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戰爭 · 第五篇　瑞士人

1　瑞士地方共同體的形成 當法蘭克王國的伯爵領從行政區變成封地進而變成世襲產業時，它們也就逐漸瓦解了。國王先是賜予個別家族，但尤其是主教和修道院，不受伯爵管轄的豁免權，最後直接將伯爵的權力交給了他們。隨著公器化為私產，許多城市也爭取到了政治獨立。此外，一批幅員廣大的村社和村莊也擺脫了封建領主的統治，成為帝國的直轄領地。 這些城鄉的獨立一部分是因為有利的特殊情況，比如公爵絕嗣，於是它們就被解放了。一部分是因為它們獲得了王室領地的特殊地位，還有一部分是因為百戶自擇首領，百戶長（hunno或tunginus）的古老權利尚存。儘管這一官職在別處已經淪落為伯爵任命的下屬，但它在一些地方還保存著某種群眾對首領的批准權，從這個內核就可能生髮出新的獨立形式。 皇帝直轄村社存在於從迪特馬申（Ditmarsh）到弗里斯蘭的北海海濱、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摩澤爾河兩岸、韋特勞（Wetterau）、阿爾薩斯、施瓦本（平原和阿爾卑斯山谷都有分布）。有的村社發展為完全獨立、長久存在的共和國，如迪特馬申。有的被暴力推翻，如威悉河下游的施泰丁根（Stedingen），它於1234年在阿爾滕內施（Altenesch）被不萊梅大主教及其傭兵擊敗。有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1803年。[154]但在世界史上留下長遠影響的當屬阿爾卑斯山區的自由共同體。 8、9世紀，武士階層與農夫階層的區別在法蘭克帝國的德意志部分同樣逐漸形成，阿爾卑斯山區也不例外。阿勒曼尼公爵領（Duchy of Alamannia）或施瓦本各世襲伯爵領境內的山谷中也產生了擁有城堡和武士的伯爵家族、騎士家族和自由程度千差萬別的農夫。在原先面積廣大的邊區（march）中，隨著農業的傳播，地勢較低的部分被分割為一個個新建的小村莊，但山谷中卻保留了大片公有邊區——儘管人口有所增長，還有新興的城鎮。因為就算在中世紀，山谷中的農業規模也比現在大，但當地的主要經濟活動一直是在大片公有土地（allmende）上放牧。與公有邊區一同保存下來的是邊區全民大會；在大會與傳統政治體百戶重合的地方，這種組織尤其強健。施維茨（Schwyz）就是如此，區內公地長10時[155]（48千米），寬5時（24千米），至今尚在。施維茨鎮東南方是「自由會場（Weidhub），常用於開庭」，也是地方百戶成員大會的會場。1217年，康拉德百戶長（Konrad Hunn）代表共同體與愛恩西德倫修道院（monastery of Einsiedeln）簽訂了一份和平條約，不管他當時擔任百戶長的官職1，或者祖上當過百戶長，便以百戶長為姓氏。從13世紀起，「從官」（ammann）成了百戶長的通稱。有人認為，施維茨邊區——在古日耳曼人的意義上，也可以叫作「百戶」或「宗域」——14世紀的人口密度已經不亞於今日。因此，邊區共有約1.8萬人2，意味著成年男子有4000多人。其中3000人可隨時由從官徵召，幾個小時內就能有序集結，保衛家園。施維茨也有一些農場屬於外人，有的屬於倫茨堡伯爵（count of Lenzburg），有的屬於愛恩西德倫修道院，但絕大部分居民都是自耕農，公有邊區也將疏離者與社會整體結合在一起。 公有邊區的凝聚力很強，就連烏里（Uri）這樣居住著屬民——有的屬於蘇黎世女修院，有的屬於阿丁豪森男爵（baron of Attinghausen）等貴族——的地方也以邊區形式保留了緊密的共同體。從現實角度看，遠方修道院的所有權效力微弱，屬民和自由民沒多大區別。 如果地理經濟因素為一些地域共同體的強大組織性提供了基礎，它同樣也維繫和滋養著這些共同體的尚武精神。我們知道，騎士階層在十二三世紀越來越貴族化，人數也越來越少，愈發需要平民精銳士卒的補充。在不列顛群島，威爾斯山區一直是英格蘭國王的一大募兵源泉，阿爾卑斯山區對德意志國王也發揮著同樣的作用。與從事農耕的低地相比，山區牧人獵戶的生活更適合培養冒險尚武的精神，而貧苦生活也逼得山民向外求取利潤或軍餉。 13世紀的文獻中提到了施維茨人和烏里人當僱傭兵。31289年，哈布斯堡伯爵魯道夫征討勃艮第的軍中就有不少於1500名施維茨人。這些戰士無疑可以追溯到史籍留名之前很久。施維茨人與最主要的鄰居愛恩西德倫修道院反覆發生摩擦，可見其好鬥的性格。早在亨利五世皇帝時期（1114年），他們就與修道院產生了一次邊界糾紛，而這場糾紛又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亨利二世時期，施維茨人動不動就因之尋釁。 在烏里和翁特瓦爾登（Unterwalden），自耕農淪為世襲農奴的狀況比在施維茨更嚴重。但在腓特烈二世時期，烏里（1231年）和施維茨（1240年）先後取得了自由狀，規定當地居民不屬於任何伯爵或其他封建貴族，而由帝國直轄。隨著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滅亡，帝國徹底無力化，皇帝頒發的自由狀對各州（canton）不再有實效；自由狀反映和證明的是爭取自由的努力和意志，而不是實現自由的手段。決定性因素在於，這些農民團體手裡有武器，有能力對抗騎士的統治。早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末期，施維茨、烏里、翁特瓦爾登和盧塞恩市（city of Lucerne）便自行結盟。儘管它們與完全獨立還差得遠，但我們仍然會發現，伯爵領主對待他們是小心協商的態度，甚至登上王位後也是如此。我說的是哈布斯堡伯爵魯道夫。他的家族將女兒們嫁到伯爵和領主家，等夫家逐漸絕嗣後，領地便由哈布斯堡繼承。通過這種方式，哈布斯堡將瑞士和阿爾薩斯的大片土地連成一片。在魯道夫去世的鼓動下，3個農業州結成「永久聯邦」（1291年8月1日），只接受由本地人或同族人擔任的法官。他們尚未提出從官由本地人選本地人當的要求，但阿爾布雷希特國王預料到了他們的願望，於是只從阿丁豪森家族、施陶法赫爾家族（Stauffacher）和其他本土豪族中選任從官。 1308年，阿爾布雷希特被侄子謀殺，這些未經明確界定、以相互諒解和約束為基礎的政治關係產生了動盪。在局勢鼓動之下，農民團體開始考慮徹底拒絕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選侯們選擇盧森堡伯爵亨利七世為王，於是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王位。1309年，亨利宣布聯邦脫離哈布斯堡家族。亨利去世後，王位人選產生了分歧，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和巴伐利亞的路易兩方面各有人支持。這時，聯邦公開支持後者，對故主發起了攻勢。 如前所述，施維茨與如今歸屬哈布斯堡家族的愛恩西德倫修道院有宿怨。施維茨人原本就經常到愛恩西德倫的地盤搶掠，哈布斯堡派來的總督儘管有權力管，卻不敢插手。現在施維茨人有了自己的從官維爾納·施陶法赫爾，他們將修道院洗劫一空，還抓了一批修道士俘虜。4於是，腓特烈國王的弟弟利奧波德公爵要懲罰這些農民。他們在王朝內戰中是巴伐利亞的路易一黨，因此加倍危險。 2　莫爾加滕會戰 瑞士早期的歷史掩埋在無數如同瓦礫的傳說記載底下，必須先費力搬開它們才能研究。莫爾加滕會戰（battle on the 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就是如此。有的傳說是關於個人的，比如奧地利騎士胡嫩貝格（Hünenberg）。據說他將一張寫著「小心守衛莫爾加滕」的紙條綁在箭上，射給瑞士人報警。還有戰況描述讓學者搞錯了戰場位置，以為在莫爾加滕以南半小時路程的菲格勒富魯湖（Figlerfluh）邊上。因為這座在文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湖沒有那麼大，所以歷史學家們就假設當時的水位比現在高得多。真相是兩名業餘學者發現的：一位是醫生克里斯蒂安·伊滕（Christian Ithen）；一位是皮革廠老闆卡爾·比爾克里（Karl Bürkli）。他們面對所有職業軍人和專家學者堅持己見，最終得到了認可。早在1818年，伊滕就向祖爾勞本將軍（General Zurlauben）說明湖的水位不曾變化，這一點得到了歷史學和地理學兩方面的檢驗。比爾克里回溯了當時的文獻，藉助軍事知識和地形考據進行解讀，從而發現了戰略和戰術的正確關係，如今他的觀點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可。我是通過他寫的《真實的溫克爾里德》（Der wahre Winkelried）一書關注他的。該書面世時，我的《希波戰爭與勃艮第戰爭》（Perse-und Burgunderkriege）正要出版。1888年，我途經蘇黎世時拜訪了他，他是一位不同凡響的老先生。他自述年輕時曾跟隨維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156]赴德克薩斯州，要在那裡建立一座烏托邦社區。儘管資金充足，社區還是失敗了。他又去墨西哥軍隊服役，經歷了無數冒險，然後才回國。作為一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家，他一直是公眾人物，同時無疑也是一位爭議人物，除了政治理念以外，還因為他對本國軍事史的若干問題持有異端看法，所以瑞士學術界都不願意聽他說話。但他不僅閱讀量很大，而且天生具有歷史批判的本能，對過往時代也有驚人的觀察力，尤其在軍事史方面。他有時會被奔放的想像力引上歧途，發表一些不能直接從文獻中推導出來的言論，但他很少講本身不可能發生或者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的出發點是：這不是一個原本和平的農民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得揭竿而起的問題，而是一個由久經戰陣的長官指揮，由屬於自己的政權統領的好戰共同體精心策劃的一場戰爭。既然他們是有軍事經驗的人，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把關於他們的現存個別記載和行為跡象串聯成一套有計劃、有條理的行動，並以此為遵循。 從遠古時代開始，山民就會建造工事阻絕谷口，強化天然屏障。在瑞士，這種障礙物叫作「letzi」或「letzinen」（關卡），與「lass」（放行）一詞相關，最高級形式是「letzt」；至今可確認的尚有85座。1勒艾伊本關卡（Röuschiben letzi）據說源於前羅馬時代；瑟維爾澤關卡（Serviezel letzi）源於羅馬時期，奈福爾斯關卡（Nöfels）的地基也一樣；另有4座據說始建於4世紀。施維茨有6座經過確認的關卡，不僅覆蓋了入境口，還有幾座在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Lake）和楚格湖（Zuger Lake）岸邊設置了樹籬，阻止敵人登陸。當然，部分工事可以追溯到13世紀乃至更早，比莫爾加滕會戰早得多。如今擺脫伯爵統治的決戰即將爆發，施維茨人的頭等大事莫過於加固關卡。2有一份文件顯示，邊區共同體（施維茨人）於1310年將幾塊土地賣給了一對兄弟，所得款項用於「阿爾特馬特的羅騰海姆關卡」（an die Mur ze Altum mata），其中一座塔樓至今尚存。但最基本的一點，我們必須假定施維茨人於1315年從羅斯山（Rossberg）[位於楚格湖與埃格里湖（Aegeri Lake）之間]到里吉山（Rigi）修建了一條長達5千米的雄關，將整個楚格湖南端和湖岸道路全部封死。儘管最早記載具體修建日期的文獻寫於1571年，但一份1354年的文獻已經確認了它的存在。從邏輯來看，它的修建必定與解放戰爭的局勢有關。它不可能早於解放戰爭，因為施維茨本土沒有到那麼遠，而只到勞瓦茲湖（Lowerzer Lake）為止。但戰爭爆發時，原為哈布斯堡領地的阿爾特邊區（Arth）加入施維茨一方，因此必須要保護。工事主體至今尚存，直到1805年的規模還非常大，時人精準地描繪了關卡的樣子。那是一道長5千米，高度不小於12英尺（約3.7米）的厚牆，有多座大門和三座雄偉的塔樓。 在阿爾特馬特和阿爾特的出入口之間還有一條沿埃格里湖東岸，經莫爾加滕、紹爾努（Schorno）和薩特爾（Sattel）至施維茨的道路。3有人由此會以為這條路也有關卡把守，但現存文獻告訴我們，直到1322年，施維茨人才用賣出5塊土地的所得款項在紹爾努附近修了一座關卡。假如那裡1315年就有關卡，1322年只是修繕加固的話，那麼施維茨當時就已經是一座大型要塞了。但1315年施維茨人是有意不修紹爾努關卡，讓埃格里湖門戶洞開，這種情況也未必全無可能。4不管每一處天塹或工事有多麼牢固，把守這麼長的連續防線依然是非常困難的。一支敏銳而堅韌的敵軍輕易就能發現薄弱地段，突破後便可從後方攻擊守軍。希臘人在溫泉關就經歷過這樣的事。由維爾納·施陶法赫爾從官指揮的施維茨人很可能從一開始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計劃，有意讓出紹爾努的道路。 利奧波德公爵將本部騎士集結於楚格（Zug）附近，會同蘇黎世、楚格、溫特圖爾（Winterthur）和盧塞恩來的援軍。他們沒有走楚格湖左側或右側途徑阿爾特的道路，因為施維茨人已經在那裡樹起了高牆，而是沿著埃格里湖東岸行軍。利奧波德公爵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沿線確實沒有工事，也可能是他認為那裡的工事更容易包抄或突襲。他的兵力可能在2000人到3000人之間，放在當時相當可觀，面對區區一群農民更是非比尋常的大軍。5 烏里向施維茨派來了援軍，翁特瓦爾登則存疑。出於謹慎，利奧波德公爵讓手下的一名伯爵從因特拉肯（Interlaken）出發，翻越布呂尼希山口（Brünig Pass）[157]同時對施維茨發起進攻。不過，聯邦軍——統帥大概是維爾納·施陶法赫爾6——的兵力估計在3000人至4000人之間。7 圖6　莫爾加滕會戰 即便不是預先算計好的，施陶法赫爾肯定預見到公爵會走莫爾加滕。施維茨派出去的偵察兵和觀察員帶回奧地利軍正沿莫爾加滕進軍時，施陶法赫爾便立即率軍趕往馬特里古什（Mattligütsch），一道俯瞰埃格里湖的山脊。瑞士人可以隱蔽於此，很難被發現，因為面對敵人的右側有一道樹木蔥鬱的深溝，名為「哈澤馬圖斯」（Haselmattruse）。從馬特里古什出發，順著幾條草坡可以下到湖邊，坡多少有些陡，但大體可以通行。山在南側貼著湖邊陡升，只要一根樹幹就能輕易將路阻斷。 施陶法赫爾派出一小隊人把守這處布赫維爾德里（Buchwäldli）附近的狹徑，這些人是他手下的先鋒，大概以弩手為主。8 儘管利奧波德公爵了解施維茨人的戰鬥力，指望著打一場惡戰，但他沒料到這麼早就會遇到敵方，因為布赫維爾德里附近的這處狹徑在施維茨境外。聯邦軍不在本土禦敵，而是進入楚格鎮境內，到敵人的地盤迎敵，這是夠大膽的了。毋庸置疑，施陶法赫爾對整片地區進行了長期研究，才選出這一處合宜的戰場。 當奧軍前鋒發現布赫維爾德里附近道路受阻，又不能用射手和散兵驅散敵軍時，一批步卒或下馬騎士大概就開始爬左側的草坡了，目的是包抄臨時搭建的關卡，從上方趕走守軍。這需要時間，同時騎士縱隊越走越近，擠在路障面前，緊貼在一起，向草坡上比較平的地方散開。施陶法赫爾等的就是這一刻。騎兵身後的陡坡上突然滾下石塊圓木，聯邦軍全員排成緊密陣形，以雷霆萬鈞之勢從山脊撲來。接戰前夕，瑞士人大力將「滿手」的石頭投向騎士和馬匹，隨即以絕對優勢兵力殺入亂作一團的騎士和士卒，又是砍，又是刺。他們的主戰武器是斧槍（halberd），不久前才初次見於史冊。這個詞的意思是「Halmbarte」[158]，也就是裝著長柄的斧子，還有一個鐵尖，結合了斧和槍兩種武器。它是對騎士盔甲越來越堅固，只有沉重的長柄斧才能擊穿這一現象的回應，因此是無甲步兵對抗重甲騎兵的武器。後來，斧槍演變為後側帶鉤的形態，目的是勾住騎士的盔甲，把他從馬上拽下來。斧槍有時還配有尖頭錘。 騎士要如何對抗這些手持駭人兵器的農民發起的瘋狂衝鋒呢？他們不能上山仰攻，身後是湖水，也無路可退。在肉搏戰中，他們無法控制因滾石和投石而受驚的坐騎。不能行動的坐騎對騎手有害無益，因為一部分體力和注意力必須放到馬身上，一旦馬匹發狂，騎手也就根本無法作戰了。 因此，施維茨人戰鬥計劃的威力不僅在於狹徑突襲，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由路障和埋伏於布赫維爾德里兩側高地造成的擁堵。假如施維茨人從莫爾加滕山進攻行進中的奧地利軍側翼，他們肯定會取勝，但只會是小勝；沒有受到直接攻擊的部隊會儘快撤離，就連跑到前面去的人大多也會繞遠路或走野路脫逃。但攻擊前的堵塞吸引了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奧地利軍，使其既不能後退，在擁擠的狹徑中又不能作戰。比爾克里最重要的成就在於正確認識了上述過程。這種分析不僅與軍事頭腦相關，也與他從內心完全擺脫了傳說束縛有關，即施維茨人是和平的農夫和牧民。只要抱有這種看法，那自然就不可能認識到施維茨人會深謀遠慮、運籌精妙。但交戰頻仍的施維茨人已經採用了農民對抗騎士的特殊武器：斧槍。他們還有取勝所需的自信心和施陶法赫爾的領導——他當得起將軍之名——激勵聯軍為自救而戰，同時寫下了世界史上的重要一筆。 正從後方往前趕的奧地利軍無力援救擠作一團的戰友，很快也被大潰逃所裹挾。前隊中擠作一團的騎士兵卒大多被瑞士人屠殺，或落入湖水溺亡。利奧波德公爵僅以身免。記載此戰的溫特圖爾修道士約翰（John of Winterthur，又名維托杜蘭，Vitoduran）講述了兒時親眼見到公爵騎馬逃入溫特圖爾、一副喪魂落魄的樣子：「他似乎因極度悲傷而丟了半條命」。 我講到了一個比爾克里沒有講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強調施維茨人在戰略和戰術上的領導統籌。有後世傳說和虛假記載將勝利歸功於兩個人：一是胡嫩貝格騎士，他據說讓施維茨人注意到了莫爾加滕的位置；二是貴族伊特·雷丁（Itel Reding），他據說給了好的建議，比爾克里對此大為光火。他的憤怒有點過頭了，因為傳聞中的偏誤絕沒有減損群眾所獲得的成就，而只是一個我們已經熟悉的心理因素：用精彩的個人故事替代難以理解的史實。但比爾克里認為一場莫爾加滕這樣的會戰是群眾的直接行動，或者說是民眾本能的表達，這就完全錯了。他很好地指出施維茨人早有預謀，但這是領袖做的事。不管施維茨農民的軍事經驗有多麼豐富，但歸根結底，這個上萬人的共同體原本未必幹得成。他們必定有一套運行良好的偵察通信手段；哈布斯堡軍隊的集結地楚格與施維茨邊境只有三小時路程。維托杜蘭寫道，施維茨人是通過吐根堡伯爵（count of Toggenburg）得知了利奧波德進軍的消息。這段記載完全不可信；伯爵的叛逆之舉會把自己害死，因為作為一名忠於國王的騎士，他在莫爾加滕被殺了。我們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斡旋過程中無疑泄露了公爵的計劃。即便真有此事，那也不緊要——哪怕在出發的那一刻，誰能保證公爵不會改走阿爾特或阿爾特馬特？施維茨統帥肯定對這種可能性也做了預備。楚格附近的偵察員和信使肯定也足夠警惕機智，不會被佯攻騙了。維托杜蘭明確說利奧波德不止走莫爾加滕一路，而是多路並進；得知主力戰敗後，其他幾路紛紛掉頭逃跑，避免了損失。利奧波德為何要多路並進，而不合兵一處呢？他當然是考慮打一場惡戰，若能一舉決勝，其餘幾路也就無所謂了。旁支兵力不會很多；騎士肯定全在公爵身邊。利奧波德大概是這樣預計的：如果他遇到激烈抵抗，位置可能在紹爾努附近的關卡，那麼當施維茨人得知左側或右側也有敵人時會退兵。或者，利奧波德認為分兵能從源頭上誤導敵人，使之將兵力分散於各處關卡。而對施維茨人來說，足夠早地辨明真正的主攻方向，從而儘可能集中兵力對敵是至關重要的。不能靠撞大運，必須有周詳果斷的領導。接到敵軍正沿埃格里湖東岸行進的報告時，統帥必須對自己的信使和計劃滿懷信心，立即下令進軍。不管是在阿爾特附近的關卡集結，還是在施維茨附近的關卡，他們的行軍路程都不比公爵短多少。假如他們晚到一小時，也就是說，假如布赫維爾德里關卡已經被攻克，奧軍主力已經通過，那便是滿盤皆輸，施維茨很可能就不保了。 因此，施維茨統帥不僅要明辨地形、耳目靈通、領導得力，更要有對部下徹底的掌控力，兵士信任他的領導，得令便立即動身。戰士大會實施不了如此依賴雷厲風行的作戰計劃，隨意選定的帶頭人也做不到。我們不妨將他與馬拉松會戰中的雅典統帥米提亞德相提並論。但米提亞德的社會地位遠遠高於普通雅典市民，只要他被選為將軍，群眾自然就會服從他。而莫爾加滕會戰中的施維茨統帥農民施陶法赫爾的權威源於別處。我們在日耳曼古代史中已經對此有所了解——施維茨統帥也是共同體（邊區人民的聯合）政治和經濟事務的管理者，他的軍權源於以他為首的群眾整體。在莫爾加滕會戰中，民眾之所以能擊敗騎士，只是因為原初意義上的古日耳曼宗族在施維茨依然活躍，因為個人的戰鬥力融入具有統一意志的強大集體，因為他們的民主是有統帥的民主。 莫爾加滕會戰的主要史料是溫特圖爾修道士約翰（又名「維托杜蘭」）寫於戰後25年至30年間的長篇記述。溫特圖爾當時從屬於哈布斯堡家族，向利奧波德派出了一隊人馬，其中只有一人身亡。因此，約翰有來自目擊者的報告，最重要的一位是當時也在場的約翰之父。但從記載明顯看得出他也掌握了施維茨方面的信息。9 3　勞彭會戰 強大的策林根家族於1218年絕嗣時，部分領地轉到神聖羅馬帝國名下。當時正值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皇帝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帝國權威正在瓦解，於是在施瓦本公國和勃艮第王國的邊界地帶出現了一批由帝國直轄的獨立小塊土地和城市（有一些特別小），包括不久前由策林根末代領主建立的伯爾尼城。上級權威在這片山區消失帶來的結果就是相鄰勢力間私鬥不斷。在一個世紀的私鬥中，伯爾尼贏得許多次勝利，不僅收服了鄉村，還迫使貴族連同其土地城堡加入這座城市的政治體。伯爾尼有一套專門適合於徵服政策的體制：有一個憑藉貴族的政治直覺和主政意識來施行統治的貴族議事會，還有另一個議事會作為輔助，後者並非真正自由民主的機關，但仍然足夠接地氣，能夠將全體公民擰成一股繩，力往一處使，共同為政府方針效力。 終於，伯爾尼人大膽而卓有成效的四面出擊逼得它的主要對手、相距僅18英里（約29千米）且同樣由策林根家族創立的弗里堡（Fribourg）出手，與格呂耶爾（Greyerz）、諾伊恩堡（Neuenburg）、瓦朗然（Valengin）、尼道（Nidau）、沃州（Waadt）、阿爾堡（Aarburg）諸伯爵和其他周邊小勢力聯合，第一個目標是將位於薩訥河（Saane）附近森瑟河畔（Sense）的小鎮勞彭（Laupen）從伯爾尼手中解放出來。 面對浩大的聯軍，伯爾尼人有些氣餒；只有索洛圖恩（Solothurn）一城站在它一邊，但憑藉富有遠見的政略，他們有能力應付局面。伯爾尼的擴張政策已經推進至布里恩茲湖（Brienze）對面的高地（Oberland）一帶，與翁特瓦爾登和烏里取得了聯繫。莫爾加滕會戰以來，這兩個森林州威名遠播，伯爾尼遂主動上前拉攏。伯爾尼現在請求援助，有回報的援助；勞彭之爭又與林地諸州的政治利益完全無關。1於是，仍然發生於瑞士境內的勞彭爭奪戰正是日後發展壯大的瑞士傭兵（Reisläufer）的先聲。一份偶然保存至今的檔案顯示，烏里戰勝後獲得了重量為250磅的便士銀幣。當時的伯爾尼地盤還很小，但意志堅決的市政府依然竭盡民力，湊出雄厚資金，從而將有經過實戰證明的軍事實力卻無力自行制訂政治目標的農民納入麾下。爭奪戰有一層更深的政治背景，儘管它無疑只是幌子：伯爾尼不承認巴伐利亞公爵路易的帝位，而與教廷聯手。教區神父迪博爾德·巴塞爾文（Diebold Baselwind）利用這一點來加強和激發群眾的鬥志。 關於爭奪過程和勞彭會戰（1339年6月21日）經過，一份顯然出自教士圈子的作品《勞彭戰鬥》（Conflictus Laupensis）有詳盡的描述，但它被譽為「軍事史文獻中的重大成就」是名不副實的。2在關鍵的軍事問題上，我們從中只能得到相當不確切、不直接的答案。寫於戰後約80年的尤斯廷格（Justinger）《伯爾尼編年》（Bernese Chronicle）明顯充斥著傳聞野談，可用於參照的另一方記載又付之闕如，因此考慮到勞彭會戰在軍事史上無疑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希望能把它講得確切一些，結果卻不能如願。 聯軍包圍了由600名伯爾尼人守衛的勞彭並發起進攻。到了第十二天，伯爾尼及其盟友終於率兵來救（1339年6月21日）。《勞彭戰鬥》說圍城軍有1.6萬名步兵和1000名騎兵；尤斯廷格更是宣稱總兵力達3萬人。這些數字當然毫無意義。假如弗里堡和聯軍各勢力能湊出4000人上陣，那就已經很可觀了。《勞彭戰鬥》說伯爾尼軍共有6000人，其中1000人來自林地諸州。這個數字似乎相當可信。3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假定地盤較大，又有森林州援軍的伯爾尼能拉出的兵力大於對手，因為只有弗里堡一城能大規模徵兵，與之結盟的伯爵們只能帶來本部騎士和兵卒，數目必然很少。4聯軍的勝算自然不在於兵多，而在於步騎武士的素質優於對面的普通市民農夫。 伯爾尼軍走出本城與勞彭之間的森林，來到布蘭貝格（Bramberg）的高地，俯瞰朝他們走了一小段距離的聯軍。儘管戰場與勞彭只有2千米到2.5千米的距離，但被圍的守軍在城中還是看不到戰事發展。 伯爾尼人並未立即出擊，而是列陣於高地，顯然是想引誘敵軍（尤其是騎士）向占有地利、有天險可資的伯爾尼人發起進攻。他們可以假定聯軍要麼出擊，要麼撤圍，因為聯軍若不先擊退近在眼前的援軍，繼續圍困勞彭，側翼便會暴露於突襲之下。因此，形勢與尼科波爾肖似。 伯爾尼軍大概列為三個方陣。前鋒是林地諸州的1000人，長寬各約30人。大陣有2500人，長寬各約50人。後衛有2000人，長寬各約40人。陣前都有游擊射手。5射手和方陣之間是騎士及其騎馬隨從，儘管數目很少。6 伯爾尼人占據地利，聯軍猶豫要不要直接進攻，於是先派一部分人從側面包抄，同時讓騎士在敵軍陣前耀武揚威，還臨時授封年輕貴族為騎士。包抄完成時已經快到傍晚，伯爾尼後衛見狀馬上就跑了。但面對弗里堡人發動的正面進攻，大陣巋然不動，發弩投石迎擊，繼而轉入攻勢，向敵軍勢如雷霆地衝殺上去，打散了弗里堡人。先鋒與大陣同時發起衝鋒，但剛下山就遭到騎士攻擊，戰況陷入膠著狀態，旋即四面被圍。即便騎士無法突入矛尖朝外，排成一圈的嚴密「豪豬」陣，但只要敵方射手趕上來，林地軍馬上就會落敗。但與此同時，伯爾尼大陣已經取勝。林地軍將騎士吸引了過來，讓伯爾尼軍只需要對付弗里堡軍，這就算完成使命了。伯爾尼人解決戰鬥後立即轉向，從後方撲向騎士。騎士無法應對，只得逃之夭夭，被殺者甚多。先前擊敗伯爾尼後衛的聯軍部隊從未重新參戰。他們估計要麼不聽長官號令，要麼根本沒有真正的長官，只顧著追擊敗逃的敵軍，抓俘虜，搶東西。 伯爾尼人在勞彭會戰中表現出了高度的戰略和戰術思維，讓人不禁想問：如此壯舉是哪一位將軍的手筆。先占據富有威懾力的防禦位置，然後由守轉攻的操作讓我們回想起了馬拉松會戰；而且奇怪的是，有一份文獻筆下的伯爾尼人將軍很像米提亞德。當然，同時期的《勞彭戰鬥》全未提及統帥一事，但這份記載從軍事角度看完全不合格。而尤斯廷格則寫道——當然，史實和傳說在他的記述中已經難解難分了——統帥是騎士魯道夫·馮·埃拉赫（Rudolf von Erlach）。此人深受尊重，廣有家財，既是聯軍成員尼道伯爵的附庸，又是伯爾尼市民。戰爭陰雲醞釀之際，他脫離了封建領主，為伯爾尼人效力。他的父親曾於1298年指揮了發生於多恩比勒（Dornbühl）的一場遭遇戰，他則「在六場戰鬥中證明了自己」。伯爾尼人相信他是統帥的合適人選，「他會示範善始善終之道，因為打仗鬥智不鬥力」。但埃拉赫起初猶豫要不要接受，因為市民過於傲慢，而且有意嚴厲治軍的統帥不得不擔心市民會秋後算賬，為自己帶來損害和羞辱。經過長時間的懇求，最終全體市民同意向他宣誓萬事服從。若有不從號令者受罰，即便統帥傷了他乃至殺了他，市當局或受罰者的朋友都不得把賬算到統帥頭上，也不得日後報復。 於是，埃拉赫接過原本屬於市長（Schultheiss）的統帥權。時任市長約翰·馮·巴本貝格（Johann von Bubenberg）也是一名騎士，而且出身名門；他的兒子負責指揮勞彭守軍。儘管同時代文獻隻字不提埃拉赫統軍一事值得注意，但這段記載不可能純屬虛構。對伯爾尼人來說，此戰是命脈所系，因此，他們會尋求最有能力的軍人來擔任統帥。在多年後的穆爾滕會戰中，指揮權也是交給了一名騎士——當然是出於別的原因——而編年史幾乎完全掩蓋了這個事實。因此，魯道夫·馮·埃拉德騎士指揮勞彭會戰的記載儘管晚出，儘管富有傳奇色彩，但未必全無可信度。我們從此戰中能感到有一位真正的將軍在指揮。假如他同時擔任市長，那麼肯定會在伯爾尼的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勞彭戰鬥》的作者看待一切事物都從教士視角出發，對軍事缺乏興趣，也不了解軍事，可能單純忘記了統帥的姓名，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那位縱馬奔騰於勞彭原野的卓越戰士就是魯道夫·馮·埃拉赫，我對此毫不猶豫。儘管同時代的編年史作者沒有記下他的名字，他的勝利者身份還是保留在了世世代代的記憶中。 他的核心舉措是專門要求市民正式向自己宣誓服從，而且能憑藉他的人格力量使之有意義。次年，他有一次部署埋伏弗里堡人時，8名士兵為偷馬擅自出擊，結果被敵人圍住。他禁止別人去援救，任由他們被活活捅死，「因為他們是發偽誓的無賴，比起伯爾尼的榮譽，他們更在意自己的戰利品」7。他對部下控御如此，所以在勞彭才能收住取勝的主力，率其從後方攻擊敵軍騎士。如果沒有這樣的將領，仗會打輸的，因為林地軍被擊敗後，騎士無疑也會擊敗陣形不整、無力抵擋騎士的伯爾尼軍。 4　森巴赫會戰 莫爾加滕的勝利固然輝煌，計謀和奇襲的成分還是太重，不足以一舉決定強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獨立農民軍之間的勝負。條頓堡森林會戰之所以讓日耳曼人贏得了獨立，並不是憑藉會戰本身，而只是憑藉它與羅馬帝國內部狀況的相互作用。莫爾加滕會戰也是如此，它的完整意義只在於它是政治大格局中的一環。林地諸州當初獲得帝國直轄的法定地位是有背景的，先有腓特烈二世時期教會與帝國相爭，後有大諸侯爭奪帝位。現在，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沒有報莫爾加滕戰敗的仇，是因為它的全部力量都用來與巴伐利亞公爵路易交戰。而後者確認了3個州的帝國自由領地地位，並頒發了相應的令狀。但哈布斯堡家族沒有與林地諸州簽訂和約，而只是停戰，以免永久失去領地。停戰逐年續簽，一時有衝突，過後又恢復停戰，從而讓聯邦得以鞏固自身的獨立地位。聯邦在勞彭會戰中為伯爾尼提供的強力支援提高了他們的聲望，就連蘇黎世和盧塞恩都來交好結盟（1332年與盧塞恩結盟；1351年，林地四州與蘇黎世結盟）。最終，聯邦充分意識到了自身的實力，無疑也受到伯爾尼擴張霸權的鼓舞，於是轉入攻勢。至此仍為奧地利地方市鎮的盧塞恩想要徹底擺脫枷鎖，遂將周邊奧屬鄉村和小鎮森巴赫（Sempach）納入羽翼之下，脫離了領主利奧波德三世公爵的統治。哈布斯堡家族在當地的城堡被擊毀，忠於舊主的地方化為丘墟。公爵徒勞地試圖綏靖寧人；聯邦則連連攻取。 於是，利奧波德最終決定集合全部兵力，以圖挽救家族的領地和榮譽，若能取勝，或許還能奪回早已失去的地盤。他將義大利的城市拿去換錢，還四處尋求與騎士領主和傭兵結盟。他甚至獲得了來自蒂羅爾和米蘭的援助。我們可以假定他的軍隊比他叔叔利奧波德一世投入莫爾加滕的兵力大得多，但林地四州的軍隊很可能也有當年的兩倍之多，不僅因為盧塞恩加盟，還因為施維茨的大大擴張。參加森巴赫會戰（1386年7月9日）的利奧波德軍估計有3000人，可能有4000人，聯邦軍則在6000人至8000人之間。文獻中給出的瑞士兵力從1300人[尤斯廷格和魯斯（Russ）]到3.3萬人（德特馬）不等。 瑞士人一開始以為蘇黎世會受到威脅，於是林地諸州向其派出援軍，深入奧地利領地。但利奧波德起初明智地沒有將軍隊集結於蘇黎世或盧塞恩兩大重鎮，而是攻打盧塞恩以北約9英里至10英里（約14.5千米至16千米）的小鎮森巴赫，該城鎮叛逃到了瑞士一方。他告訴自己：不論他攻擊何處，瑞士人都會前來救援，從而引發會戰。若在蘇黎世或盧塞恩城下交戰，形勢將不利於奧地利，因為看住大城會消耗一部分兵力。但森巴赫這樣的小鎮只需少許兵力圍困，全軍幾乎都可投入野戰。 利奧波德遂將軍隊集結於森巴赫下游約5英里（約8千米）處，湖出口處的蘇爾塞（Sursee），並於抵達當日（7月9日）包圍森巴赫，然後立即向援軍預計方向前進。無論從戰略還是戰術方面看，在緊靠湖岸的森巴赫接受會戰都是錯誤的，奧軍在那裡會遇到類似於莫爾加滕的狀況。然而，公爵沒有直接向南去盧塞恩，而是轉向東邊。因此，他肯定已經知道敵軍正從東邊來。這個方向是可以理解的。聯邦軍一部來自蘇黎世，自東北方向而來，若要從南邊去森巴赫，那就要繞一個大圈子。鑒於從東側進攻對公爵尤為不利，因為奧軍一旦戰敗就會被推進湖裡，撤退也只能走側面，所以從南面進攻就更沒有道理了。我們可以假定，林地四州將兵力集結于吉斯利康（Gislikon）的羅伊斯河（Reuss）橋，並從這裡出發。 於是，兩軍估計分別從東面和西面而來，瑞士人大概以為會在背靠盧塞恩湖的森巴赫城下遇上敵軍騎士1，奧地利人則不清楚何時會遇到對方，是白天，是晚上，甚或要拖到第二天。「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位置。」奧地利詩人蘇臣沃特在戰記中寫道。臨近中午，兩軍距離在森巴赫不到半小時路程的希爾迪斯里登村（Hildisrieden）會面。老教堂證實了戰場位置。 湖東岸的地勢迅速抬升，呈階梯狀，有許多條溝壑。希爾迪斯里登村正面是一塊小台地，接著朝向村子再次陡高。兩軍最早看見對方大概是在台地上。瑞士先鋒大概占據了最陡的地方，那是一處制高點，路在下面，兩側皆有小河，易守難攻。樹木或畜欄也會加大行進難度。騎士來犯時先要下馬，然後強攻騎兵極難通過的高地。奧軍射手以強大的火力壓制瑞士人。利奧波德公爵大概以為面前就是瑞士全軍，於是不等行軍中的後隊趕上來，他便魯莽地親自投入戰鬥。騎士深入敵陣，以至於盧塞恩軍旗倒在地上，可能還被繳獲了。但他們交戰的對象只是聯邦軍的先鋒，而先鋒應戰的原因很可能是占據了一處很有利於防守的陣地，而且之前可能迅速修建了強化防禦的工事。先鋒一直在等待主力的抵達，後者可能比預計延誤了些。最終，主力由行軍縱隊展開列陣，伴隨著大吼從側翼突襲騎士，還投出了一陣石塊。文獻中未明說是否有第三路人馬，也就是後衛部署，但不妨假定有。 圖7　森巴赫會戰 兇猛的進攻一下子打垮了步行作戰的騎士。不光在後面牽馬的士兵被嚇得逃跑了，就連還在馬背上前進、尚未展開和發起進攻的騎士也被潰兵裹挾。公爵與一大批貴族和騎士被殺。 叛徒引發恐慌的託詞可以歸入馬拉松會戰以來便司空見慣的叛變故事一脈。從形勢來判斷，還在馬上的騎士逃跑即便不值得稱讚，也是可以理解的。 溫克爾里德的傳說 憑藉不偏不倚的學者精神，比爾克里取得了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成果，那就是發現了溫克爾里德傳說的起源。翁特瓦爾登人阿諾德·馮·溫克爾里德（Arnold von Winkelried）是16世紀初的一位著名瑞士僱傭兵。他死於1522年的比克卡會戰（battle of Bicocca），當時他正試圖突破已經採用瑞士戰法的國土傭僕（lansquenet）[159]的矛林陣。比克卡會戰是瑞士人第一場徹底的慘敗，傷亡比之前的所有勝仗加起來還要多。國土傭僕在歌中嘲笑瑞士人在此戰中的恥辱。瑞士人則以誇耀先前武功的歌謠回應。這些歌謠中不免有移花接木和混同拼合的情況。 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傳說層累的過程。最早90多年的歌詞中連溫克爾里德的一件事跡都沒有提到，名字或類似事件都沒有。實話說，它們不可能包含這種內容，因為當時沒有適當的條件。一份1476年製作的早期蘇黎世編年史抄本首次插入這樣一段記載：瑞士人在森巴赫戰況不利，手持長矛的貴族老爺擊倒了裝備較短斧槍的瑞士人。這時一名忠義之士抓住許多支長矛，將對方推倒，好讓聯邦軍上前用斧槍攻擊敵人。同時，忠義之士喝退了後面的敵軍。這段話沒有給出主人公的名諱，也沒有說他陣亡。當時廣為人知的森巴赫戰歌（收錄於1480年的《魯斯編年》，Chronicle of Russ）依然完全不包含此事。直到50年後（1531年），經過無數次修改而且經常重寫的戰歌中才再次出現了關於溫克爾里德的歌詞。那是比克卡會戰後的第九個年頭。但歌中最初的稱呼是「一位溫克爾里德」，然後是「一位出身溫克爾里德家族的翁特瓦爾登人」，最後在丘迪的第2版（約1570年）歌詞中寫為「阿諾德·馮·溫克爾里德」。到了這時，比克卡會戰已經過去了很久，於是把主人公搬到森巴赫，將慘敗的悲傷記憶換成瑞士人最輝煌的勝利已經不會讓人感到驚訝了。比克卡會戰的陣形很快也隨著主人公一起轉移了，在丘迪的版本中，害死溫克爾里德的國土傭僕的整個陣形乃至工事都被搬到森巴赫。兩場戰鬥之間的穆爾滕會戰（1476年）留下的鮮明回憶肯定也為生動的歌詞做了一些貢獻。在穆爾滕，勃艮第人的炮彈打斷了樹枝，樹枝落在瑞士軍陣的前方。這個情節也被安到了根本沒有火炮的森巴赫會戰上。就連戰前的祈禱詞都能看出這首歌的晚出；詞中不提聖母瑪利亞一事足以證明它來自宗教改革時期。在之前的時代，聖母瑪利亞不可能漏掉。 從大眾心理、文學史和歷史學的角度來看，上述過程同樣是重要而有意義的，正如從考據方法的角度看。與《尼伯龍根之歌》一樣，歌中混在一起的情節事實上可能隔著好多代人，從1386年一直到宗教改革傳播開來以後。但一名軍事史研究者若是輕信了這些記載，那會造成多麼大的混淆啊！傳說故事將國土傭僕的戰術安到了騎士身上，可謂南轅北轍。此外，國土傭僕的戰術與瑞士人並無分別。於是，瑞士人的傳說將自己的戰術說成是敵人的戰術。火炮和祈禱文格式也與森巴赫時期大相徑庭。 既然用矛尖朝外的緊密陣形交戰的不是騎士，而是瑞士人，那麼溫克爾里德多少有史實為證的功業也是由騎士創下的。最早的一件是1271年由約翰·馮·溫特圖爾（Johann von Winterthur）寫下的，講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名騎士試圖突破一隊伯爾尼軍隊，結果死於陣中。21289年的施洛斯哈爾德（Schlosshalde）會戰也有一則類似的故事，說哈布斯堡國王魯道夫的一個兒子奇襲伯爾尼軍並將其擊敗。此戰的主人公是路德維希·馮·洪堡-拉珀斯維爾（Ludwig von Homberg-Rapperswyl）伯爵。1332年，奧地利騎士施蒂林格·馮·雷根斯堡（Stülinger von Regensberg）在一場面對伯爾尼人和索洛圖恩人的戰鬥中創下了同樣的英勇壯舉，將敵陣擊破，雖身死卻為己方贏得了勝利。3在格朗松會戰（battle of Grandson）（1476年）中，勃艮第人吉永堡（Chateauguyon）騎士同樣是拍馬沖入敵軍主力當中，但沒能突破敵陣，反而被殺。瑞士人的記載——其中多次不無欽佩地提及敵方事跡——中將他稱為查特古（Tschättegü）。除了比克卡會戰中的阿諾德·溫克爾里德外，文獻中唯一創下同樣壯舉的聯邦人士是烏里傭兵頭領海尼·沃勒本（Heini Wolleben）。據皮克海默（Pirkheimer）[160]記載，海尼在1499年的弗拉斯坦茨會戰（battle of Frastenz）中用長矛壓下帝國軍的多支長矛，為部下打開了通道，但自己卻被火槍擊倒。 儘管沒有直接證據，但我們可以肯定翁特瓦爾登的騎士世家溫克爾里德家族有人參加了森巴赫會戰。至少一次有人試圖保留阿諾德·溫克爾里德的森巴赫陣亡者身份，因為他的名字大概確實名列《施坦斯年鑑》（Jahrzeitbuch von Stans）中的陣亡名單首位，結果這是不成立的。4這份名單只存在於1560年前後編制的抄本中——那時講述溫克爾里德「壯舉」的虛假歌詞已經成了瑞士人的常識。每名抄寫員都覺得應該把他的名字加到死者名單中，當然，他的名字有可能只是偶然被遺漏了。 5　多芬根會戰 多芬根會戰（battle of Döffingen）（1388年8月23日）通常被認為與森巴赫會戰存在對應關係。假如符騰堡伯爵（count of Württemberg）在此戰中像另一場會戰中的哈布斯堡伯爵一樣被殺的話，那麼下施瓦本公國的領主統治和騎士制度就會像上施瓦本公國[161]那樣終結。因此，在這裡打斷對瑞士軍事史的講述，插入一段對多芬根會戰的探究是恰當的。1 聲勢浩大的城市聯盟早在1月就集結起軍隊，1388年一整年都在四處焚燒搶掠敵對領主的村莊，尤其是符騰堡公爵治下。施瓦本被夷為平地，用柯尼希斯霍芬（Königshofen）[162]的話說，在45英里至55英里（約72.4千米至88.5千米）的範圍內，除了城市和要塞以外，地上沒有一座村莊，沒有一座房屋。 符騰堡農民帶著財產進入魏爾（Weil）附近堅固的多芬根墓園避難，遭到城市聯軍圍困。接著，艾伯哈德伯爵（Count Eberhard）到場，還有行宮伯爵魯普雷希特、巴登藩候魯道夫（Margrave Rudolf of Baden）、紐倫堡城主腓特烈、維爾茨堡主教（bishop of Würzburg）和厄廷根（Oettingen）、黑爾芬施坦因（Helfenstein）、卡岑埃爾恩伯根（Katzenellenbogen）三位伯爵也趕來會合，於是對聯軍發起進攻。編年史記載聯軍有700至800個槍隊和1100名至2000名步兵2；貴族軍有600至1100個槍隊和2000名農民，或者2000名至6000名步卒。3這些數字並無真憑實據。這麼多諸侯只徵召了600個槍隊，似乎是相當少了。若要發動決戰，39城聯盟——包括紐倫堡、奧格斯堡、拉蒂斯邦、烏爾姆、康斯坦斯和巴塞爾——當然能集結起一支龐大得多的軍隊。但既然這支部隊一直在野外，那麼2000人至3000人的數字應當很接近實情了。 會戰開始時，艾伯哈德伯爵之子烏爾里希伯爵和大部分騎士都下馬了，文獻中沒有寫明原因。 當比奇（Bitsch）和羅森費爾德（Rosenfeld）兩位領主帶著100個槍隊生力軍抵達，奠定符騰堡伯爵的勝局時，烏爾里希伯爵和一大批貴族已經被殺了。有人指責紐倫堡和萊茵地區的傭兵帶頭逃跑，甚至譴責紐倫堡軍首領海嫩貝格伯爵（Count von Henneberg）有意叛逃。4儘管柯尼希斯霍芬特別提到許多農民也被殺了，但我們還是不清楚農民在會戰中起到了什麼作用，不管是墓園中被圍的農民還是艾伯哈德統率的農民。 紐倫堡統帥背叛的記載沒有多少可信度，屬於眾多用來解釋戰敗原因的故事之一5——尤其是文獻中還說海嫩貝格伯爵曾在森巴赫統率沒有下馬的哈布斯堡騎士，然後逃之夭夭。 但是，烏爾曼·施特羅默（Ulman Stromer）的《紐倫堡編年》中有一處特別值得注意：「符騰堡伯爵艾伯哈德騎馬立於陣後，鞭打驅策步卒自衛，於是城市同盟輸掉了戰鬥。」有人可能會想把這段記載與烏爾里希伯爵下馬的記載結合起來——他率領一批騎士在排成緊密陣形的步卒農民前方，他的父親在陣後大聲叱罵，維持隊伍穩定。施特羅默未提到戰鬥過程中突然到來的符騰堡援軍，但我們當然可以假定兩方面因素都起了作用。換言之，步兵堅守陣形，騎士預備隊一舉決勝。6艾伯哈德驅策的不可能是騎士。因此，多芬根會戰的不尋常之處就在於布陣——由農民補充數量、由騎士穩住陣腳的大隊步兵——思慮周全而有遠見。而且這樣的戰術不是由瑞士人，而是由貴族採用的，因此更顯得有趣。城市聯軍就是尋常的中世紀軍事組織：貴族與傭兵參半的騎士，純屬輔助的步卒，還有與城市品格相符的傭兵，即便傭兵裡面包含市民和市民子弟。聯軍中缺失的農民則由伯爵統率，與伯爵並肩作戰。艾伯哈德可不可能是有意照搬了瑞士人在森巴赫的戰術？畢竟每一位諸侯的府上、每一位騎士的圓桌旁肯定都會談論多芬根會戰中的騎士軍隊怎麼會弱小到如此可恥的地步。最高統帥不讓手下一馬當先，反而騎馬留後，這樣的安排在整個中世紀都聞所未聞，與所有的騎士規範都相悖。假如真是如此，那肯定不是偶然現象。 大自由市的同盟在多芬根戰敗，伯爾尼和盧塞恩這兩座小城反而戰勝，我們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兩個同盟的政治品格完全不同。德意志自由市以貴族為主，希望靠傭兵作戰，至少要以傭兵為主。事實上，瑞士城市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尤其是伯爾尼，但貴族體制中融合了大量的民眾成分，大型農業村鎮的加入更為整個聯邦帶來民眾的品格，以至於瑞士軍隊可以說是由民眾徵召而成的。即使城市同盟在多芬根取得了勝利，其也絕不會成為瑞士聯邦，因為少了民眾的成分。因此，多芬根會戰並不是一場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戰，而只是表現了自由城市的軍事力量本質上是多麼脆弱。就連德意志諸侯也有農夫這一層民眾成分，並在這批「壞脾氣」的徵召兵的幫助下擊敗了高傲的市民。 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沒有像上述記載中那樣，以如此精明的方式來組織和運用手下的步卒，這個問題只能留待揣測。文獻記載相當不確切，不足以證實其事，而我們也缺乏核證不確文獻的手段，即關於後續事態的記載。即便施瓦本貴族果真在多芬根會戰中率領農夫取得了勝利，那依然無疑只是軍事藝術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這一點為整個假設罩上了疑雲。如此巨大的勝利肯定會鼓勵符騰堡伯爵故技重施，我們在日後的會戰中也應該看到類似的情況。要說蛛絲馬跡也不是一點都沒有，我們之後會看到。但在我們以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戰爭中，這樣的痕跡完全找不到。 6　瑞士聯邦的軍事組織1 奠定瑞士榮光的三場大戰都是由創始各州的農民打的：莫爾加滕會戰只有他們自己，勞彭會戰加上了伯爾尼人，森巴赫會戰有盧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邊山地社區也贏得一些小規模的類似勝利。格拉魯斯（Glarus）掙脫了哈布斯堡統治。森巴赫會戰兩年後，它在奈福爾斯關卡擊退了一支奧地利侵略軍（1388年4月9日），具體戰況只在傳說故事中流傳。 阿彭策爾市民反抗聖加侖修道院長（Abbot）的統治，向施維茨求援。後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揮官（從官）並率領輔助兵進軍，正好碰上前來降服反叛農民的修道院長及其盟友。沃格林賽克（Vögelinseck）遭遇戰（1403年5月15日）與莫爾加滕會戰相當類似，因為修道院長的軍隊試圖衝破關卡時也是側面遇襲，約有200人被殺。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爾擊敗了一支奧地利軍，戰況類似於沃格林賽克。只不過側翼突襲沒有發生在敵軍關前交戰之時，而是在敵軍剛剛在無人把守的關卡打開一個小缺口，正要從缺口過關之際。文獻中專門提到阿彭策爾人是用一陣石雨拉開戰幕的。 1419年，瓦萊軍（Valais）在烏爾里興（Ulrichen）擊敗了一支伯爾尼大軍，手段是趁敵人行軍時發起攻擊——又是一次莫爾加滕式的勝利。 聯邦各州的軍事組織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徵兵，全民皆兵。徵兵制的觀念和痕跡廣泛遺存於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與羅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論實際運用、實際效果和最終取得的大發展，唯有阿爾卑斯山區而已。 1438年，施維茨州當局做出決議，規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據自身財力置辦優良的武器裝備。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會上將為每個區選出三名檢查員，負責考察各戶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與住戶的財力相符，並酌情予以處罰。在1362年的諸聖節上，烏里也通過了一部類似的法律。這種法律是城市的常規現象。 兵役期最初定為14年，後來延長為16年。 我們可以假定，全體身體合格的施維茨男丁都參加了莫爾加滕會戰。即便有人沒上陣，肯定也守在邊境，而且帶上了離家兩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乾糧。戰場越遠，戰事越久，這種自帶裝備糧草的軍制就越難以實行。於是，州當局要決定徵召多少人，各個村鎮分別要承擔多少兵額，3然後具體徵召哪些人由村鎮自行決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報到者要被拆房。有時徵兵似乎是由抓鬮決定的。但因為有戰利品可拿，所以通常應徵人數會超過規定兵額，多出的人就作為「自由兵」一起進軍。1494年，一批參加那不勒斯戰役的普通士兵將100枚至300枚金幣帶回了家，這筆錢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萬法郎。4 村鎮還要為徵召兵和所需馱畜供應糧草。為籌措「出征開銷」（Reiskost）而徵收的稅金經常引發摩擦。5 即使在城市裡，徵兵征糧也是分散進行的。伯爾尼有17個兵廳（chamber），或者說軍團，要為成員提供口糧，補全裝備，尤其是要支付名為「出征錢」（Reisgeld），自1337年見於史冊的現金軍餉。各廳要對全市為本廳成員負責。6 除了發放給士兵的口糧以外，當局還要採取措施確保有商販隨軍出售食物。7 勃艮第戰爭期間，愛恩西德倫修道院長阿爾布雷希特·馮·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給法王路易十一寫了一封介紹瑞士情況的信。信中估算伯爾尼本城就能集結2萬人，八州聯邦能拉出5.4萬人，算上依附從屬者則共計7萬人。這些兵力應該是實數。穆爾滕會戰中，伯爾尼及屬地確實將8000人左右派上了陣，大約占總人口8萬的10%。 他們的陣形是我們能想到的最簡單的那一種——後面會返回來講——長寬相等，四面均一的緊密方陣。這並不是什麼新發現，而就是前一卷詳盡討論過的古日耳曼楔形陣或野豬頭陣。它是自然形成的陣形，不僅方便步兵移動，受到騎兵威脅時也能自衛。四角在防守時多多少少會偏向圓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將此陣命名為刺蝟陣。中世紀別處也能發現這種陣形。它之所以沒有更頻繁地出現，當然是因為步兵極少獨立作戰。步卒總被認為是騎兵的輔助，要為騎兵散開陣形，除非擺出此陣是為了讓騎兵能重整旗鼓。伯爾尼、盧塞恩與蘇黎世市民慣用此陣無疑是因為農民的加盟。有跡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軍事組織與其他德意志城市別無二致，尤其是伯爾尼：騎士主戰，步行矛兵和弩兵輔助。直到與林地諸州結盟，考察過林地諸州的戰績後，伯爾尼高層才明白這種戰術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質的步卒輔助騎士，更要憑藉緊密人群帶來的巨大衝擊力。人群不僅來自市民，也來自從屬的農民。我們可以說，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戰法的創始諸州農夫才是瑞士戰法之父。8 集體操練在文獻中完全沒有提到，現實中肯定也沒有。9每個人要自行練習簡單的矛和斧槍握持及投石技術，還有比較難的射弩，這門技術需要大量練習，但有弩的人一般不會輕忽，如果他還用弩打獵的話，那就更加不會了。就連少年也會練習。1507年和1509年，烏里和盧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請參加弩術比賽。 許多徵兵文書中規定武器檢查員要確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攜帶的武器」10，但這很可能不過是禁止把那些不會使用的人登記為弩手，儘管他們會通過某種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戰步兵只需要練好一條：靠近軍旗，從長官規定的位置出發，夾在兩側戰友之間，跟著前排往前走，因障礙物與隊伍分開後要知道歸隊。 他們是隨著鼓點行軍的，因此有一定的節奏和步伐，「步隨鼓點有常規」（「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當然，它未必能夠與受過訓練的現代步兵相提並論。就連遠古時代的日耳曼人對節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認識的（第2卷）。 各地皆有旗幟。戰鬥期間，所有旗幟會集中置於大方陣的中心。穆爾滕會戰中的主力大陣共有27面旗幟。如此一來，旗幟在戰鬥中就失去了實際意義。但在行軍途中和營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緊跟旗幟，擅自遠離者要追責。 與民事當局的關聯為瑞士普遍徵召兵賦予軍事服從的基礎。在騎士軍隊中，封建領主或傭兵頭領雖有權威，但服從的習慣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於，這種武士完全以個人的武藝、勇猛和對榮譽的熱愛為基礎，戰鬥中根本談不上領導指揮。即便瑞士人在行軍、紮營或劫掠時可能與同時期的傭兵團同樣野蠻，但到了以緊密陣形接敵的戰鬥中，他們會聽從號令。他們還會通過正式宣誓的手段強調危急時刻更有義務服從，就像勞彭會戰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樣。尤斯廷格撰寫的《伯爾尼編年》（約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聽號令、不守秩序在戰爭中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書中告誡統帥不要款待「發偽誓者」和拋棄軍旗的可恥之徒。12伯爾尼人因為「選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傑出統帥」（第73頁）而受到讚揚。 凡臨陣脫逃或高呼逃跑者，人身及財產都要受到處罰，身旁戰友也可將其當場擊倒。131475年初，盧塞恩公民大會做出決議規定，每逢戰前，領隊都要讓部下宣誓戰鬥結束前不得劫掠。陣後會預留若干人觀察有誰不遵守誓言，可以當場擊斃。14 曾目睹1490年蘇黎世徵召兵出征的米蘭大使博恩哈爾迪努斯·英帕里瑞斯（Bernhardinus Imperialis）生動地描述了瑞士軍入陣的場景。他寫道：15 於是今天……18名旗手整齊地邁入四面有圍牆的大廣場；按照傳統，他們在那裡立下了忠於職守的誓言，承諾服從領隊。通過這樣的儀式，他們寬恕了彼此的罪過，放下了彼此的仇恨。 他們以行軍隊形走了出去；先是12名身穿制服，出身貴族的騎馬弩手；接著是兩名騎手，騎手後是幾名手持戰斧的先鋒官，然後是鼓手和500多名長槍手。領隊都是騎士子弟，全都是步行，排成三乘三的隊伍，武備鮮明。領隊後面依次是200名火槍手和200名斧槍手，握持方式和我們的短矛（spedi）一樣。接著是敲大鼓的鼓手和吹笛手，然後是一名打旗的美男子。這些人都是步行，他們的裝備不能騎馬攜帶。旗手身邊有兩名司法官，手中的杖代表執法身份。他們可隨意將人送進監獄，只要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前；無人會有異議。接著是——我是懷著敬意寫下這段話的——劊子手和他的3名助手，以及市當局篩選和僱傭的6名營妓。這群人後面是400名排好隊形的斧槍手，他們是從最強壯的人中選出來的，武器也是最好的，因為他們據說是軍旗衛隊。他們的武器給人一片密林的感覺。接著是400名弩手，其中不乏貴族子弟，也有來自各階層的人員；每個人都邁著大步。他們後面還有許多矛手。總計約4000人，包括來自從屬於這座城市的周邊地區的兵力。全軍有20多面鼓，末尾是3名騎馬的號手，他們的衣服和號上都有市徽。出身騎士的統帥康拉德·施文德閣下（Seigneur Konrad Schwend）緊隨其後，只見他怒馬鮮衣，許多器物上都有金色家紋，手中是統帥節杖，頭上戴著一束花。他身後是侍從，侍從手中舉著他的騎槍，槍尖上的橫旗有鍍金的紋章，盾牌上也有。兩人身後是6名將騎槍擱在腿上的貼身侍衛和12名著裝整齊，坐騎雄壯，同樣持槍的弩手，以及他們的僕從。全軍以白色十字為號，有的在盔甲上，有的在帽子或褲襪上。 統帥後面又有一名騎士，負責維持戰場秩序，還有身著類似制服的若干槍隊和騎馬弩手。炮車和彈藥車大概有30輛。50磅、60磅和70磅的重炮有四門。 這些人（來自蘇黎世）的後面是同盟（聯邦）其他成員的部隊。好一支善戰的大軍。 中世紀武士的特徵就是階層劃分，由領軍者構成貴族。但瑞士軍隊是一支民主軍隊，不管從起源還是性質來看都是如此。從莫爾加滕到擊敗大膽查理的歷次會戰，瑞士人都覺得自己在與「老爺」鬥爭，而老爺們最不悅的事莫過於被「粗鄙村夫」打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會注意到一個事實：就連瑞士聯邦也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貴族，正如高度民主的雅典城邦也有從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到伯利克里這樣的世襲貴族。他們雖無政治特權，但仍然非常重要，是事實上的領導者。瑞士的貴族成分甚至還要更強大，因為聯邦各州的機構一直實行貴族制，輔以不強不弱的民主基礎，尤其是最後成為眾邦首強的伯爾尼。新老騎士家族掌握伯爾尼政府，總領全局。市當局將農民視為對市政毫無影響力，也不要求影響力的下等人。伯爾尼城內的世家像封建領主一樣統治著鄉民。儘管如此，農民依然懷著愛國熱忱為主子作戰，這可以由歷史發展和瑞士軍制來解釋。即便起初行動意願不強的應徵農民也可以安插到大型步兵方陣中。屢次的勝利、戰績和戰利品將城鄉融合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政治軍事單元。基堡（Kiburg）伯爵、尼道伯爵、格呂耶爾伯爵、魏森堡男爵、巴本貝格家族（Bubenbergs）、林根堡家族（Ringenbergs）、沙爾納赫豪爾家族（Scharnachthals）、埃拉赫家族單憑徵召來的自家農民打封建式的正面作戰肯定一事無成。但作為伯爾尼整體的一部分，這些農民憑藉群體的力量和充盈的精神取得了無以復加的戰功，同時也不想擺脫領主的領導。事實上，就連純粹務農的創始各州——它們被稱作「田地州」（Länder），與城市州相對——也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了貴族成員做出的巨大貢獻，儘管他們痛恨貴族制。當然，這些農民憑自己的力量打贏了瑞士人所有勝利的「原型」——莫爾加滕會戰，我們也看到了這場戰鬥的精妙絕倫。但它只是一場防禦戰的勝利。除了外出劫掠以外，農民團體的力量跨不過本州邊境。而要想最終達成政治目標，徹底將哈布斯堡家族趕出阿爾卑斯山區，建立瑞士國家，則必須有政治視野寬廣、掌握多方面經濟軍事資源的城市加盟方才可能。伯爾尼「兩大人」（Twingherrn）之爭的故事非常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1470年，勃艮第戰爭前夕，伯爾尼騎士家族對治下農民的封建領主式索取引發了一場衝突。心懷民主、以屠宰為業的市長基斯特勒（Kistler）要削減封建特權並整體上打壓一下騎士家族，包括太太們頤指氣使的做派。有人提議請聯邦各州仲裁，但市長（Schultheiss）拒絕了，具體原因就是他認為聯邦各州偏袒豪族。他說：16 他們不尊重伯爾尼人，只尊重貴族。他們來訪時，我與他們見過三四次面。我比任何伯爾尼人都更渴望與他們為伍。但他們不問任何人的事，他們不關心任何人，他們不感激任何人。除了伯爾尼貴族以外，從來沒有人幫助過他們、給過他們恩惠。事實上，他們樂於承認，在蘇黎世與皇帝、與奧地利人的戰爭中，如果沒有騎兵和伯爾尼貴族的援助，他們不可能取勝。他們坦言並不需要你們的步卒，因為他們自己的步卒就夠多了，但騎兵和領隊是需要的，他們從貴族手中也拿到了。他們稱頌貴族供應糧草，阻擋敵軍，告知情報——他們承認這些要緊事都是貴族辦的，而不是餘下的我們辦的。 基斯特勒的對手——司庫弗蘭克利（Fränkli）只能表示認同：聯邦各州成天談論當年的戰爭，對伯爾尼騎士和領隊不吝稱讚，說要是沒有這些人，他們肯定會經常蒙受恥辱。17 赴外服役的傭兵業務 山民以傭兵為業由來已久，隨著戰爭經驗越來越多，傭兵也逐漸增長。最後，當局親自接手了傭兵洽談。18第一份此類協議簽訂於1373年，對方是米蘭領主維斯孔蒂家族，這份協議相當於德意志諸侯和騎士拿出自己的兵力，從外國國王或自由市換取報酬的傭兵協議。 據丘迪記載（2：197），蘇黎世於1430年為烏爾姆提供了1100名「裝備精良的部隊」去對抗胡斯派。我認為此事可疑。 不過，1388年，伯爾尼確實派出100個槍隊——無疑是騎士——和1000名甲士協助薩伏伊公爵與錫滕主教（bishop of Sitten）作戰。1443年，338名騎兵和981名步兵前往支援公爵對抗劫掠的法國傭兵團「剝皮軍」（écorcheurs）。1448-1449年，伯爾尼與公爵就派遣傭兵攻打斯福爾扎家族（Sforza）一事進行了多次談判。但談判無果，因為公爵拿不出錢。他的父親菲利克斯五世教宗告誡他，如果他之後付不起錢，那麼到現在為止還是好友的瑞士人就會成為他的敵人。 大約在同時（1449年），正與阿爾布雷希特·阿希萊斯交戰的德意志城市同盟要求盧塞恩提供一支由「800名裝備齊全並懂得如何打仗，且參加過你們的戰爭的人」組成的部隊。我們很快就會講到這批瑞士援軍。 1453年，查理七世想雇瑞士人與英軍作戰，但議會回絕了，理由是他們不習慣派遣士兵為異族人作戰。但許多瑞士人接受了法國開出的報酬，以至於議會於1455年1月做出決議，要求各地禁止居民出境，違者將處死並沒收財產。話雖如此，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454年（原文如此），約3000名伯爾尼人前往幫助薩伏伊公爵對抗法國王太子。但此行並未發生戰鬥。 在路易十一與大膽查理的交戰（公益同盟，1465年）中，聯邦再次頒布禁止為異族當傭兵的法令。蒙萊里會戰有瑞士人參加的說法有誤，直到戰後才有一支瑞士軍加入了勃艮第公爵。但當他們返鄉時，伯爾尼市政府決定從每名違反法令的傭兵軍餉中沒收3盾用於修建聖文森特教堂，並在監獄塔中關押8日。軍餉不足3盾者則要一直關押，每日飲食只有麵包、清水，釋放時間由政府酌情決定。 當然，傭兵出征為培養瑞士人的尚武精神和作戰經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便國內不打仗時也能如此。另外有跡象表明，瑞士人已經開始將自己的獨特軍制向外地傳播了。當然，前文提到的奧利弗·德·拉馬爾什（Olivier de la Marche）對大膽查理麾下傭兵（旅軍，Reisläufer）的描繪主要是證明瑞士人能力全面，作戰勇猛，這並非瑞士人的獨特秉性。19他說，在散兵作戰中，他們總是一名戟兵、一名弩手、一名火槍手一起出動，彼此支持，因此不懼騎兵。毫無疑問，奧利弗的主旨是不能指望單獨的弩手或火槍手對抗騎兵。瑞士人的特質在後面幾篇中確實有所體現。 為紐倫堡效力的經歷 回頭來看前面提過的烏爾姆市民寫給盧塞恩的信。我們發現紐倫堡儘管在1450年延攬了德意志和波希米亞貴族，但同時也招募了瑞士傭兵來對抗阿爾布雷希特·阿希萊斯。徵兵官漢斯·米勒（Hans Müller）的任務是招600人，但很快就有1000人應聘。他簽訂的合同保存了下來：月薪5萊茵盾，賞錢2盾。此外，傭兵會領到口糧和一部分戰利品，傷員薪酬口糧照發。開戰前，士兵們必須宣誓遵守某些軍規，包括承諾在一定限度內不得騷擾鄉村和居民，彼此要和睦共處。傭兵頭領有權對吵鬧者科以罰金，但合同里規定的規訓權也只有這一條了。 引言中提到的皮倫勞伊塔戰鬥（第275頁）無疑值得做進一步的考察。詩人漢斯·羅森普拉特（Hans Rosenplüt）的《紐倫堡戰記》（Nürnberger Rais）（收錄於利林克龍，Lilienkron，《古代民歌》Historische Volkslieder 1：428）中包含了關於此戰的重要信息。羅森普拉特反覆提到「瑞士長矛手」，但這支由800人至1000人組成、地位舉足輕重的部隊與其他部隊如何配合，我們就不清楚了。羅森普拉特筆下的藩候在進攻紐倫堡軍之前說道：「瑞士長矛手，我們首先要將他們打散。」這樣聽來，他們似乎組成了緊密的陣形。 瑞士領隊海因里希·馮·馬爾特斯（Heinrich von Malters）受任統領全體紐倫堡步兵，出發前還檢閱了包括市民、農民和傭兵（環衛軍，Trabanten）在內的步兵。按照檢閱報告，他要求每人有一把良弩、一支火槍或一桿斧槍。他不許士兵帶「短小的劣矛」，意思大概是要麼帶斧槍，要麼帶長矛。接著，他還試圖讓紐倫堡本城步兵採用瑞士裝備。除了主兵器以外，每人還要攜帶一件近戰短兵——短刀、劍或斧——掛在身側。 但馬爾特斯並沒有隨意將他們帶上平原，同時也擺出了車營。 紐倫堡軍派遣2800名步兵和600名騎兵出發，搶奪一番後班師，結果正要從漢巴赫（Hembach）渡過雷德尼茨河（Rednitz）時遭到阿爾布雷希特攻擊。兩邊對射了半天，但未決出勝負。 塞肯海姆會戰 （1462年6月30日） 普法爾茨選帝侯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當時有1100名騎兵和2000名步兵，在內卡河與萊茵河夾角處的塞肯海姆（Seckenheim）遭到正在蹂躪其領地的巴登藩候、符騰堡伯爵、梅斯主教和施派爾主教的突襲。他先前從當地徵召農民參軍，數量優勢相當大。騎兵首次衝撞，選帝侯就落馬了，他的部下稍稍後退。但步兵——文獻中明確記載他們組成了長矛方陣，而且有一批由蘇黎世人漢斯·瓦爾德曼（Hans Waldmann）統率的瑞士傭兵——堅定不移地頂住了敵方騎士的進攻。20這時，先前沒有參戰的其他普法爾茨騎士出手，一舉決勝。 普法爾茨一方只有8人被殺，敵方則折損了45人。藩候、符騰堡伯爵及梅斯主教被俘；藩候和他的弟弟梅斯主教均受重傷。因為聯軍後方正對內卡河與萊茵河的夾角，所以退路完全被切斷了。 7　勃艮第戰爭 起因 儘管打贏了森巴赫和奈福爾斯兩場仗，但聯邦並未像希臘人戰勝波斯王后那樣轉向大舉征服的政策。他們早在1389年就與哈布斯堡家族訂立和約，第一次為期7年，第二次為期20年（1394年），最後一次是50年（1412年）。舊主在這些條約中無疑暫時放棄了對某些地盤和權利的主張，但仍然保留了大片如今在瑞士境內的領土。將和約與聯邦的勝利放在一起比較，我們一時間會感到困惑：瑞士人的軍事優勢到底有沒有那麼大，因為他們最終只拿到相當有限的成果就滿足了。但我們依然可以認為，這一新型軍事力量確實比徵召騎士參戰的舊式軍隊優越。1至於新興力量未能提出更強硬政治訴求的原因要到政治領域，而非軍事領域中尋找。成員享有平等權利的鬆散八州聯邦（施維茨、烏里、翁特瓦爾登、盧塞恩、楚格、蘇黎世、伯爾尼、格拉魯斯）不適合大興征討。希臘人當年是在雅典主導下，也多虧了雅典才能趁薩拉米斯與普拉提亞大捷之威，一舉將波斯人徹底趕出希臘，甚至擴大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的地盤。假如瑞士聯邦採取大興征討的政策，那麼各州很快就會陷入內鬥，因為除了聯邦有一套共同的互利政策，各州自己也有一套政策。考慮到這種狀況可能引發的內鬥風險，而且內鬥確實偶有發生，各州只得對征服活動嚴加限制，謹慎從事。除了武力以外，各州也會試圖以和平手段擴張領土，尤其是城市州。按照現在的幣值估算，蘇黎世在1358年至1408年間用於租購周邊騎士和諸侯領地的資金達200萬法郎。2直到利奧波德三世幼子，空兜公爵腓特烈（Duke Fredrick of the Empty Pocket）魯莽地陷入與康斯坦斯市政府的衝突，淪為法外之徒並遭到四面合擊時，瑞士人才再次拿起武器，吞併了阿爾高（Aargau）（1415年）。又過了一代人的時間（1460年），他們才奪取了托爾高（Thurgau），隨後立即渡過萊茵河，對黑森林南部和阿爾薩斯境內的奧地利領地發起進攻。 奧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無力應付兵鋒日進的瑞士人，終於向勃艮第公爵求援。作為法國王室旁支，勃艮第公爵將法蘭西和德意志境內的大批封地納入自己的管轄，是當時中歐地區最強大的勢力。西吉斯蒙德將剩下的阿爾薩斯以及與瑞士接壤的黑森林領地都賣給了大膽查理，希望查理有實力守住這些地盤，進一步還希望強大的勃艮第能在由此引發的衝突中擊敗瑞士人，從而幫助哈布斯堡家族收復舊領地（1469年）。但這項外交策略的實際結果遠非如此。大膽查理是瑞士聯邦的老朋友，根本不想被拖入與聯邦各州的衝突。他謀劃的擴張方向完全相反，是夾在兩塊領地——北邊的尼德蘭，南邊的勃艮第公國和勃艮第伯國——之間的萊茵河下游和洛林一帶。因此，西吉斯蒙德公爵很快意識到這項策略的結果是舊領永久割讓給勃艮第，換取對方承諾支付的5萬盾，僅此而已。為了收回領地，他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勃艮第不幫他打瑞士，那就讓瑞士幫他打勃艮第。在大膽查理的死敵法王路易十一的斡旋下，奧地利與瑞士聯邦達成了協議。過去一個半世紀中的和約都規定了具體期限，因此只是停戰協議。現在，西吉斯蒙德公爵終於願意放棄對瑞士土地的權利，以為「永久不易之策」（1474年）。作為讓步的回報，瑞士人在某些條件下有義務為其提供傭兵，並在公爵遭受攻擊時予以支援。 從這份防禦條約開始，聯邦就逐漸被捲入了對抗勃艮第公爵的包圍網。戰爭的根本原因眾說紛紜。正如當年與哈布斯堡的衝突一樣，瑞士人樂於將自己打扮成就算沒有直接遭到進攻也是受到威脅的一方，哪怕只是勃艮第占領阿爾薩斯這樣的間接威脅。這是毫無疑問的。創始各州當年起兵對抗哈布斯堡時就不是一群原本和平、一朝出征的農人牧民，而是一個有戰鬥經驗和軍事素養的共同體；如今，聯邦的軍威更是令四鄰敬畏。他們對自身實力有著清醒的認識，明白勃艮第乃至任何勢力對瑞士構成威脅的看法都是無稽之談。眾多文獻或談判記錄中壓根沒提到這一點。相反，只可能是瑞士挑起對大膽查理的戰爭，一直打到公爵最終失敗為止；或者出於自身的政治動機——擴張、戰利品和征服——或者只是給外國勢力當傭兵，也就是法國國王的勢力。瑞士人只是作為傭兵參戰的觀點很早就在瑞士本土產生了。經過反覆研究，我確信這一觀點大體上是正確的，儘管並不能算完全正確。阻止勃艮第在阿爾薩斯和黑森林立足確實符合聯邦的利益，聯邦也感到有援助「下方同盟」（Lower Union）諸城——斯特拉斯堡、科爾馬（Colmar）、施萊特施塔特（Schlettstadt）和巴塞爾——的義務，該同盟希望將勃艮第從大門口趕走，但先前締結的防禦條約就已經滿足了瑞士人的利益，而且東七州也拒絕繼續推進，因為與勃艮第交戰只對伯爾尼擴張有利。因此，聯邦政策遇到了前面已經看到的障礙：瑞士人確實有軍事實力、好戰熱情和征服的念頭，但因為各州彼此嫉妒的制約而不能全面開動。創始各州認為要翻過聖哥達山口（Saint Gotthard Pass），到義大利去追尋榮耀和戰利品。但伯爾尼人打算向西擴張，征服屬於勃艮第盟友薩伏伊的汝拉山區和沃州。如果沒有路易十一的金援，伯爾尼永遠不能讓其餘各州同意自己的征討方案。就連伯爾尼本身的政界上層都在領法國的錢，但法國的資助與伯爾尼的政治理念恰好重合，因此不能單純說伯爾尼賣身給了法國國王。然而，其他七州無疑只有與勃艮第交戰時才會聽從伯爾尼的領導，領取法國的金錢。 因此，瑞士人打的都不是某種意義上的解放戰爭，甚至不僅僅是防禦戰，而是採取了攻勢，不管把強調的重點放在伯爾尼的征服構想或是其理論上的對立面，即勃艮第勢力在當地的崛起，抑或是路易十一的金錢——他收買的對象不光有政界上層人物，還有整個的州。政治因素對這場戰爭的戰略也有重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多說幾句。 但戰爭的實際發展與瑞士人當初的設想大不相同。瑞士的宣戰文告中專門強調，他們以為要打的是一場風險小而收益大的戰爭，並非「主要參戰方」，而只是作為德意志帝國、哈布斯堡家族、「下方同盟」和法國國王的盟友從旁輔助。可他們很快得知腓特烈三世皇帝和法國國王與勃艮第議和，渴望復仇的勃艮第已經將頭轉了過來。 戰爭就以這樣的形式發動了。它之所以極為重要，不僅在於政治和軍事意義，從史學方法和大眾心理的角度看同樣如此。除了同時期的史料以外，還有一份寫於兩三代人之後。作者是宗教改革家布林格的記述，書中重複了民間的傳說。拙作《希波戰爭與勃艮第戰爭》中引用了一段布林格的未發表史料，不是因為我們能從中得出某些與戰爭經過相關且不見於其他史冊的信息，而是因為它與希羅多德對希波戰爭的記載相映成趣，很有啟發性。雖然不至於說是模仿希羅多德，但一條條線索表明兩者同樣充斥著虛構之處。就連被流放的斯巴達王德馬拉特（Demarat of Sparta）與波斯王在溫泉關前的對話都沒有落下。大膽查理俘虜了瑞士軍官布蘭道夫·馮·施泰因（Brandolf von Stein），後者不得不向公爵講解瑞士人的戰法，結果令公爵大驚失色。通過布林格的這段記述，我們能學到如何從史料分析的視角去評估希羅多德式的民間傳說。 埃里庫爾戰鬥 （1474年11月13日） 宣戰後，趁著大膽查理及其主力還在萊茵河下游，瑞士、阿爾薩斯和奧地利立即派遣1.8萬人圍攻埃里庫爾（Héricourt）。一支勃艮第援軍從北邊逼近，但兵力肯定遠遠弱於圍城軍（不可能達到文獻記載的1萬人）3，因此其真實意圖難以看清——或許只是想示威。聯軍出動迎擊，勃艮第人未經大戰就逃跑了。有記載稱，勃艮第騎兵面對堅定不移地攻殺過來的純步兵很不習慣，大感驚詫。這種說法不過是瑞士人的想像虛構出來的。4 從史料分析的角度看，傷亡數字很有意思。 索洛圖恩領隊的回報中稱敵軍有600人被殺。比爾（Biel）領隊的回報中寫道：「約有1000名敵軍被殺。」 伯爾尼人給法國國王的報告中說，戰場清點敵軍屍首計1617具5，另有大批敵軍因失火而死在了一個村子裡，於是敵軍損失估計達3000人。 另一份官方報告說2000人被殺。 伯爾尼編年史作者迪博爾德·席林（Diebold Schiling）給出的數字是陣亡者2000人，燒死者1000人。 乍看起來，我們無疑會傾向於認可伯爾尼人的說法，即戰場屍首1617具外加燒死者。現代學者試圖調和它與會戰後當晚寄回本城的索洛圖恩報告中的估算值，提出聯軍在戰後次日才發現實際戰果比最初看起來要大得多。這種情況當然經常發生，但與戰鬥的性質和聯軍的傷亡並不相符。 巴塞爾市政府書記員尼古拉斯·呂施（Nicholas Rüsch）6和伯爾尼編年史作者席林都聲稱瑞士聯邦無一人折損，只有幾人受傷，後來也痊癒了。其他文獻列出了3名戰死者；7比爾領隊報告說本城有兩人死亡。羅特（Rodt）聲稱在一份未具名的文獻中看到過70人陣亡的數字。8 即便瑞士損失了70人，對方損失2000人乃至更多的說法也是難以置信的，因為勃艮第人並非側後遇襲，逃跑路線上也沒有障礙物。另外，虛假的瑞士傷亡數字就列在敵軍傷亡數字旁邊，所以就更不可信了。但如果我們決定採納聯邦無一人折損，或者最多有兩三人陣亡的說法，那麼上千名勃艮第人被殺的記載就真是天方夜譚了。因此，看似精心清點出來的1617名敵軍陣亡數字絕不能當真。 俘虜中有18名倫巴第傭兵被指控在入侵阿爾薩斯期間犯下了玷污教堂或其他瀆神的罪行，於是慘遭折磨並被活活燒死。但聯邦議會之後做出決議，規定今後要按照聯邦先前的做法，俘虜一律處死不留。 格朗松會戰 （1476年3月2日） 公爵當時纏身於萊茵河下游與洛林，直到整整一年半後才來到瑞士邊境，保衛自己的領土。與此同時，瑞士人接連出征，讓鄰近的勃艮第和沃州地區的人流盡了鮮血。諾伊恩堡湖畔的安寧小鎮施泰菲斯（Staffis）的人民進行反抗，結果被夷為平地。最後瑞士人強攻下了城堡，將活著的守軍從塔頂扔下。更有甚者，他們後來發現四處躲藏起來的人時就用繩子捆住，扔進湖裡活活淹死。這時，弗里堡來了100輛拉布的大車；這座小鎮以織布為富源。婦孺留了一條性命，財物則被洗劫一空。據說，就連這群強盜自己都對犯下的暴行心懷戚戚；伯爾尼市政府溫和地譴責了領隊們的「不人道苟行」。9 通過將堅固據點占為己有，尤其是汝拉山的各處關口，伯爾尼人經常外出劫掠。但如今公爵率領大軍前來，他們便放棄了這些城堡，因為東方各州顯然不再願意像之前那樣為伯爾尼征戰了。伯爾尼人敢於保留的最前沿據點是格朗松，為其配備了500名守軍，預計足以自守。如果形勢危急，聯邦終歸不會袖手旁觀。 我們對這場戰役非常了解，不僅有瑞士和勃艮第雙方的編年史，尤其是還有帕尼戈羅拉（Panigorola）的報告。帕尼戈羅拉是米蘭公爵派來的大使，當時在查理近旁，他每隔幾天就會向主人做詳盡的匯報。他的報告以印刷本的形式保存了下來。10 勃艮第公爵進軍瑞士的最短路線是穿過汝拉山區，大概是通往納沙泰爾（Neuchâtel）或比爾。但查理沒有走這條路。他設定的首要目標不是入侵瑞士，而是解放被瑞士人征服的薩伏伊領地沃堡，遂朝沃堡而去，並將大本營設在那裡。因此，實際交戰時，他是面朝東北方向的。 公爵的第一個戰略目標是收復格朗松。格朗松不僅不在行軍路線上，反而會直接將他引向最大的敵人——伯爾尼市。但查理選擇這樣行動的原因無疑正在於此。他的盤算很可能與伯爾尼市政府在同一條軌道上，只不過方向相反。他知道各州絕非一致認可伯爾尼的政策。假如他直撲伯爾尼而去，那麼儘管各州與伯爾尼有種種分歧，估計也不會置之不理。但查理攻打的是格朗松，於是各州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有理由幫助伯爾尼守護它的征服成果嗎？既然有這樣的想法，各州可能只會派出一半或者微不足道的兵力，乃至一個人都不出。接下來，伯爾尼不管是甘冒風險，只派本城和最親近盟友的兵馬解圍，還是任由格朗松及其守軍自生自滅，局勢對勃艮第來說都是極其有利的。 事態發展正如公爵的預料。勃艮第軍逼近的報告也好，伯爾尼日日的懇求也罷，東部各州都不為所動，沒有立即出兵。直到三周多時間過去，勃艮第軍已經開始翻越山嶺，聯邦軍才做好了出動準備，儘管兵力遠遠達不到全額。與此同時，格朗松守軍已被迫無條件投降，並被憤怒的公爵處死，這是他們罪有應得的懲罰。 對公爵來說，最穩妥的做法無疑是坐守位於格朗松附近平原且有大炮保護的完備營寨，等著瑞士人來攻。他的兵力約為1.4萬人，包括2000名至3000名重騎兵，7000名至8000名射手，其餘為下馬矛手。瑞士兵力約為1.9萬人，肯定比他多幾千人，但未必會冒險攻打營寨，因此查理決定出寨相迎。憑藉手下的職業軍人和火炮，他對擊敗一群民兵有十成的自信。他沿著諾伊恩堡湖邊的道路行進，其中有一段山體朝湖面延伸，從而形成了一處隘口。為確保部隊安全通過隘口，查理首先奪取了對面出口（北側）處的沃馬庫斯（Vaumarcus）城堡並派兵駐守（3月1日）。11 此舉也決定了瑞士人的動向。他們先前確實在猶豫要不要進攻堅固的勃艮第軍營。現在，他們決定立即轉向沃馬庫斯。查理肯定會立即前往救援守軍，這樣就有機會在勃艮第人沒有提前準備，尤其是沒有火炮駐守的位置交戰。3月2日上午，兩軍開始向對方進發。瑞士人去北口的沃馬庫斯，勃艮第人去南口。查理只想推進到距格朗松約為5英里（約8千米）的這個位置。結果約2.5英里（約4千米）寬的山脊仍然橫在兩軍之間。但戰鬥就這樣展開了，出乎雙方的意料。 瑞士軍一部（主要是施維茨、伯爾尼和弗里堡）與山路上的一處勃艮第哨所開打了。這場戰鬥將一支又一支部隊吸引到了山路上，等瑞士人一路追到山的另一側時才發現敵方全軍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先鋒已經抵達並開始紮營；大部隊還在行軍。 公爵和前鋒在一起，主要憑藉射手與湧出山口的瑞士人交戰。 圖8　格朗松會戰 從理論角度看，局勢對勃艮第再有利不過了。雙方都在行進中，但勃艮第人走在平原上，瑞士人則要通過崎嶇的山口。因此，我們必須假定勃艮第軍可以比瑞士人更快地集合與展開，可以趁著敵軍還在列陣時發起攻擊。瑞士人一旦被擊退，必然會擠作一團，困在山路的入口處，蒙受巨大的損失。 上述做法本身是合理的，但雙方的構成和戰術特點決定了勃艮第人不可能這樣做。瑞士軍走的路並非剛出山林就是一馬平川，而是經過一系列種著葡萄藤的矮丘逐漸下降。身處這樣的地形，查理最倚重的兩張王牌——騎士和火炮都派不上用場。如果他只派大批射手上前進攻，或許可以迫使瑞士人退回山口，但射手本身不能真正擊敗對手，因為他們不敢過於靠近敵人，也不能打肉搏戰。於是，查理決定在平原展開軍隊，等待瑞士人發起進攻。有人會認為他這樣做是丟掉了局勢賦予他的最大優勢，也就是趕在敵軍未聚齊時加入戰鬥的機會。但他還是做了相應的布置。他派出幾隊射手繼續戰鬥；他的射手比瑞士射手厲害，估計對正在矮丘上列隊的瑞士方陣造成了很大的騷擾。於是，大約有8000人、連全軍一半都不到的瑞士方陣不等其他人抵達就出擊了。 小批騎兵12和伯爾尼軍中的少數射手也一同進攻。如果勃艮第軍此時已經部署完成的話，那我們真是想像不出更好的局面了。但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可以假定當勃艮第全軍都在平原上了，但後方還有一部分正要從行軍縱隊轉為戰鬥陣形時，瑞士人就逼近了。瑞士人或許正是看準了勃艮第人列陣也沒有完成，所以才不等聚齊就出擊。 不管出擊的原因是什麼，公爵依然相信自己占盡優勢。如果瑞士方陣下到平原，勃艮第騎士可以攻其側翼，同時正面有炮兵和射手開火。隨行的少數騎兵和射手沒有能力保護方陣側翼，更不用說公爵還可能從後方發起攻擊了。為了自保，瑞士方陣只得駐足，終究會屈服於四面合擊。 於是，查理命令幾隊騎士從山體一側攻擊敵人側面，又讓其餘騎士從正面撤出，為火炮留出空間。炮彈射進瑞士大部隊，騎士奮勇進攻。聯邦散兵逃回了方陣內部。勃艮第騎士一直來到矛頭面前，但無法突入長矛朝外的大方陣。吉永堡領主打馬入陣，結果被殺，其他騎士紛紛掉頭。進攻被擊退了，攻勢在堅定不移的瑞士方陣和伸長的長矛面前自行瓦解。 這一天的勝負就這樣決出了。恐慌在勃艮第軍後排——大概是正在列陣的士兵——和縱隊中爆發了，而且在持續蔓延。隨著「逃命去吧」（Sauve qui peut）的呼聲，勃艮第軍一隊接一隊地逃跑了。帕尼戈羅拉說，恐慌的原因是後排部隊將前排為了給火炮留出空間而後退的動作理解為潰逃。瑞士人則認為是源源而來的兩路己方部隊（一路翻山，一路沿湖）讓勃艮第人恐懼不已。這兩點原因可能都有，加上吉永堡統率的騎士被擊退，三者共同促成了最後的結局。13無論如何，大戰並未爆發。當然，勃艮第軍主體由射手組成，而射手在近戰中是打不過斧槍手和矛手的，他們也沒有能防止單兵被恐慌情緒感染的堅定的戰術單元。勃艮第兵敗如山倒，查理徒勞地四處努力阻擋退勢。瑞士人發起了追擊，但他們的騎兵很少，也不敢單獨上前，因此無法擴大戰果。有人說勃艮第軍損失了1000人，這個數字無論如何是太高了。帕尼戈羅拉說只有少數幾人被殺，這顯然是符合戰鬥性質的。戰後次日，聖加侖修道院軍的領隊彼得·馮·赫文男爵（Baron Peter von Hewen）向院長報告說，戰場上只留下200具勃艮第人的屍體。14 在瑞士人一邊，被勃艮第的炮彈箭矢殺傷者不在少數，而且不光是前鋒，就連主力方陣也有損失。例如，盧塞恩傷員達52人。大部分受傷者估計是追擊過程中被敵軍回頭射中的。各隊估計都有一些人跟著前鋒走，有些人可能在交戰過程中就受傷了。15 穆爾滕會戰 （1476年6月22日） 不管伯爾尼如何強烈要求，聯邦仍然不願意趁熱打鐵，發起大規模的戰略攻勢。各州士兵甚至沒有越過格朗松大營，而是立即帶著戰利品返回故鄉。16於是，查理得以在距離伯爾尼約50英里（約80千米）的沃州重整旗鼓。他將大本營設在洛桑，用兩個月時間備戰，集結起了一支比格朗松會戰時強大得多的軍隊，兵力大概在1.8萬至2萬人，然後再次出征。17 這一次，伯爾尼沒有冒險堅守格朗松那麼遠的據點，在薩伏伊境內只保留了穆爾滕一地。穆爾滕距離伯爾尼約14英里（約22.5千米），擋在洛桑與伯爾尼之間的兩條道路中的北路上，南路則有弗里堡把守。因此，查理不得不首先攻取兩地之一。越過兩地，直取伯爾尼沒有任何好處。伯爾尼人不會接受野戰，公爵只能圍城，然後同樣會受到援軍攻擊，但與穆爾滕和弗里堡相比，在伯爾尼城下交戰的條件要惡劣得多。因此，公爵必須首先拿下兩城之一。伯爾尼政府預料到這一點，於是「增兵」1000人加強弗里堡防禦。穆爾滕位於敵境，市民態度曖昧，伯爾尼人派出身經百戰的軍人阿德里安·馮·巴本貝格（Adrian von Bubenberg）率領1580人前往守衛。 勃艮第公爵決定攻打穆爾滕。不管做出這個決策可能有哪些軍事方面的具體考量——例如方便撤退或地形有利——決定性因素和他上一次攻打格朗松是相同的。格朗松戰後，東方各州的反對依然強烈。18因此，儘管伯爾尼人發出了抗議，儘管他們顯然能贏得軍事上的種種優勢，但各州還是剛取勝就班師了，讓勃艮第人得以將集結地域設在瑞士家門口。各州甚至不願意協防穆爾滕，而希望以守衛聯邦本土為限。若攻打弗里堡，各州會立即全員出動。若攻打穆爾滕，則可能重演春季的格朗松故事。 如果公爵在援軍抵達前奪取了穆爾滕，他下一步的打算是什麼？這很難說。儘管他曾對帕尼戈羅拉說過直搗伯爾尼，但我們也可以設想他會守在堅固營寨中等待瑞士進攻。更有甚者，俘虜穆爾滕的1500名守軍並作為人質或許就足以達成戰爭目的。如果他像在格朗松那樣將守軍處死，那他根本不用去伯爾尼，瑞士人自己就會撲上來野戰，這正中他的下懷。 於是，查理不緊不慢地朝穆爾滕前進，6月9日開始圍城，同時修建了對外工事，防備可能出現的援軍。他沒有憑藉工事緊貼著城市紮營，因為敵軍可以從高處看到那裡，而是推進到距離城市1.5千米到2千米遠的旁邊一道山脊。山下是地勢相對平緩、從布爾格（Burg）和明興烏勒（Münchenwyler）向東延伸的烏勒原（Wyler Field）。此地很適合打援，敵人在遠處時可以開炮，接著用弓弩彈丸打擊，最後出動騎士和步兵，轉入攻勢。19 圖9　穆爾滕會戰 在另一處，大概在蒙泰利埃（Montellier）附近，查理修壩攔路。按照瑞士編年史的說法，工事由一道木樁和網狀柵欄混合而成的「綠牆」（Grünhag）組成，建於高處，有兵把守。牆上留有開口，方便外出反擊。文獻中沒有說它向東延伸了多遠，但無疑最多沒有把營地南邊圍上，甚至可能完全圍住了。明興烏勒以南的森林可以伐木為障，屏護營地南側。瑞士人的正常集合點在東北面，大概不至於跑那麼遠。 眼見營地如此鞏固，公爵確信瑞士人連主動上前的勇氣都沒有。會戰與否完全取決於他，也就是看他出不出堅固的營寨。20 補給線上的易守難攻之處安插了士兵把守，保護運往大營的糧草。 放了防備援軍突襲，最好的辦法是占領由南向北流、大致位於伯爾尼與穆爾滕之間的薩訥河各處渡口，尤其是勞彭和居默嫩（Gümmenen）兩處。他確實很早就試圖占領渡口（6月12日），但被擊退後就放棄了。他很可能並不想占據可能被敵軍攻占的外圍據點，也不想因為它們而出兵救援。 現在，瑞士人得以緊臨薩訥河集結軍隊，等主力聚齊後渡河，前往距離勃艮第綠牆不到五六千米的烏爾米茨（Ulmitz）（6月12日）。除了瑞士人，洛林公爵勒內（Duke René of Lorraine）也帶著幾百名騎兵來了，還有奧地利騎兵、斯特拉斯堡的部隊，以及阿爾薩斯的其他幾路人馬。但直到圍城開始後的第十三天（6月22日），兵員才大體聚齊。聯邦各州沒有在得知勃艮第出兵時召集軍隊，甚至在穆爾滕被圍的消息傳來時也沒有，直到伯爾尼舊地受到侵犯時才動員——那是6月12日，薩訥河畔爆發了前哨戰。 在此期間，勃艮第人對穆爾滕城猛攻不下。他們曾在城牆炸開口子並突入城內，但被趕了出來。守軍長官巴本貝格奮力守城，十分機警。他控制住了市民的敵對情緒，又用呵斥和嚴厲的手段來提振低落的士氣。援軍也從湖對岸趕來支持他。於是，勃艮第將佐建議公爵停止攻城，保持轟擊即可，將全部兵力投入即將到來的會戰中，而會戰成敗將決定穆爾滕的命運。 得知瑞士人逼近後，公爵就帶著幾名將佐前往偵察，那是6月21日，會戰的前一天。他們來到離敵軍很近的地方，竟引來了開火。他們討論是否暫停圍城、先打野戰會不會比較好。21但公爵不同意。瑞士人將集結地域選在烏爾米茨附近，那裡內有溝壑，外有叢林，勃艮第騎士無法進攻，也不能觀察敵人，估算兵力。公爵認為對方集結的兵力不會很多，於是更不願意中斷遲早會成功的圍城了。他似乎沒考慮過分兵之策，一邊繼續圍城，一邊在烏爾米茨附近攻擊敵軍（如腓特烈曾從布拉格前往科林迎戰道恩）。[163]這種做法同樣不明智，因為公爵不清楚烏爾米茨附近的敵軍有多少，而且敵軍有地勢為屏障。於是，公爵維持了繼續圍城並等待援軍出擊的原定方案。帕尼戈羅拉告誡公爵道，瑞士人是在瞞天過海，隨時可能突然現身。但勃艮第軍先前已經多次在牆後列陣迎敵，接連數日不見人影，公爵遂認為敵軍不會再發起進攻了。哪怕發生了最壞的結果，即敵軍發起突襲，他也安排了自衛的手段，也就是在面對烏爾米茨一線日夜不息地布置了2000名步兵和300個槍隊。大部隊保持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戰鬥陣形後，公爵讓他們回營了。 夜裡下起了大雨，整個上午都沒有停。早晨，瑞士軍派人偵察，但很快就退了回去，之後便沒了蹤影和消息。公爵至此完全確信敵人不會冒險進攻了。 但瑞士人前幾天其實就打算進攻，只不過是在等蘇黎世的部隊。後者一路強行軍，最後甚至在夜裡從伯爾尼出發，總算於周六上午抵達烏爾米茨。蘇黎世政府想壓迫伯爾尼接受自己對於征討沃州的看法，直到6月18日才出兵，那時勃艮第軍從洛桑出發已有3周多，圍攻穆爾滕也有10天了。另外，按照當時的狀況，蘇黎世徵召的兵員是非常少了，只有1450人左右，最多不超過2000人。 然而，集結後的聯邦軍仍然有兵力優勢，優勢比格朗松時還要大。聯軍約有2.6萬人，如果算上穆爾滕守軍——他們拖住了勃艮第軍一部，最後還出城突襲，因此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總兵力就會接近2.8萬人。如前所述，勃艮第兵力為1.8萬至2萬人，而且還要扣除補給線上的守軍。 瑞士文獻在格朗松會戰時就說勃艮第軍有10萬之眾，到了穆爾滕更是多至此數的3倍。 公爵的兵力少得多，戰略上也處於劣勢，因為後方被圍的城中還有一支強力守軍。但勃艮第軍最大的危險來自工事。為順應地形，綠牆修在了軍營前方超過500米的位置，因此周長很大，遭到攻擊時全靠勃艮第人及時在牆後就位，而且必須守在無法預知的、瑞士人提前攻打的牆段。 為將者必須敢於冒險，勇於決斷，也要明察秋毫，隨時洞察敵人的計策與欺詐。1742年5月17日，奧地利軍計劃在查圖西茨（Chotusitz）發起突襲。普魯士軍之所以沒有被擊敗，只是因為指揮官王太子安哈特領主利奧波德（Crown Prince Leopold of Anhalt）日出時就上馬，得知敵軍逼近的消息後叫醒部下並列陣展開。1745年9月30日，奧軍自以為能在蘇爾（Soor）打腓特烈一個措手不及，結果卻遭到反擊，這是因為國王每日4點起床，得知敵軍行動時已經和當值的將軍在一起了，就連腓特烈也在霍赫基希（Hochkirch）遭到過突襲。假如格萊森瑙能提前幾個小時注意到拿破崙的動向，他估計在利涅就能打贏好友賓館會戰[164]。全軍出動的動靜那麼大，似乎不可能注意不到，但現實中，敵方全軍近在眼前時才被發現是戰爭史上常有的事。這一點只有反覆舉證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要多列幾條。1813年10月16日，法軍在瓦倫（Wahren）構築好陣地等著西里西亞軍來攻，但後來以為西里西亞方向短期內不會有敵人來了，便放棄了陣地。緊接著，敵人的消息就來了，而且離得非常近，法軍沒辦法返回陣地，只能在剛剛落腳、位於陣地後方1英里（約1.6千米）多一點的默肯（Möckern）列陣。一個更狼狽的例子是柯尼希格雷茨會戰，奧軍右翼直到普魯士王太子的部隊殺入陣中才注意到對方。1870年8月4日，普魯士第3集團軍全員向魏森堡行進的過程中從來沒有被法軍巡邏兵發現。據巡邏兵報告，當外圍戰突然打響時，杜艾將軍（General Douay）正讓部下做飯。1866年，普軍在陶特瑙（Trautenau）沒有意識到奧軍主力的到來；1870年，法軍在博蒙（Beaumont）遭到普軍突襲。這兩場戰鬥也屬於那種沒料到敵軍會來，所以就沒發現敵軍的反面例子。另一個例子發生在1870年8月，德軍花了17日和18日整個上午才發現法軍右翼駐紮在區區5英里（約8千米）外的聖普里瓦（Saint Privat）。 如果及時發現敵軍接近——此處還有樹林掩護——本身確實並非易事，不能視為理所應當的話，那麼應對這種局面所需的將領素質更是勃艮第公爵完全缺乏的。他對瑞軍營地當然是熟悉的，但他並未密切觀察瑞士軍，既沒有親自關注其動向，也沒有把它當成一件大事，交給最可靠的部將去執行，而是固執地認為敵人不敢進攻。哪怕到了中午時分，敵軍接近的報告已經傳來了，他仍然在好長一段時間裡表示不信，無動於衷。 瑞士將領認真考慮了進攻方案。軍事會議之前做出的決定是不打臨湖而建的穆爾滕以北的圍城軍，而要進攻烏勒原上的勃艮第陣地中央。一旦得手，路上的大批敵軍肯定會被趕到後方，從而實現切割。伯爾尼編年史中對這一致命決定的論述值得摘錄： 各城各鄉及盟友的軍民官員聚在那裡，日復一日地思考和討論要如何進攻，如何行動才能贏得榮耀，因為他們總是害怕公爵和他的罪犯部將們像格朗松會戰時那樣逃脫。經過商談，他們以神的名義，憑藉神的幫助選好了先進攻右軍，而且要拖住對方，不使其逃脫，如果他們相信先擊敗紮營於穆爾滕右側一處堅固陣地的雷蒙伯爵（count of Remond），那麼公爵和其他罪犯部將就會被迫撤軍。 於是，瑞士軍從烏爾米茨出發，穿過布爾格村和布爾格以南約1英里（約1.61千米）處的薩爾文納赫村（Salvenach）之間的小高地，直撲勃艮第工事。工事大約從明興烏勒附近開始向北延伸，朝向布爾格或阿德拉山（Adera Hill）。不少於1800名騎士和射手布置於3隊矛手和斧槍手之間。22 聯邦內鬥的一個典型體現就是，最高統帥並非瑞士人，而是3年前還勢同水火的奧地利公爵的手下威廉·赫脫（Wilhelm Herter）騎士。伯爾尼編年史中未記載這一事實，文中根本不提統帥是誰，就連指揮主力部隊的蘇黎世人漢斯·瓦爾德曼的名字都沒寫，而只表揚了來自伯爾尼的先鋒官漢斯·馮·哈爾維爾（Hans von Halwil）。除此之外只提到後衛指揮官卡什帕·哈爾滕施泰因（Kaspar Hartenstein）一人。23 有意思的是，這支由農民和市民組成的軍隊行軍途中在樹林裡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提爾施坦伯爵（count of Thierstein）將包括蘇黎世市長瓦爾德曼在內的許多人授封為騎士。儀式拖得太久，大家最後都不耐煩了。 儘管拖沓如此，但當大隊騎兵、射手、雄壯的方陣伴著飄揚的旗幟先後從林中走出來到烏勒原時，勃艮第人依然沒有警惕起來。「綠牆」上的守軍不比夜裡更多，還是2000名步兵和300個槍隊。 守軍雖弱，但還是打退了第一次進攻。雙方在這一點上的記載相同。從伯爾尼人席林的記述來看，我們只能假定瑞士軍衝到了勃艮第牆下，沒能突破，然後就轉身回去了。更可能的情況是，懾於勃艮第大炮的威力和牆上射手的身影，進攻部隊半路就停下來了。另一位目擊者盧塞恩人埃特林（Etterlin）寫道： 敵人加強了陣地，大型重炮向聯邦軍方陣和騎士——他們當時在方陣旁邊的一小塊田地里——發出精準而致命的炮彈，最終造成了重大傷亡。有幾名騎士和騎手被擊中腰部，上半身不見蹤影，下半身還在馬鞍上。這是筆者彼得曼·埃特林和許多教士的親眼所見。另有數人的頭被轟飛了，不過感謝上帝，這樣的人並不多。 假如瑞士人一直衝到牆下，然後被迫退回敵軍火炮射程外，那麼傷亡肯定會相當慘重。因此，進攻部隊停下的原因更可能是駭人的創傷對士氣的打擊，而非實際的死亡人數。 帕尼戈羅拉記載道，雅各布·加廖托領隊（Captain Jacob Jalioto）和其他所有領隊都告訴他，瑞士人轉身退回樹林時，要是勃艮第人列好了陣，他們無疑會擊敗對手。24我們或許會懷疑瑞士方陣是否真的受到了重創，但這確實是勃艮第人轉入攻勢的合適時機。 有幾名膽子大的騎士殺向瑞士人25，但人數太少，並未取得戰果。勃艮第軍也沒有列好陣。查理公爵在下面的軍營里，剛剛傳話給號手，讓他們吹號傳達披掛盔甲、備鞍上馬的命令。帕尼戈羅拉上了山，親眼看見了瑞士軍隊——騎兵、密密麻麻的槍林、飄揚的旗幟。他趕忙下山去找公爵，幫公爵穿戴盔甲。但到了這個時候，公爵竟然還有懷疑。等他最後上馬時，勝負早已決出。 戰場高低起伏，瑞士人不難找到一處躲避炮火的坡地。此外，火炮裝填和轉向的速度並不快。一份巴塞爾的文獻寫道，施維茨從官提出了轉移的建議，而且自己拿著斧槍到了一處坡下。26 等猝不及防的勃艮第軍人——騎士、弓手和矛手——從營中分批趕到前線。「綠牆」已經被攻破了，潰兵朝他們湧來，身後是大群瑞士人，儘管瑞士人的隊伍已經拉長了。27公爵好不容易才保住自己的命，沒有努力讓部下到一處新陣地駐足。瑞士人的巨大兵力優勢和兇猛攻勢再加上勃艮第軍的混亂瓦解，所有這些讓一切努力都歸於無用。只有少數人騎馬逃脫。步兵被敵方騎兵打垮了，包括大批聞名天下的英格蘭弓手，他們大部分都被殺了。穆爾滕鎮周圍的所有部隊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退路便被切斷，他們或者被殺，或者溺斃湖中，無一生還。只有駐紮在鎮北的羅蒙伯爵（Count Romont）部逃過一劫，繞著敵人走了一大圈，沿著薩訥河退走。 為了說明文獻記載的不可靠——從信息來源來看，它們本應該給出令人滿意的證據——我要舉幾個例子：洛林編年史說瑞士軍統帥是勒內公爵；勃艮第御用史官莫利內（Molinet）說瑞士人修建了「綠牆」工事，勃艮第人試圖強攻但失敗了；霍伊特魯斯（Heuterus）[165]說查理將步兵組成了一個大方陣，騎兵在兩旁，射手在後方。 在一份報告中（7月8日），帕尼戈羅拉將包括輜重隊在內的損失人數估計為0.8萬至1萬人。他後來又說（7月13日），在1600個槍隊中，公爵保住了1000個槍隊和200名貴族。意思大概是有1000個完整的槍隊，另有200個槍隊只有坐騎最好的貴族逃了出來。隊中的士卒，尤其是射手都死了，最後還有400個槍隊被完全消滅。據此，全軍大約損失了三分之一，也就是6000人至7000人，與前面給出的數字大致吻合（當然，輜重隊必須扣除掉）。在第三份報告（7月27日）中，帕尼戈羅拉寫到了查理清點倖存者。查理集合起了11個軍團，槍隊應有1100個，但兵員幾不滿半。這樣看來，損失數目就要遠遠大於前兩份報告中的說法。但帕尼戈羅拉補充道，不見的人並非都被殺害，許多義大利人和勃艮第人是回家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查理帶出去的2萬名士兵裡面，除去2000名薩伏伊人，約有0.8萬人至1萬人倖存，6000人至8000人陣亡，另有大批輜重隊和隨營人員被殺。 瑞士一方的損失沒有可靠記載。28逃亡途中，帕尼戈羅拉親眼見到有勃艮第軍人在絕望中倒地不起，束手就戮。他後來大段講述了從贖回的俘虜和救回的婦女那裡聽到的故事，說殺傷了瑞士人的勃艮第人如何被砍掉雙手。 這一說法得到了莫爾賓格（Molbinger）信件29的佐證。他說自己知道有德意志士卒——其中甚至不乏瑞士逃兵——在被殺前「寸步不移」並「像騎士一樣保護自己」。儘管如此，帕尼戈羅拉說瑞士一方損失了3000人，這個數字肯定是太高了。 南希會戰30 （1477年1月5日） 由於在穆爾滕取勝，洛林公爵勒內在下方同盟的幫助下收復了公爵領，並在短暫的圍城後奪回了首府。當洛林的消息傳來，將查理公爵的注意力全部轉移過去時，他還在勃艮第盤算著繼續與瑞士較量。洛林將他與他擁有大片領地的尼德蘭隔開，對他來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重要。他整頓從穆爾滕撤下來的殘部並召來援軍，對南希（Nancy）展開圍攻。勒內公爵不得不再次聞風而走，因為沒領到軍餉的傭兵和下方同盟的友軍發動譁變，拒絕作戰。但同盟諸城擔心查理再次君臨洛林，繼而進入阿爾薩斯，遂同意為勒內公爵提供經濟援助。他向瑞士人先後開出每人每月4盾和4.5盾的價碼，取得了在瑞士官方指導下招募瑞士兵員的許可。於是，勒內糾合了一支近2萬人的部隊；士兵來自洛林、阿爾薩斯、奧地利、法國和瑞士。與他對陣的查理最多能派出1萬人。 南希城已經因為饑荒而陷落在即，查理不捨得放手。在繼續圍城的同時，他集結主力至城南牆下迎戰援軍。因此，他不得不分出一軍守營，防備守軍殺出。他身後是敵城，天然退路也被堵死。31 他是不知道來犯敵軍的巨大兵力優勢嗎？32或者他固執地想要證明穆爾滕戰敗後，他在米蘭大使面前的憤怒言語，說這一次部隊表現太差，他會好好整頓，下次作戰肯定不成功便成仁？33 他還對米蘭大使說，下次與瑞士人交手時，他會讓一半槍隊下馬步戰，組成一個大陣。做出這個決定時，他估計自己的步兵方陣會有2000個槍隊，1萬人。有人聲稱，從此陣中能看到查理對瑞士人遲來——實在太遲了——的模仿。34呂斯托在《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1：186）中又說，這一點表明查理根本沒有理解瑞士步兵戰術的真意。瑞士軍的主體是近戰步兵縱隊，憑藉突擊打垮敵人，只有零星少數射手相隨。查理的槍隊則被認為包括3名弩手、3名火槍手、3名矛手和騎士本人。35因此，槍隊以射手為主，不可能頂住斧槍手和長矛手組成的強大而密集的單位。但指責查理不懂瑞士戰術是沒有道理的。他根本沒說要全面照抄瑞士人，而只是說要將步兵組成一個大陣，因為瑞士人也是這樣做的。36由此來看，他對原有教範的改動只在於：以前只有彼此獨立，內部各兵種配合的槍隊；現在要讓一半兵力組成更緊密的陣形，同時讓騎士下馬，更密切地融入射手和矛手。這種作戰樣式早已有之；查理的舉措並非理論創新，他也無意創新。假如格朗松會戰和穆爾滕會戰能夠展開，而不是一上來就因為恐慌和突襲而潰敗，戰況也會相當類似。區別只有一條：由於騎士下馬和強調槍隊集中，所以陣形從一開始就會更緊密一些。 現在，查理按上述方式布置數量占劣勢的步兵，將其夾在左邊的默爾特河（Meurthe）和右邊的森林之間，正面朝南，前方通行寬度不大；騎兵在步兵左右兩側。因此，他估計敵軍會和以前一樣，在前進時受到箭矢尤其是炮彈的強烈影響。然後可能會因此停下腳步，接著被騎士擊退。步兵正面還有一條小河屏護，部分人前面還有濃密的樹籬。 但聯軍對正面進攻公爵的堅固陣地心存猶疑。在側翼掩護方面，查理肯定有自欺欺人的想法。聯軍分為三陣，後軍只是在道路中央裝裝樣子37，主力中軍和前軍則分別從左右兩側同時對勃艮第軍發起包抄。當時颳起了暴風雪，既加大了行軍的難度，也起到了隱蔽作用。穿越樹林並渡過勃艮第軍右側部分封凍的河流難度很大，也很消耗體力，但瑞士軍主力及隨同的騎兵和射手因此得以插入敵軍側面。勃艮第騎士對洛林軍發起大膽進攻，起初取得了一定戰果，但最終被射手火力和矛兵方陣粉碎了，儘快向這個方向轉過來的火炮沒有發揮多大作用。於是，瑞士主力迅速推進，席捲了勃艮第軍。 在另一側，兵力大致相當的前軍也是如此行動。他們以緊密陣形緊靠河流，一直處於勃艮第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暴風雪對前軍的隱蔽作用可能比對主力還要大。 只要占據極大數量優勢的兩軍抵達勃艮第陣地，仗就算已經打贏了。他們消滅了大半敵軍，查理公爵陣亡。 8　中世紀軍事理論 按照我的計劃，第五篇最後要講述瑞士步兵向周邊低地的擴散，以此為中世紀軍事史作結。接下來還有第六篇，我本來打算集中介紹各類宏觀論述，它們或者不太好放進時間序列，或者源於歷史發展過程。但本卷內容已經太多了，於是我調整了安排。我原本想講講兵器發展和要塞修建，從全書背景來看，其實可以完全略過。我在前文談到了騎士盔甲是否在1400年前後再次輕型化的問題[布塔里克（Boutaric）也談過，第286頁]，但仍然沒有得出一個完全確切的結論。最關鍵的一點我會放到下一卷講解，即火器的起源。當然，從年代來看，這個問題屬於中世紀。但我們已經看到，火器在1477年之前從未真正發揮重要作用，儘管它在一個半世紀前就投入使用了。至今還有人重複的火器擊敗騎士論是錯誤的，騎士是被近戰步兵擊敗的，儘管騎士最後確實試圖用火器增強自身實力。1因此，我們有理由等等再介紹這種新武器，等到火器開始在戰爭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僅僅像先前那樣是一種與弓、弩和重力拋石機（blide或trebuchet）並列，構造不同但效果類似的武器。至於其他的細節研究，比如文獻兵力與實際兵力對照表、重複出現的傳說故事及類似問題，我會略過不談，只講與中世紀軍事理論相關的內容。 理論 我們已經看到，哪怕在古典時代，除了色諾芬的一些反思外，軍事理論也一直是非常罕見的。而到了中世紀，武士階層與培育文化的教士階層基本是隔離的，軍事理論就更指望不上了。 富爾達修道院長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毛魯斯（Rabanus Maurus）（死於856年）曾獻給虔誠者路易之孫洛泰爾二世國王一篇靈魂論，文中附帶講了羅馬軍制的典範意義。諾曼人為加洛林帝國分裂出的各個獨立王國帶來了種種苦難。這無疑會鼓勵人們尋求救濟之道，甚至會到文字中尋找。由於這位博學的大主教出身於一個法蘭克人——因此是戰士——家族，所以他正好身兼這項事業所需的品格與知識。當然，他所能做的不過是節錄韋格蒂烏斯的作品，而韋格蒂烏斯的寫作動機和他其實是一樣的。既然拉巴努斯只是重複了韋格蒂烏斯說過的話，所以並無新意。但是，當我們比對拉巴努斯的作品，她摘抄了什麼、刪掉了什麼，又增加了什麼時，他的小書就有意思起來了。2在韋格蒂烏斯介紹羅馬軍隊操練的部分——當然，他講的本來也不多——拉巴努斯只抄了一句，那句內容是羅馬軍在肉搏中會保持陣形，保護軍旗[「ordines seruare scirent et uexilla sua in permixtione bellica custodirent」：「他們知道在戰鬥中如何維持隊列、保衛軍旗」（第13章）]。韋格蒂烏斯對新兵體能和各類武藝的評述大多被保留了。關於騎兵操練，大主教加上了法蘭克人騎術精湛的說法（第12章）。但最有意思的一條（第3章）講的是有志從軍的年輕人必須從小培訓鍛煉。到了筆者的時代同樣如此，訓練地點在王公府中。（「Legebantur autem et assignabantur apud antiquos milites incipiente pubertate: quod et hodie seruatur, ut uidelicet pueri et adholescentes in domibus principum nutriantur, quatinus dura et aduersa tollerare discant, famesque et frigora caloresque solis sufferre.」：「另外，他們會在青春期初期接受篩選並分配到老兵家中。甚至今天也能看到這樣的現象：男孩和小伙子被養在王公家裡，學會承受艱苦逆境，忍受飢餓、寒冷和烈日。」） 下一位中世紀理論家出現於450年之後，他也是一名神職人員，名叫埃吉迪烏斯·羅馬努斯（Aegidius Romanus），出自義大利的克魯姆努斯家族（Columnus，又稱「Columnis」）（生於1247年，死於1316年），是奧斯定會會長、巴黎大學教授、布爾日大主教、樞機主教。他為王太子時期的美男子腓力國王寫過一本《論君道》（de regimine principum），書中對軍事制度也有討論。3埃吉迪烏斯主要也是摘抄韋格蒂烏斯，而且他沒有能力刪掉不符合其時代的內容，也不能寫出合理的替代章句。與他所效仿的古羅馬作家一樣（第1卷第26章），他為我們描述了（第12章）步兵和騎兵的操練科目：士兵要熟練掌握單線陣、雙線陣、方陣、三角陣、圓陣等——有些陣從未存在過，不管是韋格蒂烏斯的時代還是其他任何時代，更不用提中世紀了。4但埃吉迪烏斯用文采飛揚的敘述豐富和完善了灰色的理論，在其中他說道三角陣並不難，只要把方陣沿對角線切開，然後把邊內折即可。可就連最負盛名的1806年時舊普魯士軍隊的操練大師馮·薩爾登將軍（General von Saldern）都會覺得執行該條令有困難。 當然，埃吉迪烏斯也抄錄了韋格蒂烏斯筆下最有名的7種陣法（3.20）、圓陣、楔形陣、蹄鐵陣。他只是省掉了他認為「無用」（magis inutilis）的斜陣和四邊形陣（quadrangularis forma），顯然是因為它們不像火鉗或馬蹄鐵那樣好看。 這位作者遇到了一點尷尬（第5章），因為他以之為宗的韋格蒂烏斯說，「鄉民」（rustica plebs）最適合作戰。埃吉迪烏斯抬出市民（urbani）和貴族（nobiles）表示異議。他最後還說，打仗不僅需要長老繭的手，也需要「以戰功為榮，以脫逃為恥」（「belle honorari ex pugna et erubescere turpem fugam」）以及「勤勉謹慎，精明狡詐」（「industria et prudencia, sagacitas et versutia」）。貴族擁有這些品質，因此優於鄉民——儘管韋格蒂烏斯不這樣看——對於有戰馬紓解勞苦的騎兵更是如此。這位中世紀學者沒有分清騎士和羅馬軍隊作戰是兩個路數，因此他的猶豫和反思才為我們貢獻了有意義的見證。 最後，我要考察埃吉迪烏斯筆下的兵家十二事，字裡行間都能發現中世紀的戰爭觀。他認為（第13章），為將者最重要的素質是「節制、謹慎、機警、勤勉」（sobrius, prudens, vigilans, industrius），需要關注的事項有： 1.兵力。 2.操練（exercitatio）：「事實上，有手臂而不知劈砍，有肢體而不習戰鬥者」（nam habentes bracchia inassueta ad percuciendum et membra inexercitata ad bellandum）毫無實效。他這裡講的只是個人練習武技，而不是我們理解的集體操練。 3.堅韌耐勞。 4.勇氣和「肉體緊實」（duricies corpois）。 5.機智勤勉（versutia et industria）。 6.雄壯氣魄（virilitas et audacia mentis）。 還有以下幾項： 1.馬匹務多務精。 2.射手（sagitarii）務精。 3.糧草務多。 4.戰場「位於高處，利於作戰」（qui sunt in altiori situ, vel meliori ad pugnandum）。 5.太陽與風。 6.預計援軍務多。 不管在此處，還是在之後繼續講作戰執行的一章（第14章），他對戰術都是隻字不提，除了陣形嚴整優於陣形混亂這一句。對於我們最想了解的內容——各兵種之間的配合，如重騎兵與輕騎兵，步戰矛手與射手——埃吉迪烏斯一點都沒講，儘管韋格蒂烏斯談過很多。埃吉迪烏斯只是說弓箭和投石器殺傷效果好，甚至在兩軍接觸前也適用。 大約在同時，卡斯蒂爾國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編纂了一部法典（1260），其中也包含戰術條令，5而且還是借用自韋格蒂烏斯。與照抄古書相比，添加的空心方陣一節更加體現出法典與當時實戰的脫節。智者王說，國王可以退入方陣躲避敵軍——讀到此處，我們還會想到中世紀步兵的實際任務——但他又說，士卒的腳要綁在一起，以免逃跑。當然，阿方索國王接下來說這種陣形無法乘勝追擊，但不動如山恰能顯示出對敵人的蔑視。這是玩笑話嗎？完全不是。語氣完全是嚴肅的，而最嚴肅的是：兩位當代的實戰軍人，即科勒將軍（3：2：264）和雅恩中校6都對綁足一說信以為真，在著作中加以複述。在這一點上，雅恩明確認同德爾佩什，認為綁足完全不是「學究的鸚鵡學舌」，而確實是13世紀的常用戰法。法令不僅將拉丁文表述都換成了卡斯蒂爾文，「而且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手段，要求軍官遵守戰術條令，強制力與軍紀無異，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士兵確實能按照條令操作」。既然打勝仗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防止士兵逃跑，不光是13世紀，任何時代都是如此，那麼即便在今天，我們或許也可以試著再把士兵的腳綁起來，而且為了防止士兵把繩子割斷，最好把武器也收走。這樣一來，敵人馬上就能看到我們是多麼蔑視他們了。 想一想那些博學的教授們，他們說薛西斯率領百萬大軍穿過希臘狹窄的山口，他們對馬其頓方陣或羅馬軍團士兵間隔的估計值會推出不可思議的結論。 毫無疑問，那個熟悉韋格蒂烏斯，為阿方索國王編寫軍規的人不是軍人，而是拉巴努斯和埃吉迪烏斯那樣的教士。他之所以將上述謬論加入法典，恰恰是因為他熟悉古典作家韋格蒂烏斯。 下一位可以與教士相提並論的中世紀兵家也不是軍人，而是一位女子——克里斯蒂娜·德皮薩（Christine de Pisan）。7她出生於1364年，父親是一名被召到法國宮廷的義大利醫生兼占星師。因此，克里斯蒂娜生活在貴族環境中，與英格蘭、勃艮第和法國宮廷都有聯絡，是一位很受尊重的學者、作家和詩人。去世前不久，她寫了一首讚頌和歡迎聖女貞德出世的詩歌。她留下了許多著作，其中有一篇是講軍事史的，題為《勇武騎士傳》（「Fait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寫於1404年至1407年。8該文同樣以加工古典文獻為主，尤其是弗洛紐斯和韋格蒂烏斯。與埃吉迪烏斯和阿方索相比，克里斯蒂娜對古今差異有更深的認識，但她仍然寫道（第1卷，第24章），古人會防止武士（hommes d』armes）在列陣期間被呼喊聲驚嚇，呼喊聲有時來自老百姓（gens de commune），有時來自害怕的人。於是，古人會用號聲發令，控制局面。 她支持年輕人參加軍事訓練，但對貴族和平民做了區分。貴族要從小學習騎士的全套本領，而平民子弟只需要練習投石和射箭。 陣形一章（第23章）開篇說道，當代騎戰多於步戰。這表明她認識到了她的時代不同於韋格蒂烏斯的時代。但可惜的是，她接下來沒有展開介紹當時的情況，而說她只會略談幾句，因為那是以兵戈為業者的常識。 讓·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是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代人（死於1477年），是查理七世手下一位受人敬重的領隊。晚年時（1461年至1466年），他創作了一本相當於《居魯士的教育》的小說——部分親自執筆，部分提供思路——目的是指導年輕貴族的軍事教育。書的題目是《青年》（Le Jouvencel），兼有史書和論文的性質9，因為作者以化名記述了德比埃伊的戰爭回憶（阿米達斯即查理七世國王）。實際作者似乎是領隊的3名隨從，他們無疑也添加了一些古人言論，以顯學問。《青年》的用意是教導年輕貴族「由服從而戰鬥，由戰鬥而統領」，吊足了我們的胃口。我在書中也發現了不少有趣的點。例如，一位王公據說把三分之一的開支用於諜報（en espie）；他還急切敦促讀者步行時不要發起進攻，而要等待敵軍進攻，並舉出許多例子佐證。10 系統梳理《青年》、克里斯蒂娜著作和其他幾篇短文中包含的15世紀戰略、戰術思想，並與現實進行對照是一個很好的專著題目。出於我之前給出的原因，我認為本書可以略過不談。這樣做的收穫也不會特別大。 大約與克里斯蒂娜·德皮薩同時期，出身法蘭克尼亞地區艾希施泰特（Eichstädt）的貴族康拉德·基澤爾（Konrad Kyeser）在波希米亞撰寫的《軍用工事》（Bellifortis）一書則截然不同。它完全是技術導向的，包含大量配有拉丁文釋義的插圖，釋義大多採用六步格。插圖的原型要古老得多，一部分可能來自拜占庭樣例。在整個15世紀的義大利和德意志地區，這種插圖兵書迎來了昌盛期，有擴寫的，也有新撰的。此類文獻的動因來自新興的火藥技術，但也與當時的精神氣質有著深層的聯繫，雅恩對此有過精彩論述：11 為古代典籍——尤其是拜占庭時期的兵學通志——製作的配套技術圖紙與中世紀末期的潮流特別契合。畢竟那是一個人們將揭示一切奧秘的希望寄託於「槓桿和螺絲」的年代。那時的人幻想自己能夠開啟通往超自然力量的大門，只是鎖鑰相當「彎曲」。不可理喻之物不僅不會被丟棄，反而越是不可理喻，越是會精心傳承。老傳統和新發現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混入占星學、神秘學、鍊金術的成分。火藥更是構成了神秘知識與現實經驗之間的一道橋樑，而且在那段時間裡，這種帶有妖術性質的技藝主要用於戰爭，因此顯得更加突出。在14世紀末和15世紀初，火藥和火槍製作仍然籠罩著一層奇異的光暈。這層光暈也折射出一些詭異的光芒。於是，了解火藥的人仿佛是最傑出的智者，尤其是天選的秘密武器承載者。 這段論述中最關鍵的一條是：不可理喻之物不僅不會被丟棄，反而會更精心地被傳承下去。時人添加的內容也是類似的性質——雅恩在另一段中講得很精當（第291頁）。這些內容摻雜著經驗與想像，常有天真無知之語。因此，從戰爭藝術史角度看，我們從這一大堆書里基本學不到什麼，原因不僅在於它們講的是本書會探討的技術問題，也在於它們偶爾談論其他問題時完全不可信。之前介紹古典時代時，我們已經知道理論著作的價值是何其微薄，因為它們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完全違背現實。古典時代的理性思維教育畢竟比中世紀強太多，如果連古典兵書都是如此，那麼到了全無批判性思維的中世紀，情況只會更嚴重。15世紀的技術讀物充斥著奇聞逸事。因此，在我們確信有可靠依據之前，哪怕是書中乍看起來並非全然不可思議的方面也不能採納。基澤爾筆下有鐮刀戰車，有穿上就能游泳的靴子，有綁著燃燒木條驚嚇敵人的馬，還有一種火炮據說能射出直徑1.5英尺（約46厘米）的石頭，但其炮身單薄，顯然是什麼都射不出去。前文提到過的「磨坊主和火槍手」達申貝格（Dachssberg）也屬於同一類，他計劃用組成楔形的車營向敵人出擊，還建議在海戰中向敵人潑滑石粉，使其目盲；向敵船投擲裝著細長皂條的木桶，使其甲板打滑。他還寫到一種炮彈會拐彎的大炮，名字倒是恰如其分：「奇蹟武器」（machina mirabilis）。 戰術規範主要見於1450年前後的一份無名氏著作12，以及1480年前後的一份未發表作品，作者是塞爾登耐克的腓力（Philip of Seldeneck）。13但它們的基本思想與插圖手稿是一樣的：不切實際，讀之毫無收穫的玄思。塞爾登耐克值得表揚的一點是，他至少沒有像無名氏那樣提出讓步兵組成三角陣，用頂點劃開敵人。 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的作者是義大利人羅伯托·瓦圖利奧（Roberto Valturio），寫於1460年前後，刊行於1472年，可能是義大利的第一部印刷書籍。雅恩的《軍學史》認真全面地編訂了此類作品的目錄，此處不再贅述。 9　結語 在中世紀，紀律嚴明的古典軍團被完全依賴個人勇氣、個人武藝的武士取代。同時，古代的戰術單元瓦解了，特色鮮明的專門兵種也在彼此混同中不見了蹤影。精銳武士或馬戰，或步戰，依據形勢交替使用槍矛、刀劍和弓箭。中世紀逐漸重新出現的兵種是分化形成的。作為軍人各自為戰程度最高的時代，中世紀一方面發展出了盔甲極其厚重、坐騎也有馬甲的騎士；另一方面由於騎士占據壓倒性優勢但缺乏靈活性，從而產生了各種次要的馬步兵種。他們從不曾脫離輔助地位，成為獨立兵種。 步戰矛兵尤其在野戰中擋不住騎士。他們會被騎士的進攻——如有必要，騎士會有射手相助——衝散，自己也沒有進攻的能力。單獨的射手在野戰中同樣敵不過發起進攻的騎士。 這些騎士和步卒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騎兵（cavalry）和步兵（infantry）。儘管裝備相當類似，但精神氣質、行動方式、思維觀念都有本質的區別。 首先來看裝備近戰武器的步卒。一群中世紀矛兵不同於一個古希臘方陣、古羅馬軍團或大隊之處在於，它不構成戰術單元，也就是由一個意志結合起來的若干戰士組成的軍陣。唯有這樣組織起來的步卒才稱得上步兵。檢驗標準就是在野戰中對抗騎馬武士。 在車營的幫助下，胡斯軍成功地憑藉步兵擋住了騎士軍隊。但這只是一段插曲。車營過於笨重，不能滿足普遍的作戰需求。胡斯戰法毫無持久影響。 直到瑞士稱霸時期，真正的步兵才再次出現。在勞彭、森巴赫、格朗松、穆爾滕和南希會戰中，我們再一次見到了堪比古希臘方陣與古羅馬軍團的步兵。 在德意志阿爾卑斯山區的這個部分，一系列巧合因素帶來新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天然有利於保持原始的戰鬥力。施瓦本公國解體，掌握公爵之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滅亡，強大的策林根家族絕嗣，於是當地湧現大量直屬於帝國的小勢力。正如許多個世紀之前的希臘小邦一樣，彼此征伐，連綿不絕，隨之鍛煉和提升了軍事實力。另外，由於多山的地形，當地的鄉村城鎮從一開始就能通過精心利用地勢來應戰並擊敗騎士軍隊。 他們在實戰中摸索出了適宜的武器和陣形——早期是投石和斧槍，之後是長矛，排成多列，槍尖向前，阻止騎士破陣。學界對長矛投入使用的時間意見不一，甚至有人爭論它是不是瑞士人的創舉，聲稱長矛不是農民的武器，而適合市民。這個問題不能這樣斷言，也不是很重要。據文獻記載，古代日耳曼人就會用長矛了（塔西佗《編年史》2.14，參見本書第2卷），後來夸迪人（Quadi）和薩爾瑪提亞人（阿米阿努斯，17.12）、薩克森人[維度金德，1.9；科斯馬斯（Cosmas），4.27]、義大利人[《日內瓦年鑑》（Annales Januenses），1240年]也用過。1在任何時代，個別人都可能為了避免敵人接近而選用比較長的槍矛，也有人會為了握持方便而選擇比較短的槍矛。20英尺（約6米）以上的超長矛極不靈便（參見第1卷），只適用於緊密陣形，特別不適合打獵。只要人群能保持相對緊密的距離，那麼10英尺至12英尺（約3米至3.7米）的矛就足以擊退重裝騎士的進攻了。因此，我們不必假設瑞士農民在莫爾加滕會戰乃至更早的戰鬥中用了長矛。直到這種戰鬥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瑞士人意識到擊退騎兵是多麼至關重要的時候，他們才會為方陣最靠外的幾排士兵配備儘可能長的矛。憑藉勞彭會戰的經驗，他們很容易明白更長的矛有利於守陣。但不管從戰鬥經過，還是文獻記載來看，我們都不清楚森巴赫會戰是否有長矛。近年來有人提出了一種假設：超長矛直到勃艮第戰爭之後才被採用（第4卷第一篇第1章）。 用斧槍和長矛則不能持盾，因為兩者都是雙手武器。斧槍手也不穿鎧甲。他們被布置在方陣內部，以此避免傷害。直到密集方陣「占據壓力優勢」、將敵人擊退、散開追擊時，斧槍手才會派上用場。這時他們也不需要護甲了，因為敵軍已經沒有實際戰鬥力了。但負責擊退和反推敵方騎士的外側長矛手會配備頭盔和身甲，他們不僅要抵禦騎士的槍矛刀劍，還要應付敵軍射出的弓矢、弩箭和子彈。長矛和盔甲天生是搭檔，以至於用不著專門說，理所當然而已。2 射手隨行於方陣側面，擔當散兵，遇到攻擊則退入方陣內部。 一個密集方陣越大，它就越難被騎兵衝破，推進的力道也越強。但全軍擺成一個方陣仍然是不智之舉，因為這樣的大陣很容易被兩面夾擊逼停，就像勞彭會戰中的林地軍那樣，接下來便大勢去矣。於是，瑞士人形成了不論人數多少，總要排成三個方陣，互為犄角的戰法。三個方陣不會排成縱向或橫向的一字長蛇，而是排成品字形，以免相互干擾。後陣比前陣晚一些投入戰鬥，直到最後關頭都有一定的靈活性。即便是萬人大陣，行動也是相當靈活的，因為正面很窄，只有100人。三陣戰法直到15世紀才有明證。在莫爾加滕和森巴赫會戰中，文獻具體只提到了兩陣：一陣堅守，一陣從側面發起進攻。但或許還有第三陣也說不定，而且勞彭會戰確實出現了第三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三陣法很可能在14世紀就已經是常規了。 瑞士城鄉居民有適宜的武器，有合適的陣形，也有懂得如何利用山地優勢的老練統帥，由此產生了自信心，全民都當起了兵。 即便在今天，瑞士人的愛國情懷都有一些難以剝離的執念。除了威廉·特爾（William Tell）[166]和溫克爾里德的傳說以外，還有他們的先輩是天真虔誠的牧人，只是為了抵抗統領大軍，欺壓小國的外族暴君——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後是勃艮第公爵——才變得好戰的觀念。這些觀念全然不顧歷史一致性，壓抑了一切理解實情的可能性。當然，通俗觀念只能這樣描繪。我們在希臘人身上就看到了這一點。除了以微小兵力戰勝數都數不過來的波斯大軍以外，他們想不出別的方法來表現希波戰爭的威名。不管是希臘或瑞士，學者都必須糾正此類觀念，這樣做不會對英雄壯舉造成絲毫減損，只是將名譽轉移到了另一個方面。 與古代日耳曼人一樣，瑞士戰士具有劫掠鄉間和兇狠暴力的特徵。一旦輝煌戰果為瑞士人注入了自信心，那麼在不存在補給問題的鄰近地區作戰時，哪怕面對中世紀最強大的軍隊，他們總能將優勢兵力投入戰場。騎士軍隊的本性決定了它的規模一定很小，甚至算上僕從和傭兵也一樣。從莫爾加滕到南希，聯邦軍的兵力總是大大多於對手，有時甚至多達兩倍。正因如此，他們才得以發揮巨大的威力，個體的力量被放大到了極致。在歐洲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小部分人從軍。在施瓦本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區，貼近自然的環境、取得的戰績、遍及全民的操練造就了職業軍人的品格與可用的兵源；而龐大的可徵召人群反過來又增強了軍隊的自信心和必勝的信念。瑞士高層有意要造成人還沒有到敵軍已被嚇破膽的效果。歐洲職業軍人——包括騎士和傭兵——有彼此饒過性命的風氣，除非非殺不可，否則俘虜就夠了；而瑞士人從一開始就逢人必殺。抓俘虜被嚴令禁止，就算抓了俘虜，俘虜之後也會被殺掉。甚至在聯邦各州的一場內戰——舊蘇黎世戰爭中，林地軍會同伯爾尼及其他各州軍隊攻占格賴芬塞城堡（Greifensee），來自蘇黎世的守軍在「敵人毫不慈悲」的情況下被迫投降後也被殺害（1444年）。血洗和平小鎮施泰菲斯，屠殺全體居民的野蠻行為據說在聯邦內部引起了一片譴責之聲。但說到底，這不過是一人不留原則的運用，是常見之事。聯邦最早的通行軍事條令《1393年森巴赫通告》不得不明確規定，由於「所有男子福祉之更新與延續皆有賴於女子」，因此不得毆打、刺傷或虐待敵人妻女。如此嚴厲的最大動因在於，搶東西和抓俘虜會為軍事行動本身帶來危險。之所以起草森巴赫通告，正是考慮到在這場會戰中，假如瑞士人得勝後不急著搶奪戰利品，他們肯定能消滅多得多的敵人。但是，完全不許抓俘虜的極端措施也讓敵人更加恐懼。森巴赫會戰中的奧地利後衛部隊，格朗松和穆爾滕會戰中的勃艮第軍隊，都是戰局剛剛出現不利，乃至只是出現轉向不利的跡象時就爆發了恐慌，這或許亦可視為瑞士人著名的殘忍傳統的一個後續影響。 大膽查理率軍從南希出發，迎擊瑞士人時對部將發表了一次演講3，說敵軍照例會立即列陣於邊境。他接著說，如果他們被瑞士人擊敗，哪怕只是略微受挫，那麼從那一刻開始，仗就打輸了。表達有些誇張，但思想基本正確。換言之，瑞士人的勇猛源於戰績，而戰績又賦予他們一往無前的信心：不管敵軍的騎士與傭兵個人有多麼勇敢，都要打垮敵人鬆散的小方陣。 我們之前將當時的瑞士人與古日耳曼人做過比較，現在要把他們和伯利克里時代的雅典人比一比。阿提卡半島的居民本質上並不比其他希臘人更勇敢、更擅長航海。但歷史發展和政治進步將雅典全民凝聚成一個在陸地和海洋作戰的戰士群體，使他們的平時生活有了顯著的職業軍人色彩。雅典人與敘拉古人大戰之前，尼西亞斯將軍的講話中重點談了這一點。他說，敘拉古人不過是徵召民兵，而他的部隊是熟習戰爭的精銳之師。4瑞士人與其他德意志人的區別同樣不在於人種，而在於歷史發展和政治教育。大部分哈布斯堡軍人與林地人同樣是優秀的瑞士人。在格朗松和穆爾滕打了勝仗的人有一大批就是在莫爾加滕、勞彭和森巴赫被打敗的人。落敗者半自願、半強制地加入勝利者的群體，因而也具有了後者的特徵。 作為步兵，瑞士方陣敢對騎士軍隊發起攻勢，甚至敢強攻營寨，這是自古典軍隊沒落、封建軍制興起以來的全新現象。晚至1475年勃艮第戰爭初期，聯邦步軍從弗朗什孔泰撤退曾組成車營抵禦勃艮第騎士，之後再也沒有此類行動的記載了。 一支不僅是騎士的輔助兵種，而且敢與騎士爭鋒的步兵，一支並非必有戰壕才敢應戰，而對自身實力滿懷信心、敢於面對任何敵人的步兵再次出現了。陣形（方形戰術單元）、武器（長矛和斧槍）、普遍徵兵形成的大軍、連年戰爭培育的好戰精神，這些因素彼此配合，成效顯著。1444年，當法國的阿馬尼亞克傭兵團威脅要入侵瑞士時，1500人在巴塞爾郊區的比爾瑟河畔聖雅各醫院（Saint Jacob on the Birs）奮起迎敵（8月26日）。儘管戰鬥的結果是瑞士人全軍覆沒，但他們堅持打到了最後一刻，令敵人肅然起敬。 瑞士傭兵聞名於四方，各國紛紛延攬。 打贏大膽查理的歷次會戰——當然，偶然因素和勃艮第將帥的失誤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最終成就了瑞士人的善戰之名和瑞士聯邦的自信心，使其達到了巔峰。他們不再被視為拿錢打仗的尋常傭兵，而是一支獨特的全新軍事力量。於是，他們走出大山，打贏了南希會戰。與弗蘭德斯人在科特賴克的勝利不同，這次勝利不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翻開了軍事藝術史的新篇章。到了穆爾滕會戰時，軍事史意義上的中世紀已然終結，勃艮第公爵及其軍隊代表的中世紀戰法輸了，在根本的理論層面輸了——不是因為偶然，不是因為一時的弱小，不是因為軍備廢弛。恰恰相反，他們正處於他們能想像到的完美狀態，甚至還有新式火器的支持。我們可以假設，一位比勃艮第公爵更優秀的將領會大大增加瑞士人取勝的難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勝利最終一定屬於瑞士人。因為弓手、弩手和火槍手不足以擋住在隊長帶領下穿過有利地形並兇猛撲來的斧槍手和長矛手大陣，而騎士也不能通過側翼攻擊同時打垮或逼停3個方陣。單憑射手是打不過近戰兵器的，單憑全無戰術章法的騎士也不能通過協調機動讓方陣癱瘓。瑞士步兵組成了戰術單元，中世紀騎士、射手、矛手則無。瑞士人不僅有防禦力，有進攻力，還有領導力。100年前的弗蘭德斯人就有了朝這個方向發展的萌芽，但羅茲維克會戰表明，他們的程度還不夠。在150年的時間裡，大山之間的瑞士聯邦逐步提升並驗證了自身的實力。他們已經取得了確證無疑的戰績，如今又走出大山，即將刷新整個歐洲的戰法。現在，我們來到一段新旅程的起點，與當年的馬拉松會戰類似。正如希波戰爭中那樣，近戰步兵在勃艮第戰爭中擊敗了騎士和射手組成的軍隊。這場勝利必將引發全面的變革。當時的各種戰法在瑞士人身上結合成了一個整體，瑞士一隅的重大變化會反作用於其他所有地區。如前所見，那個時代只有步行作戰的兵卒，沒有近代步兵，這是騎士制度天然的另一面。如今，步卒已經變成了步兵，這種狀況很快就會傳播開來。接下來，騎士就必然會轉變為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