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八、做「良臣」，不做「忠臣」

任何最高掌權者，都應是本階級意志的集中代表。怎麼集中呢？有的實行民主制，有的實行專制。民主制當然理想，但是，當主客觀條件不具備，民主不僅不能建立一種秩序，而且還要帶來無窮盡的混亂，在這時，與其要民主的混亂，不如要專制的秩序，於是定於一尊的思想和制度就產生了。 中國自秦王朝開始建立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皇帝獨裁制，自此延續了2000多年。皇帝獨裁是否意味著一切都由皇帝一人自說自話，不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不與任何人謀劃呢？當然不是。所謂皇帝獨裁，是指最後決策權屬於皇帝個人，而且沒有法律的制約和執行制約權的機構。韓非是主張君主獨裁的，但是，為了更好地行使這種獨裁權，他也主張君主必須「以國視為視」「以國聽為聽」。 在信息不發達的社會，信息渠道極其狹窄，統治階級高度重視君主的納諫和進諫，將此作為獲得信息的唯一正當的渠道，作為獨裁的基礎。有人問，這種納諫和進諫算不算民主？這裡含有民主的因素，因為封建階級的意志可以通過這種形式表達，並藉以左右皇帝最後的決斷；但是，這遠非民主制，因為這種議政的方式沒有法律約束力和法律的保障，皇帝可以聽也可以不聽，臣子可以進諫，也可以不進諫，皇帝可以憑自己情感的好惡以言治罪，殺戮忠言者。 沒有民主的皇帝的決斷，總是要偏離階級意志和利益的，歷史上有些皇帝就是因此而遭到唾罵。地主階級為了避免階級利益受損太大，總是竭力提倡君臣之問的納諫和進諫，以納諫和進諫作為專制獨裁的補充。大凡在專制主義獨裁統治有傳統的國度里，提倡納諫和進諫之風就特別盛，因為納諫和進諫是專制主義獨裁制的派生物。納諫者誰，皇帝；向誰進諫，皇帝。皇帝，不會因納諫和進諫而喪失了主宰者的地位，相反的是因此而得到加強。君納諫最難，臣進諫最險，因此，韓非稱進諫為批「逆鱗」。唐太宗李世民在納諫方面做了極大努力，鼓勵他的大臣批「逆鱗」，他的大臣魏徵等確實也表現出了批「逆鱗」的膽識。 唐太宗李世民既英勇善戰，又頗通文史，留心於盛衰興亡的經驗，特別是以亡隋為鑑，他曾說：「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135)李世民未必完全照著說的做，但是，他在相當長的時間保持了這種謹慎為政的意識，這就促使李世民要求自己不要犯或少犯自己所認為的錯誤。 避免犯錯誤的主要辦法，一是重視健全三省制。李世民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設置中書、門下兩省是為了相互「檢察」，中書起草詔敕「或有差失」，門下應當「駁正」。各人見解「互有不同」，反覆磋商，是為了「務求至當」。(136)後來，發現執行中書、門下相互「檢察」有流於形式的弊病，他批評說，中書省，門下省是機要部門，詔敕有不妥當處，都應討論，近來只看到照辦「順從」，聽不到不同意見。假如是這樣「行文書」(137)，誰都可以做，何必挑選人才來干呢？ 二是重視納諫和進諫，在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經常以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為鑑，他說：「人慾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隋煬帝「愎諫自賢」，虞世基等「阿諛順旨」，結果隋煬被弒、虞世基等身亡，「詔事煬帝以保富貴」(138)的群臣的目的也落空了。又說，不能像對隋煬帝那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139)。唐太宗李世民認為隋文帝楊堅「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他說，天下那麼大，皇帝日理萬機，即使「勞神苦形」也不會事事處理得好。何況，「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辦，即使皇帝的主張錯了，也「莫敢諫爭」。(140)這就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楊堅楊廣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視納諫和進諫，李世民要汲取這個教訓。 從歷史記載看來，魏徵等人確實敢於對李世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李世民也接納了一些不同意見，有時君臣之間幾乎是當面辯駁和頂撞，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曾「不解佩刀入東上閣」，觸刑，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駁說：「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為什麼一個處以死刑，一個罰銅呢？李世民只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141)在戴胄的堅持下，校尉得以免死。又如李世民曾得一「佳鷂」，放在臂上耍，突然見到魏徵來了，來不及躲藏，就「匿懷中」，魏徵裝作沒有看見，「奏事」久留不走，「鷂竟死懷中」。(142)從皇帝嘴裡說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多麼難得！皇帝畏避自己的大臣，如此約束自己的行為，真是罕見！ 這兩個小小的例子意義不大，但說明唐太宗李世民確實是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 魏徵「犯顏苦諫」，有時激怒了李世民；而他自己卻仍然神態自若，面不改色；有時李世民不聽他勸諫，他就不應李世民的話。為此，李世民曾問他，朕與卿說話，為什麼「不應」？魏徵說，臣以為不可做的事，才諫，陛下不從，而臣應聲了，不是事情還要做下去了嗎？李世民說，先應了然後再諫，有什麼關係呢？魏徵說，臣不敢口是心非地「面從」(143)。 有一次房玄齡等路遇少府少監竇德素，順便問近來北門在搞什麼建築，竇德素將此事報告給李世民。於是，李世民怒責房玄齡等說，卿只管料理南牙政事，北門小的「營繕」，干君何事！房玄齡等當即「拜謝」。而魏徵卻說：臣不知陛下為什麼要責備房玄齡等，而房玄齡等又為什麼要謝？房玄齡等是「陛下股肱耳目」，對於里外的事哪有不應知道的？做得對的，「當助陛下成之」；做得不對的，「當請陛下罷之」。房玄齡向有關人詢問情況，是理所當然的。結尾，魏徵還加重語氣強調地說：「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問得李世民「甚愧之」。(144)魏徵的膽識要高出房玄齡等一籌，這不僅表現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上，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表露。 李世民曾經要長孫無忌等人當面指出他的缺點，長孫無忌不但沒有提缺點，而且藉機吹捧說，陛下的「武功文德」，超過了前人，後來的人也沒有趕得上的，陛下「發號施令」，無往而不勝，臣順從陛下的旨意都來不及，哪還看到陛下的缺點和過失呢？李世民聽後說，朕是希望聽到缺點，而公卻亂說一通阿諛取悅的話。李世民說，長孫無忌的特點就是「善避嫌疑」(145)。這既是褒，也是貶，或說褒中有貶，相比之下，魏徵可謂錚錚者，難怪《舊唐書》說，唐代的「諍臣」唯魏徵「一人而已」(146)。 唐太宗李世民的納諫和魏徵的進諫，雖然歷來被譽為封建君臣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他們都沒有超越他們所處的時代，沒有超越專制主義制度。 首先，無論魏徵怎麼「抗直」，「無所屈撓」，他也要注意掌握好君尊臣卑這個分寸。如魏徵向李世民解釋他為什麼不能「面從」，說得多有分寸，他說，古時候舜告誡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是臣面從陛下而後再諫，豈不是「退有後言」了嗎？這哪裡是輔佐堯、舜？劉洎也算是「敢言」的大臣，但不能掌握分寸，沒有給人以「嫵媚」之感。李世民親自帶兵「征遼」，臨行前，他囑咐劉洎說，我現在遠征去了，讓卿輔佐太子，將重任交給卿了，卿應領會我的意思。劉洎回答說，希望陛下放心，大臣有過失，「臣謹即行誅」。李世民認為他講話沒有分寸，「妄發」，感到驚異，故對劉洎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不久果招禍，被李世民賜「自盡」(147)。魏徵不同於劉洎，之所以能得以善終，就是因為他善於掌握君尊臣卑這個分寸。 其次，魏徵像其他封建大臣一樣，不可能有安全感，他也不能從專制主義統治的陣地上尋找安全島。曾有人告魏徵「阿黨親戚」，御史大夫溫彥博經過調查，宣布無此事，但溫彥博建議責魏徵「須存形跡，遠避嫌疑」。李世民派溫彥博執行，改日，魏徵「入奏」說，「不存公道，唯事形跡」。若君臣之間都照這樣辦，那還有什麼「君臣協契，義同一體」呢？如此國家的興衰也未可知，魏徵又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什麼叫「良臣」與「忠臣」？魏徵解釋說：「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148)魏徵是做良臣還是做忠臣，最後的決定權是在李世民手中，是決定於李世民怎麼行使他手中的生殺予奪之權。皇帝是「喜怒無常」、不可摸捉的，魏徵應深知之，他經常伴隨在皇帝身邊，他對自己的命運也無以把握，出於此，他才講這番話的。從總體上講，李世民是比較理智的一位皇帝，但是，他的情感也在變化，而且有時出現情感失控的情況。 魏徵曾指出李世民在納諫方面的情感的變化，他在貞觀十二年說，陛下在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誘導和啟發人進諫，聞諫則喜；今天則不同，對臣下進諫，雖勉強從，猶面有「難色」(149)（在這之後，李世民的情感還在變異）。李世民對魏徵的情感也有波動起伏，有次李世民「罷朝」回內宮，大發雷霆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問皇上講誰，李世民說：「魏徵每廷辱我。」皇后勸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150)皇后也有勸君的竅門，先肯定「明君」才肯定「臣直」，或者說肯定「臣直」是為了肯定「君明」。皇后這番話說得李世民樂滋滋，怒氣消了。 李世民晚年也犯了疑心病。太子右庶子杜正倫「以罪黜」，侯君集以「犯逆伏誅」，(151)更加使他犯疑。他曾說，為人主的只有一顆心，而攻他的人卻「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從四方八面「攻之」。只要懈怠，「而受其一」，就招來「危亡」，(152)這就是做人主的難處呀。魏徵死時，李世民十分悲痛，親自為之撰碑文書寫碑刻，並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153)後來李世民得知魏徵將「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154)的事，又聯繫到杜正倫、侯君集的過失和叛逆，就懷疑魏徵了。於是，下詔停止公主下嫁魏家，並且「仆所為碑」(155)。假如魏徵遲死幾年，他做不了「良臣」，而要在九泉之下做「忠臣」去了。 人云：「武戰死，文諫死。」就是說臣子要向皇帝犯顏直諫就要做好死的準備。 明朝到了嘉靖晚年已日益衰落，呈現出各種腐敗現象，當時朝廷又瀰漫著「無敢言時政」的氣氛。任戶部主事的海瑞面對這「萬馬齊喑」的局面，實在耐不住了，他向嘉靖上了措詞激烈的疏文。他說，今日天下是「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而皇帝還昏昏然做太平盛世的夢，這是因為「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皇帝用人「必欲其唯言莫違」，於是，「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所以，皇帝要擔負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156)海瑞在疏中大聲疾呼：「洗數十年之積誤」，「洗數十年阿君之恥」。 嘉靖皇帝看了疏大怒，將疏甩在地下，對左右說，快去捉拿此人，不讓他逃掉了，侍立在旁的宦官黃錦說，海瑞這個人「素有痴名」，聽說他在上疏時，就知道他會「觸忤當死」，他已「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157)了。不是逃跑，而是準備死。 魏徵是爭取做「良臣」不做「忠臣」，海瑞是要做諍臣，也就準備做「忠臣」。這都說明在專制主義統治下向皇帝進諫要冒殺身滅族的風險。臣子的生命本來就操在皇帝手裡，是死是活全憑皇帝一句話，絲毫無法律保障，以無法律保障的生命去冒殺身滅族的風險，豈不是險上加險。難怪海瑞抬著棺材去諫嘉靖皇帝，難怪魏徵有他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