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二章 上海六年（1907～1913）

小貓開始走路的時候，孩子們把它拋到屋頂上，小貓在瓦面上踉踉蹌蹌地蹣跚，孩子們拍手歡呼：「小貓練本事。」本事是這樣練出來的。當然，它也盡有摔死的可能，但是孩子們是不管的，他們只是拍手歡呼，無論小貓是靈活地覓路下來，或是折胳膊斷腿地摔在地上，他們不管。天真的孩子們。 我是秋初從家中出發的。同行的人多著呢，季鷹哥和他的侄兒遺生，步二哥和他的兒子元鋒，宇清哥和他的女兒蕙沅，此外還有季鷹哥的妻子翟健九，周明誠和他的弟弟明道。遺生、元鋒、明道和我是去考南洋公學附屬小學的，健九、蕙沅都比我大十歲左右，是去考一所女子學校的。周明誠就是周銘，後來到美國麻省留學，回來後擔任過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教授。 從泰興南門出發，經過大生橋，再向西南，直到天星橋，共十八里，這裡是長江的一個港口，長江上下的大輪船都在此停泊。那時的長江好像是一條國際河流，除了本國的帆船經常航行以外，各國輪船都可以自由來往，軍艦也不例外。客輪是中國的招商局和外國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每天都有輪船上下，稱為三公司。此外如日本的日清公司以及其他的野雞班，船票就便宜多了。 天星橋有接客的棧房，那時還沒有旅館的名稱，通常稱為某家棧房。我們住的是蔣家棧房，在天星橋西南角上。這一帶有好幾里，久已坍入長江了。儘管地圖上把長江畫成整整齊齊的一條線，好像天生如此，一絲不能改移，其實不是的。江流滔滔滾滾，從上游衝過來，每月每日不是偏南就是偏北，沒有一天是完全一樣的，經過一年總會差個三五里，甚至更多。 天星橋沒有碼頭，沒有躉船，只有舢板，輪船到這裡打慢車，舢板迎上去，靠攏由大輪拋下纜索系穩以後，把上輪的客家送上去，舢板空出船艙，再把下輪的客家接下來，然後開回碼頭，到各家棧房憩宿。這是棧房的任務。上水的輪船還有個估計，大約每天天亮以前，由上海開出來，到晚間九十點鐘以後可攏天星橋。下水的輪船就無法估計了，二十四個小時以內，任何時候都可到來，棧房的工作人員便得上下舢板，接送客家。他們的工作非常辛苦，除了偶然打個盹以外，他們是二十四小時工作制。經過一二十天以後，可以回家，有時能連續睡四五天。不同的工作制度必然養成不同的生活習慣。 我們是下午到達碼頭的。孩子們沿著江邊東眺眺，西看看，只見到長江的濁浪排天塞地從西北直下，砰砰轟轟，浪花衝上去一二丈，然後化作飛雨，嘩啦啦地向東南翻過去。這是我們從來沒想到，也沒看見的。長江是一陣飛躍、一陣轟鳴，竟是無法形容。我們到港口那天沒有船，就在棧房裡各找一個床鋪待了一下。第二天晚間上了大輪，是怡和洋行的德和輪。輪船上是有頭、二、三等艙位的。頭等艙由外國人住，二等艙由高級客家住，剩下的只有三等艙，稱為統艙，可是統艙也輕易去不得，據說要給鋪位錢，事實上在當時這個數字並不大，可是艙里的鴉片氣味熏得人無從透息，扒手又多，防不勝防，因此大家只有在樓梯口或艙沿外，坐著打盹，也有人躺在那裡。天亮以後，船進吳淞口，沿岸三三兩兩、零零落落地看到一些房子。那還離市區遠著呢。待到離虹口不遠的所在，跟船的棧房服務員各人手持招牌紙，連聲嚷起來。船離碼頭還有幾丈遠，有些服務員持著招牌紙嚷著，跨過舢板跳上輪船。這時真是人聲鼎沸。虧得季鷹哥路道熟，接過招牌紙，原來是泰安棧，在英租界三茅閣橋一條弄堂里。服務員點清了行李，替我們喊了東洋車，把我們一直拖到泰安棧。 那時上海市的中心地點是劃分為租界的。黃浦江以西，蘇州河以南，延安路以北這一大片是英租界，雖然東、南、北三邊有條邊線，向西號稱以現今的西藏路為界，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向西延伸，直到現在的華山路為止。延安路本來是一條洋涇浜的河身和河南北兩條沿河馬路的複合體。後來河填平了，沿河馬路也並進來，便成了一條寬闊的馬路，稱為愛德華路，林森路，最後確定為延安路。三茅閣橋是洋涇浜上的一座橋，大約在現今的江西路口。 到了棧房，分定房間。那時棧房是包飯的，每天的房飯錢並不太貴。我還記得天井裡放著二三十隻大缸，每天由工人把水挑滿，再把明礬倒下攪清。大約棧房裡沒用上自來水，所以還得使用大批的人工。 離考試還有幾天，季鷹哥把大家帶到四馬路開開眼界，這便是福州路，當時的熱鬧中心。大約在現今外文書店附近，有一座二層大樓，稱為青蓮閣。樓下有日本人在那裡，坐在地上烤雞蛋餅。樓上倒也軒敞，可是東西橫排著好幾大排鴉片鋪，不少人在躺著抽鴉片，還有不少青年女人在那裡東跑西跑。下了青蓮閣，只聽得不少的餐廳里胡琴之聲四起，夾雜著女人的歡樂而陰森的嘶叫。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但是當時卻認為世界本來應當是這樣的。 在棧房裡，步二哥、季鷹哥、宇清哥，有時還把季鷹哥的同學陳觀杓由電話里找得來打牌。宇清哥年齡較大，但是卻很活躍，他對我們說：「趁現在有空，趕快學呀。」大約那時我們的興趣不大，所以學打牌的欲望沒有喚起。 考試日期到了，報了名，季鷹哥把我喊到一旁。他說：「你這次來考試，要抓機會好好地幫幫遺生的忙，有些答案通知他，最好能替他做一篇作文。」原來我這次到上海來，是專門為遺生做槍手來的。科舉時代，考場作弊的情況，到這天還存在。老八股、洋八股，只要精神沒有變，做什麼都干不出好事的。 我這十二歲的孩子能做什麼呢？拒絕吧，那我為什麼到上海？答應吧，我的生活以作弊開始，自己並不甘心。但是我沒有拒絕的勇氣，走著看吧。 到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報名的是季鷹哥。入場那一天，學校是按照報名單排座位的，我編在第二排的最後，遺生、元鋒、明道都排在第三排的前面。我和遺生聲息不能相通，他固然不能要我幫助，我也無法聲援。考試結束，第二天公布了錄取名單，我被編入二年級，其餘的都被刷下了。健九、蕙沅兩位考女校的也沒有被錄取。宇清哥心情安定地說：「我們住泰安棧，本來不很合適。這是三人下水，女不出頭呀。」 就在三人下水的情況下，我必得到南洋附小讀書了。在大哥固然是心情沉重；在季鷹哥也覺得毫無意義。為了在考場裡幫忙，這才找到我，忙沒有幫到，卻帶來一個沉重的包袱。對於大哥也是包袱：在襟江小學不是很好嗎？花錢不多，同樣也是上學，為什麼要出一趟遠門呢？我自己雖然對於日後的負擔還不理解，但是對於換一個生疏的地方，結識一些摸不清底細的夥伴，也實在有些膽怯。 我在一位同鄉家裡耽擱幾天後，大哥把行李送來了。大哥和我搭著一部獨輪車從寶昌路——現在的淮海西路——向西，一路荒涼異常。這裡是法租界向西擴展的地段，一時還來不及新建，但是馬路已經向前延伸了。越過金神父路——現在的康定路——便是南洋公學。門外一道三五丈長的大橋，迎面是一座門樓，上面「農工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橫匾使我理解到原來南洋公學已經換了頭銜。進校以後，向前有一段馬路，馬路南邊有一條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橋，迎著橋坡又有一道門。門裡是小學的所在，四周都是小河。原來這座小學只有一座小橋通向公學本部，還要再通過大橋才能和外面的人間來往。小學的規定是私越小橋有禁，私越大橋更有禁，除了星期日准過小橋，三節和放學准過大橋以外，一概不許來往。我到今天還在懷疑這所小學的建築設計是模仿國外的監獄搞的，不然不會搞得這樣周密。 二十世紀初年，在中國辦學本來是一件新鮮事，因此學校建築是多種多樣的。據武漢大學的劉秉麟和我說起，在通令辦學的時候，由北京通令陝西，再由西安通令各縣。一位縣官老爺根本不知道學校是怎樣辦的，連忙找一位幕僚老夫子商議。老夫子原來也不知道，可是犯不著說句老實話來引起縣官的輕視，他捧著水菸袋呼嚕呼嚕地一陣子，才慢吞吞地說：「辦學嗎，首先總得有座學堂。」縣官老爺一想，老夫子果然高明，沒有學堂那辦什麼學呢？但是學堂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呢？還得請教。老夫子眼睛一閉，計上心來，順手朝窗外一指，他說：「就是那個樣子。」原來陝西的這個縣份，雖然比較閉塞，帝國主義分子早已著手經營，在高敞的地方建立了天主教堂，迎門是山牆，上邊安上了十字架。縣官看到這個榜樣，連忙照辦，星夜宅成，陝西那個縣份的學校，當時都安上十字架，裝出一副不中不西、不教不民的架勢，就是這個來歷。 還有一個例子，這是我在濟南親自看到的。那裡的齊魯大學是由各國教會捐款創辦的。因為各國情況不同，教會也是分門別戶，可是在這座大學裡，對於教室總要維持一個大概相似的情狀。至於教授住宅那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中國教師住宅，尤其擁擠陰森以外，有義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澳大利亞式的、紐西蘭式的、加拿大式的、美國式的，各式各樣，真是各式建築的展覽館。 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辦學總難免有一些半殖民地的遺蹟，這並不稀奇，我們本來是從那條道路上來的。到小學入學，第一件事是繳費。收款單子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龍洋貼水」四個字。在中國境內，中國人辦的學校不能使用中國貨幣，否則就要貼補一些費用，真奇怪。 這是一種半殖民地習氣，也可能是一種剝削心理。但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這是相當普遍的。那時使用的是現大洋，大洋以下又有小洋，有意思的是大洋一元可換十一個小洋角子，再加幾個銅圓，這個兌換率是經常變動的。不過變動不大。除了小洋角子確實有這樣的硬幣以外，還有一種不具體的貨幣，例如大洋一元，可換大洋十角。這個大洋角子實際是沒有的，但是計算的時候卻有，特別是在有利可圖的時候。例如在輪船上買船票，泰興到上海，統艙定價七角，倘使你給他七個角子，這不行，因為這是小洋，必得貼水。倘使你給他一元大洋，他很坦然的給你三個角子，萬一你要他貼水，他眼珠向上，哼一聲：「那不是三角嗎，還有什麼說的！」這個辦法特別靈，我還記得我十八歲那年在商務印書館的時候，賬房發工資就是這樣辦的。我已經被解僱了，連幾個銅圓還要剝削。 這種半殖民地習氣，在南洋公學的中學部還要嚴重。那時除小學外，上面還有專科部、中學部。專科部我沒有機會讀，中學部是讀過兩年的。英文固然要讀英文課本，物理、化學、歷史、地理也要讀英文課本，特別是那些外國教科書又沒有替中國留下什麼體面。例如我們讀地理，不須注意中國有些什麼省，可是美國的那些州，什麼內布拉斯加、伊利諾伊，必須記清，一個也不能忘。讀歷史那就得從埃及、巴比倫讀起，還有希臘、羅馬、愷撒、夏爾曼，至於什麼秦皇、漢武，我們那課本里是沒有的。當然，我們有時也讀些中國東西。可是教務處發出的功課表，照例是中、英兩份。我們從此卻學到一些特別的名詞。我們讀的是《說文解字》，英文功課表叫做愛提摩邏輯；我們讀的是《曲禮》，英文功課表又叫做愛攝克斯。諸如此類，亂七八糟，這也難怪，我們的學校，本來是模仿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半殖民地的方式的。 我們那座小學雖然是有些像模範監獄，不過到底是模範，帝國主義或是半殖民地成分不算太多。首先我們也有堂長，一年能看到三兩次，他是林康侯，後來墮落成上海的大漢奸。為什麼他當這個掛名堂長，我不理解，也許由於他有一些幫會勢力，可以擔當風險。實際負責人是沈叔達老師，沈老師是南洋公學師範班畢業的，到日本留過學，大約那時日本學校就是這個樣子，沈老師照樣搬過來。他抓得很緊，也抓得有些成績。我們的臥室每間住十八個人，掛帳子、摺被都有一定格式，夜晚睡覺不許赤膊、不許說話。沈老師大約是受過特務訓練的，不但竊聽，也隨時要檢查。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到校以後，除了學膳費以外，還得繳代辦費，這樣手中真是分文不名。代辦費是這樣的：學校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夾七帶八，一齊都準備好，每天午後，我們開單寫明，由庶務顧馨一老師查閱，他同意了，就照單發出，替我們記上一筆賬。這是一件非常瑣碎的工作，但是辦得很好。 除了沈老師以外，還有一位監學陸慧剛老師。沈老師精明，陸老師渾厚。對於我們確實做到照料備至。我還記得在我到校一年以後，得過腳氣病，這在當時算是非常嚴重的。陸老師對我的關心，至今想起來還能給我很好的印象。冬天到了，我穿著夾袍子在寒風中鍛煉。陸老師不同意，他非常和緩地堅持著，直到我把棉袍穿上為止。 我們是經常在老師監視之下度日的。箱子可以鎖著，但是鑰匙交給老師。上自修的時候，老師查衣箱，每件衣服都得好好疊起。睡覺了，老師查書籍，也得按照卷帙、順序排好。我們時時都被監視著。不過這裡也得指出，老師從來沒有鼓勵互相監察和檢舉告密這一類行為，因此大家的心情還不太緊張。 從外地來的同學要想帶進零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地的同學也不缺少，零食的來路不易截斷，因此老師索性規定每日上午十時和下午四時以後開放十分鐘，大家可以吃零食。學校備了一百多隻小鐵桶，每人一隻，按時開放。吃過以後，仍由學校鎖好。 最麻煩的是看課外讀物，禁止是禁止不了的，開放又覺得流弊太大，不易控制。老師便把學生所有的讀物全部收起，經過檢查，淘汰了一些，也添置了一些。每晚自修完畢以後，全部開放，任人借閱。那時最風行的是林紓譯的小說，在這個辦法之下，我幾乎讀完了一大半。 在沈、陸兩位老師以外，我還記得有湯貽孫、張韻笙、沈雲衢三位國文老師，吳采人地理老師，張益三圖畫老師，吳叔厘數學老師，祝良若英文老師，沈近勇體操老師，此外還有幾位老師是後來陸續加入的。總的來說，老師們的工作是嚴肅認真的。雖然他們只是小學老師，但是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了不小的積極作用。 我們這一班同學三十多人，到現在我仿佛還聽到吳采人老師那清脆的崇明話抑揚頓挫地點名：錢錦來、陳文鈺、林仲、盛守璋。可是這許多人後來都失去了聯繫，只記得錢錦來出身於地主家庭，家裡除了廳堂以外，還有專備閱報的閱覽室，想來是一定非常寬敞的。鄭東啟和我關係較深，後來成為親家。陸鼎、金翔鸞家在鄰近的法華鎮，兩人早已去世了。此外還有兩對兄弟：康時敏、康時達；沈學仁、沈學文，大致是叔伯兄弟吧，不一定是親兄弟。康時達後來我遇見過一次。沈學仁的遭際更特別，他在上海搞過一份漫畫雜誌，以後到過瀋陽開了一家豪華的理髮廳，專為貴婦人服務，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也去過，沈學仁就此順竿爬上，這是東北事變以前的故事。還有陳洪、陳沅，他們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可是看來卻很相像。陳洪做過揚由關監督。陳沅改名陳源，字通伯，又稱陳西瀅，後來在北京大學教書，和凌叔華女士結婚。我還記得在武漢大學教書的時候，曾去陳家，蕭乾先生走了進來。蕭先生非常客氣，望著陳源夫婦說：「你們兩位，將來一定在文學史里留名了。」這話不知道是奉承，還是諷刺，因為陳源和魯迅的筆戰，一定會在文學史里傳下，可是不一定於陳源有利。有兩位做官的，李熙謀、胡鴻基，1949年前做過上海市教育局和衛生局局長。還有兩位常州人：沈奎、劉順孫。順孫後來學飛行，可惜早死了。同學少年，今天所剩無幾。杜甫說：「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杜甫只活到五十九歲，倘使再活二十年，他的驚呼，那可更動人了。 小學一共四班，除了同班的，其餘記得的卻寥寥無幾了。大約我在三年級的時候，蒙古喀喇沁旗派了三位來學習：一位姓汪，一位姓楊，還有一位記不清了。他們是蒙古人，臨時改了漢姓，據說在蒙古是三四品的官員，看來只是些平常百姓，沒有什麼出奇。還有一位小同學，姓陳，瘦小得可憐，據說是郵傳部尚書陳璧的孫子。究竟陳璧這個人怎麼樣，那時也不知道，可是大家老指著孩子罵：「貪官污吏。」最後這孩子自動退學了。 我們有幾次遠足。一次到曹家渡，在小萬柳堂遊覽，這是無錫的一位官老爺廉惠卿的別墅。我只記得那裡有一座水榭，臨著蘇州河。躺在藤椅里，看那裊娜的柳枝，披拂在澄藍的河水上面，那種生活和我們這群打打鬧鬧的孩子們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到佘山去看天文台，從那個之字形的山路上去，台上的觀察員也給我們說了一些關於星象的記載，這就把我們的視野擴大了不少。 最後的一次是到蘇州。我們從上海搭火車到蘇州，在范氏義莊住下。以後叫了小船，直開天平山。這裡是相傳的萬笏朝天，每塊大石都向天空撐持著。我們開始爬山，穿過一線天，直到山頂。雖然，天平山不是什麼高山，在江南一帶還是有一點名氣的。這幾次遠足對於我們都是很好的教育。 還有一件事對我來說是值得紀念的。1908年，南洋公學的領導又實行新辦法。原來的堂長換人，新來的官銜可大了，他是農工商部侍郎，因為母親去世，丁憂回籍，遂派來辦學。這位是太倉人，姓唐名文治，字蔚芝。唐老師在當時是比較接近新派的。在桐城派古文方面，是有切實成就的，特別在文論方面，有獨到的看法。唐老師一到校，就在這方面做了些領導工作。對於小學，他也沒有放過。1909年秋天，他提出要在8月里開一次國文大會，大學和中學部合辦，小學單獨辦。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寫作文了，一共兩道題目，我只記得一篇是《關譏而不征論》。這兩道題可以只做一篇，也可以兼做兩篇。我寫完一篇以後，接下便做第二篇，最後指出在理想的時代，統治者對於人民固然要在國境上，做些檢查工作，但不一定是橫徵暴斂；可是遇到專制的君主，那就不僅是橫徵暴斂，甚至要把人民的一切都供他們吞噬。這一篇寫得很流暢，也很大膽。文章繳上，小學老師們給了好評，連同其他的九本，一併送給唐老師，由他評定名次。唐老師很高興，給我取了第一名。那次我們是在專科禮堂里頒獎的，我得了獎金四元，隨即買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我對於文章的寫作，又獲得了一些新的看法，這件事督促我進取向上。 正在我有些糊塗看法的時候，沈老師給了我一次教育。他指出在得到表揚的時候，千萬不要自以為是，各人的前途遠得很，要看清道路，奮勇前進，不可自滿。這一場教育，好比是一盆冷水，淋得我渾身顫抖。但是冷水的後面，是滿腔熱情，是要我不斷提高，不能滿足於一些淺薄的成就。我說過，這座小學像一座模範監獄，意思是說老師的眼睛決不放過任何缺點，但是在他們看到某些缺點或是有出現缺點的可能時，他們隨時會給你指出來，想盡一切辦法給你幫助。 從整個國家來說，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但是下坡路的盡頭也正是上坡路的開始。局面要變了，而且也正在變，正在準備著大變。清政府的最後一位獨裁者，歷史上稱為慈禧皇太后，口頭稱為西太后，是一位機靈多變、不顧一切的統治者。為了個人的享受，她把海軍經費提出來蓋造頤和園，以致造成甲午戰爭的失敗。失敗以後，為了報復日本人的進攻，為了報復帝國主義者對於戊戌維新的支持，她支持了義和團的運動。及至義和團失敗了，她扔掉封建帝王的虛誕，跨著騾車逃出北京城。這一下一切都完了，然而不然，犧牲了幾百萬人民的生命和四萬萬白銀的賠款，她從西安回來了。從開封開回的專車，車廂里裝滿了各式各樣的珍寶古董和書畫，還有躺著抽鴉片的床鋪。她回到北京，依然做她的最高統治者。她接見駐京的各國公使和公使夫人。她不怕洋人了，而且和他們處得很好，非常好。這就難怪日本新聞記者說，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的夫人能玩西太后於股掌之上了。其實日本人並不理解，事實是西太后玩內田康哉於股掌之上。淺見的新聞記者，能理解這個戴著皇冠的惡鬼嗎？1908年10月下旬，她明白自己就得去見上帝了，但是她沒有忘卻先要看到她切齒痛恨的光緒帝的死亡。這是一位險狠兇橫毒辣的統治者。在她臨死的時候，她畢竟把行政大權集中到清統治者的手裡。她鞏固了清統治者的大權，但是她不理解一條真理：一切事物的發展，常常會違反原有的願望，走到自己的反面。清王朝的崩潰，已經可以計日而待了。 二十世紀初期，上海是中國的中心，除了政治機構以外，經濟、文化、工商業的中心都在這裡，特別是革命。租界是壞事，然而也是好事，因為多次的革命活動都以上海為中心。同盟會的本部在國外，但是在革命洪流輸入中國的時候，香港只能通向廣東、廣西，可是上海通向長江兩岸，更能透過運河通向華北，所以上海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香港，何況香港究竟在英國政權統治之下，而上海則由於清統治者和租界當局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產生互相牽制、互相推諉的形勢，更成了革命的溫床。 我在泰興的時候，還不懂得看報，到了上海，懂得看報了。最初報紙印在單面的有光紙上，老師們還珍貴地保藏起來，不給孩子們看。以後不行了，報紙印在新聞紙上，而且逐步地普遍了，保藏固然不需要，而且也藏不起來了。老師們是開明的，索性把報紙公開閱覽。形形色色的派系有形形式式的報紙。有《申報》《新聞報》這些商人的報紙，也有《輿論報》《時事報》《神州報》這些維新派的報紙，後來又有了《民呼報》這張同盟會的報紙。當時的報紙家數很多，但是對於新聞的來源重視不夠，本錢大的在北京和其他幾個重要省份和城市還有些新聞通訊員，在其他地方，只能將當地的報紙剪貼應用了。一般都是倚靠郵遞信件，偶而也有電訊，因為本錢大，所以只有很少幾個字，沒有長篇電訊。至於國外的消息，那就沒有了，即使有了，也得不到重視。好多新聞來自路透社，不少是捕風捉影，以後上海方言裡對於來歷不明的消息，通常稱為路透社消息，或者馬路新聞。 《民呼報》是上海報業的一個新品種。《申報》《新聞報》是老牌大報，不和它打筆墨官司的。《輿論報》和《時事報》已經合併了，稱為《輿論時事日報》，它們原來標榜維新，就是靠皇帝吃飯的，現在看到一個主張不要皇帝的報紙出來，那還了得，於是哇里哇啦，把《民呼報》罵得一塌糊塗。《民呼報》對付了幾下，最後寫著：「《官論時事日報》：你的本錢多，你的勢力大，我不和你辯論了。」這是認輸的語言，也是勝利的語言，因為讀者更加看清了《輿論時事日報》的面貌。 我們對於日本人所抱的幻想現在完全破碎了。日本人不是說過同文同種嗎？不是說過他們的文化是由中國傳去的嗎？我們期待他們珍視這個傳統，珍視這個同文同種的國家。但是我們的幻想卻由日本人的雙手親自打破。我到上海的第二年，日本人就為了「二辰丸事件」向中國訛詐，他們把假面具親手撕下，要我們對他們不再存絲毫的幻想。日本的浪人還在為同盟會輸送軍械，但是中國的同盟會會員看清楚他們的目的是要給中國製造分裂，以便他們分而治之，因之雖然利用他們有利於中國革命的一面，同時也痛恨他們企圖分裂中國的一面。 這個同盟會的刊物就曾說到一個故事：一位中國留學生剛到東京，看到商店大減價，這本是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一種經營方式，店門口橫寫著「本日大賣出」五個大字。可是這位初次出國的朋友還沒有擺脫自右而左書寫文字的習慣，驚駭地道：「啊喲！怎能說『出賣大日本』呢！」《民呼報》據此出了一個上聯「本日日本賣日本」，要讀者對下聯。過了幾天，在沒有收到答案的情況下，報社自己提出「日本」可對「天皇」。以後又說「賣」可以對「討」。就這樣指出是「皇天天皇討天皇」。報社這樣做，反映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怨恨，而報社不能直接痛快地提出答案，更反映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囂張，以致中國的報社只能曲折地道出自己的怨恨。但是報社的負責者也錯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侵略中國，完全是從他們的階級利益出發，無論你怎樣地討伐天皇，其實不能損害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根毫毛。 無論我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接受什麼教育，無論我在小學裡怎樣努力，以致學校給我一些微薄的榮譽，1910年的夏天，我畢業了，我受學校教育的時期也行將中斷了。我憑什麼能夠上學呢？用費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鷹哥們支出的。他們不時提醒我：這筆錢是要一個一個地償還的，他們也指出最初只說是上完小學就行，現在不是已經上完小學了嗎？他們還提到，那位在山西做官的伯雄哥說：「老六為什麼不給我來信啊！老六不會做吳人達嗎？犯不著花錢了。」吳人達也是泰興人，據說初到山西得到伯雄哥一些幫助，後來為了宦海升沉，和伯雄哥鬧翻了。四十年後我也見過吳人達，可算是言大而夸。那時泰興的一位劉家請客，劉家談起他們的祖父劉統勛也是一位孝廉公，可是一生不得志，後來鬱鬱而終，吳人達手揮衛生棒，肯定地說：「沒關係。待我做篇文章，刻在集子裡，劉大先生就可以不朽了。」這話說完，劉家的後人深深地一揖：「一切都煩吳老伯的清神。」事有不幸，半年之後，吳人達就死了，文章沒有做，集子沒有刻成，那位劉舉人難免終於朽掉。吳人達確實是言大而夸，但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啊？ 很清楚，伯雄、季鷹這兩位把我送到上海，主要是為遺生做槍手的。位次排得不巧，槍手沒有做成，說不給我上學吧，他們沒有藉口。如今等了又等，經過三年的漫長歲月，銀圓花去一百出外。還呢，他們看清楚，一個十五歲，其實不足十四歲的孩子，即使割皮剮肉，也熬不出一百多元的油水。算了吧，總算做了折本生意，趁著小學畢業的機會，大家洗手了事。銀圓是真的，誰能要求人把成十成百的銀圓潑灑麼？話是說清楚了，他們撒手不管。大哥這一點微薄工資，當然無法管，誰管呢？是不是我可以找一個鋪子去當學徒呢？完全應當，但是也不成，因為一則沒有做好準備，無處可去；二則我年已十五，去也嫌大，加之當時對於到過上海，從高等小學畢業的人，店鋪也不歡迎。因此我的退路是截斷了。怎麼辦呢？一個孩子本來拿不定主意，現在更拿不定主意了。 秋天開學了，我在家裡閒著。 但是畢竟來了一條路。 唐老師的兒子慶詒給我一封信，要我去上海，他說，辦法一定有的。慶詒比我小兩歲，本來不認識，這封信當然是老師示意的。 在得到母親和大哥的同意之後，我到上海了。第一步是到小學部去看沈叔達老師。沈老師當然了解一切情況，他領我越過小橋門，直到專科部唐老師的辦公室。那是在當時稱為上院的那座建築物的底層靠門的一間辦公室，設備很簡單，一張長長的大餐檯，上面蒙著一條白桌布，兩旁一式的十張靠背椅子，唐老師經常是整天畢恭畢敬地挺直著身軀坐在那裡。沈老師先行一步，打過招呼，這才把我引進，要我長長地作了一個揖。 「唔，」唐老師用那特有的太倉口音說，「唔，你老弟就在中學好好讀書吧，學費在我這裡。」說完，他把學雜費交給沈老師。經過沈老師的幫助，手續一切完備，我在南洋公學的中學部開始讀書。謝謝老師們的關心，我在求學的階段中又邁進了一步。唐老師居處的樸素、態度的嚴肅、對於學生的關心，我這一生是學不完的。 那時的南洋公學，中學部和專科部是連在一處的，因此在管理上沒有多大區別。從小學進入中學，正同河魚從江河裡進入大海一樣，情況完全變了。我們好像是一群沒人管理的孩子，一切都由自己負責。學校方面對於學生的供應，好像也沒有任何限制。大約那時學校里從官僚機構和半殖民地機構承襲來的東西，一時還無法清理。前面所說的用中文、英文兩種不同的功課表就是一個顯見的例子。 進入中學部，我們除了中文、英文以外，還得重行學習算術，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還得學習希臘、羅馬和美國的內布拉斯加、伊利諾伊。我們還要學愛提摩邏輯和愛攝克斯這種稀奇古怪的學問。 但是在唐老師的手裡，畢竟把這座中國人辦的但是半殖民地化的專門學校逐步地轉變過來。時間是漫長的，但是畢竟轉變過來了。這件偉大的工作，不僅影響了這個學校，而且影響了其他不少學校。在編纂《新辭海》的過程中，鮑正鵠和我曾聯名去信，請求把唐老師這一條收進，可惜沒有得到同意。 唐老師還有一招絕招。每星期日上午，他在大禮堂召集部分學生講授古代散文。聽講的學生是由老師自己挑選的，從專科部到中學部，每班兩名。老師講授的是韓愈《張中丞傳後敘》，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序》《瀧岡阡表》《秋聲賦》之類。老師的講法很別致，他從來沒有給我們解釋字句，也從來沒有說這篇文章好在哪裡，為什麼要讀。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回婉轉地讀幾遍。然後領著我們共同朗誦。他這才在教室里打轉轉，聽著我們朗誦。有時他會搬過一張凳子，坐在你身邊，說道：「老弟，我們一道讀啊。」雖然帶著太倉腔，但是在抑揚頓挫之中，你會聽到句號、分號、逗點、頓點，連帶驚嘆號、疑問號。後來我在英國，看到他們十七世紀的黑字本，也和我國舊時出版的書籍一樣，沒有標點，而在善於朗誦的讀者口中，同樣聽到這些符號。這才明白符號只是一種指示，指導我們怎樣去誦讀，倘使我們不能誦讀，那麼這些符號的意義是會喪失的。 清王朝的反動，沒有因為慈禧皇太后的逝世而緩和。相反，卻因為失去一個兇橫的舵手而更加暴露了。宣統皇帝是個四歲的孩子，執政的是他的父親，軟弱的攝政王載灃，因此反動的實質更加暴露。本來慈禧皇太后所說的九年預備立憲，大家知道是一句誑語，誰也不能相信，現在因為內閣的組成，連僅存的一絲一毫的希望也沒有了。一位總理、兩位副總理，十位大臣之中倒有六位親貴，四位滿族人，只有三位漢人；實際上是把政權完全集中到皇族手裡，是清朝建立以來所少有的。革命的形勢愈高漲，政權的集中愈顯著，經過這樣的激盪，一般人民更看清了清王朝的崩潰，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階段。 康有為的保皇派出現的時候，原來是戴著維新面具的，現在這維新的面具已經撕下了，人民不再相信他們了。這時深得人心的是同盟會，他們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怎樣平均地權，大家一時還不十分了解，其實在同盟會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心目中，也還只是一些朦朧的概念。可是推翻清王朝的口號，在晚清被視為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新軍中，已經成為普遍的概念。清王朝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不得不推行徵兵制，而同盟會為了奪取政權，也不得不打入新軍的編制，不少標統、協統是同盟會會員或其同情者。這種情況逐步明顯起來。光緒末年號召徵兵的呼聲，到宣統年間已經轉變為防範新軍。防範得愈積極，轉變也愈徹底。 到1909、1910兩年，革命形勢愈來愈明顯了。鎮南關之役、廣州之役，是革命的失敗，也是革命的成功。沒有這些戰役，革命是不會深入人心的，而不能深入人心的革命，其結果也必然以失敗告終。其他個別的事件如安慶熊成基起義，紹興秋瑾的被殺，在江浙一帶都激起了人民的義憤。鐵路收歸國有，更成為革命的導火線。從上海到杭州、寧波的鐵路，本來是由紳商投資的，稱為滬杭甬鐵路，清王朝把它收歸國有，這是不得人心的。從漢口到成都的鐵路，也是由紳商投資的，稱為川漢鐵路，現在也提出要收歸國有，這是更不得人心的。成都人更加激動，紳民頭頂著德宗景皇帝的神牌，向四川總督請願，總督下令槍擊。成都的動搖，和武漢起義互相呼應，終於形成辛亥革命。所謂紳商，當然只是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革命，在發動時期，沒有人民的響應是不可能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以後，資產階級獨占革命的果實，這時革命的動力便形成革命的阻力；以前的革命領導者成為革命的目標，這是古今歷史不少見的事實，在中國也並不例外。 1911年的秋天，革命的形勢已經大體形成了。革命的目標是清王朝，而清王朝也在作相應的準備。他們看到軍權已經抓在自己手裡，陸軍大臣廕昌是留學德國回來的滿人；海軍大臣載洵和軍諮大臣載濤是宣統帝的兩位叔父，攝政王的弟弟。軍權完全統一了，財權呢？財政大臣載澤也是一位近支王公。所以都是可以放心的。 輿論呢？當然也要考慮。《民呼報》太激烈，可能是革命黨的機關報。通過法國駐滬領事館把它封了。這一招很見效，同盟會不再呼了，他們出了一個《民吁報》，是吁嘆，是垂頭喪氣。清政府還不稱心，索性想法把《民吁報》也封了，要你吁也吁不成功。這一著是太急躁了一點，同盟會既不呼，也不吁，他們索性辦起了《民立報》，是人民站起來了。這一站起便標誌著清政府必然倒下。 清政府的象徵是辮子。古代北方民族的象徵都是辮子，所以南北朝對立的時候，北方罵南方為島夷，南方罵北方為索虜。索虜就是拖辮子的奴隸。吳三桂向清王朝投降的時候，首先把辮子拖下來，表示投順。清王朝進關，建立了政權，可是還沒有立即要求漢人剪髮。大漢奸孫之獬出來表示忠誠。他說：「皇上是我的父親，我是皇帝的臣子，哪有父子形狀不同的道理！」他毅然地把頭髮剃了一圈，中間留著一條辮子。從此辮子的權威確定了，支配了十八省人民的命運。據說孫之獬告老還鄉之後，家鄉「土寇」突發，把孫之獬全家男女老少殺了淨光。這個「土寇」是見於歷史記載的，可能是一些不甘心於拖辮子命運的老百姓。 到了1911年，辮子的命運已經走了下坡路，可是絕處逢生，這時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辮子固然是要剪的，但是剪了辮子就得改變服裝，日本人就是那樣做的。呢絨這些東西，國內的生產遠遠不夠，還有綢緞羅絹這些大量的紡織品怎麼辦呢？賣給外國，外國人要不了這許多；留給自己，辮子已經沒有了，用得著綢緞羅絹麼？那麼以製造綢緞羅絹為生的人靠什麼生活呢？還有種桑的、養蠶的、到絲廠勞動的人靠什麼生活呢？一大堆現實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不能剪辮子。大清帝國的命運真是千鈞懸於一發了。 但是問題一出現，隨即也產生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這辦法叫做剪髮不易服。我是1911年8月上旬剪辮子的，衣服還是一件藍布長褂。當然在辮子剪除以後，也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服飾。有剪髮不易服的，必然也有剪髮易服的，這叫做大同小異。有的人直接改了西裝，這究竟是少數。有些人改了裝，竟然是一位在家和尚，不過照樣吃葷，豬魚雞鴨並不因此而得救。有些人穿的據說是明朝的服裝，大領口，不過有小袖管的，有大袖管的。西風一吹，他們還戴上方巾，前方還嵌上一塊羊脂玉。我沒有做過考證，想來明朝人是這樣吧。早年看過《聊齋志異》，上面也有插圖，圖中人物確是這樣的。 形勢是這樣的，可是那一年的國文大會照舊舉行。大約是8月中旬吧。唐老師出了兩道題：第一道是《中興名臣頌》，監場的老師們口頭還說著：「大家可以帶《詩韻合璧》入場。」據說是為了「觸機」。我雖然十七歲了，可是不會做賦頌這些大文章，因此只好做些論說之類，想來那高才生如薛桂輪、廖世承、傅煥文，他們雖然在星期天和我同在那裡朗誦韓歐的文章，究竟比我的班次高多了，讀過的文章也多，因此我不能和他們相比。可是這一年的《中興名臣頌》究竟不能搞得有聲有色，無論他們做了些什麼大事業，武昌起義爆發了，歷史顛倒過來，中興不是什麼中興，名臣也算不得什麼名臣，那還頌個什麼呢？ 革命是一件不斷鍛煉的事業，經過一次失敗，就是多一次鍛煉，反覆失敗就是反覆鍛煉，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革命成功。辛亥革命以前，有惠州之役、鎮南關之役、廣州之役。尤其是廣州之役，失敗得最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優秀的成員，他們死了，埋了，但是他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終於醞釀成熟，爆發為武昌起義之花。湖廣總督瑞澂逃了。新軍是革命的動力，但是鎮統張彪逃了，那怎麼辦？他們終於在協統的床下，找到了黎元洪，推他做軍政府都督，同時由黃興擔任革命軍總司令，宣告獨立。不久以後，漢口的各國領事館宣告中立，革命形勢初步得到穩定。 這個消息傳到上海，上海也動了。那時清王朝的力量，集中在製造局，革命黨人、各校青年和社會中的活動分子包圍了製造局，有的跳進去，樹起白旗，奪獲了製造局，革命又一次得到勝利。上海成立了都督府，由陳其美擔任滬軍都督。接下來是蘇州成立了都督府，由江蘇巡撫程德全任都督；鎮江成立了都督府，由新軍標統林述慶任都督；揚州成立了都督分府，由徐寶山任分府。革命的聲勢大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也變了，老官僚和青幫都成了革命的領導。 三哥是在1907年應徵入伍的，1909年以後繼續服役，到1911年兩次服役已經滿期，他遵章退伍，在南京模範監獄擔任衛士。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的思想久已變了。同盟會會員趙聲在第九鎮擔任標統的時候，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後來趙聲雖然因病死了，但是革命的思想久已傳播開來。武昌起義以後，兩江總督張人駿把南京的防務交給巡防營統領張勳，同時把第九鎮徐固卿調往江東門。這就轉變了南京的革命形勢，革命的種子擱到冷藏庫里，一時發不了芽。 這就急壞了三哥，他想離開南京到武昌去投效，但是長江輪船已經斷了，去是無法去的。他在給大哥的信上，也提到此事。雖然當時沒有信件檢查，但究竟是不穩當的。那時表兄李昂然正在南京模範監獄擔任文書，大哥和仁溥哥從泰興去探望他們。大哥是小城市的店員，仁溥是青年學生，對於革命的意義認識不足，因此這次談話產生不了什麼結果。分別的時候，大哥拉了一下三哥的辮子，知道是真的，感到不至於因為剪辮闖禍，三哥交給他一件呢子背心，一雙新鞋。這兩件東西後來大哥在家用需要的時候都變賣了。 武昌雖然沒有去成，但是三哥要革清政府命的決心是沒有動搖的。第九鎮的下級軍官和三哥是有聯繫的。他們約定在九月十八日的夜中，第九鎮由江東門開回南京，將要到達的時候，鳴炮為號，炮聲一響，由三哥領導模範監獄的罪犯，破獄暴動，作為內應。從三哥看來，這件事是考慮成熟的，他聯絡了一些同志，在那裡靜待。九月十八日到了，這是武昌起義一個月後的時間，只要暴動成功，內外聯繫，推翻巡防營的防禦工事是不難的。 事情正在準備著，三哥聯繫著監獄裡的部分在系人員。一切正在按分按秒地等待。九月十八日深夜，遠遠地聽到一聲深沉的炮聲，三哥和幾個衛士把牢門打開，在系人員一齊衝出，三哥把預備好的夜飯開出，每人發給一桿長槍。「沖呀！沖呀！一齊向外沖呀！」三哥嘶喊著，他們衝倒了門崗，但是就在這一剎那，三哥看到了自己的失敗。炮聲是一種錯覺，新軍由於臨時的調動並沒有從江東門開出。即使如此，三哥和他的那一幫人，倘使是懂得政治，經過鍛煉，至少還可以支持一段時間。但是這是從各個方面湊合在一起，沒有接受政治教育，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一群人。門崗是衝倒了，但是他們各自投奔自己的小小角落，追求那沒有任何保障的安全。三哥終於為了推翻清王朝，在南京小營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 這時候，我還在上海。為了防範反動力量反撲，在南洋公學的我們，組織巡邏隊，每晚出動在學校的周圍，準備予以有力的反擊。 學校是光復了，個別的反動教師，離開了學校。記得有一個教自由畫的姓李的，是由東洋車把他拖走的。還有一個倒是有名的學術權威，即校中的教務長辜鴻銘，是用鞭炮把他送出去的。辜鴻銘在外國文學方面有成就。據他說，他學英文不是從二十六個字母，而是由熟讀彌爾頓的《失樂園》開始的。離開南洋以後，他曾在北京大學任教，可是他還是拖著一條辮子上課，有時還要讚美中國的舊式婚姻制度，讚美舊中國婦女的小腳，最後終於帶著花崗石的腦袋去見上帝。 南京的張人駿是沒用的。可是張勳的辮子兵在那裡。雖然他們在城裡燒殺搶掠，但是他們還有戰鬥力。徐固卿的軍隊開近城邊，一時不易得手。人民群眾反對清王朝的熱情不斷高漲，終於組成了圍攻南京的五路聯軍。這五路是蘇州的程德全、鎮江的林述慶、上海的陳其美、揚州的徐寶山，還有杭州的朱瑞。倘使我們從事後觀察，陳其美、林述慶不計外，朱瑞後來是向袁世凱靠攏的，徐寶山是青幫，程德全是搖身一變的舊官僚。究竟有幾個革命黨呢？不很多。九月以後，不少舊官僚都在向革命靠攏，已經公開的便公開靠攏，未經公開的就暗中勾搭。簡單說，革命派中間已經潛伏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五路聯軍向南京包圍，他們公推程德全為江蘇都督，和徐固卿併力攻打南京，終於打破了這座江南名城，張人駿逃了，張勳和他的辮子兵向北撤退。 江南的革命軍正逐步得手的時候，湖北的戰事發生了突變。戊戌維新的失敗雖然有其本身的缺點，但是造成那一次失敗的原因，是袁世凱的告密。光緒帝實際上遭到幽禁，西太后掌握政權。在西太后逝世前夕，袁世凱已經由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內調為外交大臣，掌握了國家大權的一部分。西太后、光緒帝相繼逝世以後，宣統帝即位，載灃為攝政王，他是一位無能的統治者，但是他沒有忘去他哥哥的死敵。袁世凱下台了，回到河南項城，還拍了一張照片，據說是準備在洹水上做漁翁了。當然，他對於歷史，對於他後來的滔天罪行負有責任，哪能就此汩沒呢？辛亥革命的炮聲響了，武昌起義的軍隊成立了軍政府，爭取到租界當局的中立，拿下了武昌和漢陽，正準備進軍北上。清王朝的「主子們」嚇昏了。他們派馮國璋進攻武漢，由陸軍大臣廕昌率領。清王朝的統治者對廕昌說：「你這一去，對於戰事的看法怎樣？」廕昌說：「沒有打過仗，把握不大。」馮國璋到了前線，逗留不進。武漢革命軍的士氣極盛，各地獨立的呼聲不斷高漲，這更使得北京城內的「主子們」恐慌。頭腦清楚些的想起：馮國璋的第一鎮是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的隊伍，要是袁世凱能來，還怕馮國璋不賣力嗎？有人在計算袁世凱久已下台，離開北京的時候，沒有給他什麼面子，現在能來嗎？經過七嘴八舌的討論，最後只有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一下面子十足，袁世凱雖然還在推三阻四，馮國璋已經摩拳擦掌了。鄂軍自動退出漢口，馮國璋的軍隊向南迫進，拿下漢陽，武漢三鎮只剩下一個武昌。 漢陽陷落的消息，是《新聞報》第一個發出的。上海的群眾沸騰了，他們立即進攻《新聞報》報館，把排字房和門市部打得落花流水。《新聞報》報館把電報的原文放大影印，表白自己不是造謠。群眾的憤慨是不能遏制的，這更加速了南京的崩潰和各省的起義。長江一帶和長江以南，清王朝已經失去了控制，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和東北的革命火焰都燃燒起來。 但是革命軍內部也不是一貫積極的。黎元洪把漢陽失守的責任推給黃興，通電全國緝拿逃將；南京既下以後，各省代表在那裡推戴黃興為革命軍總司令。矛盾發展到難於調和的地步。但是南京究竟是拿下了。這時候孫中山已經從國外趕到。各省代表群集在這個南方重鎮，全體一致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黃興為陸軍總長，用這個辦法彌合南京和武漢的罅隙。 臨時政府的成立象徵著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然而也同時暴露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可挽回的軟弱性。 這不是說孫中山個人軟弱，而是說整個中國資產階級軟弱。家鄉的朱大寶和我家住在同一條巷子，論輩分還比我低一輩，年齡卻比我大十歲左右。臨時政府成立以後，他在總統府擔任守衛，一天他看到孫中山從門外進來，可是沒有佩帶符號，他堅持不讓進。一位侍從官從旁面招呼：「這是大總統。」他才放行。孫中山只笑了一笑，沒有其他表示。孫中山有堅強的自信心，並不軟弱。 十一月十三日，臨時大總統宣誓就位，改用世界通行的陽曆，以是日為1月1日。從這一天起，全國改用陽曆，但是陰曆還在民間沿用著，稱為古歷、夏曆、農曆，直到今天，陰曆歲首稱為春節，在民間還是一個隆重的節日。 臨時政府成立了，各省的革命秩序沒有安定，軍隊來不及統一指揮。北伐的呼聲雖然高亢，但是盤踞在山東、江蘇邊界的張勳依然虎視眈眈，成為革命發展的第一方絆腳石。袁世凱是清王朝的內閣總理，他在小站訓練的新軍，發展成為北洋六鎮，是他手中的王牌，他以此對抗南京臨時政府，也以此威脅清統治者。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把袁世凱作為革命的動力，經過協商，同意在清帝退位以後，由袁世凱到南京擔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計劃正在逐步實現。世續、徐世昌進入清宮請求隆裕皇太后——光緒帝的皇后，由宣統帝推尊為皇太后——下詔退位，在訂明每年優待清皇室四百萬元的條件後，清王朝下詔退位了。剩餘的一步是袁世凱前來南京，宣誓就位。南京政府唯恐袁世凱不能及時南下，派汪精衛、蔡元培等前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來。一邊歡迎，一邊南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準備就緒。革命的成就是這樣如火炎上，如水就下，輕而易舉嗎？ 歷史無情，事情不是這樣。 汪精衛、蔡元培到了北京，受到隆重歡迎，住進張燈結彩的賓館以後，當晚還有隆重的招待。正當他們在計劃怎樣歡迎袁大總統南來就職，感情熱烈，商討周密，他們有些倦了，難怪，時間不是已經午夜了嗎？還是休息罷，明天可以討論一切。 下半夜，槍聲響了，一響、兩響、雜亂的、無休無止的噼噼啪啪，特別是在賓館的附近。南方的使者是經過一些鍛煉的，但是也難免有些緊張，他們從床上起來，胡亂著上衣服，抓緊機會隱蔽。還好，槍聲不是針對賓館的，沒有流彈。但是畢竟是在附近啊。那怎麼好呢？待天明問一下。可是早春時候，天明太遲了，而且春寒料峭。代表們默然相對。等啊，等啊，東方發白，雞叫的聲音從不知哪家的後院透過來。 好久啊，最後朱啟鈐來了，他代表袁大總統向南來的代表進行慰問。進門的時候，他雙手一拱：「代表們吃驚了，大總統派鄙人來進行慰問。昨天深夜，由於曹錕曹鎮統出差，第三鎮的一部分譁變了。防範不周，發生事變，大總統很抱歉，務請代表們原諒。」 事情的經過是如此的。北方人心浮動，袁世凱一時不能南下，只可暫留北京，宣誓就職，同時發表黃興為南京留守，鎮守南方。 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幕，以第三鎮兵變，袁世凱不能南來而告終。於是一切的一切，仍回到原先的軌道。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沒有準備，也不是沒有領導的，但是軟弱異常，軟弱到幾乎沒有脊樑的骨架。黃興任南京留守也沒有多久，因為南方軍隊欠餉已多，他向中央領款無著，只能辭職下台。 從太平天國的失敗，經過興中會、同盟會到南京政府的成立，也就是說從1864年到1912年，前後四十九年，時間太短了，還來不及產生一個有力的資產階級，也就來不及產生一個有力的資產階級政黨。革命力量太軟弱了，因此資產階級革命終於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袁世凱是地主階級、政治騙子、心中只有個人利益的政治扒手。最初他以候補同知的名義混進吳長慶軍中，1894年到朝鮮，他的野心得到初步的發展，此後練兵小站，做直隸按察使、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外交大臣、內閣總理，一步步地踏著血跡高升，終於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他還要發展。他在每一步前進的時候，都留下新的血跡，終於以中國人民的鮮血，換取了封建帝王的尊號。這一切都是後話。在1912年，我們所看到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以樹立了中華民國的招牌而下台。沾滿血污的地主階級政治扒手正揮舞著指揮刀前進。 事物正在向著自己的反面轉化。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短短的時期內已經妥協了，不革命了。到北京迎接袁世凱的代表們打電報到南京，提出北京兵變和北方岌岌不安的情況，為了大局安定起見，他們提出總統不必到南京就職。南京當局也感覺到應以大局安定為重，不堅持袁世凱南來宣誓。一切商量妥協，中華民國終於在不損及政治機器一絲一毫的情況下在北京安頓下來。 血不是白流的，然而血終於是白流的了。三哥的鮮血染紅了南京小營的刑場，雖然在1913年得到政府的撫恤金，母親、大哥和我都很痛苦。母親因為無人報仇而感到失望，大哥被生活壓得麻木了，我感覺到共和制是三哥參加過的革命的遺產，自己有維護這份遺產的責任。 時代停頓了，然而也在轉變。內閣成立了，以唐紹儀為內閣總理，總理之下有各部總長：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為內務總長、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南來的要人蔡元培為教育總長、宋教仁為農林總長。政治是一列火車，正在尋覓一條適應自己的軌道以便前進。可是內閣制是一種外來事物，要適應中國的慣例，還需要漫長的過程。袁世凱和唐紹儀是北洋政治機構的舊人，碰到內閣制這個新鮮事物，就不能適應。儘管唐紹儀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究竟喝過洋水，知道責任內閣必須，也只能由內閣總理負起領導責任來。可是這一來總統幹什麼呢？外國的總統也許有憲法可遵，可是中國的總統不來統率，那由誰來統率呢？這個矛盾就無法解決。總理之下有各部總長：有的是總統領導慣了的，他們能擱下總統而由總理領導嗎？還有南來的幾位總長呢？早幾時還是對立的，在南北議和的時候，唐紹儀代表袁世凱站在這方，他們代表南京站在那方，現在要服從總理領導，事情行得通嗎？問題多著呢！ 政黨的問題也多。同盟會由革命黨轉變為政黨，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舊官僚和一切與舊官僚有血緣關係的人有一個統一黨，統一就是統一於原來的體系，他們總認為同盟會鬧分裂，破壞國家的體系是不好的。此外還有自由黨，即《阿Q正傳》里的「柿油黨」。這個黨的領導人李懷霜，後來我到英國去的時候，和他同船，他在新加坡帶著他同行的花枝招展的小腳女人上岸了，以後沒有聽說過。既然共和了，因此也有共和黨。此外還有許多黨。 同盟會刊物《民立報》，在一般人民中威信較高。1912年間，社論作家的名字也很特別：一位徐血兒，以後不知哪裡去了；一位邵力子，後來在蔣介石手下做過甘肅省政府主席。比較更有名的是章行嚴。他到過英國，文筆很健，擁有大量讀者。1912年他寫的有名的幾篇文章是《論薩威稜帖》《毀黨造黨論》。毀黨造黨是說要破除一切拉關係、搞傳統的政黨，樹立政見一致、旗幟鮮明的黨。這確實是新鮮的見解，但是一時還行不通。那時報紙發表的社論，首先都是密圈密點，以後覺得密圈還不夠，索性每一個字的旁邊都用套圈。好在既然每個字都用套圈，在排字工作方面倒是簡單明了，可惜是無緣無故要糟蹋不少的版面。科舉闈墨的惡習，是輕易死不了的，不料卻在民國初元，復活在當時的輿論界。 袁世凱掌握政權，控制行政機構，一邊把當時的所謂革命黨人用大勛位、勛一位、勛二位的名義供養起來，一邊卻用種種方法，收買、拉攏，乃至撤除南方掌握軍權的人物。這一切都看在一般人士眼裡。湖南的一位老名士王闓運，當然是地主階級一分子，但是他對於袁世凱是不滿的。袁世凱為他設置了國史館，安排他任國史館館長。王闓運到北京了，謁見了大總統，並且還帶了一位身份不明的周媽。他訪問當時要人的時候，除了自己的大紅名帖以外，還帶上一個小巧玲瓏的名片，中間印著歐底趙面的「周氏」二字，這可算是玩世不恭了。闓運還有一副聯語是傳誦一時的。上聯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下聯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這是二十世紀的禰衡了，袁世凱在這一點上，不讓曹操，當時也沒有黃祖那樣的蠢物。 1912年上半年，我在南洋公學中學部讀完了二年級，但是學期終了，我的學籍也中斷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家住朝北的五間屋，那朝南的六間屋，是伯父家的，裡面三間是堂屋，外面靠西兩間是廚房，最東一間是門堂。裡面三間雖然陳舊，卻也古色古香。據說樑柱都是楠木建築的，都是十五、十六世紀的明代款式。外面三間很平常，可是那門堂卻有一些氣派。大門外是三層石階，兩扇黑漆大門，再裡面是六扇屏門，雖然黑漆全部剝落了，究竟是六扇屏門。一望多少有些與普通家宅不同。這一年，伯母去世了；三位同堂姐姐，一位嫁了，一位死了，還有一位住到李家堂舅舅家去了；兩位堂兄，大的死了，小的就是本君哥，到小紀鎮一家當鋪做學徒了。所以只剩伯父一位單身漢。這年端午左右，一位單幹的車床木工在得到伯父同意後，把車床安排到屏門後邊。大哥一看就惱了。他和伯父說： 「伯父，這樣合適嗎？是不是可以招呼一聲，讓他撤出去？」 「我已經答應了，能叫他撤出嗎？」伯父說。 「為什麼不能？能來就能去。」 「地方是我的，我主張就是如此。」 「既然兩家共同的走道，那麼我也有理由不同意。」 事實上主權是屬於伯父的，但是為了維持叔侄關係，就由車工撤出，也未嘗不可。可是他們頂牛了。一邊要撤，一邊定準不撤。大哥一想，自己住在郭恆興布店，整天工作，沒有時間和伯父頂牛，這就下定決心，不去工作了，坐在家中整天頂牛。郭恆興布店的老闆因為大哥是一位得力的店員，也來勸說過，希望他不要因為一件無足計較的小事，放棄自己的工作。但是大哥認為工作事小，頂牛事大，決定不去，不獲勝利，決不中止。 大哥這樣的幹勁是值得重視的，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不能不考慮的。父親去世以後，家裡和元慶當鋪的關係久已疏遠，可是現在的情形變了。母親、大嫂，還有執拗不化的大哥。當時的物價很便宜，一升西鄉米，便宜的時候，還不到三十錢，但是究竟要用錢買，頂牛的勁再大也無濟於事。因此家裡和元慶當鋪的關係又接近起來。衣服，甚至家具依然是向元慶當鋪輸出。． 暑假開始，我回家了。家中的生活實在是異常艱苦，天氣又熱。一天，在親戚家幫工的農民販賣西瓜，路過我家，擔子裡只剩得最後一個西瓜，他和大哥說： 「大先生，把西瓜留下吧。」 大哥自己清楚，只說：「不必了，剛吃過。」 「哪有這句話，天氣這樣熱，多吃個西瓜算什麼？大門大戶的還計較這一點。」 瓜是留下了，門戶雖大，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有為了西瓜又送一件衣服給元慶當鋪。 大哥還在堅持，車工沒有撤退，伯父懶洋洋的好像沒有這回事。我繼續求學的念頭已經沒有了，只在那裡想怎樣退學找一個工作，多少可以給家庭幫一點忙。 退學也不是那樣簡單。唐老師幫助我的學費，我能扔下就走嗎？不扔下那麼我能希望再多給一點貼我養家嗎？事情總有一條界線，出了格是不行的。沒有辦法，我只能把這個情況和唐老師說清楚，最後由於陳通伯的幫助，在上海文明書局當上了校對。 文明書局是一家出版商，出版些教科書、字帖、畫冊和小說書之類。發行所在河南路，當時稱為棋盤街。總店和印刷所在海寧路甘肅路轉角，地點也很寬敞。主持人是廉惠卿，這很可能是一條虛銜，因為他從來沒有到場。總經理是俞仲還，副經理是丁雲軒，總賬房是通伯的父親陳仲英，書局裡稱為「三大憲」。他們都是無錫人，態度誠懇，辦事認真，由於他們是創業人，因此具有創業的精神。初辦的時候，他們確實有一些雄心壯志，想把書局辦好，可是經過了十年奮鬥，到民國元二年間，已經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夏粹芳，中華書局的陸費伯鴻、陳協恭，那樣地精明強幹，已經把文明書局拋在後面了。 文明書局的校對工作，我是初校，二校姓胡，三校姓俞，年齡比我大得多，事情比我懂得多，他們對我都當一個年輕人看，因此工作上沒有什麼挑剔，相安無事。飯食住宿都由書局供給，每月工資發出以後，我留一些零用，其餘寄回泰興。這年年底，那位車工感到沒趣，自行退出，大哥到一家張明記布店去當店員，家中情況恢復正常，衣服家具又從元慶當鋪逐漸追回。只有我的生活起了變化，不再是學生了，可是心境卻也坦然。 這年年底，文明書局結賬後，仲英世伯給我提升，從新年起我的工資經過調整，手頭寬裕了一些。不久，老同學鄭東啟在他的表兄陳承澤面前提起，是不是可以讓我調到商務印書館。這一位陳先生大概和商務印書館有來往，因此商妥由我擔任《小說月報》的助理，事情又有所發展。 商務印書館的總辦事處在寶山路，規模之大當然不可與文明書局相提並論了。有印刷廠、編輯部，還有涵芬樓，那裡有不少老版本書。那時張元濟是編輯部長，像我這樣的一個不起眼的小職員，和他是不會有什麼接觸的，不過他是隨時在那裡督察我們。 那時的《小說月報》還沒有改組，由一位常州人惲鐵樵擔任編輯。這一位雖然不是什麼鴛鴦蝴蝶派，但是畢竟還沒有接觸到任何現實意義的小說。有時也有翻譯小說，大致和林紓的翻譯差不多。 這位惲先生處世接物的態度是好的，精明也確實精明。一次來了一篇投稿，是短篇創作。用的是孩子的語氣，敘述一位私塾教師的教書生活。惲先生看了著實稱讚。不久以後，他去信給作者，約他到編輯部面談，作者如期來了。惲先生後來談起： 「作者著了一件藍布大褂，好像是從鄉間來的。這篇小說寫的那位老塾師，光光的腦袋，大近視眼，把頭埋在書里，咿呀咿呀地讀著讀著，聲音越來越小了。孩子們看著看著，後來只看到一個大腦袋，蒼蠅還在那裡哼哼地徘徊。小說寫得很生動。我和作者說：『稿費就作千字二元計算吧。』」 聽著的人也許出於對作者的同情，說道：「那麼生動的描寫，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會同意吧。」 「哪能不同意？」惲先生說，「不同意底關係？我估可以重寫一篇，這故事大估偕可以聽到吧。」在得意中他的常州口音不由得都出來了。 當然這位作者也不是不了解情況的。千字三元在當時已經是高價了，就是兩元也不算少，作品在人家手裡，不同意也沒有用。從1913年直到1949年，物價不斷飛騰，但是除了有特別關係的人以外，千字三元的定價沒有變過。 作為《小說月報》的助理，首先便得試用兩個月。我是經過這兩個月的試用期的。那天賬房通知我去結賬。試用期滿，我得另找出路了。 我去商務印書館的時候，有一隻箱子寄在文明書局，因此我準備先去把箱子取出，重行回家，至於回家以後的打算，還來不及考慮。 到了文明書局，恰巧隔壁房間的吳稚暉因病在家，因此打了招呼。他是陳仲英的表弟，和俞仲還、丁雲軒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年入過學，考過秀才，發達得早一些，中過舉人。1895年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的時候，他也參加過。戊戌維新失敗以後，當時的青年分成兩派，一派是康有為、梁啓超領導的保皇黨，一派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到過日本，是參加同盟會的，後來到過法國和英國。這時正在上海，寄寓在文明書局，平時卻經常在外邊活動。 吳稚暉看到我取箱子，問起我的打算。我說先回泰興再說。 他說：「回去未必有什麼辦法，那何必呢？我辦了留英儉學會，在法租界貝勒路租有房子，不妨且到那裡住幾天再看。」 我想到儉學會也好，因此搬到貝勒路。那時留英儉學會租有兩上兩下的一所房子，住著辦事員吳柳甫、教師馬程千。樓下作為辦公室和教職員宿舍，樓上客堂間是教室，東廂住有十多位學生，地方卻也寬敞。柳甫是稚暉的門房兄弟（即遠房兄弟），程千是他的連襟。1927年我在南京見到柳甫一面，程千卻沒有再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