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五　明爭暗算

共同的敵人被打倒了，戰勝者為了權利的分配而發生層出不窮的明爭暗算。只是這種明爭暗算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以特有的方式進行著。 劉邦在戰勝項羽登上龍基之後，曾經「攀附」於他的一批文臣武將，拿出了當年打仗的勁頭與自己的夥伴爭權奪利了。 打敗項羽後，劉邦在臣下的推擁下急匆匆在定陶登基，在會上，「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77)，他們爭權奪利的貪慾，把一個莊嚴隆重的會搞得烏煙瘴氣。 如何論功行賞？爭論不休，劉邦要封蕭何第一，眾武將不服，他們說，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而蕭何未打過仗，沒有「汗馬之勞」，只是舞文弄墨，怎麼居臣等之上？劉邦居高臨下，以皇帝絕對的權威發言：「諸臣知道打獵嗎？追捕獸兔的是狗，而指使狗追捕的是人，「諸臣」只是追捕獸兔的，屬於「功狗也」，蕭何是「發蹤指示」的，屬於「功人也」。(78)就這樣，將一場爭論壓下去了。 經過反覆考慮，劉邦封三十餘功臣為侯，而未得到封的人得不到滿足，他們「日夜爭功不決」。劉邦在洛陽南宮過「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劉邦問張良：他們在講什麼？張良說，陛下不知道嗎？這是在討論謀反事呀！劉邦說，天下已定了，為什麼還要謀反呢？張良說，陛下以布衣得天下，是靠他們，「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的都是蕭何、曹參等所親近的人，所誅的都是陛下生平所仇怨的人，應該封的人多，而不能一一滿足，因此，有的人怕封不到自己，有的人怕「見疑平生過失」而遭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劉邦聽到此，很憂慮地說，怎麼辦？張良乘機問道，陛下平生最厭恨的是誰？而且此人大家都知道。劉邦說，在未起兵前，我就與雍齒相處不好，他曾多次侮辱我，使我難堪，我想殺他，「為其功多，故不忍」。張良建議說，陛下馬上先封雍齒，使得「群臣」知道，「則人人自堅矣」。(79) 這個故事也許有所失實，但是，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西漢王朝建立後，統治集團內部權利分配之爭確實激烈；第二，權利分配的主宰者是皇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憎惡行使權力，劉邦之所以聽從張良的建議，這主要是取決於他個人的素質。 在秦漢之際，封王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思潮，陳勝封王，項羽封王，幾乎無人不王。劉邦新即皇帝位，自然也迫於諸將要求封王封侯的壓力，不得不封韓信、黥布、彭越等人為王侯，劉邦畢竟對這些桀驁難馴的異姓王侯不放心，為了給他的子孫留下太平天下，所以劉邦在他去世之前將韓信、黥布、彭越一一剷除。與此同時，大封同姓王，此後，就產生了地方勢力同姓王與專制主義集權的矛盾，經過文帝、景帝、武帝幾代的努力，解除了同姓王對中央集權的威脅。繼之而起則是外戚勢力的崛起，以致劉家天下為外戚所握，一個威脅勢力解除了，另一個威脅勢力又產生了，威脅勢力就像王朝自身的影子一樣，始終伴隨著它，所以任何王朝都是存在於「明爭暗算」的漩渦之中。因為任何皇帝的勢力只能解除某一具體的威脅勢力，而不能剷除產生威脅勢力的根源，這根源不是別的，往往就是中央集權本身。 吳王劉濞，劉邦侄，在諸王中最長，劉邦「患吳、會稽輕悍」，地大物產豐富，難治，故封劉濞為吳王，管轄「三郡五十三城」。在劉濞治理下，吳地經濟發展很快，尤其是利用了地方經濟的特點，以豫章銅山鑄錢，以東海水煮鹽，因此，「國用饒足」。一般老百姓「無賦」(80)「無役」(81)，境內繁榮昌盛，吸引著各地「亡命者」來此謀生，「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煩共禁與」。實際上，當時吳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西漢王朝整個經濟水平，吳國財政收入比西漢王朝充足(82)，吳國充分發展地方經濟這本是利於社會發展的好事，然而，這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所不允許的，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觀念所不允許的，因此，吳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昌明必然要招禍。 晁錯勸景帝伐吳，列舉的理由有如下幾條：第一，「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時，吳國王太子入侍皇太子，王太子與皇太子「博」，因為王太子平時在吳「素驕」，不知此時他已低皇太子一等，不知謙讓，激怒了皇太子，皇太子隨手將王太子擊斃。由此引起了吳王劉濞的「怨望」。因為殺人者是皇太子，所以殺人者無罪，而吳王劉濞因此產生不快情緒反而有「當誅」之罪，罪從何來？豈不是來源於專制主義嗎？第二，「公（即公然）即山鑄錢，煮海為鹽」。這一點前面已講，更是何罪之有？難道有海水不煮，有銅不讓鑄，空讓其存在，就無罪嗎？難道不讓經濟發展就無罪，發展就有罪？這種有罪無罪的邏輯只能是專制主義抑制地方的邏輯。 幅員廣大的古代中國，由於地理條件的多樣性，自然地形成各種地區經濟，全國的整體經濟就是由各地區經濟組成，只有各地區經濟的發展才有整體經濟繁榮。按照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原則則不是這樣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掌握中央大權的皇帝及其謀臣對地方勢力的發展高度敏感，他們認為地方經濟力量任何一種發展都是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威脅，不管有理無理，總是按中央尊地方卑的陳規處理，不管實際情況如何，地方經濟力量總是不能超越中央，寧可讓其浪費，也不讓其超越，不管地方有無叛逆之心，中央認為某一地方勢力的存在或發展，對專制主義集權統治是一種威脅，那就要聽任中央削弱、討伐、剷除。吳王劉濞派人勸膠西王與他聯合舉兵，膠西王驚愕地說：「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83)這完全是懷著聽任宰割的心理。 中國歷史上有過分強調統一、集中的傳統，因此，對西漢時期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之亂」過於貶抑了，應該有所糾正。第一，吳國因地制宜發展鑄錢煮鹽無罪，西漢王朝壓制、摧殘這種發展，對社會極為有害。第二，西漢王朝對地方勢力的發展時時懷著恐懼的心理，其實，不是地方勢力任何發展都對西漢王朝構成威脅，不是地方勢力天然地具有叛逆之心。西漢王朝時時刻刻在猜疑他們，謀算他們，削弱他們，使他們時時刻刻忐忑不安，感到朝不保夕，使他們置於這樣的處境：要麼聽任宰割，要麼起兵反抗，舍此別無他路，從總體上看，吳王劉濞起兵與韓信謀反一樣，也是被逼出來的。吳王劉濞這個案，至今仍未完全翻過來，由此，可以想見，過分強調統一、集中的傳統影響之深。然而，古代中國向近代社會步入之艱難，這種傳統的影響則是原因之一。 吳王劉濞起兵與景帝派兵鎮壓這個過程就是中央王朝與地方勢力的明爭暗算，圍繞這個總過程，還派生出與個人的特性和品質有關的明爭暗算。 景帝削藩，晁錯是他的最積極的謀劃者，撇開晁錯的政治主張在歷史上所起的是什麼作用不論，就個人品質來說，晁錯對景帝是忠誠的，對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忠誠的。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他毫不考慮個人的安危，晁錯提出削藩主張，「諸侯讙嘩」。為此，晁錯父親特地從潁川趕到長安勸阻說：晁錯，天子剛剛即位，重用你，你卻推行「侵削諸侯」事，招來眾多人的怨恨和咒罵，是為了什麼呢？晁錯說，這是一定要做的，不這樣做，「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他父親見不聽，「遂飲藥死」。(84) 晁錯的死對頭袁盎則與晁錯不一樣，他外直內詐，以急諫取榮。他的政治主張與晁錯一致，也贊同削藩。景帝以為他忠直，故派他為吳相，他侄兒袁種向袁盎獻策說，君若要對吳王監視得太嚴，吳王不是上書告君，就是將君殺死，「南方卑濕」，君就天天飲酒，不說別的，只是勸吳王不反就行了，這樣君可避禍。他照辦，後來，晁錯以御大夫的身份治他「受吳王財物」(85)的罪。因此，晁錯與袁盎結仇了。可悲的是袁盎處心積慮要報復，而晁錯卻不提防，終被暗算。 景帝做太子時，晃錯為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86)景帝即位任他為內史，後遷升為御史大夫，甚得景帝的重用和信任，他「幸傾九卿」，遭到了袁盎、竇嬰和丞相申屠嘉等大臣的忌恨，申屠嘉曾以晁錯「鑿廟填垣」(87)奏請誅之，當未達到目的時，申屠嘉憤憤地說，我沒有先斬後奏，以致誤了事，遂發病死。可以想見，晁錯與這些人的恩怨有多深。晁錯恃著與皇帝關係密切可靠，對他身邊的忌恨者無所顧忌。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個「可靠」上。 吳王劉濞帶頭挑起「七國之亂」，大有不知誰家天下之勢。「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88)景帝本人也很緊張。晁錯責怪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89)。治與不治袁盎的罪？晁錯正在猶豫未決時，有人私下告之袁盎，袁盎覺得事態發展對他愈來愈不利，就深夜托竇嬰引見景帝。袁盎利用景帝害怕吳王劉濞起兵的心理，一開頭就對景帝說，吳楚七國之亂，不足憂，今可以破矣。景帝說，「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即傑，傑），白頭舉事」，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怎麼會起兵呢？怎麼說他們「無能為」呢？袁盎單獨對景帝說，吳王劉濞之所以反，就是因為晁錯「擅適（即謫）諸侯，削奪之地」(90)所引起的，因此，現在也只有殺晁錯以退兵。 袁盎的分析對不對呢？假如從最初引起中央王朝與地方勢力的關係緊張的原因來說，王朝的堅決削藩政策不能說不是重要原因，假如王朝執行一種妥善的政策，這一場戰爭也許可以避免。而在戰爭爆發後，袁盎這樣說完全為是了置晁錯於死地。景帝聽了袁盎的話，想了好久，然後說：「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91)於是一位忠誠的大臣就被處死了。晁錯死前穿著朝服被騙著乘車在街上行駛，晁錯不知道大難當前，他自己會被處死，更不知景帝為什麼要處死他，他死時還來不及說兩句話來表達自己的冤屈。 削藩，是自文帝以來朝野議論的重大問題，堅決主張削藩者，有賈誼和晁錯，景帝贊同削藩也不是因為晁錯煽動的結果，景帝本人就是堅決削藩的皇帝。這些景帝自己心裡明白。吳王劉濞心裡也明白，他之所以打著誅晁錯以清君側的旗號，完全是因為要避免違反君尊臣卑大限，權作一種策略。袁盎心裡也明白，他之所以將起兵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晁錯，是因為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有可能置他於死地的仇敵。景帝之所以接受袁盎的建議，是存在一種僥倖心理，反正區區一位臣子的性命沒有河山重，沒有皇帝貴，能殺一臣而換得河山和自己的安全，何樂而不為？況且，即使殺錯了，皇帝又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臣子對皇帝要講道德，而皇帝對臣下則可以不受道德的約束，臣子是奴僕，利用、使喚、作弄，一切為了皇帝，你活著對皇帝有利，你就活，你死對皇帝有利，你就死。哪怕是冤屈而死，也得死。 晁錯被殺後，景帝問從前線打仗回來的鄧公說，你從前線回來，聽到晁錯已死，吳楚罷兵不？鄧公回答說，吳為了起兵準備了幾十年，是因為憎恨削地而反，誅晁錯是一種名義，「其意不在錯也」。景帝回答鄧公說：「公言善，吾亦恨之。」(92)恨誰呢？恨自己，恨袁盎，輕輕說一「恨」(93)字，就過去了，為什麼不懲袁盎？因為懲袁盎就是等於懲皇帝本人了，只好不了了之。 所謂明爭暗算，有的是皇帝與臣子斗，有的是臣子與臣子斗。臣子與皇帝斗要拉著另一個臣子做皇帝的替身，臣子與臣子斗，各自要拉著皇帝做靠山。因此，無論什麼樣的明爭暗算都圍繞著皇帝進行。因為沒有公開反對皇帝的理由，沒有皇帝的點頭，任何問題都得不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