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義[標點本] ·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衍義》卷二 明 夏良勝 撰
率性之道之義【傳道之統 體道之要 衍道之實 明道之功 害道之防 雜道之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朱熹曰：「歷數，帝王相傳之次第，猶四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胡一桂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發之。然則開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巨乎？」
臣良勝曰：「道者，率性而已。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信，未有所謂中也。但人之有性，皆稟天地陰陽五行之理，陰陽愆伏，而五行自有偏勝，則人於性分豈得皆中？故偏於陽而過剛，偏於陰而過柔，得木氣多者偏於仁，火氣多者偏於禮，金氣多者偏於義，水氣多者偏於智，土氣多者偏於信。一屬於偏，雖不可不謂之性，而不足以言道矣。故於性分之理各得中而允執不移，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道之大全也。堯禪舜以天下，示以膺歷數、保天祿之要，一中之外無餘道矣。」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蔡沈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以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禮義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賢，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並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臣良勝曰：「道至堯舜而極，本之為聖賢之學，用之為帝王之治，而三聖相傳，守此一中而已矣。蓋天之生人，一本也。所以為堯舜者，此心；其為途人者，亦此心。存乎理則為道心，交於欲則為人心，其實只是一心也。堯舜亦有人心，而理勝乎欲；途人亦有道心，而欲奪乎理。理欲之別，天地之隔也。自堯執中之訓，而後有建中建極之論；自堯舜精一之傳，而後有協一、純一、一貫之統，皆不外乎一心。故曰：道學也者，心學之謂也。」
《洪範》曰：「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蔡沈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禹能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則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
臣良勝曰：「帝王興道致治，至簡至易者也。堯曰執中，舜曰精一，皆不外乎一心。禹之彝倫攸敘，則日用常行之道也。九疇之列，以建用皇極為主，次居於五，又在九數之中，以一御八，居中制外，是亦一中而已。《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帝王之道之治，豈在於高遠難行之為哉？」
《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蔡沈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製；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宜。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之後世，亦綽綽乎有餘裕矣。」
《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程頤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
蔡沈曰：「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
臣良勝曰：「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仁也；人君父母斯民之心，仁也。武王誓師之詞首及於此，則其順天應人，以任斯道之責者，亦救民之仁也。」
《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蔡沈曰：「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詞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
臣良勝曰：「武王道德之光，而民得近之，建極、敷極之效也。」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熹曰：「三王者，禹也，湯也，文武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臣良勝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則睿，睿則聖矣。周公所以聖者，兼三王，施四事，制禮作樂，有大勛於天下，皆原於心之思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
朱熹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熹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臣良勝曰：「心者，性命道德之主也；氣者，心之發也；言者，心之宣也。知者，以別取捨之幾，而氣循所養；養氣以達剛大之體，而心安於正。此孟子所以閒先聖之道，直以承三聖者自任，皆由於不動心也。豈特當齊卿相之任而已哉？」
周敦頤曰：「無極而太極。」
朱熹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作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后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慾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臣良勝曰：「韓愈著《原道》而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將以己有排斥佛老之言，可當孟子之後，故往往假借。荀卿在軻、雄之間，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其意謂荀、揚可以班孟氏，則己可以繼孟氏無疑也。然不知三品之說既不識性，序學止於誠意，君子謂之無頭學問，而可以與道之統乎？至朱熹序《中庸》，亦曰：『再傳得孟氏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末則云：『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詞若自謙，而隱然以道統自任。故論者有謂其集諸儒之大成，但其自言曰：『熹覺於義理不敢胡亂說，而緊要為己多不得力。』劉定之曰：『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缺，中其所偏。』斯定論也。臣序傳道之統，孟氏之後，繼以周、程，而不及韓愈、朱熹者，愈止因文見道，時或蔽焉；熹之學出程門，自楊時、羅仲素、李侗及熹，號為閩學，與張載稱關中之一學，其實皆周、程之緒也。故有孔子在焉，而顏、曾不可以言統。臣蓋竊取於斯，況學之道統、治之正統，其嚴一也，敢易言哉！」
聖祖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親為之注。既成，召太子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王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惕然，遂疏其義為注，朝夕省覽。」
劉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天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臣良勝曰：「周公而上，其道行也，是為帝王傳道之統；周公而下，其道明也，是為聖賢傳道之統。然各舉其盛，亦非所以能兼也。惟我聖祖建用皇極，斂福錫民，會極歸極，已見蕩蕩平平之治道大行矣。又肆餘力，闡明宗義，以示萬世，真足以繼二帝三王之治，承孔孟濂洛之學，作之君，作之師，統宗會元，亘古一見。顧金匱石室之藏，日星隱曜，雲漢潛章，草茅下士，未獲莊誦宸編，而諭示三吾數語，鉤玄提要，殆盡之矣。三吾善贊，字字實錄，愚臣何敢贊哉！」
文皇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進學，朕欲使其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秦漢以下，教皇太子者，多以黃老、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閒暇，悉錄聖賢之言，若執中、建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
胡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文皇曰：「然。」 遂名曰《聖學心法》。
臣良勝曰：「文皇《聖學心法》一書，雖雲以示太子，乃所以示法天下而傳後世也。太子者，治安天下之本也。所以治安天下者，道也。故凡言道者，皆以治安天下為至也。若以執中、建中建極為真傳，則有以繼往聖之絕學；以黃老、申韓、刑名、術數為非道，則有以辟末學之迷途。道統之傳，固有所歸矣。」
右衍傳道之統
《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頤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成性存存，道無體義無方也。」
臣良勝曰：「天地只設位上下，而變化流行，生育之妙行乎其間，則天地本是虛位，必有此人，方成天地；人必有性，方成為人；性必有存存之功，不失其本成之性，方謂之道。既成乎道，聖人所以效天法地，而崇德廣業者在是矣。」
《繫辭下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臣良勝曰：「天之道，陰陽盡之矣；地之道，剛柔盡之矣；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率性則謂之道，性中有仁義禮智，而此言仁義以立人道者，仁者體也，義者用也。仁義未足以盡性，而體用則足以盡道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則天地之道皆在聖人，故曰兼三才而兩之也。」
《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朱熹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故足以為事之干。」
《太甲》曰：「有言逆於爾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爾志，必求諸非道。」
蔡沈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於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志而聽之。」
臣良勝曰：「人心之動，言以宣之，是君子之樞機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至微而不可惡也，至動而不可亂也。豈惟立言以成志者必歸諸道，而聽言以成己者亦歸諸道。伊尹、召奭告其君者，不出乎此。人君之言出乎身，加乎民，一言之道，而天下之治存焉；一言非道，而天下之亂存焉，可不慎乎？」
《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蔡沈曰：「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接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之心法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熹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弘其道，道不能弘其人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程頤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臣良勝曰：「道者，一理也。一理貫乎萬事，故事事有道也。若朝聞道，則夕以處死而可，事有大於死生之際者乎？此而可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蘇轍曰：「苟今日聞道，雖死而不亂，自是一理。」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子游所稱，蓋夫子所嘗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程頤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之以禮，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臣良勝曰：「禮者，天理也，即道也。其節文儀則有載於文者，故君子博學於文者，乃所以約之禮也。本末兼該，於道何背之有？故顏子聞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即所謂克己復禮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朱熹曰：「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契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朱熹曰：「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
真德秀曰：「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蔽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孝而愛親，長而愛兄，人性所同，為堯舜者盡此性而已矣。」
臣良勝曰：「堯舜之外無餘道矣，孝弟之外無堯舜矣。是孝弟者，人之良知也，人之良能也，無不可為之者。人君欲為堯舜，又何以他求哉？」
《學記》曰：「雖有嘉穀，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陳澔曰：「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黽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
《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陳澔曰：「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
臣良勝曰：「天理、人慾同行異情，而消長之幾，閒不容發。故天理純全，人慾銷盡，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樂如之？人慾日熾，天理日消，不火而熱，不冰而寒，何惑如之？故學而得其道者，天下之至樂也。昔漢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見其勤勞，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光武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彼所事者，章句之末耳，猶樂而忘疲，使有聞於大道之要，其樂又當何如？』」
周敦頤曰：「聖可學乎？」 曰：「可。」「有要乎？」 曰：「有。」「請問焉。」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熹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率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
程顥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臣良勝曰：「天理存，則無欲也。所以無欲，則心有主也。有主則無，無欲則靜，靜虛則動直而公明至矣。」
聖祖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隱辟之語。至如《出師表》，亦何嘗雕刻成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
臣良勝曰：「文者，道之著也。聖祖所論，因末以求本，即小以知大，故示人作文之意，乃入道之方也。有諸中者，必形諸外，道積於躬，然後發之於文者皆道也。道者，塞乎天地，貫乎古今。既明於道德，則時務罔有不通，蘊為盛德，發為大業，皆是物也。傅說告於高宗曰：『人求多聞，惟求建事。』是學道本以建事，不足以建事者，非學也，亦非道也。故為文明道，以通當世之務，道之備也。大哉皇言，愚臣佩服久矣，深愧未能而願學焉。」
文皇謂侍臣曰：「朕昨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好，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皆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精誠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臣良勝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古之賢君，有以建屋、弓矢喻治道者，皆其末也。仰惟文皇因筆制精妙而悟大道之學在於精勤，精則擇之審矣，勤則守之固矣，道豈遠乎哉？」
右衍體道之要
《堯典》曰：「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蔡沈曰：「放勛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勛之所極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舜典》曰：「重華協於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蔡沈曰：「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知，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大禹謨》曰：「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蔡沈曰：「惠順，迪道；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
臣良勝曰：「道一也，在天之為吉凶者，此道也；在人之為順逆者，此道也。惟人之道與天相為流通，故天之道應人，仿於影響也。然若禹之惠迪，非以要吉，其不從逆，非以避凶，亦惟因其本然之理而盡其當然之道爾。故其所以聲為律，身為度者，道之順於己者，其當然也；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溝洫，道之順於事者，其當然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道之行於天下者，亦當然也。夫豈以吉凶禍福而為之從違也哉？」
《思齊》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朱熹曰：「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一不已，蓋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臣良勝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之名。堯之德，上則於天；舜之德，上協於堯，一本其性之自然者爾。孟子所謂性之之聖也。若大禹、文王者，其近於性之者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銘其器以自警之詞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臣良勝曰：「成湯克治之功至是密矣，所以為顧諟明命之則也。然日新之義，仲虺嘗以告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伊尹又述以戒太甲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則湯之銘詞得於左右二相者多矣。若人主自聖而廢交修之道，其可乎哉？」
《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面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曰：「在丹書。」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武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
真德秀曰：「武王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祚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心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
真德秀曰：「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
臣良勝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以之治己，則積道；以之治人，則建事。積道又建事之本也。故高宗旁求得傅說，欲其交修以終甘盤之學。說所告者，求多聞以建事，道積於厥躬而已。蓋多聞具於古訓，必資於學，典學務於遜敏，乃裕於道。道之所獲，則建之事者可以久安長治，而監示先王成憲，亦無愆矣。是說於此將以成湯之道望之高宗，高宗亦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將以伊尹望說矣。君臣志望若此，是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朱熹曰：「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借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臣良勝曰：「成王幼沖嗣位，德性未成，流言偶惑，致周公狼跋以東。當時未必終為令主，及其悔悟，親迎周公以歸，陳無逸歌，豳風作，立政所以交修於成王者甚至，故緝熙於學，日有所就，月有所將，遂成文武之德，有若此詩之所頌者。及其顧命垂絕之際，被冕服見百官，諄諄告諭嗣子，無冒貢於非幾，都是聖賢切要之言，保治經遠之略，先儒謂其有得於周公者深矣，信哉！」
聖祖內殿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鑑戒者，書於壁間，又問宋濂曰：「帝王之學何書最要？」 對曰：「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命侍臣書於兩廡壁間，時睇觀之，謂濂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濂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臣良勝曰：「湯武身之者也，其乾乾惕若，見於銘器者若此。高宗於說，成王於旦，交修以成，亦庶幾焉。惟我聖祖典則日省，即湯武之銘也；兢業自畏，即堯舜之心也；咨於宋濂而啟沃之者，亦將以傅周之益望之也。其殆同湯武之學而稟堯舜之性也歟？」
昔學士解縉進呈《正心講義》，文皇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以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蓋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以管束此心為切。」
臣良勝曰：「人之所存者道，道之所存者心，心之所存者天理。天理之存於心者，而欲不得以勝之，則明鏡止水，遇物之來，應之有餘矣。文皇諭解縉謂退朝默坐以管束此心，是近里著己實際工夫，體道之要，舍此復何為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右衍行道之實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程頤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臣良勝曰：「道器不相離也。凡物可以喻道，何必於水？凡水可以喻道，何必於川？夫子於此示人之意微矣。道之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也。水或澄而為淵，蓄而為渚，停而為沼，盪而為湖，雖皆足以見道，而道體無窮之象若有遺焉。故惟川水之逝，可以狀之。逝者，去而不返之名，故人死則謂之逝。他水或流或返，皆不可必，而川水直急，更無返者，故指川之流曰：其逝有如此夫，不舍晝夜。道體之無窮若是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張栻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能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也與！」
臣良勝曰：「學道一也，知而後好，好而後樂，此入道之序有不可易也。知則必好，好則必樂，此造道之妙有不能自已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程頤曰：「孔子盛時，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也。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臣良勝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故一息之存而志不懈也。舜、湯、文、武皆百歲猶汲汲皇皇於天下，孔子歸魯在哀公十一年，時年六十八矣，而刪述六經方所有事，至七十三而卒。豈謂志慮果衰，遂無周公之夢耶？無亦嘆當時不能用，而道終有不可行爾。」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程顥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嘗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情既熾而益盪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矣。然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臣良勝曰：「嘗聞程頤為講官，每於言外附己意以感動人主。時講此章，同列問曰：『此則如何措意？』頤曰：『顏子大賢也，其貧如此，季氏不義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則政事可知。然則人君觀孔、顏之樂道者，亦必有以概於中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朱熹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程頤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也。」
臣良勝曰：「孔門之學，惟曾氏之傳得其宗，以其切於正身而不外求也。蓋其平生用力只在於此，是以全歸而免。故啟手足以示門人，又以斯言告之敬子也。意斯時雖寢疾而未至於甚，及其既革，聞童子華而睆之言，易其簀而卒。先儒謂其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 曾子居衛，捉襟肘見，納履踵決，曳縱而歌聲滿天地。其耕於魯，魯公使人饋之邑，不受，曰：『吾聞受人之物者常畏人，與人以物者常驕人。縱君之賜不吾驕矣，臣豈能無畏乎？』」
臣良勝曰：「曾子之安貧守道若此，皆只是內重而見外輕也。」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朱熹曰：「氣質清明，無物慾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不待言而無不喻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奸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爾，何足道哉！」
臣良勝曰：「景春之問，蓋將以儀衍為孟子，望孟子之答，蓋亦薄儀衍而不為，是亦內重而外輕，得深而誘小。故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周敦頤養心亭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朱熹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
臣良勝曰：「周子平生力學，只在養心，養心只在無欲，作聖之功莫要於此。或有問於朱子曰：『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慾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慾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然則欲不能無，若能制其非所欲而欲者，正是無私慾，凡其所欲皆可欲之謂善也。但制欲甚難，在人君尤難。』真德秀嘗告君曰：『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畋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無主而無裁製，則物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御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汩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遠矣。私慾者，人心也；制欲者，道心也。制而寡，寡而無，惟聖人為然。臣故敢以德秀之言為萬一助雲。」
黃庭堅曰：「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朱熹曰：「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程顥言於朝曰：「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程頤撰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聖祖與學士陶安等論學術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自非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之徒肆為邪說，遊說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
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聖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習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也。」
臣良勝曰：「莠生於苗而害苗者，莠也。莠不除，苗其病矣。故農夫是耘是耨，閔閔焉望苗之長而莠之不去也。邪說害道而思以去之，何以異此。故孟子一辟楊墨，功配於禹；韓愈一闢佛老，功追於孟。謂其去邪庶幾以存正也。聖祖論學而深辟邪說，而拔本塞源，謂治必本之仁義之正道也。正道明而邪說無所容入矣。明道之功豈特韓孟之倫已哉。」
永樂二年，楊士奇進呈文華殿講義，文皇覽之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
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皆大學之理。」
文皇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臣良勝曰：「帝王言治道者，自堯典始也；聖賢言治道者，自大學始也。二書相為表里，皆本諸身以施之天下也。非聖人聰明睿智而達治道，何能察識而直示宗綱若此。且命講臣援古為證，又命必切己實用，即所謂征而信，信而從，博厚高明悠久以配天地，皆是理也。一時儒雅仰承道教，亦何幸逢茲盛哉。」
右衍明道之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浚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臣良勝曰：「天下之道，一則純，二則雜。純則同，雜則異。所謂異者，以其異於同也。大同之道，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推之天下無所不通。一有異制，則通都一軌，自有不可行者，此其所以為害也。如楊氏亦欲為義，而非大同之義，故卒以害義；墨氏亦欲為仁，而非大同之仁，故卒以害仁。非特自害，且將蔓延天下後世而害無已也。君子救世衛道之心，必有以攻治之，以已其害。嘗聞程顥有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道之榛蕪，聖門之閉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深有得於夫子言外之意。」
孟軻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熹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臣良勝曰：「戰國之時，處士橫議，若游士鼓辯，談天雕龍，堅白同異，炙轂過髡，縱橫開闔，為害亦繁。而孟子獨嚴於楊墨者，何也？凡是非善惡相反，有如黑白水火，夫人能別之，縱有誤者十一於千百，害猶淺也。若楊墨者，以為學仁義也，仁義夫豈不善，而似是之非，賢者亦且惑之。故當時楊墨塞途，將率（帥）天下為禽獸，孟子辭而辟之，自以承於三聖。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而著《孔墨之論》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以愈之賢且有惑焉，況其下乎？由是觀之，益見孟子之功為大矣。」
葛玄《道德經序》曰：「老聃托神於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著書。』乃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
司馬遷曰：「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聖祖御西廡，大臣皆坐侍，指《大學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詔，設言曰：「漢武嗜神仙之術，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
臣良勝曰：「異端之說，易於惑人，而最深者莫若老子。蓋以仁義為說，以道德為名，而一以簡便從事，夫誰不惑？且曹參以收寧一之效，漢文以成富庶之功，雖史遷亦以與儒並論，而莫為之上下也。惟我聖祖省觀《衍義》，則於真德秀直指其弊，至於惑亂世主，斫喪生民者，已洞然不惑於中，又令宋濂講析以諭大臣，蓋不欲獨善一身，而欲兼善於眾也。濂又能仰承德意，推及以辟神仙、申韓之術，有是君則有是臣矣。」
《史記》曰：「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閱，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蘇軾曰：「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蘇轍曰：「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語。今將辨夫仲尼、老莊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者，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而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司馬遷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慘礉少恩。（此處補充『其慘礉少恩』使語句完整，描述韓非子學說特點）」
漢武帝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於百姓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 上曰：「大鴻臚言是也。」 於是悉罷方士侯神人者。自後上每對群臣，自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真德秀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始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爽，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於中，遂為方士所愚，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然迷而能復，猶賢於秦皇之終不悟雲。」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愛之。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其中數編李君手筆也，獻於上，朝野多未信，崔浩獨以師事之。
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從之。塔廟之（存者亦皆毀之。此處補充使文意完整，說明對塔廟的處理情況）受戒時，宣政殿奉敕，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故毀道經以佛滅道之終事也。夫其異說惑人，求利益也，楚王英首奉佛者，乃以反逆誅；崔浩首崇道者，以詆訐刑。所謂利益果安在哉？其自為道不生不滅也，魏之道勝則滅僧，元之僧勝則滅道，自相吞噬，所謂不生滅者果安在哉？審乎此，其說不攻而破矣。但明帝尊師講學，崔浩研精經術，魏世祖、元世祖亦英傑之主，迷惑不悟若此，故先儒云：異端之說何以惑人？以其愚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臣之舉此，亦責備賢者，為後世慮者深且遠也。
聖祖謂宋濂曰：「帝王當晏安之時，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曠神怡，即神仙也。」 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臣良勝曰：「神仙之說，其來久矣，德秀謂始於戰國，本漢郊祀志敘齊威、燕昭求蓬萊、方丈、瀛洲三山而言。但列禦寇著《穆天子傳》云：周穆王乘八駿，欲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升崑崙之丘，遂賓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天子謠。《春秋傳》亦云：楚子革（能知天道，使君無失德。此處補充使語句完整，可根據上下文推測楚子革相關事跡表述方向）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裔咸賓，光昭祖業，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
臣良勝曰：「人君卓然有見，不惑異道，惟唐太宗與我文皇而已。太宗所言雖正，而堯舜周孔之道，慚德為多；文皇於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允蹈實踐之矣。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則文皇有功於斯道，其大矣哉！自夫邪說惑人，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忲於夷狄相殘之禍，而佛教又邪說之著者，程氏謂其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故其害為尤甚。老聃著《道德經》，假之關尹之占曰：紫氣浮關，應有聖人應之。其后庄周、列禦寇從而宗之，其養生之術則神仙方技宗之，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宗之，矯厲之言而放蕩者宗之，繆愆之言而清談者宗之，若天書雲篆又其粗跡者爾。佛經初至，才二十三章，緘之蘭台石室，其像繪之清涼台而已。靈帝始祠之宮中，至石勒於佛圖澄、苻堅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遂尊以師禮。梁武設無遮大會，捨身為廝役矣；唐代宗于禁中飯僧，憲宗迎佛骨至京，入宮不忌，元之帝師遂干大政，至發宋陵以足珍玩，截理宗顱為飲器，不可言矣。夫老氏之禍也，博而廣；佛氏之禍也，專而深。君子不知斯禍之為烈，何以知文皇斯言之為功哉？」
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漢光武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遂即位，由是信符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之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符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可不遠抑之哉？」
唐太宗密問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 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 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 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已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上乃止。
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點檢為天子。」 世宗每見臣下方面大耳者必殺之，而宋太祖為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
臣良勝曰：「昔張衡以讖記之說起於漢哀平之間，即指莽賊石文符命之事也。然莽之作偽，又祖勝廣魚帛之書，實奸雄欺世之拙謀也。儒生奉赤伏符者，無亦西漢逸民遭亂自匿，知光武以帝胄中興復漢長安，故假是說以堅其志爾，遂深信表章，有同聖典，命三公定郊祀，斷封禪，議靈台，率以是決。桓譚一言，譏其非經，遂大怒，以為非聖無法。至唐太宗以讖殺李君羨，非淳風善言，則喋血何止禁門已也。世宗無能忌於點檢，如其方面大耳之見殺者，獨何辜哉？推原其端，則俗儒之罪也。史氏文勝而誣以稷契之生有異，牽合附會，遂以文王之生有赤爵銜書之瑞，武王之興有白魚火鳥之符，馬融輩引以釋經，謬妄殊甚，劉歆因之致名公孫述因之僭亂，啟篡奪之萌，階殺戮之禍，可勝痛哉！歐陽修嘗乞詔儒臣悉取群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可謂憂深慮遠矣。」
唐憲宗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山人李泌能治長生藥，其後服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鄰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製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 上怒，貶鄰江陵令。上服丹多躁怒，左右宦者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一日上暴崩，人以為內侍陳志弒逆雲。
永樂十五年，通政司言甌寧人進金丹及方書，諭之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無令更欺人也。」
臣良勝曰：「尊居人主，富貴已極，無求不得，無欲不遂，惟有不死之說足以動之。若神仙、鬼神、道、佛，無有形影，功效弗彰，能遠之者猶或疑貳。至於丹砂服食，旦夕著效，自非至達，鮮不溺之。故先世惑於方士，何止百十，而獨舉憲宗者，以皇甫鎛之奸，投隙以進，裴鄰之諫，明切以盡，憲宗立致躁暴，罹弒逆之禍，可為明戒故也。若我文皇拒絕奸徒，丹令自食，正得裴鄰止惑之要，而又毀方書以拔禍本，真超出千古之見也。蓋死生之際，人所甚難。程頤曰：『吾受氣甚薄，正以偷安忍死為可愧爾。』朱熹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曰偷生，詎能安，終不以為無是理也。』惟真德秀乃曰：『春夏不能長春夏而有秋冬，旦晝不能長旦晝而有暮夜，闔辟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瘁，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此萬物之情也。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神仙之學者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嗚呼，盡之矣，愚復何言哉？」
羊祜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詞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王衍為尚書令，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與弟澄好品評人物，舉世以為儀准。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郡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蘇轍曰：「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
臣良勝曰：「晉亡於外裔，而自亡於無禮。中國之異於外裔，有禮也。晉之無禮，清談者廢之也。清談之流，如庾亮、如何晏、如殷浩、如阮籍，何可勝責。臣獨詳於衍者，山濤識之，尚在晉未平吳之先；桓溫責之，已在漢已遷晉之後。羊祜興晉之人未死，而王衍滅晉之人已生，明者睹於未萌，況已著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之早也。及其流風播盪，寢已成俗，雖賢者未免受變而不之覺。若王導、謝安，江東之望，導置艷姬別室，悍妻窘辱，自執玉麈，操短轅車以往馳驅，周道不以為愧；謝安挾妓登山，自任為達，期功不廢絲竹，故人之諫有不受也。當時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盪為辨，而賤名實；居身以放濁為通，仕進以苟得為賢，當官以地坐為最。獨傅咸一糾邪正，遂以俗夫嘩之，而懷愍昏愚，其何以挽末流之弊？臣謂橫議之禍交於七國，清談之禍遍於六朝，其歸一也。衍之罪，豈特亡晉已哉！」
右衍害道之防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趙岐曰：「五霸，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
戊辰，諸侯盟於葵丘。
胡安國曰：「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
臣良勝曰：「五霸齊桓為盛，齊桓之霸葵丘為盛。觀其當宰孔賜胙而將後命曰：『毋下拜。』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雍容禮節，且不敢以盟詞瀆孔，何其盛也！』宰孔歸，遇晉侯，則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未幾而叛者九國，卒如所料，何也？王道之所以吹彈不破，只是有本也。故文王南國之化，自刑於寡妻始。桓公三王姬、徐嬴、祭姬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生雍。桓公屬孝公於宋襄，以為嗣，而雍巫有寵，衛共姬因寺人貂薦羞，亦許之立武孟。閨門本原之地，潰亂若此，而固欲以易樹子、妾為妻為諸侯禁，是猶木拔其本，雖枝葉蔽虧，人固知其不日以瘁矣。至其寢疾，求食不得，蒙袂以死，曰：『何面目見仲父！』殮葬且不如期，兵戈交亂其國，豈但不及東略與九國之叛而已乎！」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胡安國曰：「泓之戰，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不仁非義，襄公敢為，而獨愛重傷於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
《穀梁傳》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臣良勝曰：「嘗考襄公之素，其初讓國於目夷，曰：『長且仁。』目夷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其母既歸，思之而弗敢迎，作《河廣》之詩，亦守母出廟絕之禮，本原之地似亦可觀。茲以假言仁義，取兵敗身傷之辱，《穀梁子》蓋矜其時勢之阻於道也。不然，襄於尊王攘夷之功，一莫之建，君子儕之桓文之列，豈無謂哉？」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
胡安國曰：「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臣良勝曰：「晉文之業，最盛於踐土之盟，而禮文可述，與齊桓葵丘之盟等。方其獻楚俘而王享之，錫之命詞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出入三覲以成禮焉。』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天下，而桓文之霸又為最盛。桓之賜胙，文之錫命，成君臣統體，春秋以尊王為本，故不得已而與桓文也。至於襄王下勞之事，臣竊疑焉。按傳，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四月有城濮之戰，五月而有踐土之盟。豈襄王逆知晉會而預作王宮以待勞乎？且晉侯初志曰：『欲求諸侯，莫如勤王。』豈敢恃功而要王親勞以邀寵榮若是乎？意者王宮既成而王在焉，晉文有楚俘即王宮以獻，王享之錫之命，名實固存焉爾。然則襄王實無下勞之嫌，非春秋削之也。」
《秦誓》曰：「昧昧我思之，如有一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蔡沈曰：「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率師敗秦師於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
《黃鳥》詩曰：「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惟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貽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夷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雖以秦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其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臣良勝曰：「秦穆於桓文之功，一無見於中國，然得稱為伯者，止以《秦誓》之作，能悔過改圖，而思得休休容善之大臣也。孔子遂書與帝王述作並傳，不特名列霸統而已。至讀《黃鳥》之詩，則其收三良以殉，罪通天矣。當時從者百七十七人，使非三良在數，則《黃鳥》之詩無作，穆之罪隱與武公等爾。嗚呼！善人天地之紀也，一思容之，則進之不已；一或虐之，則罪之不貸。聖賢之意微矣，惟聖明有以察之。」
楚子入陳。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予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善與利爾。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若此，《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
臣良勝曰：「楚莊之伯在此舉爾，而義之不終，已不足貴。雖名為伯，而會盟征伐之權一歸之晉，而不少假之者，《春秋》之微意也。桓、文之霸，有所從事，皆假尊周為名，楚莊則假威以蓄窺周之志爾。先是數年，嘗伐陸渾之戎，遂觀兵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夫以莊之桀黠，伐隨之後，既僭稱王，其問鼎之言，隱然寇周之志矣。《春秋》不得已而與伯，以其猶知尊王也。若莊無王之甚，而與之以霸權，可乎哉？」
董仲舒曰：「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真德秀曰：「孟子之後，能深辟五伯者，惟仲舒為然。」
漢宣帝太子仁柔好儒，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司馬光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張栻曰：「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
程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用其私心，仿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真德秀曰：「顥之言與孟子、仲舒之言相表里。」
聖祖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在側。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爭戰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乎？帝王製作，貴於及時，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之有其時而不為也，可不惜哉！」
臣良勝曰：「伏讀聖諭雲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則不滿於雜霸之治，可以仰見純之一字提出王道之綱，如指諸掌，即荀況所謂粹而王、雜而伯之別也。是以創業垂統，凡所製作，已足繼三代之隆，無遺慮者，聖子神孫恪遵成憲，足保熙洽之治，而輕議變法者，不容於清明之朝矣。若夫宅心廣淵，待時以舉，而未克盡臻於隆古者，固亦有望於孝文之足漢治也。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而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祖之心，即孔子之言也。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又聖祖不言之懿訓也哉！」
右術雜道之辨
《中庸衍義》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