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三 喜怒無常
握有主宰一切權力的君王，自然是恣意肆欲喜怒無常的。韓非深知此，他說，龍也是一種蟲，可以馴而騎之，「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倘若有人觸到它的逆鱗必定要被咬死。他還提醒人們說：「人主亦有逆鱗。」
為了說明君王所特有的龍的性格，韓非還講了一個很生動的故事：衛國的法規定，凡私自駕君車者要處以刖刑，而衛君寵臣彌子瑕，因母病「矯駕君車以出」。衛君知道後稱讚說，「孝哉」，為了母生病的緣故，擅自駕我的車，顧不得犯刖罪。後來，彌子瑕與衛君游果園，彌子瑕自己貪吃蜜桃，將剩下的一半給衛君吃，衛君高興地說，「愛我哉」，這麼甜的桃子，自己捨不得吃，留給我吃。日長月久，衛君對彌子瑕的情感淡薄了，加上彌子瑕又犯了一些過失，衛君重新回憶過去兩件事說，彌子瑕曾經擅自駕我的車，又曾經將他吃剩下的桃子給我吃。彌子瑕所做的那兩件事，還不是那兩件事，變不了，而衛君先是稱讚彌子瑕，後是要懲處他，這是什麼原因呢？是「愛憎之變也」(50)。君王有愛於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當也是好的；君王有惡於臣下，臣下即使沒有過失也要獲罪。有時，甚至還「有功見疑」「有罪益信」。對此韓非曾舉兩例加以說明，一是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被中山君烹，並送一杯羹給樂羊，他坐幕下，一飲而盡。文侯對堵師贊說：「樂羊因為我的緣故而吃兒子的肉。」堵師贊回答說：「連兒子的肉都能吃。還有什麼他不吃？」文侯因「賞其功而疑其心」。
另外一例是，魯孟孫獵而獲麂，派秦西巴「持之歸」，麂母跟著後面啼叫，秦西巴「弗忍」，還小麂於母麂。孟孫歸，求麂，秦西巴回答說：「我不忍心而放還給母麂。」孟孫大怒，將秦西巴「逐之」，過了3個月，又召回並以秦西巴為他兒子的傅。有人問他說，你過去責罰他，今又召回來做子傅，這是什麼原因？孟孫說，他不忍麂，又能對我兒子有歹心嗎？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51)。
愛憎的變化，也即是心理的變化，這是最難掌握的。所以在《說難》篇開頭寫道，在這裡說的難，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難，是說被說者之難，不是說者說不清、被說者聽不清的難，也不是說者不放膽講以至問題沒有被闡述清楚的難，而難就難在不容易知被說者的「心」(52)。做臣子，要想輔佐君王建樹卓越又能避免殺身之禍，就要善於揣摩君王的心理。
君王的心理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兩多：多疑和多變。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處的環境決定的，君王周圍危機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險，可信的人更危險，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於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顏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為屈服君王的權勢，實際上，他無時無刻不在「窺覘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處其上」，他就要「劫君弒主」。或者討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討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請看，妻子如此近，兒子如此親，「猶不可信」，此外還有什麼人能相信呢？
君臣關係和一般的人與人關係一樣都是利害關係。當君王活著對群臣、妻兒有利，他們希望君王長壽；當君王活著對群臣、妻兒不利，他們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車子的希望人們升官發財，做棺材的希望人們夭亡一樣，兒子因為母親失寵而喪失了繼位權，則「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的君王，「則身死見疏賤，而子不疑不為後」，則「冀其君之死者也」。(53)歷史記載，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繼承權之爭而殺害的。
韓非認為「人臣有五奸」：一是濫用「財貨」收買人心以取得聲譽；二是廣為「賞賜」將君王身邊的人拉攏過來；三是潛心結黨以擴大勢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殺予奪之威；五是身穿華艷的服裝，口發狂言怪論，受人財貨評論是非，以「眩民耳目」。這五奸，為「明君」所疑，為「聖主」所禁。但是，由於人臣玩弄了權術，而使「主不知」(54)。這才是最危險最可怕之處。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並以君王的權術對人臣的權術。如《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周主丟失「玉簪」，命令「吏」尋找，過了三天還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間」找到。因此周主訓斥吏說，你們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們不忠於職守，「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55)這個故事不一定真實（在歷史上類似這樣的事未嘗沒有），但說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韓非列舉君王對臣下的猜疑種種：與君王議論大臣，有離間的嫌疑；與君王談論左右侍從，有炫耀自己權勢的嫌疑；誇耀君王之所愛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談論君王之所惡者，有試探的嫌疑；說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說得細緻周詳了，有瑣碎的嫌疑；陳述簡略，有膽怯的嫌疑；暢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殺身的危險，殺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韓非又將這種嫌疑稱之為「身危」。「身危」又有種種：無意中點破了君王內心的機密者，「身危」；察知君王借一種公開的行動以掩飾內心的另圖者，「身危」；猜測到君王內心謀劃，事泄遭疑者，「身危」；與君王情感不深而進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借宣揚「禮義」，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謀略得當君王獨占其功而知其謀者，「身危」；要君王做他不願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願的事，「身危」。(56)
時時處處，一言一行都會引起嫌疑，每一嫌疑都會引起君王心理的變化，眾多的嫌疑就決定了君王的心理複雜多變。一時晴一時雨，詭譎莫測，今天將你視為功臣，明日將你以仇人而處之；今天將你視為君子，明日將你以小人而棄之；今天將你視為正直可信者，明日將你視為虛偽奸詐者；今天對你以師事之而言聽計從，明日對你恨之如仇下獄處死；今天愛之不願你稍離左右，明日惡之，驅你於千里之外；今天信之，願將江山託付於你，明日失寵，千里河山無你立足之地。與這樣的君王最難對話，最難相處，動輒得咎，言輒得咎，時時處處使人有恐畏感，有危險感。故人云：「伴君如伴虎。」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這種微妙的關係，就決定了君臣之間要玩弄權術了。法、勢、術的術，主要是一種權術(57)，這種權術，有的用在內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間。君對臣用權術，臣對君也用權術。
臣子用術來對付君王喜怒無常複雜多變的心理。臣下向君王進言，如何既能自由馳騁自己的意思避免殺身之禍，又能進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韓非曾為此列了13條說君王之術。
第一，進言者應誇讚君王自己認為得意的事情，掩蓋他認為羞恥的事情；
第二，君王急謀私利，進言者應將私利說成合乎公義，並縱容他大膽去干；
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頭，想干而又有所顧忌，進言者就要故作姿態，抱怨他為什麼不去干；
第四，君王想做實際做不到的事，進言者不要硬頂，而是揭示這件事的缺陷，稱讚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王想要誇耀自己的才智，進言者就應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據，而又要假裝不知道；
第六，進言者要為人說情，既必須用好的名義加以闡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第七，進言者要勸阻君王做危害社會的事，不僅要說明做此事定遭議論，而且還要暗示此事有害於君王本身；
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歡露骨的讚譽，進言者就讚譽與君王思想行為相同的另一個人，藉以達到間接讚譽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樣卑污的行為，進言者必須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飾，說他沒有什麼過失，藉以達到間接為君王飾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受失敗，進言者必須否認有什麼失敗，藉以間接挽回君王的面子；
第十一，君王在誇耀自己的能力時，進言者不應勸他做辦不到的事，以免讓他露馬腳；
第十二，君王自以為勇於決斷，進言者就不要揭他在這方面的短處；
第十三，君王自以為謀略高明，進言者就不要揚出他在謀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韓非這十三條說君之術，都是教人學會講假話講違心的話。除個別條是婉言規勸君王不要干不利於社會的事外，其他或者是為君者諱，或者縱容君王謀私。不敢揭露君王的醜惡思想和行為，儘是迎合和助長君王的虛榮、驕橫、獨尊、自私的意識。當時，韓非為法術之士獻這些說君之術是為了實現「振世」的宏圖，即使如此，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時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專制主義制度下的君臣關係。連韓非都說，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講「宰虜」之語言，甚「污」，甚「恥」，只是不自以為「恥」而已。(58)韓非倡導這種臣下對君王或君王對臣下的術，可以說完全是法家學說的糟粕，是專制主義制度派生出的污垢。一邊是操有生死予奪之權的君王，一邊是無生命財產保障的臣下；一邊是至高至尊神聖不可侵犯，一邊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貴求富。這些君臣之間的極不平等的關係，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諛奉承、討好，講假話、講違心的話，即使是真實的思想，也要通過假話、違心的話表現出來，因為臣下隨時隨地一言一行都怕觸犯了喜怒無常的君王。
喜怒無常是專制主義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話、違心的話是專制主義臣民的特有的語言；這種性格、語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應。總之，這種性格、語言、心理都是專制主義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