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 輯二 苦短中年

中年 什麼是中年？不容易說得清楚，只說我暫時見到的罷。 當遙指青山是我們的歸路，不免感到輕微的戰慄。（或者不很輕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漸減，終於到了某一點，不見遙青，只見平淡無奇的道路樹石，憧憬既已消釋了，我們遂坦然長往。所謂某一點原是很難確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關懷生死頗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漸漸淡漠起來，看看從前的文章，有些覺得已頗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緣故麼？仿佛真有這麼一回事。 我感謝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話。他使我們生於自然，死於自然，這是何等的氣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讚嘆；讚嘆不出，惟有歡喜。 萬想不到當年窮思極想之餘，認為了解不能解決的「謎」，的「障」，直至身臨切近，早已不知不覺的走過去，什麼也沒有看見。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間似乎必有一個是非。無奈這個解答，還看你站的地位如何，這豈不是「白搭」。以今視昨則昨非；以昨視今，今也有何是處呢。不信麼？我自己確還留得依微的憶念。再不信麼？青年人也許會來麻煩您，他聽不懂我講些什麼。這就是再好沒有的印證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時興致蓬勃，惟恐山徑雖長不敵腳步之健。事實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來游的都快樂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頂，四顧空闊，面前蜿蜒著一條下山的路，若論初心，那時應當感到何等的頹唐呢。但是，不。我們起先認為過健的腳力，與山徑相形而見絀，興致呢，于山尖一望之餘隨煙雲而俱遠；現在只剩得一個意念，逐漸的迫切起來，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對於歸人，你得知道，卻別有一般滋味的。 試問下山的與上山的偶然擦肩而過，他們之間有何連屬？點點頭，說幾句話，他們之間又有何理解呢？我們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於這兩種各別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會的俄頃，慚愧我大不知道。依我猜，許是在山頂上徘徊這一剎那罷。這或者也就是所謂中年了，依我猜。 「表獨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幾許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點，而一般的說法卻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釋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說是傾向於暮年的。 中國文人有「嘆老嗟卑」之癖，的確是很俗氣，無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區區之見，因怕被人說「俗」並不敢言「老」，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賣老果然不好，自己嘴裡永遠是「年方二八」也未見復妙。甚矣說之難也，愈檢點愈鬧笑話。 究竟什麼是中年，姑置不論，話可又說回來了，當時的問題何以不見了呢？當真會跑嗎？未必。找來找去，居然被我找著了： 原來我對於生的趣味漸漸在那邊減少了。這自然不是說馬上想去死，只是說萬一死了也不這麼頂要緊而已。泛言之，漸漸覺得人生也不過如此。這「不過如此」四個字，我覺得有餘味。變來變去，看來看去，總不出這幾個花頭。男的愛女的，女的愛小的，小的愛糖，這是一種了。吃窩窩頭的直想吃大米飯洋白面，而吃飽大米飯洋白面的人偏有時非吃窩窩頭不行，這又是一種了。冬天生爐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夢東，秋天慘慘戚戚，這又是一種了。你用機關槍打過來，我便用機關槍還敬，沒有，只該先你而烏乎。……這也盡夠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新鮮。不新鮮原不是討厭，所以這種把戲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說非看不可，或者沒有得看，就要跳腳拍手，以至於投河覓井。這個，我真覺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識者鑒之。 看戲法不過如此，同時又感覺疲乏，想回家休息，這又是一要點。老是想回家大約就是沒落之兆。（又是它來了，討厭！）「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歡這兩句話。死的確是一種強迫的休息，不愧長眠這個雅號。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實仔細一想，果真天從人願，誰都不死，怎麼得了呢？至少爭奪機變，是非口舌要多到恆河沙數。這真怎麼得了！我總得保留這最後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說，眼前的夕陽西下，豈不是正好的韶光，絕妙的詩情畫意，而又何嘆惋之有。 他安排得這麼妥當，咱們有得活的時候，他使咱們樂意多活；咱們不大有得活的時候，他使咱們甘心少活。生於自然里，死於自然里，咱們的生活，咱們的心情，永久是平靜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贊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實並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幾天，還願意好好的活著，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這用得你說嗎？」 「是，是，就此不說。」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 獨語（十三則） 一 惟天為大，惟人為細。天曰天理，人曰人情。以人思天，理必不純；復以所思之天轉思人，則其情不至。故曰，明於天人之分可謂至人矣。不求知天，夫是之謂知天。不求知人，夫是之謂知人。求知者不知。兩不相知，知矣。不知而知之，則無不知矣。 二 理者理也。天本無理，其曰理者何也？曰說也。說則竟似有，故曰說也。奈何說？是說也。誰說？曰人說。天說乎？曰不說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說，非天說也。若天也說「天何言哉」，則是諄諄然命之乎之天，非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矣。春花待描而開，秋葉待拂而落，不到四月而天已病矣。「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三 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終而腐儒偏欲窮理，如抽刀斷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測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也；不窮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終窮也。 四 苦生於樂，樂受其苦。凡言眾苦，必以無常為先，豈非微生盡戀人間之樂。口雖不言，心常思之。若曰不思，蓋強顏耳。故苦即是樂，樂即是苦，而苦不是樂，樂不是苦。若苦與樂等，則啼笑何分，若苦而不樂，則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懼，陶淵明之空言，子哭之慟，孔夫子之實事。托之空言，似難而亦易，見諸行事，似易而終難。 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何謂也？曰啼笑自然。何謂自然？曰飢而啼，飽則眠耳，夢中笑也。又問「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誠然乎？曰，我則安知，然孟子之言又豈可盡信。「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子不讀《孟子》乎？尋「不失」二字實發前聖所未發，而後聖有所不能易，無所加焉耳。其另一說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又一說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無得只道物歸原主，舍亦無失，還是楚弓楚得。天地之大，人無憾也。凡諸經典，盡為譬喻，雖於章句中見，不當於章句中求。其有見者意誠而辭達也，其無見者根塵識之異，聖哲猶無奈也。人能弘道，眾生皆自度。非道弘人，佛不度眾生。 六 古代生活是已解釋的糟粕，近代生活是未解釋的片段。我們對於已往無論如何留戀，總不免有褰裳去之之心，而對於來者，又不知香車系在誰家樹也。 七 最好的話是不必向人說。自己失言，他人失人，皆不必也。 八 思終無得，不思無失。不想不錯，一想就錯。想非不想，實已想了，惟其已想，故曰不想。如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生所住，安得言無，若了無住，當亦無心。今既有心，明已住訖。於一切住，即無住境。若萬緣俱忘，獨字一念心為是矣，然而非也。此心即住，當急離。此心即障，當急掃。此心即成見，當即破。此心何名，名曰盜心，盜賊之盜非道德之道也。盜亦有道也而其為盜自若。 夫讀書明理，所恃者萬念，不在於一心。讀昔賢書，輒為所誤。縱謂萬法統於一心，終非以一心廢卻萬念也。觀其會通，孔子所謂一貫，膠柱調弦，孟子所謂執一也。孫卿子曰：「不知貫，不知變。」夫貫者何也？串頭繩也。串頭繩雖只是一根，而其所串之物，則盈千累百而未有既也。若徑認此串頭繩為銅錢，認賊作舅矣，前哲殆不任其咎也。 況萬法甚大而多也，一心甚細而少也，顧欲以一心通彼萬法耶？未必然之數也。欲以之欺人，則人家似乎不來管你這閒事。以之自欺，卻自家受用不得，怨誰！茲再設一譬，小兒牽大人衣角游玄妙觀，無所見也，彼東則我亦東，彼西則隨之而西耳，自得也。那人忽然回頭，一點不認識，把手一甩，不顧自去。待此身已為亡羊方始慟哭於歧路，不亦晚乎。以一朝之患為終身之憂亦未免太不值得也。 九 夫求古賢之意，當以通心，不當以形跡求。將心比心，古人之心未必非今人之心，以形跡求形跡，則前人之跡決非後人之跡也。後來居上呢，反正也是瞎說，只我輩今日處境之艱難，卻遠過於古人，事實不可沒也。古代文化隆在還夠不上玩具，更無所謂悲哀。如髮腳跑路，獸之走壙也。及夫服牛乘馬，已稍稍衰矣。漸展為朱輪翠蓋，八寶香車，便十足的玩意兒相，可是這玩意兒或者還不很大。馴至今日，飛機一隻一隻白鴨似的在天上飛，這才是地道的玩意兒呢，方可以說悲哀的。此種悲哀的玩具遂大費吾人之思索。譬如骨牌散擺在桌子本無問題，及小兒過來把他們當作瓦片疊成高廈，便有人替這小兒擔心會不會「拍拉塔」。其實拍拉塔之後又怎麼樣，所以這個擔心也只算好事，卻正難怪。如江草江花亦本無問題，野火燒之使枯，春風吹之使榮，皆自然也，且非一日矣。及夫好事者創為園林，羅致其間，於是草猶芳草，花更名花，即有致其珍重與纏綿者不為過也，至於嘆息而流淚當然更是感傷，我們也怪伊不成麼？ 十 萬法無常，本來解脫，故欲求解脫，反為冗贅，雖未足相累，亦不必也。歷溯前賢，能辭此類者實鮮。如陶公之赴蓮社，引疾遽歸，可謂善矣，而設為形影問答，以神釋之，良亦未免俗累。「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雖非了語，卻中人情，至於「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亦姑作是說耳，未可認為真實也。當知人生斯世，忽喜忽懼，所以遣也，若不喜懼，復何聊生。且事到來不自由，欲求平居暇日所謂不喜不懼之境，將渺乎不可得也。陶公達人，當無不解，而其言尚如此，固知風流所被，賢者不免也。 十一 西山真氏曰，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按不喜不懼，即《論語》之不憂不懼也，而分是非於其間，非所謂知鄰類者也。請引全文：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謹按「內省不疚」，即自反而縮；「夫何憂何懼」，即「雖千萬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徑情而致，賢者之素心，而大丈夫固當如是也。自與後人之高談心性不同。不憂不懼與不喜不懼只換得一個字，而意義大差。憂與懼相鄰而為一，喜與懼相反而為兩端。否定其一猶恆言也；（如小孩子說，我不怕）並去其二，則成戲論，不這樣，又不那樣，到底怎末樣？後之人疑之。況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馬之問，非漫云爾也。果無憂也，君子奈何有終身之憂？果不懼也，何言臨事而懼乎？然則此言也，切中司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憂讒畏議之苦耳，非有深義可求，亦非了義所託，與形影神之綜論人生者讒別，若相提並論則擬不於倫矣。故知泉明此語並不從經術中來，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無見，未可執一以概其餘也。 十二 傾西江水，不及干鱗，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吾生於無水之際為枯，魚宜也，奈何於有水時復為偃鼠耶。量腹節所受，養生之要也。欲以齊夸父之海量，飲耗子於黃河，豈可得乎。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十三 「有酒學仙，無酒學佛。」學仙多憂，澆之以酒，學佛無憂，日食杞菊可也。然無所謂學，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難，則戚戚然憂，思其易，釋然喜矣。易者何，為吾輩下士說也。自然之死勞生息焉，而學仙者憮然，學佛者憫之，是豈人情耶，其另有一種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為佳，若一暝不返，何必涅，則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學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氣樓台，一經俗人喝破，自非乞援於杜康不可，此呂純陽所以三醉岳陽樓也。 （原載一九四三年八月《藝文雜誌》第一卷第二期） 我想 飄搖搖的又在海中了。仿佛是一隻小帆船，載重只五百噸；所以只管風靜浪恬，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後的欹著。又睡搖籃呢！我想。 亦不知走了幾天，忽然有一晚上，大晚上，說到了。遙見有三兩個野蠻婦人在岸上跳著歌著，身上披一塊，掛一塊的褐色衣裙，來去迅如飛鳥，真真是小鬼頭呀。我們船傍碼頭，她們都倏然不見；這更可證明是鬼子之流了。我想。 在灰白的街燈影里，迎面俄而現一巨宅，闕門中榜五字，字體方正，直行，很像高麗人用的漢文，可惜我記不得了。您最好去問詢我那同船的夥伴，他們許會告訴您。我想。 其時船上人嘩喧著，真有點兒飄洋過海的神氣，明明說「到了」，又都說不出到了哪裡。有人說，到了哥侖布。我決不信：第一，哥侖布我到過的，這哪裡是呢？是琉球呀！我想。 我走上岸，走進穹形的門，再走遍幾重黯淡極的大屋，卻不曾碰見一個人。這兒是迴廊，那兒是廳堂，都無非破破爛爛的蹩腳模樣。最後登一高堂，中設一座，座上並置黃緞金繡的墊子三；當中一個獨大，旁邊兩個很小，小如掌。右側的已空，不知被誰取去。我把左側的也拿走了。擺在口袋裡吧，這定是琉球王的宮。我想。 來時明明只我一人，去時卻挾姑蘇同走。他艱難地學步，船倒快開了。到我們走上跳板，跳板已在搖晃中了。終於下了船。船漸漸的又航行於無際的碧浪中。我閒玩那劫奪來的黃錦墊兒，覺得小小的一片，永遠捏它不住似的，越捏得緊，便越空虛，比棉花還要鬆軟，比秋煙還要渺茫。我瞿然有警：「不論我把握得如何的堅牢，醒了終久沒有著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虛的，就給你頑頑吧」，我就把黃錦墊兒給了姑蘇。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原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語絲》周刊第五十四期） 生活的疑問 「我愛生命，我愛快樂舒適的生命！」人們都這樣說，我也這樣說。誰都願意好好的活著，這本不消說的。但我卻不禁因此引起許多疑問！ 大家知道要活著，但為什麼要活著呢？說我們喜歡這樣。不錯！但你喜歡怎樣活著呢？這個問題極有意義，歷來許多人們偏似乎忘了他，真真是可惜，不幸。譬如我問你：「你願意殺了你的兄弟姊妹們去活著嗎？你願意搶劫了他們的衣、食、住居，去活著嗎？你願意像娼妓似的把人格換了錢財去活著嗎？總一句，你願意把人生的意義僅僅看作搶奪和買賣嗎？」人間有些光呵？恐怕總有憤怒的聲音說著「不是」！ 我們要快快活活的活著，但更要依著值得活的去活著。換句話說，我們真需要的是有價值的生命，不僅僅是生命，也不僅僅是快快活活的生命。更聰明些說，真真的快樂，沒有不在有價值的生活中間的。我們不該把樂利和性能刺激的滿足解作同一的意義，這種偏狹誤謬的樂利主義（utilitarism），使人生顏色變成卑污無意義，終久引到厭世絕望的路途上去。 但是，我們要尋找有價值的生活，這也是依然泛泛的話。怎樣的生活是有價值呢？這個是人生哲學上的大問題，自然不容易冒昧的去回答。我試想這種生活至少必具有下列三種的要素： 一，純潔（purity）。這個意義我們可以從反面著想。社會上很多的人都無所事事靠著遺產生活著，他們遺產的來源，大多數是間接或直接掠奪來的；這類生活有純潔的可能性嗎？千千萬萬的無產者受不著好的教育，終身做資本家的牛馬，他們有享受純潔生活的機會嗎？穿了花花綠綠的衣裳，肩上扛了槍，發昏似的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怕道這類獸性的生活也能得著純潔嗎？男的女的都心甘情願把人格變換了洋錢、鈔票、支票簿子，這些人也懂得純潔嗎？ 除去了這許多分子，社會上能享受純潔生活的人有多少？不希望等於零，也不見很多於零吧？從嚴格講來，沒有帶著罪惡的人世上是沒有的。這並不是說個個人真有犯罪作惡的目的（intent），只是說罪惡的擔子，在現今萬惡制度底下，沒有人不分著肩負的。這些罪惡雖大半是社會性的，但我們希望的純潔生活已被他們打得煙消霧散了。從前在蘇州聽見宣講福音，說人人都有罪惡，都要求主的饒恕，我當然很憤怒，心裡想你們何以敢斷定人人都有罪惡，這不是糊塗極了？現在想想實在是我的糊塗呵！回頭二十年來罪惡怕是少了！只是求誰的饒恕呢？ 二，調和（harmony）。我們現在覺得活著很煩悶無聊，除掉反省自己的罪惡之外，就是犯著生活不能調和這個毛病。人生具有許多異樣的欲望和性能，個個努力去求他們的出路——有了出路就生出滿足。但在現今制度下邊，各方面勻勻稱稱的發展是大多不可能的。人人各為他的地位、環境、職業的規定，把他的活動力壓迫到很狹的一條路上去。但生來的素質，傾向，總不能完全消沉下去，總是不息的在背地裡反抗外面的壓迫，結果便生出種種不幸或者竟至於發狂，自殺。 「齊一就是丑」，這句話真不錯。無論什麼境遇，處久了沒有不厭倦的，厭倦極了沒有不很痛苦的。無論什麼迷人的——飲食，衣服，男女，等等——永久不變的伺候著你，終久沒有不討厭的。甚而至於讀書，服務社會這些很高等的趣味，若只是「呆讀」「死做」，也依然喪失了靈性，留給我們許多不快。但這些單調機械的生活是社會制度的自然結果，若不在根本上下手，便沒有改良的可能。我們必先達到了共同生活，然後方才脫離現在所身受的痛苦。共同生活這個理想一天虛懸著，我們就一天掉在煩悶的污泥裡面。 三，擴大（expansion）。這和上節說的有相聯的關係。我們若永久守著狹小的為我主義（egoism），如何可期共同生活的完成，如何能夠得到生活上的調和？擴大的真意義就是打開「僅僅有我」的明光，使他知道同時同地的世上，果然有我也還有人。排斥的為我主義者，他不是不為人，是不能設身處地想像我以外還有他人的存在。我在從前做的俳諧詩上說：「見善不為，我則未信；誠未見耳，豈不為也。」杜威教授在他和Tufts合著的《人生哲學》上面，引W.M.James的話：「當我為愛己心驅迫著，去占據我的座位，而婦女們都立著。我真真所喜歡的是這個很舒服的座位。我很原始的喜歡這個，仿佛像母親愛她小孩似的。」 杜威自己說的更明白：「這個人所看見的，單是這個座位，不是座位和婦女。」 這種盲目性的為我主義，雖是可憐而不可恨，但生活上的意義卻因此敗壞顛倒。世上那些悲觀者很異常的發愁他的運命，際遇，都是因為為著自己太多了的緣故。要曉得生命的保存，繼續，生長，都靠錯綜廣大的有機體，不是個人單獨奮鬥所能成功。助人和自助，利人和自利，這些中間沒有清切界限可以劃分。只有眼光短淺的人們，才覺著損人有利己的可能啊！ 這種很原始的愛己心，在意志上行為上自然有很強烈的衝動力，且更強的智慧去抵消他，去管理指揮他，本是件極難能的事。何況外界的勢力都幫助這類盲心性的發展；經濟上各種情狀，物產制度和家族制度，家庭的和學校的教育權威都在那邊拘束限制人們的眼光，生活，萎縮人們的同情心。現今一般人家流行的缺陷，是不明人和我的關係！偏狹的利己心，再進一步是把反來的關係顛倒過來——損人變成利己的歷程中間一部，更進一步簡直以為損人就是利己了！我們每覺損了人不利己何必如此，這類抱惡意利己心的人卻覺得，我雖無益你卻損了，即消極的於我有益。這種明白的惡意也沒有什麼奇怪，不過由於一種頑強無理的習慣。習慣之成就另有許多要素去決定他，也非全是個人的過失。 總之，這一幕滑稽的悲劇不了結，生活的純潔、調和、擴大，總是沒有希望！這就是說我們總不免做一世的罪人，即不是罪人也必定是終身的囚人了。我們無論如何憎惡，憤怒，跳著，哭著，但事實的鐵鎖已決定我們的運命了。我所深切感受著的豈僅僅是窮困、失意、愚蠢那類的不幸，是我的腳跟有生以來沾上說不清的罪惡痕跡，到了末世，或者更可怕的到了我的子孫！我不能反省，不能回想我二十年來的罪惡，更不敢推想到將來依然如此。我不存著心去做惡事或者算不得罪惡也可知，但畢世喘氣在罪惡的海里，即真是算不得罪惡，你試想著於我有何關係？ 「把腦子賣給富人」，羅素先生的話說得老實得很，至於你願不願，這又何必問呢？問了你，怕道你能照你所願意的去活著嗎？ 結了本題，怎樣的活著？我說：我們既離不了現在，能夠怎樣活著就怎樣好了！ 原載《晨報》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十八、十九、二十日 諍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語》 佩弦兄逝世後，我曾寫一輓詞，寥寥的三十二個字：「三益愧君多，講舍殷勤，獨溯流塵悲往事；卅年憐我久，家山寥落，誰捐微力慰人群。」《論語》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原是普通不過的典故，我為什麼拿它來敷衍呢。但我卻不這麼想，假如古人的話完全與我所感適合，我又何必另起爐灶？嚴格地說，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們哪裡迴避得這許多。 「直」「諒」（信）「多聞」這三樣看起來似乎多聞最難。今日謂之「切磋學術」。人有多少知識那是一定的，勉強不來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說過，「深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為多聞之友比做個直而信的朋友更難些。這所謂「盡其在我」，在個人心理上當然應這般想。雖沒知識，難道學做個好人還不會麼？但那隻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從整個的社會看，特別當這年月，直諒之友豈不遠較多聞之友為難得，至少我確有這感覺。前文所云「直諒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詞之體耳。因為不如此想，即屬自暴自棄了。雖努力巴結，並非真能辦到的意思，或竟有點辦不到哩。總之，直諒之友勝於多聞之友，而輔仁之誼較如切如磋為更難，所以《論語》上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諒，三多聞，乃黃金澆鑄，懸諸國門，一字不可易的。 我們在哪裡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實的朋友，見多識廣的朋友呢？佩弦於我洵無愧矣。我之於他亦能如此否，則九原不作後世無憑，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無慚色，無愧詞呢？ 以上雖似閒篇，鄙意固已分明，實在不需要更多的敘述。佩弦不必以多聞自居，而畢生在努力去擴展他的知識和趣味，這有他早年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為證（見《我們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說： 人生如萬花筒，因時地的殊異，變化不窮，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參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卻因人的才力而異——我們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頁三——四）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緊是在小中求大！長子裡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長子了，這便是小中之大。我們要做矮子中的長子，我們要盡其所能地擴大我們自己！（頁八） 能夠「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廣；將「自己」散在天下，滲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圓，看它的輕重疏密，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漸漸漸漸地認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語說：「把你燒成了灰，我都認識你！」我們正要這樣想：先將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後隨風颺舉，或飄茵席之上，或墮溷廁之中，或落在老鷹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樹的梢上，或藏在愛人的鬢邊，或沾在關雲長的鬍子里，……然後再收灰入掌，摶灰成形，自然便鬚眉畢現，光采照人，不似初時「渾沌初開」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廣的我中，而無深的我，廣的「我」亦無從立腳；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實話，所謂有限的無窮也。（頁十——十一） 文作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後他確實照這個做法，直到他最後。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華工字廳開座談會，這大概是他出席公開會集的最後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後一次，他病已很深，還勉強出來，我想還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邊發熱，他語意深重而風趣至佳，贏得這會場中惟一的笑聲。（見《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聞既無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確不息地向著這「多聞」恐已成為天下之公言。返觀我自己，卻始終脫不了孤陋寡聞的窠臼。佩弦昔贈詩云，「終年兀兀仍孤詣」，雖良友過愛之詞，實已一語道破，您試想，他能幫助我，我能夠幫助他多少呢！再舉一個實在的例：《古詩十九首》，我倆都愛讀，我有些臆測為他所讚許。他卻搜集了許多舊說，允許我利用這些材料。我嘗建議二人合編一《古詩說》，他亦欣然，我只寫了幾個單篇，故迄無成書也。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雖屬老調，而朋友之道八字畫之。我只賦得上一句，下一句還沒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輔者夾輔之謂，如芝蘭之薰染，玉石之攻錯，又雲「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誼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則爾我之相處必另有一番氣象，略擬古之「諍友」，「畏友」，至少亦心嚮往之，即前所謂「直諒不敢不勉」也。 諒，大概釋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謂「朋友有信」，但卻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碼的條件，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須臾離也。所以「信」雖然吃緊，卻換了個「諒」字，擺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雲，「人之生也直」，又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這個直啊，卻使我為了難。直有時或須面諍，我不很習慣，倒不一定為怕得罪人（這顧忌當然有點），總覺得不大好意思，又想著：「說亦恐怕無用吧！」自己知道這是一種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圓通些，更諳練世情，似乎更易犯這病，但偏偏不犯，這使我非常驚異而慚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話，他於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說：「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還有我一點光榮的記錄，他說：「兄勸弟戒酒，現已可照兄辦法，謝謝，勿念！」） 他的性格真應了老話，所謂「和而介，外圓而內方」。這「內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場看來，特別重要。他虛懷接受異己的意見，更樂於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見的決不苟同，在幾個熟朋友間尤為顯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過後再發表，最為放心。例如，去年我擬一期刊的發刊詞，一晚在寓集會，朋輩議論紛紛，斟酌字句，最後還取決於他；他說「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長詩，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細閱讀三周。來信節錄： 要之此詩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辦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與用參差句法者（如《離騷·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討論也。兄嘗試如此長篇實為空前，極佩，甚願多有解人商榷。 後來我抄給葉聖陶兄看，附識曰：「此詩評論，以佩公所言為最佳。詩之病蓋在深入而不能顯出也。」 這些諍議還涉多聞，真的直言，必關行誼。記北平淪陷期間，頗有款門拉稿者，我本無意寫作，情面難卻，酬以短篇，後來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來信勸我不要在此間的刊物上發表文字，原信已找不著了。我復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說並不想多做，偶爾敷衍而已。他閱後很不滿意，於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駁回了。此信尚存，他說：「前函述兄為雜誌作稿事，弟意仍以擱筆為佳。率直之言，千乞諒鑒。」標點中雖無嘆號，看這口氣，他是急了！非見愛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當時曾如何的感動我，現在重檢遺翰，使我如何的難過，均不待言。我想後來的人，讀到這裡，也總會得感動的，然則所謂「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實話。 《中建》編者來索稿，我雖情懷惡劣，心眼迷茫，而誼不可辭，只略敘平素交誼之一端，以為補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義凜不可犯的精神，貫徹始終以至於沒世，則遺文具在，全集待編，當為天下後世見聞之公之實，寧待鄙人之羅縷。且浮誇之辭，以先友平生所怯，今雖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視逝者為已遙，敢以「面諛」酬諍友疇昔之意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原載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