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三章 國外三年及其後（1913～1917）
革命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事業。沒有領導，群眾即使有革命要求，也無從實現他們的願望；沒有群眾，領導即使具有革命才能，也無從完成他們的事業。1911年的革命，通常稱為辛亥革命。1913年的革命，當時稱為二次革命，也有人稱為癸丑革命，是一次短命的革命，現代的歷史家都很少提起了。
辛亥革命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是在同盟會的領導下完成的。但是同盟會的領導很不鞏固，很不得力，因此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清政府崩潰了，然而這次革命的成就到此為止，沒有能推進一步。孫中山發表了「孫文學說」。我記得一位地主和高利貸剝削者指著這本書嘻嘻一笑道：「孫文還有學說呢！」再聯繫到劉鶚那本《老殘遊記》所譏刺的「北拳南革」，那麼，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是如何地尚未穩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可以說1912年是資產階級革命亟待鞏固的一年，但是同盟會的領導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的最大敵人，也就是人民的最大敵人袁世凱倒是看到這一點的。他盤踞最高的政治地位，抓緊當時最有組織的軍隊，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憑藉他的政治地位，不但網羅了當時的遺老遺少，而且也吸收了他早先的政敵。梁啓超應當說是他的切齒之仇，戊戌維新不是由於袁世凱告密而終於崩潰，梁的一些深交密友不是由於袁世凱告密而終於斷頭京都的嗎？然而梁啓超去了。在吳長慶軍中的時候，張謇不是曾因為袁世凱的飛揚跋扈而終於聯同朱銘盤、張詧去信和他絕交的嗎？然而張謇去了。還有那些清時代的閣部大僚、封疆重臣，在往日和袁世凱是一殿之臣，現在也都去了。袁世凱的勢力正在日長夜大地擴張起來。
從另一方面看，也不能說同盟會是在那裡睡大覺。就在1912年，他們也吸收了一些小黨成立了一個國民黨，和仰承袁世凱鼻息的進步黨抗衡。但是就在國民黨成立之日，他們立即扔掉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的招牌。當然，平均地權並不是社會主義，更遠遠不是共產主義，而只是亨利·喬治的一句空談，但是從平均地權的思想出發，一邊認識到農民需要耕地的迫切性，一邊從實踐中發現均權的思想性，那還是可以找到一條逐步發展的道路，但是現在也丟掉了。那麼同盟會的精神還能保存多少呢？是不是清王朝一經推翻，同盟會的任務就已經完成呢？倘若如此，那麼還要革什麼命呢？
還有由國民黨的領導自己導演的一出滑稽戲。黃興從上海匆匆北上，遍訪政府總理和各部總長，在歡迎酒宴之餘，奉送每人一張入黨申請書。這些達官貴人們在得到袁世凱的同意後，照章填名申請。這一下全部閣僚毫無例外地都成為國民黨黨員。國民黨的領導志得意滿地號稱國民黨政黨內閣的完成。直待袁世凱獨攬大權以後，他的爪牙就逐一登報聲明：由於黃興力勸，當時勉強具名，其實與國民黨並無任何關係。
從這一點看，章士釗的「毀黨造黨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是有些認識的。他認為臨時參眾議院成立，而孫中山、黃興沒有入選，是不可思議的。國民黨的個別議員應當辭職，就在這個選區，由孫中山、黃興參加競選，當選以後，進入議院實行政黨領導。他的見解儘管符合資本主義國家的常規，但是中國是沒有這樣一個傳統的。在議員固然經歷千辛萬苦，獲得國會一席，沒有感到有慷慨讓出的必要。在黨魁也覺得沒有屈尊紆貴，俯就議席的夙願。因此章士釗的主張，竟成為曠野中的呼號。
更有意思的是，《民立報》儘管是國民黨的機關報，但是當時上海又出現了《民權報》，和《民立報》唱對台戲。尤其那裡的社論作者戴天仇更是兇橫霸道，目空一切。章士釗是有缺點的，但是戴天仇卻引起了讀者的反感，對於政黨政治並沒有好處。後來章士釗起了個筆名叫秋桐，又稱孤桐，這還不算特別；戴天仇卻稱為戴傳賢，字孝庵，卻溫文爾雅得有些出人意料，可是那時他已經走到蔣介石的大營，成為反動派的上客了。
1912年是民國元年，按照歷史成規，這時總應當有一些政治清明的現象，但是遠遠不是如此。舊官僚固然東山再起，依然故我；新官僚也亦步亦趨，毫無遜色。上海又有一批人發起了進德會。這個會也非常稀奇，對於會員的要求分為兩級。甲級三項：一、不狎妓；二、不置妾；三、不賭博。乙級則除這三項外，另增五項：一、不飲酒，二、不食肉，三、不吸菸，四、不做官，五、不做議員。其實甲級拒絕的三項是文明國家應當進行法律制裁的事，談不到什麼進德不進德。乙級前三項是生活習慣問題，與進德沒有關係；後兩項則完全違反了進步國家的要求，假使不做官，不做議員是算進德，那麼是不是專由道德敗壞的人去做官做議員呢？當時的名人，進步黨的嚴修，國民黨的汪精衛都是乙級會員，嚴修始終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汪精衛則在全面抗戰的第三年到東京，投靠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成為第一號漢奸。人是在不斷地變化的。
袁世凱也在不斷地變化，由一個投機的無賴變成一個血腥的兇手。他看清楚國民黨要人孫中山、黃興、汪精衛都不是頑強的敵人，最頑強的是宋教仁。宋是湖南人，曾在《民立報》擔任社論作者，這時是農林總長。在同盟會吸收小黨而成為國民黨的過程中，擔任組織工作的是他。嚴格說，他不是革命者，但他卻是一個幹練的政客，或政治家式的人物。袁世凱有的是錢，有錢就有人。他向死黨趙秉鈞授意。趙是內政總長，正是幹這一行的，就把任務交給秘書洪述祖。洪述祖和上海青幫頭子應桂馨聯繫。行兇殺人，原是應桂馨的本分，他懂得價錢，不但要錢，還要官做。洪述祖和上層聯繫，在獲得層峰批准以後，再通知應桂馨：「毀宋酬勛。」得到這個可靠的保證，應桂馨吩咐手下的武士英。一切布置妥當。一個夜晚，宋教仁從上海回京，正當他在北站走動時，武士英看得真切，砰、砰兩聲，宋教仁中彈，搶救無效，隨即身死。
這是袁世凱對於國民黨所開的第一槍。槍聲傳到上海，傳到安徽，傳到江西，傳到廣東，傳到全國各地。袁世凱對當時的國民黨開火了。從袁世凱、趙秉鈞到洪述祖、應桂馨、武士英，這是一夥，後來都沒有好下場。
宋教仁一死，上海大嘩，全部警捕出動，武士英被捕，當即轉交上海檢察廳，進行羈押。武士英由楊千里律師進行辯護。在調查案卷的過程中，上海新聞界大罵，認定楊千里是混蛋律師。其實為兇手辯護，在國外並不是什麼怪事，但是在群情激動之中，楊千里竟是無可置辯。不過，事實上他也無須辯護了，因為武士英在押以後，隨即身死。數年以後，應桂馨由京津鐵路進京，坐的是頭等車廂，在舉杯自慶，意滿心得之餘，死在車廂里。趙秉鈞已經是內務總長，後來進為內閣總理，在他總以為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不久突然身死，當時的兩位總長去弔唁的時候，周自齊失聲道：「怎麼耳朵邊……」朱啟鈐老練得很，在後踢了一腳，因此「有血」兩字沒有說出。袁世凱是懷恨而死的。唯有洪述祖卻腰纏累累，在青島逍遙作客。也是事有湊巧，恰當他經過上海，踏下汽車的時候，宋教仁的兒子路過看到，立即扭他進法院，判處絞刑。這座絞架是由外國進口的，初次執行，行刑的法警沒有經驗，「咯噔」一聲，人頭落地。從袁世凱、趙秉鈞，到洪述祖、應桂馨、武士英，這一連串的人物沒有一個幸逃法網，這是後話。
宋教仁死時，南方久已分裂。黎元洪在武漢，本來不同情國民黨，四川正在進行內戰，浙江早和袁世凱聯繫了，廣西的龍濟光準備為出價最高的人賣命；還有一些省份在進步黨手裡，雖然號稱進步，卻是進一步和袁世凱聯繫。對於國外，袁世凱正在接洽借款。這批外國人是一批高利貸集團，稱為四國財團。有時債主更多些，稱為六國財團，這批高利貸者在本國購買公債，通常不過年利百分之三、四。到了中國，有時高至百分之九、十，而且還有個九折付現或八五付現的苛例，就是說，債主只付出八五折的現款，債戶除支出百分之九或百分之十的利息以外，還得不折不扣地分期攤還本金，這就是說，利息遠遠超過百分之十了。不過也有一條：債主總得貼出一些，稱為九五回扣，就是說，要給經手人總額百分之五的回扣，使他有利可圖。這條毒辣的條件，不但袁世凱，甚至當時的總理、總長，即使是稍負時望的，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現錢難捨。袁世凱的銀彈充足了，因此更是躍躍欲試，一定要把反對他的人掃除乾淨。
對於人民呢，他有兩個得力的口號。第一個口號是統一。當時有誰反對統一呢？袁世凱是統一的化身，反對他就是反對統一。第二個口號是亂黨。凡是反對統一就是亂黨。這就是說凡是反對袁世凱的就是亂黨，亂黨就應該殺。上海還有一大片租界，在清政府的時候，因為反動政府力所不及，不少革命黨就在租界裡藏身。現在怎樣呢？袁世凱的本領比清政府強多了，他和青幫取得聯繫，有人偶然出外，就此不見了；也有時並不出外，只要有人叩戶，應聲開門，也就從此不見了。因此住在租界的人經常不開正門，只從灶間出入。
即使是做了青幫，也得當心些，千萬不能大言不慚。揚州的徐寶山就吃了一個真不二價的大虧。他應召進京的時候，曾大言不慚地說：長江八百里，他能拍胸口擔保。事實也差不多，從安慶、大通以下，這一帶全有他的爪牙，他是無冕之王。可是他沒有想到這句話正犯了袁世凱的大忌。他回到揚州，照例玩弄他的古玩。一天清晨，傳達室送進了一件郵遞的木箱，是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寄來的。他等待好久了，照例要自己拆封，釘錘把箱子撬開，才得一半，「碰」的一聲，木箱連同徐師長帶著他那一心嚮往的什麼古董，一齊化為齏粉。徐寶山死後，他的弟弟徐寶珍悲痛異常，好得袁大總統不忘寶珍一心嚮往的熱忱，依然由他作江蘇第二師長，繼承寶山的舊任。1913年夏間，袁世凱調兵進攻南京，此時除了馮國璋、張勳兩路大軍外，就是徐寶珍的第二師。馮、張兩人對於寶珍都是特別推重，一路讓先，寶珍所部，也不得不十分賣力，奮勇異常，在南京城攻破之時，徐寶山舊部，幾乎全部追隨寶山保衛長江去了，留下馮國璋、張勳兩部分嘗勝利的果實了。
宋教仁死後，上海沸騰起來，報紙上隱隱約約，有所指斥。孫、黃兩位嚴電要求緝兇。袁世凱更是責成上海司法當局，不令兇手漏網，這一切都做得有條不紊，同時他對於南方也在著著布置，周密異常。廣西有龍濟光，隨時可沿西江東下，廣東問題不大。湖南是有些要警戒的，但是譚延闓是翰林出身，成不了大事。安徽吧，沒問題，張勳、倪嗣沖兩支軍隊，隨時可以拿下。麻煩的是上海租界，這是「亂黨」出沒之處；還有江西，李烈鈞這個毛頭小伙子，總不能不警戒一下，以免發生意外。他任命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李純為九江鎮守使，這兩支得力的軍隊，卡住上海和江西的脖子。
上海南京路國民黨的總部，那時稱為交通部，和同孚路黃興的寓所，都是座上客常滿的。孫中山主張發動革命，也有人認為暫時不能發動。主張發動的理由很充分，因為袁世凱著著逼人，再不發動，國民黨還有什麼地盤可言。主張不發動的人也有理由，他們認為革命全憑的是一股革命的氣氛，辛亥革命本來尺寸地盤也沒有，由於革命的火焰照遍全國，才造成當日的聲勢；現在革命的氣氛正處於低潮，除了犧牲人民以外，憑什麼取得勝利。後面這一派甚至說這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在黃浦灘登上外輪出國的時候，他們只有奉上紙錢兩串，哀悼革命的失敗。
袁世凱這時是著著逼人，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江西都督李烈鈞免職，廣東都督胡漢民免職。三位都督罷免以後，國民黨的地盤幾乎全面崩潰了。李烈鈞到上海，在他和孫、黃兩位見面以後，第一句話是：江西動不起來。他是黨內的霹靂火秦明，他說動不起來，那還有什麼辦法？但是孫中山是輕易不認輸的，他問：「難道林虎也動不起來嗎？」林虎是李烈鈞的一位團長，是以能征慣戰出名的。李烈鈞只得答應試試看。
革命派在上海有機關報，反動派在上海的機關報更多。輕薄文人趁此舞文弄墨，嘲笑一番。
擬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劉明府
孫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臨演說開，三點會員皆北上，兩艘兵艦自西來。薊門令尹誰能識，海上仙翁去不回，得意且同宋女士，陶然共醉白蘭杯。
這首詩是嘲弄，但是也隱隱透露出對於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蔑視，在1913年上半年，這種思想並不是個別的。
6月間，情勢起了一個突然的變化。江西的密電到了，李烈鈞、林虎的軍隊奪取了主動。上海也來了個突然急變，南京路上的交通部來往頻數，製造局和龍華的駐軍加了雙崗，討袁軍的呼嘯從《民立報》《民權報》挾著風狂雨驟的聲勢來了。
傳說紛紛，充滿了上海的街道。
奮勇的青年跳過製造局的圍牆，龍華的槍聲像冰雹一樣衝破了昏沉的天空。有人從龍華來，說是看到蒼白的薄皮棺材停在馬路旁邊，暗紅的血液還在一絲一縷地從棺材縫隙里滲出。
是誰指揮這場戰鬥？
是陳其美。江蘇都督府成立以後，久已撤銷了陳其美的滬軍都督。他被任命為工商總長，不過沒有到職。現在由他重新指揮這一場戰鬥。
由於進步黨和接受袁世凱津貼的報紙的反宣傳，陳其美是不得人心的。是不是他在生活作風上有一些問題，沒有證實，但是作為革命軍的一位指揮官，他的形象是不夠好的。
奪上海就得守上海，守上海就得守吳淞。從後來的經驗看，我們懂得奪上海不一定要先奪吳淞，敵人不是從白茆港、從金山衛都可以登陸嗎？歷史上也有教訓。奪南京的有幾次是從挹江門外登陸的？相反，倒是從采石磯過來的，歷史上就有好幾次。
但是，那時革命黨人的眼光卻注視到吳淞。吳淞在袁世凱的軍隊手裡，怎麼辦？先去奪吳淞。這一件事倒是順手的。可不得不防備北來海軍的進攻。誰去？鈕永建去。這位矮墩墩、面色蒼黑的上海縣俞塘人去。鈕永建在南菁書院讀書時，就自詡為將才，到日本留學以後更加強了自信。他到吳淞，整頓一下炮位，計算了彈藥，準備迎頭痛擊南下的海軍總長劉冠雄所率的艦隊。
對於製造局和龍華的襲擊雖然沒有得手，討袁軍的檄文已經發出了。黃興趕到南京，他是討袁軍總司令，第一步是指揮徐州的江蘇第三師冷遹向北進軍。冷遹的對面是張勳，河南、安徽的邊界上還有倪嗣沖。冷遹不是他們的對手，陣腳沒有站穩，已經沒有撐得住的銳氣。
黃興是號召革命的勇士，但是長於號召不一定長於作戰。敵人的聲氣正在逐步向南推進，他們說是討伐亂黨，安定國家首先必須統一，要統一首先必須討伐亂黨。
孫中山懂得要進行戰爭，首先必須製造輿論。《民立報》空論太多了，「薩威稜帖」的口號同「普提薩摩訶」一樣佶屈聱牙，實在不得人心。《民權報》呢，罵是會罵的，但是謾罵不是戰鬥，要有理論，能戰鬥，才頂得住袁世凱南下的攻勢。
這就為《公論報》的出版準備了條件。
《公論報》是一張四開報，每天只出四頁，雖有電報和新聞，主要是社論和短評。這家報社是在江西路福州路口以南的一家歇業報館的原址辦的，因此印刷廠和排字房都現成，只待社論作家和編輯進駐，就可以立即刊發。
《公論報》的論壇，在當時的國民黨可以說是齊整的，但是由於後來的不斷轉變，他們的結局完全不同了。
社論作家一共四名，是張繼、汪精衛、蔡元培、吳稚暉。時間是無情的，經過三十年的考驗，有的前進，有的墮落，有的得到全國的推崇，有的成為叛國的漢奸。在重溫歷史的時候，令人多麼沉痛。張繼是北方人，中等身材，溫篤篤的面龐，三兩天到一次，一來就打開電風扇，實際沒有寫過什麼，吳稚暉代他寫過一篇，據說在結束前，每人至少總得寫一篇。汪精衛年輕，三十左右，高個兒，扁臉，白白的，聲音不大，精力卻很飽滿，間或來一下，文章寫得不很多。蔡元培高高的，四十齣外，聲音很輕，但是很篤實，寫文章很認真。吳稚暉不到五十，比一般人高些，扁圓臉，留著八字須，一口無錫口音。《金陵春夢》里把他寫成矮個兒，說明作者沒有和他見過面。四人之中，吳稚暉是總負責者，下午先到，總是最後一個出去。寫社論，看校樣，和排字房打交道，都由他一個人經手。
我住在留英儉學會，吳稚暉約我參加工作。我不是國民黨黨員，但是我對於參加工作是沒有意見的。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體，三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有責任繼承他的事業，維護共和政權。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必然導致專制政體復辟，這是當時每個人，包括他的黨羽在內，人人都知道的，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肯說出來罷了。所以參加這個報社的工作，我是欣然同意的。
我的工作是到報社，先把當日上海各報看一遍，考慮一下有什麼議論可提，偶然也寫一篇；待到大家的文章寫好，發排字房排版。通常都是由我初校，由吳稚暉二校。那時的要求不高，二校已經算不錯了。吳稚暉經常要在付印後回去，常常吩咐我先走，我總在十點左右仍回貝勒路。
《公論報》還沒有出到十天，前線的戰事已經垮了。冷遹走了，黃興也走了。吳淞口外的劉冠雄和吳淞炮台的鈕永建直接聯繫。劉冠雄的意見是：軍艦是國家的，炮台也是國家的。炮台擊沉軍艦，是國家的損失；軍艦炸毀炮台也是國家的損失。既然南京的戰事已經結束了，守住吳淞炮台也於人民無益，因此他建議鈕永建放棄炮台，安全退出，保全了炮台，也保全了軍艦，其實都是保全人民的利益。鈕永建一考慮，劉冠雄雖然是袁世凱派來的人，但是幾天以來始終沒有攻擊炮台，所說的話也合情合理。總司令不知道哪裡去了，自己犯不著無目的地損壞人民的利益。他接受了劉冠雄的意見，自動退出。於是上海租界裡的國民黨黨員大嘩，有的不客氣地說鈕永建叛變投敵了。居正自薦，接替鈕永建的任務，去吳淞炮檯布置一下。可是劉冠雄已經登陸，去也無濟了。
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何海鳴本想在南京再干，現在下台了。北方的軍隊進入南京，袁世凱的命令下達，馮國璋為江蘇都督。張勳白瞪眼，下令軍隊大掠三天，地攤上什麼都有，一部宋版《陶淵明集》定價兩元，一切都混亂了。上海的租界確然歌舞昇平，但是南方的領導人已走空了，《大共和日報》又發表了一首五律：
孫仙今又逸，黃黨不能強，進秩何須伍，修儀莫問唐。陳英寧算士，夏粹已難芳，鈕永如重建，河南白有狼。
從這首詩，不難看到作者幸災樂禍的心情。孫中山逸仙、黃興克強、伍廷芳秩庸、唐紹儀、陳其美英士、鈕永建下台了，完了。夏粹芳是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在這短命的二次革命中，據說有人因為索詐未遂，把他暗殺了。剩餘的只有白琅，正在河南、陝西一帶流竄，終究成不了氣候，他和這次短命的革命沒有直接關係，不久他失敗了，完了。
《公論報》究竟主持的是不是公論，歷史已經下了結論，但是《公論報》的社論作家和編輯人員也星散了。那時出國的手續很簡單，用不到護照，用不到簽證，只要到外國輪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達歐洲。日本船的三等艙更便宜，九十元就可以到英國。《公論報》雖然結束，憑著《公論報》的結賬，買一張倫敦船票是不難的。蔡元培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子女、吳稚暉和我都買了日本船票，乘著九千多噸的長崎丸出國。
早兩天，文明書局的同人，由廉惠卿領導，在一枝香番菜館為吳稚暉餞行，連我這十八歲的青年也在內。廉惠卿是無錫人，在清代有戶部郎中的頭銜，因此擔任文明書局的領導，在當時的風氣，這原是很自然的。他和吳稚暉是舊交，特別的是這一天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吳芝瑛女士和他的兒子、媳婦和女兒。這位吳芝瑛是吳長慶的女兒，寫得一手瘦金體小楷。她是以不怕事出名的：秋瑾被殺，為之收殮的是吳芝瑛；袁世凱專政，一位女青年傅文郁給他去信，要他讓位，惹得袁世凱下令通緝，庇護傅文郁的也是吳芝瑛。幾年以後，一部《留東外史》出版，據說傅文郁曾請吳芝瑛給她寫一副七言聯句，後來看到是孫揆均寫的，署名仍是吳芝瑛，因此大吵大鬧，說我本來是請你寫的，為什麼卻找一個臭男人。這話不知是否失實。孫揆均我也認識，字叔方，和一般前輩無錫人一樣，平易近人，做事也很圓通，寫的瘦金體，在神韻中更覺勁健。
那時上海婦女都還梳著髮髻，上插白蘭花，特別馨香。不過白蘭花太嬌嫩了，摘下以後，很快就要蔫萎。吳芝瑛特地從髮髻中把白蘭花拿出來，原來每朵花的下邊都套著一個比鋼筆尖還小的水管，因此插在髮髻周圍一圈，更顯得妖艷。
惠卿把我介紹給他的夫人，他說：「這就是朱東潤。」
「啊喲，」芝瑛說，「看到你的文筆雄健，我們以為你已經很老練了，原來這樣年輕，真不簡單。」
我雖是在上海受教育的，本來是一個鄉下孩子，除了鞠躬以外，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時廉家的兒子媳婦和女兒正在另一個角落切切耳語。一席以後，1927年曾在南京看到惠卿一面，那時他是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處長。
臨行時，我寫信給大哥，說明情況。我雖然出國了，但是對於母親的生活我有責任。好在我家住屋西邊，還有五間，父親在日，雖經典出，但是產權還在。我說在家庭需要的時候，大哥可以加典或出賣，維持生活，我不過問。這封信發出以後，我仿佛已經減輕了一部分責任。
這次大撤退，應當說是聰明的。不但何海鳴的死守南京，完全沒有必要，其實所謂二次革命，根本是沒有意義的。從辛亥革命開始，袁世凱始終謀定後動。南方政權的成立，主要倚仗著民氣，氣可鼓而不可泄，但是1912年以後，每次變動都在那裡泄氣，及至宣布了上海、九江兩地鎮守使以後，棋局的勝算完全操在袁世凱手裡，三都督的撤職，是棋局的結束而不是開始，袁世凱完全掌握了局勢，還有什麼可爭的？當然，革命者是不會輕易退讓的，但是他們盡可以化整為零，從全面對抗轉為游擊戰爭，打得勝就打，打不勝就走，這樣就可以掌握形勢，待到最有利的時機，化被動為主動，奪取最後的勝利。但是國民黨既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一個能鬥爭的革命黨，始終只有鬆散的組織形式，談不上全盤計劃。
我們在船上並不寂寞，蔡家的男孩無忌，已經十五六歲了，還有一女一男：威廉、柏林，只有六七歲。蔡元培始終是一本正經，也還和氣。我和無忌閒聊的時候較多。特別是三等艙的兩位日本服務員，一個我們稱為閻王，一個稱為小鬼，成為我們閒談的對象。看來中日兩國人民的關係，還要經過一番扎紮實實的鬥爭，然後才能取得真正的認識，由相互理解進而取得真正的友誼。
長崎丸經過香港、新加坡，已經到達熱帶了。天是那麼熱，船上既無大樹的嘉蔭，又少清流的蕩漾，只是赤日經天，濁浪排空，確實有些悶人。再向西就到達檳榔嶼，這是一個小島，那裡的華僑不少，最有名的陳家，是當地的殷實華僑，開著輪船公司，諸葛亮、周瑜和不少三國演義的名人都以艨艟巨輪而出現。這位陳家就是汪精衛的岳家，汪妻陳璧君是有名的雌老虎，令人一見悚然。抗戰結束後，陳璧君因為是漢奸而被捕，關在蘇州監獄。那個監獄裡，犯人可以打牌消遣，泰興南門的一位地攤商人，就曾以和陳璧君打過牌向人誇耀過。
從檳榔嶼再向西，船在錫蘭（今斯里蘭卡）停泊，我們上去瞻仰過一座佛教大寺，那裡有釋迦牟尼像，進去的人都得脫鞋，表示欽敬，這就是《法顯遊記》所說的獅子國。法顯和尚看到商人供佛的晉地白絹扇而流淚，現在想來可能因為法顯出外多年，所以油然生了故國之思。我們可只是一過而已。一切宗教難免分出流派，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基督教有新派、舊派，佛教有大乘、小乘，看來道理正是一樣，大家都說貨真價實，其實不過如此。
錫蘭以後，經過印度洋，進入紅海，路程更長，停泊的地點相去更遠。一天，吳稚暉和我說：「你知道那天廉惠卿為什麼請你吃飯啊？」
「啊，那還不是為了請你，把我帶上的。」
「不是這樣。惠卿夫婦看到你的文章，要我做媒。他們的女兒你是看到的，怎麼樣？」
我是一個窮學生，家裡只有五間破屋，還是兄弟共有的，憑什麼談訂婚，因此只有謝謝他們的好意。
1913年的儉學會，有留英的，有留法的。留法的還好辦，因為法國工人排外性不強，所以中國學生登岸以後，不久可以找到工作，問題基本上解決。英國工人是不容許外國人參加他們的勞動的，所以勤工儉學只是一句空話。沒奈何，只有在留英儉學會住下來。儉學會的辦事處就在吳稚暉家裡，一時還找不到其他的去處。
旅費是憑著《公論報》的餘款開支的，吃飯一時也不成問題。問題在於工作。到哪裡找呢？只有仍向中國設法。唯一的辦法是譯書，書譯成了，寄到中國，換成外匯，寄到倫敦，那時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我的英文程度本來很有限，到得英國可能有一些長進。翻譯的問題是可大可小。嚴復翻譯的時候，有時要躊躇多日才能下筆，但是「拓都」「公匿」「版克」之類，高雅儘管高雅，卻真可翻破古今字書，找不到意義所在。林紓的翻譯就順理成章了，一些碧眼金髮的外國人，說的全是史漢文辭，方姚筆調。儘管林紓對於外文一字不識，可是林譯小說，那時是到處風行的。
我的文筆是粗淺的，但是在唐老師的培養下，多少也懂得一些。對於英文，那麼不用客氣，多少總比林紓高明些，所以比較之下，只是有長有短。在經過一兩次失敗以後，我的譯稿居然也能寄到上海換取外匯。雖然我是署的真名真姓，好在原作多半是一些三流以下的作家，既沒有玷辱他們的名姓，而且不久以後，這些譯述也迅速煙飛燼滅，一些也不值得惋惜。
那時我的理想是當一名新聞記者，這也許是《公論報》給我的一點暗示吧。我譯了一本《英國報業述略》，寄到中國，承蒙《申報》館好意，把稿子收下了，在頭版頭條的地位，每天登載三五百字，為了吸引讀者，還把「英國」二字改作「歐西」，招牌放大了好多。其實這只是一種噱頭，不過這是為了幫助國外的窮學生，意思還是厚道的。對於當時上海報界的主持者，我們應當分別看待，不能一概而論。
譯書的道路打通了，就學的問題也解決了，這是倫敦的西南學院，地點在倫敦郊區。中國在抗戰後期，出現了一些高等學校，當時人給這些學校題了一個別號，稱為學店。這樣的實事求是，淋漓盡致，正是五千年文明的遺澤。外國人的文明史究竟短得多，沒有這個尊稱，不過學店照樣是有的。
在這個時期還看到一些故事。
汪精衛的岳家有的是海輪，他到巴黎作客，後來到倫敦來了，帶著岳母、陳璧君和一大群小姨子、外甥女。當然他來時還是平民身份，可是這一大群女人、孩子也就夠熱鬧了。吳稚暉看到，雖然也是歡迎，但是私下裡和人說起：「你看汪精衛還有什麼前途，他交往的不過是這群人。」
鈕永建也到過倫敦，他和吳稚暉都是江陰南菁書院的肄業生。他們自負為一將一相，可惜兩人最後都投靠了蔣介石；蔣介石有他自己夾袋中的人物，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安排。鈕永建在倫敦的時候，成天在那裡計算每師要多少人、多少槍支、幾門大炮、幾匹馬，每月要多少給養、槍彈，以及其他一切。真正是紙上談兵。吳淞那一次沒有開火的戰役，固然不算什麼叛變，但是他後來也確實沒有什麼建樹。
還有一位湖南人甯楚禪。這人可也真特別。從中國遠遠地帶著妻子到倫敦，住在一家宿舍里。他既不讀書，也不經商，好像是專門為了寫遊記來的。他經常到一所公園裡坐下，招呼一聲照相師，這時公園裡有的是退休的老店員、老工人，和他們的老伴，連帶孫男孫女一大群來一個圍觀。甯先生也真好，連忙搬動坐具，招呼坐下，照相師咯噔一聲，全部攝下。後來楚禪的《西行遊記》出版，第一幅就是《倫敦人士歡迎圖》。這位先生回國以後，因為那部《西行遊記》出了名，在北京當過教授，置過房產，抗戰末期，因為通貨膨脹，潦倒而死。
我進了倫敦西南學院這所學店以後，一邊聽課，一邊譯書，可是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自從有了人類以來，大戰的事情是不斷發生的，大戰的規模，大約以人類認識為基礎。古代的中國本來限於河北的一部分，所以儘管歷代把黃帝與蚩尤之戰，宣傳為古史里的一次大戰，其實有限得很。後來有什麼垓下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到唐代的河陽之戰、鄴城之戰，規模確實是大了，但是人類的視野久已擴大得多了，總算不得世界大戰。不但那幾次，就連後來的松山之戰、天京之戰，都不能算。為什麼？因為人類認識的規模久已超過這些戰役的範圍，所以不能稱為世界大戰。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戰，確確實實是一次世界大戰，七大洲、四大洋的人民全部投入這次大戰，這真是人類的浩劫。不但這一次，我這一生還經歷過第二次，不知道是不是還要經歷第三次。古代詩人說過：「哀人生之多艱」，事情的發展是如此的。
為什麼會有這次大戰？當時的宣傳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因為奧匈帝國的太子在塞爾維亞被暗殺了，所以奧匈帝國大興問罪之師。有的說因為德意志帝國的軍隊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所以英法為了維持均勢，不得不向德意志帝國宣戰。其實這都是胡說。老子說過：「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卻切切實實地說出了統治者的真心話，他們不是要人民明白，而是要愚弄人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三五年，各國的參謀本部久已把軍事路線弄清楚了，那時誰知道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太子要到塞爾維亞送命。除了德意志參謀本部，又有誰知道德國的陸軍要衝過比利時王國，抄英法聯軍的後路呢？愚民政策在平時固然是帝國主義者的傳家寶，在戰時尤其是他們的護身符。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這樣地從歐洲殺到亞洲，然後蔓延開來，影響到整個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大戰。
中國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世界大戰的影響。
一切事情都不是片面的。對於中國，世界大戰有有利的一面。當時的列強，除了日本以外，都忙於戰爭，因此減輕了對於中國的壓迫。特別在工商業方面，中國的新興工業獲得了一定的成長。不過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減輕了西來的政治壓迫。這原是一件好事，但是在這個多難的國家，好事有時卻變成壞事。
國民黨垮了，袁世凱把對著「亂黨」的屠刀轉向「暴民」，被壓迫、被屠殺的人民更多了。但是他不是不要人民，北京的流氓無產者被他的爪牙組織起來，稱為「人民請願團」。幾千人的「人民請願團」，擁進國會，要求修改憲法，逮捕亂黨，這一來，殘餘的國民黨議員被逮了，憲法經過修改，袁世凱不再是臨時大總統而是大總統了。有人在副總統的選舉中投了他的兒子袁克定一票，不過這是一種諷刺，主要還是投了黎元洪的票。是不是袁世凱對於大總統就滿意了？當然不是，那時受到津貼的報紙已經很少稱他為總統了，一般都稱為「元首」。奇怪得很，當時的人民都忽然高雅起來，用起《尚書》的語言。
不但如此，連外國的什麼博士對於中國的國體也突然感興趣，北京政府的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博士發表了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的高論。1915年，北京發動了籌安會，發起人是楊度，參加的有漢學家劉師培、革命黨人孫毓筠、胡瑛、李燮和、提倡民權的嚴復，這是當時鼎鼎有名的六君子。他們主張「籌一國之治安」，為袁世凱稱帝進行鼓吹。
袁世凱究竟還不是糊塗到底，他也注意到輿論，特別是各地的報紙。《申報》《新聞報》和北京的《順天時報》都引起他的注意，《順天時報》是日本人主持的，不但顯示了輿論動向，同時也顯示了國際動向。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每日照排《順天時報》，中間插進了若干擁護帝制的語言，送進新華門。袁世凱看到了以後，更加定心了。
但是也有使他不能定心的地方。世界大戰一起，歐美各國都忙於戰爭，遠東的均勢動搖了。日本獲得了為所欲為的機會，也就確實為所欲為，一邊表示支持袁世凱，一邊卻向袁世凱提出五號要求二十一條。這是1915年1月份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提出的。這個要求把中國置於日本統治之下，但是日本也同意擁護袁世凱稱帝。經過幾次磋商，5月9日，除了第五號的一部分留待日後協商外，袁世凱完全接受。
中國人是不甘心屈服的，不但孫中山不甘心，連同進步黨和舊時的老官僚也不甘心。當時號稱各派大團結。袁世凱部下的得力幹將馮國璋也不同意。袁世凱稱帝，把民國五年改稱洪憲元年。倫敦的報紙也登了袁世凱的照片，稱為「總統皇帝」。
倫敦的中國留學生鬧翻了，好多人都準備回國，當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駐英公使施肇基派來了一位隨員到西南學院調查，準備給我補上官費，我也顧不得了。四月後搭著日本船回國。這時地中海的航線，因為德國潛水艇不時要襲擊航輪，因此繞道好望角東行。從倫敦到好望角，航行二十幾天，除了天空和水面以外，什麼都看不到。有時夜間還要把兩腳綁在床上，以免在風濤中顛落艙板。這一次航程是辛苦的，但是經過好望角，看到卓子山、德班這些許多人沒有到過的地方，也算是一件幸事。
德班那裡的種族歧視是很明顯的。白人開的店鋪專為白人服務，黑人是輕易不被接待的；偶然出入，也只能通過旁門。當地的人力車特別寬大，有時三個白人水兵坐在上面，趾高氣揚，拖著人力車的黑人頭上還得裝上兩隻牛角。對於人類的尊嚴，進行這樣嚴重的嘲弄，這不是黑人的羞恥，而是白人對於自己的侮辱。六十年了，我看到南非還在白人的統治下面，實在不能不為之擔心。
由德班向東開航，經過一二十天，到達新加坡。這時看到報紙，才知道袁世凱死了，中國的形勢可以暫時安定下來，心裡也稍為舒展。從新加坡、香港，再到上海，僅僅不到十天，總算天涯遊子，回到故鄉了。
這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因為袁世凱稱帝，我拋棄了一切，從倫敦趕回中國。可是到達中國的時候，袁世凱已經死了，那我還做些什麼呢？再回英國，那當然談不上；到達中國，我又無從著腳。一切姑且不管，我還有一個家。第一步，我回泰興看到母親，看到大哥和他的妻室子女。母親顯得衰老得多了，六十多歲，生活又很艱苦，衰老是必然的。她看到萬里回家的兒子當然是高興的，對於三年前我的不別而行，她顧不得埋怨，只是為我考慮怎樣能在家多住幾天。
我一時也想不到怎樣去找一個職業，想來還是譯書好。那時慶雲寺禪堂前有一座要雪堂，東西三間，倒也窗明几淨。我和廟裡商量借住。在工作中，我越發感覺到詞不達意。當然，這主要是由於我能力不夠，但是中國文言文的句子結構和外文的距離實在相去太遠，在沒能創造流暢通達的語體文以前，要想把外文譯好，實在不是輕而易舉的事。1916年，時機是迫近了，但是還沒有成熟。
三年以前，章士釗在日本創辦了《甲寅雜誌》，這是所謂《前老虎報》，以別於他在1919年的《甲寅月刊》，那是《後老虎報》。前者主要攻擊袁世凱，確實有些朝氣，後者則吹捧段祺瑞，不能不算是暮氣了。《甲寅雜誌》在一般政論以外，提倡鑽研邏輯，很有些啟發性。在要雪堂讀書時，我很想攻讀邏輯，除一般中英文著作以外，還在寺中借抄《因明入正理門論》這一類的書籍。寫作時，多少感到有些幫助，但是所得還是很有限。
大哥從張明記布莊出來以後，這時在林仁和布莊工作，由於他工作認真，和林家的關係還好，家中正在逐步安定下來，這時，他又出了問題。他從櫥里發現祖父的遺囑，內容指定大門東首兩間給長孫興保。大門東首原先是有兩間屋的，祖父去世以後，伯父和父親分家的時候，因為沒有發現遺囑，這兩間屋是分給伯父了。是不是這兩間屋還存在呢？久已由原主買回去了，這樣的事，在家鄉是平常的，不是什麼意外。遺囑是真的，但是房產久已分過，而且原物也不再存在了，還有什麼說的。但是大哥不肯放手，伯侄關係搞得非常緊張。我的年齡已經二十開外了，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所幸一本作品已經譯好，《申報》館的陳景韓正在主編一份雜誌，經過接洽，他同意接受，因此我便託詞攜帶稿本赴滬，脫離了這場意外的糾紛。
在上海的時候，我暫住在李劍農那裡。劍農是湖南人，我回國時是和他同船的，這時他正在《中華新報》主持社論，因此約我幫忙。我有意找一份工作，因此也就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擔任地方新聞的編輯，有時對於國際新聞也插一手。那時的《中華新報》只在一般知識分子中流行，經常是兩大張，第一、第四、第五、第八頁都是廣告，第二頁是社論和專電，第三頁是長篇通訊和國際新聞，第六頁是地方新聞，第七頁是本市新聞。這是對於當地人最有吸引力的，因此在報社比較得到重視。第八頁有時也登載文藝創作，如小說、筆記等，在當時稱為報屁股，是應付青年讀者的。
我曾問為什麼要把版面分得這樣固定呢？不能把關於某一事件的專電、長篇通訊以及各地和本市有關的新聞合併在一處嗎？可是大家都認為那樣辦會打亂版面，不好搞，因此也就各據一面，互不干擾。國際新聞那就更簡單了，主要靠路透社，根本談不上什麼駐外記者以及國際電訊等，因為那樣太費錢，報社收入基本上只能應付工資、伙食，不能應付那些意外開支。排印路透社消息時，還得看長篇通訊的分量，在一定的地位中，酌量發表。我在《中華新報》那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對於國際方面的資料，就我那些淺薄的知識，按照需要加以補充說明，這在當時已經算是不錯了。
6月的天氣非常燥熱，報館的工作已經夠忙了，可是這時大局突然緊張起來。原來在徐州的張勳和他的辮子兵到北京了。為什麼？早幾天，代理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鬧翻了，這件事一般報紙早有報道，稱為「府院之爭」。看來這個責任內閣制是否行得通，很成問題。在歐洲是行得通的，因為有強大的國會，國務總理是由國會推舉的，有了國會的支持，總理當然有權主持一切，總統也得讓他三分；失去國會的支持，總理立刻下台，用不到總統給他什麼面子。在當時的中國，國會有什麼權力呢？北京的請願團一出場，國會議員就得來個卷堂大散，他們連自身還保不住，哪有力量去左右政局呢？既然國會不能表示應有的力量，那時什麼總統、什麼總理，都得看軍隊的臉色行事。所以1917年夏天，政權動盪不定是絲毫不足為怪的。
張勳北上，據說是為了調停府院之爭，那是報上說的。為什麼要他去？他能幹出什麼？大家不是沒有一些估計的。他是清政府的支持者，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因此他對於黎、段兩位，無所偏愛，到京以後，隨即宣布清王朝復辟。宣統皇帝又坐龍廷了，立刻任命張勳為議政大臣。黎元洪如何呢？他久已沒有了兵權，下台是早有準備的。段祺瑞呢？還有一大群督軍支持他，總不至於在張勳的手下討生活。他到馬廠宣布起義，辮子兵是能打幾個回合的，但是在北京的不到一萬人，不是段祺瑞的敵手。宣統皇帝再從龍廷倒下來，張勳也退到荷蘭公使館請求政治避難。段祺瑞還想再進一著，要求引渡。可是張勳也有一手，他說：「得罷手就罷手，逼急了，我就把以前北洋軍閥在徐州開會的情況公布出來，大家都有份，不要怪我姓張的不講交情。」這一著果然靈。大家撒手不管，段祺瑞大權獨攬，他的官銜稱為執政，這就是狄格推多了（英語譯音，意即獨裁者）。但是狄格推多也不容易，因為這些督軍們不一定都聽話。不久，張勳到天津租界去做寓公。這一次的活劇，雖然靴帽翎頂鬧了一陣，但是不到十天，全部煙消火滅。
在《中華新報》館還遇到一件事。一天我剛走到飯廳，迎面來了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矮墩墩的，衣履不一定整齊。我正在凝神，早有人在那裡介紹：「這是雙木先生。」
「失敬失敬。」我在招呼著。
雙木遞給我一張名片，中間四個三號字「雙木並明」，右邊是六個五號字「《中華新報》社長」。
原來那時在上海開報館，也和泰興開當鋪一樣，總要有人作為外管，準備由他出面應付租界當局。好在這位雙木先生態度很謙和，要求也不太高，對於報社的一切，他是不過問的。
再過些時，天津的張季鸞來了，這是北方的一位報界老手，他來是為了接辦《中華新報》。有人在他面前為我吹噓。我想大家分手，一個人留著也沒意思，因此謝謝大家的好意，暫時仍回到劍農那裡。
劍農的住處差不多是湖南會館，來往的人客著實不少。一天，我在房裡看到甯楚禪。他踅進房來，大家問過好。楚禪和我談起，新從廣西來。在那裡交了不少朋友，一位中學校長托他到上海找英文教師。他問我道：「有空嗎？到那邊去看看也好。」
「在這裡橫豎沒多事，去一下也不妨。」我說。
這位甯先生交遊真廣，他經過梧州，認識了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陳柱尊。柱尊新近接事，人手不夠，托甯先生到上海的時候，代聘中文、英文教師各一人。和我說定以後，甯先生隨即填好聘書送來。我和大哥通信，說明情況，不久就去梧州了。這時我二十二歲，實際還沒有滿二十一歲。
我自己的知識很不夠，英文也懂得很有限，但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為了養活母親和幫助大哥，只得前去擔任教師。當然，我需要學的東西還很多，我相信我能夠抽出時間學習。
我曾經學過一些邏輯，現在全擱下了。這並不可惜，因為我們吃飯以後，碗雖擱下，飯已變為養料，到腸胃去了，不能說飯沒有用。倒是我多年希望當新聞記者，從此完全徹底放手了，不無惆悵。但是在那時的中國，新聞界也簡陋得可憐，脫離了也不妨說是扔去一個包袱。
慚愧的是我只是一個大孩子，現在要去當教師，實在不相稱。解放前的社會是這樣的，一切憑自己去和命運戰鬥，命運把我拋在海里，沉也好，浮也好，它是不管的。我還有兩條手臂、兩條大腿，就去泅水吧。戰鬥是戰鬥，我這一生是從這樣的無後方戰鬥中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