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義[標點本] · 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衍義》卷十六 明 夏良勝 撰
三重之義【經濟之文 詞翰之文】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臣良勝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萬物長養而後民財可阜，民財阜而後民慍可解。蓋財者，天之利也，民之心也。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亦因民所利而利之焉爾。然當唐虞盛時，亦復以財阜民為說者，人生有欲，無主乃亂，為之主以治其亂，君也。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 後世托為清曠，視財計為末務，而或若以浼焉，固非也。顓顓以利媚上，若漢之桑弘羊、唐之宇文融、宋之王安石者，又不足言矣。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蔡沈曰：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游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臣良勝曰：三代家天下自禹始，故其示後以保天下亦自禹始。其為訓昭明若此，太康一犯禽荒，遂以失邦；夏桀一犯色荒，遂以亡國。嗚呼！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為人後者，於先世懿訓，其慎保之哉！
湯誥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蔡沈曰：「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臣良勝曰：「成湯勝夏，誕告萬方，與之更始，乃自戒懼若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其道一而已矣，其心一而已矣。」
《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朱熹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臣良勝曰：「生於其心，克於其道，發於其道，成於其言。文王羑里之囚，雖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憂患疢疾益足以深其道。故其《易》彖之言，容有近乎危者。然而言之危者，心之安也；心之安者，道之大也。故履和以至謙，尊以光復，小而辨恆，雜而理損，難而易益，裕而施困，窮而通井，安而遷巽，稱而隱。凡其所以為危者，皆反身修德以即於安也。嗟夫！天有健之道，而後有日月星辰之文也；地有順之道，而後有山川草木之文也；聖人有參天地之道，而後有經天緯地之文也。是文王之《易》之謂也。」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念所監不遠，視爾之所代。」
鑒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臣良勝曰：「武王之銘，得于丹書之戒者深矣。天下之道二，理與欲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故敬則毋怠，從怠非敬也；義則無欲，多欲非義也。武王之銘，志敬而辭義，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舜大聖人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時之近也；必稱先王，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臣良勝曰：「上知之君可正也，中才之主難乎其為正也；老成之君可道也，幼沖之主難乎其為道也。故拂其志之所不欲，不可也；強其力之所不能，不可也。矧周公有聖人之德，叔父之親，冢宰之位，攝政之權，而所事成王又幼沖中才之主，無逸之陳，亦難乎其為言矣。故其書之綱領，但知稼穡艱難而已，此夫人之所能為，固不阻之以難從者。推其至於為三宗、為文王者，實不外是，而所以永年，所以享國長久，亦不外是。夫繼世之君，所欲孰有大於永年享國者乎？是亦誘之以易從也。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而以文致戒，其委曲之難如此，況其下乎？故伯益於舜則曰：『罔游於逸』，皋陶於禹則曰：『無教逸欲有邦』，儆戒之詞若臨師保而昌言，是拜弗逆於心，萬世而下，每有望於都俞之遇難矣哉！」
《烝民》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臣良勝曰：「《詩》三百篇皆不言作者之名，惟《烝民》詩則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崧高》詩則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蓋朝寧公言，友朋正義，無隱義，無愧詞，亦足以見宣王之治，上下無回，故公事而公言之也。況申伯往邑於謝，山甫城彼東方，皆王命有作，以大其行，君臣禮義，亦非後世之可言矣。惟《節南山》之刺尹氏，亦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夫以尹氏厲威專權，使人無得戲謔，家父乃欲自表言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則當時權臣猶有所憚，而人猶敢以言犯之，卒未聞家父之禍。若後世，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慘禍繼之，視幽厲之世又遠矣。巷伯惡讒之詩，初無所指，而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斯人也而有斯作也』。《詩》固可以觀也。」
《魯頌》詩曰：「思無邪，思馬斯徂。」
朱熹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之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臣良勝曰：「六經之文以載道也，道一而已。故千條萬緒，而本原之地必歸於一，而後為道之文也。《詩》之本，思無邪也；《禮》之本，無不敬也；《易》之陰陽，必知其所以消長變化者何如；《書》之政事，必知其所以治亂升降者何如；《春秋》褒貶，必知其所以王伯名分者何如。是之謂知本，是之謂善學。不然，博聞強記，皆糟粕而已。至如讀屈騷，人皆知其屈抑悲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遠遊》一篇，當時君暗臣讒，世莫可與，但相與歸之冥漠焉爾。讀陶詩，人但知其恬淡隱況之高，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蓋劉裕以進酒行弒，而莫能正者，則托酒而逃，以慕於仙也。是故作文者不可不有是也，考文者不可不知是也，是孔子讀《詩》之遺教也。」
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臣良勝曰：「書傳所記婦人之言，近於理者甚眾，若其析性命之理，斷吉凶之占，達死生之道，有補於聖賢之學，惟穆姜數言而已。孔子系易而文言取之以明干之大義，不可以人廢也。夫以姜之明達識事，而溺於宣伯，至行譖毀，幾殺其子，卒禍其身後世。若武曌機術能不動聲色，潛移唐祚，而溺於二張，殺廢其子而不惜，大類夫此。哲婦傾城，信若是哉！」
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秦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臣良勝曰：「穆叔之言，加於宣子數等矣。文仲之稱於魯，惟告糴於齊與吊宋災為可稱述，而行父之出莒仆，亦曰『文仲之教以事君也』，其言信有立者，可不朽也。獨不思三不仁不智，其名亦將不朽者乎？穆叔特取其言，而功德不與焉，是亦有所別矣。」
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臣良勝曰：「魯閔公時，齊桓使仲孫省難，有乘亂取國之心。仲孫曰：『魯猶秉周禮，國家之本未墜也。』於是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之謂周禮，以先世俗政而言也。今宣子之謂周禮者，徒有其文而已。武子方以私交為重，一譽其樹，則欲封殖無忘，且以召公甘棠之德諂之，此其志欲何為哉？專國逐君，其勢既成於此矣，而曰周禮在焉，何哉？」
史記世家曰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系《易》象、說卦與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劉安世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方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退居魯時，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系《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淵，源一日決之，滔滔汩汩，直至於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也。」
漢高帝至豐沛，酒酣擊築而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臣良勝曰：「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而歌詞壯烈，樂而不縱，安不忘危，數言之間，而天時、人事、鄉情、治道咸具焉。三代而下，人君製作，此其最簡而切者，孰謂其不事詩書而有是哉？」
武帝謂倪寬曰
「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真德秀曰：「典、謨、訓、告、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唐太宗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
「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知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正所以自狀爾。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太宗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高祖範圍之內爾。」
又幸靈州，敕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 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臣良勝曰：「有其善，矜其能，太宗自矜才知，而欲逞志高麗，及無成功，而欲自掩於北代，復為詩詞勒石示武，自矜功伐，正與曹操一等見識爾。故有識者觀之，將謂太宗除凶而凶未可除，突厥之禍終唐之世，則所謂雪恥乃自雪其恥也，何與於百王也哉？」
唐憲宗留意墳典，及觀《貞觀實錄》《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范》，玄宗撰《開元訓誡》，遂采《尚書》《春秋》及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金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權幸、慎防行、任賢臣、納忠諫、謹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節儉、獎忠臣、修德政、簡田獵、錄勛賢，書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良勝曰：「憲宗於文，知所以鉤玄提要，為世切用，其用心亦勤矣。然推其心，特以太宗、玄宗均有製作垂世，故為是彌文之具，以耀前而夸後爾。淮西既平，驕侈自恣，程異、皇甫鎛以言利幸，裴度以忠直疏，李逢吉以讒諂行，土木既興，仙術並進，所謂十四篇，無一不背，是謂無本之文，若潢潦之水，朝滿夕涸，亦何貴於文哉？」
唐宣宗夜召學士令狐綯出《金鏡書》曰
「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 綯語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 帝曰：「善，朕謂此書三復乃已。」
臣良勝曰：「宣宗少有至性，而隱德不形，宮中以為不慧，蓋當時援立之權皆出宦官，若見英明，必為所忌矣。初臨政，而奪德裕之權，聽樵夫父老而知涇陽、醴泉之政，聞綯之言，即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則於任賢退不肖之說，知之審矣。其最可稱者，樂聞規諫，封駁合理，必屈意從之，得大臣章奏，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詰責之曰：『詔命既行，廢閣不用，宰相可為有權。』雖自謂猶畏宦官，而有罪勿舍，有闕勿補，圖為漸耗之術，至今猶為可行，故大中之治，人稱為小太宗，得於《金鏡》之文者多矣，惜其溺於方士，以藥餌終，人故有遺恨焉。」
宋太宗雅好文史，于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有所闕廢，即進補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曰：「朕開卷有益，不為疲也。」 常作戒詞，戒州縣官，書於治所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寧宗為王時，深慕朱熹之學，每講官進講，必問熹說何如。及即位，熹進《大學》講議，一日啟曰：「臣所進講議，於聖意何如？」 曰：「其要只在求放心。」 熹頓首曰：「陛下天縱生知，舉此正是要領，願推之以見於行。」
理宗制《訓廉》《慎刑》二銘，戒飭中外。
《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災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
《慎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已，服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恩施，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棰，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臣良勝曰：「天下有實心，乃有實理，有實理，乃有實學。從古人君不廢講學，未有如宋之盛者。若寧宗尊尚朱熹，而知本原用力之地只在求放心，尤大要也。然制於其母，而大位不受之父，此心之大失，何以救之哉？聞彭龜年進講魯莊公事曰：『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此其心惕然有動乎理宗製作，尤當緝熙，有記道統，有贊元良，有規皆近義理，若茲《訓廉》《慎刑》之銘，尤切吏治，但真德秀云：窒賄送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宋獄之濫，最甚於理宗之朝，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擅制獄具，非法殘民，富實之家，稍有罥掛，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至有監司郡守毋籍民家之禁，而未己。嗚呼！文乎文乎，豈將謂飾虛名之具而已乎？」
聖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以資覽閱，謂詹同曰：
「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六年，《祖訓錄》成，聖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演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以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其小過不及爾，若一代定法，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臣良勝曰：「天縱聖學，能自得師，求帝王之遺書，誦孔子之格言，皆以資治，臻於至理，出其緒餘，見之製作，金匱所藏，莫窺秘奧，惟《祖訓》典章，流布海宇，真大禹典則之訓，成湯風愆之戒也。伏聞仁廟在御，言曰：朕十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而後成書，秦晉周世子皆在，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嗚呼！休哉！惟創業而知慮子孫之容易，惟守成而知繼祖宗之困難，必有萬世無疆之恤，而後有萬世無疆之休，諒哉！」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仿成周，乃作《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以誥天下。又慮誥條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詞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
臣良勝曰：「周公治殷亂民，乃有《大誥》之作，尚未格乂，乃有多士、多方之作，怙侈滅義之風未息，而召公、畢公、君陳復治之。矧聖祖繼故元之亂，而《大誥》之訓勸解始明，務使家傳人誦，故論刑以有《大誥》則減罪一等，極有深意，而今以為虛文，故案未之省也。」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文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歸附始末為《大明志》。
臣良勝曰：聖謨宏遠，蓋序《禹貢》述職方意也。所以一寰宇，用以昭示子孫創守艱難，皆於是乎在。故文皇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至睿皇又命儒臣通輯成書，為《大明一統志》。於古今建置、人賢、地理形勢、民物登耗、風俗美惡，不出殿廷而可知天下，足以成聖祖之盛制雲。
洪武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
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義，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文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
《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陳澔集說焉。
臣良勝曰：天下一統，有徵於書同文也。而文之同者，其轉移導化之機，莫先於科目。蓋上以是取下，下以是應，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也。我祖宗垂訓明切如此，而今之業《易》、業《春秋》者，置《易傳》與三傳而不省；業《書》、業《禮》者，已不聞有古註疏之書。是在主司者當有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志也，申明初制，是有望焉。
聖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邊徼之禍曰：
「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奄寺之權，唐無藩鎮、邊徼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於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閽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為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制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觀覽，亦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良勝曰：戒之者所以圖存也，警惡者所以思善也。昔孔子觀周明堂門墉間，見圖有桀紂之象，嘆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也。」 我聖祖歷舉前代所以滅亡者，皆由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邊徼之禍，而思所以制之，皆原於人主之身。古今經濟之略，殆無遺慮。若果成編，藏之秘府，聖子神孫有所取法，誠萬世長存與天無極之道也。如其未就之志，則繼述之孝無有大於是者，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右衍經濟之文
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臣良勝曰：文字之興，自庖犧氏，而書制有六：曰象形，若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命之也；曰會意，若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人意而命之也；曰轉注，若考老之類，文意相受而命之也；曰指事，若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事得宜也；曰假借，若令長之類，一文而二用也；曰形聲，若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工為聲也。是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又不特魚鳥之跡、刻畫之求而已也。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臣良勝曰：聖人為世瑞也，故舜之時卿雲之見，乃以章禮，鳳凰之儀，乃以成樂，不以瑞名之也。若後世天馬、寶鼎、朱雁之歌，則甚侈矣。
箕子《麥秀》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臣良勝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生禾黍，傷之欲哭不可，欲泣為近婦人，故作是詩以歌之，民為流涕。東周大夫賦《黍離》之詩，是本於此。陶淵明曰：「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雲胡能夷。」 狡童之歌，淒矣其悲，噫！是可以觀箕子之心矣。
採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臣良勝曰：按《史記》，武王滅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乃作此歌。其後四皓隱商岩，亦祖此義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紫芝可以療飢，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知貧賤之肆志。」 然則西山之歌，可以察天下興亡之幾；商山之歌，可以識一身安危之理。
孔子《獲麟》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淚沾袍。臣嘗聞夫子之生，有麟而赤紱，人以為祥也。今出而見獲，豈惟夫子道之窮？越二年而兩楹之奠夢矣。故曰：聖人之生，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毓也，豈偶然哉？」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擊柁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臣良勝曰：「武帝此辭雄壯激烈，為辭人所宗。其意既壯，感嘆系之，固亦悔心之萌也。然留連光景，耽樂追歡，而所懷佳人，其不逮高祖之思猛士遠矣。」
曹操《神龜》篇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臣良勝曰：「詩言志也。操之詩，奸雄之志也。所謂壯心不已，欲何為哉？九錫未已，篡奪而後厭也。晉王敦極愛此詩，每醉則歌，以鐵如意擊唾壺，壺為之缺。二奸心事，率於此一詩見之。故曰：詩可以觀。」
魏文帝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材藝兼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真德秀曰：「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瑀所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
魏高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後，詔敕皆自為之。
臣良勝曰：「宋、魏之世，魏高祖為獨賢，變北語，用文士，欲興禮樂，郁然有太平之風，最可稱者，誅沙門，廢佛寺，而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是豈可以北朝少之？惜其恃於嚴明，肆行殺伐。初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丁壯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此豈為久長之道哉？宜其傳世寡君，蕭衍以六貴同朝，必知有亂。爾朱榮、高歡之毒既施，而魏以三歲之嬰亡。天道何還之速而顯也？」
唐太宗時，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
「朕之詞命，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
臣良勝曰：「太宗可謂真知輕重者矣。然而太宗固非不好文者，特論欲占上風爾。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後為一詩述古興亡，世南已即世，命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推是心也，與隋煬帝忌薛道衡、王胄等爾，又何嘆於梁陳也哉？但太宗別有政事可觀，不專於文，此其所以致治安也。」
宋真宗天禧四年，作天章閣藏御集。
臣良勝曰：「真宗遘疾既久，太子於資善堂決事，時作也。不逾年而真宗晏駕矣。或曰：時丁謂用事，構隙兩宮，托藏御集，實欲尊奉所降天書，悅其意以固寵爾。觀其後以之殉葬，則建閣珍藏，亦或然也。真宗有御集可藏，其於文字甚所注意，故於邢昺講《春秋》，則曰：『勤學有益。』又曰：『資於政理，無如經書。』然卒不免於矯誣上天之議。人君不事實德而崇飾虛文，則臣下以虛文應之，如丁謂者眾矣。」
唐玄宗時，張說、宋璟、乾曜同受上命，宴東堂，賜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鼎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奏南宮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敘彝倫。」
臣良勝曰：「玄宗游意詞翰，動有可傳，此其一也。其後擇廷臣出刺史諸州，詔宰相祖道洛濱，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觀此境界，豈不為盛，而天寶之亂竟亦無救，蓋其心自矜於是也。夫矜文則輕士，輕士則棄賢，棄賢則政亂。煬帝曰：『天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謂天子矣。』矜侈若此，夫豈不亡？唐莊宗既取汴，謂臣下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而高氏不朝，魏武才得荊州，而於張松忽之，率此累也，尚戒之哉！」
唐憲宗見洪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 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宋英宗於資善堂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座。翌日，呂公著奏曰：「陛下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為君之要道。臣輒取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省覽。若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臣良勝曰：「公著之善諫，自公權而來。公權直攻其所短，匡救之意也；公著因就其所長，將順之意也。二者皆引君當道，足為事君者之法也。」
理宗時，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遂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 「鶴山書院」 四大字賜之。
臣良勝曰：「理宗篤於向道，不獨詞翰之工而已。其幸太學，則書《道統贊》及《白鹿洞學規》賜諸生；於丘岳，則賜『忠實』二字，皆其所優也。觀於此，了翁不為不知，竟傷於忌者之口而出之於外，非帝之不明也，蓋忌者之言近於理，是則曰『君子可欺以方』也。其曰『知兵』且仿張浚故事，在理宗固當深信，在了翁不得自避，在天下亦不得而非議之也。昔盧杞忌張鎰，則薦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遂使朱泚以殺之；於顏真卿、於李揆，率用此術，此小人忌嫉之尤者。人主有以察此而後為至明，是何敢望於理宗也。獨惜了翁與真德秀俱以正直為邪人所忌，且造為飛語曰：『魏了翁偽君子，真德秀真小人。』流落十年，遭遇未幾，而不終於用，非二賢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也。」
國朝陶安知饒州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寇就擒，脅從者立宥之，全活甚眾。聖祖嘉其功，詩以美之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又制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魏國公徐達薨，聖祖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寇，克濟大勛。今邊境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勛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勛也。」 遂親制碑文，樹之於墓。
臣良勝曰：「文以載道也，文藝也，道實也。篤實而藝書美而愛，愛而傳矣。聖祖文翰以道為之實也，故文若陶安，武若徐達，乃克堪之，豈溢美而濫施者倫哉？蘇軾曰：『為文如萬斛原泉，行其所當行，止其所不可止。』此之謂也。」
聖祖問侍臣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 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聖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 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其要也。」 聖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有不定於一乎？」
聖祖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講 「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讎」，辨曰：「孟子於此處只是有意感動齊王，近人錯理會，便干出許多背義弒君事體。讀書固不可無識。」 又講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己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
臣良勝曰：「孔明讀書不務記誦，止觀大意，真讀書法也。聖學天縱而本之躬行，根極要旨，註疏之外，輒得新意，內內外外之辨，崇正黜邪之防，凜然萬世之正議，皆不主故常而發先聖賢所未發者，此聖人之文之本也。世之學者因是得師，亦或於傳注之外而求自得之意者，則群攻力詆，直指以為叛教誣賢，蓋不知義理自是無窮，以一人言之而有餘，以萬世人言之而未足。臣敢請以聖祖之辨注者示天下，為萬世法。」
文皇既遷北都，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收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者，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識，收貯如故。
臣良勝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然而載籍所考，有古今治亂之跡焉，有禮樂名物之資焉，有人物賢否之辨焉。是以聖祖開國即訪遺書，文皇於南京貯書尚存正本，大有深意。凡載籍在天地間，經厄為多，秦王之初，王莽之末，獻帝既遷西京，燔盪；劉石憑陵，失墜既多；侯景破梁，周師焚郢，君子謂經籍已經五厄。至隋唐又備，而祿山、黃巢之變，極於五代，女真、蒙古至正之末，又不知經幾厄已。繄我祖宗購求收蓄，不遺於力，不遺於慮，故典充棟，指取可稽，而文子文孫，宸章炳耀，輝映海宇，蓋亦有所自雲。」
文皇命楊士奇侍講皇太子兼春坊諭德，時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士奇對曰：「陛下明聖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誥皆可觀，非為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 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者之經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永樂二年，仁廟在東宮，翰林學士王達講《干》之九四，舉儲貳為語，講畢，召問楊士奇曰：「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 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仁廟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 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又舉王昭素對宋太宗之言，仁宗悅。
臣良勝曰：「帝王之學，固有資於載籍之富，尤有資於輔導之臣。蓋九重邃密，親儒生亦無幾時，萬幾叢委，親簡冊亦難遍閱，惟於講讀之際，每慎抉擇之幾，則萬古之書皆在目前，群臣之學皆為度內，使進講讀皆若達，承顧問皆若士奇、若汝玉者，將無容議矣。蓋達之講實有所師，士奇之對亦有所戒。程頤嘗講『賢哉回也』一章，乃曰：『顏淵之賢，簞瓢陋巷，其貧如此，以季氏而富於周公，魯之用舍如此，何以為國？』此達之所師也。陳後主、隋文帝專意詞章，至以『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殺戮臣下以成忌嫉，此士奇之所戒也。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又況於君人者哉？」
右衍詞翰之文
《中庸衍義》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