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十 失掉後台的改革者
李泌、郭子儀都不是改革派，他們的本領全用在維持局面上。改革派是另一種風貌，他們要向危局挑戰，信心百倍地去解決矛盾，而不是迴避矛盾。但是，在專制主義統治下，改革派和維持派有一個同樣的弱點，都離不開皇帝這個後台。
當王安石登上歷史舞台時，宋王朝已處於積貧積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決心以改變這種狀況為己任。他確實有足以憑藉的才識，在未上台之前，歐陽修、文彥博、司馬光、曾鞏等無不欣賞、稱讚、推崇他。他確實有不怕千難萬險的氣概。北宋朝廷盛傳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這樣三句口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有意置王安石於社會傳統思潮的對立面，以這三句作為一道「策問」，對謀求「館職」的人進行考試，為此，神宗問王安石說：「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王安石沒有正面回答有無，而是作了不無新意的解釋。他說，陛下「每事唯恐飭民，此即是畏天變」。實際上，王安石確實認為「天變不足畏」，他曾說過：「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他又說：「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從之，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他更是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199)
王安石這樣有膽有識的改革家，在待價而沽，有哪位皇帝敢用他？仁宗慶曆七年（1043），王安石作《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群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200)在王安石當了十八年地方官之後，於仁宗嘉祐五年（1060）進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認為向皇帝獻出他的治國方略時候到了，於是於第二年向仁宗皇帝上萬言書，雖然不為暮年的仁宗所賞識，但是，作為改革派的王安石在朝廷內外亮相了。有人預見到王安石將要作為改革派登上政治舞台，開始造謠中傷他。如洛陽城天津橋上慘聞杜鵑聲，預示不二年南士為相，「專務變更」(201)，天下將亂，又有人假託蘇洵作《辨奸論》，將王安石不倫不類地比作王衍、盧杞，又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什麼面垢不洗，衣垢不瀚，「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202)這預示著王安石登上政治舞台是挾雷帶電滾滾來，必然要爆發震撼整個社會的大風暴。
英宗在位四年，正值王安石在江寧結廬守孝，喪期過，神宗即位，天賜良緣，王安石遇到了支持他變法的皇帝。
王安石出眾的才學和治理地方的政績，使他已名噪社會，當時士大夫「恨不識其面」(203)。神宗在做太子時不僅有所聞知，而且還讀過他的《萬言書》，欣賞他的才幹，「想見其人」(204)。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學士，「越次入對」(205)，神宗本以唐太宗為榜樣，王安石認為唐太宗不足學，「當法堯、舜」(206)。王安石心目中的堯、舜是什麼樣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過，王安石的話使神宗擴大了眼界，從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謙和而又充滿希望地說：「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207)隨即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兼新建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薦呂惠卿，開始推行新法。
王安石變法堅持了十六年，變法的內容廣泛，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等。漆俠教授將王安石變法的全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自熙寧二年（1069）初王安石執政到熙寧五年（1072）夏行市易法之前，是為第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反變法派圍繞著青苗、免役兩法向變法派進攻，形成變法鬥爭的第一個大浪潮。對變法猶豫、不堅定的分子，或放棄自己從前的主張，或離開變法派，從側面或跟反變法派一道向變法派進攻。但鬥爭的結局卻是：反對派遭到很大的失敗，變法改革得以廣泛地進行。自熙寧五年（1072）行市易法到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罷相，是為鬥爭的第二階段。在這階段，改革愈益深入，宋封建統治力量（對內對外）已有所加強。宋的北方敵對力量遼國因宋加強邊防實力而故意挑起釁端，要求『議界』，反對派趁著這個有利的機會，並同大商人和皇親貴戚結成聯盟，向變法派發動了兇猛的攻勢，形成了反變法鬥爭的第二個大浪潮。變法派抵擋住了內外敵對力量的聯合進攻，維持住了變法改革的局面。但在這個猛烈的打擊下，變法改革顯現了停滯，變法派內部則因而日趨分裂，最後王安石罷相，離開政府。自熙寧九年（1076）底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到元豐八年（1085）春宋神宗去世，是為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宋神宗成為變法改革的指導者，雖然還繼續執行以前的改革，但前此改革中的若干積極因素（如抑制豪強之類）大為縮小，單純為了滿足國庫收入的措施增多，兩次對西夏鬥爭的巨大損失，更給局部地區人民帶來更多的痛苦。變法改革的最初動向至此發生了逆轉。反變法派更由此取得廢除變法改革的種種藉口。(208)
王安石上台推行新法，過去稱讚他的人改變口氣攻擊他，過去攻擊過他的人變本加厲了。
富弼，仁宗、英宗兩朝宰相，神宗即位優之以禮，他教神宗以權術御臣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神宗問到邊事，他回答說：「願二十年口不言兵。」(209)神宗並不完全聽他的，但仍任他為相。當變法開展後，富弼就對神宗說，「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這必定是「小人獻說於陛下」，大凡「小人」都喜歡「生事」，從「生事」中得到自己要得到的東西。若是朝廷「守靜」、遵「常法」，「小人」(210)怎麼會有機可乘呢？把力主變法的王安石罵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的「小人」。
唐介，在仁宗、英宗兩朝有「直聲」，神宗即位任參知政事。由於神宗信任王安石，委以大權，事事讓王安石參與決策，唐介說，假如是這樣，「則是政不自天子出」，即使「輔臣皆忠賢」，也是「擅命」，假如用非其人，「豈不害國」。(211)皇帝最忌文臣「擅命」，唐介偏偏用這一著，挑撥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
呂誨，神宗時任御史中丞；更是赤膊上陣上疏專攻王安石，說他是「外示樸野，中藏巧詐」(212)，並羅列王安石十大罪狀，聳人聽聞地說：「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213)
范純仁，范仲淹子，多次向神宗進言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說：「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建議退王安石，重用「稱疾家居」的富弼。(214)
魯迅先生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寫道：「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王安石出場實行變法，面對的是反對、謾罵、攻擊、造謠、中傷，其勢洶洶，如沒頂的惡浪。當時，幾乎所有的重臣、社會名流都捲入圍剿王安石的潮流，除上面已提到的富弼、唐介、呂誨、范純仁外，還有歐陽修、司馬光、張載、張戩、程顥、文彥博、韓琦、范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說：「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215)王安石在統治集團上層異常孤立，真有「必欲力戰天下之人」的局勢，這樣的局勢，王安石的勝敗取決於一人，神宗支持他，他就能在朝廷上以少數壓倒多數，若失掉神宗的支持，就會為多數所壓垮。
王安石之所以能開展變法運動，主要是因為神宗不信上面所提到的富弼、唐介、呂誨、范純仁等人的讒言，信任王安石，給以重用，給以大權。神宗愈是重用王安石，王安石便愈是握有大權，變法運動便愈是深入開展，反對派對王安石和他的新法也愈是忌恨、攻擊、謾罵，愈是要離間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他們先是一般地泛泛地攻擊，後來，他們是有重點地攻擊某一項改革，例如在第一階段，他們曾集中力量攻擊青苗、免役兩法。
知通銀台司范鎮攻擊青苗錢是「盜跖之法也」(216)。特別是河北安撫使韓琦就青苗法上疏給神宗說，青苗法的實行，違背了「抑兼併、濟睏乏之意」(217)。神宗將韓琦疏出示給王安石等人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神宗以韓琦的話而疑惑，王安石因神宗的動搖而「稱疾不出」(218)。翰林學士司馬光為神宗起草批答，私自加上「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等語。王安石見此語，「即抗章自辯」，神宗「手札慰安石」說：「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219)神宗一方面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欲大用司馬光」。神宗為此訪王安石。王安石認為，司馬光盡講有害於新法的話，所交往的儘是反對新法的人，陛下「欲置之左右」，參與朝廷決策，「是為異論者立赤幟也」。
然而，神宗在未聽王安石意見之前，已任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力辭說：「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免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神宗「諭執政罷青苗法」(220)，這時王安石求退家居，曾公亮、陳昇之準備「奉詔」，趙抃說：「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221)司馬光不肯上任，王安石又出「視事」，因此，青苗法得以不廢。
神宗看了韓琦疏，始疑青苗法不「利民」而是「害民」，表揚韓琦，實際上是貶了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求退。神宗一方面對王安石表示挽留，另一方面未等王安石出來視事，就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下令罷青苗法。假如保守派的旗幟司馬光上台，王安石下台，青苗法廢，改革就有可能付之東流。
從表面上來看，神宗對王安石變法的支持是夠堅決的了，但神宗的內心活動是極複雜的，他既要王安石變法，又要容忍保守派對王安石變法的攻擊，既要王安石當權，又要保守派與王安石共同執政。因此，出於這種原因的支持不可能是穩固的，是經不起韓琦和司馬光這些有極大社會影響的上層人物擠壓的，用王安石的話來說，神宗對這些人「剛健不足」(222)。神宗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從未完全投向改革派。如王安石說：「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223)王安石太天真了，他根本忘掉了神宗是皇帝，與臣子不一樣，作為皇帝，有皇帝的打算。皇帝根本就不想將羹煮熟。對皇帝來說，司馬光、韓琦這些人不是全無用，他們所講的話不是全無可取之處。這次變法出現了危機，其根源是神宗皇帝的動搖，而危機之所以很快過去了，也是因為神宗這個鐘擺沒有完全擺到司馬光、韓琦那一邊，而又擺到王安石這一邊來了。
王安石這次未退，但是，要求神宗退王安石、廢新法的疏文像雪片一樣紛飛，攻擊王安石的言辭愈來愈烈，如監察御史里行張戩上疏數十，最後極言之：「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職。」還到中書「聲色甚厲」(224)地爭吵。翰林學士范鎮上疏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225)范鎮使用了保守派慣用的權謀，極力把神宗與王安石分離，將一切罪過歸咎於王安石。王安石「持其疏」，氣得手發抖。王安石就是生活在天天被人攻擊、誣衊的環境中，老是不稱心。所以，王安石一生氣就要辭退。為此，神宗曾與王安石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226)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非同一般，神宗這一番話也非同一般，確有真誠感人之處。但是，不能因為神宗對王安石真誠敬重而就改變他猶疑於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政策，更不能因此就能保證神宗對王安石不產生猜疑。
熙寧六年（1073）、七年（1074）連續發生蟲、旱災，反對派利用這個機會將對王安石變法的攻擊推向高潮。說什麼變法觸犯天威，非廢法不可救，說什麼新法使人苦不堪言，加上天災，致使流民遍野。這時曾經為王安石所提攜的鄭俠大做文章，向神宗獻《流民圖》。神宗本來就焦急不安，看了圖，更是長吁不已，「寢不能寐」。神宗特地對王安石說，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又說，「置官多費」，要撤除制置三司條例司。神宗因為天災而「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說，對於天災，「當修人事以應之」。神宗答：「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227)這實際上當著王安石的面，表達了他對王安石和新法的懷疑。
熙寧七年（1074）四月一天，神宗下求言詔，司馬光「讀之感泣」上疏，全面攻擊新法。「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新法之害。有一日，神宗侍太后（高氏）至太皇太后（李氏）宮，太皇太后對神宗說：「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又說：「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神宗沒有馬上同意。於是，太后流著淚說：「安石亂天下，奈何？」(228)神宗再堅持不了，王安石只得主動「求去位」，將權交給韓絳和呂惠卿，自己到江寧去了。呂惠卿與韓絳兩不相容，「事多稽留不決」，而且呂惠卿忌王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為」。韓絳「密請帝復用安石」，王安石在外不到一年即得到皇帝的召喚，他欣然「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229)
一年後復位的王安石所面臨的境況更複雜。王安石最親信的呂惠卿背叛了他，這對他是最沉重的精神打擊，以致王安石打不起精神與呂惠卿合作共事。王安石在給友人的信中訴述他的心情：「顧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波常出於交遊之厚。」(230)促使他不得不心灰意懶。呂惠卿對神宗說：「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231)王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糾葛，引起了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對呂惠卿的怨恨，王雱因此偽造罪狀企圖陷害呂惠卿，事情敗露，王安石受牽連。王安石責子王雱，「雱憤恚」，於熙寧九年（1076）「疽發背死」(232)。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233)，深得王安石喜愛。王安石早就「多稱疾求去」，兒子死，更「力請解機務」。這時神宗對年老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已有所厭惡。(234)56歲的王安石獲得恩准，回江寧養老了。從此王安石一去不再返回政治舞台了。
王安石走後，神宗繼續主持變法，已是強弓末弩，新法名存實亡，元豐八年（1085）神宗逝世，司馬光上台，盡罷新法而告全面失敗。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聽到罷助役，他「愕然失聲」地說：「亦罷及此乎。」並哀絕地呼喚：「此法終不可罷也。」(235)同年四月，曾「力戰天下人」的王安石含淚離開了人間。
王安石從權力頂峰退下來之後，度過了十年退休生涯。這時，王安石的心情既寧靜又不寧靜。從鬧哄哄的官場退到平靜的山林，看到世界是空濛蒙的一片，王安石悟到人生另有真諦，他寫給女兒的詩云：「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遊。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236)人生如夢，早知如此，何必等到暮年才來此「優遊」呢？
曾鞏曾責怪王安石的提倡讀佛經，王安石寫信辯解說：「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慾。」(237)渾然有今日方醒之感。實際上，王安石用佛教的空無寫出了自己的禪詩：「雲從鐘山起，卻入鐘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238)從追逐名利的官場上退出來，看破名和利，心中是空曠的，從哪裡來，還到哪裡去，無心尋找任何東西，這裡本來就無什麼可尋找。這種淡漠的心境是王安石從青年時的狂熱到老年時的冷卻的逆轉，是他將自己政治抱負的實現寄託專制主義權威的願望的破滅。在專制主義統治下，有多少失意之人從官場敗退下來遁入空門，看看王安石年輕時的言論和行為，一個泰山都壓不倒的人，怎麼會預見他到了晚年寫起了禪詩呢？但是，他就是寫了，這裡難道沒有點必然性嗎？
年輕時的王安石算是好鬥逞強的了，這時王安石成了息事寧人的老人。有一首詩，他是這祥寫的：「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239)這無疑是王安石對自己官宦生涯的反省和總結。這不完全是消極的，教人不做兩敗俱傷的無謂的鬥爭，不要意氣用事，有時傷害不傷害別人，也不完全以個人意願為轉移，呂惠卿做到宰輔的位子，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後來，在王安石最困難的時候，出於私利，對王安石卻暗中算計著，在當時對王安石的精神打擊極大。元豐三年（1080）呂惠卿也來到了江寧。呂惠卿奉信給王安石表示願捐「舊惡」。王安石也回了信。為了明了王安石的心境，不妨抄錄於下：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著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滎（弱劣也）然衰疢（病也），特待盡于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240)
總之，王安石不願再談起過去的事，「開喻重悉，覽之悵然」。至於今後「趣舍異路」，你當你的官，我「滎然衰疢，特待盡于山林」，對過去，對現在，對未來，對是與非，對恩與怨，對一切，都是淡淡的。
元豐七年（1084）蘇軾路過江寧拜謁王安石，蘇軾與王安石也曾政見相左，但在王安石的心目中蘇軾與呂惠卿有本質的不同，兩位名蓋當世的文學家相見，更是盡捐前嫌。這次相見，暢談吟詩，蘇軾與王安石都引以為快慰。別後，蘇軾曾寫信給王安石說：「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241)事過境遷，蘇軾從王安石身上發現了過去未發現的東西，王安石從蘇軾身上也發現了過去未發現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歲月沒有白白流逝，不平凡的遭遇，使他們增長了智慧，他們有講不完的共同語言。是蘇軾向王安石靠攏，是王安石向蘇軾靠攏？還是王安石與蘇軾一同向佛、道靠攏？(242)
一般是明代張居正變法與宋代王安石變法並提。
張居正與王安石的命運是相同的，但是表現形式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可以加深人們對相同東西的認識。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廢除了宰相。但是，皇權愈是集中，愈是需要得力的輔佐力量，於是就產生了皇帝的秘書班底的內閣，按照專制主義制度的常規，內閣的權力是很渺小的。閣員由皇帝任命，皇帝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下詔斥逐，詔書下達，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權力的主要表現是首輔的「票擬」權，即代皇帝起草詔諭。但是，在皇權因為某原因遭到削弱的條件下，內閣的權力，特別是內閣的首輔權，會得以膨脹，實行宰相權，乃至凌駕於皇帝之上。因此，內閣是明代的政治樞紐，也是權力爭奪的中心。
張居正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取得了候補閣員的資格。張居正在入閣當權的前後，他學習怎麼做內閣當權者。嚴嵩與夏言斗，嚴嵩因柔佞而得勝，夏言因剛愎而被殺。徐階與嚴嵩斗，嚴嵩柔佞如水，柔得被人輕視，徐階柔中有剛，如橡皮，「遇到堅強的壓力，能屈服，能退讓，但是在壓力減輕的時候，立即恢復原狀。對於外來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遠不採取決裂的態度，即在退讓的時候，他也永遠不曾忘去撐持」(243)。結果徐階鬥倒了嚴嵩，徐階這種政治風度，張居正學到了。後來，徐階與高拱斗，張居正作為閣員夾在中間，與誰也不站在一起，與誰都不決裂，而徐階和高拱都看得起他，都要拉他。因此，徐階被高拱趕出內閣，他張居正卻安全無恙。
寬厚的穆宗在位時，他做裕王時的老班底高拱大權獨攬。穆宗逝世，於是高拱與十歲神宗後面的陳皇后、李貴妃及司禮掌印太監馮保發生了尖銳的對立。大權在掌的高拱，曾鬥倒過老謀深算的徐階，怎麼會將十歲娃娃皇帝放在眼裡呢？動不動就嚷：「十歲的天子，怎樣治天下啊！」孤兒寡母聽到是什麼滋味？從表面陣容和勢力來看，高拱力量比陳皇后、李貴妃、馮保大，結果還是挾天子之勢的陳皇后、李貴妃、馮保鬥倒了高拱。
這給張居正以很大的啟發。嚴嵩倒了，徐階走了，高拱貶了。剩下來的就是張居正，他是當然的內閣首輔，無足抗衡者。只要處理好內閣與內宮勢力的關係，與年少皇帝的關係，他張居正就可以坐穩首輔的寶座，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在張居正看來，他有足夠的經驗和才能處理這兩種關係，然而，精明能幹的張居正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小看了小皇帝。
張居正與兩位皇太后及太監馮保之間的關係，處理得很順當，兩位皇太后和太監馮保只要求張居正尊重他們的既得利益和沒有篡奪神位的野心，他們就不僅會顧大體，顧大局，不干預朝政，而且皇太后還以皇母的身份調教少年皇帝，聽從張居正掌權，張居正也只要求兩位皇太后和太監馮保不干預朝政，其他不關大局的小事，他能遷就的就遷就，能敷衍的就敷衍。
年少的神宗在後宮聽皇太后的，在前朝聽張居正的。只要張居正調節好「內宮—神宗—內閣」這三者關係，張居正的富國強兵的變法，就能順利通行。
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位出身農家的有能力、有辦法的堅強的女人，她作為貴妃，處理好了與陳皇后的關係，使陳皇后愛非己所生的神宗，不妒忌神宗的生母。在穆宗逝世後，她決然趕走了高拱，同時又看準了張居正，她將前朝託付張居正，她在後宮約束馮保和調教神宗。神宗還是孩子，李太后也如實地將他當作皇兒嚴加管教，管他學習，管他上朝，不准他有半點鬆懈，皇帝不讀書罰「長跪」。有一次神宗實在被管教得煩躁，偷偷地帶著太監出外玩耍，他要「內侍歌新聲」，不聽，他就「取劍擊之」。陳太后得知，召神宗跪著聽太后「數其過」，以致神宗「涕泣請改」，乃罷。(244)
表面上張居正稱神宗為皇上、陛下，心底里還是將他看作孩子，實際上張居正行使了皇帝的權力，而當時的神宗也確實是一位聽話的孩子。口口聲聲稱張居正為先生，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幾乎是百依百順，並屢屢表示一天也離不開張居正。
萬曆四年（1576），巡按御史劉台居然上疏彈劾威震全朝的張居正，建議神宗抑損張居正的相權。這是張居正執政以來所遭受的第一次打擊。對他是一個異常的剌激，因此張居正跪在神宗面前，眼淚簌簌地直下，請求致仕。張居正也不僅是感到感情上過不去，而是已意識到他與神宗之間君臣關係的微妙處，反對他的人往往抓住這個要害向他進攻，一旦他們得逞，他張居正一切的一切就完了。他曾上琉說：
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為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逃避也）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為作威，事事皆可以為作福，睊睊（憤怒貌）之讒日嘩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為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於其身，亦豈臣節之所疑有乎？(245)
從言辭上看，張居正是請求「罷歸」，實際上給神宗打預防針，說明他要有所作為就要「代王行政」，他一旦「代王行政」，就「無以逃於專擅之譏」，謊言重複多次，就變成可以相信的事實，能不動搖皇上的「聖明」嗎？
皇太后和神宗了解張居正的心情，隨即在下達的聖旨中表示：「朕亦知卿貞心不二，絕非眾口所能動搖。」經歷劉台的彈劾之後，張居正的銳氣不減，信心十足。他給私人的信中表示：「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啟宸衷，益堅信任。」(246)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父親病逝，按照丁憂制度，張居正應自聞喪日起，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復起。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解職，稱為「奪情」。張居正照例是請放回原籍守制。神宗下旨不准：「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幼沖，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247)兩太后和馮保都認為張居正不能奔喪，神宗甚至說，即使張居正再上百本，也不能准。張居正再三上書請求。神宗再下旨不准。最後一道諭旨寫道：「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啟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248)多麼富有師生親切的情誼。有人又藉此攻擊張居正「親死而不奔」，「如同禽彘」，當然更不配做內閣首輔。神宗再次說：「先生精忠的心，天地祖宗知道，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也，先生不必介懷。」
萬曆七年（1579），神宗發疹，病後，神宗與張居正交談。神宗說：「先生近前，看朕容色。」張居正奉命向前挪了幾步，又跪下了，神宗握著張居正的手，張居正才抬頭仰看，見得神宗氣色甚好，聲音也很清朗，心裡不由感覺快樂。張居正說：「陛下病後不但飲食宜節，而且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尤望聖明加鎮。」神宗說：「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宣召，先生忠愛，朕悉知。」神宗與張居正之間何等親切，張居正是神宗的臣僕，又是神宗的監護人，神宗是張居正的主人，又是張居正的弟子，他們之間已非一般的君臣關係，平時對年輕的朋友和晚輩所不便說的話，張居正都講了。誰會想到這麼重的深切情感會有破裂的一天？
張居正這位大功臣，鞠躬盡瘁，於萬曆十年病逝。屍骨未寒，無端掀起一股風浪向張居正和他的家族襲來。
長期被管教和約束很嚴的神宗要展示自己的個性了，他要還他的皇帝的權威，皇帝不應受任何人的管教、約束和監督，誰要行使這不應該行使的管教、約束和監督，就要付出代價，神宗已是十九歲的男子漢，太后老了，大臣張居正死了，報復的時候到了。
將太后倚重的馮保趕出宮，原來百依百順的皇兒，現在可以不徵求太后的同意，要追問原因可以敷衍，到後來，乾脆可以不照面。
張居正身歿僅僅九個月，就詔奪他的上柱國、太師等無上光榮的頭銜，再詔奪文忠公諡，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為民。凡是張居正所為的一切都來個兜底翻。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寫道：「居正整驛遞，現在官不得任意乘驛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現在考成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現在冗官一律恢復了；居正嚴令不得濫廣學額，現在學額一併從寬了；乃至居嚴守世宗遺訓，外戚封爵不得世襲，現在也一概世襲了。居正所遺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斷地取消。」
最後，神宗下詔抄張居正的家，逼死其長子張敬修，闔門餓死十餘口。
張居正在世時說：「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神宗慰勉他說：「卿忠貞不二。」張居正一方面感覺處境危險，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他可以自己的「忠貞不二」換得皇上的恩典和垂愛，而皇上也確實表示了這種恩典和垂愛，並還說，張居正死後，皇上要保護他的子孫。誰知道張居正一死，皇上的態度全變，將自己講的話全忘光了。
當時有人勸阻神宗說：「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這個評價應該是公允的，但是神宗就是在情感上不容允張居正「擅權」，因為張居正就是擅他皇帝應擅之權。有人想以感情打動神宗說：「居正為顧命輔臣，侍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或亦有之。」然而神宗鐵石心腸，就是不念「狗馬微忠」。張居正在世曾說：「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249)張居正死後，他長子張敬修在血書中寫道：「其十年輔理之功，唯期奠天下於磐石，既不求譽，亦不恤毀，致有今日之禍。」
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身後被抄。歷史上的改革派，一個個下場都不太妙，其原因是什麼？是因為這些改革派都沒有獨立人格，僅僅是皇帝的臣僕，他的權力不是人民賦予的，而是皇帝賦予的，當到哪天皇帝先他而走，他就必死無疑；當到哪天皇帝厭惡他，他就難逃厄運。
皇帝絕對不可靠，只有依靠人民，然而，商鞅、吳起、王安石、張居正與人民之間沒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