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三　專制主義統治與臣民的心理狀態

中國思想史上的法家是以主張法治而得名的。 法家以法治反對儒家的德治。認為「奉法者強則強國，奉法者弱則國弱」。法治之所以能興邦，在法家看來，是因為法治最公正，即如韓非所說：「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因此，法家以「法不阿貴」，「刑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而自譽。 其實，儒家主張德治不是純粹的德治，法家主張法治也不是純粹的法治，都是德、法兼而用之。所不同者，儒家強調德治，法家強調法治，兩者側重點不同而已。自秦王朝以後，儒家逐漸取得獨尊地位，從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德治淹沒了法治，使中國成為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今天，我們都明顯地感覺這一缺憾。 在我們對法家的法治給一定的肯定的同時，必須指出法家的法治，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專制主義的法治。 無論法家怎麼鼓吹法治公正，「不阿貴」，但是，法家卻讓法在君主面前卻步：不是法治約束君主，而是君主獨攬法權；不是法大於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這就是君主專制的法治的本質特徵。 韓非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這是韓非主張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簡要概括。「聖人執要」，這裡所說的「聖人」是指最高當權者，這裡所說的「要」，就是指「法」。 為什麼君主掌握了法就抓住了要害呢？這是因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所以為了彌補這三個「不足」，故君主要「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韓非子•有度》） 簡單地說，「法治」就是君王按照法實行賞罰。賞與罰是儒家德治的「二柄」，也是法家的「二柄」。所謂「執要」，就是君主要獨握「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韓非子•二柄》）韓非提出去「五壅」（《韓非子•主道》），防「八奸」，都是企圖杜絕君主失其「要」。「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其者，皆非己有也。」（《韓非子•八奸》）這就是說，君主不執法治之要，有國也等於無國，不是亡國之君同於亡國之君。 應該說，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完備的。例如，法由誰來制定？按照什麼程序制定？都被忽視了，未做任何闡述，只是一味強調君主獨執法要。這就必然將製法權、執法權都集中於君主。這樣的君主對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殺予奪之權。法管不了他，而他高於法、大於法，他就是法的化身。這樣的當權者無疑是專制主義的獨裁者。 這樣的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君主最容易濫用權力，自己作法自己違法，最容易感情用事偏聽偏信，為結黨營私和盜竊國柄的「當塗之人」所包圍。因而，也就最需要「智法之士」向他急言直諫，藉以匡正君主的錯誤處置。但是，臣下與具有權威的君主，最難相處，最難溝通思想，最難對話。「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處，便遭殺身之禍。為此，韓非所作名篇《說難》。 韓非將君主比作龍，龍「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矣」臣下向君主進言如「嬰逆鱗」，是多麼危險呀！韓非在《說難》中列舉了可能發生的七種殺身之危險和八種猜疑。 七種「身危」：（1）無意中點破了君主內心的機密者，「身危」；（2）察知君主借一種公開的行動以掩飾內心的另圖者，「身危」；（3）猜測到君主內心的謀劃而有泄密之嫌者，「身危」；（4）與君主感情不深而進言奏效者，「身危」；（5）借宣揚「禮義」，以抖出君主毛病者，「身危」；（6）謀略得當君主獨占其功而知其謀者，「身危」；（7）要君主做他不願做的事，要君主停止他不願停的事，「身危」。 八種猜疑：（1）與君主議論大臣有離間之嫌；（2）與君主談論左右侍從有炫耀自己權勢之嫌；（3）誇獎君主所愛有找靠山之嫌；（4）談論君主所惡者有試探之嫌；（5）說得直截了當有笨拙之嫌；（6）說得細緻周詳有瑣碎之嫌；（7）陳述簡略有膽怯之嫌；（8）暢所欲言有傲慢不恭之嫌。這八種猜疑同樣也埋伏著殺機。 七種「身危」和八種猜疑，不得不將進言者置於「說難」的境地。左右為難嗎？不夠；是「八面埋伏」的難嗎？也不夠。按照韓非的說法，應是面臨十五種殺機的超級之難。 處在這樣困境中，既要進言又要避免殺身之禍，怎麼辦呢？韓非就要進言者在君主面前講假話、講違心話。在這方面韓非列舉了十三種： 第一，進言者應誇讚君主自己認為得意的事情，掩蓋他認為羞恥的事情； 第二，君主急謀私利，進言者應將私利說成合乎公義，並縱容他大膽地去干； 第三，君主有卑下的念頭，想干而又有所顧忌，進言者就要故作姿態，抱怨他為什麼不去干； 第四，君主想做實際做不到的事，進言者不要硬頂，而是揭示這件事的缺陷，稱讚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主想要誇耀自己的才智，進言者就應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據，而不要假裝不知道； 第六，進言者要為人說情，既必須用好的名義加以闡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主私利； 第七，進言者要勸阻君主做危害社會的事，不僅要說明做此事定遭議論，而且還要暗示此事有害於君主本身； 第八，假如君主不喜歡露骨的讚譽，進言者就讚譽與君主思想行為相同的另一個人，藉以達到間接讚譽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主有同樣卑污的行為，進言者必須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飾，說他沒有什麼過失。藉以達到間接為君主飾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主遭到同樣的失敗，進言者必須否認有什麼失敗，藉以達到間接挽回君主面子的目的； 第十一，君主在誇耀自己的能力時，進言者就不應勸他做辦不到的事，以免讓他露馬腳； 第十二，君主自以為勇於決斷，進言者就不要揭他在這方面的短處； 第十三，君主自以為謀略高明，進言者就不要指出他在謀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韓非教人在不同的場合講不同的假話、違心的話之後，他卻做了一個重要的申明。他說：「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即是說，假話將我們的言論看成是教人在君主面前做奴隸，低三下四地講假話、講違心的話。然而，只要這樣做能達到振世救弊的目的，就不算恥辱了。 韓非認為君主的周圍有兩種人，一是「當塗之人」，一是法術之人。這兩種人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都要講假話、講違心的話，也可以說在君主身邊沒有不講假話、違心的人。所不同者，只是一為私利而為，一為「振世」而為。韓非支持後者，反對前者，這大概就是韓非還不算心術不正之類的緣故吧！ 講假話、講違心的話，不敢講真話，是出於怕，而在操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的專制君王面前又不可能不怕。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講假話、講違心的話的根子在於對專制主義的畏懼。韓非寫《說難》，公開傳授講假話、講違心的話的技巧，鼓勵以「振世」為目的法術之士用講假話、講違心的話的技巧去與專謀私利的「當塗之人」爭奪君主的信任。可謂用心良苦矣！ 法家思想，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不居統治地位，但韓非宣揚講假話、講違心的話的技巧在中國卻有生存的土壤，因為中國被專制主義統治了幾千年。以後，專制主義制度雖然被打翻了，但是，它的影響還很深。 看來，講假話、講違心的話，不完全是個人的品質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社會制度問題。中國古代社會官場上盛行講假話、講違心話之風，實質上是畏懼專制獨裁的心理狀態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