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戰爭 · 第四篇　中世紀晚期

1　中世紀晚期的研究路徑 十四五世紀出現了一系列軍事創新，在某些方面大大改變了我們迄今為止形成的中世紀戰爭圖景，因此這裡必須再劃一道分界線。這些創新並不是逐漸脫胎於舊形態的新形態，彼此之間也並不構成有機的聯繫。事實上，它們是彼此獨立的現象，或者再次消亡，如高度發達的弩手戰法以及弩手和下馬騎士的聯合作戰，或者幾個世紀後才得到全面發展，如火器的興起，或者像流星一樣轉瞬即逝，如市民和農民步兵戰勝騎士軍隊，又或者是空前絕後的現象，如胡斯派。儘管這些事件本身都很重要，但它們並沒有為戰爭帶來根本性的變化。直到中世紀結束，我們在前文中了解到的主要特徵或者一直保持不變，或者一次又一次以幾乎相同的面貌重新出現。 因此，我會這樣組織材料：從理論意義和歷史特殊性、歷史因果性兩方面依次介紹十四五世紀的特殊現象，接著考察幾場戰役和會戰，以表明軍事事件是循環往復的，同樣的事件完全有可能發生在十二三世紀乃至更早，從而證明這些變化並不代表一個連續的漸進過程，而是一系列獨立的現象。 分析到最後，真正的歷史進步只來自一地一點——瑞士。因此，我要將其從時間序列中拎出來，專辟一編來討論。 2　方陣會戰、城市軍隊與徵召民兵 科特賴克會戰 （1302年7月11日） 儘管我們已經見到了大量關於中世紀步兵的記載，但若是在勝利一方，步兵永遠只能配合射手發揮次要作用，甚至萊尼亞諾會戰也不例外，或者直接被騎士擊敗。第一場面貌一新的會戰是科特賴克會戰。 雖然弗蘭德斯伯爵領屬於德語區，但加洛林帝國分裂時，它成了羅馬化的西法蘭克王國的一部分。然而，歷代伯爵一貫享有相當獨立的地位，直到法王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28]驅逐伯爵並將其領地收歸王室。於是，城市和農民揭竿而起，反抗法國統治。頗有人望的布魯日（Bruges）領袖彼得·柯尼格（Peter König）率眾驅逐王室守軍，引得小城市和農民團體紛紛來投。除布魯日以外最強大的弗蘭德斯城市根特（Ghent）一直處於分裂狀態。人稱「鳶尾花黨」（Leliaerts[129]）的貴族派忠於國王，但他們無力阻止揚·富爾魯特（Jan Vorlut）領導的平民派前去援助布魯日市民。但起義軍的總指揮是被囚禁的吉多伯爵的幼子和孫子於利希伯爵威廉。威廉儘管做過牧師，但後來還是順應了好戰的天性。兩位伯爵都是25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能接過指揮權似乎並非因為他是本土領主家族的代表，而是依靠與平民領袖的協議——這是封建勢力與民主勢力的一次奇特聯合，讓人不禁想起馬拉松會戰的統帥米提亞德。 當腓力國王的堂兄大將軍阿圖瓦伯爵（count of Artois）統率——大隊援軍逼近時，弗蘭德斯人還在圍攻法國人占領的兩座城堡——卡塞勒（Cassel）和科特賴克。弗蘭德斯人從卡塞勒撤圍，集中全部兵力於科特賴克，該城市民也加入了起義。阿圖瓦伯爵直抵城下，他無疑認為只要自己現身就能讓弗蘭德斯人的市民軍隊撤退，從而成功解圍。但弗蘭德斯人堅信必須打一場會戰才能拯救自己的國土，而且下定決心在這裡，在科特賴克城下應戰。如果他們退走並解散軍隊，法國人不僅會收復城堡，蹂躪低地，更可能會攻占城市，甚至包括城防薄弱的布魯日。與古時在阿提卡作戰的波斯人相比，他們預期能獲得的市民支持力度要大得多。 法國人試圖解救的科特賴克城堡（或稱「科特賴克要塞」）北依里斯河（Lys），位於科特賴克城區北角，與城市本身一樣位於河右岸（南岸）。為阻斷敵軍與城堡的聯繫，弗蘭德斯軍列陣於城區與河流的夾角處，城區在其右側，以窄長陣形向南沿河延伸。左側是一座河岸上的修道院，正面是相當深且部分河岸為沼澤的格羅寧根河（Gröningen）。這是退無可退的位置；市民一旦戰敗，就會被趕進身後的河裡。他們在這裡應戰是下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文獻中是這樣描述其陣形的：「一條很長也很深的戰線」（「acies longa valde et spissa」），「將矛攢在一起，隊形緊密」（「pariter adunati et densati lanceis adjunctis」）（《根特年鑑》Annales Gandenses）。「布魯日市民只編為一個單位，前排是弩手，其餘人有的拿矛，有的拿頭部包鐵的棍棒」（「Brugenses unam solam fecerunt armotorum aciem praemittendo balistarios deinde homines cum lancies et baculis ferratis alternatim postea reliquos」）（《弗蘭德斯伯爵世系》Genealogia Com-itum Flandrensium），「組成深厚緊密的隊形」（《聖但尼編年史》）。因此，他們的陣形類似於古希臘方陣（phalanx），長度無疑至少有600米，甚至可能更長。數量不多的弩手部署於一線，大部分人裝備矛和goedendags（一種斧槍），而且很可能只有一部分人穿盔甲。兩位伯爵統帥和10名左右的騎士隨從都下馬加入方陣，所以無人騎馬。為了加強前方天塹格羅寧根河——據維拉尼稱，該河寬5臂（ell，相當於英制的碼，約90厘米）、深3臂——弗蘭德斯人布置了陷阱，很可能還加深了水淺的河段。 圖3　科特賴克會戰 方陣後方有一支預備隊，由久經沙場的騎士約翰·馮·雷訥瑟（Johann von Renesse）指揮。另一支由伊珀爾（Ypres）市民組成的部隊面朝城堡列隊，防止守軍在戰鬥中攻擊方陣後方。 文獻中將阿圖瓦伯爵描述為一位經歷過五六次會戰考驗的勇猛戰士。他知道敵軍陣地的厲害，不僅難以正面強攻，又不能從兩側包抄。他猶豫了幾天時間，設營於城南約1英里（約1.6千米）處。市民果真願意承擔風險，在退無可退之處交戰嗎？當然，為了將敵人引出陣地，法軍統帥可以沿伊珀爾河進軍或直奔布魯日，沿途劫掠鄉間。但科特賴克城堡守軍有可能在此期間被迫投降，其他手段的成效也不確定，而在這裡打一場勝仗就能奠定戰爭的結局，將敵軍一舉殲滅。於是，阿圖瓦決定進攻。 他派熱那亞弩手和西班牙標槍手在前，然後是各隊左右排列的騎士，後方有一支小型預備隊。 弩手和標槍手擊退了敵方射手，並向似乎緊貼格羅寧根河的方陣射擊。射擊效果相當好，方陣抵擋不住，但兩位伯爵率領方陣以良好的秩序後撤了一小段距離。法軍射手沒有為了再次接近敵人而隨之渡過格羅寧根河，因為那樣受到反擊的危險太大了。於是，阿圖瓦伯爵發信讓弩手後撤，由騎士上前進攻。既然敵方步兵已經從前方屏障稍稍後撤，他便希望自己的騎兵渡河後會有足夠的空間執行衝鋒。儘管射手穿過前進中的騎士後撤造成一定的混亂，還有一批熱那亞人遭到踐踏，但這大概是騎兵與射手協同作戰時的常態，對戰鬥的進程和結果不會有任何影響。 但這時發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狀況。正當騎士頂著水流、沼澤河岸和弗蘭德斯人布置的障礙物艱難渡河時，敵軍方陣突然向前猛衝，撲向騎士奮力砍刺。騎士的武器幾乎派不上用場，自身的獨特優勢——通常能夠將敵方步兵擊潰和打倒的重裝戰馬衝擊——也無法施展。 毫無疑問，兩位弗蘭德斯伯爵教過市民這種戰術，現在見到恰當時機就發出信號。騎士的數目無疑遠少於對方，射手又撤了回去，於是每名騎士都同時受到多名步兵的攻擊。騎士很快就被打敗了，陣亡者甚多。弗蘭德斯人先前有令，凡是戰鬥塵埃落定之前饒恕敵人或搶劫財物者，友軍應立即將其斬殺。 只有在中路的騎士迅速渡過格羅寧根河，按照通常的方式攻擊並擊退了敵軍方陣。但由約翰·馮·雷訥瑟統領，一直謹慎留後的預備隊此時出手恢復了局面。戰鬥現在變成了徹底的災難，就連最初取勝的騎士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不得不渡過格羅寧根河撤退，在河中被輕鬆打垮擊潰。據說，阿圖瓦伯爵本來要向武裝修士祖弗廷根的威廉（William of Süftingen）投降，但他講的是法語，於是弗蘭德斯人大喊「我們聽不懂你說什麼」，就把他殺了。1 城堡守軍試圖出城突襲，被專門布置在城下的伊珀爾部隊輕鬆擊退。阿圖瓦派聖波勒（Saint Pol）指揮的預備隊沒能前往救助或支援。 維拉尼記載了弗蘭德斯人對科特賴克的勝仗是如何自豪到了極點，其中有一名裝備goedendag（一種斧槍）的人竟敢直面兩名馬上的騎士。作者還說，他是因為此事新奇才記述得如此詳細。 弗蘭德斯人自稱從陣亡騎士身上拿到了700副金馬刺，於是將這場勝利命名為「金馬刺戰鬥」。 班諾克本會戰 （1314年6月24日） 這場會戰的局面與福爾柯克會戰（1298）完全相反，而類似於科特賴克會戰。當年被愛德華一世降服的蘇格蘭人再次舉事，奉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為王。愛德華二世陷入與本國男爵的衝突，長期無力干涉，但最後還是率領一支大軍北上。在英格蘭國王抵達之前，羅伯特稍稍後撤至福爾柯克以北若干英里的斯特靈城堡（Stirling）（當時仍然被英軍占領）面前，列陣於小河班諾克本河的左岸高地，側面有沼澤或森林庇護，不容易被包抄或包圍。正面開闊地只有約1英里（約1.61千米）長，中部有一條羅馬古路穿過深深的班諾克本河谷去往斯特靈。班諾克本河谷寬不足2000步，蘇格蘭人所在的高地與谷底有186英尺至240英尺（約57米至73米）的高差。 蘇格蘭人的陣形與福爾柯克會戰中的陣形類似：4個矛兵大陣，身後有一小支騎兵。2 奧曼對會戰經過的記述如下：多沼澤的深谷本就是令人生畏的天塹，羅伯特又在通往己方陣地的斜坡上布置隱藏陷阱，為正面突破造成更大的阻礙。 儘管障礙重重，英格蘭騎士依然衝上斜坡，試圖擊潰蘇格蘭人的單位。但大隊英格蘭人馬——大概有1萬匹馬和5萬到6萬名步卒——在狹窄地形中動彈不得，大部分根本沒到敵人跟前，只是站著不動。但最重要的是，射手無法穿過騎兵上前面對蘇格蘭矛手。一支射手成功繞到蘇格蘭側翼，結果被騎兵統帥羅伯特·基斯（Marshal Robert Keith）率領騎士擊退了。最終決勝的行動來自從英格蘭人側面現身的蘇格蘭士兵。他們將彩布纏在矛上，給人一種生力軍正打著戰旗前來的印象，同時大聲呼喊口號，讓英格蘭騎士心驚膽戰。 最後一段轉折不過是傳說，只要講出來就明白了。即便我們假設英格蘭騎士膽小如鼠，這些蘇格蘭士兵又是從哪裡來的呢？畢竟軍隊兩側都是不可通行的地貌。真正的問題是：英格蘭人為什麼沒有仿效福爾柯克會戰的戰法，先讓射手騷擾蘇格蘭矛兵陣，待其疲憊再派騎士攻擊？有一種解釋是蘇格蘭騎士趕走了射手，而沒有像福爾柯克會戰中那樣逃跑。這個解釋並不充分，因為班諾克本的英格蘭騎士為什麼不去援救射手，先把數量不多的蘇格蘭騎兵趕跑，而是徒勞地陷在矛兵那裡呢？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釋：蘇格蘭人組成緊密的方陣，側面保護得很好，最多有少數射手能執行包抄，騎兵做不到。但即便如此，英格蘭射手也可以像黑斯廷斯會戰中那樣在正面射擊。進一步講，側翼行動似乎並非全無可能，因為會戰前日據說有800名英格蘭騎士繞過蘇格蘭人的左翼，來到其中部後方的聖尼尼安教堂（Saint Ninian’s Church）附近某處，經過一番激烈交戰才被打退。 黑爾斯勳爵（Lord Hailes）、林加德（Lingard）和保利（Pa-uli）[130]認為，蘇格蘭人並非正面朝南列陣於班諾克本河後方，而是左靠斯特靈懸崖，右倚班諾克本河。這樣一來，左翼當然不可能被包抄，可右翼就更加暴露了。另外，東北——西南方向的陣形正面與「朝陽照到英軍臉龐」的記載也不相符。在我看來，上文中奧曼的觀點——蘇格蘭人列陣於班諾克本河後，背朝斯特靈——是有確鑿地形依據的。 答案可能還是要到兵力中去尋找。迄今為止的主流觀點是英軍規模大得多。福爾登（Fordun，1384年前後去世）撰寫的蘇格蘭編年史記載英軍有34萬名騎兵和等量的步兵，共68萬人。大部分近代歷史學者接受的數字是至少10萬。我們前面已經看到，謹慎如奧曼也認為英軍有6萬之眾。這個數字甚至似乎有檔案依據，即保存至今的愛德華二世發給一批郡督和男爵的徵兵令。不光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愛爾蘭乃至加斯科涅也要為這次戰爭出兵。騎士徵召令照例沒有給出數字。但除騎士以外，「步卒」（pedites）也在徵召之列，各地都規定了明確數目：約克，4000人；蘭開夏，500人，等等。英格蘭12郡、邊境諸男爵及威爾斯共計要出21540人。上述地區占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奧曼論證道，如果我們再假設南方派往遙遠北方參戰的人數較少，那麼全軍大概不少於5萬至6萬人。 針對這一論證，我首先要指出文獻中沒說南方除了騎士及其隨從外，為此戰出了一兵一卒。威爾斯人被徵召的原因是，作為半蠻族，他們被認為特別會打仗，尤其是山地作戰。但英格蘭南部徵召大量人員去蘇格蘭一事既無證據，也不可信。 但是，想當然地認為實際徵召人數與紙面人數相去不遠肯定也是錯誤的。現代政府的精確性連代入到16世紀都不行，14世紀就更別提了。國王要求約克郡督出4000人，這甚至不能證明郡督實際派出了此數的一半。 進一步研究徵兵令會帶來更多疑問。愛爾蘭徵兵令上的日期是3月22日。步卒徵兵令是5月27日，且應於6月10日前抵達貝里克（Berwick）。當然，從語境來判斷，它可能只是照搬了一份之前的命令。但從道理上推斷，這些援軍是臨時決定徵調的，因為命令中說之所以需要步兵，是因為蘇格蘭人已經在「堅固險要（騎兵難以接近）」[「in locis fortibus et morosis（ubi equitibus difficilis patebit accessus）」]之處安營紮寨。但不論它只是重複之前的一份命令，起到提醒重視的作用，或者它就是第一份命令，我們都不能假定命令發出14天後，這麼多士兵就真的到蘇格蘭邊境的指定地點集合了。事實上，它可能只是急迫地發出去了，但根本沒有實際執行。因為如果這樣一支兵力出現在班諾克本，他們肯定會有所表現，以某種方式做成某些事。他們被徵召來是為了在騎兵無法通過的位置與蘇格蘭人展開近戰。現在蘇格蘭人就在這樣的位置上，而英格蘭步兵據說卻在騎兵身後無所作為，並沒有穿過森林，繞過沼澤去包抄蘇格蘭側翼。 當然，這就帶來了另一處矛盾：步兵徵召令已經發出，但將領不等步兵抵達就開戰了，他們沒有時間等待了。戰役的目標是解救斯特靈城堡，而守軍司令腓力·莫布雷爵士（Sir Philip Mowbray）已經與蘇格蘭人約定，若聖約翰日之前不能解圍，他就會交出城堡。會戰正是在那一天打響的。 關於要不要背上民兵這個包袱，國王的騎士隨從中間可能自始至終存在意見分歧。畢竟，民兵只有很小的軍事價值，而且可能有一批騎士的立場是民兵的用處沒有麻煩大，於是儘管只有少數步兵報到，戰事還是繼續推進，沒有多作遲延。 上述各點讓我相信——儘管未經證實也無法證實——英格蘭軍很可能還是以通常的騎士為主，占據數量優勢的是本土作戰，為保衛民族自由而真正徵召了大批民兵的蘇格蘭軍。 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那麼戰鬥過程就可以理解了。蘇格蘭人兩側的地形非常有利。英格蘭騎士並未試圖包抄，因為正面進攻就需要動用全部力量。只有射手進行了包抄，結果被方陣後方的蘇格蘭騎士擊退。 進攻方輸掉了這場決戰——與黑斯廷斯會戰和福爾柯克會戰相反，而與科特賴克會戰相似——因為多沼澤的溪流、斜坡和陷阱等正面障礙物對騎士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慘重的傷亡，側翼行動不可能實施，行動不便讓射手不能像往常那樣與騎士協同作戰。還有最後一點，布魯斯肯定率領數量占優、陣形緊密的大部隊發起了反攻。 班諾克本會戰並未證實蘇格蘭人或蘇格蘭軍制具有相對於英格蘭的理論優越性。奧曼正確地指出，即便在這次輝煌勝利之後，羅伯特·布魯斯依然迴避與英格蘭人野戰。1321年，他甚至放任一支英軍重返愛丁堡，然後才用切斷補給線的方式再次將其引誘到野外。 羅茲維克會戰 （1382年11月27日） 正如希臘市民和農民曾擊敗波斯騎士一樣，弗蘭德斯和蘇格蘭人也通過巧妙利用地形而擊敗了英國和法國騎士。但希臘人很快就更進一步，不再迴避與波斯人野戰。而我們已經知道，班諾克本並不是蘇格蘭人占據上風的起點，科特賴克之後也再沒有類似的勝利。相反，80年後的羅茲維克會戰（battle of Rosebeke）證明，一旦市民失去了地形優勢，占據上風的依舊是騎士。 這場會戰的政治起因和特徵不同於科特賴克會戰的地方是，弗蘭德斯伯爵如今不站在市民一邊，而是支持國王。在阿蒂維爾達的腓力（Philip of Artevelde）領導下，根特市起兵反抗當地統治者路易伯爵，軟硬兼施將其他弗蘭德斯城市爭取到自己一邊，並趕走了伯爵。年輕的法王路易六世遂率軍支援伯爵，鎮壓叛軍。阿蒂維爾達的腓力試圖與英格蘭國王結盟，雙方由弗蘭德斯伯爵的女婿和日後的繼承人勃艮第公爵腓力居間聯絡。我們從這一戰略中也能感受到1382年與1302年政治局勢的差異。 阿蒂維爾達圍攻斯海爾德河邊的奧德納爾德（Oudenarde）城。該城位於根特上游25千米處，由一名法國騎士為伯爵堅守。直到6個月後的1382年11月中旬，法國國王才集結起一支援軍並從阿拉斯（Arras）率軍啟程。 儘管阿蒂維爾達據說有強大的炮兵，但他並沒有強攻奧德納爾德，而試圖用飢餓迫使守軍投降，並挖了塹壕保護圍城軍免受外來攻擊。 於是，11月7日法國軍事會議[王室軍隊總司令奧利維耶·克里松（Constable Olivier Clisson）和國王的三位叔叔]於塞克蘭（Seclin）開會討論方略：是沿著斯海爾德河直撲阿蒂維爾達及其軍隊，解救奧德納爾德，或是轉移敵軍注意力，使其放棄圍城，離開建好工事的陣地，也許還能迫使或誘使其在別處進行決戰。大概是記得科特賴克的慘痛經歷，他們決定不直接進攻，而是轉進西弗蘭德斯，儘管奧德納爾德城內的部隊被圍得很苦。假如阿蒂維爾達與弗蘭德斯諸城有默契，靠得住的話，那麼他大概就用不著撤出奧德納爾德陣地了。如果城市關閉大門，法國人只能蹂躪延邊平原，而不能攻擊舉事的市民，解救遭受圍攻的同胞的話，那麼阿蒂維爾德無疑會占據氣勢的上風。但弗蘭德斯的世襲領主路易伯爵當然也在國王營中。由來已久的依附關係，對法國大軍的恐懼，大概還有對根特城和阿蒂維爾德本人的嫉妒，這些因素加起來讓諸城的氣氛充滿著不確定性。阿蒂維爾德似乎打算守北邊的屏障里斯河，但法軍從科特賴克上游的科米訥（Comines）順利渡河，伊珀爾和一批其他市鎮立即倒向王軍。 如果阿蒂維爾德留在奧德納爾德，那麼法國人就會向布魯日進軍，奪取這座意見分歧嚴重的城市，阿蒂維爾德的軍隊也會隨之瓦解。他現在別無選擇，要麼撤回根特，寄希望于堅守，但弗蘭德斯的其餘地方就要犧牲掉了；要麼率軍從奧德納爾德迎戰法軍，祈求戰神賜福。那會是一場單純的、雙方條件相當的野戰。如果這位弗蘭德斯領袖試圖在伊珀爾和布魯日之間尋找一處堅固的陣地——像先輩在科特賴克的陣地，以及他在奧德納爾德城下巧妙布置的陣地那樣——的話，那麼首先這樣的位置並不好找，而且就算運氣好找到了，法國人也未必會強攻，大可以實施包抄，將弗蘭德斯人從陣地調動出來，在更有利的位置發起攻擊。米提亞德在馬拉松，弗蘭德斯人在科特賴克的有利陣地不僅需要統帥慧眼識珠，更需要整體的政治-戰略局勢迫使敵軍進攻選定的位置。1382年入侵弗蘭德斯的法軍既然不去直接救援奧德納爾德，他們就可以在開闊的平原上任意選擇路線，若覺得一處陣地過於堅固，不攻便是。於是，防禦方不可能找到一處特別有利的位置布陣，然後對敵人喊話：「要麼來這裡打我，要麼滾回去。」這一次是一場單純的野戰，而且只有雙方都沒有地利強援的情況下，仗才會打起來。當初市民和農民在地利的支援下打贏了科特賴克會戰，如今被迫表明自己在同等條件下也有直面騎士的膽量，如果他們不願意不打一仗就認輸的話。 圖4　羅茲維克會戰 自稱「弗蘭德斯守護者」的阿蒂維爾德的腓力勇敢地要求發動決戰，市民們也勇敢地追隨他參戰。 手持長矛和「goedendags」（一種斧槍），組成緊密方陣的弗蘭德斯人沒有像科特賴克會戰中那樣待敵進攻，而是堅決地向前，迎擊前進中的敵軍。必須說明的是，這是他們成功的唯一機會。與科特賴克會戰不同，他們既無側面屏障，又無騎兵掩護兩翼，如果還是等著法軍進攻，那從一開始就輸定了。因此，阿蒂維爾德隨機應變，主動採取攻勢，表現出了他的勇氣和軍事才能。11月26日至27日夜，兩軍在伊珀爾西北10英里（約16千米）處各自紮營，營地相距不遠。次日早晨，兩軍偵察過對方的陣地後，於西茲維克（West Rosebeke）村列陣，列陣完畢後開戰。 王軍司令將步兵全都部署在中央，而且為了加強抵擋弗蘭德斯人進攻的能力，他還命令所有部署於中央的騎士下馬，只有年輕的國王及其親隨除外。3但中軍的任務只是拖住敵軍。主攻將由兩翼的騎士實施，他們可沒有下馬。4這是萬無一失的布置。「我們贏定了，我方的平民士卒就能打敗他們。」王軍司令據說在偵察歸來，報告戰鬥即將開始時對國王如是說。 開炮過後，以緊密陣形從斜坡上衝下來的方陣起初讓法軍後退了一小段距離。傅華薩（Froissart）寫道，「人群逼近，槍棒如林」，像野豬一樣撲向敵軍。這位聖但尼修道院的僧侶也承認，法軍退後了一步到一步半。 但法軍沒有完全被擊潰，落荒而逃。他們已經贏了，因為騎兵現在從兩側殺入弗蘭德斯人的方陣，打斷了正面的推進。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坎尼會戰。弗蘭德斯人沒有取勝，遂遭屠戮。據說當驚恐的人群越縮越緊時，有許多人被活活擠死，其中之一就是阿蒂維爾德的腓力。他的屍體後來在戰場死人堆中被發現，大概並無傷口。 羅茲維克會戰中的雙方兵力沒有可靠記載，也沒有做出估算的充分依據。 這場會戰對歐洲歷史極為重要，其意義主要是負面的，而非正面的。假如弗蘭德斯人在羅茲維克取勝，那麼本來已經造成很大麻煩的法國市民馬上就會拒絕服從國王。一旦市民軍隊展現出在野戰中擊敗騎士軍隊的可能性，類似事件肯定會接踵而起，從而賦予德意志-羅曼各民族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 市民軍隊與徵召民兵 羅茲維克會戰向我們展示了全民皆兵的傾向——它對萊尼亞諾會戰的勝利至少做出了一定貢獻，更在科特賴克促成了一場完全由市民自身取得的大勝——為何沒有產生任何長久的效果，讓市民步兵長期占據優勢，而不過是插曲而已。毋庸置疑，我們仍然會發現市民被徵召上陣，編成部隊，甚至偶爾會打幾場勝仗。但中世紀臨近結束時，市民的戰鬥力似乎不進反退，再次瓦解。德意志城市頒布了無數軍事法令，但最後還是靠傭兵打仗。因此就我們的目的來說，詳細列出法令條文純屬多餘。5多芬根會戰（1388年）是德意志城市戰鬥力的一次檢驗，成績不盡如人意。為方便對照參明，我會在關於瑞士軍隊的下一篇中描述這場戰鬥。紐倫堡市民擊敗阿爾布雷希特·阿希萊斯的皮倫勞伊塔會戰在前文已經討論過了，它似乎純粹是一場騎士戰。義大利完全是傭兵的天下。英格蘭民兵從來沒有真正的軍事價值。在法國，歷代國王特別排斥市民兵，因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據傅華薩記載，腓力六世於1347年解釋說他以後打仗上陣只用貴族，不用別人。文中描述市民是累贅，因為他們在近戰中一觸即潰，就像陽光下的雪一樣。他們只有射手和金錢還有點用，其餘的人應該待在家裡，照顧妻兒，經營生計。至於打仗，唯一用得上的人就是從小學習軍事技能、專門為戰爭培養的貴族。6 通過這些記載無疑能看到貴族的傲慢和騎士的妒忌。當時軍餉確實比以前高了，騎士不願意與市民分享。7但現實情況很可能與腓力國王怒氣沖沖的描述相差不大。 儘管有羅斯貝克之敗，但市民兵延續最久、運用最多的地區還是弗蘭德斯，這是符合邏輯的。到了15世紀，最終與弗蘭德斯一同歸入勃艮第公爵治下的邊境伯爵領布拉班特和埃諾（Hainaut）仍然為領主提供部隊。但關鍵要素，那個帶來科特賴克的勝利，那個在有前途的市民軍隊中必然充當中流砥柱的要素，也就是裝備近戰武器的大隊民兵——消失了，市民部隊以射手小隊為主，因此只能是騎士的輔助兵種，就像在法國那樣。8 3　下馬騎士與射手 克雷西會戰1 （1346年8月26日） 英格蘭國王致力於讓兩座大島臣服於自己的權杖之下，將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併入自己的國土。法蘭西國王同樣試圖真正君臨封建諸侯，後者基本只是名義上從屬於王室。但這兩個相鄰的王國從一開始就互相使絆子，以免對方變得過於強大。於是，一方的割據獨立勢力受到威脅時可以得到另一方的保護，共同對抗壓迫者。蘇格蘭人依附法王，弗蘭德斯人則依附英格蘭國王。英法兩國在兩地的連綿戰爭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之間的鬥爭。這種對立關係又與接連不斷的階級鬥爭、王朝戰爭、合縱連橫以無數種方式糾纏在一起。但是，在卡佩王室長支斷絕，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為自己和後代索取法國王位，與瓦盧瓦家族的腓力發生衝突時，英法鬥爭達到了頂點。作為先王堂兄，腓力主張的基礎是男系繼承權。而愛德華是先王姐姐的兒子，從女系來看關係比腓力更近。加斯科涅是愛德華的祖業，無論如何都屬於他。 1340年，英格蘭在斯勒伊斯（Sluys）海戰擊敗法國艦隊，於是愛德華掌握了制海權，可以在任何地點登陸。1346年，在一名流亡法國貴族的勸說下，他選擇在諾曼底登陸。由於法國先前將主力派到了加斯科涅的英格蘭國王領地，所以英軍毫不費力地劫掠並奪取了一批諾曼底村莊，分散了敵軍在南部戰場的注意力，也解救了危如累卵的當地英軍。法國國王現正率軍朝愛德華而來，於是英格蘭國王決定走陸路去盟友弗蘭德斯人的地盤。他的這個決策可能並非出於自願。他曾允許手下的部分船長帶著傷病員和戰利品回國，但其他所有船隻也都擅自踏上了返程之路，所以英軍一下子與本國失去了聯繫，不得不從陸地上前往友軍地區。腓力國王試圖截住正在行軍的敵人。他不等全軍集結就派人毀掉了愛德華必經的橋樑，迫使其繞路，同時各路人馬陸續來到法王身邊。 憑藉巧妙至極的機動和命運垂青，愛德華成功渡過了塞納河和索姆河。當他向北走了足夠遠的路程，一旦戰敗也有退路時，他面對追兵擺下了陣勢。 參加克雷西會戰（battle of Crécy）的英軍人數估計在1.4萬至2萬人之間。御庫總管沃爾特·德·韋特萬（Walter de Wetewang）為隨後發生的加來圍城戰起草的花名冊似乎提供了佐證。這份留存至今的檔案給出的數字是3.2萬人。扣除掉克雷西戰後才抵達的援軍，得出的結果就是2萬人上下。這個兵力看起來太高了，以至於我對它的真實性心存懷疑，但它也可能屬實。2 關於腓力六世在愛德華7月12日於諾曼底登陸之後的6周時間裡是否集結起了一支兵力與英軍相當甚或更強的軍隊，我們不得而知。先前在加斯科涅作戰的部隊正在急速趕來，尚未抵達。即便法軍兵力少於英軍，腓力的應戰決定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的騎士肯定多於對方，而且英軍不斷後撤也給人逃跑的印象，提振了法國人的信心。 如果兩軍相遇後打了一場普通的騎士戰，那麼法軍肯定會取勝。 但愛德華三世天才地創造了一種新戰術，順應地形和戰略局勢，以中世紀前所未有的方式發揮武器的威力，從而擊敗了勇猛的法國騎士。 英軍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弓手。在通常的戰鬥記錄中，射手是騎士的輔助。在相對開闊的地形，孤立的射手無法與數目相近的騎士抗衡。如果騎士迅速沖了上去，那麼還不等弓手射出的箭讓大量騎士或戰馬失去戰鬥能力，他們肯定就被騎士踏翻了。但在知道騎士肯定馬上就會衝過來，那時自己就輸定了的情況下，射手通常不會堅持射擊到最後一刻，而是甚至在騎士還沒進入有效射程時就逃跑保命去了。因此，戰術家的任務就是讓射手嚴守陣線到最後一刻，以便持續射擊。為了這個目的，愛德華國王命令騎士下馬，與步行作戰的射手和矛兵編在一起。如果騎士在馬上的話，他們個人可以在肉搏戰開始時取得更多戰果，但現在騎士的首要任務不是直接建功。在克雷西，騎士的主要使命是鼓舞和穩住大隊平民士卒，而像平民士卒一樣步行作戰會讓這個使命更好地達成。少量馬上的騎士混在射手和矛兵之間不能給後者帶來任何安全感。士卒們會感覺這麼點騎士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一旦形勢不利，他們就會拍馬逃跑，留下老百姓去支付戰敗的血債。確實有不少中世紀會戰留下了老爺逃出生天、步卒慘遭宰割的記載。這聽起來好像不太騎士，但也不能簡單地打上懦夫的標籤；畢竟那時騎士已經挽救不了部下，只能陪他們一起死了。當時的氛圍並不排斥這種辦法。一旦仗打輸了，就連勇敢的人也被允許逃跑和盡一切手段自救。騎兵逃跑當然要比步兵更容易。但是，每當步兵看到占盡優勢的騎兵自願放棄優勢，他們的信心就會提升到頂點。騎士之所以叫騎士，是因為騎士願意騎馬作戰，騎馬作戰時的威力也最大；他的技術優越性依賴於戰馬。在克雷西，與其他一些戰鬥不同，騎士放棄最強的作戰資本並非為地形所迫。這是心理-精神因素與技術-物理因素的抗衡，前者壓倒了後者。我們在古代的一些個例中能發現這種張力：當愷撒率領新兵軍團第一次與赫爾維蒂人交戰時，他讓人把自己和所有高級軍官的坐騎都牽走，親自步行指揮作戰。此舉無疑為有序指揮造成了很大困難，卻是讓新徵兵團面對赫爾維蒂人狂野衝鋒時穩住陣線的最有效手段。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會戰中，阿勒曼尼人甚至要求本部酋長下馬，與士卒一起步行作戰。這樣萬一要逃跑時，酋長不能拋下民眾先開溜。1170年，埃諾伯爵鮑德溫（Count Baldwin of Hainaut）與勒芬伯爵戈弗雷（Godfrey of Louvain）交戰時為了鼓舞部下士氣而下馬。3中世紀晚期經常能看到類似的行動。4 於是，通過把下馬騎士安插在射手中間，愛德華對齊射的運用方式迥異於其他騎士戰鬥。弓手會持續射擊到最後一刻，因為他完全確信一旦敵方騎士逼近，他可以向後撤幾步，而身邊的下馬騎士必定會上前迎戰。 但愛德華甚至做到了更上一層樓。他沒有正好堵在法軍前進的道路上，而是列陣於道路左邊與路平行的一道山脊上，一片茂密的森林和右側一道很陡的坡可在法軍進攻時提供掩護。因此，為了與英軍短兵相接，法軍必須面朝英軍左翼布陣，仰攻山坡。我們現在知道，愛德華當年也知道，騎士一旦面朝敵軍就不好約束。前隊由行軍隊列轉為橫隊，面朝敵軍保持不動，直到後隊全部入陣，這是只有紀律極其嚴格的軍隊才做得到的事。因此，愛德華側面對敵的打算是引誘對方零散地出擊。如果是正面對敵，很遠就能看見敵軍正在接近，誘敵就難得多了。分次進攻有利於英軍發揮齊射的威力，因為弓手不僅可以從正面向衝來的戰馬和騎士射擊，也可以從側面射擊，威力還要更大。 圖5　克雷西會戰 最後，陣形的形狀也值得注意。傅華薩記載，弓手站成「herse的形狀」。這個表述讓許多人感到迷惑，其實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西洋棋棋盤的形狀。「Herse」的意思是「耙子」[131]，還有「城門吊閘」或「柵欄」的意思。我看不出吊閘和柵欄有什麼可比之處，但「耙子」的形象特別貼切。耙子的齒不能挨得太近，那樣翻起來的土會堆在齒的前面；前後排的齒也不能對齊，那樣挖不出幾條溝。相反，耙子要麼每一排的齒都往一個方向偏，要麼整體是斜的，達到的效果是一樣的。於是，為了讓多於一排弓手可以同時射擊，愛德華沒有橫平豎直地布陣，而是讓各排都錯開一點，穿過空當射擊。至於能不能多於兩排弓手同時射擊，我就不談了。5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很可能只在大隊密集敵軍正在逼近但還有一定距離，可以被拋射的箭擊中才會射擊。隨著敵軍走近，後排弓手就射不到他們了，只能充當前排的後備力量，迅速將傷員替換下來和遞送弓箭。 腓力國王前日夜宿於克雷西以南約12英里（約19千米）處的阿布維爾（Abbéville）鎮內及鎮郊。直到下午3點，他才在行軍途中得知英軍已經列好陣等他來了。他決定將進攻推遲到下一天，但前鋒已經看到敵軍了，後隊得知消息後也往前擠。於是，國王決定立即發動決戰。他先讓熱那亞弩手上前，但他們沒占到山上的英軍弓箭手便宜。直到法軍騎士從弩手中間沖了出去（不少弩手被踐踏），試圖採用常規戰法突破敵陣時，戰鬥才正式開始。假如法軍騎士一開始就部署有序，全體同時發起衝鋒，那麼英軍的箭恐怕擋不住攻勢。但法軍是到了一支部隊，就衝上去一支部隊，一次接一次地衝鋒，因為地形有坡度，所以速度快不起來。親歷者說總共有十五六次進攻。英軍的寬大正面每一次都將箭雨傾瀉到一支小隊上，儘管很多箭對騎士和戰馬的鎧甲沒有起到殺傷效果，但畢竟還是有大量的箭擊中了目標，以至於僅有個別騎士突入敵軍陣線。6突入以後，他們又被英軍騎士和矛手擊倒。主要攻擊目標當然是離法軍行軍縱隊最近的右翼。右翼由年僅16歲、人稱「黑王子」的威爾斯親王指揮。他的形勢一度危急萬分，竟讓父王從中軍調了20名騎士前去增援。這支小小的援軍就足以將法國人擊退，因為能進入肉搏戰的人本身就很少。 腓力國王騎馬來到近處，坐騎被射殺。他明白大勢已去，便帶著少數隨從離開了戰場。 發起進攻的法方貴族十分英勇，從陣亡名單中便可見一斑；為首者是眼盲的波希米亞國王、盧森堡伯爵、查理四世皇帝之父約翰。余者包括腓力國王的弟弟阿朗松伯爵（count of Alençon）和侄子布盧瓦伯爵（count of Blois）、洛林公爵拉烏爾（Duke Raoul of Lorraine）、弗蘭德斯伯爵路易、阿庫爾伯爵約翰（Count John of Harcourt）、薩爾姆伯爵西蒙（Count Simon of Salm）、桑塞爾伯爵路易（Count Louis of Sancerre）、歐塞爾伯爵約翰、格朗普雷伯爵約翰（Count John of Granpré），另有83名方旗騎士和約1200名騎士。 愛德華國王取得的是一場純防禦戰的勝利，此類勝利在軍事史上極為罕見。國王嚴令不許追擊，甚至下令不得前進，以免步兵在谷中遭到敵軍騎兵突襲。 如前所述，愛德華三世藉以打贏克雷西會戰的弓手是由他的祖父愛德華一世引入英格蘭軍事體系的。這並非理論創新，而是復興和發揚了繼承自過去的作戰樣式。事實上，征服者威廉當初的射手就很強，腓特烈二世皇帝的甚至要更強些。愛德華一世對這種武器的重視儘管讓他征服了威爾斯和蘇格蘭，但此舉並未對作戰方式帶來任何變化，也沒有長期為英格蘭帶來相對於敵人的優越性。愛德華二世有弓手，但還是輸掉了班諾克本會戰，隨之丟掉了蘇格蘭。1339年初次與法軍大戰時，愛德華三世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能靠弓箭手的數量和精度擊敗敵人。事實上，他與眾多德意志諸侯和領主訂立了盟約和雇約，如貝格伯爵、林堡伯爵、荷蘭伯爵、行宮伯爵、布蘭登堡藩候、於利希公爵、蓋爾登公爵（Duke of Geldern）和布拉班特公爵，甚至還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本人——巴伐利亞公爵路易。為了支付這些貴族傭兵的薪水，英格蘭不得不開徵重稅。除了國會批准的款項以外，國王強征的稅費還要多得多。他對羊毛出口徵稅，還從漢薩同盟的商人手中大筆借款，作為回報授予有損本國臣民的特權。對於一批萊茵河下游的諸侯，他付不出現金，於是就用規定數量的羊毛出口協議抵債。富裕的修道院也要出錢資軍。雖然他通過這種方式集結起了一支大軍，但1339年入侵法國時還是一無所得。儘管腓力六世國王率領徵召來的軍隊前來，但腓力一直避戰，愛德華也認為自身實力不足以逼迫對手交戰。腓力正確地估計到，英德聯軍不可能長期集結。沒過多久，諸侯們就聲稱自己給的已經夠多了，愛德華只得無功而返。 戰爭進入第七年，愛德華再次率大軍渡海。這一次他沒有帶德意志騎士，而換上了人數更多的弓手。儘管這次的軍隊由英格蘭本國人組成，但它依然是一支僱傭軍。所需資源來自極為嚴苛的稅收，重新採用了加洛林敕令中的徵兵方式，即徵召符合資格的男丁從軍，然後允許其出資代役。 如果英格蘭國王第一次入侵時就無力迫使對方決戰，那麼1346年手上的騎士大不如前，決戰就更指望不上了。他起初或許曾打算直撲加斯科涅。而且不管怎麼說，他都只有間接的目的，是為了將敵人引開，從而解救遭到圍攻的加斯科涅城堡和當地軍隊。 最後會戰之所以展開，是因為法國國王受到英軍不斷後退的鼓舞，對自身實力充滿信心，於是決定向敵方陣地發起進攻，而沒有像類似形勢下的1339年比龍福斯（Buironfosse）那樣只是對峙。 英格蘭長弓在克雷西之所以發揮出空前的威力，我們已經歸因於形勢和統帥共同造就的特殊戰術條件。文獻里沒有直說這一點，而是描述與強調弓固有的高射速優勢和箭的威力。但克雷西的勝利不可能源於弓本身，因為那樣一來，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弩會與弓在重要性上並駕齊驅；不管是克雷西之前還是之後，也不能理解弓為什麼在中世紀的前幾百年里沒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場會戰的目擊者中沒有能夠洞悉和深究戰術關係的真行家，只留下了箭「像雪花一樣」飛舞這類的籠統說法。我們只能將其作為事實接受，解釋就只能靠自己了。大量文獻——包括維拉尼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他顯然也認為需要為現象給出解釋——聲稱英軍擺出了車營。也有人（呂斯托）將這一記載解讀為英軍在陣前修了一座小工事，向騎士射擊時起到了保護作用。但經過比對所有文獻，我們發現射手前方無疑沒有任何屏障。因此，英軍取勝只是因為愛德華國王指揮得當，果斷組成弓兵陣，並讓騎士和矛兵穿插其間，堅定其心。但反觀對方，法國騎士戰敗不是因為沒有決心，而是因為不守紀律，零散進攻，不能形成整體合力，結果在敵軍箭下失敗。 有一個問題能讓我們更好地認清整體形勢：據文獻記載，腓特烈二世皇帝也有很強的弓手，他為什麼從來沒打過類似的仗呢？他肯定有過這樣的想法。答案在於克雷西會戰是一場防禦戰，打防禦戰要知己知彼。極其自信而強大的法國騎士向英軍陣地直衝過去，正如他們1302年在科特賴克向弗蘭德斯人衝去一樣。但義大利市鎮的騎士可沒有這樣的精神。他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事實上，也不可能是——在野戰中擊敗皇帝，而只是拖住皇帝，不要被皇帝擊敗。只有卡爾卡諾會戰和萊尼亞諾會戰那樣有利的機會出現時，他們才會應戰。因此，主動權和進攻權完全在皇帝一邊。但愛德華將自己的目標限定於蹂躪劫掠平原地帶，以此傷害敵人，還有一次奪取了一座守備不足的城市。而且他等著由對方來攻打自己。 當然，英軍在克雷西的陣形不是臨時想出來的。弓手在通行不便地段打小型防禦戰無疑是常事。早在12世紀就有戰例，如布林烏爾德戰鬥（1124年）和雅法會戰（1192年）。克雷西會戰似乎還有兩位直系先驅。一是杜普林沼地會戰（battle of Dupplin Muir）（1332年8月9日），愛德華·貝利奧爾（Edward Baliol）統率的一支蘇格蘭流亡者，在入侵蘇格蘭的英軍和外國傭兵配合下，擊敗了由攝政王馬爾伯爵（earl of Mar）指揮的一支蘇格蘭軍隊。二是貝里克附近的哈利頓山會戰（battle of Halidon Hill）（1333年7月19日），愛德華三世本人擊敗了由攝政王阿奇博爾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指揮的蘇格蘭軍。7兩場會戰中都出現了下馬騎士與弓手的組合，而且一份由斯溫布魯克的貝克（Baker of Swinbroke）撰寫的英格蘭文獻更是明確寫到：英格蘭人在哈利頓山學會了一種不同於先輩慣例的步行戰法，只有追擊時才上馬。在克雷西會戰沒有發生的騎馬追擊據說在哈利頓山上演了，於是從軍事史角度來看，哈利頓山會戰的重要性比克雷西會戰還要大。但我覺得關於這兩場會戰的記載並不很可靠，還不值得軍事史學界去重點關注。實際參戰兵力方面的疑點尤其大，而且我們也難以理解蘇格蘭人怎麼會在哈利頓山冒險進攻英格蘭人。克雷西會戰仍然是有可靠歷史記載，由下馬步兵和射手配合取勝的唯一一場大戰。將戰場選在敵人進軍路線的側面真乃神來之筆，如此謀劃無疑是為了引誘敵軍零散進攻，同時強化了弓手的威力。 挾克雷西取勝之勢，愛德華圍攻加來。加來最終投降，但之前進行了11個月的頑強抵抗。腓力國王曾率大軍來解救這座忠誠的城市。但當法軍逼近時，愛德華已有援軍抵達，手下有3.2萬人。腓力不願冒險進攻，尤其是經歷克雷西會戰之後；他再次空手而回，讓加來自生自滅。 但即便是軍勢強盛的愛德華，他除了奪取加來也沒有別的想法。因為就算他極力從廣大的王國壓榨資源，成功集結起一支中世紀前所未有的3.2萬人的大軍，當長期維持這樣一支軍隊並利用其實施行動還是超出了愛德華的能力範圍。甚至在奪取加來後，英軍還是和以前一樣忙於劫掠、無暇他顧，於是蘇格蘭在此期間再次脫離了英格蘭統治。 莫佩爾蒂會戰 （1356年9月19日） 克雷西會戰10年後，愛德華三世之子——黑王子愛德華對法國人取得了一場非常類似的勝利。但是，我們首先要再次排除文獻中給出的巨大數字。根據卡爾·蘭珀（Karl Lampe）得到公認的專著8，英軍有1600名至1800名騎士、2000名弓手和大量步兵；法軍則有3000名騎士。憑藉騎士數目的優勢，法軍向著正深入羅亞爾河並劫掠兩岸大片土地的黑王子前進。王子退到一處合適的地點才停下。國王猶豫要不要進攻，因為援軍正在陸續趕到，而且他以為王子或許是糧草不濟才被迫撤兵。和談開始了。接著，王子佯裝後撤，誘使法軍前鋒立即發起進攻，結果遭到英軍箭雨襲擊，又被英軍騎士擊退，逃竄過程中還將恐慌情緒傳給了後方紮營的法軍主力。為了挽救榮譽，約翰國王命令法軍騎士下馬步戰。在抵抗了敵軍很長一段時間的進攻後，國王和隨從成了階下囚。 因此，莫佩爾蒂會戰（battle of Maupertuis）是黑王子精妙地挑起和實施的一場防守反擊戰。與法國封建騎士相比，英格蘭傭兵（儘管有一半騎士征自加斯科涅）更聽從統帥指揮。因此，法國人的全部勇氣都無濟於事。 阿讓庫爾會戰 （1415年10月25日） 從戰略背景來看，阿讓庫爾會戰（battle of Agincourt）比莫佩爾蒂會戰更接近克雷西會戰。這一次，英格蘭國王亨利五世還是在諾曼底登陸，向弗蘭德斯進發。法軍再次試圖阻止其渡過索姆河，並在河口處堵截成功，亨利被迫向上游多走了100多千米，來到一處河水拐向北流的地方，那裡幾乎已經到了河源。法軍不得不繞著河彎走，英軍則可以走較短的內線，趕在法軍前面渡過了河。1346年，英軍渡過索姆河後停下腳步，轉身列陣等待追擊的法軍，從而發動了會戰。1415年，法軍沿著與英軍平行的路線向北多走了五日路程，趕到前面堵住敵人去路，英軍被迫出擊。 因此，這場會戰的態勢與克雷西恰好對調，從戰術角度看更是極有意義。英軍在克雷西採用的下馬騎士與弓手混編戰術的強項在於防守；但現在的問題是，該戰術在攻勢中何以成功？法軍將陣地選在兩片森林之間的狹窄地帶，有記載稱其寬度不超過500米。亨利五世似有猶豫，可能還搖擺了半天的時間，不知要不要冒險進攻。但他估計告訴自己，如果他試圖繞過法軍，法軍會再次列陣於英軍前方，或者攻擊行軍中的英軍，同時法軍的援軍也會增加，所以最好立即開戰。 論述此戰的首要任務是說明英軍何以戰勝英勇的法國騎士，即便英軍這一次完全沒有克雷西和莫佩爾蒂會戰取勝的有利條件，而且包括法語文獻在內的史料一致認為英軍兵力遠少於法軍。前人論述都沒有破解這個謎團。我的論述以弗里德里希·尼特（Friedrich Niethe）的專著為基礎。9 第一點是：我們是否要接受法軍占據數量優勢，而不認為英軍兵力更多。當然，史料眾口一詞地記載，法軍人數大得多，但就連我們掌握的法語文獻也對戰敗方也不是友好，而是敵視的態度。沒有任何記載是代表奧爾良派（或阿馬尼亞克派）的觀點，所有文獻都來自對立派系。此外，我們之後討論胡斯戰爭時還會了解到，甚至己方作者在戰敗後有時也會誇大兵力，而事實顯然表明阿讓庫爾會戰就是如此。假如法國人真覺得自己的兵力足以發起進攻，那他們應該在亨利渡過索姆河後立即行動，當時兩軍正在佩羅訥對峙。但法國人放任亨利離開，只是挑動對方來一場騎士戰鬥，用這樣笨拙的計策試圖留住對方。此舉唯一的解釋就是法國人想爭取時間，因為有大批部隊還沒到位。但亨利恪守英國戰術，沒有選擇出擊，於是兩軍幾乎並排走了5天。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賽跑；如果亨利領先，他既可以不經一戰就前往屬於自己的加來，也可以效仿先輩的克雷西故事，轉身迎擊法軍。但如果法國人占先，他們就會迫使英軍打一場違背自身戰術的進攻戰。亨利的部隊之前已經連續走了14日（10月8日從阿芙勒爾，Harfleur啟程），現在國王一天休整時間都不給，又展開了艱苦的行軍。最後法軍腳程更快——但代價是援軍在這樣的行軍條件下趕不上來。王軍司令德阿爾布雷（d』Albret）或可聊以自慰的是，向北行軍至少拉近了與布拉班特公爵的距離，後者正率援軍趕來。毫無疑問，法軍列陣於阿讓庫爾時每個鐘頭都在盼著公爵到來。但我們知道公爵直到最後一刻才抵達戰場，而且只有他一人，手下騎士並未參戰。上述各點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在英軍渡過索姆河之後的6天裡，法國人沒有大批援軍加入，因而在阿讓庫爾兵力占劣勢，而非如文獻所說占優勢。至於亨利為何仍然對進攻心存猶豫，英國戰術的防守性便足以解釋。尼特估計英軍兵力約為9000人，內含1000名騎士，法軍兵力則在4000人至6000人之間。10他認為亨利沒有步行矛兵，除了披甲騎士以外只有弓箭手，後者除了弓以外也會攜帶一些近戰武器。 法軍既然計劃取守勢，於是讓部分騎士下馬，與弩手和步兵混編。但在一場純防禦戰中，這種陣形會讓自身毫無保護地暴露於大量英軍弓手之下，所以兩隊騎士沒有下馬，留在兩翼策應，一旦英軍弓手真要上前，騎士便可發起反擊，將其擊退。 上述陣形看起來布置周全，其實有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基本假設本身是相當正確的，即弓手在開闊地帶擋不住騎兵的攻擊。但問題是還要看兩軍兵力。預定攻擊弓手的騎兵單位只是法軍一部，前進時卻會遇到英軍的全部兵力，同時己方主力在防守陣地消極等待。因此，法軍作戰計劃的結果是分散兵力。戰略形勢讓法軍不得不採取守勢。假如法軍射手與英軍相去不遠的話，那麼儘管法軍總兵力較少，還是能夠取勝的。但法軍射手實力很弱，11同時防禦戰這種形式也大大不利於裝備近戰武器的軍隊。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英軍射手走到足夠近的地方時步騎齊出，主動進攻。法軍似乎有一種必須儘量堅守的先入之見，所以沒有這樣做。不過，正因為一味防守在英軍遠射武器面前毫無勝算，法國人才留了部分騎兵用來進攻。而在當時的情勢下，這種進攻不可能成功。 更妥當的做法大概是前幾天行軍時發起進攻，因為法軍的構成根本不適合防守。亨利也預見到了這種可能性，因此為每名弓手配了一根約2米長的尖頭粗棍，一旦敵軍騎兵逼近就按柵欄的樣子插在面前，迅速形成一道屏障。我們接下來會看到，英軍現在儘管處於攻勢，但這個權宜辦法還是派上了用場。 之前，每當騎士與射手一同參戰時，射手身後總會跟著馬上的騎士。 現在，亨利國王命令騎士下馬，與射手站在一起。通過這種方式，他就把已經在防禦戰中檢驗過的戰法用到了攻勢當中。變化的原因要到兩個兵種的數量關係中去尋找。亨利手下的弓手大概有騎士的8倍多。如果騎士留在馬上，那麼從他們開始衝鋒的那一刻，弓手就不能參與戰鬥了。當弓手的數目使其只能充當輔助兵種，勝負完全取決於騎士時，那樣做是可以接受，也是符合邏輯的。但到了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弓手數量占全軍的大頭，騎士就必須與弓手緊密協作，而這就要求騎士必須下馬，不管身穿重甲行軍是多麼難受。為了讓騎士不至於完全喘不上氣，他們前進途中停下來了一次。 當英軍進入敵軍射程之內時，弓手把尖頭木棒插進面前的土裡。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是怎麼可能做到的，因為法國騎士隨時可能發起攻擊，而弓手能射箭的時間很短，一秒鐘、一支箭都耽誤不起。此外，木棒也會妨礙英軍自身繼續前進。但既然兩份彼此獨立的文獻都記載了此事，我們也只能相信它，然後這樣來解釋：法國人執迷於防守，於是給了英國人足夠多的時間從防守戰術轉換為進攻戰術。另外，柵欄估計並沒有插滿全軍正面，只是在兩翼騎兵對面插了幾段，可能還要靠後一點，沒有真正進入法軍射程。接著，英格蘭中軍上前，向法國步兵射箭，逼迫騎士進攻並將其引向靠後布置、有柵欄保護的英軍側翼，再以弓箭殺傷。 不管情況如何，數量龐大的英格蘭弓手和下馬騎士一起擊退了幾百名法國騎士的衝鋒，一如當年的克雷西會戰。然後，正當法軍騎士或無人戰馬（其中很多都受傷了）沖回後方，在剛剛開始往前走，甚或還站在原地的己方步兵中間造成混亂和氣餒時，英軍堅決地殺入敵陣，就連弓手都掏出了近戰武器。法軍抵擋不住，被英軍衝鋒打垮。面對英軍射來的箭雨，法軍弩手剛開戰就撤到了後排。失敗的騎士在進攻和後來的步戰——下馬騎士身穿重甲，根本跑不掉——中都有許多大貴族戰死或被俘。 與薩拉米斯會戰和塔利亞科佐會戰一樣，關於此戰也有人（沃爾辛厄姆）[132]說盔甲嚴密的法國騎士行動不便，因此被輕裝上陣的英軍輕鬆擊敗，於是我們必然得出穿盔甲的人戰鬥力不如不穿盔甲的人的結論。 結果 克雷西會戰後，英格蘭的弓手和下馬騎士混編戰術似乎只適用於防守。但在阿讓庫爾會戰，亨利五世將同樣的戰術運用於攻勢。不過，那只是在這一場會戰的極其特殊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的。沒有新戰術從中發展出來。有人認為英格蘭步卒已經在向現代步兵轉化，因而愛德華三世應該被視為真正的開創者；這是不正確的。12恰恰相反，弓手騎士混編方陣儘管多次取得輝煌戰績，但一直只是插曲。現代步兵是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我們現在還沒講到的根源中發展出來的。歸根結底，愛德華三世與亨利五世的弓手、矛手、騎士與中世紀的其他弓手、矛手、騎士並無區別。只不過由於弓手數量大大增加，騎士紀律性有所改善，這些兵種的某些特性被巧妙發揮到了極高的境界。騎士下馬是這個過程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技術進步。因為騎士放棄了戰馬的威力，而且騎士射手方陣在開闊地形依然無法抵擋馬上騎士發起的強力攻擊。騎士步行實在是困難，以至於到了後來，統帥如果有這樣的計劃，就必須向騎士規定好前進途中停下來的頻率，好讓他們喘口氣。大膽查理的管家奧利維耶·德拉馬什（Olivier de la Marche）寫道，勃艮第騎士有一次走得太累了，必須由侍從托著胳膊，免得摔倒在地。13 雖然如此，到了14世紀下半葉，我們發現騎士下馬作戰成了慣例。馬匹好像只是他們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作戰的資源，除了上馬追擊敵人，或者去取回一直由侍從牽著的馬逃命的時候。這種做法並非基於技術因素，而只能到最初導致防守方下馬的心理因素的增強中尋找原因。騎士下馬的一個結果是戰鬥的嚴肅性升高到了頂點。騎士在戰鬥中下馬是自斷退路之舉，是擺明了要不成功便成仁。鬥志上的提升大概足以彌補，甚至超額彌補物理上的劣勢——尤其是騎士日少，士卒漸增，而士卒會因騎士下馬而使士氣得以提升，估計還有可能由此注入新的信心。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平民傭兵數量遠遠超過騎士以後，騎士的物理殺傷淪為次要因素。於是，不再直接利用騎士的精神力量，而將其間接用於提升大隊平民士卒的士氣便成為可取之舉。 當然，勃艮第騎士也曾拒絕下馬（比勒涅維爾會戰，battle of Bullegneville 1431年）。最後在皮卡第人（Picards）和英格蘭人的威脅下，統帥決定所有人必須下馬，否則不論地位高低，一律處死。14 我相信，騎士下馬之所以在中世紀早期少得多，原因也在這裡。 前面討論的心理因素是長期存在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它們在加洛林王朝或霍亨斯陶芬王朝時期同樣可以運用。但釋放這股力量有兩個必要前提，首先是平民士卒，特別是射手的增多；其次是克雷西及英軍之後取得的歷次勝利帶來的衝擊。這個過程之所以發軔於英格蘭，是因為英格蘭騎士紀律性更強，更聽從統帥號令，從而讓統帥有能力開闢創新。而一旦取得巨大成功的下馬騎士明顯地標示出一種實踐方法，那麼所有人的觀念自然會轉到這個方向上。它不僅成為一種慣例，甚至成了一種模式，表明一個人的騎士精神可以脫離戰馬而存在。這大概就能解釋為什麼在阿讓庫爾會戰的最後一刻，身邊只有幾名騎士的勃艮第公爵之弟法國貴族布拉班特公爵會立即下馬，與其他人用同樣的方式並肩作戰，並隨即被英軍殺死。他的祖父法國國王約翰為紀念傳說人物亞瑟王而創立星之騎士團（Order of the Star）。團規要求成員逃跑距離不得超過4個arpent[133]（個人估算）。15這條規定荒謬至極，現實中不可能執行，但它竟然能寫進團規本身就表明，當時崇高武士的騎士榮譽觀念已經近乎諷刺畫。只要再往前走幾步，它就達到日本騎士「侍」的切腹的地步了。為了理解騎士下馬作戰竟成為一種原則——甚至在進攻中也不例外——這樣骨子裡反自然的過程，我們必須牢記其中的過火之處。但這些做法說到底太違背天性了，並沒有完全占據統治地位。我們仍然不時會看到一些馬上交戰，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騎士沒有下馬的會戰。16至於有利於下馬的自然條件——或是地形崎嶇，或是騎士為步兵充當主心骨的欲望——在現實多久一次和多大程度達到，我們很難確定。因為文獻往往會在騎士根本沒有下馬或沒有普遍下馬的場合說騎士下了馬。17 即使騎士下馬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但我們仍然可以將其視為現代軍隊的先行者之一，因為它代表著某種向後世軍官團的過渡。現代意義上的軍官不再親自拼殺，而只是通過紀律和榜樣保證大部隊作戰。我們已經看到，騎士下馬的首要原因當然也是這種對人群的心理作用。為此，他們放下了自己的一大利器，隨之也放棄了一大部分個人成就。 4　奧斯曼土耳其 我們已經看到，阿拉伯人的天生勇武是如何在幾百年後被塞爾柱突厥人[134]取代。甚至在十字軍東徵結束之前，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古人就已經席捲了東方世界。儘管成吉思汗和追隨其腳步的帖木兒立下了赫赫戰功，我們在此處還是略過二人不談1，不過從廢墟中興起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獨特軍制倒是值得描述一番。 與塞爾柱人不同，奧斯曼人其實並不是突厥人的一支，而是混合了五花八門的部族，共同追隨大軍閥奧斯曼（1300年）和他同樣好戰的繼承者們。當然，諾曼人同樣會合了眾多源流。 奧斯曼土耳其人一開始與先前東西方的各個民族並無區別。他們是強大的騎馬武士，攻城略地，然後作為一個軍事共同體或武士階層分散於征服的各地。阿拉伯人最初的制度（第207頁）是被征服民族向國庫交稅，由國庫供養武士階層。後來阿拉伯人自己改成類似西方的封建制度，甚至越來越靠近西方。武士個人被授予封地，直接收取賦稅，並行使一定的司法權。2塞爾柱人和奧斯曼人先後延續了這套制度。但它與西方制度相比還是有區別的。就我所知，區別如下：第一，奧斯曼封地一直要按照貨幣價值來評估和分配；第二，封地在晚得多的時候才變為世襲。由此引出了第三條，政府官職沒有被封地主奪走，而是留在蘇丹手中。因此，奧斯曼國家更接近於盎格魯-諾曼人的國家，而非歐陸國家。前兩者的封建制度都沒有真正發育完全，但奧斯曼封建制度在最發達的時候也與盎格魯-諾曼人有顯著的區別。因為按價值分等的奧斯曼封地「提馬爾」（timar）其實只是多次封給同一個人，與其家族並無緊密關係，封地可以說是屬於武士共同體「斯帕西」（sipahi）整體的。大封地主的年輕兒子不會繼承父親的產業，而要從普通戰士的封地做起，日後表現出色再獲賜更大的封地。即便蘇丹對被叫作「提馬里」（timarli）的授封武士有如此大的權力，我們依然會看到他們在應該應召出征時心存猶豫，甚至會彼此說出來。據估計，在被征服的塞爾維亞地區，大約每40平方千米的土地會設置一名有封地的斯帕西。在提馬里之外，蘇丹還有貼身侍衛御門斯帕西，可類比於法蘭克的斯卡拉衛隊。除了騎兵，蘇丹還有長矛步兵「阿薩班」（asaben）。但與西方一樣，他們並無出色戰績。如我們所見，儘管這些制度自有其東方特色，但並不足以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制度明顯區分開。假如奧斯曼帝國只以有封地和沒有封地的斯帕西為基礎，它就不可能生髮出讓先前的穆斯林國家黯然失色的蓬勃活力。 賦予奧斯曼人以鮮明特色，奠定和維持奧斯曼數百年霸權的部隊是耶尼切里（janisaries）。3 耶尼切里意為「新軍」（Jeni dscheri），成立於1330年前後。與同時期的英格蘭弓手一樣，他們是步行作戰的弓箭手，但組織形式完全不同。他們是一支紀律嚴明的常備軍。英格蘭弓手也是專業的戰士，但他們是被雇來打短時間戰爭的，在戰爭各參與方和約締結後就解散，或者回歸平民生活，或者尋找下一任僱主，或者落草為寇。耶尼切里最初也是雇來的，後來則長期集體為蘇丹效力。耶尼切里的兵源來自被征服的基督徒，他們自小就從父母手中被搶走，皈依伊斯蘭教，經受嚴格的職業軍人教育。他們不得娶妻成家，與戰友生活在一起，不分彼此。耶尼切里既是軍事單位，也是經濟共同體。一列（file）10人，共居一帳，用同一口鍋做飯，用同一匹牲畜載物。8列到12列為一連，號為「奧達」（oda），設連長一名。在14世紀，耶尼切里共有66個奧達，總兵力估計為5000人左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新增33個奧達，稱「塞克班」（segbans）；後來又設100個奧達，稱「賈加」（Jagas）。4 這支隊伍的團結與品格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絕對可靠準時的後勤體系。奧斯曼蘇丹不斷從被征服民族榨取資源來供養耶尼切里，當時的基督教君主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從軍官的奇特頭銜中就能看到耶尼切里是何等依賴於後勤組織。奧達長官的名號是「喬爾巴基巴奇」（Tschorbadschi Baschi），意為「分湯人」；另一個名號是「大廚」；還有一個叫「軍需長」。士官被叫作「趕駝人」。「奧達」的本意是「屋子」，也就是戰友們一起睡覺的地方；它很可能也被叫作「奧爾塔」（orta），意為「爐子」，就是大家一起做飯的火灶。鍋被視為隊伍純潔性的象徵。除了每列的小鍋以外，全連還有一口集體的大鍋，御膳房每逢周五就會為安拉的勇士送來國菜羊肉抓飯。每名耶尼切里戰士的氈帽上都別著一把木勺。 除了軍人氣質以外，耶尼切里還貫徹培育著伊斯蘭教的精神。托缽僧性質的拜克塔什教團（Order of the Bektaschy）參與了這支部隊的創立。托缽僧會作為牧師、歌手和滑稽藝人隨耶尼切里出戰。戰士們戴著僧侶的氈帽，帽徽是一條掛著的白布，以紀念為戰士獻上祝福的托缽僧揮舞的衣袖。年輕新兵的教育大概主要也是由托缽僧負責。 這些戰士忘記了父母，忘記了家園，只知皇宮，不知故鄉，只認蘇丹陛下，不認父親長老，心中只有蘇丹的意志，只求獲得蘇丹的垂青。他們只知道一種生活，那就是嚴守紀律和從不質疑的服從。他們只知道一種職業，那就是當兵打仗。他們沒有私心，除了生前死後可能獲得的報償，按照伊斯蘭教義，戰鬥會開啟天堂的大門。 僧院般的軍營生活紀律極其嚴格，任何人不得在外過夜。新兵要毫無怨言地服侍老兵。受刑者要親吻蒙面施刑者的手。 在裝備和單兵素質方面，耶尼切里與英格蘭弓手大致相當，但紀律性讓他們能夠實現更大的功業。儘管有記載說矛兵（阿薩班）有時會配合耶尼切里作戰，以抵擋敵軍戰馬，但這顯然只是例外情況。阿薩班不是騎士那樣地位更高、能提振弓手士氣的武士；相反，他們的地位更低。耶尼切里足夠鎮定，本身就能直面任何攻擊——當然，他們還沒到能夠在開闊平原擋住騎士全力衝擊的程度。弓箭不可能達到這種程度。但他們知道如何在陣前修建小型工事和挖掘戰壕，躲在後面等待敵軍出擊，而把進攻的任務留給了斯帕西騎士。 尼科波爾會戰5 （1396年9月25日） 我之前已經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選址異常險要，既有天塹屏護，又享有貿易中心和交通節點的資財。這座城市的堅固還體現在一點上：土耳其人先拿下了整個巴爾幹半島，然後才攻下君士坦丁堡。從1356年土耳其人首次在歐洲站住腳到1453年攻陷帝都幾乎過了一百年。在這一個世紀中，奧斯曼帝國定都於阿德里安堡，出兵降服了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 當時，日後親自戴上皇冠的布蘭登堡選帝侯——查理四世皇帝之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與匈牙利公主聯姻，從而登上了匈牙利王位。他明白受到威脅的不只是他的王國，還有整個西方世界，於是發動自己的全部關係，從四面八方調集支援。身為盧森堡伯爵，西吉斯蒙德的祖上是一個說法語的家族，所以他一貫與法國人友好。他的祖父約翰國王在克雷西會戰中被殺。現在，被德意志、義大利、英格蘭承認的教宗博義九世（Pope Boniface IX）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發起動員，並傳講了十字架。[135] 此舉大獲成功，只有十字軍東征可與之相比。一支強盛的法國騎士遠征軍由勃艮第公爵腓力之子、年輕的訥韋爾伯爵（count of Nevers）率領。威尼斯承諾出船。德意志人、英格蘭人、波蘭人和義大利人踴躍投入匈牙利國王帳下。參加的德意志諸侯有行宮伯爵魯普雷希特（Ruprecht）和紐倫堡城主約翰（Burgrave John of Nuremberg），隨行者還有斯特拉斯堡城的騎士。當時以羅得島（Rhodes）為大本營的醫院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ers）大團長率領騎士加盟。瓦拉幾亞君主米爾恰（Mircea）也派出了援軍。法國一家就出了1000名左右騎士和侍從，加上輔助部隊可能有2500人。基督徒全軍的騎兵總數可能在）0.9萬至1萬人，扣除行軍損耗和留守駐軍，真正參與會戰的大概有7500人上下——這支大軍是如此強盛，以至於遠道而來的騎士們與異教徒戰鬥時的躊躇滿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文獻里沒寫步兵的事。大軍沿著多瑙河前進，河上有一支船隊隨行運輸補給。 他們不僅要將土耳其人徹底趕出歐洲，甚至想奪回聖墓。據說西吉斯蒙德曾放話，就算天堂塌下來，他的大軍也能用矛頂住。既然如此，人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大軍在鐵門峽谷（Iron Gate）[136]渡過多瑙河，但沒有朝後勤困難的內陸阿德里安堡方向進發，而是在輜重船隊的陪同下繼續沿著多瑙河走。他們占領了多座保加利亞城市，自信一定能吸引巴耶濟德蘇丹（Sultan Beyazid）率軍前來，然後發動他們想要的決戰。 維丁（Vidin）不戰而降。5日後，拉霍瓦（Rahowa）的保加利亞人起來反抗土耳其駐軍，城遂失守。但尼科波爾（Nikopol）堅決抵抗，十字軍打了16日都沒有攻下來，而援軍逼近的消息已經傳來。 得知十字軍來犯時，巴耶濟德正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似乎花了一些時間準備，讓基督徒繼續深入。接著，他從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出發，經特爾諾瓦（Trinova）穿過希普卡山口（Schipka Pass），也就是轉向東進，原因顯然是他發現尼科波爾東側的地形特別適合自己的戰術。蘇丹行軍神速，信使前腳報告他即將抵達，他後腳就到了特爾諾瓦（與尼科波爾的直線距離為90千米）。9月24日晚，他在距離基督徒軍僅有五六千米的地方紮營。基督徒的陣地位於城下的多瑙河谷，土耳其人則在河谷東南方的一處起伏不平的台地，寬度約為2英里（約3.2千米）多一點，左右兩側均為陡坡。 土耳其人的突然出現讓基督徒大軍的局勢極為被動。哪怕僅僅提前一天得到消息，他們也能前往台地迎敵，但現在只能在土耳其人眼皮底下行動，順著一道狹窄的山谷向台地走去。當然，他們當天已經撤圍，因為先前就接到了幾份敵軍逼近的報告，但他們沒料到對方貼得這麼近，逼得自己要立即出動。直到當天深夜，西吉斯蒙德才找法國人敲定了部署和作戰方案。討論的主要內容估計是爭論率先出擊的榮譽應該給誰，但禮節問題背後可能隱藏著一個戰術問題。西吉斯蒙德之所以想讓自己的匈牙利軍打頭陣，最關心的大概不是榮譽，而是裝備。匈牙利人歷來保有弓騎兵，因此特別適合打響第一槍。但法國人堅稱打頭陣是自己的權利，而且說贏了。來自多國的各支部隊依次順著山谷上台。 耶尼切里嚴陣以待，身前有輕便的柵欄保護，就像阿讓庫爾會戰中的英軍弓手那樣。要說英國人其實是照搬了耶尼切里的做法，那也不是不可能；畢竟英格蘭騎士確實參加了這場戰鬥，親眼看見了土耳其人的勝利。在其他方面，這場會戰更像克雷西會戰，而非阿讓庫爾會戰。土耳其人占據了對弓手有利的防禦陣地，引得基督徒一批一批地發起攻擊，而沒有集合後一齊進攻。巴耶濟德在耶尼切里陣地前布置了小股騎兵，他則帶著斯帕西騎士藏在一座山的後面。當法軍走上台地，看見小股土耳其騎兵及其身後的弓手時便壓抑不住，向敵軍衝殺過去，要麼以為自己看見的就是全部敵軍，要麼以為敵軍布陣未成，自己趕上一場奇襲。西吉斯蒙德徒勞地派人傳信說他們應該等全軍就位再出擊。 法國騎士輕易擊退土軍騎兵，結果被後者引到耶尼切里的射程內。當西方騎士和坐騎受到密集箭雨攻擊後，蘇丹率領斯帕西騎士從山上現身，帶頭向驕傲的法國騎士發起了勢如破竹的衝擊。我們可以假定耶尼切里兩側留足了空間，斯帕西騎士順勢而下時不會踩到己方的弓手。憑藉極大的數量優勢，他們從四面八方沖向法軍，很快便將其團團圍住。 當西吉斯蒙德率領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部隊抵達參戰時，法軍已經完蛋了。土耳其人很快就大獲全勝，擊敗了十字軍。 關於土軍總兵力是否多於基督徒這個問題，我們只能放在一邊。文獻給出的最高數字是40萬（《埃斯特年鑑》Annales Estenses），沒有給出任何估算兵力所需的可靠依據。6鑒於基督徒一方完全沒有領導可言，土耳其一方卓越的協同配合和在戰略、戰術兩方面富於創造精神的領導才能就足以解釋土軍的勝利。但土軍可能也有相當的數量優勢，所以不妨估計在1.1萬至1.2萬人之間。由於耶尼切里不需要騎士支持就能穩住陣腳，而且土耳其騎兵也發起了攻勢，所以在技藝和威力方面，這次勝利甚至要比英格蘭在克雷西會戰和阿讓庫爾會戰的勝利更加輝煌。 這三場會戰不僅在戰術行動上相似，就連取勝的終極原因都是如出一轍。它們都是強勢君主麾下的軍隊擊敗了無法控御，只相信匹夫之勇的封建軍隊。西吉斯蒙德國王本人不必為領導不力負責，因為他都指揮不動手下的匈牙利人，更別提對法國人了。但蘇丹的軍隊比愛德華和亨利的軍隊紀律好得多，聽指揮得多，因此他的勝利比兩位英格蘭國王也要了不起得多。 身後是寬闊的多瑙河、敵人的國土和緊閉的城門，城內還發起了一次突襲，基督徒軍就此被殲滅。7訥韋爾伯爵被土耳其人俘虜；西吉斯蒙德國王乘船順多瑙河而下，最後經君士坦丁堡和達爾馬提亞回國。 如果奧斯曼人的大潮沒有在尼科波爾會戰後立即吞沒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堡甚至還能繼續堅守，那是蒙古人帖木兒的功勞。8年後，帖木兒在小亞細亞安哥拉（Angora）[137]的一場大戰中擊敗了勇敢的巴耶濟德，並將其俘虜。 5　胡斯派 關於胡斯派（Hussites）的軍事體系，我首先要複述馬克斯·雅恩（Max Jähns）在《軍事史手冊》（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從第891頁開始的描述。 書中寫到塔博爾派（Taborites）分為兩支：一支留守家園；一支征戰沙場。前者從事農業手工業，供給軍需，後者只負責作戰。但兩者似乎會交替執行任務。 日什卡（Ziska）[138]的戰法完全符合邏輯。他的軍中絕沒有騎士和紋章，也不練習比武和禮儀。但少了這些事物換來的是對地形特徵的細心考究。 塔博爾派努力挖掘工事這門藝術的每一種資源，除了土壘以外，尤其擅用戰車。攻守兼備的戰車戰法是日什卡最重要的手段，這種前所未有的高效戰法引起了所有同時代人的驚詫。 車營是一座移動要塞，馬車之間由鎖鏈聯結，以縱隊方式行進。每輛車由兩匹馬牽引：一匹在前，由韁繩掌握方向；一匹在後，通過皮帶固定在車上，負責出力。行動以旗為號，旗放在每列的首車和尾車上。塔博爾派掌握了種種實踐中的微妙技巧，這些移動要塞也在不斷進化，成就實在是非凡。車隊通常會分成四「線」（縱隊）；外面的兩列叫「外線」（krajni）；裡面的兩列叫「內線」（placni）。外線的頭部和尾部比內線長，伸出來的部分叫「邊線」（okridli）。這樣安排是符合當時情況的，只要一次移動就能從行軍隊形轉換為嚴密的營地（tabor）。但車隊也可以組成各種形狀——甚至在移動過程中也可以——尤其是V形、C形、E形和Q形。 當移動要塞要轉換為緊密的車營時，馬具會被卸下，車把靠在前一輛車上，車與車之間緊緊拴在一起。馬不能離車，以便隨時可以開動，因為胡斯派喜歡突然從守勢轉為攻勢。盾手（paveseni）會持盾遮擋馬車之間的狹窄縫隙，掩護裡面的戰士。每輛車上站著4名打穀人，每分鐘能揮舞包鐵連枷二三十下，另外還有長鉤兵、弓箭手、弩手和火槍手。每輛車下面掛著兩條長木板，可以擋住小型投射物。車後有多排士兵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支援車上的戰士。最後還有一批預備隊待命，一旦被擊退的敵人露出破綻，便從暗門衝出去。 與胡斯戰爭同時期的教宗庇護二世（Pope Pius II）（原名埃內亞·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為我們描繪了塔博爾派的戰法，儘管不夠充分，卻相當生動。他說： 他們在田野里紮營，妻兒也隨軍同行，因為馬車的數量很多，形成的工事簡直像是一面牆。向戰場移動時，他們會將馬車編為兩線，步兵在內，騎兵在外，但不會遠離車隊。如果戰鬥即將打響，車夫們會聽從隊長的信號，迅速將敵軍一部圍住，形成一個包圍圈。接著，這些被戰車向內擠壓，與同伴失去聯繫的部隊或者喪命於步兵劍下，或者被男男女女從戰車上方射死。騎兵在車營外作戰，但眼看要被敵軍擊敗時，他們就會退入車營，下馬步戰，就像站在城牆上戰鬥一樣。就這樣，他們贏得了許多場會戰，取得了勝利，因為周邊民族不熟悉這種戰法，而且波希米亞地勢開闊平整，很方便車輛的集合、分散和重聚。 以上顯然是最常用的戰法，而且皮科洛米尼的另一段話寫得更清楚。他寫道： 戰鬥信號一旦發出，車夫們就會駛向敵軍，按照先前的布置組成某個字母的形狀。經過訓練的塔博爾派很熟悉車與車之間形成的通路，敵人卻落入了絕望的迷宮，找不到從哪裡出去，仿佛被困在一張網上。如果敵軍像這樣被打散、分割和孤立，步兵就能輕鬆地用刀劍和連枷徹底將其擊敗，或者敵人會被站在車上的射手打倒。日什卡的軍隊就像一支有許多手臂的怪獸，出人意料地迅速抓住獵物，將它捏死，吞下它的碎片。即便個別人成功逃出了車營迷宮，他們也會落入外面列陣的騎兵手中，在那裡被殺死。 1421年12月，日什卡被圍困於陶爾剛山（Taurgang Moun-tain），似乎只有投降和死亡兩個選擇。他用鎖鏈將戰車拴在一起，讓精銳戰士上車，然後往山下走。敵人不敢冒險進攻移動要塞，退縮猶豫，放任他離開，日什卡遂得退入科林（Kolin）。 一年後，日什卡揮師進入匈牙利。匈牙利人避而不戰，於是胡斯軍撤退了。面對四面八方的不斷進攻，幾百輛裝備無數槍炮戰車的強大車營在平原和森林中翻山渡河，行軍6日。儘管匈牙利人頻繁試圖進攻行動中的堡壘，但每次都被擊退。 以上是雅恩的描述，作者說他的主要觀點的依據是埃內亞·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教宗庇護二世）。後者不僅是胡斯戰爭同時代的人，而且與最熟悉胡斯派軍事體系的人關係密切。教宗在巴塞爾宗教會議上表現活躍，與切薩利尼樞機（Cardinal Cesarini）親近。樞機親自領導了最後一次針對胡斯派的十字軍征討，並於和談期間要求波希米亞將領普羅科皮烏斯（Procopius）[139]講解了胡斯派軍事體系。埃內亞·西爾維婭去過波希米亞，甚至去過塔博爾。後來，他還親自與胡斯派運動倖存的領袖進行過談判。 我們不能指望有人會比親自動筆的教宗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就算教宗本人缺乏批判性，他的記載也經過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的考辨。雅恩的主要觀點並不直接來自教宗，而是通過波希米亞歷史學家帕拉茨基（Palacky）[140]的中介。就連最近介紹這一時期的作者勞瑟斯教授（Professor Loserth）在《晚期中世紀史》（Geschichte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第490頁中也簡要給出了同樣的說法。後來，雅恩在《軍學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303）中繼續堅持之前的觀點，並提供了新的文獻佐證。關於車營用於進攻一事，他專門引用了愷撒的兩段話，他在前面介紹赫爾維蒂人和日耳曼人時已經講過了同樣的內容。1 波希米亞歷史學家帕拉茨基相信，尼古拉斯·馮·胡斯（Nicolaus von Huss）和日什卡「制定了一套有機融合羅馬人的古老經驗和原則與基於火藥的最新戰爭藝術發展的新戰法，或許也有其他專家的協助參與」2。 假如原始史料已經散失，那麼在歷史批判中反對一種得到廣泛認可的歷史敘事當然是非常困難的。雅恩是普魯士總參謀部軍官和軍事科學院教授，他的《軍事史手冊》是獻給毛奇元帥的，他的《軍學史》得到了慕尼黑歷史委員會的贊助。他的著作基於水平極高的史料（誰能質疑愷撒在戰爭記錄方面的權威？），他還有最優秀的歷史學家為自己站台。儘管如此，他的敘事整個都是虛假的。從最開始研究軍事史的時候起，我就堅信——依據客觀分析——車營不可能用於進攻。但為了用史料反駁這種說法，我就必須找到一位懂捷克語的學者。我在每個學期的研討課上都會問班上有沒有斯拉夫學者。最後，我找到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馬克斯·馮·武爾夫（Max von Wulf）先生。他懂俄語，自信也能掌握捷克語。他接受了這項任務，而且可以說出色地解決了問題。但我當時還不是教員，所以花了不少工夫才讓他的指導教授通過了他的論文。3 雅恩對愷撒的引述從一開始就透著不靠譜，因為他引用的段落根本沒有他讀出來的意思。武爾夫接下來證明，就連雅恩引用的埃內亞·西爾維奧段落也是子虛烏有。嫻熟機動和字母形狀的記載最早出自17世紀耶穌會士巴爾比努斯（Balbinus）的著作。歷史學家阿施巴赫（Aschbach）[141]的《西吉斯蒙德皇帝傳》（Geschichte Kaiser Sigismunds）中有一段描述來自巴爾比努斯。邁納特（Meynert）[142]在《軍事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中原封不動地照抄了阿施巴赫，不僅沒有註明原作者，而且錯誤地加上了「埃內亞·西爾維奧寫道」。接下來，雅恩沿用了邁納特的說法，而沒有檢查埃內亞·西爾維奧是不是真的說過那段話。 正如戰車的熟練機動不能追溯到原始文獻一樣，車輛移動時用鎖鏈拴在一起的說法同樣沒有史料依據，純屬帕拉茨基捏造。 但事實依然是，見多識廣如埃內亞·西爾維奧確實寫了車營用於攻勢，而且雷根斯堡的安德烈亞（Andreas of Regensburg）對克拉托維會戰（battle of Klattau）（1426年）的記載從正面佐證了他的說法。但武爾夫不僅證明這兩則互相支持、看似無懈可擊的證據是基於誤解，還發現了誤解的來源。幸好烏爾姆軍隊司令海因里希·馮·施托費爾（Heinrich von Stoffel）寄回本城的克拉托維戰報保存了下來，讓我們得以糾正安德烈亞的記述。至於埃內亞·西爾維奧的錯誤，我們之後會更詳細地討論。 我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這條錯誤鏈以及這些錯誤最終是如何解決的：一是因為有史學方法的價值；二是因為軍事史中多有類似情節。但在其他大部分情況下，從史料出發的澄清研究做不到同樣的程度，所以學術界還是很難拋棄文獻記載，哪怕行家一看就知道是錯誤。學者傳抄千年，直到蒙森都不願意拋棄的李維（8.8）對羅馬支隊戰術的描述；至今依然有人相信的羅馬軍團士兵近戰時彼此隔著6英尺（約1.8米）；查理曼的農民大軍；步兵三角陣——我相信，這些記載和雅恩筆下的攻勢車營——「移動堡壘」完全是一樣的。當只有一匹馬被敵人的矛或者箭擊倒，這座「移動堡壘」會怎麼樣呢？敵軍難道會放任胡斯軍的車夫橫行陣中，然後以旗為號，擺出複雜的形狀？ 正如李維將操練變為實戰，埃內亞·西爾維奧也是如此——按照武爾夫的說法4——也沒能區分馬車行軍縱隊和戰鬥陣形。25年後記述當年情形時，他漫不經心地將兩者融合為一幅虛假的車營進攻畫面。於是，與李維一樣，埃內亞·西爾維奧最初的記載原本是好的，只是後人傳抄時產生了誤解，將其扭曲成了從客觀角度看駭人聽聞的描述。但這些後世的評論者沒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勇氣，而是試圖用經不起推敲的答案和掩飾手段來營造出一種實際有可能發生過的樣子，如此必然會偏離了追求真知的目標。 在講解胡斯派的特色戰車戰法之前，我要先簡短介紹一下它的前身。 戰車主要使用於上古時代，也就是本書的起點以前。它後來以鐮刀戰車的形式出現了幾次，但成效不大。5在愷撒筆下，名為「埃塞迪」（essedi），用法與《伊利亞德》中一樣的布立吞人（Briton）[143]戰車非常實用而高效。但愷撒並未效仿，也沒有像對待日耳曼騎兵那樣招至麾下，所以戰車的這種用法不過是軍事史上的曇花一現，不值得多加考慮。既然現在講到了戰車無可置疑地大放異彩的歷史時刻，所以我們回溯了一下它的過去。6 然而，我們現在討論的戰車與鐮刀戰車，與作用相當於馬鞍的戰車毫無關係，而是專門用來組成車營工事的。 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就認識到車營是一種有效的防禦武器。歐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cian Women）（第450行）中寫道，一方用車輛組成堡壘抵禦對方。在日耳曼人攜家帶口地遷徙時，車營無疑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阿德里安堡就是一個例子。 到了中世紀，車營同樣不時見於史冊。隨行車輛平時可作為輕便的營地屏障，如有必要可用來堵路，這樣的想法並不稀奇。有一份1413年（早於胡斯戰爭）由文策斯勞斯國王（King Wenceslaus）手下戰將豪耶廷的哈耶克（Hajek of Hodjetin）發出的波希米亞軍令中就對戰車和車營做了規定。現在，胡斯運動突然又將這種傳統的營地工事發揚到了新的高度。 胡斯運動具有宗教和愛國雙重性質，是一場捷克民族主義運動。戰爭剛爆發時，布拉格市發布公告稱德意志人是「捷克人的天敵」7。日什卡在一份檄文中宣稱，他拿起武器不只是為了挽救神的律法真意，更是為了解放波希米亞和斯拉夫民族。8部分貴族、布拉格和許多其他城市的政府也加入了運動。但是，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覺醒的市民和農民。 我們都知道市民和農民徵召兵的戰鬥力是何等低微。騎士把他們的隊伍擊潰，一點兒不當回事。縱使宗教熱情與愛國熱情的結合有著無儔的威力，能夠在個體心中喚起澎湃的勇氣，卻還是無法將集體的戰鬥力提升到能打贏職業軍人的程度——正如為自己的財產和生命、妻子和子女而戰的意識沒能讓法蘭克王國和盎格魯-撒克遜王國的百姓成功抵擋維京人，也沒能讓羅馬人戰勝日耳曼人。 因此，波希米亞人起初也不能在野戰中打贏西吉斯蒙德國王率領的德意志平叛軍。國王兵臨布拉格城下，試圖發起圍攻但失敗了。十字軍內部的不和讓他無可作為，波希米亞人保衛家園又相當堅決，國王只得撤走。與他對抗的不只是無序的群眾，還有為數不少的波希米亞貴族領主，後者才是運動的領導者。戰爭第一階段的大量戰鬥——德意志軍還打贏了不少場——除了波希米亞領主和騎士得到了眾多為這場宗教愛國運動而拿起武器的市民和農民的支持，給人的印象與中世紀晚期的其他戰鬥並無區別。 於是，戰局很快進入僵持，胡斯派獲得了適應戰爭並在實戰中開創新戰法的時間。最初支持運動的保守派很快就與激進派鬧翻。激進派在隨之而來的內戰中占據上風，而且發展出了新的戰法。但他們仍然沒有大舉進攻的能力。直到戰爭開始後的第八年（1427年），胡斯派才開始侵入德意志。這一過程與後來的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當類似。1792年法蘭西共和國之所以能擊敗普奧聯軍的入侵，更多是憑藉向共和國投誠的王室舊軍和要塞堡壘，而非動員起來的志願兵。9 胡斯派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讓士兵能頂住騎士衝鋒。胡斯軍的兵器是有什麼就用什麼——長矛、斧槍、斧頭、刺棒、連枷——而且基本沒有頭盔、身甲、盾牌一類的護具。 想到將車營用來防禦並付諸實施的人很可能就是日什卡，一位久歷戰陣的貴族。一開始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農家大車聚在一起，但後來就有專門製造的戰車了。戰車有結實的木板保護；車輪之間掛著長條木板，免得敵人爬進去；車隊還會帶著鐵鎖鏈，可以將車連起來，以免個別車輛撤出戰鬥時露出空當。一輛車配4匹馬。每當有敵人在附近，戰車就會儘量以多列平行縱隊行進，方便迅速組成方陣。他們備著鏟子、斧子和鶴嘴鋤，必要時用來開路；當然，只有在最終選定陣地時才會這樣做。戰車前方經常會挖一道溝，土就揚到車輪上用來掩護。車的前後各有一扇打開的暗門，暗門一開始大概是用特殊的盾牌蓋住的。只要有可能，車營都會在山脊上列陣，守軍手持遠程武器立於車後——標槍、投石器、石塊、弓弩。每輛配10人的普通戰車之間是火器車，當時軍隊使用火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10德軍若要攻擊這樣的車營，騎士們先要下馬，穿著沉重的盔甲爬山坡，期間不斷遭到射擊，尤其是來自火器的射擊。即便他們來到了戰車面前，要突破也不容易，白白蒙受損失又不能給敵人造成任何嚴重的殺傷。但是，一旦發現敵軍有任何混亂或後退的跡象，整裝待命的胡斯軍預備隊就會拿著近戰武器從暗門裡衝出去——當然，只有在群眾被宗教熱情點燃、鬥志充盈、滿懷自信和對頭領的信任，而頭領經過歷練、成竹在胸、掌握馭眾之道的情況下，這樣的壯舉才有可能發生。我們必須注意和明白一點：並不是隨便一支其他時代的農民起義軍都能憑藉臨時拼湊的車營擊敗騎士軍隊的。胡斯軍戰術的成就不僅需要宗教和民族基礎，以便形成良好的秩序、領導、組織、信賴和信任，也需要懂得如何組建和運用農民軍的關鍵人物。 埃內亞·西爾維奧記載了重裝士兵是如何在進攻高地上的車營時輕易喪命，這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典型通俗歷史敘事。11他將失敗歸咎於胡斯軍的一個花招：婦女們將袍子鋪在戰車前方的地上，下馬騎士走上去時馬刺會被纏住，然後倒地被殺。這則小故事讓我不禁想起波利比烏斯筆下一則羅馬人講述的故事，說高盧人赤身裸體，手持軟劍；只不過在這裡高盧人蠢笨，羅馬人狡詐（參見第1卷）。 胡斯軍運用火器取得了巨大戰果，於是有人認為日什卡改良了火器技術。但我們看不到有這種情況；關鍵點要到別處尋找。胡斯軍在火器數量或樣式方面並不優於對手。火槍露天放在專門製造的火器車上，用鐵條固定在結實的木台上。每次組成車營時，槍口都會朝外，但在這個位置上既不能抬高，也不能偏轉。12裝填複雜而緩慢。這種武器根本不能在行軍和進攻時使用，卻恰好適合胡斯軍，因為他們的戰術以等待敵人進攻為基礎。敵人靠近便火槍齊發，這自然會造成深刻的印象，大概比實際效果還要厲害得多。因此，胡斯軍火器的優越性主要不在武器本身，而在戰術運用。 舊波希米亞年鑑中是這樣描述1423年的霍日采會戰（battle of Horic）的： 日什卡與眾人駐紮在聖戈特哈德教堂附近，方便將火器布置在高地上，騎兵來攻時必須先下馬，而且不僅沒有地方拴馬，盔甲也比步卒更沉重。他們爬上去衝擊馬車時已經沒勁了。日什卡率眾拿著火器以逸待勞，敵人衝擊戰車前會慘遭收割，等他們被打退了，日什卡又會放出生力軍追擊。 年鑑對1423年日什卡在匈牙利的戰鬥也給出了類似的描述： 但每當敵人開始攻打他，騎兵下馬後步行發起衝鋒，他們總會被他打倒。騎戰和步戰是兩門不同的本領，騎兵不熟悉步戰。13 用一份編年史的話說，日什卡也漸漸通過「揀選」組建了一支騎兵，挑出塔博爾派中最精銳的人，「如同騎士的士兵」，將被俘騎士的裝備配給他們。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揮重大作用，也不能獨自對抗敵軍，但依然起到了支援步兵和擴大戰果的作用。他們通常在車營內面朝後列隊，當步兵從前門殺出時，騎兵也由後門而出，環繞車營，或攻擊敵軍側翼，或發起追擊。 胡斯派作戰的關鍵是出營時機要恰當。出營過早的情況曾多次出現，困於車營陣前的敵軍那時尚未動搖，胡斯軍在營外又沒有任何保護，於是被敵軍打垮。更有甚者，敵軍會利用詐敗將胡斯軍引出車營，然後再用專門預備的伏兵將其擊敗。141427年，孤兒軍（Orphan Army）一部在納霍德（Nachod）經歷過這樣的事；1431年，塔博爾派在奧地利境內的魏德霍芬（Waidhofen）也經歷過。 胡斯派教徒會在野戰和留守之間輪換的記載是不正確的，正如羅馬人當年對古日耳曼人的類似記載也是不正確的。相反，真正善戰的那一部分教徒逐漸從最初的群眾運動中分離出來，自成一體，成了一支常備軍。對運動熱情最高的人攜妻帶子聚集於波希米亞南部的盧日尼采河畔（Luschnitz），作為神的軍隊，他們建立了一座營地，從《舊約》中取了一個名字：塔博爾[144]。除塔博爾派以外，布拉格城也編成了一支軍隊。 日什卡在世時，塔博爾派就有過一次糾紛。1424年日什卡去世後，內部不和就成了常態。忠於日什卡的一派自稱「孤兒」，因為日什卡死後，他們就失去了父親。人稱「牧師」或「禿頭」的普羅科皮烏斯成了另一派的領袖，也就是狹義的塔博爾派。布拉格軍始終保持著民兵的本色，但塔博爾派的兩支隊伍染上了終日群聚、互為兄弟的團伙色彩，不斷向職業軍人的方向發展，職業化的種種好處是有了，壞處很快也來了。他們代表了真正的胡斯派軍事體系和胡斯派戰爭藝術，讓全世界驚恐不已，在傳說中活躍至今。兩支軍隊都會不時從胡斯派占主導的村鎮中徵召專門的民兵，以此壯大實力。相對於當時被稱為「大塔博爾」的正面作戰軍，地方徵召的部隊名為「鄉團」，或者「老塔博爾」。15把所有隊伍都算上，我們能分出5支部隊——2支是常備軍，3支是民兵，但從來沒有五軍合戰的情況。一支部隊的兵力估計有5000人到6000人，基本不會多於此數，但大概有時會遠小於此數。三軍合戰出現過幾次，例如1426年的奧西希會戰（battle of Aussig）和1428年的格拉茨會戰（battle of Glatz）。161430年侵入德意志時，據說所有胡斯派的軍隊，所有波希米亞的武裝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1431年，波希米亞大聯軍據說在陶什（Tauss）嚇退了十字軍。每逢大軍聚集在一起，到了行軍時總會再分開。我們已經知道數萬大軍在一條路上行軍的種種困難了，放到這裡只會難上加難：不僅隨軍婦孺特別多，而且除了裝載糧草輜重的車以外，他們還有一批戰車。 一旦悍勇之氣占據上風，完全成為胡斯派的主流，其結果就是人未到，殺氣先至，以至於德意志人只要聽見遠方有戰歌傳來，便會作鳥獸散。胡斯派到了這個地步，不管是內心還是外在，必然都肖似辛布里人和條頓人的行動，或者民族大遷徙時的軍隊。 胡斯車營戰術的弱點顯而易見。它本質上類似於英格蘭國王發展出的戰術——也就是說，它只適用於防禦。事實上，它要弱於弓箭手加下馬騎士的英格蘭戰術，因為它要笨重得多，而且甚至不存在可用於攻勢的例外情況。但車營儘管笨重，儘管只能用於防禦，但依然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它有效利用了遠程武器，包括不久前發明的火器；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賦予了出身平民、裝備甚至包括刺棒和連枷在內的近戰武器、沒有裝甲的步兵以有力而獨立的地位。避身於車營之後，進而出營突擊，最後贏得勝利——三步戰法為胡斯軍不僅帶來了士氣上的優勢，更有進一步的影響——尚不足以形成一支組織嚴密、敢於在沒有車營庇護的開闊地帶直面騎士的步兵，這是肯定的——但足以使其在有利情勢下偶爾發起攻勢行動。考慮到對戰雙方的性質，這種行動已經能讓胡斯軍贏得關鍵決戰，並不時為這群異端教徒帶來不可戰勝的名聲了。 我們已經在無數地方發現，錯誤的兵力數字為正確理解戰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胡斯戰爭也不例外。但不同於有人可能會認為的那樣，問題主要並不是誇大胡斯軍兵力，因為這種情況只是偶爾發生。更令人驚訝的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德意志編年史中誇大了被胡斯軍擊敗的德軍兵力。每當戰敗方承認自己輸給了一支規模遠遜的軍隊時，人們馬上就覺得可信，這種傾向無疑是情有可原的。但此處無疑不是這種情況；在悲痛和對胡斯派的恐懼之下，德意志編年史作者沉湎於一種受虐般的快感，也就是誇大己方兵力，以此極言失敗之慘痛。171421年經埃格河（Eger）入侵波希米亞的第一支基督教軍隊進至扎泰茨（Saaz），待日什卡率領波希米亞軍前來時便不戰而退。據一位親歷者稱，基督軍有10萬騎兵和「車輛步卒」。18另一份文獻與之大體相符，記載基督軍估計有20萬以上。19但一封偶然保存至今的信件中說，先鋒官估算過這支部隊的兵力，發現「我們約有4000名騎士和隨從」20。這當然是一支大軍，因為我們還要加上步兵。但扎泰茨人英勇抵抗了幾周，有些圍城軍便自行離開，餘部自覺無力與前來的波希米亞人一戰，於是也撤圍了。 在1426年的紐倫堡帝國會議上，西吉斯蒙德號召集結一支6000個槍隊的軍隊。諸侯回應說，德意志集結不了這麼多人，波希米亞也養不起這麼多人。21他們願意提供3000到4000個槍隊，其中1000個槍隊由城市負責。但後者願意出的兵力甚至連1000個的邊都不沾。22 德意志軍敗給胡斯軍的最大一場酣戰是1426年6月16日的奧西希會戰。當時，德意志軍前往救援易北河畔的奧西希城，該城忠於德意志，正被胡斯派圍攻。援軍幾乎完全來自邁森和圖林根，另有一支來自勞西茨（Lausitz）。有確切資料表明，德軍主力的馬匹和人數各為1106和8000，加上勞西茨的部隊，總數不會超過1.2萬人。關於胡斯軍的總兵力，通行觀點是2.5萬人。儘管塔博爾派的兩支兵力和布拉格民兵都包括在內，但這個數字或許太多了。不論如何，胡斯軍的兵力都要大不少。薩克森女選帝侯曾訓誡即將出征的戰士，讓他們「不要因為敵軍勢大而畏懼逡巡」。這話說得沒有錯，然而，編年史作者們卻說薩克森軍有10萬人；馬蒂亞斯·德林（Matthias Döring）宣稱德意志軍對波希米亞人有五比一的兵力優勢。23 儘管兵力較少，但薩克森軍依然試圖強攻胡斯軍的車營，甚至在一處成功突破陣地，但當普羅科皮烏斯率部衝出時，他們最終還是被打敗了，而且損失慘重（3000人至4000人）。 1427年，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一世再次率軍侵入波希米亞，據編年史記載兵力達16萬到20萬。24溫德克（Windecke）在《西吉斯蒙德傳》（Leben Sigismunds）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親歷此戰的騎士海因里希·馮·施托費爾從軍營中給烏爾姆市議會的報告中稱軍隊規模「相當小」。當這支軍隊圍攻小鎮米斯（Mies）時，胡斯軍抵進，於是儘管選帝侯和英格蘭樞機主教勉力維持，但德軍還是逃跑了。 1431年，德意志帝國會議決定召集一支不少於8200個槍隊的大軍。但這個數字從一開始就是泡影，因為部分兵額被派給了勃艮第、薩伏伊和條頓騎士團，而大家會前就知道這三家不會出一兵一卒。另一份決議還要更虛幻：各地要派出步兵參戰，近者25抽1，遠者50抽1。25我找不到依據來確定實際集結的兵力。從以前的教訓來看，編年史給出的數字（例如步兵9萬、騎兵4萬）毫無可信度。儘管普法爾茨、黑森和帝國的其他一些地區也沒有出兵，奧地利和薩克森忙著進攻別處，但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率領的帝國軍規模可能還是要比1427年從米斯城下逃走的那一支大不少。不過，這支在陶什與胡斯軍對峙，並重演米斯故事，臨陣脫逃的軍隊到底是不是比胡斯軍人數更多，我們就不能確定了。26 只要回想一下德意志帝國當時的組織形態，我們就不會驚訝於以帝國之實力，怎麼竟然不能集結出一支更大的軍隊。就許多區域和城市而言，它們到底屬於還是不屬於帝國都不好確定。帝國本體完全瓦解，沒有任何明確的常設機關。正當帝國會議決定對胡斯派用兵時，美因茨和科隆兩位選帝侯對黑森領主宣戰了（1427年）。1428年宣布徵稅以募集征討胡斯派的軍費時，以奧格斯堡主教為例，他向教士徵收了3000盾稅款，但並未上繳，因為他還要跟阿彭策爾（Appenzeller）打仗。光是派出使節，警告不從命者就花完了上繳中央的少許資金，因為諸侯、貴族、自由市全都一毛不拔——用一位當時人的話說，給的「不多也不少」27。 當時的編年史怎麼竟然還是記載德意志興起大兵，討伐異端呢？ 愛誇張是人類抹不掉的天性。如果一場失敗慘痛到再怎樣誇大都抹殺或掩蓋不了的程度，那麼對事實的歪曲就會朝相反的方向擺去：既然吹牛不再能帶給人滿足，那就沉溺於悲痛吧。胡斯軍只進過一次布蘭登堡選帝侯的藩國；1432年，他們在貝爾瑙（Bernau）城下駐足一日，對這座牆壁堅固的城市發起進攻，沒打下來也沒有被打敗，於是就撤了。28類似地，胡斯軍只來過薩克森兩次：一次在易北河右岸，一次在左岸，從沒有走到瑙姆堡那麼遠的地方。 由於胡斯派從車營中獲益巨大，德意志人便決定效仿。但兩軍以車營對戰，於是都等著對方先動手，只是互相繞圈子那樣有趣的戲劇性場面從未發生過。在奧西希，薩克森軍立即發起了進攻；而1429年和1431年的兩支十字軍還沒等波希米亞人過來就腳底抹油溜走了。但輪到波希米亞人侵入德意志時，那裡沒有能與之抗衡的軍隊，只有要塞在堅守。 這樣一來，純粹的防禦戰術也能用來發動攻勢戰役。 傳說和後世記述中的種種誇張虛構——用戰車將敵人圍住、複雜的陣形、行軍途中將戰車用鎖鏈拴住、移動要塞——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最初的謬論：車營曾被用於進攻。它只不過是——也只可能是——一種防禦工具，用來保護還不敢在開闊地帶直面騎士的步兵。正是因為車營過於笨重，不能用於進攻，所以車營戰術才沒有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在戰爭藝術史上構不成一個發展階段，而只是一段插曲。如前所述，當時最重要的原始文獻，埃內亞·西爾維奧的著作中確實能找到車營進攻論的謬誤。這位作者有能力收集到最優質、最準確的報告，卻不覺得這種事情值得從史實角度出發去把握，去考證他那童話一般的敘述是否屬實。按照當時的普遍精神——勇者就應該衝上敵人，主動進攻——西爾維奧以為鼎鼎大名、威力非凡的車營也是如此，並據此行諸文字。 胡斯派未嘗敗過，比如，他們沒有讓德意志人創造出一種更強的戰法來應對。但他們沒能建立起一個有組織的政治體，一個與周圍的整個世界相對的宗教國度，這一事實在胡斯派內部引發了反作用。起初在內戰中戰勝溫和派，並保有領導地位達10年之久的兩支塔博爾軍最終讓本國人民都感到無法忍受，於是，貴族和包括布拉格在內的各城市聯合起來，召集了一支軍隊，1434年在利帕尼（Lipany）消滅了兩支彼此對立的塔博爾派軍隊。雙方以車營對峙，最後是聖杯派（Ultraquists）[145]壯起膽子出擊，被打退（或者是詐敗），於是將塔博爾派從車營中引了出來。接著，聖杯派騎士趕走塔博爾派騎兵後撲向敵軍，擊破敵陣，連同己方步兵攻破車營，砍殺了營中的塔博爾派。29 自稱「兄弟團」或者「澤布拉基」（Zebracki）的塔博爾殘部繼續以傭兵團的身份存在了很久，貫穿於整個15世紀，輾轉於德意志各地乃至波蘭、匈牙利的領主麾下。 6　義大利僱傭兵、敕令軍團和免稅射手 中世紀戰士分為三類：民兵、附庸、傭兵。三者之中，傭兵最強，而且越來越強，幾乎要一統天下。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我們主要討論的四個國家——德意志、義大利、英格蘭、法蘭西——之間存在一些區別。傭兵制在英格蘭興盛最早，發揮的作用最強，但英格蘭傭兵的主戰場不是國內，而是法國。百年戰爭期間，英格蘭國王與對手——法國卡佩王室的各大諸侯鏖戰，同時迫使後者不斷擴大傭兵規模。 德意志在13、14和15世紀同樣充斥著私鬥和內戰，但程度不及法國和義大利，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城市沒有像義大利城市那樣演變為獨立城邦，而是保持了以經濟為主，偏好和平的性質。規模最大、勢力最強的德意志城市聯盟——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從來不曾大舉交戰。德意志城市之間的戰爭——有的是單個城市之間，有的是城市聯盟之間——在激烈程度上還是不及義大利城市的彼此攻伐，或者城市與王侯間的戰爭。因此，哪裡有仗打就去哪裡的德意志傭兵大多效力於境外，參加英法之間的戰爭，尤其是義大利的戰爭。1 大概在霍亨斯陶芬戰爭期間，義大利武士階層就已經相當程度上轉化為傭兵了。高傲的弗賴辛主教奧托曾鄙夷地提到出身工匠家庭的義大利騎士，但他的話其實沒什麼依據。發生於戰爭最激烈的年代、後來偶有復興的民兵運動只取得了一時的成功。與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鬥爭既有市鎮之間競爭衝突的成分，也有市鎮之內派系鬥爭的成分。因此，混亂局勢並沒有隨著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滅亡而結束，反而在歸爾甫黨和吉伯林黨這兩個古老的名號之下代代延續。如此一來，市民自然厭倦了政治事務，愈發強大而獨立的傭兵和傭兵頭領逐漸掌握權力，並脫離了當初藉以崛起壯大的政治勢力。傭兵組成了緊密的團體，有的是兄弟會形式，總領及各級統領均由選舉產生；有的則是由「團長」（condottiere）單獨招攬部下，而成員追隨團長一人。這些傭兵組織及其首領輾轉於僱主之間，以獨立勢力自居。類似於民族大遷徙時代的狀況再次出現，那時日耳曼人或由首領統率，或結成氏族聯盟橫行鄉間，有的燒殺擄掠，有的占地為王。正如當年統治羅馬城的日耳曼傭兵領袖奧多亞塞和六七世紀的倫巴第公爵，14世紀的傭兵兄弟會總領或團長成了當初效勞的義大利城市的主人。米蘭的維斯孔蒂家族（Visconti）、維羅納的斯卡拉家族（Scala）、曼圖亞的博納科爾西家族（Bonacorsi）和後來的貢薩加家族（Gonzaga）、費拉拉的埃斯特家族（Este）、里米尼的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博洛尼亞的佩波利（Pepoli）家族都是如此。 其他傭兵首領則滿足於勒索。一位施瓦本騎士——維爾納·馮·埃斯林根公爵（Duke Werner von Urslingen）將勒索發展成了一整套體系。維爾納在義大利被叫作「瓜爾內里奧」（Guarnerio），公爵頭銜源於其祖先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時期當過斯波萊托公爵。比薩與佛羅倫薩爭奪盧卡城時招來了他統率的傭兵團。交戰雙方的和約即將締結時，比薩人琢磨著如何擺脫傭兵。他們想出的辦法不是直接遣散，以免引火燒身，而是付給傭兵一筆遣散費，同時讓他們去禍害敵人的地盤。傭兵對這項提議感到滿意，於是決定不解散，組織起一支自由的軍隊，以維爾納總領全軍並設軍校（constable）和軍士（corporeal）（1342年9月）。他們自號為「大團」（la gran Compagna），半年間各地流竄，強迫居民交開拔費，不答應就放火搶劫，折磨落入他們手中的居民，逼他們交代財務藏在何處。大團長對請他約束手下暴行的抗議哀求置若罔聞，因為他自稱「上帝、憐憫和同情的敵人」。凡是搶來的錢幣、財物、兵器、馬匹都要上交，然後按照明確的方案分配給眾人，所以每名脫離組織的劫匪都能拿到一大筆財物。 百年戰爭期間，交戰雙方組織的大型傭兵團對法國的破壞幾乎不亞於義大利。當時的法國成了周邊各路土匪流寇匯聚的一個中心。 許諾給傭兵的報酬從一開始不僅是軍餉，還有一份戰利品，尤其是俘虜的贖金。正常軍餉越少，士卒就越會想辦法自己賺錢。他們拒絕將先前派駐的城市交還給國王。 許多傭兵團根本不為國王效力，而是依據中世紀封建領主的權利組建的。於是，傭兵團一旦出現就會自行發展，靠剝削所到之處謀生存，或者奪取險要之地，成為一方霸主。他們會單獨敲詐各個社會團體和地方當局，承諾只要滿足其要求，他們就會離開，否則就要劫掠城鄉。若要他們出發攻打敵人，常常要先拿錢，後出征。但仗打完了，他們又凶相畢露，像維爾納·馮·埃斯林根那樣流竄搶劫，找到某位領主效勞，幫他對付敵人。布雷蒂尼和約（peace of Bretigny）（1360年）[146]締結後，正當法國還不確定要如何送走這些「敲詐犯」時，同樣受其威脅的阿維尼翁教宗烏爾班五世（Pope Urban V）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歪點子：號召他們去當十字軍。他與查理五世皇帝和匈牙利國王路易談好了過境事宜。此舉對基督教再好不過了：西方不僅有了傭兵去抵禦異教徒，本身也從這群保護者手中解放了出來。但傭兵團對提議不認同。於是，他們被驅逐出法國，帶到阿爾薩斯、瑞士（1375年）和西班牙。2哪怕是原本在英軍麾下作戰的傭兵團，如今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法國軍隊。不管出身英格蘭、弗蘭德斯、德意志或是法蘭西，他們都是徹底的國際主義者。 大戰期間創立的傭兵團逐漸歸於沉寂，傭兵們最終還是決定回家安居樂業。但隨著新一輪戰爭的爆發，馬上就出現了舊軍無力保衛國土的情況；而當和平降臨時，又無法擺脫新軍。 英格蘭之所以免遭傭兵蹂躪，原因當然是戰場完全在法國境內。法國傭兵團只是偶爾波及德意志地區。在義大利，如前所述，部分傭兵首領最終建立了長久的統治。而在法國，全盤改革勢在必行。 為了擺脫傭兵團，法國國王創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常備軍。 據文獻記載，建軍發生於1439年。查理七世之前在聖女貞德的幫助下首次對英格蘭取得大勝，於是在奧爾良召開的大型國會上，法國民族情緒日益高漲，國王深受感動，倡議實施重大軍事改革。國會通過了維持一支由15個團組成、每團100個槍隊、每隊6人的常備軍所需的稅項，共9000騎兵。一位富裕的市民和精明的政治家雅克·克爾（Jacques Coeur）帶頭出資，推動建軍計劃。舊傭兵團的精銳被納入新的「敕令軍團」（compagnies d』ordonnance），參與征伐形同匪類的其餘傭兵，並迫使其解散。 儘管新近研究在總體方向上與文獻記載差不多，但具體細節要複雜得多。常備軍是慢慢才逐漸發展到上述形態的，而且之後仍然在演變。3 奧爾良國會最初並未批准長期徵稅，既沒有達成建立平時常備軍的明確共識，也沒有規定全軍共15團、每團100個槍隊、每隊6人的編制。這屆國會只是否定了封建領主有維持軍隊並由地方供養的權利。從此之後，領主只許有城堡守軍。除此之外，只有國王可以維持軍隊、任命軍官、徵收軍費。軍隊長官要對部下負責；凡是不為國王服役的兵匪，人人均可捉拿歸案。 在上述決議的道義感召下，得到地方豪族協助的各地漸漸聚集起大量資源，能夠以足額軍餉招募或編練出可靠的傭兵團，並逐漸擊敗其他傭兵團的抵抗。封建領主要被剝奪親軍，畏懼國王乾綱獨斷，而傭兵團自身也不希望被解散，因此兩者都進行了抵抗。解決辦法還是老一套——送出國境，送到洛林，送到阿爾薩斯，送到瑞士。瑞士巴塞爾附近爆發了血腥的聖雅各布戰鬥（engagement of Saint Jacob），人稱「阿馬尼亞克傭兵團」（Armagnacs）儘管取勝，卻也付出了慘重代價（1444年）。他們在下一年流竄於德意志南部，打了幾場仗，期間損失了部分兵力，餘部後來被查理七世——在傑出的王軍司令里尚（Richemont）的幫助下——收服。國王將首惡處決，同時宣布余者既往不咎、遣送回鄉、各安本業。最早寫明建軍日期的敕令頒布於1445年，也就是奧爾良國會召開的6年後。有意思的是，最早頒布的奠基性敕令原文沒有保存下來，因此我們不知道初始編制在多大程度上指導了日後的實際行動。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一點並不很重要。重點在於，儘管方方面面紛紛抱怨負擔沉重、不堪忍受，但一套長期而明確的稅制還是建立起來。就連最初有很大比例以實物形式由政府和地方供應的軍需品後來同樣換算為貨幣稅，從而為定期發餉創造了可能，其他方面也隨之有了改善。 在真實的中世紀，人們不知常稅為何物，或者至少是不希望設置常稅。那時只有補充性質的臨時特別稅。 既然沒有稅收制度，法國國王無疑只得採取權宜之計，即行使傳統的徵兵權，要求全體法國男丁入伍，但同時許其納稅代役，這就將徵兵轉化為了估稅。415世紀出現的常稅為建立常設、常備、由軍餉維持的軍隊提供了基礎，從而排擠和取代了只在戰時招募無法無天的傭兵團。 按照歷史著作中常見的通說，「敕令軍團」標誌著常備軍在法國乃至全歐的興起。從字面上來看，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因為前面講過，加洛林王朝就已經有常備軍「斯卡拉衛隊」了。後世的皇帝和國王們手下也總有一小批部隊作為城堡駐軍或貼身扈從。但這些舊式警衛駐軍是在以物易物經濟的基礎上組建和維持的，因此局限性很大。而法國敕令軍團以徵收常稅、定期發餉為基礎，不僅在素養和數量兩方面都前進了一大步，更有廣闊的發展潛力，因此常備軍始於敕令軍團一說仍可保留。耶尼切里算不算常備軍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早在13世紀聖路易統治時期，法國就設置了某些管理傭兵的官員和制度。代表國王的全軍首腦號為王軍司令（constable），下設元帥（marshal）、弩兵總管和軍庫官（trésorier de guerre）。 封建軍隊的合理編制是以領主旗號劃分的多兵種混編單位。不管是單位人數還是武器配備都不可能強求一致，也沒有強求的必要。有旗號的領主按照各自的利益和資產決定要帶多少人上陣，怎樣安排最有利於作戰。到了傭兵那裡就是領主換成了隊長。5 腓特烈二世皇帝手下的傭兵以及倫巴第同盟招募的傭兵6已經分為由「隊長」（capitaneus）或「隊官」（comestabulus）指揮的分隊7。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曾將傭兵分為百人隊，每隊設百夫長（centenarius）一名。自1382年起，由千夫長（millenarius，該詞首次出現於1296年）統領的千人隊也出現了。81264年，佛羅倫薩與哈布斯堡家族的兩位伯爵立約時明確規定，後者提供的200名騎兵要分為8個旗隊，每隊25人。9前面講過，維爾納·馮·埃斯林根的「大團」設有軍校和軍士。當法王查理七世創建「敕令軍團」時，原有的傭兵單位「團」便融入了它的編制當中。 「軍團」（company）一詞源於「cum」（夥伴）和「panis」（麵包），所以意思是「同吃麵包的夥伴」。它起初與軍事沒有關係，只是「團體」「社群」「社團」的意思，就像今天商業領域中的「公司」一樣。13世紀中期，佛羅倫薩為徵召兵員物資而成立的市民組織就叫作「民團」；德意志城市也是如此，例如伯爾尼的市民組織號為「社團」（Gesellschaften）。該詞首次直接用來指稱「軍團」似乎是在法國編年史作者腓力·穆斯克斯（Philip Mouskés）[147]的年代。10又過了100年，「軍團」已經成了我們熟悉的傭兵單位的常用稱呼。11 「敕令軍團」的兵額和指揮架構似乎也是逐漸演變和明確下來的。最早的敕令中沒寫15團，沒寫每團100個槍隊，也沒寫每隊6人。相反，法令中要求長官是富人，「有所失去」，靠得住，能夠為部下承擔責任。後來才逐漸形成每團設團長一名，通常由地位崇高的領主擔任；副團長一名，負責實際日常事務；掌旗官兩名，分別稱「enseigne」和「guidon」；另有軍士（maréchal des logis）若干的慣例。 最重要的一點是，團並非由單個士兵組成，而是按照14世紀以來形成的慣例，由「槍隊」（gleves）組成。槍隊的人數變動不居，依時期、國家、領主、情勢而定。12查理七世「敕令軍團」的兵力同樣有變動——有時是一名騎士、一名輕騎兵（coutillier）、一名見習騎士、三名射手，有時又只有兩名射手和一名僕役（valet）。13所有人都騎馬，但通常見習騎士（大多還只是孩子）和僕役不是戰鬥員，射手也只是將馬匹用於運輸，作戰時要下馬。 儘管組建「敕令軍團」對法國軍事史和法國國家的鞏固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它的規模還是太小了，不足以滿足大國法國的需求。除了敕令軍團以外，戰時徵召全體騎士（貴族）和封地持有者的制度依然存在，也有過實踐。但是，附庸們如今也被整編為軍團，並根據裝備水平給予相應報酬。14 儘管射手看似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英法戰爭期間的訓練水平來看，該兵種的實力猶有不足。因此，國王試圖單獨建立一支龐大的射手部隊。15 查理五世早在1368年就下令全國練習箭術，1394年又重申了命令。兩次命令據說都被撤回了，因為貴族們害怕人民習武並對此予以壓制。16更可能的原因是命令成效不佳，因為弓箭難以大批製造，人民本身的練箭積極性估計也很有限。因此，貴族根本沒有理由擔憂。現在國王不再要求全民習武了，而是於1448年下令每50戶出一健兒，由地方選練為射手。健兒每逢假日都要練習射術，而且要發誓隨時遵從王命上陣。起初健兒要自帶裝備，但後來加了一條說家境不富裕的人也可以出征，武器由地方提供。與騎士類似，射手被編為軍團，由負責召集兵員、偶爾還會一同訓練的團長統領。作為補償，射手免交鹽稅和戰爭特別稅的一切稅費，因此有「免稅射手」（francs archers）之稱。應徵參戰時，他們有4鎊的月錢。 實踐證明，這種組織不堪大用。他們使用弓弩的操練強度不夠，而且更重要的是，平民射手缺乏好戰精神，應付不了戰場上的種種危險。 查理七世的兒子路易十一就算沒有正式廢除免稅射手，也是任其廢弛。因此，將其視為法國現代步兵的源頭是完全錯誤的。恰恰相反，免稅射手是一個建軍失敗的負面例子，就此而言，它與成功的正面範例同樣有意義。 闡明免稅射手失敗教訓的最好方式就是與一個學術界到今天還相信的觀點做一番比較，即查理曼的軍隊是由輪流徵召服役的農民組成的。與8世紀的民兵相比，查理七世的免稅射手顯然有著巨大的優勢：查理七世只要求每50戶農家出一人，而不是3戶到6戶出一人，因此選出身體強壯、有意從軍者要容易得多。中選者不只是背上了一項負擔，也得到了一些回報：平時不用交稅，戰時免於攤派。他還有團長負責訓練和管理兵員。然而，免稅射手還是不可用，據說他們只會殺雞。那麼，據說每隔幾年就有義務自費出征，跋涉數百英里的徵召兵又會是什麼樣呢？ 下一卷會討論取代免稅射手的部隊——法國現代步兵的真正前身。 儘管免稅射手衰落了，「敕令軍團」卻維持了自身地位，並通過另一位法國諸侯大膽查理的組織才能而發展到頂峰。憑藉勃艮第公爵的頭銜，他將法德兩國的一批封地、弗蘭德斯、布拉班特、埃諾、盧森堡、勃艮第自由伯爵領（Free County of Burgundy）[148]和勃艮第本土統合在自己一人的統治之下。17 傳統公認的封建武士在軍事層面的缺陷——貴族們不能按時從命，不可靠，裝備低劣，訓練水平不盡如人意——已經大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18查理採取了兩種補救辦法。對於承諾隨時準備上馬出征，且集結時本人及裝備狀況尚可的貴族，他為其提供了一小筆定期發放的報酬。這就是所謂的「私募軍」（soudoyers à gages ménagers）19，但他們還是不夠用。 如果15世紀常有人抱怨封建武士裝備水平、訓練素質、可靠性都不盡如人意，那麼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紅鬍子或查理曼的時代，但封建制度在這方面確實無法改變。傭兵制的發展不僅拉高了封建服役的報酬，也引發了封建制度的解體。查理頒布了大刀闊斧的法令，並憑藉自己贏得的資源，以表親法國國王為榜樣，於1471年組建了自己的「敕令騎士」。20他規定了明確的編制：一個團最初由10個單位組成，每個單位有10個槍隊；後來改成一團分4路（escadre），一路分4帳（chambre），一帳為6個槍隊，路長另為一個槍隊，因此一路共25個槍隊。 各團團長的旗幟花色不同，下設單位以軍旗上C的數目區分，繡著幾個C就是第幾路。 槍隊不只有騎兵和射手，也有步兵。一個槍隊包括一名騎士、一名輕騎兵、一名見習騎士、三名騎馬弓手、一名騎馬弩手、一名火槍手（culverin）和一名步行矛手，共計9人，而且常會再加幾名志願兵。21查理頒布了關於軍糧、軍餉、告假和軍紀的條令。平時一路告假者不得超過5名騎士和15名射手，戰時不得超過兩名騎士和6名射手。每團隨軍婦女不得超過30人，且任何人不得霸占。 除了槍隊以外，查理還實施了一種按武器劃分的編制，這種編制在實戰中常常是必要的。最後，他甚至頒布了多份詳細的操練條令，其中一份如下： 為通過訓練提高士兵在戰時的武器運用能力，公爵有令：駐守鎮堡或其他有空餘時間的情況下，團長、路長、帳長應時常率領騎士到操場訓練，有時可以只穿上半身盔甲，有時須身穿全甲。在操場上，騎士應練習緊密陣形，放下騎槍發起全速衝刺，同時不得遠離團旗，或者按照命令散開，然後重新聚合，互相支持，共同阻止敵軍進攻。射手也要帶著坐騎參加訓練，要精通下馬後開弓的技術。為此要向他們展示如何將馬牽到後方，整齊地排好，每三匹馬的籠頭栓到一匹扈從坐騎鞍橋的鉤子上。射手要快速整隊開始射擊，不得忙亂，最後還要讓矛手以緊密陣形擋在射手前方。但在發出指定信號後，矛手應單膝跪地，矛尖向上，舉到馬胸的高度，形成一堵牆，以便後方的射手放箭。發現敵軍陷入混亂時，矛手應按照教導的方式發起衝鋒。為了抵禦兩邊的進攻，矛手還應練習貼背陣、方陣和圓陣。矛手永遠應該以緊密陣形擋在射手外側，以便擊退敵軍騎兵進攻，同時還要將射手坐騎和扈從圍在中間。軍官一開始可以分小組練習，待一組熟練，再教下一組。這也是監督士卒，讓他們不敢開小差或賣掉馬匹裝備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提前不知道軍官何時要操練。如此一來，人人就會恪盡職守，為戰爭做好準備。 閱讀這些操練條令時，我們會感覺中世紀被遠遠拋在身後，有些操課甚至會給人相當現代的印象，但這種印象是騙人的，世界史的時代轉型不會發生得這麼快，這麼容易。如前所述，法國國王費盡辛苦才將傭兵團改造為正規軍團。同理，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現代騎兵和步兵脫胎於中世紀騎士和步卒的過程是相當緩慢而艱難的。大膽查理的操典甚至算不上邁向現代的一步，它產生於一個精幹、聰敏、雄壯的靈魂，也恰好走上了正確的方向。但它仍然沒有邁進新時代，因為它憑藉的要素很快就會被一股強大得多的力量壓倒。這位末代勃艮第公爵的軍制毫無現代色彩，相反，它是中世紀最晚出、最細緻——甚至可以說最微妙——的產物。從後續發展來看，這套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它有了兵種劃分的萌芽。但操典是虛假的，最起碼這些操典取得的成果與今天理解的操練沒有半分關係。現代操典要求的兵力運用方式與查理條令完全不是一類事物，後者充其量是一些好的建議。本書之後還會用大量篇幅討論這個問題。就「敕令軍團」全軍騎馬這一點來看，它確實是從騎士到現代騎兵轉化過程中的一環，但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說到頭，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騎士。而「軍團」中的步卒和射手就與歐洲日後的步兵完全沒有關聯了，後者的根源完全不一樣。「敕令軍團」之所以仍然屬於中世紀軍隊的範疇，決定性因素在於組織形式，也就是以「槍隊」為基礎的編制。「槍隊」的固有內涵是：騎士是戰鬥員，其餘人都是輔助。事實上，輔助部隊的數量是如此龐大，以至於我們可以將騎士設想為小隊的軍官。回想一下與平民士兵並肩作戰的下馬騎士確實發揮了提振眾人士氣的作用，這一點也是朝向現代軍官概念的進步。但在敕令軍團中，現代軍官概念也只是有所暗示罷了；「槍隊」中的騎士絕對不是我們和軍事史中所說的「軍官」，而仍然是主戰兵力。此外，大膽查理劃分兵種是一個指向未來的舉措，但也抹殺了騎士的「軍官化」，因為這時騎士和步卒根本不在一起作戰。於是，「敕令軍團」下的槍隊只是中世紀編制的一種尋常改良，也就是通過引入輔助兵種和一定程度的秩序規範，從而為「混合作戰」中的騎士提供支持。 崛起中的君主國在中世紀末期採取這套制度是符合邏輯的，但歸根結底，它必然不會開花結果。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很快就要後來居上了。因此，我們不必像對待中世紀前中期那樣深入探究15世紀軍制的細節。一旦我們看到即將為騎士帶來終結的新興力量，末日前的改良努力便失去了意義。 7　坦嫩貝格會戰、蒙萊里會戰及同時期的其他若干戰鬥 坦嫩貝格會戰 （1410年7月15日） 儘管坦嫩貝格會戰（battle of Tannenberg）本身和結果都很重要，儘管時人有大量記述，但流傳下來的只有很不確切的記載。1 續寫德特馬（Detmar）《呂貝克編年史》的作者說波蘭-立陶宛聯軍有510萬人，甚至比歷史之父筆下的薛西斯大軍還要多。馬格德堡《世俗法官編年史》的記載與其相符，說戰死者總數為63萬。編年史中給出的最小兵力數字是德軍8.3萬，波蘭軍16.3萬。海威克（Heveker）[149]估計條頓騎士團的兵力為1.1萬人左右，包括3850名重裝武士、3000名侍從和4000名騎馬行軍下馬作戰的射手。此外還有少數步兵，他們沒有上陣，交戰期間一直守在車營里。 海威克估計波蘭-立陶宛聯軍的兵力為16500名騎兵，大約比德軍總兵力多一半。此戰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波蘭人德烏古什（Dlugoss）[150]也說聯軍兵力大得多。聯軍統帥是拉迪斯勞斯·雅蓋隆國王（King Ladislaus Jagiello），但真正的靈魂人物是國王的堂弟、立陶宛大公維托爾德（Witold）。 大團長烏爾里希·馮·永京根（Ulrich von Jungingen）將主動權讓給了波蘭人。當波蘭人沿著維斯圖拉河右岸行軍時，他將陣地選在維斯圖拉河支流德爾文察河（Drewenz）之後。據文獻記載，德軍似乎曾在庫爾澤尼克（Kauernick）附近阻止敵軍渡過德爾文察河。我很難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雙方遲早會有一戰。或許是因為普魯士人尚未集結完畢，或者是他們有半渡而擊的打算吧。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波蘭人都知難而退，轉向東行，準備在德爾文察河的源頭處渡河。 德軍平行地跟著波軍前進。接著由於德爾文察河急拐向北，德軍決定渡河，然後在敵營眼皮底下的村莊坦嫩貝格附近擺開了陣勢。有關德波雙方的文獻一致認為，條頓騎士團消極等待而沒有趁波軍列隊未成之際立即發起進攻是一個錯誤。但這顯然不過是事後諸葛。普魯士後軍直到會戰快打完時才趕到，重型火炮來得也太遲了，只能安放守營而已。因此可以說，騎士團在開戰時也沒有部署完畢；文獻記載，等了很久的人恰好站在前排，不理解為什麼要等那麼久。他們是夜裡從剛下過大雨的盧巴瓦（Löbau）城郊啟程，頂著7月的大太陽走過來的，直線距離不少於25千米。因此，部署自然要花很長時間。至於波蘭人，他們早晨6點左右才出發，只走了7英里（約11千米），而且已經挖好了壕溝，只需要在軍營前列陣即可。因此，突襲是想都不要想了。如果我們假定大團長的意圖是打一場防守反擊戰，那麼他的戰略就是明智而前後一貫的。他的弩兵很厲害，甚至還有強大的炮兵；後者只有在防守中才能發揮最大效能。倘若他計劃在坦嫩貝格主動進攻的話，那我們就不能理解他為什麼5天前在庫爾澤尼克沒有出擊，又為什麼會任由波蘭人在普魯士境內大肆劫掠那麼長時間。但如果他打算迫使敵軍進攻的話，那麼一切就清楚了：他在本土等待敵軍，列陣於德爾文察河之後，在坦嫩貝格讓部下呆立了那麼久。他的陣地緊貼著波蘭人行軍路線的側面，堵住了對方的去路。他的右翼可占據格林費爾德森林（Grünfeld Forest）的有利地勢，左側是坦嫩貝格村，前方整體是一塊平地，但有些許起伏，且有多條小的溝谷，因此仍然會為進攻方造成許多困難。2 第一次接到條頓軍逼近的消息時，波蘭人立即備鞍上馬，要儘快列陣。這時，兩名信使來到拉迪斯勞斯國王面前，代表大團長獻上兩把劍作為挑戰。如果可以認為大團長的禮儀行為是為了爭取時間的話，那麼這一點同樣符合我們對會戰的整體概念。 讀者大概已經注意到了，條頓軍的陣地位置與尼科波爾會戰中巴耶濟德非常類似。儘管文獻中沒說德軍射手像耶尼切里那樣在身前樹起了柵欄（巧合的是，有記載專門說他們在庫爾澤尼克這樣做了），但他們在正面有一排火炮。 但戰果與尼科波爾恰恰相反。火炮的作用本來就很小，加上開戰時的雷雨打濕了火藥，更是雪上加霜。弓弩手至少在左翼對立陶宛的輕裝部隊取得了不錯戰果。接下來騎士發起衝鋒，將立陶宛人打到潰逃。但中央和右翼的德軍苦戰之後還是被優勢巨大的波蘭人擊敗了。波軍沒有重蹈法軍在克雷西和尼科波爾的覆轍，分批零星地進攻，而是首先將部隊完全展開，然後全軍同時出擊。在人多勢眾的敵軍面前，普魯士的弩手和火炮派不上用場，條頓騎士的勇猛也無濟於事。就連從追擊立陶宛人的行動中返回的騎士也不能扭轉大勢。騎士團內部後來有一個背叛致敗的說法：來自庫爾姆的騎士不服騎士團領導，降下旗幟，逃離了戰場。 我們不必相信此說。在考察尼科波爾與坦嫩貝格的不同結局時，我們只能假定騎士團從境內徵調的射手和騎兵，不管從軍事素質還是奉獻程度來看，都與巴耶濟德的耶尼切里和斯帕西不可同日而語。穆罕默德的教誨和隨之而來的紀律性都蘊含著極為強大的好戰氣魄。再考慮到數量關係反轉的因素——巴耶濟德很可能具有兵力優勢，永京根的兵力則肯定大大少於對手，而且開戰時甚至還沒有全軍到齊——兩場會戰在相似的戰場條件、相似的戰術下產生了不同的結局就不再稀奇了。 列於陣後並安放重炮的條頓車營被追上來的波蘭人攻破了。大團長和205名騎士團成員陣亡。3 蒙斯特勒萊對坦嫩貝格會戰的記載 為了展現事件會被時間歪曲到何等程度，我這裡要舉出法國人蒙斯特勒萊（Monstrelet）[151]對坦嫩貝格會戰的記載為例。他續寫了傅華薩的編年史，是當時最重要、運用最廣泛的史料作者之一。他寫道： 1410年6月16日，普魯士大團長率領大批騎士——包括騎士團成員和其他列國騎士——共計30萬名基督徒侵入立陶宛，要將它夷為平地。立陶宛國王和薩爾瑪提亞人的國王立即率領大約40萬撒拉遜人迎戰，雙方打了一仗。基督徒贏得了勝利，大約3.6萬名撒拉遜人陣亡，包括立陶宛海軍統帥和薩爾瑪提亞人的元帥，倖存者逃之夭夭。基督徒一方約有200人戰死，但傷者甚眾。 不久，普魯士大團長的大敵、剛剛為了贏得波蘭王位而假意皈依的波蘭國王率領波蘭人來援助前面提到過的撒拉遜人，鼓動他們再次對普魯士開戰。於是，上次戰敗8天後，雙方再次針鋒相對：一方是波蘭國王和前面提到的兩位國王，約有60萬戰士；一方是普魯士大團長和其他幾位基督徒大領主。後者被撒拉遜人打敗，陣亡者達6萬以上，包括普魯士大團長、諾曼底貴族維厄維爾領主（seigneur de Vieuville）之子讓·德費里埃爵士（Sir Jean de Ferrière），還有同樣來自皮卡第（Picardy）的杜布瓦·德內坎領主（seigneur du Bois d』Annequin）之子。戰敗原因通常認為是匈牙利王軍司令的過錯，他在基督徒軍的第二梯隊，帶著全部匈牙利人臨陣脫逃。4 但撒拉遜人的勝利和榮耀也不是沒有代價，因為據先鋒官和名為亨貝伯爵（count de Hembe）的蘇格蘭私生子報告，除了1萬名波蘭人以外，還有12萬名撒拉遜人被殺。 科米訥對蒙萊里會戰的記載 （1465年7月16日） 沙羅勒伯爵（count of Charolais，即大膽查理）儘可能與父親達成和解後便馬不停蹄地率領騎士出征，身邊有他的事務總管和最重要的將領聖波勒伯爵相隨。他大概有300名騎士和4000名弓手，還有來自阿圖瓦、埃諾和弗蘭德斯的許多優秀騎士和貴族（écuyer，盾士）投入沙羅勒伯爵麾下。另外，克利夫公爵之弟拉瓦斯丁領主（seigneur de Ravastin）和勃艮第私生子安東兩人也帶來了數量相當的隊伍（bandes），手下都有勇猛而受尊重的騎士。為免冗長，其他將領不再一一具名，其中包括兩名深受沙羅勒伯爵敬重的騎士：年長的騎士奧爾布丹領主（seigneur de Haubourdin），是聖波勒伯爵的私生子兄長，揚名於英法戰爭期間。那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五世統治著法國，並與勃艮第公爵腓力結盟。另一位是與前者年紀相仿的孔泰領主（seigneur de Contay）。兩人都是有勇有謀的騎士，被委以軍中重任。 軍中也有充足的年輕騎士，包括名望甚高的拉蘭的腓力（Philip of Lalain）。他出身的家族中少有不勇猛的人，幾乎全都為領主戰死沙場。軍中有大約1400名裝備和武藝低劣的騎士，因為這些人長期過著和平生活，自阿拉斯條約簽訂以來就基本沒見識過長期征戰。按照我的觀點，他們已經過了至少36年的承平日子，只與根特城發生過幾次時間短、規模小的戰鬥。騎士們兵強馬壯，武備充足，大部分都有五六匹高頭大馬。軍中還有8000名或9000名弓箭手。招兵時全都叫上了，等到動員完畢時，再想把多餘的人送回去可就難了。 由於長期和平，且領主仁慈、輕徭薄賦，勃艮第臣民當時過得非常舒服。在我看來，勃艮第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有資格被稱為應許之地。他們享受著後來再也沒有的安穩富足，於今已有23年。男男女女生活奢侈，衣著浮華。歡宴作樂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都要繁盛氣派，男女混浴嬉戲司空見慣，靡費而無恥（我指的是下層女子）。總而言之，當年不曾有君王縱容臣民至此，當今也不知有一國悲哀至此，我認為他們的命運正是由昌盛歲月的罪孽帶來的。他們尤其不懂得自己獲得的一切恩典都來自神，悅神者方得恩典。 在大軍整裝待發——集結過程非常迅速——之際，沙羅勒伯爵便帶著全員出發了。除了炮兵以外，全軍都騎馬。那時的火炮又大又笨重，還有無數車輛，將大部分軍隊包在裡面。對伯爵而言，上述所有的這一切都屬於他自己。 伯爵向努瓦永（Noyon）進發，圍攻防守嚴密的小城堡內勒（Nesle），幾日後攻下。法國元帥若阿欽（Marshal Joachin）從佩羅訥趕來，一直在伯爵不遠處，但因為手下兵少，所以對他無可奈何。當伯爵逼近時，他就撤往巴黎。 伯爵一路有徵無戰。他的部下從不強搶，於是索姆河沿岸和其他城市都允許他率大軍入城，花錢購置軍需品。城市似乎都迫切地想知道哪一方更強，國王還是諸侯。 伯爵來到巴黎附近的聖但尼，其他諸侯準備在這裡加入他的隊伍，但還沒有現身。布列塔尼公爵派來副相作為代表，給了他一張簽好字的空白文書，許其按照需要填寫內容。副相出身諾曼底，非常精明；鑒於有人詆毀他，精明正是他迫切需要的品質。 經過大規模的遭遇戰，伯爵兵臨巴黎城下，損害了市民的利益。就騎士而言，城中只有若阿欽的隊伍和農杜耶領主（seigneur de Nantouillet），這位領主後來成為大團長、忠心侍奉法國國王不亞於任何臣民，卻沒有得到多少獎賞。農杜耶被苛待主要不是國王昏庸，而是對手無端詆毀。當時（我後來得知）巴黎城內有許多人嚇得高呼道：「他們進城了！」但這話並無根據。然而，我前面提到過、從小在巴黎長大的奧爾布丹領主認為他們應該攻打巴黎，它當時的城防不似現在這樣堅固。騎士們也願意出擊；他們看不起市民，一路打到了城門口。但攻取這座城市的希望很小。於是，伯爵撤回聖但尼。 次日，他們商討是否要去找貝里公爵（duke of Berry）和布列塔尼公爵，布列塔尼副相說兩人就在當地。副相向眾人展示了兩位公爵的來信，其實是他自己在空白文書上寫的。事實上，他對兩人的情況一無所知。儘管許多人支持撤軍，大家還是決定渡過塞納河，因為其他諸侯沒有踐行承諾，而且他們可能覺得渡過索姆河和馬恩河（Marne）就夠了。許多人感到不安，因為身後沒有一旦情勢需要便可退守的要塞了。全軍上下對聖波勒伯爵和副相滿懷怨氣，但沙羅勒伯爵還是渡過塞納河，紮營於聖克盧橋（bridge of Saint Cloud）附近。抵達後次日，他收到一位法國貴婦人的來信，信中說波旁國王（即路易十一）正在強行軍向他撲來。 國王看到沙羅勒伯爵正逼近巴黎，而且擔心巴黎市民會向他打開城門，或者向已經加入公益同盟（League of Public Weal）[152]、正從布列塔尼趕來的國王之弟和布列塔尼公爵二人打開城門。更擔心其他城市會效仿巴黎，於是率部強行軍進駐巴黎，阻止兩股敵軍會合。他後來向我談起當年情形時多次提出，他本無意交戰。 如前所述，沙羅勒伯爵得知波旁國王出兵撲來，於是也決定率軍迎擊。他公布了信件的內容，沒有指明信是誰寫的，號召大家盡力而為，因為他已經決定冒險一戰。他在巴黎附近的隆瑞莫村（Longjumeau）紮營，王軍司令則率領全體先鋒駐於上游14英里（約22.5千米）的蒙萊里。伯爵派出探子偵察國王進軍路線。在聖波勒伯爵在場的情況下，交戰地點選在隆瑞莫村旁。按照公議，當國王逼近時，聖波勒伯爵應撤回隆瑞莫。決策做出時，奧爾布丹領主和孔泰領主也在場。 正當沙羅勒伯爵駐於隆瑞莫附近，前鋒接近蒙萊里時，他從一名俘虜口中得知曼恩伯爵（count de Maine）已經與國王會合，王室領地的軍隊都到齊了，約有2200名騎士。另有從多菲內（Dauphiné）徵召來的隊伍和四五十名薩伏伊貴族，而且國王正與曼恩伯爵、諾曼底大總管布雷塞（Breszey）、出身蒙托邦家族（House of Montauban）的法國海軍司令和其他人磋商。最終，國王力排眾議，決定不開戰，只是進入巴黎城內，遠離勃艮第軍營。我認為他的謀劃很好。由於誤信大總管，國王問他之前可曾將總管印信交給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的諸侯。總管像往常一樣哈哈大笑，回答說已經給了，諸侯會把印信看管好的，但他的身體屬於國王。國王對回答感到滿意，於是派他指揮後衛部隊並負責路線選擇。因為前面已經講過，國王希望避免戰鬥。接下來，大總管擅自對一位親信說：「我今天要把隊伍帶到對方陣前，除非有特別聰明的人，否則誰也別想把兩軍分開。」他也這樣做了，但頭一個死掉的人就是總管自己。這些內容是國王對我講的，因為我當時在沙羅勒伯爵一邊。 1465年7月16日，王軍前鋒抵達聖波勒伯爵駐守的蒙萊里。後者火速向紮營於14英里（約22.5千米）外預定戰場的沙羅勒伯爵派出信使，請求儘快增援。因為敵軍騎士和弓手已經下馬，離車營很近了。他說自己不能按照命令撤退，因為那樣看起來像逃跑，從而危及全軍。伯爵立即派出勃艮第私生子安東率大隊人馬前去。他猶豫要不要親往，但最後還是跟著其他人出發了，抵達時快到7點。5隊或6隊王軍已經到了，兩軍之間有一條長長的溝渠。 沙羅勒伯爵發現聖波勒伯爵下了馬，其餘人都已就位。射手已經下馬，每人都在身前插了一根木棍。現場有幾桶開封的葡萄酒供士兵飲用。就個人淺見而言，我從沒有見過戰意更盛的軍隊，這一點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最初的決定是全體步戰，無一例外，後來又改了，騎士還是在馬上作戰。但有幾位勇敢的騎士被要求下馬，包括科爾德領主（seigneur de Cordes）兄弟。拉蘭領主腓力也下馬了，因為勃艮第人最敬重與弓手並肩步行作戰的人，其中不乏大領主，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步兵更好地安心作戰。勃艮第人是從英軍學會這一招的，後者曾與腓力公爵一同與法國交戰，整整打了32年，期間沒有一次停戰。但那時的仗主要是富足而強大的英格蘭人在打，統領他們的是勇猛非常的亨利國王。國王有好幾位智勇雙全的弟弟以及索爾茲伯里伯爵塔爾博特（count of Salisbury, Talbot）等優秀將帥。還有其他人我就不提了，因為他們與我不是一個時代，儘管我見過其中的不少人。當神厭倦了對他們的眷顧時，這位明主便殞命於萬塞訥森林（Forest of Vincennes），他的瘋兒子在巴黎登基為英法兩國的王。英格蘭的其他顯貴變了心，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到今日乃至此刻的分裂。約克家族篡奪了王位，或者說合法占有了王位——我不知道依憑何在，因為王位歸屬是由上天決定的。 勃艮第人先下馬，又上馬，一來一去浪費了不少時間，也蒙受了傷亡。勇猛的年輕騎士拉蘭的腓力因為盔甲不好而死去。王軍排成一列縱隊穿過托爾富森林（Forest of Tourfou）。我們抵達時對方連400人都不到，許多人認為要是立即出擊的話，我們根本不會遇到抵抗。因為我已經講過，敵軍後面的人只能一個接一個地上來。不過，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增多。高貴的騎士孔泰見狀後立即去找沙羅勒伯爵建言，說要想打勝仗，現在就是進軍的時機。他給出了自己的理由，說若是早一些出擊，敵人早就被打敗了。因為他發現敵軍之前數目很少，而眼下顯然正越來越多。這也是正確的。 接著秩序大亂，不再有討論了，因為每個人都想發表見解。另外，一場大規模遭遇戰已經在蒙萊里村邊打響了。雙方都只有弓手。國王一方由龐塞·德里維耶爾（Poncet de Rivière）率領，全都是「敕令軍團」的弓手，身著統一的金邊制服，秩序嚴整。勃艮第一方則既無秩序，又無領導，這種人最容易挑起遭遇戰。拉蘭的腓力、雅克·杜馬斯（Jacques du Mas）下馬和他們在一起。雅克很有名望，後來擔任勃艮第公爵查理[153]的馬政總管。勃艮第人多，奪取了一座房屋，拆下兩三扇門板當盾牌，開始向街道推進，還點燃了一間屋子。風向有利於他們，將火勢吹向王軍。王軍遂開始後退，上馬逃竄。聽到這邊的動靜後，沙羅勒伯爵率軍出擊，丟掉了所有之前決定的部署。他們本來打算分三個階段進軍，因為雙方之間的距離太大了。王軍在蒙萊里城堡附近，陣前有一大片樹籬和一條壕溝。田裡的麥子、豆子等作物長得茂盛，因為那裡的土壤很肥沃。伯爵的所有弓手都在他前面亂糟糟地走著。我認為弓兵在戰鬥中發揮的作用最大，但人數一定要多，人少則無用。他們應該也沒有好馬，不會為丟掉坐騎而難過，甚至根本沒有馬。但總有一天，他們會證明自己，全體都是訓練有素的弓手。世界上最優秀的弓手，英格蘭人也是這樣認為的。 我前面講過，伯爵決定行軍途中休息兩次，因為路途遙遠，而且茂密的莊稼不利於行動。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仿佛他們是故意要毀滅自己。神在此事中表明，成敗掌握在神的手中，勝利由神任意賜予。我認為，讓這麼多人擺出並維持整齊的陣形也好，讓戰局完全按照帷幄中的運籌也好，這都超出了人的智慧。我還認為，凡是相信這兩件事的人都犯下了違逆神的罪，假如他思維正常的話。相反，每個人都要盡力而為，為所必為，明白勝敗是神在掌握，神往往是通過小事和意外來操縱勝敗的。而且神有時會將勝利賜給一方，有時又會賜給另一方。此間奧妙無比，能讓王侯大國毀於一旦，又讓其他勢力崛起為霸主。 書歸正傳，伯爵馬不停蹄地行軍，弓手步卒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王軍從樹籬兩側出來，當雙方接近到可以將騎槍放平的距離時，勃艮第騎士不等弓手射出第一輪箭就沖了出去，儘管弓手才是全軍的精華和希望；因為我相信在1200名騎士中，會把槍端平的人不超過50名，身穿胸甲或有穿甲侍從的人不超過400名。這一切都是因為承平日久，加上歷代勃艮第公爵為了不給人民造成負擔，就沒有維持一支常備軍。從那天起直到現在，勃艮第就再沒有過和平，如今更比任何時候都要糟糕。 於是，勃艮第人自己毀掉了全軍的精華和希望。但神是如此不可思議，令伯爵在正對城堡的右翼取勝了，沒有遇到抵抗。那一天，我一直在他身旁，感到的恐懼比之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少，因為我太年輕了，還不知恐懼為何物。但令我驚訝的是，沒有人敢抵擋伯爵的鋒芒，他在我眼裡是最強大的人。缺乏經驗的人就是這樣，見解中混雜著糟糕的理由和貧乏的認知。因此，我們最好接受這種人的見解，他知道世人從不後悔說得太少，卻常常後悔說得太多。 左翼是馮·拉芬施泰因領主（seigneur von Ravenstein）、聖波勒的雅克和其他一些人。他們的騎士不足，似乎抵擋不住，但距離敵人已經太近，來不及換陣形了。他們確實也很快被打敗，趕回車營內；大部分人逃進了2英里多（約3.2千米多）以外的森林。有幾隊勃艮第步兵在車輛附近重新集合。追兵中有多菲內、薩伏伊的騎士和許多武士。他們覺得仗已經打贏了，因為包括許多大領主在內的左翼勃艮第軍大潰，紛紛逃往以為還在自己手裡的聖馬克桑斯橋（bridge of Sainte Maxence）。林中還有不少人。和其他人一起，聖波勒伯爵也帶著大批護衛撤退了（車營離林子很近）。他後來明確表示，他到那時還不覺得大勢已去。 再看沙羅勒伯爵一邊。他只帶著少量隨從一路追到蒙萊里以外2英里（約3.2千米）左右的地方。因為大隊敵軍都不知道自衛，他就覺得自己已經贏了。一位來自盧森堡、名叫安東·勒布雷頓（Anton le Breton）的年長貴族想把他拉回去，告訴他法國人已經重新集結了，繼續追的話肯定會吃敗仗。儘管他反覆說了兩三遍，可伯爵還是沒有停下。這時，我前面提到過的孔泰領主也匆匆趕來，跟他說了同樣的話，語氣相當強硬。於是他聽從了建議，轉身回返。我相信如果他再前進兩箭之距，他就會和許多其他人一樣被俘了。穿過村莊時，他遇見了一支敗逃的步兵。儘管他身邊不過百騎，還是上前追擊。但一名步兵轉身用矛刺中了他的腹部，我當天晚上親眼看到了傷口。其他人大多穿過園圃逃走了，但那人被殺了。當伯爵從城堡近前經過時，他看見國王衛隊的弓手站在大門前。他驚訝極了，因為他還以為王軍已經放棄了抵抗。他轉向一旁，想要沙場決勝，結果在那裡遭到十五六名騎士的攻擊。（他已經與不少部下失散了。）敵人殺掉了他的同伴——手持一面伯爵紋章旗的腓力·德奧格尼斯（Philip d』Orgnis）。伯爵也深陷險境，多次被擊中，有一次被短劍劃到脖頸，因為綁得不牢的護齶早晨就掉了，結果留下一道終生不消的傷疤。我親眼見到護齶滑落。一人將手放在他身上，高喊道：「投降吧，仁慈的大人！我認識你；不要把自己害死啊！」但他還是繼續抵抗。就在這時，個子高、塊頭大、力氣也大的巴黎醫師之子約翰·卡代（Johann Cadet）騎著一匹雄壯的馬趕了上來，把敵人驅散了。王軍又撤回早晨列陣的戰壕里，因為他們看到我們這邊有人來了。血流如注的伯爵來到田地中部相迎。勃艮第私生子的軍旗被砍得只剩下一英尺（約0.3米）長，伯爵弓手的軍旗下總共不到40人；我們身邊不過30人。就這樣，我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會師了。後來出了名的伯爵侍從西蒙·德坎熱（Simon de Quingy）送來一匹新馬，伯爵毫不猶豫地騎了上去。伯爵在地里四處召集部眾，但哪怕有100名敵人衝過來，我們這些還留在那裡的人就只會想到逃跑。10人、20人加入了我們，有的步行，有的騎馬；步兵們在艱苦的行軍交戰過程中受了傷，而且筋疲力盡。伯爵很快就回去了，但身邊連100人都沒有；不過，更多人漸漸聚了過來。半個小時前還高高的莊稼現在都禿了，田裡塵土飛揚。四處都是倒地的人馬，但煙塵太大，辨認不出死者身份。 沒過多久，我們就看見聖波勒伯爵從林中出來了；他大約有40名騎士，軍旗也在身邊。他直奔我們而來，更多人朝他聚攏過來，但看起來還有很遠的樣子。我們三四次派出信使催促，但他並沒有調整速度，一直慢悠悠地走來。他讓人撿起被扔在地上的騎槍，整齊地走過來，此舉令我們大為振奮。他來的一路上召集了很多人馬，與我們會合後共有約800名騎士。他手下步卒很少——如果有的話——使伯爵沒能大獲全勝，因為兩軍戰線之間有一大片樹籬和一條壕溝將其隔開。 在國王一邊，曼恩伯爵和其他一批人，約有800名騎士逃跑了。很多人說曼恩伯爵與勃艮第人結盟，但我不相信是這樣。兩邊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臨陣脫逃，但兩位統帥一直在戰場上。在國王一邊，有一位顯貴馬不停蹄地跑到了呂西尼昂（Lusignan）；在伯爵一邊，有一位大領主逃到了孔泰河畔凱努瓦（Quesnoy-le-Conte）。兩人都無意交戰。 兩軍對面列陣，火炮開了幾發，兩邊都有人被打死。誰都不想再打了。我軍人數更多，但國王親臨前線，發言激勵騎士的行動非常有效。我確實認為，從我在現場的了解判斷，要不是有他在，他們肯定早就跑光了。我們這邊有幾個人想再次開戰，尤其是奧爾布丹領主，他說自己看到有一列敵軍在逃跑，只要我們能拉出100名弓手越過樹籬射擊，全軍就會動起來。 儘管有這樣的提議建言，但直到夜幕降臨，雙方連一場小規模戰鬥都沒打。國王退回了科爾貝（Corbeil），我們卻以為他露宿了一晚。國王先前所在的地方有一罐火藥被意外引燃，接著燒了幾輛大車，沿著樹籬一路蔓延，我們還以為那是敵軍的篝火。 聖波勒伯爵以實際統軍者的身份出面，下令將車營推進到我們之前所在的位置，把部隊圍起來；奧爾布丹領主的態度甚至要更堅決。我們照做了。當我們再次擺好陣勢時，許多先前追擊我們的王軍將士沖了上來，自以為勝券在握，結果被迫從兩邊撤退。有一些人成功逃脫，但大部分都被殺了。國王一邊戰死的顯貴有王室總管聖貝林的戈德弗雷（Lord Godfrey of Saint Bellin）和隊長弗洛凱（Flocquet）。勃艮第一方有拉蘭的腓力陣亡，步卒和非顯貴死得比王軍更多。但王軍的騎兵死得更多。王軍從逃跑的人里抓到了更多俘虜。兩邊合計戰死者至少有2000人。仗打得很漂亮，兩邊都有勇敢的，也有怯懦的。但在我看來，兩軍能在戰場上重新集合，對壘三四個小時，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兩軍統帥肯定嘉獎了戰場上的忠勇之士，但在這一點上，他們表現出的是凡人的樣子，毫無天使的姿態。一個人因為臨陣脫逃而丟掉了官位勛榮，然後交給另一個比他多逃了45英里（約72千米）的人。我們這邊有一個人被剝奪了官位，主人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但過了一個月，他比過去還要受尊崇。 在車輛的環繞下，我們盡力搭起了營帳。我們有很多人受傷，大部分人灰心喪氣，害怕巴黎市民和巴黎城內有200名騎士的若阿欽元帥會發起進攻，讓我們陷入兩面夾擊中。那天晚上特別黑，於是50個槍隊被派出去確定御營的位置；但出於偶然原因，只有20個槍隊出動了。我軍營地與我們以為的御營位置之間大概有三箭之距。同時，沙羅勒伯爵和其他人一樣進了一點飲食，脖子也包紮了。我們搬走四五具屍體才給他騰出地方吃飯。那裡有兩小捆稻草，他就坐在上面。眾人正要搬走一名倒在地上的可憐人，他開口要喝的東西。大家給他倒了一點伯爵剛喝過的藥水，他就好了。他原來是伯爵衛隊中的一位名射手，叫薩沃羅特（Savorot）。他接受了包紮和治療。 現在，他們要討論接下來的行動。聖波勒伯爵首先發言；他認為我們身處險境，建議天一亮就朝勃艮第方向走，燒掉部分車輛，保住火炮就行。除手下有10個槍隊以上者，任何人不得帶車上路。他說，部隊沒有糧草是不可能留在巴黎和國王之間的。接著，奧爾布丹領主說大家應該先聽聽探子回報。另有三四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最後，孔泰領主說一旦流言在軍中傳開，人人都會逃跑，走不到90英里（約145千米），俘虜就會被抓。他給出了幾條好的理由，說在他看來，大家在夜裡應該儘量休息好，等到破曉時分向國王發起進攻，奮戰到底。他認為這樣做比逃跑更穩妥。伯爵聽取了康泰領主的意見，決定全軍修整兩小時，但號聲響起時要做好戰鬥準備。然後，他派出幾名領主去激勵戰士。 臨近午夜，探子們回來了（可以想見，他們沒有走太遠），報告說國王就在剛才看見起火的地方附近。其餘探子即刻被派了出去。一個小時後，所有人都做好了戰鬥準備，可大多數人寧願逃跑。快到早晨時，營中派出的人遇到一位我們這邊的車夫。他前一天早晨曾被俘虜，當時正從村里往外送酒，對探子說敵人全都離開了。他們把消息送回軍中，同時前去核實真假。他們發現情況正如車夫所說，於是回營報告，引得全軍大悅，許多一個小時前還消沉不已的人現在說應該追擊敵軍。我的馬又老又累，還喝了一桶酒。它是偶然把頭伸到了酒里，我就讓它接著喝了。我從沒見過它像今天這樣振奮和精力充沛的樣子。 天亮時，大家紛紛上馬，各隊列好陣勢。同時，許多躲在林子裡的人也歸隊了。沙羅勒伯爵叫來一名方濟各會修士，命令他說自己從布列塔尼軍中過來，他們白天就會抵達。此舉大大鼓舞了士氣，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沙羅勒伯爵一整天都在戰場上，心情很好，因為他認為當日局勢是自己的功勞。這種看法之後讓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因為從那時起，他便師心自用，再也不聽別人的建議。那天之前，他不曾統軍，也不喜歡一切與統軍相關的事物；但那天之後，他改變了心意，直到死去，因此丟掉了性命，家族覆滅了，即便家族沒有全毀，至少是損失慘重。他之前的三位公爵偉大而聰慧，大大提升了家族的地位；除了法國國王以外，罕有國王像他一樣實力雄厚，更無一位國王擁有更宏大、更美麗的城市。自視過高的人，尤其是君主不懂得恩典和幸福來自於神。關於他，我還有兩件事要說：其一，我相信不曾有人能開創比他更大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成就；其二，我不知道有誰比他更膽大。我連續7年隨他出征，至少整個夏天都在一起，有時冬天也在，但我從沒聽他說過自己累了，從沒見過他表現出害怕。他的設想是宏大的，他的決定是重大的，但沒有人能做得到，除非有神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