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義[標點本] ·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衍義》卷十五 明 夏良勝 撰
三重之義 【命官之制 審刑之制 田賦之制 兵戎之制 崇勛之制】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蔡沉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
《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陳澔曰：「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
臣良勝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若無所為也，然而代之以有為者，若星垣日月，度次分秒不能差忒，而後運化行焉。故內有公卿，外有列侯、州長，可謂專矣，而方伯領之；方伯帥州，可謂尊矣，而三監製之。職上於大夫，所謂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上也。天子命一大夫，猶足以制方伯，逆邪心，窒亂源，體統益嚴，而天子之尊為何如哉？漢制，萬戶以上令，秩千石；郡守，二千石；刺史，十三州行部，才六百石，而六條檢察，一治強宗豪右，其五皆治二千石不法。秩卑以期於進，權重以責其成，此《王制》三監之遺也。唐置觀察，則尊官矣，而養尊自愛，卒與藩鎮比而為禍。宋以前，宰相典郡，置帥，而以清望為監司，不過台省寺監官，藩臣一事不法，即按劾以行，猶漢制也。聖朝，守令統之於方伯，周制也；監司按察，唐制也；重臣撫治，宋制也；又以御史代巡守而監察之，亦七品官爾，則漢制之本於三監者也。是所謂斟酌歷代之善而取其尤者，真萬世常行之法也。」
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 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帝稱善。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臣良勝曰：「自成湯之時，伊尹、仲虺為左右相，至周則設三公，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無獨任也。至是以勃之謝病，止置一相，權專位重，其禍滋深。至宋太祖始置參知政事以分其權，而專決之政卒難改於其舊，故有如檜、如似道者，卒以殃人禍國如是也。大端宰相須用讀書人，絳侯勃織畚人爾，宜其出陳平下也，而貽之隱憂亦至於此。其後董賢治哀帝喪，一無所知，太后乃召王莽，謂明習故事，遂信向之，代漢之事成於賢矣，人君置相亦慎之於始哉！」
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雲。」
胡寅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聾瞽君上之奸術也。為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托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赤，莫敢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成風，為欺為詐，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併，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眾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夸頌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變實章，地變實著，人心實離，雖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戴溪曰：「甚矣俗吏之為民患也！以辦事為功，以稱職為能，以刻為威，以察為明，以政化為高論，以風俗為迂闊。當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令行禁止，所求者遂，所欲者得，有所任使，不避劇易，皆能成功，故朝廷之上，翕然以為能，以此馴致大位，典領方面，往往如是，天下之士爭慕效之，翕然成風，離散民心，破壞國體，斫喪元氣，而風俗自此耗矣。古之君子深嫉俗吏如仇讎者，惡其為民患也。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愊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以感動民心，扶持教化，薰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
唐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取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為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辯給以御人，詭詐以用兵，邪僻險陂，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唐玄宗時，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 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臣良勝曰：「玄宗以專任宰相，不預除吏，固為得體，然不自言於宰相，而與宦官言之為大失體矣。使力士變換其言，元之何所從質？方懷疑震懼之際，非去則死而已。此奸臣欲固權寵，必預結左右以刺人主之意，好惡喜怒無不知之，而先意承迎，如李林甫、盧杞、元載之儔，皆玄宗有以啟之也。」
唐高宗時，少常伯裴行儉有知人之鑑，與員外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行銓注之法，又定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抵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宋真宗時，寇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類頗不悅，目吏持例簿以進，准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
臣良勝曰：「寇準之卻例簿，真宰相事也。而積日取貴，自漢以來便之以為苟祿，聖書崔亮始立年格，專以倚解日月為斷，而薛琡上書曰：『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同列欲進例簿者，崔亮之格也；准之意，薛琡之議也。雖然，惟准行之，則可以，其無所私也，是以上信之，下服之也。其後王安石變法，呂惠卿輩以為不取眾不悅者，驟用之，無以震動人心，一時少年新進，幸門大張，而作福作威之術，隨地而布，故有不須用人，特防禦前處分金字牌指揮紛然並出，而賞罰紀綱於是大壞，是又不可不慮也。故曰：資格以畜常調，聞望以待異才，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敘官之大要也。」
仁宗時，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呂夷簡不悅。
臣良勝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擇十使，十使擇其刺史、縣令之賢，此姚崇之論官人之最簡而易者也。以漢宣之核於名實，未免王成之欺，至章帝而厭苦之，吏治之得人亦難矣哉！必若唐太宗、玄宗為命官之主，裴行儉、寇準當審官之局，又必有主張公議如仲淹者以正其後，如是而有官不得人，民受其弊，未之有也。」
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估令長郡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武后時，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槌侍御史，碗脫校書郎。」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
臣良勝曰：「先是官爵之濫，故有曰『爛羊頭，關內侯，灶下養，中郎將』，又曰『貂不足，狗尾續』，然未有拾遺、補闕、御史、校書等清要之秩亦濫至此。蓋武曌以匪人竊位，惟恐人不附己，以茲清秩為餌人之具也。」
中宗時，安樂長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二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應募入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士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
臣良勝曰：「物之敝以漸而至也，官制亦然。始若漢靈君自壞之，次而後壞之，又次而近習壞之，其初猶官貴而貨賤，有一官而至千萬，至肅宗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則官輕而貨重矣。」
《皇明祖訓》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所用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處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良勝曰：「聖祖此訓，所謂洞視千古，貽謀萬世者也。但洪武六年，命編修張淮等十人入文華堂肄業，宋濂為之師，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光祿給酒饌，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衣，時賜鞍馬，蓋有微意在也。文皇緣此，遂簡解縉等七人入內閣，掌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秩上五品。仁皇以後，加師保殿閣隆名，先臣丘濬謂不與以相之名，而與以相之實也。臣又嘗聞宋儒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也；宰臣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周公為師而位冢宰，正百工是也。』然則聖制宏遠，蓋將追復乎有虞、成周之盛，而秦漢以下不足法也。」
洪武四年，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聖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鑒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民，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鑒之任，宜在公平，以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永樂元年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選官，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部，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捨。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
文皇又諭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其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上謂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則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則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立，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與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捨，必征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以聞。」
永樂十三年正月，遣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陛辭，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咨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爾不恭命，爾則有罪。」
臣良勝曰：「守聖祖之諭，則選舉之法無弗公明者也；守文皇之諭，則考課之法無弗精核者也。上下各盡所長，內外交修其職，如此而吏有弗稱，民有弗安，太平之治弗能遠紹於唐虞、三代之隆者，皆臣下守法弗飭之過也。若我祖宗立法之意，無以復加者，從古人君諭下，固亦多端，惟我祖宗獨舉其要，而唐太宗克舉其詳，然有互相發者，臣敢附錄之以備考焉。其諭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戶部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工部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為也。』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嗚呼！由唐宗之詳而執我祖宗之要，審官之道，幾於《舜典》《周官》矣。」
右衍命官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蔡沉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也，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捨，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考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宜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倖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噬嗑》：亨。利用獄。
朱熹曰：「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臣良勝曰：「天下之患，皆自間而生之也。近莫若夫婦，以妾媵間之，而失其夫婦者多矣；親莫若父子，以嬖倖間之，而失其父子者多矣。至於君臣，其勢既遠，而所以間之者日有至也，則君臣之保全能幾何哉？故《噬嗑》之象，取於治間，治間用獄之大者也。若幽王之褒姒、晉獻之驪姬，不特附喉之癭，其何能治？平、勃之於產、祿，五王之於諸張，太子重俊之於三思，其成也亦大幸矣。必如是而後明威之用為廣，豈但敕罰議獄之足雲哉！」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為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於刑措之後，自是而下，以至人輕冒法，而文書盈於幾閣，不足以勝奸矣。」
臣丘濬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膚肌，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減笞法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知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臣良勝曰：「史稱景帝刻薄任數，得於晁錯為多。今觀其減笞法、定棰令、下讞獄詔，務先從寬，其本心之仁者，文帝之遺也；其用刑之刻者，晁錯之過也。君子謂秦用商鞅法以毒天下，而子孫自受其斃，則朝服東市之誅，亦錯自服其辜也與！」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致，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臣良勝曰：「獄吏之苛固然也，所以使之至是者，宣帝明察之過也。不然，趙、蓋、韓、楊之獄，亦吏之為哉？善乎劉德威告唐太宗曰：『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爾。』噫！吏之弊也久矣，獨漢唐為然乎？」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及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三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詔房玄齡復定舊令，玄齡以為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
唐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必從寬恕，有司覆一獄，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今得平允。」 侍中王珪曰：「但用公正善人為法官，則奸偽自息。」 帝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更取公卿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其害致死，嘆曰：「棰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 詔曰：「罪人無得鞭背。」
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矣。」
宋太祖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 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狀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著為令。」
仁宗詔曰：「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所以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系，以奉天時。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所以稱哀矜之意？」
孝宗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卿等其革巧習之弊，明審克之，使公奸不隱情，罰必當罪。」
聖祖吳元年，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不訪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台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聖祖諭台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法度，則在台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知，若寧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於公陰德子孫，乃至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臣良勝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代之政，因時損益，有不可泥焉者也。昔鄭鑄刑書，而叔向貽書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臣竊謂叔向、子產皆春秋之季人也，議或如是，若盛王之世，創製立法，以酌乎前而垂於後，刑典有可廢乎？虞舜之時，象以典刑，固亦明示之也。《周禮》懸法象魏，安得謂獨無刑章也？況世衰道微，吏守於令，民征於法，而高下其手，其害滋深。自漢高入關，蕭何定律令，張蒼定章程，歷代因之，但通變宜人，固有隨世而更者。聖祖受命之初，首事乎此，頻經更定，一協於中，又以繼元紊法之後，不能一日安於煩苛之政，故也。是謂法天立道，孰大於此者？至於諭台臣者，明舉善惡之應，以為勸戒。嗚呼！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其在斯乎？」
刑部奏決重刑，聖祖諭之曰：「朕嘗命爾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法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爾等概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概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雲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毋概言也。」
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聖祖謂刑部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厲天下，其釋之。」
永樂六年，三法司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決。文皇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者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情實，有一不實則死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辭掩實者，有訥於言語，懷實情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
都督程達有罪，文皇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敕晟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 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為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略其小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臣良勝曰：「繄我祖宗之祥刑也，其立法也明慎若此，其用法也平恕若此，而矜疑弼教、審訊惜才，往往行乎其間，無俾大舜專美有虞，為法吏者能守立法之常，而推廣用法之意，信乎天下無冤民矣。」
皇明祖訓曰：「朕自起兵至今日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等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當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良勝曰：「製法有經，用法有權。故虞書象以典刑，經之謂也；周官治亂國用重典，權之謂也。聖祖承前元之亂，權以用法，撥亂反正之義也，而經常示後有如此訓，創業垂統之仁也。是以聖子神孫，休平翔洽，至我孝皇，又刪定明例，以輔律令，率用平國中典之意，所以衍宗社靈長之慶者，端在於此。臣故結言之以申重祖宗好生之德，因以警夫興事之臣，輒請嚴刑以濟督責之術者。」
右衍審刑之制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朱熹曰：「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臣良勝曰：「耕穫之益，益在下也；貢賦之益，益在上也。惟下之益上，乃益矣。」
《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沉曰：「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谷也。內百里為最近，故並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種而納谷；外百里為尤遠，去其谷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臣良勝曰：「此貢法田賦之制，止於王畿五百里，則遠於五百里有土貢，無田賦矣。至後秦漢，漕粟關中，率二十鍾而致一鍾，蓋有賦之於千萬里之遠者，無復以五百里為限矣。」
《公劉》詩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臣良勝曰：「周之興也，自豳始也。《易》於《剝》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於《益》爻曰：『利用為依遷國。』然則非《剝》不遷也，非《益》不遷也。公劉居邠，迫西狄之禍，匪居匪康，其剝甚矣。今而遷豳，相土地之宜，為田宅之利，為益大矣。若其測景以正位，相岡以候氣，就灌溉之源，立井田之法，三軍之賦於是焉定，百畝之徹於是焉立。雖遷國邑，而居然經制有天下之略，有萬世之規在。故後文王作豐，曰：『豐水東注，四方攸同。』武王遷鎬，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周公體國經野，田以是食，賦以是兵，徹法之行，率循公劉之舊。至於相度之宜，亦遵用而不能廢。其卜洛則曰：『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大司空土圭測驗，則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是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遺也。若衛文望楚與堂，降觀於桑；韓獻子謂郇瑕土薄水淺，有沉溺重膇之疾，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又周公卜洛之遺也。惟我聖祖龍飛淮甸，而劉基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乃卜金陵，則郭璞所云『江東分王三百年』之應也。文皇遷於北都，雖因潛邸，適當朱熹所謂冀州風水之域。蓋山脈自雲中發脊為祖，脊以西水西流入於河，脊以東水東流入于海，華山聳右，泰山聳左，嵩山居中，而前又前列淮南諸山，又前列江南諸山，又前列五嶺。按圖審勢，今所都為最協。或曰：熹所云蓋古冀州，則又曰：『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之故都，今河中府是也。』嗚呼！聖王繼統立極，固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南都之建，先天者也；北都之遷，後天者也。相度之宜，亦公劉、周公之遺法也。臣敘田賦而牽比及於遷都者，貢法甸服皆以王畿為中，而禹都朔南暨聲教訖，則五百里亦存其法制之常，非必四方均正如是，今所都猶禹制也。商制無所考見，而公劉度田本乎商助，又為周制徹法之始，故牽連書之以存其故焉爾。」
初稅畝
《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履畝而稅？古者十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貊小貊。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則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類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
臣良勝曰：「三代之制，足民以田，足國以賦，中正之道，此其大略也。然自宣公稅畝而十取其二，哀公用賦而軍足於農，賦民之政壞矣。至戰國時，諸侯兼併，惡經界之病，已有去其籍，則受田之制壞矣。由賦政之壞而有鄭子產之丘賦，魏文侯之增租；田制之壞而有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天下後世無復先王之舊矣。臣於冉求有追責焉。魯國之政，惟在季氏，桓子之卒，遺言必召仲尼，康子乃召冉求。今而加賦，必命以訪仲尼，則其心有慕而不安於所為也。哀公又問於若，亦心有所疑而不安於所為也。使求於季氏能申仲尼之意而善道之，則田賦之用已矣。且哀公之謂用不足者，非直以年飢也，以是為名爾。魯國分於三家，季氏盡征其二，叔孫臣其子，孟氏臣其子弟之半，而貢於公，固宜公之有不足也。有若對以盍徹，則正賦治徹，於是焉一舉而正私家，張公室，乃仲尼所謂周公之典在，則宣公之失可救，而後之效尤者亦或省矣。知不及此，而徒以加賦附益為能，此仲尼所以曰非吾徒也。臣故曰於求有追責焉。」
漢光武相關詔令及事件
漢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臣良勝曰：「賦民之薄，未有甚於漢制者也。然自漢文恭儉，國用以饒，故或賜民田租之半，或通賜焉，而當時家給人足，都鄙京師，粟陳貫朽，塞下積貯。人行晁錯之策，而邊食足支五歲，率以受爵免罪，取充于田賦，無與。至景帝而三十稅一以為常，議者或謂非中正之道，不可以常然而君子之取民也，與其失之厚也，寧薄。」
光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核。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並度廬屋裡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吏不肯服，只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爾。」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 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
臣良勝曰：「以光武起自民間，周知物情，而核田之令，吏恣欺罔，有如此者，則在其極闇弱，聽人所為，如方田保甲之令，只擾民爾。但當時究心民隱，故王成偽增戶口，興此弊端，皆於奏使得之，庶幾幽隱必達。後世高拱穆清，而曰所貴乎人主者，人不識其面，又當何如？」
董仲舒、師丹之策
董仲舒策曰：「古者稅民不過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師丹策曰：「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併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類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
臣良勝曰：「觀二策，則漢之民田無幾，而民之困賦亦甚。文景寬征之後，厄於武帝之虛耗，賊莽紛更之後，宜有光武之復初也。嗟夫！一治一亂，理數之常，然必極而後變，變而通之，存乎其人。以莽奸雄，竊據狹小漢制，更為疏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鄰族。君子謂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固也。然臣以為莽實未嘗為，假虛器以飾名爾，其號阿衡，啟金縢，作大誥，更王田，無非托周公故跡以文奸，豈其實有是政而可非哉？信有之，必無光武復漢制之詔也。」
唐高祖、唐太宗相關舉措
唐高祖初定均田租庸調云：「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傭俱免。水旱蟲霜為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唐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臣良勝曰：「太宗亦有志於井田、封建之治者，封建沮於群臣之議，而井田遂不復有所施張，惜也。但其言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故其致治，斗米三四錢，行旅無齎糧，外戶不閉，裕民之政，固亦效矣。」
李翱《平賦書》相關內容
李翱《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則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事，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敵國，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豈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二百四十步謂之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四十畝，十里之田百萬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一畝之田，以強並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莽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余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三十四萬六千有六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御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
劉晏相關事跡及評價
劉晏以戶口滋多則稅賦日廣，其理財常以養民為本。先是，運關東谷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年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
歐陽修贊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干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治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足，唐中頹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與矣。」
胡寅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集眾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可獨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貢賦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監官，自余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五曰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獄訟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
後周世宗相關舉措
後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 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臣良勝曰：「世宗有志於復均田之制，似非五代主也。且其延儒學，考制度，修禮樂，正刑統，皆存遠略，毀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即儀鑄錢，斷識不疑，王環以不降賞，劉仁瞻以堅守錄，棄馮道，疏張美，好惡予奪，皆非衰世之所宜有，司馬光以為近於王道之無偏無黨，則似過矣。世宗以明察威世，用法過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必置之刑，是以七齡嗣帝，而託孤寄命，更無其人，終歸於亡而已。」
宋真宗相關事件
宋真宗時，陳恕久領三司使，帝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促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帝嘉之，至是以疾辭，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爾。」 恕薦寇準，准檢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龜鑑》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邪！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也。」
臣良勝曰：「宋興，田制無改於舊，故太祖受命，但聞賑貸諸州，勸課農桑而已。積三世至真宗，而恕之所掌必甚殷富，是以不上，恐生侈也。大端太祖立國之初，恆任義理，而諸臣亦多以儒學進，率恥言利，故恕不具聞，准亦循其故案，無所興革，但循其故而足。非惟恕之事君可法，而准之繼恕亦可法也。丁謂、林特已不足言，安石用於神宗，方欲以經術為經世務，而首事青苗錢，大變舊章，而祖宗之法幾於大廢，非特恕、准之罪人，又謂、特之罪人也。」
蘇洵《田制論》曰：「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塗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經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噫！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臣良勝曰：「若洵之論，則井田之制決不可復也。臣愚以為，今雖井田克復如三代之舊，決不能行也。古者封建諸侯，世國大夫，世祿不若後世郡縣吏祿之煩也；兵農為一，不若後世邊鄙兵衛之養也；力役有數，家征三人，歲不過三日，不若後世征輸調發、供億之浩也。故臣愚以為，欲行井田，須自復封建始，復封建，則必削郡縣，罷官吏，省兵衛，弛貢舉，諸凡供億、力役，一切革絕，而後可言也。迂儒曲士，恆欲法古，以徼時論，而不知深究，以益時惑，幸聖明裁察。」
林勛《本政書》曰：「國家兵農之政，宜仿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組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焉。」
理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一事行而五利興，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以劉良貴提領，陳訔為檢察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施行。」 似道憤言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以為則。」 似道乃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
臣良勝曰：「青苗之法，實亡北宋，而安石主之，時則有若呂惠卿為之附和，李參為之倡首也。公田之法，實亡南宋，而似道主之，時則有若劉良貴、吳勢為之獻策，陳堯道、曹孝慶為之役徒也。察其初論，猶為足軍餉，省和糴，停楮幣，平物價，安富屋，有所利也。其後至抑買民田，大損其價，假以度牒告身，遂成公奪，有司爭相迎合，以買田多者為功，皆偽增租數，至有不足，復取足於田主，六郡之民，無不失業盪家者。至似道竄逐，而葉李贈言曰：『公田關防今何處？仔細思量真自誤。』似道俯首謝之，悔何及焉。人臣謀國務於變法奪民，尚戒之哉！」
聖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蘇民力。」 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善當何如？」 聖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 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租賦一年。
洪武三年，濟南府陳修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御軍中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 聖祖從之。
臣良勝曰：「元政不綱，賦政無藝，聖祖繼治，視之先代革命，可以因其故習者，萬倍其難也。然觀其賜太平諸郡之租，則所以寬南方之民可占也；觀其從濟南之議，則所以來北方的民可占也。聖人之心，真天地之覆幬也。然以輿圖既廣，戶籍為難，而當時奉行之吏，寬嚴異志，其間貢賦厚薄，庸有未盡當於聖心者。即如處州之賦，舊額一萬三千石，及軍興而加至十倍，御史中丞章溢言之，聖祖曰：『吾勞處民久矣。』遂從其舊。尚書周忱撫治江南，亦奏減官田額八十餘萬石，宣廟可之。故天下之賦，因時損益，如是類者甚眾，然終不敢損上供之數，吾民得遂生養於今百七十年，誠不知帝力何有於我也。」
右衍田賦之制
《師》：貞，丈人吉，無咎。
朱熹曰：「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戒占者必如是也。」
《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臣良勝曰：「師者，聖人之所甚重也。故師出以喪禮行，命下之日，三軍涕泣，無非以哀敬為本也。宣王，興衰撥亂之主，而六月出師，豈其所得已哉？當玁狁內侵，宗社安危所系，疆宇之大變，生民之大有患，有不能以一息以自安者，是以寧冒出師之戒，而不忌也。禮稱墨衰絰而即戎，伯禽有為為之也。是門庭之寇，雖視祭而金革之事無避也。李晉王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有夾寨之師；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決高平之戰。君子曰：君行，為顯親；臣行，為愛君。況宣王之師，宗社安危所系，又何以時月之制為限哉？然曰以正王國，非正王國則古制固有不可違者，亦詩人之微意也。」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沉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良勝曰：「玩《易》之占，則知用兵之常也；考《詩》之故，則知用兵之變也；守《周官》之職，則知兵務之重而不可輕也。」
《周禮・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故稱萬乘之主。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講武事焉。」
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爾。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
汪克寬曰：「兵制之變，始坏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坏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啟疆有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餘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亦可嘆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垂戒深矣。」
漢高祖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南軍為宮城兵衛，尉主之；北軍為京城兵，中尉主之。南北二軍不出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之，以備軍旅，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別，平地用車騎，山陵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以秋後講肄課試之。
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於灞上、棘門、細柳。
武帝平百粵，內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
光武以幽、冀、並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唐高祖置府兵，其制始於西魏、後周，而備於隋。為十二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制府兵以隸，後改道為軍。其法一寓於農，每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及天下既定，廢十二道，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
唐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並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
唐玄宗時，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
唐兵志相關內容
《唐兵志》曰：「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矣。」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隳，非其法不善，蓋人之失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並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呂祖謙曰：「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爾。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爾，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御輕之意不復存矣。今謂唐兵三變之論者曰：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考爾。」
蘇軾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使，而范陽、朔方之兵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邊鄙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製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一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能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虞，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易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乃後世之不用也。」
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悉以其半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朝恩既典禁兵，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
胡寅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之喜怒何如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聚勁兵於京師，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分領於殿前、侍衛二司。尋詔二司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瘦弱者退為剩員。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以補其缺。後復簡強壯者為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長吏部送詣闕，分隸諸軍。帝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挺為馬撾，施韋鞘，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分等級以遷隸之。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選精卒，號水虎，習戰池中。又詔諸道選材力、技藝過人者，收隸禁軍，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常躬自較閱訓練，皆以一當百。
太宗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黜之，曰：「兵雖眾，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 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敢忘戰爾。」
臣良勝曰：「漢武帝時，征越嶲，欲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蔽，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故武帝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期必取之也。太祖之鑿金明池以習戰者，為取江南，猶武帝意也。太宗相承，以為習練之常，其後真宗複選江淮水軍習之，而淮南諸州亦選教習，欲何為哉？是乃為南渡之兆爾。」
神宗以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又令內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黃帝制八陣，武侯造圖，桓溫以為常山蛇勢，蓋即九軍陣法，韓擒虎以授靖。時知者多，故作六花陣。八陣即九軍，九軍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圓陣也。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候；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朕采古酌今，營陣同一法，止曰營，行曰陣，營為正，陣為奇也。」
臣良勝曰：「神宗垂情兵事，亦已久矣，思欲試而用之。故王韶上平虜策，即以為奇謀，而安石揣知其意，青苗、保甲，無非假足食足兵以為熙河之役之費也。故韓琦曰：『始為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拓土宇，收復唐之故疆，可謂得其心矣。』然當時文武重望不乏其人，而製法典兵，一付之內侍李憲，此其不足以有為，即是可占。至契丹使至，剖地畀之，而不知有所制馭，則平時坐談兵陣，何為也哉？」
聖祖經理淮甸，親閱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遍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爾等練之，今爾等健勇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 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臣良勝曰：「立法仿古也，而議法有不必泥於古者也；守法從古也，而行法有不必泥於古者也。古以井田具賦，農夫為兵，時有車戰之法也。約日交綏，曲直勝負，兵用而不用，將戰而不戰，以農為兵而可也。自荀吳敗狄，毀車崇卒，乘為參伍，後世變詐相尚，若復籍農以兵，是驅犬羊以填飢虎之喙也。古無重鎮，置大帥不在邊，時有封建之制也。秦當西戎，晉當北狄，趙當東夷，吳楚當南蠻，周室居中，無重鎮而可也。自秦罷侯置守，無所專統，疆場之患，王室當之，若無專使，是土崩而瓦裂之也。古者兵無用，養器具自備，至張說募兵宿衛，而唐始困民以養兵，京師旬日募十三萬，而鎮兵四十九萬，開元之前，歲供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以後，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已不克堪。至宋蘇軾又曰：『自唐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酌之古今，參之論議，則兵戎之制，固有權度於胸中，如聖朝之制，參伍錯綜，皆擇善而從之者也。若京營禁兵隸十二萬，即宋集勁兵於京師之制也；而別有親軍宿衛、捕卒班操，又漢南北軍之制也；薊州、保、宣、定府三鎮連十萬眾，並實畿甸，呼吸可應，即秦關中重內之制也；遼東鎮兵七萬有餘，以制東徼；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聯絡一十八萬，以御西北；五鎮分隸，僅足以當京營畿甸之數，雖建帥府，而兼以文吏統之，即唐藩鎮之兵，而非藩鎮之帥也；南郡、中都留守隸衛兵八萬有餘，山東入衛京班餘三千三百有餘，山西一萬九千五百有餘，陝西二萬三千九百有餘，河南入衛京班餘一萬五千九百有餘，浙江三萬九千九百有餘，江西一萬二千七百有餘，湖廣七萬一千六百有餘，四川九千六百有餘，福建四萬八千二百有餘，廣東三萬九千四百有餘，廣西一萬零二百有餘，雲南八萬一千四百有餘，貴州三萬二千九百有餘，卒隸衛所，即唐府兵之制，而都司所掌，猶折衝府之遺也。宣調應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萬無尾大不掉之患，所養之費皆出於民，而邊鎮之儲又兼之以鹽榷、飛挽，則亦不專於民也。北衛之有班操，南衛之有漕卒，習勞居守，水陸應援，率有長慮深識行乎其間，參之既往，殆無遺慮矣。祖宗貽謀，真萬世之長策也。法久而弊，雖三代亦所不免，要之，用法之弊，非立法之弊也。凡今言弊者，必曰京軍不可用，邊軍不可缺，二者而已。蓋以京軍習於晏安，掌於貴將，一旦驅以從事，更須邊卒防持，萬有成功，攘奪稱首，邊伍時發清勾，多是南方孱弱，不耐寒勞，尋復逃散，屢補屢逃，遞年幫解，誠為無益於軍，有損於民者也。然而法不能以盡廢，伍不可以長虛，若在邊用曹瑋以廢地募軍之法則，舍余軍余補其正伍，全糧全賞，足以養生餘力，餘地可致殷盛，人或樂從，原額可足，其驍騰慣戰，視新補罷卒一人而當十矣，何患邊卒之多缺乎？京營之將，必選久歷戰陣之人，或用种師道銀的教射之法，處以優免，免其輕罰，日久人慕技業專精，宋初禁軍一以當百，何今日京軍獨不可用乎？二弊之除，正煩方尺之令爾。但臣嘗聞范祖禹曰：『天下之患，每生議臣之好亂舊章，是則又有可憂者。』」
御史中丞章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人，從李文忠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爾，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繼論曰：「兵已入閩者，俾還鄉里，昔嘗叛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此事者。」
永樂十八年，將西征，親藩奏江西所垛集民兵可征出，奏示學士楊榮，對曰：「陛下已命罷之，今復征，非信，遂寢。」
臣良勝曰：「孔子有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重於兵也，審矣。國初君臣，當戎馬急遽中而論議施罷，必主於信，真得孔子之心也。」
洪武四年春正月，聖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制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 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聖祖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爾。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臣良勝曰：「天下之兵一也，聖祖獨優厚於守邊者，蓋有深意存也。自封建制廢，而天下之禍每起於外，自漢以後，募民徙塞，至於遣戍，雖宰相子弟亦必應行，唐時衣襖皆自宮中制之，人君雖深居九重之中，而憂念及萬里之外，此邊士所以效死也。我朝邊士皆有定籍，無更番之擾，有衣糧之厚，而聖祖推念又復加賜，若是昔楚莊巡撫三軍，有如挾纊，矧茲實賞，其感激效死當何如哉？」
文皇謂忠誠伯茹瑺、兵部尚書劉俊曰：「太祖高皇帝嘗告誡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眾，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饑寒，加以爾等無惻隱之心，侵漁私役，往往逃亡缺伍，故當時私役者，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其罪。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眾，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十人者全不給，降充總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減俸遞降，一如百戶之例。』」
臣良勝曰：「方今負經世之略者，必曰軍伍日寡，法不能以追補，軍官日濫，勢不能以裁革，故清查條例日以繁多，責數勾解，重貽民累，一言裁損，怨議沸騰。宣廟嘗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年有訴妄解充軍，乃有司之過，彼意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則清補之弊，在昔已然，不知今日又何如也。』英廟時，軍官俸一季支銀一十四萬餘兩，大學士李賢言曰：『軍官有增無減，如人有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惡罪而不革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軍多民少，供其賦必至困窮，而邦本弱矣。』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圖之。』則軍官之濫，在京既然，不知在邊境，在天下又何如也？臣愚以為，存聖祖優厚邊士之心，而舉文皇督責軍職之例，又何軍伍日寡、軍官日濫之足憂哉？清查之例，可以日省，俸糧之給，可以日裕，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蓋不必別創新法，過為危論，一取祖宗之法而自足也。」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閒，馬六種；邦國六閒，馬四種；家四閒，馬二種。」
漢文帝初年，廄馬止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其後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武帝征伐繁興，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廄馬至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頻出塞，馬大耗焉。
唐高祖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分八坊四十八監，置使以領之。
玄宗時，牧馬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閒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四十二萬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焉。
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元和中，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始置四十八監，防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以給貧民及軍吏。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閒廄始充。
太宗時，內廄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凡十八監，通利軍十牧，草地圖慮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於諸州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
真宗時，群牧司總內外馬政，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以上者，烙印之。
仁宗時，丁度謂群牧吏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猶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以備緩急。」 神宗留意馬政，樞密使郤亢以牧馬余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余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軍、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豆。」 從之。
臣良勝曰：「兵政以馬為先，《周官》以命夏官之名可知也。歷代修令，其法備矣。國家法古為治，集其善者，在內設太僕寺以總天下馬政，率用士人，而在外苑寺長貳亦然，時有異擢，特用以勵之。周命伯冏為大正，其不輕而重可知也。市馬於河西，猶昔也；歲遣巡行，猶昔也；考駒烙印，猶昔也；牧地畫疆，猶昔也；占畝之數，猶昔也；芻豆之賦，猶昔也；分養諸州，猶昔也。然而征行大耗，亦猶昔也；以為無事而廢監，亦猶昔也。考其故，而今之利病從可知也。臣嘗聞仁廟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息，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駒。』學士楊士奇奏言：『非貴賢賤畜之意，此令之失非小。』遂止，已領者准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由此觀之，則當時馬之充牣，將無所容。近年以來，內廄所畜，損價發賣，以省芻秣，國馬大耗，卒有軍興，增價市補而不得矣。諸省之備用，畿輔之寄養，其弊滋深，將至民逃地廢，而莫之為所，是不能不煩經國之議，以煩聖明之決也。臣敢牽連附議於末曰：大抵今之馬政，襲用宋人保馬之法，而弊或甚焉。宋人聽民願領，今則計戶論丁而配與之；宋人免其體量錢及他征役，今則征輸如故也。使其有損於民而有益於官，猶或可也，今所養馬多不堪乘，朋戶輪喂，芻秣不時，外瘦中干，馳驟中土，已為不任，況驅以馳騁於邊塞乎？且養馬著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死者未償，而生者捏報，歲歲增賠，家家困敝，朋錢買補，公私費耗，殆數十金，及領給官軍，月支芻豆，那移克減，馬隨瘦傷，展轉相仍，均為虐政。故諺云：『馬領於官者，有名而無實；馬養於民者，無益而有損。』或者建議，清出原額牧場地，水草必為兩便，太僕等官，誠得如王毛仲、張景順者，考其遺法，通以時宜，昔在民者，官牧而給之，今在官者，比伍而養之，在民糧草，照地起科，以為買給之費，在軍倒死，同伍買償，以防克料之奸，縱使未獲其利，亦或可省其弊矣。臣嘗聞宋臣文彥博曰：『議者欲賦牧地於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征賦豐歉，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後將何繼乎？』此皆老成長慮，若為今日預言之者，臣故敢並錄以為聖明獻。」
右衍兵戎之制
《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余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沉曰：「茲我大享於先王，爾祖父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爾乎？」
臣良勝曰：「人臣而配食於先王之廟，此崇德報功之盛典也。盤庚推言及於後人，亦不敢動用於非德，況當其身乎？」
《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郁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王安石曰：「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禮樂。」
程顥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良勝曰：「成王昔命微子於宋，以賓王家，必曰『慎乃服命，以率由典常』，其慮至深遠也。蓋逼生於僭，僭生於疑。宋爵上公，又王者之後，尤易於僭逼而可疑者，故所以命之必慎服命，以守典常，庶免於僭逼之患，豈其於魯而命其僭越至是哉？故先儒有曰：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托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漢高祖封功臣爵誓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臣良勝曰：「高祖定天下，列元功十八侯位次，而譬之於獵曰：『諸將狗也，蕭何發縱指示人也。』可謂明而公矣。沙中偶語，張良猶曰：『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是以其後異姓王者八人，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其封誓之詞若此，蓋欲其傳之永永，與國咸休也。終高祖世，七王皆絕，惟吳芮尚存。至武帝時，列侯存者止四人，則山河帶礪之誓，亦安足恃哉？縱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多自取敗，然在武帝時，以酎金爵奪者一百六人，意有不樂而文致之者亦多，以蕭何首功，至景帝時，以祀絕，乃封其孫嘉為後，庶幾存一線之緒，足蓋前人之愆爾。」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吳養心曰：「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寘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寘之於群臣之後，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系，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勛，而疇昔敬畏之人，乃居群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群臣之下，則凡偃然其右者，功德顧可量與？將益信中國人才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臣良勝曰：「是非優劣，每公於無所蔽而已，而好惡不可以有所欺也。宣帝寘蘇武於末，謂足以誇示外藩而重中國也。彼博陸之尊崇若此，獨不知乎赤族之慘？夫誰不知崇虛禮以掩之，將無起刻薄少恩之議乎？是近於欲蓋而張之也。且夫長吏賢否，於府史市卒或不能得，而深山窮谷耕樵之夫乃稱量銖兩而不失，以其無所蔽也。外藩於中國人才無所忌也，無所爭也，何所蔽乎？耶律楚材至，王德用與射玉津園，楚材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得人矣。』及司馬光入相，則曰：『中國相司馬，慎無生事。』朱熹在潭州曰：『朱先生安在？』是諸賢之在中國時，或毀譽失真，而外藩定論，乃萬世之不可易，則凡是非優劣，豈得而欺之也哉？故曰：中國之待外藩，亦推其至誠可也。」
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以鄧禹為 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譚、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肜、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臣良勝曰：「君臣之際，相成之難，而相保之尤難也。榮於當世為難，而榮於嗣世尤難也。晉文從亡在外十有九年，介子推不及祿而竟灰於綿上。勾踐、范蠡崎嶇戰鬥，而五湖扁舟，未免弓藏狗烹之慮也。豈獨白馬之盟血未乾，而俎醢繼之哉？光武功臣終身保全，而明帝繼治，復追崇之，斯功臣之大遇也。是以鄧景之後，與漢始終，視麒麟閣之繪，不克全於霍氏者，亦為優矣。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是避嫌之過也。使其功之足崇，雖途人而可也，如諸將是也。如其不足崇，雖貴戚而不可也。唐太宗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太宗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今日之舉，非私親也。』後世不以太宗為私，則固知明帝之過也。雖然，臣又有以發帝之微者，帝陰後子也，陰識其舅也，亦有賢名於光武時，而非功臣列也。馬後，明帝後也，圖援而不及識，將無有厚薄之疑，因援而及識，懼無以服功臣之心矣。然則帝之是舉，非不私馬後之過也，乃私陰後之過也，終歸於私而已矣。」
安帝詔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將，至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閔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繼後者，分別置狀以上。」 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臣良勝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高祖裂土侯王，連城兼郡，皆所不惜，蓋攫取他人之有而棄之不甚惜，侯王驕侈自敗，故誅除削奪亦不甚惜。光武有鑒於此，以高密首功，而分土不過四縣，與朝請、參決政事者不一二人，是以保全高帝之後，克紹高帝，雖文景亦不甚矜容，至武帝而國除者，若棄孤雛腐鼠，皆高帝之流禍也。光武之後，恆思光武，明帝追崇，至安帝復繼其絕世，皆光武之遺澤也。故曰：作法於仁，其後猶忍，作法於忍，其將若之何？」
唐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績、秦叔寶，凡二十四人。
唐玄宗天寶六載，南郊禮畢，詔太廟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用，曰：「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
宋高宗相關內容
宋高宗詔圖像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希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十六人，配享景靈宮。
理宗詔太常寺繪配享景靈宮功臣，趙普以下十六人，增趙鼎、呂頤浩、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益以趙汝愚，二十四人於昭勛崇德閣。
臣良勝曰：「朱熹嘗謂九廟之制既廢，惟景靈都宮別殿，門制亢嚴，猶存古廟之制。臣謂配享之臣，若唐玄宗之文武並列，宋高宗、理宗之創業守成並存，最為得體，視專祀武功、創業之制為大備矣。臣嘗具疏請建廟如文武世室之制，與增祀守成輔相、功德之顯者，以集先代之成，且足以厲守成君臣之志，時為當事所抑，遂寢議焉，臣之志未已也，俟別陳之。」
洪武二年，聖祖敕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度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損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配之。」
文皇即位之初，享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文皇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 著為令。
臣良勝曰：「在《易》有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文王之興，而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漢高受命，而一時佐命，皆豐沛故人。聖祖飛龍濠梁，勛舊弘名，義烈輝映山川，廟祀報功，後先隆稱，慰精靈於九京，啟忠魂於萬世，視韓彭不保其終，房杜不恤其後，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右衍崇勛之制
《中庸衍義》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