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一章 幼年（1896～1907）
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蘇泰興出生的，那時清王朝還統治著中國，用的舊曆，是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戰爭後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統治久已搖搖欲墜，經過這次戰爭的失敗，亡國的危機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約》《中英續議緬甸條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俄租借旅順大連灣條約》《中法租借廣州灣條約》等陸續簽訂，至於台灣全省割給日本，那是甲午戰爭的直接結果，還不在其內。瓜分中國的形勢已經很明確了，但是在我的家鄉，對於這個情況還不清楚。
泰興是江蘇省的一個小縣，在長江北岸，揚州東南。兩千年以前，這裡還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漢枚乘《七發》說到「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又說「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漢初年的長江口正在揚州東南，泰興還位於江中，近年在城東發現大鯊魚的骨骼，正是絕好的證明。由於江沙淤積，到第十世紀前半期，泰興縣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時代，據《光緒泰興縣誌》，泰興人口，只有三十萬左右，當然是個小縣；現在已經增加到一百四十萬，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麼時代移居泰興的？據《朱氏宗譜》說，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寶明看到當時統治者對外屈服，因此跨馬渡江，到了泰興，下馬一看，原來是一匹泥馬。後來在朱氏宗祠里為這匹馬塑像，祭祠的日子還得為馬上祭。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首先，宋代沒有左都御史這個官名。其次，即使泰興是一個濱江的縣，沿江還有不少的沙灘，跨馬渡江雖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馬渡江，和宋代泥馬渡康王的傳說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摻進了不可靠的成分。在這位寶明公之後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歷史的記載。此外，這部宗譜的首創者一馮公是明末的人物，從十二世紀到十七世紀，中間經歷五百年，他憑什麼寫下這部宗譜？有一點明確的，是在清軍入關以後，泰興朱姓曾經搞起一支隊伍，對於清朝的統治，進行抵抗，這在《泰興縣誌》和冒襄的《影梅庵憶語》里都留下一些記載。
我的直系親屬，最遠的我只記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濱，因為他的耕地之旁，漲出幾百畝沙灘，這一下他的情況大大好轉，自己也搬到泰興縣城裡來了，這就是蘇家巷老宅，傳到現在，我的侄兒還住在那裡。可是長江是無情的，一場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衝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無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經升科，田租是輕易不能豁免的，他得從泰興縣到通州，一步步地去籲請，待到田租問題解決以後，他的沙田由於江水衝擊和衙門使用，幾乎全部報銷了。
松年公只有一個兒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為早年境遇還好，他讀了書，考過秀才，前前後後考過十次，始終沒有考上。祖父還有一項本領，他是一位乳科的專家。家中相傳，祖母是因乳癰致死的，這就使得祖父發憤專攻乳科，終於成為有名的專家。他的這門特長，後來傳給我的伯父和父親，伯父有時還為人家治病，父親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時候，在家裡只看到一些醫書和成藥，可能是父親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於伯父特別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親是一定學有專長的。
父親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讀書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沒有考到手。那時秀才只是一個口頭的名稱，正式的名稱是縣學生，通過這個考試，就算是縣校的學生，可以受到教諭、訓導——縣校教師的官銜——的教育了。考試就是做八股，從《四書》里出題目，作破題、承題、起講。以下便是八比，最後是一個小結。考試出身的稱為正途，從縣學生進而為舉人、進士，這是一條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還有軍功出身的一條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魚龍混雜了，都不及考試出身。嚴復從英國留學回來，重學八股，背著考籃入場；帝國主義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國海關的全權，還要請人教他的孩子做八股，以便入場考試，都是這一回事。八股確實得到非常的重視。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卻也十分可笑：那時入場考試，經常夾帶舞弊，到今天還留下當時流行的不少書籍，密行細字，印刷的精緻，遠遠超過現代書本，那時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備的。還有些頭童齒豁的老師宿儒，把全部《四書》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編訂成冊，襯在考生常用的馬褂里，這件衣服，有時要賣好幾百元，考生買了，穿好入場，臨時拆開照抄，同樣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說可貴固然非常可貴，說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話說回來，我的這位伯父，雖在縣考里曾經考到一名備取第一，在州考里卻始終沒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連遭到挫折以後，父親當然不會考慮再走這條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遲鈍的，更不容選擇這條道路。由於三姑母出嫁，最後一點點田地也作為妝奩田過了戶，他自己又結了婚，孩子也有了，總不能坐以待斃，最後下決心改業。恰好他的再從兄弟瑞二伯、長三伯兩位正在經營一爿茶葉店，他就去那裡擔任售貨員，從龍井、武彝、毛尖、雀舌這些貨品里找出路，這樣又經歷了若干年。
可是這兩位再從兄弟並不是什麼經營能手，在倒閉的邊緣上掙扎了幾個反覆以後，終於失敗了。在這次失敗中，父親失業了，而且由於小小的縣城裡容不了幾爿茶葉店，他即使積累了些業務知識，竟然找不到第二個就業的機會。大的孩子總算在一家布莊當上藝徒，但是還有第二個第三個，一家大小五口，吃飯就是一個問題，怎麼辦呢？父親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這年十月的最後一個深夜裡，我出世了，那年父親、母親都是四十一歲，大哥二十歲，二哥十二歲，三哥十歲。父親正為家境的艱苦而困擾，大哥在店裡，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盞昏暗的油燈投下深沉的陰影，產婆把嬰孩收拾乾淨以後，包紮停勻，扔在方磚上給他第一次鍛煉。
時間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這所朝北的小屋裡，母親從分娩的昏沉中甦醒過來，一眼看到躺在方磚上的嬰孩，她掙扎著和父親說：
「興保爹把孩子遞給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興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婦通常是帶著孩子的小名相互稱呼的。我在地上其實還只有半夜，由於母親的慈憫，這才重新獲得人間的溫暖。當時的風俗是這樣的，嬰孩初生，要在方磚上躺這麼一天一夜，據說為了孩子的健康起見，從小就得給他這樣的鍛煉。現在的辦法完全不同了，不過我想這個辦法不是沒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況作為一個具體的證明。
母親是慈愛的，但是我的出生並沒有在她的心坎上得到同情。她在有了三個男孩以後，總是希望有一個女孩，長大以後，能夠在她腳前腳後，干一點零碎活兒，可是偏偏第四個還是男孩，實在意味著希望的破滅。因此我只能憑我那天真無知的小動作博取母親的慈悲。
父親呢，他老是惦記著一家大小的生活。沒有田，沒有工作，只憑著典當，或是出賣一些還可讓出的房屋，那怎樣活下去呢？所以在伯父問起可曾給孩子起名的時候，他只是說：
「大哥，你看一家五口，現在是一家六口了，憑什麼活下去，這不是完了嗎？孩子就叫做『完了』吧。」
「唉，」伯父說，「這怎行呢？哪能給孩子一世背上這個名字呢？我看我家兩個男孩，你家四個，這個孩子就叫做『六六』吧。」
由於伯父的規誡，我才不致背上「完了」的名稱，而要在一生中掙扎向前，爭取自己的前途。
事實上父親正在生存的狹路上，帶著我們母子掙扎前進。但是在殘酷的舊社會裡，他又怎樣前進呢？工作嗎？沒有就業機會。投親靠友嗎？他們也在深淵中掙扎；即使偶然有個別幸運的，也難免不因為剝削成風，帶著剝削的利刃迎面而來。剩餘的一條路只有靠典賣房產度日。我們的住處已經緊縮到三間四架梁的南屋和兩間灶披了，父親把剩餘的十多間屋子逐間典出，賣絕。這樣總算維持了四五年。
在我四歲的那一年，性子溫存的二哥由於營養不足，被肺病奪走了生命。祖父留下的醫書，一半送給了看病的溫錦堂醫生。這位老先生雖然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卻是飽有醫療經驗，對於治病的報酬從來沒有計較過。舊社會的黑暗裡畢竟還有一線的光明，這一點我們是應當看到的。
次年是十九世紀最後的一年，中國面臨著瓜分的命運，帝國主義者不敢競行瓜分中國的一年，中國人民終於覺醒了。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有所覺悟，1895年，進京會考的一千三百多人，以康有為為首，上書請求變法，歷史上稱為公車上書。1898年6月，變法開始，稱為戊戌維新。一百天以後，以西太后為首的守舊派進行宮廷政變，重新回到原來的老路。帝國主義者——英、法、德、日、美、意、俄、奧——磨刀霍霍而來。這群豺狼們已經瓜分了非洲大陸，現在準備瓜分中國了。統治中國的清王朝沒有膽量對付這群豺狼，他們決心為虎作倀，把中國獻給帝國主義者，舔著刀口上的余血，維持他們那不值一錢的生命。中國人就是這樣地心甘情願地由他們宰割嗎？不能！北方的人民醒了，他們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手無寸鐵地和洋人搏鬥。一個人倒下來，千萬個人擁上去，終於把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狂潮頂住了。清政府跪著求和的無恥行動能擋住他們嗎？不能。野獸決不會因為長跪哀求而停止咆哮，唯一能打退他們的是刀槍，是拳頭，是熱血。庚子的結果是勝利，不是失敗，是中國人的覺醒，不僅是四萬萬兩的賠款。誠然，由於清王朝的無恥求和，中國人被殘暴的帝國主義者訛詐去大量的賠款，但是賠款只能為帝國主義者準備一個粉身碎骨的泥坑。
經過庚子的大動盪，清王朝看到自己面臨著滅亡的命運。他們還想作最後的掙扎，他們想逐步收回落到人民手裡的政權，也想逐步消除地方分裂的形勢，但是已經太晚了，沒有用了。以後不到十年，清王朝徹底崩潰了。
這一年，三哥十四歲了，由於母親的一位堂房弟弟的介紹，到姜堰的一家布店當學徒。從此家中只剩父親、母親和我三口人了，但是生活還是很艱苦。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其餘的房屋都保不住了。有三間店房本來出賣給張姓的，父親因為生活艱苦，準備按照泰興的風俗，再去張家找價的時候，張家甚至喊齊狗腿子，準備給父親一頓毆打，總算父親見機撤退，免去一場侮辱。
泰興的風俗，一般的店家都願意由顧客賒欠，來往多了，利息也厚了，可是到了端午、中秋，特別是到了年終結賬的時候，這便成為一筆巨款。顧客怎樣應付呢？當然加緊設法變賣典當家產，才能償還這筆累積的債務。到實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只有設法躲避，但求躲到四更以後，便可大搖大擺地出來，即使遇到了兇狠不過的債主，盡可高舉兩袖，深深地一揖，口稱「恭賀新禧」，債主也只能回答一聲「彼此彼此」。父親是不止一次這樣地度過除夕的。
二十世紀的第一年，那時我號稱六歲，實足四歲兩個月，我開始入學了。其實這還不是學校，當時稱為書房。塾師是本家叔叔保三。父親帶我去了，我朝著孔夫子的牌位叩了頭，然後向保三叔叩頭。父親和保三叔談了一會，便留下我朗誦「人之初、性本善」了。我的本性並不太惡，可是卻也並不喜歡讀這個「性本善」。有時還要寫字，就是在紅格上描寫。對於五六歲的孩子，這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些。所好在初學的時候，保三叔指定一位女同學捉著我的小手描寫。這位女同學是楊明珠，家在我家對門，大約比我大六七歲，那時私塾里經常是男女同學，並沒有什麼分界的。
但是我畢竟不很喜歡上學。我想逃學，可是只要被母親看到，她總是拖著我的辮子，那時中國人不分男女，都是有辮子的。這樣拖呀拉呀，要拖過半條巷子，待我看清實在沒有機會逃學，這就和母親說清楚，乖乖地到巷子西頭上學了。
父親每天一早就要出去散步，因此這樣的事情都是在父親外出的時候發生的。偶然父親不出去了，這就是我的幸運。我因逃學而被母親拖住辮子的時候，父親會出來喊一聲：「不用拖了，孩子不準備考狀元呀。」這時母親才肯放手，我便跑到父親的那六平方米的小間裡，趴在柜子上看《三國演義》的畫像。「不準備考狀元」對於我實在是一種教育，是要我在一般人拚命向上爬的時候，停下一步，這對於我的一生是有重大意義的。
大約經過半年以後，我對於上學逐步地習慣了，不再逃學了；字也會寫，用不到把筆了。我記不清楚是不是讀過《百家姓》《千字文》；但是記得讀過《龍文鞭影》，那裡說：「粗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讀著這樣的句子，確是怪有意思的。
八歲那一年，我開始讀《四書》了。保三叔一直要我們讀熟、背誦，但是始終不給我們講解。有時他為一些大學生——年齡大一些的——講解，我在旁邊聽講。大學生回講不來的時候，我不免要插上三兩句，因此在那私塾里引起一些注意。
最苦的是在保三叔出街有事的時候，要我代他維持秩序。這座私塾，雖然不大，學生總有二三十位。除了年齡小的和女生以外，十幾歲的總還有七八個。他們見到保三叔一出門，看清楚現在是他們的天下了。口角的、相罵的，這還算是文戲。更多的是武戲，他們使拳弄棒，最後經常以打架而告終。凳子踢翻了，書桌也搞得東倒西歪。這個時候，保三叔回來了，大家來不及整理，只得勉強就位。保三叔一肚皮不高興，那就要問我這個維持秩序的人是怎樣維持的，有時還得狠狠地教育一下我，儘管我那時只有八歲。我和父親說起希望換一個地方讀書。
1904年，泰興果然辦起第一所初等小學，那時稱為蒙學堂，辦在廣福寺大殿東首華嚴境的三進屋子裡。現在廣福寺全部改造了，成為泰興縣第一招待所，十年前我回去的時候，還看到剩下一所東邊的鐘鼓樓。蒙學堂招生三班：主持人是王馨堂老師，此外甲、乙、丙三班的教師是金冶卿、李燕貽、張子偉三位老師。開學那天，學生到了，各人揀一個座位坐下。老師們按照事前準備的名單點名。乙班的李老師點到我的時候，丙班的張老師說：「已經在這裡了。」我就在丙班上課。那時用的課本是無錫兩等小學編印的，老師寫在黑板上，孩子們便照抄。第一課是「我生大清國，我為大清民」。幾十年以後，我曾和人談起：「什麼人在孩子入學第一天，就要他讀這樣的課文，可真怪。」
那位無錫人說：「課本是我編寫的，主要是為了掩蓋清政府的耳目。」我這才知道這原來是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業績。自從庚子事變以來，清王朝滅亡的命運已經肯定了，問題在於是讓它帶著中國一同滅亡呢，還是由中國拋去清王朝而爭取存在。同盟會是決定採取後一條道路的。《老殘遊記》是一部觀點很不正確的小說，但是作者指出「北拳南革」，不是完全沒有看到一些線索的。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正是同盟會最活躍的十年，連泰興這個小小的縣份，也掌握在同盟會的手裡。那時的知縣官龍璋就是同盟會員。儘管他是水晶頂子、藍翎、墨晶眼鏡、馬蹄袖，一身老官僚的打扮，但是他是一位革命黨，同盟會副會長黃興就曾在他的衙門裡留下腳印。龍璋在任上，辦學校，派留學生，也著實做了些革命的啟矇事業。我們這些小學生雖然在那裡讀著「我生大清國，我為大清民」，但是也唱著這樣的歌曲：
進兮進兮進進進進進，誰謂黃人大夢猶未醒？精神一到何事不可為，化作英魂保障我國民。死兮不退好個壯男兒，為國為家為我眾蒼生。
這是一首進行曲，已經鼓足了人民的鬥志。另外一首歌說：「誰為我首，誰始要盟，吾黨何日醒！」這就是要追究庚子事變、《辛丑條約》的責任，要追究個水落石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在一個九歲孩子的頭腦里究竟不能十分清楚。
在蒙學堂里還有一個插曲影響到我以後的生活。
四五月里，泰興有一次迎神賽會。那時人民還是相信神道的：城隍、關公、東嶽、藥王、都天、禪師這些不倫不類、亂七八糟的神道要搞一次大集會，還有旗傘執事、吹打鑼鼓、平台鞦韆、拜香凳、燒肉香、踹高蹺各式各樣的玩意兒。這一天蒙學堂的學生一大半都去看會了，稀稀落落地剩得幾位老師和三五十個小孩子。
王老師是主要負責人，看看實在不像樣子，他說：「這樣吧，甲班照舊上課，乙班丙班並在一處上吧。」這樣我就到李老師教室去了。
那時教課的順序，是抄教材，教師講授，講授完畢，孩子們按次排立，由教師逐一問詢，對答不上的就排到後邊去。以後就照新排的次序就位。一天的功課完畢，每人的座位也就不免有個升降。那天的結果，我是排在第二名。
當天晚上我到家的時候，把情況都向父親說了。父親說：「明天到學堂去，就按照今天的位次坐吧。」
第二天我一進學堂，就坐在乙班的第二位。原來的耿平修不同意，就去稟告李老師。
老師問：「昨天你哪兒去了？」
「去看會了。」
「我沒有答應你去呵。暫時你還是坐在後邊，待今天答問以後重新排定吧。」
從此以後，我坐定在乙班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薛汝漢。同班的除了薛、耿以外還有伯父的孩子本君哥，比我大兩歲，坐的位置卻不很高。
那時我們已開始作文，後來稱為綴法、寫作或創作，主題卻很不一樣。因為科舉還沒有廢，我們的習題經常出自常讀的《論語》《孟子》里。文章怎樣作，我全然不理解，有人發現只要抄朱注或是什麼章旨、節旨之類，老師總是滿意的，因此作文課題出過以後，大家就一味抄書，闖過了這道難關。
家裡的經濟情況越發困難了，由於袁森記歇業，大哥遭到解僱，困難更嚴重了。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更沒有什麼可典可賣的，父親只有靠當鋪生活了。
當鋪是舊社會落後地區的一種盤剝人民的營業場所。泰興城裡有三家，鄉間有七八家，他們內部組織非常嚴密，有保衛自己的炮樓、鳥槍，所以實際上是一種武裝組織。一般是徽州人開設的，後來也有一些揚鎮幫參加，不過經常以徽幫為主，裡面經常說徽州話，他們的衣服也和當地人不一樣，因此他們是社會裡的一個獨立組織。可是他們也得雇用一位當地的紳士作為名義上的管事人，簡稱外管。泰興的一位退居的翰林公就是這十幾家當鋪的外管，他的工資是每家銀圓一百元，每年年初他到各典所供的財神老爺前面磕一個頭，其任務只有在各典出了問題的時候，和知縣官去通通聲氣，給當鋪一些好處。因此他的工作稱為「磕頭飯」。
當鋪的內部組織是非常嚴密的，最上一層稱為三大憲：管事、管錢、管樓，而以管事總其成。管錢專管銀錢往來，管樓專管堆棧進出。以下是五六位站櫃檯的，稱為頭櫃、二櫃不等，名義上是頭櫃領班，但是並不一定，因為各人的收入完全是按照所經管的事務提成，所以有時末櫃經營得法，他的收入也就超過頭櫃。除了這些營業員以外，都是學徒。學徒之中資格最老的四位專管開發當票，稱為中班。中班所寫的字體，像是草書又不一定是草書，是當鋪中特有的字體；所用的語言也不一樣，例如當進一件皮袍，照例寫上「蟲蛀」，當進一件農具，照例寫上「破損」，這樣即使把東西搞壞了，他們會說當票上本來寫明；你如說是字跡不清，他們會說這是當鋪的字體。萬一你要鬧到縣官那裡，那時外管的翰林公便起了作用，縣官的私囊原來是指望當鋪接濟的，何況對於翰林公還要賣一個面子。中班之下是一般的學徒，他們的人數和職務也有規定，主要是跑後樓、爬衣架，因此每人都練得猴子一樣的本領，最末的一位專管飼養貓兒，稱為拌貓兒魚的。這樣的工作可不能看輕，一則當鋪里全靠貓兒滅鼠，二則那批大肚皮的、一口徽腔的朋友們，哪一位不是從拌貓兒魚起家的？
當鋪工作有一定的制度，只要沒有特大的紕漏，一進典當，終身生活便有了保障。但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少年進入了那死氣沉沉的窟窿，準會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毫無生氣，成為徽幫或揚鎮幫的奴隸，久而久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對人老是豎起大拇指，喊一聲「我們東家」。我的叔伯兄弟本君就是這樣的一位，他在小紀當鋪里從拌貓兒魚飯起，一直搞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為止，總共積蓄了一兩萬現金。本二哥本來不甚聰明，在當鋪里和社會隔絕了三四十年，越發變得半呆半痴。當鋪就是這樣地剝削人民，同時也摧殘雇員。
由於大哥業務熟練，不久又找到了工作。他到郭恆興布店去了，但是家裡的情況一時沒有好轉，衣服被帳逐件走進當鋪。我家和附近的元慶典幾乎成了老賓東。夏天的蚊蟲來了，蚊帳還在當鋪里，母親總是抱著我睡，不時地把蚊蟲驅去。有時她偶然入睡，還要驚醒，重新為我驅除蚊子。我呢，從小練就了基本功，對於蚊蟲的進攻，似乎不很在意。直到現在，由於住處褊窄的關係，夏天經常不掛蚊帳，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
在一些細軟當出以後，父親又開始注意到桌椅條台了。他自己搬不動，便央及鄰居的蔡老常替他一件件地向元慶典轉運。老常叔也是一個苦人，他自己的東西久已搬空，五個兒子被他一個一個地出賣，到現在除了自己，再也沒有什麼可出賣的了，就幫父親幹這一行轉運的工作。母親房裡的衣櫃空了，堂屋裡的家具也空了。寫文章的人形容人家的貧苦時，經常說說「一貧如洗」，怎麼個「如洗」呢？說不清楚。我卻是從小就有體驗的。
家庭的情況太壞了，不說顧了上頓，沒有下頓，有時一頓也顧不上。母親經常領我到舅舅家去。大舅舅家久已絕了，還有三位舅舅。母親和二舅母最好，二舅總是說：「到我家來吧，兄弟三個，一家住十天，問題全解決了。」母親在二舅家的十天是住滿的，有時還要帶些糧食回家，在三舅、四舅兩家住上三兩天就回來了。所以我和二舅家的表兄、表姐最親，有昂然哥、仁溥哥，還有三位表姐。仁溥哥和我最熟，表姐不免遠一些。
不到舅舅家去，在家的半個月就不簡單了。有時從學校里放午學回家，可是午飯的影子還不知在哪裡。這時伯父家的本君哥早已吃飽了，打著飽嗝，把門拖得乒桌球乓地喊一聲：「媽媽，我去上學了。」母親看到我這瘦怯怯的孩子，給我十文錢壓低嗓子說：「孩子，你去搞一些吃的吧。」
我拿九文錢買三塊斜角餅，一文錢買醬油，再向醬油店老闆尹老伯討幾滴麻油，回到家中沖一碗麻醬油湯，蘸著斜角餅，總算吃個半飽，向母親說一聲：「媽媽，我也上學去。」這一天在蒙學裡死保住乙班第二的位置，把本君哥丟得老遠。
總要等到四點以後，放學的時候，才看到父親正在那裡等著我呢，我攙著他的大手回家。這一天他剛從元慶典回來，買了米，母親做好飯，我們開始吃飯，在我是第三頓，在父親和母親，多分只是第二頓。
父親的小房外邊，隔著板便是灶間，灶間由於燒草鍋的需要，不算太小，大約總有十平方米左右。靠板是一張小方桌，父親朝外坐，母親朝里，我坐著高凳打橫。父親座後是一缸天水，缸上老擱著一個笆斗，那裡儲藏著我們的糧食。從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起，到父親去世止，笆斗里的白米經常只有三四斤，有時不到半斤，因此笆斗老是有大半截空著，甚至全部空著。我總想笆斗太大了，換一個小些的，不就可以裝得滿滿的嗎？
母親有時也做些針線活。我的小棉襖經常是在立夏後拆開來，洗洗乾淨，算是夾的，一到秋末重新裝棉。不過她常做的是納鞋底，納一雙可得二三十文錢，是一種艱苦的勞動。記得一次二姑母要她納三雙鞋底，她很辛苦地勞動，五六天後納成了，趁我放學以後由我挎著籃子送到姑母家去。我迎著大北風，穿過龍盛橋廣場，到達姑母家裡，姑母反覆看了幾看，取出錢來，仔細數一數，給我二十文錢。我回去的路上，挎籃是空的，心裡也是空的。
在二舅舅家裡可不一樣，他是縣衙門的一個辦事員，生活還過得去。他平時不大在家，可是二舅母非常好，看到母親和我總是非常親熱。仁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五兒，還有三舅家的希之弟比我小一歲，小名七保，三個人經常在一處玩，旁人看見，有時喊一聲「五、六、七」。我們一道玩的時候也很別致：有時把木板架起來，搭成房子；有時挎著滿籃的斷磚碎瓦，爬到樹上將磚瓦扔到下面的茅坑裡；還有一次，我們找到一桿大秤，由我和希之弟把一條黃狗扛起，仁溥哥掌秤，可是黃狗不干，跳下來跑得老遠，向著我們汪汪地窮叫。
我們的頑皮好像並沒有引起二舅舅的不滿。相反，在春節後，衙門照例停止辦公，稱為封印，這時他會帶我們到城隍廟去。那裡有轉糖的、賣花燈的、擲骰子的、賭碗的。二舅舅最愛的是在糖擔子面前擲二十四孝。糖擔子上有一架玻璃柜子，裝滿了糖娃娃、糖魚、糖獅子等。糖娃娃最討人喜歡，有一尺多高，胖乎乎的。玩的人交錢後擲八粒骰子，一共擲十二次。按照一、二、三、四、五、六的順序擲下去。「個麼，兩個麼擲二，個二擲三，沒得三擲四，個四、兩個四、三個四擲五……」十二次以後如若擲滿二十四，糖娃娃是你的；不滿二十四，那麼交的錢便算完了。二舅舅就是愛這一門，有時居然擲到那座大家心愛的糖娃娃，便由仁溥哥捧回供著，總要過了端午，天氣暖了，娃娃快要融化的時候，才捨得分開吃掉。
還有一項打詩韻，這是成年人玩的。一張條子上寫一句七言詩，中間空一個字。旁邊列著五個字，一個原句有的，其餘四個是搭配的，要配得好，和原句相稱，甚至更好一些，那時由大家猜，把錢押上去。待到把條子全部揭開來，猜得對的一個陪三個，猜不對的就乾沒了。這個玩意兒也很吸引人，記得我在三十齣外的時候，有一次同仁溥哥同去，揀著一個座位坐下。恰巧這一天的詩句全是用的《明詩別裁》，多分我背得出，因此贏了不少錢。擺詩韻攤子的有些急了，趕忙換詩條，還是一樣。我們贏得太多了，最後把錢一推，都還了他，兩人揚長而去，因此留下了一些好印象。我還作過一首詩：
射詩行
東風醉射窗間綠，紫暖紅酣睡未足，金猊細飄龍腦香，夢魂乍醒楚江曲。城南李二踉蹌來，春城小巷相追陪，豪情動宵酒能賭，逸興凌雲詩可猜。六字常易一字難，安排妥帖別辛酸，刳肝抉腎不足計，鏤金錯玉等閒看。一客高吟忽搔首，一客攢眉仍箝口，摩挲彌明侯喜鼎，斟酌龜蒙襲美酒。字險句僻人不知，袒臂赤手捉蛟螭，有時會心忽相顧，舉子欲下未下時。勝固可喜敗不恥，笑罵今人真豎子，平生心折李杜韓，後有賢者賈島耳。回首卻憐熹桓中，漢家儒生動上公，三十雕蟲不稱意，明朝還臥洛陽東。
話得說回來，在我十歲那一年，正月中間，三哥從姜堰回來了。據說是他孩子氣太重，因此老闆把他解僱了。孩子氣是有的，這應當是上一年的事，那時他實際剛滿十八歲，為什麼要斷送他的前途呢？窮人家的孩子，總得裝死，做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樣子，否則就要請你站開，多麼稀奇的社會！
泰興縣辦有襟江小學，一所高等小學。因為辦在東門，學生多半是二十幾歲死氣沉沉的半老頭子，一般人都把這所小學稱為東門大學堂。蒙學堂辦滿一年，那裡來招預備班，甲班學生全部升送，連帶乙班的前二名也送去了。這一來，我的同班生除了薛汝漢以外，還有金書樵、聞季繩、孫超俊、楊鑫源、周序千、耿迺寬、張維翰、戴諧等。金書樵是金冶卿老師的兒子，後來做過吳江師範校長。聞季繩是一個才氣橫溢的人物，在北洋軍閥割據的時候，做過河北省的縣長，及至孫傳芳過江，他正在家，因此又做過泰興縣長；下台以後，在家閒居無聊，他又要搞書法了，曾來找我談篆隸；後來據說是自殺了。孫超俊學陸軍，戴諧學海軍，以後都失去了聯繫。楊鑫源是一位代書的兒子，同班的時候，好打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引起耿迺寬的不滿。耿迺寬也是打架能手，尤其他那高聳的額角，在頂牛的時候，起了極大的作用，最後終於把楊鑫源打敗；耿迺寬後來曾到當鋪里拌過貓兒魚，認識到這是摧毀青春的牢獄，終於自我解放出來。我們成為極好的朋友，直到今天。周序千是周潤甫老師的兒子，後來學醫，做過後方陸軍醫院的院長，在抗日戰爭初期，安排醫院遷出以後，自己來不及退卻，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獲，他寧死不屈，日寇把他系在馬腿後面，縱馬狂奔，使他遍體鱗傷，終於為敵人所殺，這是一位愛國烈士。張維翰在同班的時候，功課最好，和薛汝漢一樣下落不明。我在同班中年齡最小，在鬥爭中是弱者，只能起一些搖旗吶喊的作用。我能盤腿打坐，是孫超俊教的，到今天還能做到。
我參加預備班還有一些曲折。父親聽說要到學校寄宿，心想孩子名為十歲，其實只有八歲三個月，自己都不知道寒暖，那怎麼成呢？二舅舅的大孩子李昂然也在上學，有個照應，這一層也還好辦。可是他聽到不但不收學費，還由學校供給三頓乾飯，就很不願意，他想我的孩子怎能平白地吃人家的乾飯呢？他老是不肯放手，最後還是周老師派他的兒子序千到父親那裡再三動員，他這才同意。
襟江小學雖然只是一所小學，可是因為是官辦的，無論知縣官怎樣開明，總是官氣十足。領導就有好幾位，最高的是校長，由龍璋兼任，在開學那一天到堂，戴著墨晶眼鏡，滿口的「學同學同」——學堂。其次是堂長，就是那位到十幾家當鋪吃磕頭飯的翰林公。這一位有時也來，可是我只看到一次，其時一位理髮師在那裡剃他那肉光光的大腦袋。第三位是提調，堰頭的紳士陳雨人，胖乎乎的，並不管什麼事。第四位是稽查，本城的俞瑟兮，七十左右了，因為他排到第四，所以也還到場，在四周打一轉，算是職守所在，盡心盡力。第五位是監督，大約是實際負責人了，是周潤甫老師。周老師是日本留學回來的，除了關心校務以外，還得為日本老師當翻譯。平時開飯的時候，他和我們同席，對於學生，尤其是我，也很照應。後來我從四川回來，已經五十開外了，他還是念著我這個學生。
那時由高等小學生里派來三位兼任我們的教師，一位張於琦老師，一位季老師，名字記不清了，一位季述先老師。雖說他們只是高等小學的學生，但年齡久已超過二十歲，而且在鑽研業務方面，也各有成就，尤其那位季老師，經常捧著一本日文字典進行翻譯，這是很少見的。
除了他們以外，還有一位日本人鈴木老師，他教日文、體育、音樂。鈴木老師來此的時候，還帶著妻子，他們住在學校河東的一所宿舍，收拾得很乾淨。我們曾去拜訪過，鈴木夫婦都很和氣，還請我們吃雞蛋餅，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異國風味。甲午戰爭至此已經十一年，《辛丑條約》至此也已經六年，但是那時有些青年總覺得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種，儘管他們打敗了我們，割去台灣，還向我們索要巨額賠款，他們總覺得這是清王朝不爭氣。就是我們所聽到的那首《天下榮》的歌詞，也只說「天下榮，丈夫爭戰功；天下樂，英雄破敵國。……最可尊，一種愛國心；小日本，與俄戰東北……」當時有人總是希望日本出來領導東亞，對於歐美的進攻，作頑強的抵抗。這不是我們的屈辱心理，在普魯士制止巴登、符騰堡，擊敗奧地利以後，就是它領導德意志民族，擊潰拿破崙第三的。當然，事情不是這樣簡單，中國是那樣龐大，清政府是那樣腐敗，不是區區日本三島領導得了的，但是在甲午戰後，特別是《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有些人總是向往日本，每年成萬成十萬的學生到日本留學，他們帶回來的不僅有日本的雞蛋餅，而且有對於日本的殷切屬望。日本人應當如何地珍惜中國人民對他們的厚望！相反，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卻揮著沾滿血污的屠刀，進攻中國，首先是跟著歐美後面，舔著腥臊的殘血，後來是張著充血的凶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終於備嘗屈服投降的奇恥大辱。我這一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見證，二十世紀初年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殷切屬望，以及日本帝國主義者拒絕中國人民充滿友誼的握手，報以殘忍的屠刀，我都是親眼看到而且切齒痛恨的。
襟江小學把它的前身襟江書院的書齋保留下來，作為學生臥室。中間的大樓作為藏書樓，樓下是辦公大廳，前面是禮堂，大體保留著原來的樣子。向西拐角是兩間自修室，都很寬敞。前面是六座大教室，左右各三室，中間一道風雨走廊。教室也很寬大，桌椅是新式的，尤其是那兩塊大黑板，用木葫蘆懸著，一上一下地推動，竟和七十年後有些大學的情況一模一樣。如此說來，似乎不能取信，但是實有其事，不能不信的。
從禮堂向東，拐角是一片大操場，靠河邊是觀象台，大約一丈多高，四丈多寬，這只是一座空闊的高台，給大家開開眼界，沒有什麼設備。操場北邊是膳堂和廚房，中間隔著一段空地以免塵埃侵入。廚房向左是浴室，這是完全中國式的，有大池、二池、小池，外邊還有衣帽間。
當地人把這所學校稱為大學堂，倒並不是什麼諷刺，地方本來就大嘛。除了我們這些預備生根本不在話下以外，學生年齡也大，有二十乃至三十多歲的，是不是有四十歲的那就不清楚了。他們的思想有些也很落後。記得有一位姓李的，發下的數學卷子答不上來，就在上邊寫了兩句：「欲攀天上千秋桂，須讀人間萬卷書」，「千秋桂」很清楚，他想做官；「萬卷書」就不那麼容易，因為看到萬卷書的人究竟不多，大約只是一句空話。
家裡灶披間山牆外邊還有一些空地，種著月季、川芎和藿香。灶前是一棵大石榴樹，客廳前有壽星桃，都長得很好，結實纍纍，可惜春天是吃不到的。3月初，川芎和藿香長勢也好。雖然只有三兩株，母親和我把川芎剪回來，切碎，拌著芝麻油和醬油，非常清脆和馨香。藿香的作用更大了，把葉子摘下來，蘸著白麵糊，可以煎餅，聽到油鍋里吱吱的聲音，令人垂涎，這是3月中旬的事。
1904年初冬，父親的精力越發衰頹了。往常喜愛清晨散步，現在很少散步了，經常躺在家裡。冬季是一個摧殘衰年的季節，父親更是不出去了，臉上紅酣酣的，這可不是健康的表現，而是衰竭的預兆，但是母親和兩位哥哥都沒覺察，我也沒有覺察。父親沒有病而是衰竭，衰竭，衰竭。到第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一切都枯了，萎了，死了。沒有醫，沒有藥，沒有任何吩咐，父親就這樣拋下了五十年的歲月而死去了。
這一日我還在校，清晨三哥把我喊回。怎麼辦呢？大哥在家，一切由大哥做主，賒了一口三三五的棺木，把父親殯殮了。三三五是棺木的級別。泰興棺木是有級別的。最好的稱為兜底三，就是上、下、左、右都是三段杉木做成的。中等的是三三五，是上邊和左右都是三段，下邊是五段。下等的稱為薄皮材，那就差得遠了。
棺木是賒下的，到第七天還得開弔，親戚送禮，當然也得招待。儘管我家已經精窮，招待是不能沒有的，僧人的齋事也是不能沒有的。頭七以後還有五七，招待、齋事，一切照舊。棺木的錢還欠著。這個錢是不能拖延不還的，否則父親睡在人家施捨的棺木里，我們拿什麼臉面見人呢？大哥的辦法是請會。由七家親友共同出錢，最後由我家分年清還，這叫做至公會，確實具有支援的意義。有時親友十家，每家出款多寡不同，從十五元到六元，一共是一百〇五元。前後十年，請會的在第一年年終代頭會支出十五元，以後逐年遞減，至總數一百〇五元為止，所以經過十年，儘管使用了一百〇五元的巨額，實際上用不著支出分文的利息。我們不難看到，在執行這些會的全部過程中，請會的人固然得到極大的支援，參加的會友也沒有什麼損失。
父親去世了，經過一段沉痛的日子，一切都回到正常情況。大哥仍回布莊，三哥也找到了工作，我仍然上學。母親在家依舊納她的鞋底。一切照舊，可是沒有了父親。我們把刻骨的悲痛，化作永遠的悼念。陰雨的早晨，伏在父親的柜子前面，是誰給我指點《三國演義》里的人物呢？放學回家，是誰在校門口接我，攙著我的手呢？是誰提醒我上學不是為的考狀元呢？一切都感到空虛，都是那樣地沒有著落。而今川芎沒有了，石榴沒有了，壽星桃沒有了。為了懷念我的父親，我在書齋後面種著藿香，每年三四月里總要嘗一嘗藿香餅的滋味。
夏天到了，昂然哥畢業了。當時在襟江小學，畢業是一種特大的榮譽。送喜報的人把喜報送到二舅舅家裡，首先在門外轟隆轟隆地放一陣土炮，這才跑進堂屋磕了頭，把喜報貼在門口，上邊寫著：「捷報——學報，貴府少老爺峻基（昂然哥的學名）蒙泰興襟江小學校長龍、堂長金考試及格，錄取優等第×名。特此叩報。」這是一件喜事，送報人受賞退出以後，親戚朋友都向二舅舅和二舅母道喜，昂然哥也向他的父母道喜。在這一年夏天科舉廢了，但是科舉的一切流毒正在借著學校的制度傳播下來。
科舉的流毒，經過批判，現在大家都清楚了，但是在清朝末年還很不清楚。考取秀才以後便屬於另一個階級，他們算是黌門子弟，不再是小民了，見到縣官的時候用不到下跪，即使犯了錯誤，只要沒有人命關係，拼得由縣官上報，革去秀才的名義，也就沒有什麼大罪。父親不是為了賣房找價，被張姓喊齊狗腿子，準備給他一頓毒打嗎？大哥認定這是奇恥大辱，由於他自己和三哥沒有希望考秀才了，因此希望我好好上學準備畢業以後，再給張姓一頓毒打。橫豎那時高等小學畢業相當於一個秀才，見官是用不到下跪的。大約那時家中對我都抱著這個希望，我卻什麼都不懂，本來不認識張家人，覺得父親既是安然走開，也就沒有什麼痛恨。哥哥們如若去打，要我頂名，我也會同意，可是既然根本沒有什麼恨，現在連這位張姓究竟叫什麼也忘去了。
科舉廢止了，從此出路只剩得學校一條。官話雖是如此，其實也不盡然。清朝末年，只要捨得花錢，由捐班出身的上去很快，錢出得越多，官做得越大，正同生意買賣一樣，貨真價實，沒有絲毫猶豫。這才為清王朝的加速覆滅準備了條件。
1905年10月下旬，小小的泰興縣又看到一次大動亂。學校陸續辦了一些，但是在群眾中沒有必要的思想基礎。有些農民還很看不慣。捐稅多了，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廟宇毀了，動搖了一些人的信仰；尤其是部分土豪劣紳，乾脆把廟宇吞沒，作為自家的財產，更激起了人民的義憤。襟江小學堂長金先生的私宅，就是這樣從南草巷擴大到蘇家巷的。人民的怨恨累積、擴大、熾熱，終於爆發了。四鄉的農民掮著釘耙、鋤頭、扁擔，從各鄉各保，蜂擁進城。他們的目標，是襟江小學。抵抗是沒有用的，彈壓更加談不到，他們乒桌球乓，把這個學校打了一個稀巴爛。教師學生跑了一空，沒有受到打擊，像我這個十歲的孩子更加不是他們的目標，迅即走到家裡。因為不久就是我的生日，母親拿著一個篾絲小籃和我上街，幸虧燒餅店沒有關門，買了半斤麵條，在人潮洶湧中回家。
三哥聽到這件事後，迅即到學堂里把我那小小的鋪蓋捲起，掮著書箱回家。學堂是搗毀了，一時談不到復學，我蹲在家裡，有時也看看書。除了手抄的課本以外，還有《史論啟蒙》和家中原有的孫月峰批點的《柳宗元文選》。五十年以後，我在大學教古典文學的時候，選授他的《封建論》。
在那個小小的書箱裡還發現了《四書義》。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家裡沒有這兩本書。是不是在搗毀學堂當中，搞得書籍滿地，有人把書塞進我的箱子呢？不管它，好在早一年我已在作文的時候把《四書備旨》抄爛了，現在多兩本這樣的書，沒有什麼稀奇。在《三國演義》《史論啟蒙》《柳宗元文選》以外，再有這部《四書義》也還別致。冬天沒有事做，看看也沒有什麼問題。
父親的死亡，使家庭成員的思想意識起了一定的變化。母親從古老的社會過來，是講究三從四德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當然是指的長子，因此大哥的地位突然提高，遠遠高過三哥和我，也高過母親。他有時很專橫，他的主張是沒有人駁回的。三哥呢，本來有些孩子氣，現在變了，他有肩膀，有決心，總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呢，還只有十歲，但已經不是幼子而是幼弟了；幼子是撫愛的對象，幼弟卻是教育的對象了。我雖然還不明確，但是具體的情況，不能不給我以進一步的了解。不過我主要還是讀書，有時也和仁溥哥、希之弟一同玩。我同本君哥的關係是疏遠的。
1906年到來，又是一年了。襟江小學恢復，但是預備班沒有了。這時長三伯的兒子步二哥回家，他是考進將備學校的，大約長三伯母不很樂意這條道路，因此把步二哥找回來。他辦起一座初等小學，起初在他家裡，後來改到茅公祠，稱為幼幼小學。
步二哥教過我們，他為我們講《鄒忌諷齊王納諫》，到今天我的《古文觀止》上還留著他的朱筆圈點。及至茅公祠以後，分為三班，我在甲班，同班的有張漢章、蔡蔭溥、楊挹光、楊渙墀、朱元鋒等，大約二十多人。張漢章是步二嫂的弟弟，因此這個班的第一名是由他包定的，誰也沒有想到和他爭執。他比我們大得多，大約十七八歲，有時不高興上課，還可以到鴉片館去抽鴉片，這是公開的秘密，也沒有人和他理論。蔡蔭溥十四歲，很能幹，也很用功，他和我爭奪第二名達到白熱化程度，可是我們之間的感情還是很好的。他後來學水利，成為水利專家，在北京工作，可惜我到北京的時候，沒有看到他。楊挹光中年後，在上海光中染織廠擔任人事工作，為資本家服務。元鋒是步二哥的兒子，和我同年。
茅公祠是紀念明代的一位御史的。在沒有辦起幼幼小學以前，一度只是地方上的廢廟，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小學停辦以後，用作電報局、鎮公所，後來改為電影院。
甲班的教師汪民甫老師是一位廩生。在科舉時代，縣學生分為三級：一廩生，近代稱為公費生；二增生，近代稱為自費生；三附生，近代稱為備取生。增生、附生都是秀才。廩生也是秀才，稱為廩生，是一種突出的意思。廩生有一定限額，在有人考取舉人或出貢以後，照例由增生調補。汪老師本來應當調補了，一位增生通過人事關係爭取超前補上，這一下汪老師號啕大哭，才能補廩。這件事不知怎麼由蔡蔭溥傳開了，可我是很同情汪老師的。
汪老師有才具，那時上衛生課，連教本也沒有，汪老師上課的時候，對著黑板沉思了一下，在黑板上寫道：
晨鐘初動，蒼蒼涼涼，披衣甫畢，日上三竿。起問可中？中已久矣！……
現在看來，字句不一定很合小學生的要求，但是確實經過鍛煉，是一種優美的詞藻。汪老師還有一首五言詩，是詠校中的木瓜樹的。這一類果木很難成長，能到兩丈內外，顯然是經過漫長的歲月了。汪老師的詩是：
茅公古祠宇，老樹何蒼鬱，飽經三秋霜，凜然昭勁節。天寒氣未衰，心空血猶熱，禁中多少樹，紛紛落黃葉。
茅御史名大芳，是明代建文皇帝的屬官，1402年燕王棣奪取南京以後殉難。從現代的歷史觀點看，在封建王朝內部鬥爭中，無論怎樣地殺身成仁，其實只是為封建王朝盡忠，對於人民沒有多大的關係，並不值得歌頌。不過汪老師這首詩卻是聲調鏗鏘，令人起敬的。
老師的主要精力，貫注在他為我們講的《左傳》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給我們講晉侯之弟揚干一篇，在他談起魏絳有罪不逃刑那一段，真是有聲有色，把尊重法治的精神全部傳達出來，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後來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這種精神起了鼓勵作用。
到了1907年，清政府也看清自身危在旦夕了，大臣中有頭腦的都知道滿洲八旗沒用了，綠營沒用了，湘軍、淮軍沒用了，但是他們還迷信武力，認為有了武力就有保障。武力在哪裡呢？他們想起日本、德國、法國都實行徵兵制，征了兵，就有武力，就不怕外國人，更不怕革命黨。征哪些人呢？他們認定撇開兵油子，從一般人民中徵用，就能起保證作用。他們提出要在全國征編三十六鎮。現代是師、旅、團，那時稱為鎮、協、標。江蘇省成立第九鎮，由徐固卿任鎮統。同盟會認識到這一點，指定會員趙聲加入，後來做到標統。要練兵，先得徵兵，由步二哥的一位同班同學到泰興來主持。三哥的思想早已起了變化，和步二哥一商議，再和徵兵委員一談，就應徵入伍了。臨走的前夕，三哥和我談起他有了辦法，首先要肅清口岸的青幫。那時我還小，不知道青幫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必得肅清他們。
後來，才知道青幫是一種流氓無產者的組織，即使其在明清之際，多少有些進步的作用，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之初，已經純粹成為反動派，或反動派的幫凶。徐寶山、徐寶珍是青幫，黃金榮、蔣介石也是青幫，泰興的蔡鑫元是青幫，忠義救國軍是青幫。在清王朝崩潰前夕，徐寶山這一夥，盤踞在泰興的口岸和江都的沿江一帶，是這裡的大害。凡是得罪了他們的，就會有人暗地裡把他背到江邊，扔下大江。三哥肅清青幫的主張確是有鑒於泰興的具體情況，但是他的視野，這時還僅僅限於泰興，沒有看到中國，沒有看到世界。他對於階級社會的禍害，更沒有認識。人的視野是不斷擴大的，人的認識也是不斷加深的。
大哥名世淦，字麗生；三哥名世瀠，因為他生於光緒十三年（1887）閏四月，所以字閏生。我們這一輩是世字輩，因此我名世溱，在幼幼小學讀書的時候，汪老師用「東里子產潤色之」這句成語，為我取字東潤。徵兵出江的時候，各校學生全部出發，送到城外，給他們全部贈予紅旗，在清朝的時候，這樣的歡送是非常罕見的。
我在幼幼初級小學畢業以後，1907年春天，襟江小學招生，我去應考，這一次錄取第一名，實在有些意外。那次的試題非常特別，大意是問孔子在陳蔡的時候，歷舉門徒十名，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曾參不與其列，為什麼後來說唯有曾參把他的一套本領接下來了呢？我因為讀過一本《四書義》，那裡提到曾參那時年齡還小，不在門弟子之列，後來才把儒家那一套理論接過去的。這個問題，全場都沒有答上，我憑著那本書居然答上了，所以在同班中得到一些重視，其實是偶然的。
這次同班同學有丁西林、張迭生、梅澹若、李仁溥、蔡蔭溥等。丁西林考的第二，後來留學英國，回國以後，在北京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但是卻以獨幕劇《一隻馬蜂》得名，之後做過對外友好協會的副主任。張迭生也到過英國，回國以後，辦過光中染織廠。梅澹若、李仁溥，還有不同班的常健東都在無錫讀第三師範，後來在家鄉擔任小學教師，都很有名。此外還有一位楊叔鼐讀過兵工學校，我離開廣西第二中學的時候，推薦他去接班。
大約在這一年，龍璋已經離開泰興，金先生也到外省做官去了，因此小學裡的五位領導也起了變動。堂長是另一位翰林公沈海邱。這位堂長也不常到校，他白天在家裡埋頭抽鴉片，把校務交給吳筱山，吳的地位相當於後來一般學校的監學或教務主任。我們這一班分在兩個自修室里讀書，由學校另派兩位高班生來照應一切：一位是周之德，一位是李煦春。煦春在泰興解放後，做過泰興的副縣長。我們之間的關係很好，我把他當作老師，他把我當作同班，總算是各盡其道了。周之德後來擔任過鄉長，多少有些魚肉鄉里的惡名。那時我們的國文教師是一位卞老師，據說本來和周之德同班，後來調作新生的老師，可是周之德還只是一個學生呢，妒忌、仇恨都在心裡煎熬著。恰好這位卞老師給我改作文的時候，改了一個字，卻沒有把原字塗去。機會到了，周之德決不放鬆，他把這個字掛了一鉤，改上的和原有的連在一處，句子不通了。他撮弄我去向卞老師請教。除了目瞪口呆以外，卞老師一句話也說不出。這還行嗎？由周之德為首，這批大學生一直鬧到沈翰林家裡，終於把卞老師撤職，把蒙學堂的李燕貽老師調來，一切才得太平。我對於李老師是尊敬的，但是我對於周之德的作風卻非常痛恨。
暑假快到了，仁溥哥和我從小是一起玩的，現在同學了，但是依然是小孩。學期考試前夕，我們約好要好好讀一下夜書，可是6月中旬的月光特別吸引人。我們想一下，看看月亮，也沒有大關係，因此同到操場去。跳遠、跳高、賽跑，好玩的事情多得很。紡織娘也在叫喚，去看一下吧。我們聽著聽著，總想去捉幾隻玩耍。一隻、兩隻，我們捉了好多。月光還那樣皎潔，把我們的影子照在地上。真有意思，我們不是讀過嗎？「人影在地，仰見明月。」時光已經不早了，還得讀夜書呢！趕忙跑回自修室，大夥已經去睡了，還有一兩個沒睡的，也正在收拾書包。明天要考試，書是不是還要讀？是要讀的，但是自修室的燈就要滅了，總得趁沒有熄燈以前走回宿舍吧。疲倦啊，可是還有明天。明天怎行？不要緊，在到教室應考以前，不是還有一些時間？總不會來不及看一看吧。這一晚我們表兄弟就是這樣讀夜書的。第二天早晨，考試之前，收拾筆墨，實在擠不出時間看書了。算了吧，我們本來不一定要考第一。
我們就是這樣準備考試的。幸虧老師照顧，考試成績還不太差。現在回想起來，孩子只是孩子，太高的要求有什麼必要呢？
暑假開始了，我又到鞠家巷季鷹哥那裡去補習。季鷹哥是一位遠房弟兄，和步二哥一樣。他是在上海南洋公學中學部讀書的，暑假回來，搞了這個補習社，主要還是為他的嫡親侄子遺生。季鷹哥親兄弟四人：老大伯雄哥在山西做官，那時還沒有孩子；老二早死了，因此遺生算是兩房共有的孩子；老三住在鄉下，我沒見過；老四是季鷹哥。這一支由於出了一個做官的，大家都讓他們三分。季鷹哥一邊上學，一邊還得經管家務，所以特別忙。關於季鷹哥還有一段故事，因為他是個大麻子，所以又稱四麻子。一次他去照相，取回相片以後，一看麻疤滿面，他發急了，決心要去搗毀照相館。做官的人家這樣做，在當時並不算意外，幸虧他的二嫂出來力阻，照相館才算免了一場災禍。
補習社並沒有什麼學的，不過讀三兩篇古文，交兩篇作文，此外便是讀英文了，英文在襟江小學已經讀過，並不太難。只記得有一篇說什麼一位廣西人遇到一位廣東人，這位廣東人是帶著老虎耍雜技的，如此等等。我總覺得好好的中國老百姓，偏是那麼「曠洞、曠曬」的，有些彆扭。
在秋初的時候，季鷹哥和大哥說開了。他再三指出在泰興上學沒意思，不如到上海去，南洋公學，是如何如何地有名，附屬小學又是如何如何地出色。大哥是店員，工資有限，即使三哥便中帶一些錢回家，那更是微薄得可憐。我在襟江小學也是一樣讀書，首先不用繳學費，即使伙食比兩年前差一些，每天還有兩干一稀，早晨外加四個燒餅，都由學校免費供給。此外，筆墨紙張，再加幾本書，總還有限。因此大哥很躊躇。季鷹哥兩片厚唇皮一上一下地糾纏著：「麗生哥，你為什麼這樣煩心呢？到上海去，老六可以進一個好學校，這不是很好嗎？至於用費有限得很。我們弟兄，雖遠不遠，大家幫助些，不成問題的。」
大哥是一向固執的，但經季鷹哥的再三勸導，卻不由他不同意。好在還早呢，入學以前還要經過一番考試，是不是考得取，誰都沒有數，因此他同意讓我先去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