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六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在政治舞台上，當到大家都進入了角色，全神貫注地叫呀，跳呀，哭呀，笑呀，有的人突然冷靜了下來，悄悄地退出了熱鬧的場所，有的旁觀者出於關心，勸說進入角色者。
這得從介子推說起。晉國內亂，公子重耳逃離在外顛沛20餘年，跟隨他風雨同舟的有趙衰、狐偃、咎犯、介子推等5人。最後，重耳在秦穆公的幫助下回晉國即位，稱文公。晉文公照例封賞跟隨他逃亡的有功之臣，但漏了介子推。有人為介子推抱不平，「懸書宮門」說：「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94)文公派人召之，介子推已逃入綿上山中，並終生不出，歷代都將介子推視為不居功不請賞的典型。
在重耳渡河回晉的船上，咎犯試探性地對重耳說，臣跟君「周旋天下」，有不少過失，尤其是對君個人有許多不周，從現在起，臣可以離開了。重耳說，若能回到晉國不與子犯共天下，河神為證，即投璧河中，「與子犯盟」。此時介子推在旁譏笑地說，公子成功返國，是天意，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95)
於是，在渡河入晉時，介子推隱起來了。到晉文公行賞時沒有找他，他也不主動邀賞。這時，介子推又說：「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因此，他與母親逃入山林，「至死不復見」。(96)
介子推為什麼要逃入山林呢？仔細品味介子推的話，似乎是這樣的意思：做君王的在成功時忘掉臣子的追隨之功，做臣子的在成功時居功請賞，這樣君與臣之間、臣與臣之間就很難相處了。簡單地說，這就是介子推逃入山林的思想動機。假如君臣都能像介子推要求的那樣，就不會有明爭暗算了。因為介子推太理想化，實現不了，只有逃入山林。
在西漢初諸多老臣中，張良最淡泊於名利。劉邦稱讚張良說：「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評價極高，不亞於蕭何。故要張良「自擇齊三萬戶」，而張良自謙說：「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97)別人都嫌封少，唯獨張良嫌封多。張良說，他作為布衣，「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足矣。從此，「願棄人間事」。(98)自洛陽返長安後，「即道引不食谷(99)，杜門不出」。劉邦死，呂后勸他進食，張良很感慨地說：「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100)
張良本來是參政意識很強的人，他曾「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101)。曾與客狙刺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後來跟隨劉邦，左右不離，劉邦事事問他，他事事為劉邦謀劃，然而，劉邦稱帝後，他卻「杜門不出」，「願棄人間事」。這前後，豈不是判若兩人嗎？張良是一位善於洞察世事的人，他目睹韓信、黥布、彭越的被殺，又目睹了宴會上、宮廷上爭功的場面和諸將相與坐沙中語的情景，不能不深深地觸動他的心靈，從而對人生作出新的思考。他思考的結果是超脫，淡泊於名利，淡泊於世俗，因之，他晚年走向了道家神仙術，「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這幾句話最能表達他晚年心跡了，如果說介子推超脫，他還有憤怒，那麼張良就超脫得心平氣和，一點怨恨也沒有。
張良引退是在王朝之初，也有的是在王朝後期，自昭宣之後，西漢外戚勢力抬頭了，使得宮廷鬥爭異常複雜，朝官有的維護皇權，有的攀附外戚，而外戚之間又爭得你死我活，往往維護皇權者，言辭急切，行為激進，如宣帝時蓋寬饒，他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任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又「好言事刺譏，奸（即干）犯上意」。
有一次，皇后的父親、皇太子的外祖平恩侯許伯舉行慶喬遷的宴會，當朝臣無不將眼睛盯著皇帝的繼承人時，無人不討好許伯，丞相、御史、中二千石都來祝賀，唯獨蓋寬饒不到，許伯親自請了才進場。他「從西階上，東鄉特坐」以表自尊不詘，許伯親自為他斟酒說：「蓋君後至。」蓋寬饒說：「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說：「次公（蓋字）醒而狂，何必酒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跳「沐猴與狗斗」舞以取媚，引得哄堂大笑，蓋寬饒很不高興，他仰頭看著屋頂嘆氣說：「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同匆匆過客，「君侯可不戒哉！」說完不告而別，並上告跳「沐猴與狗斗」舞的長信少府「失禮不敬」。因此，「在位及貴戚人」都恨他。
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怕他招禍，因寫信勸他說：君「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02)蓋寬饒不聽，結果達官貴人通過宣帝的手將他殺害了。然而，關於這一套「明哲保身」的道理，疏廣、疏受則無人勸告而自通。
疏廣、疏受叔侄與蓋寬饒同時當場，疏廣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103)。他們在任五年，太子已12歲，疏廣對其侄受說，「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104)今我們官至二千石，算是功成名立了，到了這個地步，不引退而去，恐怕就要後悔，不如我們叔侄雙雙出關，老歸故鄉，以求壽終，豈不好嗎？疏廣、疏受之所以要「功遂身退」，是他們看到外戚擅權的危機，而且他們處在太子的太傅、少傅這種位置上，也決定他們不得不捲入鬥爭的漩渦。實際上，疏廣、疏受已開始捲入了。
仍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因太子年少，請以他的弟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就此問疏廣，疏廣回答說：「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105)這當然得罪了外戚許家，隨著宣帝年老太子年長，這個矛盾就愈來愈尖銳，所以，疏廣、疏受趁早走。走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即餞行），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送行者及道旁觀看者都說：「賢哉二大夫！」(106)這大概是稱讚他們主動退出爭權奪利漩渦的明智吧！
作為開國皇帝，歡迎的是張良那種引退的。但是在開國的功臣宿將中像張良的畢竟是少數，為此有的開國皇帝就要用一種辦法或者用一種計謀，強使功臣宿將不得不引退。
秦漢以來都是「資戰力」奪取政權的，在戰爭中「武人屈起（猶勃起）」，出身貧賤的將領，在勝利之後，或「崇以連城之賞」，或授以丞相之權。然而，「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文臣武將權重勢大，君臣之聞則相疑了。結果是「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107)。
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劉秀總結這段歷史的教訓，將「退功臣，進文吏」定為國策。西漢後期三公權很大，使得皇權旁落，劉秀雖然沒有廢除三公，但將三公權收歸皇帝，一些老臣當上榮譽極高的三公職稱，只是徒有虛名而無實權。皇帝下面設尚書台，僅作為皇帝的辦事機構，一切事項都由尚書台辦理，一般功臣宿將不得入台(108)，入台主持事情都是老誠的「文吏」。因此，東漢初確實避免了殺功臣的悲劇的重演。但是，這是以相權的削弱、君主專制的加強為代價的。所以，仲長統評論說，光武皇帝惱恨西漢皇帝大權旁落而強臣竊權當道，於是，他「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這是「矯枉過直」(109)。
劉秀外表和善，談吐儒雅，自己也聲稱以「柔」治天下，其實他對臣下是很忮刻的。大凡桓譚所信任和重用的人，或「寬仁恭愛」，或「謹信質樸」，很少有自我意識很強的人。即使有個別人也不為他所容，如桓譚，他應是東漢初學識卓越的知識分子。有一次劉秀與群臣議事，對桓譚說，我想以「讖決之」，怎麼樣？桓譚想了半天才回答說：「臣不讀讖。」劉秀問是什麼原因，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劉秀「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桓譚「叩頭流血」(110)乃得免。至今人們還不理解桓譚怎麼「非聖無法」，這隻有法的化身的皇帝才知道。
還有韓歆，跟隨劉秀「攻伐有功」，「封扶陽侯」，侯霸死，他接替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每為劉秀所不容。劉秀曾在朝會上宣讀與隗囂、公孫述的來往信件，藉以宣揚自己的才華，韓歆卻大煞風景地說：「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劉秀大怒，當即削職「歸田」。(111)劉秀猶不解怒，又派人逼韓歆及其子自殺。
另一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宋太袓趙匡胤一舉登上龍座。趙匡胤本人是靠兵變上台的，當然深知兵權的厲害。石守信、王審琦等人原是趙匡胤的老朋友，後又跟著趙匡胤打天下，屢建戰功，現「典禁衛兵」，軍權掌握在他們手上，是「老朋友」，過去平起平坐，如今有君臣之分，心理會不會失去平衡？「屢立戰功」，會不會居功自傲？「典禁衛兵」，軍權在手，會不會重演「黃袍加身」？這是趙匡胤很憂慮的事。他與謀臣趙普想到一塊了，趙匡胤還一時割不斷老朋友的交情，趙普說，不是石守信等人背叛不背叛的問題，而是他們非統御之才，一旦軍伍中有人作亂，他們也就身不由己了(112)。趙匡胤有時說：朕待他們厚，豈忍負耶？趙普回答說：「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趙匡胤無言以對，只得「默然」。(113)
趙匡胤借著晚朝的機會，宴請石守信等人，「酒酣」，趙匡胤說，我沒有你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然而做天子還不如做節度使舒坦，我幾乎每天晚上睡得不安穩。石守信聽到這裡連忙跪下叩頭說，今天下已定，有誰還敢有「異心」。陛下為什麼「出此言」呢？趙匡胤說，哪個人不想富貴，哪個人不想坐我這個位置，一旦黃袍加到你們當中誰的身上，雖然不想要，也不行呀！石守信說，臣愚笨沒有想這一層，唯有求陛下「哀矜」我們。趙匡胤說，「人生如白駒過隙爾」，不如多積蓄金銀，買田宅，留給子孫，讓「歌兒舞女」陪伴，「以終天年」。我們「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114)
張良告誡自己：「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趙匡胤勸誡臣下：「人生如白駒過隙。」君臣之間不是走到一條思路上去了嗎？君主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天下要別人退出名利場，做臣下的看清楚了形勢和看空了人生，也願意退出。由此看來，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用「一切皆空」的觀點去看待人生總是有的，道家思想總會在儒家、法家留下的空隙中存留著。
總之，不管是急流勇退，還是明哲保身，都是專制主義高壓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