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義[標點本] ·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衍義》卷三 明 夏良勝 撰
脩道之教之義【立教之本 敷教之則 垂教之典章 教之風 尊教之制 異教之流】
《泰》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曰：「民之生，必賴君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養，是左右之也。」
臣良勝曰：「天以資始，覆物也；地以資生，載物也。天地交而後生人與物，其生生而不息者，即天地之所以泰也。然生人而不能使人人各得其願，生物而不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又生聖后為人物之主，創為法制，過者抑之，不及者引之，極財成之道，得輔相之宜，教之大行，而人遂其生養，禮義之正，物全其形色變化之常，天地之泰於是乎有成矣。是則惟天地之泰而後有聖后之生，有聖后之教而後成天地之泰。天地有常生，而聖后不世出，此雍熙泰和之世，必千載而後有奇逢也。」
《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蔡沈曰：「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
《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蔡沈曰：「武王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臣良勝曰：「人君，萬化之本也。本正而天下從之，武王陳列教條，天下服之而化者，以能宣重光之德，而又以奠民所依，則凡所以為教者，無非一順乎人心也。民猶水也，善布令者，有若流水，順則行爾。管仲持此，猶足以治齊也。使有逆民之令，若壅水而決之者，所傷不既多乎？」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應。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拱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臣良勝曰：「帝王之教，所以立人極也。本諸身，征諸庶民，必若箕子陳於武王之極，所謂自建其極也。武王所以宣重光之德，重民五教，以成垂拱之治，得於箕子者深矣。」
《王制》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安世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必制田裡，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克，（此處補充『克』字，應為『富而不克教』，與前文對應）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臣良勝曰：「帝王施為氣象，自有次第，必庶而後能富，必富而後能教，不可襲取而強為，不能倒行而逆施也。若漢武兵戈土木，神仙逸游，耗費無紀，則刻民算商，無所不至，天下喪其樂生之志，顧曰欲效唐虞之治，不亦末乎？」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陳澔曰：「春夏之啟，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至風霆之顯設，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群品。形，猶跡也。流行所以運造化之跡，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
《坊記》子曰：「上酌民言，則下順；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陳澔曰：「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挹取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施，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順應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
臣良勝曰：「天地生斯民，立君以為司牧者，正欲其有以教之也。天地至公也，民心亦至公也。人君立教，有若天地之公，而合民心之公，如此，而有教化不行者，無是理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
程頤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後禮樂可興，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朱熹曰：「政，謂法制禁令，有以制其外；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得民財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臣良勝曰：「古之言教者，盡吾所當然也。至孟子，則將責效於得民矣；古之成教，將以納民於大道也。至董子，則徒以防止其趨利矣。世道日下，人心日偷，立教惇古，深有望於聖明之治者。劉向曰：『聖人不易民而治也。』臣何敢厚誣於斯世哉？」
丙午歲三月，聖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義理，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 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主上之言，誠吻合於前古也。」
臣良勝曰：「古之教者一也，後之教者二也。一則本而二則末也。古之教者義也，後之教者利也。義以立身，利以干祿也。古之教者行也，今之教者文也。行以厚倫理，文以工詞章也。議者恆謂後之人不及古之人者，其所以學者異，由其所以教者異也。聖祖洞視往古，以淑來今，一以明義理，正人心，厚風俗，為教之本，真與成湯之修人紀，武王之敘彝倫者同一揆也。商之教行，遂衍七王之澤，深入人心；周曆三世，人猶思商，君子謂在周目之以叛民，在商不失為義士。周之教行，深仁厚澤，歷五霸七雄，而一假尊周，尚足以召號天下，卒延八百年之祚。由是觀之，則聖祖之所以垂休有本，延澤無疆，蓋肇基於此矣。」
右衍立教之本
《舜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蔡沈曰：「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稟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舜因禹之讓，而又申命契為司徒，使其敬以敷教，而寬裕以待之，使其優遊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臣良勝曰：「唐虞之時，人人有君子之風，比屋有可封之俗，何以有不親不遜者？蓋民性雖善，而未有所教，則固不能盡協於中。故百姓容有不親睦者，非有暴戾爭奪之習也；五品容有不遜順者，非有叛倫背逆之事也。然而聖人慾不使一人不歸於善也，故設典教之官，又示之以施教之則，必敬一以啟其衷，寬裕以責其成，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臣良勝曰：「教百姓而屬之司徒，欲其遜於五品之倫，本之於養也；教胄子而屬之典樂，欲其和於九德之行，成之於樂也。胄子者，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其養無累，其教有素，不若百姓有不親遜於人倫者。但養成中和之德，使異日施之天下國家者有具爾。」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導之爾。《書》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勛，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詞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校以教民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陳澔曰：「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敬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陳澔曰：「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臣良勝曰：「二帝三王所以教者，敘五品，和九德，立愛敬，皆以敦本善俗而已。至《王制》《周禮》而列四術、三物之教，且將以為造士、賓興之典，後世之教日趨於末也，有由然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以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 於是乎大搜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谷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真德秀曰：「晉文之譎，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雲者，表而揚之以夸眾也。」
臣良勝曰：「王霸之所以異者，義利之謂也。事必求其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雖所當然而有心利之者，亦利也。晉文之教，固亦有當然者，非特有所利，蓋因利而後為之者，又何以言教乎？齊桓公初任管仲，作內政，興鹽鐵，固亦有利，但其休養民力二十年，未嘗輕動大眾出征伐，積三十年而後有葵丘之盛。文公則擇利而為，為而必期於效，不數年而用救宋、釋齊、侵曹、伐衛、勝楚之威，而召天子一朝而受策請盟，皆在一歲之中，其不及齊桓又遠甚矣。至於伐原一事實俘天子近郊之民，此悖亂之甚，而雲示之信，左氏亦以教許之，先儒謂《左傳》祗論小巧識見，而不識大體，若此類是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弭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取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 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韓愈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游於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跡，昭然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臣良勝曰：「春秋諸國未聞興教者，而子產之賢亦止於不毀鄉校，借其自檢而已。韓愈恨其不能達於天下，而以有君無臣自況，則教之不行也久矣。」
漢文帝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俾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臣良勝曰：「漢文此詔以三老、力田、孝弟、廉吏為訓，且有勸賞之賜，率教之員，庶幾彷古敦本之教。然當時萬家之邑無應令者，世教之衰可知矣。」
武帝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勵賢才焉。」
臣良勝曰：「漢武雄才大略，舉賢勸學，文雅足稱。若此詔以禮樂之道、鄉黨之化為先，蔚然大義。然究其本，則多背戾，是以教化無成焉。夫禮者，序也；樂者，和也。自居室始，朝廷者，鄉黨之化之原也。衛後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優進，鉤弋以堯母名門，而奸邪有危皇后、太子之心，遂成巫蠱之禍。所謂序和者，果何有哉？重征厚斂以耗海內，至民欲殺子以避賦，欲望鄉黨之化得乎？」
明帝御明堂，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饗郊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別立學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焉。
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胡安國曰：「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良勝曰：「三代之後，每稱明帝、太宗能為興學率教，君子但責其無躬行之實，恕之過矣。佛教之興，自明帝始，故先臣丘濬謂開闢以來，異端之禍中國未有甚於此者，以其敗彝倫、壞風教，為萬千世無窮之禍，視之猾夏干紀於一時者為烈也。太宗閨門慚德，先儒程頤謂其有禽獸之風，以其三綱不正，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永王璘便反，陵夷有五代之變，是傷教失道，無若驅天下於禽獸者，乃欲自擬三代之隆，何不思之甚也。」
宋神宗頒學令，大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捨生二千，內捨生三百，上捨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捨生；間歲一殿試，補上捨生，如貢舉法。上舍之試，學官不與考校，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三年定國子生取清要官額二百人。
蘇軾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臣良勝曰：「軾之議允矣，然引而不發之意，欲救其弊而誅其心也。神宗銳意興教，而安石率假以濟其私。其頒學令，非復古教也，安石著新經，欲行於世，故假學令頒之，而貢舉率以取士矣。其廣生徒額，取清要官，非存古制也，安石變法，而攻擊辨核，率制科中人，故欲攝取其下以為私人，而制使之矣。是神宗本有崇教之志，而安石誤之。其後奸邪若賈似道，舞茲故智，廣貢舉額，增太學餐錢，以為取媚群小，掩塞騰口之具而已，尚何以雲教典哉？」
元葉李為尚書令，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美觀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及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世祖皆從之。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官，而增廣弟子員。」
臣良勝曰：「元起朔漠，滅金與宋，本戰勝攻取以有天下，宜若於教化之道之不講矣，其實不然。天下可以兵力取，能以兵力治乎？當是時，中外既已混一，顧不為子孫建至治，垂為不拔之統乎？李在宋時貶官漳州，歸至洛陽橋，遇似道，贈以詞曰：『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其人固亦淺夫也。世祖嘗命程文海搜賢江南，曰：『此行須致葉李來。』李至而禮遇殊優，至此乃用其言以興學立教，可見有為之君能知時務之所急也。若聖賢相際，成萬世有道之模，其為興教化、進人才者，又豈特如是而已哉？」
聖祖以戊申歲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升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
臣丘濬曰：「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自有司看詳，惟我朝學規出自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沾沛，無一或遺也。」
禮部奏增國子生，聖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眾，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二年，聖祖諭中書省臣：「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溷於異端，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鬥，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臣良勝曰：「前代創業之主，多任武勇以集大勛，於文教之修，恆亦後時。漢高祖聽陸賈陳說，多稱其善，而與之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而對武臣未嘗文談，劉安世以為英雄駕馭之術，方用其力，無失其心，故也。若我聖祖開國之初，既立國學，又命擇師，又命天下興學，且曰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與帝舜敷教在寬之典同一軌轍，又豈投兵講藝、息馬問道如光武者可同日語哉！」
洪武八年，命御史台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聖祖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有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才可興。」 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臣良勝曰：「大哉聖祖天地之心也！覆幬之下，凡有形氣，孰非生意之仁？而豐沛故人、南陽故鄉，雖哲後猶有所庇。至如元祖欲盡屠江南以為牧地，南人不得為守長，不足言也。從古創造區夏，皆自北而南，惟我聖祖自南而北，視之一體，無復町畦，故遣教北方，諄切如此。大抵南渡以後，北方風教淪入於寥落，而金、而元，中華政教不聞久矣，而人心理義，無不可教而入於善者。先臣楊士奇侍宣廟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方。』士奇又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就用矣。』士奇此言似能體聖祖之意，於遣教北方之效，有足征焉。」
洪武三年，詔征江南諸郡縣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庭，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
洪武八年，詔立社學。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木鐸老人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大誥》曰：「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所以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年高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次之，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
臣良勝曰：「古之教也，先於民；後之教者，先於士，其歸一也。當聖祖初訓江南大家時，王禕有言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正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嗚呼！治教一也。禕言三代而下，知為治而不知為教，臣謂不知為教，正不知所以為治，而我聖祖所以為教者，正所以為治也。不然，何以曰周公既沒，百世無善治也？我聖祖親制學規，親教於士也；面諭大家，親教於民也。而社學之立，有黨庠術序之義；木鐸之詞，有遒人徇道之義；《大誥》之訓，有飲射讀法之義。是宜禮讓之風，德教之意，有比隆於三代者。其或未然，是必有司奉行之未至爾。」
右衍敷教之則
《易・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朱熹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朱熹曰：「《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簡易之德，配之天道人事者如此。」
臣良勝曰：「《易》之道廣矣，大矣。臣舉《繫辭》之四段：一言天地示聖人所以作《易》之理；二言聖人體天地所以作《易》之事；三言作《易》之用；四言作《易》之妙。嗚呼，盡之矣！《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言。歐陽脩嘗謂《繫辭》非聖人作，韓琦與之同政府，終日相聚，無事不言，獨不及此。劉安世云：『文忠公論《繫辭》有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若議論不同，或至忿爭，故魏公存之不論。』前輩於談經慎重若此，臣何敢易言哉！」
《書經集注序》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曰：「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詩序》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自昭穆而下，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程頤《傳序》曰：「《春秋》大義數言，其義雖大，炳如日星，為易見也。惟其微詞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禮義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朱熹曰：「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尹惇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陳澔《集說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德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
《經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愨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潔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此處疑應為 「毀則失於蔽」，使語句通順，不過原文如此，也可理解為 「毀則」 為一種情況，與其他幾種並列，解釋為因毀傷原則而有失，以下暫按原文理解）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忘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詞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者淺深之異耳。」
《緇衣》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真德秀曰：「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禍，貽患於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矣。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敝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而不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臣良勝曰：「六經以言教人，聖人之不得已也。學之不善，乃亦有愚、有誣、有奢、有賊、有煩、有亂之失，是亦誦言之不慮其終，致行遂有所敝也。學者其自慎之，無以累聖人之教典已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良勝曰：「朱熹以《大學》之書乃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然則教之之法盡於此而已矣。其淵源所自，則在《堯典》曰：『明德』者，即所謂克明峻德，則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而修身矣；『親民』即所謂親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明德、親民，有若帝堯，斯止於至善矣。」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史記》列傳曰：「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或問曰：「述而不作，揚（此處補充 「揚」 字，指代揚雄，上下文提到揚雄作《太玄經》，故此處應是詢問揚雄相關情況）何以作？」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宋咸曰：「揚子作《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合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鐘律、星斗五行咸著焉。」
吳秘曰：「揚子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策，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曆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
司馬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之道爾。」
蘇洵曰：「《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也，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羸而不合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宋咸進《廣注法言表》曰：「惟彼《法言》，准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詞不指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
司馬光曰：「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
蘇洵曰：「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偽（此處補充 「偽」 字，與前文 「得之天」 相對，強調不是人為的，使語句通順）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爾。」
王通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燦然可見矣。」
朱熹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燦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士耶？」
真德秀曰：「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意，而詞氣靄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錄其所可錄者，以為代言之法。」
臣良勝曰：「嘗考通之言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志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然則通謂漢之詔冊幾於典誥，幾之一字自有分限，後世緣朱熹之言，遂有僭經之議，與揚雄等。夫詔制非通作也，而文義純雜，與時升降，正自不免，商周之書方之典謨，已覺不倫。且如誓師，禹之徵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至啟則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則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然其詞裕而恭。至武王泰誓，則詞迫以傲矣。以此觀世之變，正孔子序書大意。至如《呂刑》一篇，乃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無以為計，為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何足為世法？君子謂其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焉耳。秦誓又霸者之餘智，亦在收錄，取其悔過於此，乃見聖人天地之心，無棄人也，無棄言也。真德秀取兩漢詔冊為代言法，蓋亦有取於通，其於熹有師門之分，不敢盡異之也。且熹嘗云：『古今之詩凡有三變，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是亦續詩，猶通續書志也。若其綱目之作，則盡取《春秋》義例，而出入真作經也，不特續之而已。』愚臣淺陋，何敢妄議哉！」
漢司馬遷父談為太史公，卒，遷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迄於麟趾，變《春秋》編年為本紀、為八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乃宣布焉。
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書，其載籍久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言秦漢詳矣。至於探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有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道德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道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固嘗著（「著」 改為 「著」）《漢書》，尚未就，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華嶠論曰：「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臣良勝曰：「《漢書》班固未成之書，成之者女弟昭也。嶠所論者昭之書也，非固之書也。夫死節、正直、殺身成仁，此有血氣者之所共予也。固於漢號為通儒，獨非人心而好惡乃大謬若是哉？意者固不擇所因，以竇憲賓客而遭禍，大為正直之玷，徒殺其身，而於節、於仁甚有愧焉。昭之意，蓋欲掩其兄之丑耳。司馬光謂太史公欲私張湯並杜周而貸之，與子產欲安伯有而並後子孔皆是一類識見，然萬世人心公論，豈私意所能奪哉？」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其子遂請謝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臣良勝曰：「君之賞罰，一世之大公也；史之褒貶，萬世之大公也。故臣之於君，有不得而私之也；子之於父，有不得而私之也。若其有所竄易，雖君有不行於臣也，雖父有不行於子也。桓溫以門戶之禍挾盛子私易其史，小人威權至是無所不行矣。夫史之作，所以憂小人也，故楚史曰檮杌，四目（此處補充 「目」 字，使 「四目名之也」 表述更完整合理，傳說檮杌是一種四目怪獸，用來指代楚史，有以其形象特點代稱之意）名之也；《春秋》之作，以懼亂臣賊子也。小人肆惡，並史而可易，則亦復何所憚而不為？然其威脅之由，亦並得存於史而不泯，小人又何以為策哉？」
唐太宗謂監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 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必怒，故不敢獻也。」 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玄齡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 即命削浮詞，直書其事。
臣良勝曰：「此人君奪史職之始事也。太宗之所歉於心者，正以六月四日事也。先是，嘗語起居注褚遂良欲觀其史，不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二人皆正對，故已。至是以諭玄齡，玄齡首謀與事者也，豈惟欲為君諱於己，亦欲諱之也，乃反其詞而附之周公、季友之例，雖太宗之心不能自欺矣，又何以欺萬世乎？自後文宗復欲踵此，而魏謨以為前代人君得觀其史，皆史官之失職故也，謨不失為魏徵之後，玄齡何所逃其罪哉？」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著（「著」 改為 「著」）《唐鑒》。程頤曰：「吾晚年几案間置《唐鑒》一部，蓋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臣良勝曰：「唐史自太宗、文宗欲自觀之，史官失守，預（此處補充 「預」 字，使 「預 防取視」 表述更通順，意思是提前防止被君主查看）防取視，所記多從諱婉。自祖禹論著，有隱而彰，有直而寬，有簡而明，有微而切，事詞本遷、固，而義理是非粹然一出於正，而唐史之弊殆一洗之。故朱熹詩曰：『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蓋定論也。」
紹聖元年，蔡京請重修《神宗實錄》，從之，成，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於永、澧、黔州。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後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者，皆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 帝竦然，乃詔范沖重修。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著」 改為 「著」）矣。
臣良勝曰：「宋史之變至是極矣。方紹聖群奸秘謀鬼測，豈徒專當時之利，又欲全當世之名，至實錄史冊，任意改竄，無非欲誣人之善，掩己之惡。孰意發修正之端者，乃其所廢之孟後；秉修正之筆者，又其所逐祖禹之子。修纂有法，邪正並存，有目者所共見，有人心者所自明，使奸邪復生，何所容喙？是唐史之正賴於祖禹，宋史之正賴於沖，視司馬談、遷為有光矣。其後秦檜監於惇、卞而益深其術，自當史館，以養子熺、孫塤並列實錄院，既禁野史，又罪李光小史，自謂國史可征，而天下無復敢立私議者。孰意李燾起於流俗，作《百官表》，檜遣人諭意，欲一通問而不可得。李心傳又修《高孝光寧實錄》於理宗朝，故今所書檜惡如 此，必非當時三世所作史矣。嗚呼！公論之在天下，不能一日廢也，不在史，亦在人心，奸邪得能為哉？」
右衍垂教之典
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陳李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初，天下既平之後，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沒，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書也。」
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
臣丘濬曰：「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漢初仍其舊，置五經博士始見於此。嗚呼！五經自秦火之後，為世大禁。漢興，稍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向風，公相受授以為業。武帝有功於儒學，豈小小哉！」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親制臨決。
臣良勝曰：「帝初立時，嘗詔曰：『朕不明六藝，郁於大道，博舉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者。』至臨崩之歲，乃詔諸儒講經同異，而親決焉。蓋將自謂浚明而通於道矣。但其語太子，謂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而所尚者多申韓之學，故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啟哀帝之戮大臣。雖有中興之功，卒為基禍之主。明於經而通於道，與諸儒之所講議，果若是哉？」
漢光武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後命桓榮為議郎，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論明辨，儒者莫之及。
朱黼曰：「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衰，學校脩設，儒士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室，姦夫大盜環視九鼎而不敢動者，蓋權輿於此矣。」
臣良勝曰：「光武早為儒生，晚益好學，雖朝會輒令桓榮敷奏經義，又令以授太子，尊寵既極，雖榮亦自侈以示諸生，曰：『今日所會，稽古之力也。』惜乎榮所稽者章句而已，使有得於孔孟之傳，必行其格心之學，則光武安得有廢后易樹子之過，為盛德之累哉？」
漢明帝自製《五經要説》，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其後臨辟雍，自講所制，已復令郁説一篇，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
臣良勝曰：「明帝十歲通《春秋》，為光武所奇，其天資絕出，而肆力群經，制説論難，可謂大成矣。然以孔子自任，君子未之許也。孔子之學，率性為道，修道為教爾。帝之學亦若是乎？則史稱帝褊察，以耳目隱察為明，公卿數被詆毀，尚書亦見提曳，所謂性道，實大有戾，則帝所學者，文義自矜辨博，崇飾虛文而已，乃欲自方孔子，可乎？」
漢章帝永平四年，校書郎楊終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為後世則。」 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臣良勝曰：「嘗考章帝之詔曰：『三代道人，教學為本，而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後更選高才生受學，而詔之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詞，乖疑難正，恐先聖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若斯詞令，漢世所無，而其意欲以求仁求道真，聖門之遺教也。惜當時帝所師如張酺者，本章句之習，議經者班固、賈逵之流，所謂求仁與道之學，未之聞焉。不然，何以章帝之好學尊師，見之治者一無所就，史稱其優柔不斷之故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其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慈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若帝有如匡衡者與居，當必有以變化氣質，而成就有可觀者。雖然，司馬光謂孝和以後，可謂亂矣，而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如李杜輩，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如郭范輩，私論以救其敗，至觸冒斧鉞，僵仆於前，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臣於是益知教化為大務也，故敢備載司馬之言，為聖世獻。」
唐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
臣良勝曰：「好學聚書，前古人君蓋多有之，至於殿側置館，更宿內侍，則自太宗始也。玄宗踵而行之，蓋未逮已。太宗嘗有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惟其知攻心之有害，故思治心之有術，而從事於學，學不止於晝訪，而兼之以夜直。』太宗亦自量其聰明才識，他不足以致惑，最所易溺者嗜欲之私也，知其易溺，故設是以防之。蓋大廷廣論，朝紳肅然，其守也易；深宮靜夜，盛麗紛華，其養也難。能知事此，亦省察克治者矣。然而太宗慚德，正在閨門，武才人之惑，卒基移鼎之禍；玄宗太真之嬖，遂致播遷之辱。譬則守堤者然，所防在此，所決亦在此，則夫不知所防者，其潰決之患，又何以為之所哉？」
宋太祖征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著」 改為 「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見便殿，令講乾卦，至九五 「飛龍在天」，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 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幾。
臣良勝曰：「君子常言五代無士，亦無學。即如桑維翰必穿鐵硯，苦志於學，及其謀國，則割地臣遼，為從古中夏之大恥；馮道稽古宏才，而事五朝八姓，朝仇暮主，為從古君臣之大罪。此誠不足以言士，亦不足以言學。故歐陽修作《五代史》，志節之人，十有五，皆武夫也。宋祖既興，乃有深明易理如昭素者出，若愛民、寡慾二言，宋廷諸臣所未及，蓋其憤世厭亂，獨學自修，應時一出，足表五代之儒。陳摶後見於太宗朝，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假令白日沖天，亦無益於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种放又見於真宗朝，幅巾命坐，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若此，均為有道之士，不為濁世所用，孰曰五代真無學乎？太祖創業之主，表章若此，此宋世所以多學士也，有益教化，無逾於此。」
宋太宗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 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余第卷帙之數等給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嘗幸太學，命直講孫奭講《尚書》，至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 高宗得賢相如此，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覺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理，帝大悅。
宋真宗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後賜六經於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
臣良勝曰：「太宗、真宗視學講經，或購遺書貯于禁中，或頒經書布於天下，皆盛事也。其源流所自，則太祖垂統之善政可繼也。太祖最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但心知口亦不言。在周世宗時，平淮甸，載書數車，有譖之者，世宗曰：『何用書為？』對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廣見聞，增智慮也。』故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君子謂宋朝家法最正，此其本也。」
宋仁宗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遂更定科舉法。詔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有司務先章句聲病，以拘之，則吾豪巂奇偉之士，何以預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見焉？」
臣良勝曰：「天下設學既久，而州縣無不設學，則自仁宗著（「著」 改為 「著」）為令也。故今天下之學，考載志典，尚多慶曆時立者。儒者記文，若李泰伯於袁州學，舉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 以訓，為古今冠矣。仁宗深厚之澤，流布海宇，其餘波尚及後世，無若此者。且當時有孫明復起泰山，胡瑗起蘇湖，石介起徂徠，相併為師，又濟一時之盛。有君如此，有師如此，故元祐人才之盛，皆仁宗時所成就者也。劉安世曰：『祖宗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意甚勤，但在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以為棟樑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也。臣觀安世此言，殆為仁宗而發，亦所以告後世之為人君者。」
宋神宗時，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歐陽修卒於潁，詔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臣劉定之曰：「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為之序，棄歐陽修於未老之年，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修與光但能譔述經國實用，非其所能，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修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修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濮議是也。豈非修久在大政，當補相位，略萌覬覦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所未得者，懼喪乎其已能也。乃若光，則免乎此矣。所以免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宋理宗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綱目》。
臣劉定之曰：「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季世之尤甚，漢唐有篡弒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或者謂《治鑒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是不然，《尚書》紀傳，史之出於聖筆者也，《春秋》編年，史之出於聖筆者也，《治鑒綱目》，《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治鑒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雲其未之及焉，似未為害也哉？」
元順帝二十六年，聖祖求遺書。
臣丘濬曰：「創造之初，其所以建制者多矣，皆不之書，而獨書求遺書者，何也？曰：記聖祖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也。夫豈為一時建一事者之可倫哉？秦之所以無道，以其專尚法律，而焚詩書；漢之所以雜霸，以其徒收圖籍，而棄墳典。我聖祖於庶事草創日，不暇給之際，已留神及此。嗚呼！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繼往聖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端在此歟？」
洪武十四年，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聖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兵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本於此也。」
永樂十五年，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並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文皇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批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臣良勝曰：「書契以來，載籍代益，不可勝紀，臣所錄顓顓於經史者，嘗聞真德秀曰：『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大義，人主皆所當聞，然一日萬幾，無遍讀博通之理，苟專精於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德秀此言，誘掖獎勸，足成人君之美者，臣亦敢竊取焉。」
右衍章教之風
漢高祖過魯，以大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致糜爛滅絕，聖賢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焚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祀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傯之日，故綱目特筆予及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漢世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臣良勝曰：「自古論者皆以高帝為不事詩書之主也。臣察其微，恐亦未然。其初破楚時，魯獨不下，至其城，猶聞弦誦聲，謂其守禮義之國。今其過魯而祀孔子之隆，比於天子，且令侯王以下必謁而後從政，蓋將以孔子為政教之宗也。夫豈不事詩書者所為哉？惟其對陸賈之言，則曰『安事詩書』，及賈陳說，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夫豈真不事詩書者？然則何為有是言也？昔劉安世謂宋太祖最好讀書，對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意也。高帝心事，千古無人道破，安世及此，與司馬光看曹操遺令相類，皆以誠也。臣故表而出之，以列崇教之首。」
漢元帝征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
臣按：此孔子之後列侯奉祀之始。
漢明帝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臣按：此祀孔子而並祀弟子之始。
漢章帝東巡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蘭台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言。」 遂拜僖郎中、褒成侯，及賜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此祀而用樂及優賜孔氏之始。
後魏孝文帝幸魯城，親祀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詔兗州為孔子起園，修飾墳壟，更建碑銘。
臣按：此孔子起園並官顏子之後之始。
唐太宗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寧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廟堂。
臣按：此諸儒從祀之始。
唐玄宗諡孔子為文宣王，衣袞冕，二京及州縣學孔子皆南面，十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皆贈爵有差，又從司業李元瓘之言，詔顏子以下為坐像。
臣按：此以王禮祀孔子之始。
宋太祖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於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贊，屢臨幸焉。
宋真宗封泰山，次兗州曲阜縣，謁文宣王廟，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諡孔子曰至聖文宣王。
臣按：此孔子加諡之始。
宋理宗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之從祀，以示崇獎之意。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臣良勝曰：「褒崇道祀，屢有渙頒，臣獨詳具理宗之詔者，洙泗道源，尚表章於異代，而濂洛儒雅，乃儀範於本朝，主張道教，莫盛於斯。且自韓侂胄之奸邪得志，偽學名禁，賢者無以自容，道教否塞，從古所無。今有奇逢，增輝俎豆，安石誤國，惇卞輔邪，初祀孔庭，已為優人所笑，崇斥兼行，勸懲益遠，理宗之諡，信有徵矣。」
遼義宗睿（此處補充 「睿」 字，遼義宗一般指遼太宗耶律德光之子耶律倍，其諡號為 「文獻欽義皇帝」，通常稱 「義宗」，其名耶律倍，小字圖欲，史書記載他 「聰敏好學」，完整稱呼可為 「遼義宗睿」）聰敏好學，為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 帝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 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臣按：此孔廟行春秋祭祀之始。
金熙宗方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孔璠，襲封衍聖公。
臣按：此孔氏之後端友以奉聖公改封衍聖公避金（此處補充 「金」 字，使語義更明確，即躲避金兵南下等戰亂情況）南去，金復封璠仍宋名爵，以至於今焉。
元武宗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紹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莫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祐我皇元。」
臣良勝曰：「遼也、金也、元也，皆非起於諸夏，深有得於聖賢之教者也。然於孔道之尊，有加無已，至元之詔詞，美號至矣、盡矣，無復有加矣。嘗玩《易》之剝復，方其陽明盛長，萬物繁鮮，所謂生氣，皆天地之常。至於五陰剝盡，陽氣已微，而碩果未食，尚啟一陽之後，進而三陽為泰，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道教至遼、金、元之主而尊禮猶然，臣亦曰『復其見聖人之道乎』。」
國朝洪武三年，詔略曰：「歷代史臣、烈士，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諡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是年十一月，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像，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瓷器。
文皇將視學，敕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皇考太祖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大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文皇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臣良勝曰：「尊道謁聖，至敬也。至敬則無文，而聖祖之心，必循先代之制而成其尊，文皇之心，又體聖祖之心而臻於極，亘古所無者也。鄭賜舉宋制為對，是始仁宗初，有司亦議上肅揖，仁宗特再拜，然拜禮之行，亦久宋有司未之考，而以肅揖議也。周太祖祀曲阜，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拜奠祠下，是拜始於周太祖，再拜始於宋仁宗，四拜始於文皇，而尊道之禮為至。我仁皇而賜第京師，以禮其後，純皇又以禮官周洪謨之言，加八佾，而天子之禮樂備矣。臣嘗謂聖道在元，猶剝之復，恭遇列聖，其當泰運之極乎。」
右衍崇教之制
梁武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身，素床瓦器，親為四眾講《涅槃經》。其後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絕，梁武聞城已陷，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俄而景入見於太極中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裁製，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朱熹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為帝王，享大地，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眾，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為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於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道，如達摩者，亦不取也。或曰：『然則達摩之言，亦可取與？』曰：『為佛之道，淺深精粗，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為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得其當，儒者棄而絕之可也。』」
尹起莘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舍。亦不知梁武所謂舍者，以何為舍？爾若以屏富貴、棄妻子為舍耶，則是為舍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為舍耶，則為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舍，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舍也。身未嘗舍，而強名曰舍，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舍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梁武身非賣僮，而可舍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其身，且愚誑其所謂佛者。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舍，何哉？」
宋徽宗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夏被金人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 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
金斡里雅布自汴遷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重門外，眾慟哭，有僕絕者。既渡河，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 因出御衣絹半臂，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 後金遷置五國城，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極被窘辱，臨崩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
臣劉定之曰：「佛本西夷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人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完顏起自長白，建號大金，盪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啟民主，以告亡於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座於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詼淫笑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人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主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暗眾，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卑屈矣，可勝嘆哉！」
臣丘濬曰：「嗚呼！人君受命於天，以為天子，踐祖宗之位，繼先君之體，以為臣民中外之主，稱之曰皇帝，蓋無以加矣。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上帝之元子，為中國之帝王，而自謂大霄之帝君，不知徽宗夙生而穎悟此歟？或得之夢寐也？抑亦方士輩之言乎？堂堂萬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冊，不為儒學之主，而主異端之教，不為萬乘之君，而為主子之君，本欲自尊自大，而不知適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謂中華被金人之言，遂成完顏氏之讖，豈非神鑒昏濁，鬼或使之以儆天下後世歟？」
元成宗元貞二年，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
臣丘濬曰：「漢張道陵之後，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賜以號也。賜以號始於宋真宗，凡嗣世者，皆賜以先生號，然無階品。至乎元，乃封為真人，以銀印視三品，始有階品矣。」
元順帝時，樊軌敬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師，天子素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 軌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臣良勝曰：「異端之教亦多矣，臣獨詳於佛、老者，天下方將以釋、道配儒為三教，則病儒教者，莫甚於佛、老，其他支余流裔，不足道也。古之帝王崇異教者多矣，臣獨詳於梁武帝、宋徽宗者，崇佛而至於舍其身，崇道而至於易其號，古所無者，其身死國亡之獨異，亦古所無者，足以解惑也。然徽宗所論者，老之教也，至元成宗並老之徒，亦加以真人之號矣；武帝所言者，佛之教也，至元順帝並佛之徒，亦加上帝師之號，百官尊禮之矣。彼皆暗主也，已不足責，而成宗絕英宗、明宗遇弒，英宗絕，泰定繼統又絕，順帝又奔沙漠以亡，是皆足以為戒矣。」
右衍異教之流
《中庸衍義》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