中文系青年教師做了一些校訂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們標點李義山的《玉溪生詩集》和張安國《於湖文集》，我在其中多少貢獻了一些力量。對於古書的標點工作，在這五六年中，我積累了一些經驗。原來我是對於標點本取懷疑態度的，我認為古書未經標點，讀書的時候，可以自由探討，不受標點者的影響，以免誤入歧途。積累了五六年的經驗，我看到沒有經過標點，讀者竟是無從閱讀。因此，我們只得承認現實，認定即使還有若干錯誤，經過標點的古籍對於讀者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利多害少，所以標點本的存在是無從否定的，但是標點本還是有若干可以避免而未盡避免的錯誤，在這個情形之下，我更加熱切地希望看到對於中國語言的演變有更深探討的著作。
1976年到了，這是八十年中最後的一年，是充滿悲痛而又富於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妻子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撫育的孫女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下，去長江口的一個沙洲七八年了，還沒有回來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現在縮小到十七平方米，書籍都擱不下，有時客人來了，簡直無法安身。但是我還要工作，我希望在這僅餘的幾年裡，寫出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作品。
中國的前途是遠大的，人類的生命是永恆的。我已經活了八十年，但是還要活下去，還要努力，我的願望是無休無止地為祖國、為自己選擇的工作而努力。活著就要戰鬥，永遠戰鬥，永不鬆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