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一 無秩序中的秩序
恩格斯在《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中寫道：「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10)這當然有特定的歷史規定性，但是從哲理上來講，也適用於中國皇帝。故在這裡，加以套用。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五千年前就進入了階級社會，建立了奴隸制國家，中國奴隸制時代國家政權的形式是分權制，或稱「封建制」。實行分封土地，在封地上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封國，各個王國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臣民，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政權系統，主位世襲，自己任免屬下官吏。實權在下、虛權在上，凌駕於各個封國之上的天子，只是名義的共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不過是名義共主權力的體現而已。實際上，各個封國與共主之間關係是鬆散的。由於封國勢力的強盛和共主權力的衰落，封國或者「末大不掉」，或者「問鼎」於共主，或者彼此紛爭混戰。歷史上的春秋戰國(11)時代就是如此出現的。
平王東遷後，統一的西周王朝統治分裂了，出現了齊、晉、楚、秦等國爭霸的局面。據魯史《春秋》載：224年里，列國間軍事行動，凡483次，朝聘盟會凡450次，總計933次。
打仗是一種軍事掠奪，朝聘盟會是一種以軍事為後盾的掠奪。大國討伐小國，井被填塞，樹被砍斷，禾麥被收割，車馬被掠奪，男女老少被俘為奴隸。朝聘必需的貢品，是麋鹿皮、虎豹皮、絲織物、馬和玉，以及其他珍奇異物。霸國利用各種名義勒令小國貢獻。有時貢獻一次，要用一百輛貨車，一千人護送。戰爭和朝聘盟會是浩劫，將人民洗劫一空。
假如說春秋時期的戰爭是大國兼併小國或者大國爭吞小國的戰爭，那麼，到了戰國時期則是大國之間為了統一天下而進行的統一戰爭。人民渴望擺脫分裂混戰的災難而希望統一，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主宰天下的權勢欲而希望統一，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墨家、法家無不主張統一，所不同者，只是各家所講統一的內涵不一樣。
孔子所講的統一是回復到西周天子治天下、諸侯治本國的統一。墨子所講的統一是回復到大禹時兼愛非攻的統一。法家所講的統一是集一切權力於君主一人的統一。從政權形態角度來看，撇開墨家的回覆遠古的空想不談外，儒家追求的是統一的君主專制（不是集權）政權；法家追求的是統一的專制的中央集權制的政權。兩家所宣揚各自所主張的統一能避免分裂混戰局面的出現。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理論，很為秦王政所欣賞。當秦王政看到韓非所寫《孤憤》《五蠹》篇，他很感嘆地說：「我能看到這個人，並與他在一起，死無恨矣！」(12)這就說是韓非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折服了秦王政，他願為這個理論付諸實現而獻身，秦王政的政治實踐亟需相應的理論指導，而韓非恰恰滿足了秦王政的要求。兩者相通，如魚得水，一拍即合，一合即歡，絕非偶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劃時代的歷史任務，建立什麼形式的政權的問題提出來了。為此發生了一場辯論。丞相王綰向秦始皇建議說：「既各諸侯國已經被統一了，燕、齊、荊等地邊遠，不立諸子置王於這些地方，就難以鎮守。」(13)王綰意在言中，是要恢復西周分封制（即分權制）。這顯然不符合秦始皇的初衷。他不便於馬上表態，所以，下令召集「群臣」廷議，絕大多數的人都贊同王綰的意見，唯獨廷尉李斯表示異議，他說，西周王最初分封同姓子弟「甚眾」，後來日子長了，骨肉之情不僅疏了淡了，而且彼此之間相攻如「仇讎」，周天子也制止不了。現在好不容易統一了，各地設立郡縣，不給「諸子功臣」裂土封侯，只是給以「公賦稅重賞賜」而已，這樣天下容易控制，得以「安寧」。秦始皇很讚賞李斯的見解，他說，以往「戰鬥不休」使天下人「共苦」之，是何原因呢？就是因為分封了許多「侯王」，如今已掃平了諸侯王，取得初步的安定，又要恢復分封制，等於是培植分裂混戰的勢力，要「求其寧息，豈不難哉」！(14)
是建立集權制好，還是建立分權制好？不僅古人爭論不已，而且今人思索討論它，還不乏其味。其實，實行分權制，未必如秦始皇、李斯說的那樣危險，不然，為什麼西歐從黑暗的中世紀走出來比中國還要快呢？實行集權制，也未必如王綰說的那樣不好，不然，怎麼古代中國經濟文化會居於世界前列呢？這種歷史選擇不能用一時的利和一時的弊去評判。集權制是剛性的，它的積極作用大，消極作用也大，也可以說正因它先頭的積極作用大，所以，它後來的消極作用也大。分權制是中性的，它的積極作用小，消極作用也小，也可以說正因它先頭的積極作用小，它後來的消極作用也小。要我們選擇，我們應該選擇的既不是集權制，也不是分權制，而應是集權制與分權制相糅合的一種制度，然而，我們畢竟不能替代古人的選擇。
秦始皇和李斯做了這種選擇反映他們那個時代人的一種認識，有它的必然性。由於秦始皇和李斯是秦王朝的最高決策者，所以，他們能力排眾議，把自己的主張化為不可違抗的國策，推行全國。假如秦始皇、李斯與王綰等人換一下位子，也許分權制就成了普遍推行的國策，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真的如此，中國古代史面貌又是另一個樣子了，這就有偶然性了。總之，那時的人對300多年來的分裂混戰的局面深惡痛絕，希望根絕這種局面，使之不再發生的心情太急切了。所以，集權制戰勝了分權制。
集權與專制，容易被混而一地使用，其實，這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君主專制，而又主張分權，豈不是將專制與集權略加區別了嗎？但是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將專制與集權聯繫在一塊，他們所講的君主專制就是君主集權，而強調集權從實質上就是強調君主專制，可以說，韓非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理論是強化君主專制的理論。韓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的集大成者，秦始皇是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制度化並加以實施者。秦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包括了以下三點：第一，皇帝獨裁制，一切臣下都是聽命於皇帝的僕役；第二，郡縣制，區別於分封制，將財權、軍權、司法權收歸中央，防止地方權力過大；第三，任免制，除皇位世襲外，其他官員都不得世襲，中央重要官職及地方主管都由皇帝任免。其中，中心點是皇帝獨裁。其他一切制度規定，都是為了保證皇帝獨裁的實現。秦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雖然不完備，但它卻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雛形，以後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都是在此基礎發展起來的。
後來，法家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理論與儒家的禮樂思想結合起來。儒家認為，禮是區別尊卑的，樂是調節情感的，禮使人畏敬而不爭，樂使人和親而無怨，從而達到「揖讓而天下治」(15)的目的。這樣，就使得張牙舞爪、殺氣騰騰的政權變得既莊嚴肅穆而又和顏悅色，以期達到人們既敬懼而又不憎惡的社會效應。草莽英雄劉邦不懂得這個道理，他稱帝時一切儀式從簡，沒有威嚴沒有禮度，鎮不住場面，造成秩序混亂，「群臣」在酒席上「爭功」，一邊飲酒，一邊吵鬧，有的喝醉了狂躁亂叫，更有甚者還抽出刀劍砍殺，漢高祖劉邦對這種亂糟糟的場面不知如何是好。早已等待時機求進的儒生叔孫通急忙向漢高祖進言，他說：「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我可以召集魯諸儒生和我的弟子共同搞一朝拜儀式。漢高祖說：不要太複雜了，簡單點。叔孫通說：我「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叔孫通帶百餘人按照所擬的儀禮練習「月余」，為指導「諸侯群臣」(16)朝拜做準備。
公元前200年10月的一天，在長樂宮正式舉行朝拜。天還未亮，「謁者」出來主持儀式，將臣依次引入殿門。廷中排著車騎站著「戍卒衛官」拿著兵器，豎著旗子，傳出一聲「趨」，群臣隨即疾行而入。「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依次站在西邊，面朝東；「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在東面，面朝西。每一台階數百人，郎官夾其兩旁，執掌賓禮的官以備傳遞皇帝的旨意和臣下的稟告。一切都準備停當了皇帝才「輦出房」，當皇帝一露面，百官執戟傳聲唱警，帶領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的官員依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儀式舉行完了，大家都像喝醉了酒一樣，殿下的爬在地上，殿上的「侍者」低著頭不敢平坐而視。然後大家起來依次為皇帝敬酒祝賀。御史執法，如有的人舉止違反了儀禮，當即帶出。整個朝拜完畢，「無敢嘩失禮者」。經過這一場按照叔孫通等人炮製的儀禮朝拜後，漢高祖劉邦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17)這就是禮樂壯皇威的好處。富人從平民中突出出來，貴人從富人中突出出來，最終，最高統治者從貴者中突出出來。秦始皇規定最高統治者號曰「皇帝」，自稱「朕」，命為「制」，令為「詔」，就是強烈地表達那種突出最高統治者至尊至貴地位的思想，那時秦始皇的朝拜已配有儀禮，而且比漢高袓還要繁，只是不見記載而已。
西漢群儒之首董仲舒，將「天」解釋為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人受天命，皇帝則代表「天意」行使最高權力，董仲舒將儒學神化，也將皇帝神化了，使得至高至尊的皇帝帶上了神聖的光圈，使他不僅令人敬畏，而且令人感到神秘莫測，神秘莫測的威嚴比凶相畢露的威嚴更加有懾鎮力。
於是，皇帝就被塑造為操縱一切權力的凌駕一切人之上的有至高至尊威嚴的不可侵犯的神。古代社會為什麼要塑造這樣的一個神呢？因為需要它維持統治秩序。
荀卿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然而牛馬卻為人所用，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人能群」。(18)但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不爭」，所以，凡人成群必有爭，「爭則亂」。(19)怎麼使人群而不爭不亂呢？那就要有「善群」的「君者」。(20)唐朝柳宗元承繼和闡發了荀卿的思想。他說：「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焉。」假如說服不了，「由是君長刑政生焉」，即君者德教不行就行使政治強制。政權機構也是隨著人群和鬥爭的擴大而擴大，「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21)柳宗元所說的這一過程表明天子（即皇帝）是在無秩序的紛爭中產生的，它的產生又是結束無秩序的紛爭的需要，一旦它產生了，它就代表著一種秩序。中國的古代皇帝代表著一種什麼秩序呢？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