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五章 南通前八年（1919～1927）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經過一年的善後安排，1919年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是在大戰後期參加協約國的，就是說，是在英法一方最吃緊的時期參加的。中國兵力不夠，但是人力無窮。在法國作戰、生產雙方人力緊張的時候，中國工人到了，便可以騰出人力，參加作戰，所以，中國對於打垮德國和奧匈的同盟國軍力，是有貢獻的。北京公園中「公理戰勝」的牌坊，可笑儘管可笑，卻不是完全沒有意義。
公理究竟戰勝嗎？不見得。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提出抗議。他們指出：日本在大戰中，脅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這是必須廢止的。他們也指出：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應當由中國收回，而不是由日本繼承。中國代表指出的是公理，但是公理不是沒有偏見的，有正義感的公理，也有強盜的公理。巴黎和會是豺狼主持的公理，正義感者主張的公理，在巴黎和會上是沒有地位的。這一次討論的結果，中國代表沒有簽字，而豺狼們獲得他們的要求，欣然而去。
5月4日，北京各大學的學生三千餘人遊行示威，他們燒毀了漢奸曹汝霖的住宅，毆打了漢奸章宗祥。24日，上海學生全體罷課。6月11日，曹汝霖等免職令下，這次運動獲得了初步勝利，運動告一段落。這是有名的五四運動。運動的最大收穫，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從這個口號引申出來的正面要求，當時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德是德謨克拉西、賽是賽因斯——民主和科學。1919年，中國人民已認清只有民主和科學才能救中國。但是當時還沒有認識到階級和階級鬥爭。
北京和上海是中國的心臟，從這個心臟流出的血液必然要貫徹全身，但是也還有一些差別，從大動脈到血管、小血管，乃至毛細管，血液是同樣的，但是壓力和流量是不一致的。南京的情況不同於北京，南通的情況更不同於南京，儘管整個面貌是一致的。
南通是江蘇的一個縣，在當時以地方自治著名。有時只稱南通，有時更稱為通崇海泰，這就包括了南通、海門、崇明的外沙和泰縣等地。這不是國家的行政專區，而是南通的張季直和他的三兄張叔儼所控制的區域。是怎樣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為張家沒有軍隊，而是經濟力的控制，因為張氏兄弟已經成為新興資產階級，他們控制了這個廣大地區的經濟命脈，墾牧、紡織、鹽、棉花都在他們操縱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們的鼻息。通過特殊形式的推舉，張叔儼是通崇海泰總商會會長，控制了當地的司法權，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時竟以商會會長的名義出示立案。什麼地方自治？簡直是地方張治，是那個特殊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
南通教育界完全由張家把持著。醫科、紡織科、農科、商科等專科學校都由張氏兄弟分任校長。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也是這樣。南通中學初建的時候，南通、崇明、海門、如皋、泰興都分擔了部分經費，當時稱為五屬中學，後來由江蘇省接管，稱為省立第七中學，由江蘇省教育廳任命校長，但是來的依然是張季直的門徒，所以南通的教育機構，整個地為張季直所控制。他經常的語言是「家庭無共和，軍隊無共和，學校無共和」。甚至在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已經提出以後，他指出「說英國、法國、俄國、日本是帝國主義還可以，說美國是帝國主義不可以，因為美國是一個共和制度的國家」。從他的語言裡看到當時的無知，但是在運動初期，他還得到某些人士的信任。
南通師範學校校長是張季直自己，實際負責人是總務主任於敬之。此外有教務主任黃吾、總務主任王辛伯，但是他們並沒有實權。同樣地沒有實權但是能和敬之抗衡的是曾任教務主任的教育學教師顧怡生。敬之、怡生都是南通師範第一期畢業生，在舊社會裡都可以稱為好人，但是由於情緒上有牴觸，兩人相互牽掣，因此這個學校儘管是中國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卻始終停滯不前，沒有取得應得的地位。在這所學校里，泰興教師原有地理學教師何簣庵、數學教師丁浩然，我到以後，連同何、丁兩位被稱為何番、丁番、朱番。番是生番，南通人一向認為泰興人固執，都稱為番。這原是一種地方偏見。
我住在南通師範學校，每周雖去南通中學四次，但是兼課教師，因此對中學情況不很清楚。那裡的校長是繆敏之，也是南通師範畢業的。這位校長對己對人都非常嚴格，有時竟有些不通情理。在他未擔任行政工作以前，校中訂有《申報》《時報》，可是他卻愛讀《時事新報》。接任以後，所訂《時事新報》的報費，仍由自己支付。校中原定每晚十時熄燈，作為校長，十時以後還有許多必須處理的工作，他燃的蠟燭，也由自己支付。這些原是律己從嚴，不是什麼錯誤。但他規定教師因事請假，必須按時補足課時，不能及時補足者，在支付工資時按鐘點扣除工資。本來教師請假，在學生久已視為臨時放假，相安無事，及至定期補課，學生竟認為是保全工資的行動。有一次一位教師補課時，學生在教桌上安放銀圓一枚。從此以後，全校教師竟沒有人再行補課。在這些地方，敏之就有些未免太刻板了。
1919年夏天，敏之在校接到家鄉來的電報，他的夫人病故了，他只有趕緊把校事料理一下，交給監學史價人代理，自己雇了民船連夜向如皋拼茶出發。第二天下午，距家還遠呢，他坐在艙口東張西望，心急如焚。這時從北面來了一條大船，遠遠聽得婦人子女呼天號哭。敏之覺得聲音很熟，抬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夫人和兒女。他還不相信呢，那婦人喉嚨哽咽，帶著哭聲問道：「是敏之嗎？怎麼會在這裡看到呢？」原來他的夫人也接到電報，說是敏之在南通死了，才從家鄉前來治喪的。事情的原委很清楚，他在校太認真，因此有人給他開了這樣一個玩笑。所幸中途相遇，還沒有攪出更大的麻煩。
通過這次的事故，敏之對於校務心灰意懶，隨即向江蘇教育廳申請辭職。經過一兩次挽留無效以後，教育廳准如所請，由史價人繼任校長。中學的國文教師，我記得徐亦軒在音韻訓詁方面有一些成績，蔡爾文也是學有根底的。此外有英文教師濮進，是南洋的同學，比我高一班；有圖畫教師王個簃，後來我到上海教書的時候，遇見多次，那時他在上海畫院，因為是吳昌碩的學生，有一些聲名。我對吳昌碩的書法是不以為然的，但是對於他的畫，因為自己不能畫，所以沒有意見。
南通師範學校是1903年開辦的，地點在城南三元橋，千佛寺廢址。東西三大排房屋，左為學生宿舍及膳堂、廚房，右為教室。中間前後五進。第一進為大門、傳達室、事務室。第二進為辦公室。第三進為禮堂，其上為圖畫室。第四進為時孫堂，下面住著敬之、軍吾、怡生、辛伯，上面住著簣庵、浩然和國文教師張梅庵、曹勛閣。第五進為壽松堂，並排五大間，中三間為會客廳和教師飯廳，右邊住著國文教師徐九鏞、歷史教師李小雲，左邊住著體育教師項翔高、武術教師黃照臨。樓上中三間為會議室，左右住著美術教師陳效韓，國文教師李湘僑，教育學教師陳挺生。我住的是壽松堂靠教室的一間過道樓，前面直看到十餘里外的狼山，後面是一株銀杏樹，樹上覆蓋著數十年的凌霄，再後面是十畝荷花池，池外是一望無際的城河。整個校址軒敞、開闊、雄偉、所差的是夏天的蚊子多到無法應付，白天也得燃著艾繩，才能辦事。我到的時候雖然荷花已經漸衰，但是凌霄花正盛開，滿樹繁華，照耀著盛秋的艷色。壽松堂前的四棵大樹，白皮松、羅漢松、杉樹、檜樹更是干霄卓立，蒼翠欲滴，遠處的狼山，青嵐塞空。我到過不少地方，也住過許多學校，最值得懷念的還是南通師範。
那時我正在學篆書，主要是走李斯、李陽冰的道路，總覺得只有二李才是真正的大家。對於近代書法家，我推崇錢坫、楊沂孫。我很重視鄧石如，不但他的書法值得推重，他的人品也是不同凡俗，可是我總覺得他是由隸入篆，雄強有餘，溫厚不足，這可能是我的一偏之見，不一定正確。陳效韓是兩江師範畢業的，那座學校的校長是李瑞清，別號清道人，是以篆書和北魏名家出名的。效韓說起李瑞清的大篆，在一直一橫相交的所在，經常在落筆以後，中間停頓一下，待墨色洇開，再行接下，這樣相交之處墨色成為小圍，便得到金文的神似。神似哪能說不是神似，但是這就把書寫和澆鑄混同起來，我總有些不很同意。
除了自己苦學以外，我還從師範的黃吾、中學的石又新領會一些書寫的方法。吾是臨摹《西狹頌》和《華山碑》的，因此下筆雄強，厚重，可惜不足四十歲就去世了，沒有來得及完成隸書方面的工力。又新是寫《書譜》的，很熟練，但是結字太扁，沒有考慮到唐人結體是從六朝來的，結體略長，直到宋代以後，結體才開始扁平。不但如此，即如漢隸，初看是略扁了，但是只要我們從計白當黑的原則考慮，那麼漢隸的結體，實際還是略長。以漢人遺簡考之，是確然可信的。唐宋之間是一條界線，唐以上，結體以長為主；宋以下，結體以扁為主。翁方綱的結體，不論大小，都覺得略長，這正是他的朴茂所在。
但是我的本分工作不是書法而是教書，所以我必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樣把英文教好，特別是把師範生的英文教好。
我在省立第七中學教書，但是住在南通師範，對於兩方情況都有些認識。
當時的規定是中學和師範同樣招收高等小學畢業生。中學生四年畢業，畢業後可以報考高等學校；師範生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畢業，畢業後當小學教師。這是明文規定。事實上中學生畢業後同樣可當小學教師，師範生畢業後也不妨投考高等學校。所不同的是中學生要繳學費、膳食費，師範生完全免費，這一點很重要。由於繳費和不繳費的差別，師範生和中學生基本上屬於兩個不同的階層。
從大體看，師範生的來源，屬於小地主、自耕農和店員等階層，以自耕農為主，佃農階層的子女很少能讀中等學校的。中學生的來源屬於大、中地主，富農，資本家等階層，以大、中地主為主。總的說來，師範生和中學生屬於兩個不同的階層。
由於課程的規定，師範生和中學生有很大的區別。即以英文而論，中學四個年級，每周八學時，以每年實際授課四十周計算，共計一千二百八十學時；師範預科生不學英文，本科四個年級，每周三學時，以每年四十周計算，即使不扣去教學實習時間，最多不過四百八十學時。以四百八十學時和一千二百八十學時相比，師範生處於不可克服的劣勢。因此師範學校的英文教師有責任幫助在校學生克服這個顯然不易排除的困難。不但從升學的方面應當如此考慮，即從日後在小學擔任英文教學的任務考慮問題，師範生的英文素養，不在原有學時的範圍內設法提高，必然不能勝任。
我在南通中學，只是許多教師之一，而且中學生據有顯然的優勢，所以我在教學工作上，主要是隨同大眾，亦步亦趨，問題不大。但是在南通師範，我是唯一的英文教師，我不在教學中努力設法，使學生在畢業時能夠基本上克服這個不可克服的劣勢，我便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泰興人對於一位不能完成自己任務的人，常說這樣的人的工資，買鹽也不鹹的。我總是希望吃咸鹽的。
我在梧州中學和何孔褒談到直接教學法以後，曾經在上海市上儘量搜購外文教學的書籍。那時在上海要想購買這樣的書籍是不易的，中文的外語教學法一本也沒有，外文書要向伊文思書店不斷地打聽。但是最後總算找到幾本，即使不能滿足我的需要，作為啟發性的讀物，還是夠用的。因此我下定決心，要用直接教學法克服當前的困難。
但是，困難還是很大。
第一，自從中國學校開始教授英文以來，一直都是用的翻譯教學法，一般人不了解什麼是直接教學法，他們不理解自己學習本國語文也是用直接教學法的，因此只覺得這是一種異端，是必須排斥的。
第二，初學的時候，必然有一些無可避免的困難，加以每周三小時，照例分作三天，因此多少有些像間日發作的瘧疾，簡直是昨天學了，今天忘了，沒有連續不間斷的學習機會。
第三，學校負責人於敬之對於英文教學的認識實在太差，據說他到日本參觀，一位日本教師問他可曾讀過英文。他說讀過的。問他讀過什麼書的時候，他無法回復，只說讀過一本綠殼子的書。
儘管如此，我也看到還有許多有利條件。
第一，南通師範的英文教師只有我一人，因此我可以大膽放手地去改變教學方法，不受他人牽制。
第二，敬之、怡生都是本校第一期畢業生，和霽澄同班，總要給霽澄一些面子；對於省視學，他們不免要敷衍。
第三，那時周越然的模範英文讀本已經陸續出版，雖然這部書的第三冊和第二冊之間看不到有什麼進展，第四冊有一些雜亂無章的狀態，但是第一、第二冊都編得很好，在進行直接教學的時候，有不少的便利。
我那時還年輕，因此敢於創新，在師範一年級授課時採用直接教學法。在最初三兩個星期中，由於學生沒有見過這樣的教法，所以不免有些不習慣，甚至有人公開喊出「我們不懂」的呼聲，但是經過很短一段時期以後，他們懂了，而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學了不到一兩個月，居然能夠進行問答，應對如流了。這才建立了師生共同的信念，用直接教學法學英文可以得到效果。
我之所以採取直接教學法，其目的在於縮短教學過程，從英文、中文，再是中文、英文的過程改為從英文到英文，就是說從四步走改到兩步走。原來規定的四百八十學時可以起到九百六十學時的作用，那就和中學的一千二百八十小時，相差無幾，只要加上一些主觀努力，是不難並駕齊驅的。
這樣的教法，我是不敢過分自信的，因此把學習直接教學法的過程和運用的結果，用英文寫成十篇文章，在商務印書館的《英文雜誌》上發表。事情已經過去五十多年，我自己不教英文也已經四十多年，有的朋友還能談起當年的經過，真是出乎意料的。
我的婚期本來決定在這一年的寒假，所以考試完畢，看卷結算以後，我隨即搭輪船回家。到天星橋的晚上，外邊正下大雪，一片白皚皚的寒光，令人有些發愁。第二天出發，因為步行不易，到家已經中午了。那天鄒家正在發嫁妝，扛的抬的，人數不少。待到打發停當，我在新造的堂屋掃地，一排三間，母親住在上首，我就派在下首了。掃完以後，母親把掃帚交給我說：「拿到兀丫房裡去吧。」
兀丫是泰興的方言，是你家的意思，儘管語調沒有「你家」那樣重，可是意思還是「你家」。那天後來我到浴室洗浴，一路咀嚼母親的語言。我想出生以來二十四年，中間雖然也曾離開母親，出外求學和工作，但是沒有一天不在母親的庇蔭之下，如今父親是去世了，唯有母親是我最親的人，怎麼母親會說到兀丫、兀丫呢？我噙住眼淚，聲音有些嘶啞，但是客觀形勢終於走上了兀丫、兀丫的道路。
我在1919年舊曆十二月二十日結婚，妻子是由母親和大哥選擇的，結婚前我從未見過，然而終於結婚了。今天，可能認為這樣做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在當時不這樣做便會破壞大家庭的關係。為了自己的婚姻，使得母親和大哥都不滿意，這在我是不能想像的，但是我更不能想像即使我完全聽從母親和大哥的主張，最後還是不能使母親和大哥滿意。不過，在當時我已經做出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儘量地作出自我犧牲，以求得大家庭的和睦。在1919年是如此，1926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1919年問題簡單，1926年問題更複雜，那時所要求於我的已經不是自我犧牲所能滿足的，因此我不得不拒絕了。
由於大哥的提議，我們夫婦另立門戶，但是大哥一房五口的生活完全由我負擔。實際上因為他不同意母親和我們住在一處，同時他又添了一個女孩，因此這一份七口的負擔，完全由我應付，這一切我都同意了，我請大哥考慮一下是不是可以仍到布莊工作，這件事他拒絕了。這時他四十三歲，應當是還可以工作的，但是他既然拒絕，我也無法進言。母親是以大哥的主張為主張的，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以內，我的情況很孤立。
但是這不是說我和外界隔絕了，因為在這新婚的一月之中，我是被監視的。白天大哥和他的孩子們在母親房裡，和我們夫婦只隔一間堂屋。夜晚堂屋的門關了，大哥就在後窗外監聽，直到雞啼，他才回去睡覺。天色初明，他又到後堂門外邊敲門了，所以他是異常辛苦的，直到協議完成，他知道我切實放棄原有一切，而且明白接受全部要求以後，他才放心。現代人稱結婚以後的一個月為蜜月，我和蓮舫結婚以後的一個月完全不是如此。
1920年春天開學以後，我趕到南通開學。這時由事務主任王辛伯的介紹，在南通城內丁古角周宅賃房居住，當然這只是暫時出外，不是準備常住，因為母親還在家鄉，這個拋棄老母，在外居住的罪名,我是不敢負擔的。但是在南通居住的時候，我確實享有蜜月的幸福。
那時我在南通師範、南通中學教課，每周雖有二十四學時，但是除了上課教書，和按時收改練習簿以外，其他工作並不多，和朋友們來往也很有限。因此我和蓮舫常時相對無言，以消遣永晝。課外工作，經常也帶回家中改訂，這件事我自從擔任教課以來，沒有放鬆過。任何一本練習簿，我至少要看兩遍，以防錯誤。所教的功課，那時介紹國際音標的字典剛剛到手，一般人還不夠熟練，我對於每個生詞，無論如何簡單，都要查明注出，以免讀錯。這樣的訓練，也許不一定正確，因為這只能把我訓成一個兢兢業業的人，沒有什麼大作用，也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用。
忙是忙一些，但是還有閒暇。我和蓮舫到過狼山，山廟那副對聯「長嘯一聲，山鳴谷應；舉頭四顧，海闊天空」寫得雄奇飛舞，不知還在嗎？山後有座趙繪沈繡之樓，供的是趙子昂繪、余沈壽繡的觀音像，當得起「栩栩如生」四字，也許是因為事關迷信，久已拋棄，不過我總希望作為藝術品保留下來。從狼山回來的路上還經過曹公祠，供的是曹頂。十六世紀倭寇進犯中國的時候，南通是他們的目標之一。當時平潮市的一位切面工人曹頂手揮大刀，殺死不少敵人，最後由於馬滑失足，壯烈犧牲了。這座曹公祠是為紀念這位愛國勇士而建立的。
平時我們常到的地方是五公園。工作之餘，我們散步到北公園，憑著橋欄看那一輪皓月，照耀著潺潺的流水。後來我曾有詩一首：
北公園去無多路，頗憶憑欄對語時，月色依然山仍舊，無人更與說相思。
這首詩太膚淺，本來不值得留下，但是這件事還是值得回憶的。
前面說過余沈壽的繡像。沈壽是一位南方婦女，嫁給余恪，所以稱余沈壽，是近代有名的刺繡專家。南方閨秀本來長於刺繡，到了沈壽更加精妙，曾經繡過一位外國統治者，在世界博覽會上，榮獲一等獎，因此聲名鵲起。張季直在自己住的濠陽小築右側辦了一所刺繡傳習所，由沈壽主持一切。濠陽小築和刺繡傳習所之間，開了小門以通往來，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比較複雜了。
在舊時代，禮教、制度，都是為一般人民而設的，在一般人民之外，另外有一套規律，一些特等人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正如大海中的魚類一樣，有淺水魚層，也有深水魚層。魚層和魚層之間，雖然沒有明確的界限，但是不同層次中，回遊著不同的魚類，一些也不容紊亂的。張季直和沈壽當然是屬於深水魚層的，因此一般人只覺得他們是不一樣的，有自己的生活規律，誰也不能用一般規律對於他們生搬硬套。沈壽也有一個別號，叫雪宦。有一年沈壽病了，季直在南通博物苑內撥出一所房子給她養病，就把這所房子稱為味雪齋，自題數句：
雪何味，不可說，不可說。
味雪齋前是一塘池水，水上養著不少的鴛鴦。水邊栽著滿堤的楊柳，季直題了一首詩：
楊枝絲短柳枝長，旋綰旋開亦可傷，要合一池煙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
無論人情是怎樣地希望花好月圓，畢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沈壽終於在一個秋深葉落的時候死了，季直為她在軍山附近買好墓地，棺柩入土，四圍用水泥沙石封固。墓門題著「世界美術家沈壽之墓」。墓道旁題著「江淮男子張謇為世界美術家沈壽買地若干畝，葬於此地」。
張季直對於自己和沈壽的關係，不但不諱言，而且到處宣揚，唯恐人不知，真是所謂「禮法豈為吾輩而設」。這位余恪，由季直安排在資生鐵廠當廠長，討了兩位姨太太，住在南通城內，大門上的春聯寫著「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雲不可說不可說」，似乎對於生活的安排不太滿意，但是也覺得無可奈何。沈壽死後，他的廠長解職了，這才想到運柩回鄉，可是水泥凝固，結成一兩丈周圍的整塊。怎樣辦呢？只有印成冤狀，說張季直如何霸占等等。知道的只作為南通的一件韻事，終於不了了之。我的《南通雜詩》里有一首：
絕代容華絕世才，金卮玉琯暫追配，無端卻入披香殿，從此爭呼薛夜來。
是影射這個故事的。
在文化事業上，南通有圖書館、博物苑，可是對外經常不開放。因此對於市民不起作用。和刺繡傳習所齊名的還有伶工學社，這是培養表演人才的場所。雖然由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培養出新時代的藝術家，不過比舊社會的科班，究竟進了一步。藝徒們有一定的文化教育，但仍以表演為主。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儘管內部已在發展變化，準備著迎接新的社會變革，但是浮渣棄物還有一定的市場。這所伶工學社就是適應那個時代的需要的。
現在很少有人談到什麼男演員扮女角的事了，但是那時正是四大名旦的極盛時期。旦角早在十二世紀就在中國舞台上出現了，二十世紀初期，他們最時行。四大名旦是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慧生我沒有看見過。硯秋在抗戰前，曾經便服到過武漢大學，那時我正在休息室看報，有人介紹，我只是招呼一聲，沒有接談。小雲在六十年代之初在西安見過，那時他正在指導青年人表演古裝戲。唯有梅蘭芳，我在南通看到他的表演，以後1961年我在北京參加教材工作會議，沈雁冰招待文教界人士晚宴，我又見他一面，前後時間要算是很長的了。梅蘭芳曾到美國表演，獲得了名譽學銜，在魯迅筆下多次以「梅蘭芳博士」的名義出現。1949年以後，到蘇聯演出過，熱烈鼓掌之後，有人問蘇聯的一位藝術評論作家，感想如何。這位作家老實地說：「我們對於假嗓子是沒有多少興趣的。」
為了伶工學社的演出，張季直建築了更俗劇場。1922年，梅蘭芳特地到南通演出，由學社的社長歐陽予倩陪同。季直特地在劇場一角，開闢了梅歐閣，作為歡宴場所，即席賦詩，梅蘭芳的詩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清楚。歐陽予倩的一聯卻很清新貼切：
早時梅二前歐九，今日後生接庾公。
這就把梅歐的先後，和他們對張季直的關係都寫出了。予倩在文學方面有一定的體會，和梅蘭芳還是有所不同的。
更俗劇場在南通市區之西，地點比較冷僻。南通地方小，觀眾本來不多，在名角來南通的時候，固然座無虛席，可是遇到風風雨雨的夜晚，就不容易滿座了。有一年冬天，寒風峭厲，夜晚雨雪交加，劇場上上下下，觀眾不過一二十人，可是海報已經出了，不能停演。台上的人越唱越不得勁，觀眾直噓氣，草草了場，結果是不歡而散。劇場的人說：「觀眾總是怪我們不賣力，可是他們沒有想到，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多好幾倍。」地方小，這樣的情況不是很罕見的。
南通文教界也有一些罕見人物。中學國文教師中有一位孫伯龍，年齡六十齣外了，在文字訓詁方面有深刻的造詣，所著《通俗常言疏證》《南通方言疏證》，確實有本有源，不同凡俗，但是在教學方面問題不少。一次作文課上，他出了一個作文題目「犁星沒水生骨說」，學生實在做不下去，班長請求在課後寫作，由教務室代收。過了幾天，孫先生又來了，教務主任搭訕著說：「老先生出的題目太難了，學生做不出。」好在孫先生很圓通，這一次就大家不追究了。
還有一位李虎臣先生，和孫先生齊名，是張門的一龍一虎。這位李先生長於校勘，有一天他搞到一些發現，興沖沖地直奔季直內室和他商議，不意迎面而來的卻是沈壽，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虎臣撥頭就走，奔回圖書館收拾行李，當天回家。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虎臣說：「不得了，今晚季直會派人來殺我。」這位李先生就此心慌意亂地回去。可是季直全不介意，後來東南大學成立，還推薦他去教書。李先生到校之後，那時正為男女能否同學的問題展開爭論，李先生大言侃侃地說：「千萬辦不得。」
有人說：「外國不是久已男女同學了嗎？為什麼中國辦不得？」
「外國是可以的，你看外國女子一頭黃毛、綠眼睛，誰還要她？可是中國不同。中國的女學生那可完全不同了，男女同學，還能讀書麼？」
一般教師和工作人員當然不至於和龍虎兩位一樣，可是思想上不一定都開展。學校負責人是勤勤懇懇的，但是也不是沒有例外。一切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
紡織專科的主持人馬翬伯便很有意思。他經常賣弄他和叔儼、季直兄弟的關係。對他們總是稱「三大人」「四大人」。他得意揚揚地說：「今天三大人叫我去，痛罵了一頓。」不然就是「四大人派人叫我，沒來得及說出個為什麼，就把我罵得狗血噴頭」。他說到這樣的關係，總感到得意非凡，直待大家實在給他糾纏得吃不消，這才給他一個「馬大人」的外號，這在南通教育界倒是非常有名的。
我是在1920年春間和蓮舫住在南通的，暑假一到，我們一同趕回，仍到本宅伺候母親。這一個暑假不是白過的。兄弟關係已經轉變為定期付款的關係，在支出方面感到負擔甚重，在接受方面也感到不易滿足。情況逐步嚴重，秋天我借著開學的由頭回到南通，由蓮舫在家支持一切。待到她感到維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們又回到南通，幸虧原來租的房子還空著，並不感到為難。
聰明的人會隨機應變，愚笨的人只會抄老文章。1921年我們又把1920年的經過重新演了一遍。這一次確實是準備在泰興堅持下去。暑假之初，我們雇了一條小船把兩年來陸續置辦的一些家具全部運回。小船經過鹽運河，由南通開過如皋、海安、白米、姜堰，直到泰州。在白米還經過厘卡，好在我們是輕載，沒有遇到什麼為難，輕易地放過了。
厘卡是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國作戰的時期，新興的一種經過稅。稅務人員在旱路、水路用柵欄截斷交通，這叫做卡。車船被卡住的時候，就得按貨物價值納稅百分之幾，這叫做厘。一般人民經常受到稅務人員的留難，不過也有例外。科舉時代，泰興考生到南通去應考，有時竟是帶著貨物，揚帆而去。如果稅務人員稍加留難，他們會高聲大呼：「你們竟敢耽誤國家掄才大典嗎？」稅卡只能白白放行，背後不免要罵兩聲「生番」。泰興人在這方面是有些經驗的，有些南通人稱我們為生番，是從這裡來的。
到泰州後，我們在十里舖欒家住了三四天，這是蓮舫的大姨家，她小時是在這裡住慣的，因此趁便探望一下。欒家本來是開木行的，這時中落了，可是派頭還是不小，這是舊時大家庭沒落必經的過程。
到泰興後，我們當然仍回老宅。這年夏天，我又有一次機會伺候母親。母親的人生觀是不可能轉變的。她愛我，但是她仍然是「夫死從長子」。大哥因為多年不去工作，更加沒有工作的興趣，他把自己的負擔都壓在我身上。有時不免有一些額外支出，還是在我身上設法。他的方法照例是一場吵鬧，好在我的朋友常健東、李仁溥都在城裡，我只有請他們出場，探索他的意圖，這樣經過幾次來回，他的要求滿足了，才算安頓下來。
秋天開學，我又去南通，這一次蓮舫決定不再去了。兩年以前，她還年輕，現在她已經從兩年的鬥爭中，摸出一些規律，因此下定了決心。我對於問題癥結所在，不是沒有看到，但是在我涉及問題的邊緣時，我不敢想像。大家庭是一個痛苦的源泉，兩方都在發展，必然會有無法應付的一天。可是有母親呢。我們漂泊在外邊吧，大哥會說你遺棄母親；我們把家擱在泰興吧，又成為無法解脫的人質。蓮舫的主張是且在泰興住一下再說。
到10月間，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我告假回家看視，一切依靠岳母照應，母子平安。這一夏天，大哥是應付過去了，沒有出什麼問題，可是待到孩子滿月以後，他的話又來了，不是指摘這一件，就是指摘那一件。蓮舫也早已料到，並下定決心的。她看清楚，住在外邊，大哥要說我們不知道伺候母親；住在家裡，他又要沒事找事，永遠解決不了問題。這就決心在泰興城裡賃房居住，如果母親能來，一切解決，母親不來，我們按月除了擔負大哥一房的生活費用以外，再把母親的贍養費送過去。事情的解決，又前進了一步。我安頓好小家以後，仍然回到南通。
南通是一個避風港，在這裡不但避免了家庭風波，也在國家的大風波里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南通究竟不是死角，中國正在驚風駭浪之中顛簸漂泊，能在南通安定到底嗎？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925年秋天，我應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之邀，到蘇州去接洽。劉北禾校長很熱切，希望我能在蘇州教書，聘書剛剛談妥，情況突然發生，據說滬寧鐵路就要截斷了，我只好倉促回滬，再回南通。原來又一次內戰爆發了。1917年，甘肅、陝西、湖北、江西、福建這些省份和這些省份以北的地區是屬於北洋軍閥和它的同盟軍的，但是經過了三五年以後，這個同盟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軍閥，混戰不斷，給人民造成極大禍害。1925年，江蘇督軍齊燮元和浙江督軍盧永祥打起來了。齊燮元是直系，他背後有吳佩孚這個強有力的支持。但是盧永祥也不弱，他的前哨是上海護軍使何豐林，控制了大約如今上海市這個地區，背後有皖系段祺瑞的支持。戰事在秋後爆發了。
在軍閥混戰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在戰術方面已經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從陣地戰轉向溝壕戰。黃渡、安亭之間成為齊盧之戰的相持地段。他們在這個地區，掘了戰壕繼續相持。南通屬於齊燮元割據的地區，因此一般人對於齊燮元這邊的情況比較熟悉一些。戰壕很深，很開闊，和西歐戰線一樣，也有瞭望哨、防空哨、交通壕等，所不同的是前線指揮部還有鴉片鋪，團長以上的軍官都可以到這裡休息和閒聊。
沿線人民真是遭了大劫。那時南通鎮守使張仁奎也是齊燮元部下的一員大將，他的隊伍不斷開往前線，自己卻用不到上前。虜獲的物資一船一船地由江南開回南通，再由張仁奎主持分配。泰興的一位團長，僅僅銀鏈子就分得了斗大的一球。
南通師範的一位體育教師，安亭人，這年也在家鄉，沒有回校。大家都很牽掛他，後來派了代表，帶了一些衣物前往慰問。10月後的天氣，寒風簌簌地吹來，我們都著棉衣了，可是這位老同事還披著一件破夾袍在牆角里曬太陽。全家家具缺腿少胳臂、東倒西歪地躺在牆角里。
我從蘇州回到南通時，曾向於敬之提出辭職，準備到蘇州去。敬之一躬到地，他說：「去是千萬去不得，如若一定要去，大家都散夥。」人情難卻，我也只有寫信給劉北禾，說明情況，請他另請高明，大約因為戰事的關係，北禾也不便堅持了。可是這一年泰興老家又發生了一些糾紛。
秋深的時候，大哥從泰興趕來，這一次提出的問題更難應付了。他說蓮舫為什麼在外邊，母親沒有人伺候，總得想個辦法。
「那麼母親不是也可以住去，由她伺候嗎？」我說。
「母親哪能住到外邊去呢？她一生沒有賃房居住，現在更談不上。」大哥說。
「賃房居住的人家多的是，大哥看是不是可以勸勸媽媽將就一些，問題不就解決了？」
大哥不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個答覆，卻繞了一個大彎，和我談到應當怎樣孝順老母，應當怎樣安慰母心。以後再談及他也明白兄弟既然出外工作，伺候老母的工作，便應當由弟婦擔負起來。如今既然不能擔負這份工作，也就是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樣怎能把這個關係繼續下去？做兄弟的便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解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明白了，大哥所以不辭辛苦，從泰興趕到南通，目的在於要我離婚。
我的第二個男孩出世以後，這年又添了一個女孩，還不到半歲。我只得說：「要是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三個孩子的撫養怎麼辦呢？」
大哥泰然地說：「孩子由我們共同帶啊。」
我明白地看出要是按照大哥的辦法，不但我自己對於他這一房負擔供養生活的責任，日後我的子女還得繼續負擔下去；不但我和蓮舫的幸福被破壞了，日後我們的子女也有盡不完的義務，還不了的債。但是在南通師範的教師宿舍里無法說清楚，我只有沉默，不作一聲。
大哥看清這次是無法達到目的了，不久就回了泰興。他準備把這個計劃由母親向我提出。母親後來也隱隱約約提到，可是因為只是隱隱約約地提出，我覺得沒有必要反抗，同樣地更沒有必要來接受。
我是軟弱的，但是在我已經退到無可再退的邊緣，只有作出無言的抵抗。我自己是受過大哥一些幫助的，但是我覺得一經放棄繼承權，已無責任可言；以後同意負擔大哥一房的生活，更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經無法退讓了。要是為了求得滿意，把家庭幸福和子女前途全部貢獻出來，是無法考慮的。
在齊燮元和盧永祥的戰爭中，由於直系的又一位戰將孫傳芳的部隊從福建打過來，在他兵出仙霞關以後，盧永祥看到兩邊都是敵人，自己部下的一些浙江隊伍又被孫傳芳拉過去，他無法支持了，只有倉皇出走，當時的名詞，叫做下野。孫傳芳到了杭州，自稱浙閩巡閱使，按兵不動。
齊燮元是勝利了，但是勝利的好景不長，奉天——後來稱為遼寧——的張作霖部下又出動了，前方的軍隊從山東打到南京，再從南京打到上海，齊燮元因為孫傳芳按兵不動，自己又已經兵餉兩空，只剩得下野的一條路可走，他也完了。
張作霖一向只是北洋軍閥的同盟軍，他出身於東北鬍子。鬍子的來源，一部分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的貧苦農民，但是做了鬍子以後，他們固然打地主老財，有些也不免落到打家劫舍魚肉農民的地步，這原是舊社會的產物。張作霖在清王朝末年，受了招安，做到巡防軍統領。以後逐步擴展，終於成為直系以外的另一個系統，稱為奉系。這一個系統的軍隊，最初盤踞東北三省，以後占領熱河，勢力最強大的時候，霸有河北、山東，奪取江蘇，進窺上海。津浦、滬寧兩條鐵路線的兩側，到處都是一片「媽拉巴子」的呵罵聲。當時有一些粗淺的軍事知識的人，會看出這樣的孤軍深入是非常危險的，何況這片呵罵必然會帶來無限的恐慌、不盡的民怨。孫傳芳抓住這一點，待得齊燮元下台以後，立即全部出擊，奉軍沒有經過鏖戰，慌忙從滬寧線退出。到了南京以後，他們看看形勢不穩，再由津浦線北撤，直到山東邊界為止。這裡已經迫近直魯的根據地，他們不再退走了。孫傳芳志得意滿，一邊安排浙閩後方，一邊聯繫皖贛的地方武力，他埋頭鞏固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地盤，做他的五省聯軍總司令了。
南通號稱地方自治，其實是由於張氏兄弟據著經濟實力，因此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可是遇到槍桿子，這塊地方自治的招牌，是經不起幾個回合的。1926年的一天，孫傳芳到南通拜訪張氏兄弟了。地方上的招待，固然是竭誠盡力，張氏兄弟也是長袍馬褂，隆重致敬。孫傳芳光臨，首先要在半個小時以前肅清街道，路燈一霎一霎的發亮，沒有一個人敢在街上走動。然後一輛一輛的汽車，比射箭要快好多倍，飛也似的穿過南門外的長橋，直趨張叔儼的城南別業，張氏兄弟早已在那裡鞠躬敬待了。
1926年前後，張氏兄弟早已志得意滿了，地方上的工廠、學校和一切文化事業、公益事業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早已如願以償了，這時要培養的只有張季直的兒子張孝若。孝若可也是聰明伶俐，只因為從小嬌生慣養，欠質重一些。張氏兄弟在前清末年久已大名鼎鼎，那時的齊燮元、孫傳芳可能還掛著指揮刀、當著不能引人重視的營、連長呢。此時軍閥當道，他們只能和這些將爺們聯繫，為張孝若安排一個出身之路。好在當時的北京政府久已成為軍閥手中的傀儡，槍桿子最有發言權，張孝若爭取江蘇省議會議長失敗以後，不久即由北京政府特派他為智利公使。不知道這位公子哥兒怎樣鬼混的，去了年把回來，已經自命為外交人才了。
大約是這年的冬至前夕吧，簣庵和我以及南通的一位馬心齋決心到狼山去看日出。心齋是平潮市人，通師校友，後來在東南大學工科畢業，現在母校繼任教務主任工作，為人是謙虛篤實的。我們那天晚上在更俗劇場看戲以後，步行到長橋，已經是半夜了，到一家湯糰鋪吃點心。這一家打烊了，我們就到另一家，經過三家以後，長橋南大街全部收市，我們這才向南步行，大約是一兩點鐘的光景。市區離狼山不過十二里，趁著下弦月的月色，我們一路談著走著，進入山門，再沿磴道上去，時間才不過三點多一點。狼山並不太高，到山頂用不了半個鐘點，天還早得很呢？要等天明，那還得多久。沒辦法，折轉向下，僧人們已經燈燭輝煌地在那裡做早課，正在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呢。我們說：「沒法再等，還是回去吧。」雖然是說為了看日出而來，現在沒有看到日出，拔腳回去，倒也並不感到掃興。那時我才滿三十歲，簣庵大五六歲，心齋還不到三十。看來三十左右的人，是不容易失望的。
這一年，廣州的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了。孫中山在決定三大政策以後，實行聯俄聯共，廣東的面目完全不同了。從1913年失敗以後，中山依仗的人除了胡漢民、汪精衛以外，最得力的是陳其美。黃興去美國的時候，其美就曾給他去信，談到中山的遠見絕不是別人所能及，更談不上別樹一幟。中華革命黨——那時孫中山在癸丑革命後改組的名稱——所以沒有分裂，主要還得力於其美。可是現在其美死了，孫中山這才想起他部下的一名干將，日本士官學校學生蔣介石。當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元帥的時候，那時已經是聯共政策實行的時期，他要蔣介石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把革命前途完全寄託給這位四十左右的將領。他並且寫了一副對聯送他，說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從這裡很清楚地看到孫中山是對他寄託著革命的期望。他是不是能夠堅持革命道路，不辜負孫中山的期望呢？歷史已經作出有力的回答。
中山死後，廣東在國共合作的呼聲中準備北伐。黃埔軍校是一支革命力量，擴編為第一軍，此外一直編到第六軍為止。既然決定出兵，總得有一位總司令。由誰擔任呢？在這支隊伍之中，聲望最高的當然是第二軍軍長譚延闓了，他是前清翰林，民國初年的湖南都督。他擔任都督的時候，蔣介石還只是滬軍都督府的一名副官呢。可是革命不是論資排輩的事，蔣介石儘管資望不及他，可是現在是國共合作的時代，黃埔軍校校長的身份正體現了國共合作的精神。其結果是蔣介石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他計劃著如何派遣軍隊的事。最後決定留下第五軍李福林。那時廣西內部也正在鬧革命，陸榮廷的部下垮了，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白崇禧，他們接受了北伐軍總部的番號，稱為第七軍，連同廣東的隊伍，共是六個軍，全部出動北伐。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的一部分老黨員因為對於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夠理解，尤其是對於聯共這一點，他們存有極大的戒心。那時共產黨的人數和實力遠遠不如國民黨，但是他們是新生力量，一切新生力量，人數不多，能量卻都是很大的，一個可以當百個千個，這些老國民黨員是知道這一點的。和他們合作，是不是他們會坐大，以致日後大局落到他們的手裡，這也是國民黨黨員所擔心的。但是究竟是否和他們合作，決定權不在國民黨黨員手裡而在蔣介石手裡，他們派人到廣東去和蔣介石接洽，但是蔣介石不表態，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伐上。這部分國民黨老黨員因為是在北京西山開會的，後來稱為西山會議派。
北洋軍閥本來分為直系、皖系，皖系久已失敗了，這時出現的是奉系，直系又分裂為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個集團。除此以外，還有馮玉祥、閻錫山兩支軍隊。閻錫山是老資格了，但是困守在山西，一時還來不及打開局面；馮玉祥在奉直戰爭時露了一手，把直系的吳佩孚拖垮了，可是在吳佩孚重整旗鼓的時候，他退到長城以外。所以廣東北伐軍進軍，首當其衝的是吳佩孚在湖北的軍隊。孫傳芳把軍隊調到江西，主要取守勢，正和他在浙江的辦法一樣，準備實行卞莊子刺虎的策略，待到吳佩孚和北伐軍兩敗俱傷的時候，他來收拾長江以南的大局。北伐軍進入湖南以後，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收編了湖南的軍隊，再進入湖北。在汀泗橋打得很兇，吳佩孚的一些老底喪失殆盡，這時湖北、湖南的敗軍和廣東、廣西的一些殘渣餘孽共同推孫傳芳為九省聯軍總司令。他的地盤面臨著再度擴大的命運。可是孫傳芳清楚地看到湖南、湖北是個爛攤子，自己沒有力量去收拾，至於廣東廣西，那裡剩餘的殘兵敗將，沒有任何實力可言，因此他暫時斂手，只想把實力調到江西前線，保住自己的地盤。
1926年年底，我還是回到泰興。那時我們久已住到東門蔡家了。房東蔡佐卿，是當鋪的營業員，對於當鋪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他的人生觀是幾十年的當鋪生活培養成的，因此他經常伸起右手大拇指，稱一聲「東家」。有時他也會談一些當鋪生活，那當然更離不開「東家」了。我那位堂兄本君哥也是這樣的人，不過他的話少一些，可是意識形態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年冬天並不寂寞。李仁溥、常健東、梅澹若這些朋友經常來往。耿迺寬原來也是當鋪學徒，但是他對於這樣的生活感到厭倦，終於掙脫這付銅圓銀幣造成的鐐銬，回到泰興，正在設法找個小職員的位置，因此經常到我這裡來閒談。朋友不多，交談的話題也有限，但是隱隱約約也聽到一些有關時局的消息。
就在這年冬天，福建的形勢變了，孫傳芳的部下周蔭人，在福建吃了一個敗仗，從福建退到蘇北休養。這是1927年開學以後我在南通聽到的。孫傳芳本人呢，也在江西吃了敗仗，部隊陸續向後撤退。廣東的大軍正在勝利前進。一路直迫武漢，一路則分從江西、福建向南京推進。待到蔣介石進入南昌以後，上海的資產階級代表，以虞洽卿為首，也到達江西。經過他的聯繫，蔣介石的態度完全明朗化了。從此以後，武漢方面和江西方面分道而馳，但都打著革命的旗號。
我們在南通，只知道長江輪船停航了，南京吃緊，其餘什麼都不知道。那時由於交通阻塞，沒有報，沒有消息，更沒有廣播。孫傳芳部下的敗兵，正不斷北撤。家信也沒有來。我很焦急，但是焦急有什麼用呢？所以只有橫下一條心，還是好好教書。
到3月16日左右，泰興的消息畢竟來了。是這樣的：泰興縣商會打電報到南通縣商會說，大兵麇集三萬餘人，縣中糧食銀錢搜括一空，坐以待斃，請求救濟。這時南通也正自顧不暇，得了電報，自然是愛莫能助。軍隊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原來孫部白寶山、鄭俊彥、宋福田三五萬人，在宜興吃了敗仗以後，被革命軍攆過常州，眼看回不得南京、鎮江了，退到小河、陰沙,正是敵軍在前，大江在後，造成了背水陣的局勢。據說白寶山出了氣力，小勝以後，方行封船，三萬餘人就是這樣一船一船地渡江，這就是泰興的敗兵了。到泰興後不久，白寶山、鄭俊彥又走了，就剩下孫部第十五師師長宋福田，本來是江西的部隊。從此孫部和革命軍劃江而守，支持了兩個月。
得到這種消息以後，我只有回去了。但是怎樣走呢？江已封了，坐船是談不到。僱車吧，車子怕被拉夫，也不一定雇得到。不過總得想辦法回去。最後我決定步行。算來南通到泰興一百六十多里，分兩天走，總可走到。17日清早，我就出校，因為還有六個學生，也要回鄉，所以結了伴走，各人把應用衣服打了包袱，背著包袱，提著傘，一同出了校門。
從南通市到唐家閘，總算坐了十幾里路的車。在唐家閘遇到一位同鄉，說是他聽到泰興城全給燒了。燒了以後還怎樣呢？所以一位學生就不去了，我們一行剩得六人。我想就是泰興城全給燒成灰，我也要從灰燼里看個究竟。出了唐家閘，車是雇不到了，鄉里人不要錢，就是怕拉夫，所以我們還是走。背著包袱，提著傘，六個人一路走，這時候，我想學校上課的辦法可以應用到走路上來。我們走五十分鐘，坐下，歇十分鐘再走。這樣走路就變成了很規律的動作，路也走快了，也不覺得疲勞。年輕人究竟是年輕人，我們一路說著、笑著，甚至唱著，憂愁只擱在各人心上。
在薛家窯吃了中飯以後，我們還是走，一直走到石莊。遠遠看到孫傳芳的軍隊，我們就繞到鎮後去。這時一位學生到家了，我們還剩五人。時間已是下午四五點鐘，我想離家還有九十里，不如趁第一天有勁的時候，多走一些。3月里天黑得早，我們摸著黑，七高八低地走到西來岸——泰興、如皋、靖江三縣交界的一個小鎮。勉勉強強找到一家宿店，吃了晚飯，洗了腳，這一天的路程走完，我們放了心。店裡的人問我們外間的消息，我們有什麼好話告訴呢？大家抱著鬱塞的心理，可是我們五人還是談著一路的經過。
睡了一晚甜蜜的覺，第二天一天亮大家起來，總算僱到小車。車上人說只能送八里。好，八里就八里。過了這一段，我們還是走。半路上又和兩位分了手，到季家市只剩我和另外兩位。季家市住著我的一位親戚，不過還沒有會過面，恐怕初次會面，他要強留，所以我們先到小館子吃了東西，再去看他。從他那裡聽到泰興城還沒有給燒去，但是城裡究竟怎麼樣，因為電話打不通，路上又沒人走，所以還是不清楚。親戚是開鋪子的，我托他先找兩輛小車把兩位學生送回家，以後他又派了一輛車子送我進城。臨行承他之情，送了我兩包點心。
季家市離城五十里，車上人送我四十里以後，到了十里店，不敢再走，我就讓他回去了。這裡是泰興通黃橋的一條大道，往常每天總有幾千人來來往往，再熱鬧不過的，可是現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從十里店向西這十里路，我竟沒有看見一個男人。後來在離城三四里的地方，才看見一位老婆婆，手裡拿著鐵拐棍，這是我所見的唯一的人類。天上的鳥也是一隻沒有，什麼都是死靜靜的，村莊、大道和城郭。這是怎樣的境界啊！
下午三點鐘的光景，太陽在天上照耀著，我背著包袱，提著傘，捧著點心，一步步往前走。好幾次想把點心扔掉，可是不忍辜負親戚的好意，還是帶著走。到了郭外，只見一路紅旗：「歡迎白軍長，歡迎鄭軍長，歡迎宋師長。」可是到處靜悄悄，還沒見到一個人。直到城邊，才看到宋福田的軍隊。因為十五師不是孫傳芳嫡系軍隊，所以兵士特別襤褸骯髒。他們的軍帽真怪，好像是半截五升米的布袋，頂頭還綴個英雄結，歪戴在腦袋上，差不多是戲台上打虎武松的兄弟。兵士有的還有步槍，多數只有手槍或小刀，刀柄上綴著一圈紅綠布，真是野蠻人的色彩。他們有一切舊時代兵士們的惡習，酗酒、打架、斗罵和賭博。特別因為他們是敗兵，說不上軍紀，但是他們也有一切兵士們的好處，他們黃瘦枯槁的臉上，貪饞的眼眶中，還能看到一些樸素的意味，因為他們還是人。他們一共三團，差不多三千人，不過他們向商會要給養的時候，報數一萬四千，大半的軍隊駐在城裡，還有小半駐在口岸。
我到達城門時，就遇到一排這麼套著半截布袋的灰色兵士。他們要查包袱，當然請查；後來他們又問紙袋裡是什麼，我就請他們嘗嘗季家市的點心。也許他們一向只看到人和人的關係永遠是鬥爭，所以見我坦率，倒反而覺得意外，黃瘦的臉上，露出一絲絲笑意，好好地讓我走了。托著親戚的照應，總算兩包點心打破了一道難關。進了城，還是一路的紅旗，「歡迎，歡迎」，但是看不見一般居民，只看見無數士兵騎著馬，背著槍，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賣燒烤肉的攤子，十步一處，二十步一處，把一條東門大街變成了兵士們的臨時食堂。
穿過臨時食堂，我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想著前門好歹是打不開的，繞了路去打後門，打著打著一邊還不斷地報著自己的名字。好久以後，才聽到開堂門，搬家具，拖雜物，拉門閂的聲音。我進門以後看著，原來大門和後門都堵塞了。我們差不多是住在一個小小的圍子裡。泰興城裡就有這麼幾千個圍子，大家都堵塞在圍子裡，把一切的街道、公署、祠宇、學校，都交給兵士們，讓無數紅旗掛在大街小巷裡去歡迎他們，但是人們輕易不和兵士見面，這樣泰興城裡就有兩個國都：兵士的國都和居民的國都。每一個圍子和另一個圍子接界的地方，要是只隔一道牆，就在牆上打個洞，這樣萬一兵士們闖進一個圍子的時候，居民就可以亂躥，躥得他莫名其妙。至於臨街門窗，那是都堵塞了。這兩個國都里，一邊是馬蹄聲、槍聲、刀聲、打架聲，一切都有；一邊是一片寂靜，聽不到人說話，好像是都死去了一樣。就是在兵士的國都里，萬分嘈雜之中，也都是一股殺氣，什麼生氣都沒有。所以整個的泰興，就在1927年的春天，直沉到墳墓里去。
到家以後，看見妻子，看見孩子們，看見其他一切的人們。謝謝，總算親人都健在，但是一時還想不到脫險的法子。蓮舫顯然是病了，面色黃澄澄的，流露出無窮盡的憂愁、焦慮和煩悶，不時嘔吐，已經夠使她精神失常了，何況加了這樣一種圍城的威脅。我這次歸來，顯然是她沒有預想到的，因為我們失去聯繫已經多時，但是也不是完全出於她的意外，因為她明白要是我知道家鄉危急，一定會回來的。總之我的歸來，好像給了她一重保障，但是我有什麼力量呢？尤其是在這種狀態之下。
外邊的情形一天天壞下去，軍閥部下的兵士們本來是窮人，全無出路以後才披上了老虎皮。再加這一次宋福田的部下，從江西跑安徽，從安徽跑江南，從江南再跑江北，一路受到革命軍的威脅，使得他們氣都透不上來，茫茫如喪家之犬。可是他們一路發的財真是不少，有的把成串的金戒指當作袴帶，有的手臂上套著好幾副金手鐲，有的把銀圓成排地釘在貼肉的背心上，有的鈔票多得沒法數，就只知道一共有幾個捲兒。他們受了傷怕進醫院，唯恐醫生會把手臂割去，連帶金鐲也不得回來。他們中間最普遍的娛樂，自然是牌九囉。「朋友，你的莊，我押兩卷票子。」就是這樣把日子混過去。輸了以後，他們會搶、會偷，不一定到外面去，就是他們自己的夥伴里，也常常發生這樣的爭執。有時我們遙遙地聽得他們的中間砰砰兩下，就猜到也許兵士們自相殘殺了。裡面情形如此，外面更可想而知，這樣殺，殺，殺，就造成了一種非常恐怖的氣氛。
宋福田並不是挺壞的人，他曾經因為河南故居被土匪燒殺而痛哭悔恨，他曾經召集全師在公共體育場垂淚告誡，就是5月他最後離開泰興的時候，他在開拔的密令里還曾再三叮囑部下要維持軍紀，不要鬧亂子，這是在他走了以後，我們搜查軍官住所時看見的。所以後來1928年他在山東因為作戰不力被孫傳芳槍斃的時候，我們真不禁為之慨然。但是事實還是事實，宋福田躺在司令部鴉片榻上，只知道向商會要給養，根本就壓服不了團、營長，團、營長壓服不了連、排長，連、排長壓服不了士兵，成天亂鬨鬨地就像死了蜂王的蜂窩。
我到家以後，蓮舫算是可以睡了，就這樣衣不解帶地躺在鋪上，在多少天目不交睫以後，這是一種休息。我把煤油燈卷低了，坐在陰沉沉的光線中等待著一切。這時地方上什麼保障都沒有，巡士不敢上街，連打更的更夫，也因為有一個被兵士揍了幾下，大家不敢出動。更漏是沒有了，只有時辰鐘的鐘擺的搭的搭向兩邊晃，連長針都懶得向前拖。遠遠地只聽得馬嘶，槍拐子響，有時還會「砰」的一聲，接著也許是一陣神號鬼哭。有什麼法子打破眼前的困苦呢？我還是坐在陰沉沉的光線中期待著一切。
最後，我們期待的風暴畢竟來了。在沉悶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我們心中無盡的憤慨和郁怒，慢慢地形成了意志，意志又化為力量，以後畢竟趁著外來的機會，一齊爆發了，這樣就給1927年，留下一些痕跡。
宋福田占據泰興的時候，泰興民眾就在做反對軍閥的秘密工作。這一群民眾當中，有知識分子，也有非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在1927年以後，他們有的做了官，有的成為時代的犧牲品，有的墮落了成為地痞和流氓，有的埋沒到黜陟不聞、理亂不知的地步，可是在1927年3月底，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一致的努力，這當然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同一的壓力。
宋福田的軍隊在泰興造成恐怖以後，民眾隨即組織民團，他們沒有現代武器，但是他們有廣大的人群，在偏僻的場所，割斷電線、拆毀橋樑，到處妨害部隊的交通。城裡有幾架印刷機秘密地加緊工作，天黑以後，不斷地向各處播散宣傳品，傳著人們所期望的革命軍的消息。所以宋福田的部下也陷在恐慌之中。恰好這時賴世璜的十四軍已經從江陰陸續開到靖江。賴部的北進，據說是出於靖江人的請求，並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但是無論如何，革命的威脅已經過了長江，孫部愈加感到恐慌。所以到3月底，宋福田的軍隊就從泰興向黃橋退卻，此時孫傳芳的大隊尚在姜堰，這樣他們就結集在姜堰、黃橋、蔣垛一帶，再次造成了負隅的局勢。
宋福田一退，泰興立刻就起了非常的變化，一個個小圍子都打開了，一般人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同時往靖江歡迎革命軍的人們也不斷地前進，沿著向南的大道，在張家橋、倒石橋，都有激奮的宣傳和演講。夜靜時，我們還依稀聽到孫部的炮聲，但是人們只曉得沿著革命潮流亢進，把這炮聲當作中宵的噩夢。4月1日，開來了一營革命軍，營長姓夏，瘦瘦的面龐，騎著矮小的馬，他的部下是那樣的精悍和機警，真的把那些套著半截布袋的朋友壓倒了。城南一片，只聽到無邊的歡唱，夾帶著「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城裡滿街滿巷的都是人，歡迎著革命戰士。尤其是婦女們，她們差不多三十幾天沒有露過面，這時候都出來，隨帶著無數的孩子們。我想如果說革命軍是群眾的武力，那麼在這一天，這句話確切是實現的了。
革命軍進城的時候，是在下午四五點鐘的光景，等到全部到達以後，天色漸漸暗了。軍隊才息下來，聽得宋福田的部下，一步步地從黃橋開回，已經到了生米鎮，去城二十里。夏營長立刻把大部分軍隊開出東門，幾百名革命戰士成了散兵線，伏在村莊後面，採取各項措施，儘可能地隱蔽起來，等候前線的敵人。這樣宋福田部下的江西人，就和賴世璜部下的江西人，跑了一千多里以後，在江北泰興縣的東門外對壘，他們準備著熱的血，要在這裡交流，一切都是命運支配著啊。
夏營長的部下，一共不到五百人，和宋部的三千人比較起來，差得很遠。不過從軍隊的素質，從民眾的同情看來，革命軍的勝算，是毫無問題的。一個個革命戰士，散開到鄉野的時候，鄉間人待他們是如何的熱忱啊。他們送燒餅給戰士們，唯恐他們挨餓；送麥粥給戰士們，唯恐乾的燒餅趕不了寒氣。他們看到戰士們伏在田裡和墳後，就連忙回去捧出被褥來，替戰士們遮著俯伏的身軀。是的，燒餅、麥粥和被褥算得什麼，但是這是鄉間人所有的一切，他們自動地送給戰士們。他們把革命戰士當著親人一樣的關心，子女一樣的愛護。第十四軍後來不知經過幾次改編，歷史的洪流不知經過幾次沖洗，要是當日的戰士還在，他們一定會感覺到在泰興以外，沒有感受到比泰興更深厚的熱情。偉大的一日，在那天的晚間，泰興民眾和革命戰士建立了深厚的認同感。
晚上各城門都緊閉了，夏營長帶著馬在東門城門洞裡等候戰鬥的消息。命令傳下來，要民眾帶燈籠到城牆上去助威。全城壯丁連同老弱，都帶著大大小小的燈籠從城內各部分上了城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燈會，也許以後不會看見這樣的了。從西城角上已經隱約看見燈火，到北門城樓旁面，就成了一片。幾百幾十的燈籠簇壓著、銜接著，像火龍。龍身蜿蜒著，從東北到東門，再從東門到望江樓，這裡是龍的中段，少說些也有近三千的燈籠，炎炎地帶著光，左右擺動著。從望江樓向西南，過了南門再向西，這裡才是龍尾，還有不少的燈在那裡晃。這條大龍掩護著泰興城的三方面。火龍的下面，有幾千人在那裡活動。春風料峭的中間，三更以後的時候，人們一些不感覺到寒冷，只是輕輕地交談著，估計對方軍隊離城的遠近。他們沒有武器，但是他們有的是熱忱，他們憑仗著手中的燈籠要嚇退宋福田的軍隊。事實是如此的，宋福田的軍隊沒有逼近，革命的戰士還伏在郊外等候著。城上的人們也因為夜深了，逐漸逐漸地回去，他們在好多天的緊張以後，要放下心思，吸著勝利的空氣，去夢想明日以至從此以後無邊無際的歡欣。
我當然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個，有同樣的平凡而實在不同尋常的經過。半夜以後，我安心地睡了。但是這短短的一夜是如何長遠而複雜啊！二百年前孟喜好生的遊記里說，他如何在傍晚的時候，把馬系在僅見的枯株上，自己躺在雪中，如何次日太陽出後，只看見自己躺在市鎮當中，馬卻系在禮拜堂的塔尖上，原來整個的市鎮隔夜被三五丈的大雪埋了，等到太陽一出，天氣大變，雪都融盡，他卻從三五丈的雪堆，直跌到市鎮裡。這自然是漫談，可是我卻身歷其境。不過我是在一夜之中，從市鎮上直跌到三五丈的雪堆里。
原來在天明的時候，夏營長說是接到命令要退卻了。軍隊的行動，本來不是民眾干預得了的事，而且十四軍處在單獨冒進的境地，當然感覺到有整理前沿陣地的必要。但是當初為什麼要過江，要到泰興呢？民眾對於革命戰士的同情，在軍閥的眼光里，必然成為罪狀，革命軍退後，宋福田回來，這必然的罪狀，也必然會受到處罰，所以民眾就向夏營長苦苦哀求，以至於跪求軍隊留境。一切都是空虛。我七點鐘起來，只看到最後部隊的退卻。軍隊一走，什麼都走了，縣知事走了，警佐走了，整個泰興城就只剩了空蕩蕩的千把人。東門固然是緊閉了，其餘的幾門虛掩著，只有出的，沒有進的。
事情出於意外，我真想不起跑到什麼地方去，而且全無準備，出去又怎麼樣？我在大街上南走到北，東走到西地亂晃，看著最後的趕緊出城的人。我還記得曾去找朋友們商議組織維持秩序的臨時機關，但是在大家忙著逃命的時候，這都成為書生之見，不入耳之談。其實泰興城差不多空了，還有什麼秩序要維持？我在大街上亂晃，看見什麼事都幹不了，也沒法干，想著城破以後的擾亂，心裡感覺到悠悠然的意味，談不到憤慨，談不到懊喪，談不到恐懼，只是悠悠地等著早晚就要到的災禍。
這樣地過了一天，天黑以後，也還有幾百人帶著燈籠跑到城牆上去，一種潛意識的力量迫使我們大家在寒風砭骨時，瑟縮著，顫抖著，好像要靠燈光告訴幾十里外的宋福田部下：「我們還在這裡，你們不要來。」燈籠接連著，也還像條火龍，可是龍鱗已經剝去了一大半，疏疏落落地顯得全無精神。這種帶燈籠上城的故事，從2日晚延長到5日晚，連著1日總共是五本《空城計》。
可是3日以後漸漸地又變了，宋福田沒有來，出城人的盤纏也差不多了，所以一個個又從外面回來，除了坐著小船，吃盡千辛萬苦過江的不算，其餘的多半回到城裡。官來了，紳士來了，連帶也來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商會本來兼辦軍事招待的，所以出出進進的人整天不絕，還來了幾位革命戰士，報告著軍隊要來的消息。我的心早已悠悠地安靜了，這一下又攪起了多少的希望。起初聽說是十七軍要來了，以後又說第二軍，接連又說是三十三軍，還有幾個記不清的軍。
抵禦宋福田的軍隊，只需要一團人，甚至一營人都行，這是我的信念。那麼要這許多幹什麼？軍隊的番號愈來愈多，軍隊的蹤跡愈走愈遠，所以不管當時的人們是怎樣的高興，我心裡卻充滿了無數疑慮。後來因為聽得泰州省防軍張中立的軍隊已經改編為革命軍獨立第一師，我想泰州一定是沒有危險的，所以和蓮舫商議，先送她到泰州親戚家裡去，這樣總算有一個腳踏實地的計劃，不過我們對於張中立的估計還是靠不住，只有對於泰興是看準了，才免去4月6日的驚駭。
4月5日那一天，因為全城沒有開市，我和蓮舫帶著孩子，匆匆地出了北門，僱車先往口岸，一路也看到回城的人，他們問我為什麼要走，話也說不明白，只有各走各的路。到了口岸，才憩在一家親戚那裡，就聽說泰州情形不好。傍晚以後，愈來愈不對，幾大船軍需品，從泰州來，經過三十幾里的水道，開到口岸，再從口岸出江。顯然孫部已經打進泰州，軍事情形又起了變化。泰州固然去不得，就是口岸也起了莫名的恐慌。大家決定先僱船，把女人和孩子送上去再說，等到風聲一緊，再行出江。這一夜就在星光閃爍之下，把女人小孩都送上船，男人還在岸上等著。6日我也上了船，可是船開到哪裡去，大家一些決斷也沒有。老太太們又多，七嘴八舌地沒辦法。我和蓮舫都是作客，自然沒處作聲，不過這樣盲目地出發，實在給予我們一種很大的憂慮。我們認定動搖的生存和必然的死亡差不多，所以船回江口以後，我們帶了孩子同幾個人仍舊上岸，這樣又在動盪中生活了一天。
宋福田的軍隊6日已經進城，當然帶來不少災禍。到了8日，一部分又派到口岸，人們更加恐慌。最後決定還是乘船到揚中縣去。這樣在滿地都是猙獰地套著半截布袋的朋友中間，我們急急忙忙地跑到高港，上了船。同船約莫二十幾位，形形色色都有。出了港口以後，大家才透了一口氣。那天東南風又大，船是開不向前，長江的怒濤，一層層地從船篷上打過去，坐船的人要開江南，船卻老向西北去。在和風濤掙扎以後，到晚還是被趕到江都、泰興交界的葫蘆洲。多數人問明地址，上岸去找親友，船家也去了。可是我們人地生疏，去不了，船上只剩了蓮舫和我，連帶親戚和孩子，一時的希冀已經破滅，無數的恐怖成為現實，怒潮不斷從無邊無際的濁浪中涌襲上來，天色越發黑暗了，我們老守在江邊的一條船上。
等著，等著，我們一籌莫展。
可是這時從黑暗的密雨中湧出兩盞燈來了。
岸上的人問道：「船上有李熙之家李二老太嗎？」
「有的，」蓮舫的舅母說，「在這裡。」
「聽說還有城裡的親戚呢。」
「是二姑太的姑娘和姑爺，還帶著孩子呢。」舅母說。
「好得很，那就一齊請上岸吧。」
蓮舫的一位遠房姨母嫁到葫蘆洲陳家，丈夫死了，守著一個孩子。可這是一個大家庭，老兄弟沒有分家，大老老和三老老都是很隨和的。當家的是大老老的兒子鈞壽，人很開明，這時帶著那位堂兄弟一同來接我們。原來先上岸的那些同船的人談起來，他們才知道消息，這就來接我們上岸。我們住在葫蘆洲，前後大約二十多天。
葫蘆洲是江心一座沙洲，有三道橋通到岸上。因為靠近口岸，所以和口岸的聯繫更密切，親戚來往也不少。不過地形特殊，鈞壽和我說：「這裡什麼也不要擔心，宋福田能到口岸，可是不能到洲上來。我們把三道橋一拆，葫蘆洲還不是浮在江中心，誰也捱不上。」
在鈞壽的鼓勵下，我是真的到了世外桃源。
葫蘆洲有的是河豚，這是我出世以來沒有嘗過的。雖然已經過了清明，河豚已經不是那樣嬌嫩，可還是很新鮮。洲上人吃河豚，不像城裡人那樣費事，洗了就煮，熟了就吃，並沒有什麼問題。不但在這裡，在南通、江陰這些靠江的地方都是這樣。三十年以後，我聽說有個什麼官兒，乘汽車到江陰，指名要吃河豚，可是又不敢吃，就讓警衛員先嘗一下，然後才兢兢業業地吃了一些。真是官兒大了，膽子就小了；苦的是警衛員，不但要保衛官兒的貴命，還得保衛他的腸胃。
清明過後，洲上滿地都是梨花，春風吹過，一陣陣濃郁的香味，把人都吹酥了。本來泰興鄉間，多年來都可嘗到作物的滋味，樊家堡、徐家橋一帶，方圓一二十里之內，每家宅前宅後都栽上了銀杏樹，那和普通的銀杏可不一樣。銀杏通常高達八九丈，是那麼的蓬勃、蒼鬱，通常總得一二十年以後才能結實。可是經過培養的高不到兩三丈，在離地八九尺以上，常會接上七八處枝柯，看上去就是那一大簇，三五年後就結實。一戶人家有了這麼幾棵，一年的開支就不用擔心了。直到今天，泰興的銀杏，每年統計幾十萬石，算是最大的銀杏出產地。
葫蘆洲栽的銀杏樹不多，可是梨樹卻不少。不但屋前屋後，甚至大田裡也栽了梨樹。每年夏天以後，金梨上市，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在農村戶單幹的時候，兄弟分家要分梨樹，姑娘出嫁，有時也會指定梨樹作為陪嫁。這倒是我在城裡沒有聽到的。
鈞壽有位遠房叔叔，叫陳麗生，原來和城裡李挹香是親家。李挹香和我有些認識，因此就多了一些話題。麗生有時約我到他那裡喝翠兒茶。這是當地方言，是新鮮的意思。不過泰興不栽茶樹，清明前後還吃不上當年採摘的新茶。有詩兩首：
瀹水煮茗洲人呼為翠兒茶詩以記之
江邊一逕是梨花，花底深深處士家，莫怪朝來頻叩戶，呼君共試翠兒茶。
避兵居葫蘆洲
江波流天地，萬馬為崩奔，避兵干艱險，存亡安足論。掛帆前更卻，苦奈風塵昏，日暮傾半檣，小泊綠楊村。舟人各有適，覓食聲始喧，我獨顧妻子，宿此待朝暾。庸知造物厚，端倪不可捫，陳丈靜者徒，容色悴而溫。鈞壽獨好我，視我如弟昆，然脂導我行，擊鮮謀我飧，不意飄泊際，得此慰魄魂。晨起看桃李，爛漫已滿園，金梨垂到地，花碎枝柯繁。有鳥不知名，振翼向天翻，晴沙映修翎，淺絳帶水痕。干戈方滿眼，偷息偶然存，安得謝塵俗，相攜老桃源。
不久以後，岳母帶著我的第二個孩子從泰州來了。她們是到泰州欒家的，那裡是十里舖，離泰州城還有十里，因此在張中立退出、孫傳芳進入泰州的時候，她們沒有受到什麼驚擾。可是欒家靠近大路，軍隊出出進進，究竟不能安身。後來聽說蓮舫和我已經到了葫蘆洲，因此，就取道口岸，沿江到洲上來了。她和陳二奶奶說遠不遠，究竟是老姊妹了，她們有談有說地講到過去的生活和近來的情況，時間就是這樣地消磨了。蓮舫看到自己的兩個孩子，感到安慰。特別是那個七歲的，已經上學了，能認識不少字，得空就爬在書案上看小人書。這孩子叫君達。小的叫君遂，五歲，是婆婆的寵兒，總是爬在婆婆面前，要這要那。
葫蘆洲上日子好過，一晃就半個多月。宋福田的軍隊沒有來，事實上他也派不出人來。就是口岸街上也還安靜，比清明前的泰興城好得多。事實上這一次宋福田再到泰興城，就沒有以前那股氣焰。是不是鄉間的保衛團的勢力逐漸擴大了，他不敢過於放肆；還是他有意要做一些長久打算，故意收拾人心，一時還不清楚。原來的縣長跑了，他派聞繼繩出來擔任縣長。算來這也是我的一位老同學，不過一向很少來往。他在外邊久了，參加過北洋軍隊，當過縣長，早些時候，在兵荒馬亂之中，經常在商會來往，有時在方桌上畫個地圖，指出孫傳芳部隊出出進進的形勢，是有一些閱歷的。他當縣長時，由楊靜山出任商會會長，自從孫部到達以後，商會久已成為軍隊招待所。現在和聞繼繩一配合，他們考慮到按照商店的資本，地主的土地，計成籌款，負擔確實是很重，但是比開始時，由兵士們哄哄搶搶，究竟有了一些秩序，因此在宋福田再到泰興城以後，地方反而安定了一些，這是我沒有估計到的。
寄居沙洲固然好，但是總不能老住在這裡，我和蓮舫計較了一下，先回口岸住幾天，待到情況穩定以後，再回泰興城。事實上我對於母親的情況，也實在放心不下，雖然有大哥負責，可是我總不能全不過問。
我們和陳家告別，和口岸李家告別，終於又回到泰興城周圍。由於情況還不十分清楚，一時沒有進城，權且住在離城三四里的房家莊。我們住下來，只有六七平方米這一小間，外邊就是豬圈。人和豬的生活，究竟是不同的，實在有些不習慣。孩子們倒不在乎，小兄弟和房東家的孩子一下就搞熟了，他們在外邊跳跳蹦蹦，全不感到陌生。
我一個人先進城，到蘇家巷看到母親。母親在緊急的時候，曾到城北三里廟金叔連家住了幾天，現在久已回家了，沒有受到驚嚇。金家就是伯父家三姐的婆家。三姐在家本來有些麻辣，出嫁以後，反平和了許多。我回國以後去看過，她也曾到隆盛巷蔡家那裡看過我們，都是客客氣氣的，可惜不久以後她去世了。那位金叔連，雖然是鄉間人，但是不做鄉間人的本分生活，在北門外的一家糧食店當店員，所以在鄉間人質樸的方面，多了一些市井氣，無形中有了一些距離。
當然，我也到隆盛巷我們那所新居去看過，一切都還好。地方的情形逐步穩定，最後蓮舫帶著孩子也回來了，岳母也回到鷹揚巷。還有我那小女兒，事前是跟奶媽下鄉的，現在奶媽聽到我們回來，她也帶著孩子來了，這是清於，是我們的第一個女孩。
人總是要生活的，要生活就得摸出一定的規律、一定的秩序。儘管街上有的是套著半截米袋的兵士，可是他們也不能專靠鬧鬧哄哄活下去。因此必然要找出一種相互適應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方式沒有建立以前，要爭吵、要打要罵，甚至要搶，但是他們發現這樣吵鬧搶掠下去，連自己也不能安安穩穩地生活，於是就要找一個適應的方式。無論是怎樣的不協調、不適合，最後總會發現一條比較適應的道路。我在四川看多了，大水暴漲以後，大大小小的石塊，方的、三角的、七棱八角的，從上游衝下到一處淺灘沉積起來，經過幾千百年衝擊相盪以後，稜角終於磨得差不多了，這就成為我們所看到的石堆。在四川每一個交流地點，常有這樣方圓幾里的石堆，石堆中多少還有一些稜角，究竟不多了。待到流轉到長江下游，那已經很圓了，我們叫它做鵝卵石，從七棱八角的碎片轉變為鵝卵石，這要經過幾千百年，然後終於變了。要得相處，便有這個磨棱礱角的過程，然而終於變了。人生是要經過這個過程的，連帶那些戴著半截米袋的朋友在內，他們終於要找出一條相處的道路來。
不過這個過程是長期的，他們來不及完成，終於要調走了。這一走是肯定的。孫傳芳的勢力全部向北撤退了，撤到江蘇山東的邊界。宋福田也去了，不再回來了。這件事是我們在他撤退以後，才完全了解的，時期大約在5月初。
宋福田走了，地方上安定下來。新縣長從南京來了，人民還是人民，完糧納稅依舊完糧納稅，只是收糧收稅的換了班。我清楚地看到我還得到南通去，那裡有我的工作。所以作好安排，和母親、大哥告別，把家務交給蓮舫，搭乘重行開放的長江輪迴到南通。
南通師範也曾來過一些軍隊，所好影響不大，校舍依然如故，學生也陸續回校了。從2月到現在，大約三個多月沒有看報，這時才知道大局完全不同了。南京由蔣介石領導了。他的名義是總司令，主持行政的是國民政府委員會。這時的口號不是國共合作了，而是分共。什麼是分共？就是說國民黨不再和共產黨合作而要各行其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從小讀《三國演義》就熟悉的詞句。既有合作，就有分開，道理原很簡單。但是情況要複雜得多，不久以後，不是分共而是清共了。分共是雙方同意，分道進行；清共便是有些人不願分開而要經過清查分別的意思。不過這個情況只是5月後期的認識。
這時學校里已經掛出孫中山的遺像了。遺像上是一條橫幅，印的是中山墨跡「天下為公」四個大字，署名孫文。這四個字我看了好多遍，好多遍，終於使我理解到所謂「天下為公」，只是因為沒有人有力量搞出一個天下為私。有力量據一校的是一校為私，據一縣的是一縣為私，乃至據一省、一國的都是這樣。這是為什麼搞割據的人明明在那裡霸著地盤而揭出來的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的意義只說明力所能及的是一切為私，力所不及的是天下為公。是不是這樣呢？孫中山已經死了，來不及給我們一個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