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二千年史 · 明清兩代社會生活 上
一 制度
1.田制
甲 田之種類
明
明初，嚴核田數，設魚鱗冊以盡田形，設黃冊以稽戶役，豪猾無所隱其奸。又召民開墾荒地，天下田數達八百餘萬頃。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仆，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上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裡甲耆民，躬歷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為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
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併。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民田
田有官田，有民田，中葉以後，民田多奪於官，圖冊混亂，田數僅及明初之半。萬曆時，通丈全國之田七百萬頃，終不能復原數。
明時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曰民田。官田為皇莊、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牧馬草場、城堧、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學田、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國初，官田未廣，率皆前代公田及無主者，厥後，上貪下僭，漸占敚民業。若沒官田全戶抄札，有一沒、二沒、三沒者，斷入官田。因訟爭律應入官者，固皆民業也；若所屯之田，半屬逃亡絕戶之遺，亦民業也。降自中葉，官莊、軍屯多而民田日寡矣。
（王原深《明食貨志》卷三）
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核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征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其後，福建諸州縣為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軍屯
屯田有軍屯，有民屯，有商屯。邊軍自耕以給餉，曰軍屯。邊地祁寒，軍屯漸廢。萬曆時，遼東寬甸等六堡農田甚盛，然民所自墾，非軍屯也。
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征，三年後畝收租一斗……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為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惟我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跡，則往所有閒地，即分軍以立屯。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六絲六忽。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二五六《屯田》）
民屯
荒地召民開墾，其編入什伍，設長以督者，曰民屯，官予牛種，收所入以給軍。日久，民或逃亡，其留者多起科。
四年洪武，命工部遣官往廣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五年正月，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發臨濠屯田。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二五六《屯田》）
六年（洪武），太僕丞梁埜仙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嘉靖十年五月，陝西巡按御史陳世輔言：「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同守巡官遍歷邊地，逐一閱視城塹墩堡宜修設者，以時興舉。堡塞修，始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長副；小者五十人，立屯長，令督責耕種。缺種者，官給秋還。舊納糧者收稅，不納糧者三年後起科。近墩設小教場，暇則習射其間……」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二五六《屯田》）
商屯
明仿宋制，使商納糧於邊而償以池鹽，曰商屯，亦曰「開中」。及鹽法壞，商納糧而鹽不時得，商屯遂廢。
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值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謂仿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劃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莊田
自官田沒入者曰皇莊。
天順八年十月，憲宗初立宮中莊田，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頃十三畝。初，太監曹吉祥占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沒入官。至是，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世宗初……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核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征銀解部。然多為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為常。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正德八年八月，立皇莊五處：一昌平州樓子村，一靜海衛河兩岸，一青縣孫兒莊，一安州騸馬廟，一清苑閻社……嘉靖元年十月，勅核畿內皇莊……已而言（夏言）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鳳，巡撫王琳、宋越等，勘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等又以原勅系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國體。復疏詳述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掊剋之害。因及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並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從之，改皇莊為官地雲。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賜田，王曰王府莊，勛戚曰勛戚莊，皆不納國賦，多者至數萬頃。
太祖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勛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神宗齎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爭，乃減其半。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正德二年十月，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河間靜海莊田一處，系河淤退灘田土，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勛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徽、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奏乞者多，莊田日濫。
……嘉靖四年，玉田伯蔣輪請故宜興大長公主田千頃，言官、部臣皆執不可。上特許割其半畀之。詔至今但系先朝給賜戚畹田土，不許妄爭，以傷朝廷大義。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成化三年，慶雲伯周壽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乞慶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周彧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乞景州、東光地一千九百餘頃作莊田。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嘉靖）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卻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占奪民田者尤眾。
永樂七年，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為都御史陳瑛所劾……命法司雜治之。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正德）十六年七月，戶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鑾奏言：「靜海縣瀕海地多閒曠，小民自行墾闢納稅，百有餘年。近皇親沈傅、吳讓，受奸民投獻，冒奪之。因蠶食延袤百里，履畝而稅。貧民采捕魚蛤者，皆令輸租，不堪其擾。又天津諸衛，逆瑾受獻為莊田者，不下千頃。瑾敗入官，而諸內臣又一切傳奏，號為皇莊，雖屢奉詔查核，而不令主者得還，故產日流移，宜令撫按查勘。二皇親系冒占者，即以予民。諸勛戚莊田皆宜如例，禁勿多取，遇災則蠲之，不奉詔者罪如律。」上曰：「可。」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瀋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後乃議限以頃數，然卒不能行。
先是，戶部奉旨酌議裁革勛戚冒濫莊田，勛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征租。至是……上曰：「傳派五世勛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仍會同屯田御史議定應留頃數規則以聞。」部又更議元勛世裔，限以百頃；勛戚半者，限田五十頃；駙馬李和於原議七百頃外，益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詔如議。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
穆宗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勛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清
民田
清初經明季之亂，逃亡未復，土地荒蕪，田數僅五百餘萬頃。至乾隆之末，遂達七百萬頃，幾與明季相埒。百餘年間，日以勸農為事，至以實官獎勵墾荒，並以此為官吏考成。熟荒固易恢復，而生荒若關外奉、吉、黑之地，亦得以開發。
順治元年（1644年），定開墾荒地之例：州縣衛所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官給牛種，三年起科……六年（1651年），始定州縣以上官以勸墾為考成。凡地方官招徠各處逃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墾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准為業。三年後有司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征糧，不得預征私派。州縣以勸墾之多寡為優劣，道府以督催之勤惰為殿最，每歲終載入考成。至十五年（1658年），定督撫一年內開墾荒地二千頃至八千頃以上，道府開墾千頃至六千頃以上，州縣開墾百頃至六百頃以上，衛所開墾五十頃至二百頃以上，分別議敘，不准以二三年墾數合算。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
康熙二年（1663年），申明地方官開墾勸懲之例：凡督撫、道府、州縣勸墾多者，照順治十五年議敘之例。州縣、衛所荒地一年內全無開墾者，令督撫提參。其已墾而復荒者，削去各官開墾時所得加級紀錄，仍限一年督令開墾，限內不完者分別降罰。前任官墾過熟地，後任官復荒者，亦照此例議處。又以各省開墾甚多，自康熙二年為始，限五年墾完；如六年之後，察出荒蕪尚多，將督撫以下分別議處。至三年（1664年），以布政使亦有督墾之責，照督撫例議敘。府同知、通判不與知府同城，自勸民開墾者，照州縣例議敘。四年（1665年），以限年墾荒，恐州縣捏報攤派，令停止。六年（1667年），定勸墾各官，俟三年起科，錢糧如數全完，取具里老無包賠荒地甘結到部，始准議敘。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康熙十年（1671年），准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者，以縣丞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凡招民墾荒，督撫具題，戶部核明起科果實，送吏、兵二部照例分敘。其招民不足額，墾地錢糧未經起解，假捏出結具題者，捏報州縣官革職，轉報司道府降四級調用，題報督撫降二級調用。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乾隆五年（1740年），有零星土地永免升科之諭。初猶限以畝數，至十一年（1746年），以廣東高、雷、廉等府，所墾荒地，本非沃壤；十八年（1753年），以瓊州海外瘠區；三十一年（1766年），以滇省山頭地角尚有曠土，皆聽民耕種，不限畝數，概免升科。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四《紀勸墾》）
授時通考之頒行，亦足見其重視勸農。
乾隆二年（1737年），諭：「……朕思為耒耜，教樹藝，皆始於上古聖人。其播種之方，耕耨之節，與夫備旱驅蝗之術，散見經籍，至詳且備。後世農家者流，其說亦各有可取，所當薈萃成書，頒布中外。庶三農九穀，各得其宜；望杏瞻蒲，無失其候。」著南書房翰林，同武英殿翰林編纂，至六年（1741年）書成，凡七十五卷，名曰《授時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
其次則為清丈，所以杜隱匿也。
順治十一年（1654年），定丈量規制，州縣地用步弓，各旗莊屯地用繩。如有民地缺額，督撫詳查開除。至十二年（1655年），頒部鑄步弓尺於天下，廣一步縱二百四十步為畝（方廣十五步，縱十六步）。有司於農隙時，親率里甲，履畝丈勘，以定疆界，杜占爭，均畝賦。凡丈量之制，州縣冊籍原載坵段四至不清者丈，欺隱牽累、有地無糧者、有糧無地者丈，畝步不符、賦則或浮者丈，熟荒相間、旗民鹽灶以及邊地民番相錯者丈，壤界相接、畛域不分者丈，荒蕪召墾、寄糧分隸者丈，水沖沙壓、公占應抵應豁者丈。瀕江瀕海之區，五年一丈，視其或漲或坍，分別升免。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丈蘆洲田畝……三十三年（1694年），清丈福建沿海地……三十四年（1695年），定雲南清浪衛業經清丈田地，每十畝科糧一石。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雍正元年（1723年），又以瀕江、近海之區，定製十年清丈一次。恐未至十年，有坍漲者，令各州縣衛所官不時清查，坍者即行豁免，漲者即行升科……六年（1728年），定沿江、濱海地畝五年一丈，新墾者升科，坍塌者除賦。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田罷賦考》）
明清兩代墾田數比較表
屯田
清初，以黔、蜀人少，大興屯田，漸及甘、新。乾隆時，各省屯田合計達三十九萬餘頃。
前明衛所之設，以屯養軍，以軍隸衛，唐府兵遺法也。自軍政廢弛，始募民為兵，於是屯軍專職漕運。無漕之軍，受役不得休息，屯戶始大困矣。國初因明之舊，衛所屯田，給軍分佃，罷其雜徭。尋裁指揮，設守備，改衛軍為屯丁，令無運，屯田同民田一體起科。順治十三年，令浙江各衛有屯無運與無屯有運者，均征撥帖，而屯困稍蘇。雍正二年，從廷臣請，以內地屯衛悉歸併州縣管轄，裁都司以下官。惟帶運之屯，與邊衛無州縣可歸者仍舊。初屯丁賣產，有司利其稅入，給契令得賣買。既而禁之，屯丁貧不能贖，民間執業已久，於是有加津貼運之令。自國初以來，屢減免各省重額屯糧與其耗羨，而屯田之利病，實與漕運相終始雲。若夫墾荒興屯之令，定於世祖入關之始。康熙五年，御史肅震疏請黔蜀屯田，略曰：「國用不敷之故，由於養兵。以歲費言之，兵餉居其八；以兵餉言之，綠旗又居其八。今黔、蜀地多人少，誠行屯田之制，駐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駐一縣之兵，即耕其縣之地，養兵之費既省，荒田亦可漸辟。」下部議行。雍正初，令安西兵丁試行屯墾。後又招民於淵泉縣之柳溝、玉門縣之赤金等處，承種屯田。又設甘肅柳林湖屯田（屬涼州鎮番縣）。乾隆初，黔苗底定，以絕產給兵屯糧種。又於直隸口外、八溝、塔子溝，及甘肅瓜州等處興屯。今案乾隆三十一年，各省屯田三十九萬餘頃，屯賦銀七十八萬五千兩，屯糧九百萬七千石有奇。新疆屯田，自准夷四部，悉隸版圖，邊防與屯政相為表里，東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至科布多，南至哈喇沙爾、天山左右，水土沃饒，前後墾闢十數萬畝。邊民永無饋餉之勞。其各城回民，納糧以帕特瑪（每一帕特瑪合官石五石三斗），納普爾錢以騰格（每五十普爾為一騰格每二騰格為一兩）。疆里及於戎索，而計冊待夫重譯，尤古所未聞。暨金川既平，留兵屯戍，攢拉美諾之降番亦給地，俾安耕鑿焉。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四紀《屯田》）
清因明舊衛屯，給軍分佃，罷其雜徭。順治元年，遣御史巡視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衛設守備一，兼管屯田。又千總、百總分理衛事，改衛軍為屯丁。六年，定直隸屯地輸租例。其時裁屯田御史，繼裁巡按，由巡撫主之。十三年，定屯軍貼運例……康熙十五年，以各衛荒田在州縣轄境，軍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厘。雍正二年，從廷臣請，並內地屯衛於州縣，裁都司以下官，惟帶運之屯與邊衛無州縣可歸者如故。九年，令屯衛田畝，可典於軍戶，不得私典與民。乾隆元年，豁免廣東屯田羨餘，因除各省軍田額外加增例……五十四年，畢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編審，止稽戶口之數，其田產或有漏匿，以時核之。百餘年來，屯田利病與漕運終始……光緒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衛為屯之諭，令天下核衛田畝數，詳定租章。而江西以租充餉，與他省贍運者不同，額仍舊貫……明年（廿八年），諭各省勘實屯地，檄屯戶稅契執業，改屯餉為丁糧，歸州征解。除屯丁、運軍名目，裁衛官。是時綜計各省屯田，約二十五萬餘頃……宣統元年，浙撫增韞更請令承田者，但刻期報明，統不納價。部議即允占業，屯價不妨量收，蓋屯衛嬗變，時勢然也。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旗田
清代官田，有旗田、官田之分。旗田之屬於內務府者，曰內務府官莊，所轄有糧莊，有莊頭。清初，隨入關者圈地以耕；或近畿人民帶田來投者，皆曰莊頭。
初設官莊，以近畿民來歸者為莊頭，給繩地，一繩四十二畝。其後編第各莊頭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編定。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順治元年，設立官莊。是時近畿百姓帶地來投，設為納銀莊頭。願領入官地畝者，亦為納銀莊頭，各給繩地……康熙八年，編各莊頭等第，以其田土編為四等。至二十三年，題准每十年編定一次。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乾隆十年十一月，奏准本司所屬大糧莊頭，共五百名。定例，整分莊頭，各給地十八頃；半分莊頭，各給地九頃。內有自盛京隨從來京圈地充當莊頭者，原圈地畝自二三十頃至四五十頃不等。嗣後凡原圈地畝，莊頭之缺，如伊子孫兄弟近族承替，仍照舊充當，無庸撤減。
（《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會計司》卷一《安設糧莊》）
其圈地百餘頃，設壯丁十人以耕者，曰糧莊，
國初，設近畿官莊百三十二所，每莊給田三百晌（每六畝為一晌）。莊頭各給繩地（每四十二畝為一繩），隸內務府，而征其賦。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六）
設糧莊，莊給地三百垧，垧約地六畝。莊地坐落順、保、永、宣各屬，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領於內務府。此外，有部、寺官莊，分隸禮部、光祿寺。又設園地，植瓜果蔬菜，選壯丁為園頭。世宗初，設總理專官，司口外報糧編審。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康熙二十四年，設立糧莊，每莊各給地千八百畝。舊例，每莊壯丁十名，選一人為莊頭，給田一百三十垧。場園、馬館，另給田四垧。壯丁蕃衍則留於本庄，缺則補足。給牛八頭，量給房屋、田種、口糧、器皿，免第一年錢糧。至是設糧莊，每莊地三百垧，其頭等、二等莊頭，不准給牛。又山海關內，古北口、喜峰口外，糧莊每一所納糧百石（合倉石三百六十石）；山海關外，糧莊每一所納糧百二十石（合倉石四百三十二石）。至二十六年，題准於交納銀二百兩之莊頭內，改為糧莊，增壯丁為十五名。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宗室官員及兵丁圈地為莊田，不屬內務府。圈地惟入關之初有之，雖以他處之地償還人民，然以斥鹵而納膏腴之賦，受害無窮。
順治元年，諭戶部曰：「我朝定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爾部清厘，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土地，以無處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爭端。」於是巡按御史柳寅東條上滿漢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處補給，美惡務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撥，然旗下退出荒地，與遊牧投來人丁，皆復行圈補，又有因圈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鰲拜當國，欲以正白旗屯莊給鑲黃旗，而另圈民地給正白旗。戶部尚書蘇納海以撥地遲延罪死。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以撥換地畝旗民困苦上聞，亦逮死。及聖主親政，乃昭雪之。八年諭：「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流離困苦，以後著停。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還。」並飭部將張家口、山海關等處曠土，換撥各旗耕種。並令新滿洲以官莊餘地撥給，其指圈之地歸民。是為旗區地畝，旗人不習耕作，又以生齒日繁，始稍稍典賣矣。雍正初，清查旗地，動內帑贖回。凡不自首與定例後復私賣買者，皆入官為公產旗地（嘉慶十七年額徵入官旗地三萬七千三百餘頃）……凡贖入官地，並抵帑、籍沒等田，皆征其租，謂之旗租（嘉慶十一年徵收旗租銀四十萬三千餘兩）。自旗人生計，日以不足，旗租歲充飫賜。謹按《會典》，近畿之地，各旗王公宗室莊田，以頃計者一萬三千三百有奇；各旗官兵分撥莊田，以頃計者十四萬九百有奇。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四《紀圈地》）
旗地典賣與民人者，乾隆時，由公家出價代為取贖，謂之二次地。
乾隆四年，諭：「……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恆產漸少；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為業。閱久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欲典出旗地，陸續贖回……可將此旨，行文直隸總督詳悉妥議。」五年，議定取贖民典旗地及旗人下鄉種地之例……九年，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民典旗地，不論契載年限，總以十年為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者，減原價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外，減十之二；三十年以外，減十之三；四十年以外，減十之四；五十年以外者，半價取贖。至十一年，復定取贖旗地，自十年以外，每年遞減，至五十年以外，仍以半價取贖。又令八旗官兵承買公產地者，亦照官贖減價……十八年，令嗣後旗下奴僕及開戶人典買旗地，定限一年內自首，官為回贖，照民典旗地例，分年限價取贖。如系其主之地，十年以內，即減原價十分之一；十年以外，減十之二，以次遞減。若原主不能贖，即交八旗內務府作為公產，官為收租，歲終將收過租息數目奏聞，請旨賞給貧乏旗人，以資養贍……二十一年，諭：「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准其出旗為民……伊本身田產，應遵旨准其帶往為業。至於老圈並典買八旗地畝，不便將旗地帶入民籍，應查明動官帑贖回……二十二年，准民奴典賣旗地，分別減價，先行發帑贖回，照旗地旗租之例收租……」二十八年，諭：「上年因八旗回贖旗地，積至一萬餘頃之多，降旨令戶部會同內務府八旗大臣定議，以三千頃安設莊頭，俱賞給八旗作為恆產。」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乾隆五年，部議準直隸督臣奏：「一取贖民典旗地，百姓不苦於得價還地，實懼其奪田別佃。應令地方官於贖地之時，將見在佃戶及見出之租數，造冊備案。嗣後無論何人承買，仍令原佃承種，其租銀照舊。如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罪之……」二十三年，諭：「出旗為民之漢軍內，所有向日承種井田、屯田者，俱久賴地畝為生，一旦將此項地畝撤出，未免失其生業。著將伊等現在承種地畝，加恩即行賞給耕種。」至四月，直隸總督方觀承言：「漢軍出旗為民人等，內有原領井田並屯種官地，蒙恩賞給耕種，帶入民籍。請將此項地畝，勘明村莊段落，填給印照註明。」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盛京莊田設於鐵嶺、承德，漸及喜峰口、黑龍江呼蘭等地。每丁分地數十至百餘畝，給口糧、籽種，科租以充兵餉。
順治五年，定八旗莊屯地界。國初，按旗分處，各有定界，繼因邊內地瘠，糧不足支，展邊開墾，移兩黃旗於鐵嶺，兩白旗於安平，兩紅旗於石城；兩藍旗所分張義站、靖遠堡地瘠，以城地與之。至是，復定官員莊屯，兩黃旗設於承德縣沙河所，兩白旗設於寧遠，兩紅旗設於承德縣塔山，兩藍旗設於錦州。又准沙河以外，錦州以內，八旗官員家丁，每名給地三十六畝……康熙十八年……更定兩便之法，奉天所屬，東自撫順起，西至寧遠州老天屯，南至蓋平縣攔石起，北至開原縣，除馬廠羊草地外，實丈出三十二萬九千四十九頃三十畝，定旗地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二頃八十畝。新滿洲遷來，若撥種豆地，每六畝給地種一半；撥種穀米、黏米、高糧地，每六畝給各種六升。二十五年，以錦州、鳳城等八處荒地，分給旗民開墾，給以耕牛及口糧、農器……雍正十一年，喜峰口駐防兵丁一百名，以鐵門關外大屯地分給，每名給地一頃十有五畝七分，菜園四分有奇，令其耕種，照民例分別科則租銀，留充兵餉。乾隆二年，設立黑龍江屯莊。黑龍江湖蘭地方，設莊四十所，每十丁編為一莊，令盛京將軍等選八旗開戶壯丁四百名，各給地六十畝，房二間，並給口糧、籽種。六年，增設呼蘭莊屯。又擇閒丁五十名，增設莊五所。七年，設莊屯於溫得亨山及都爾圖地方……選壯丁五十名，增設莊五所，各給牛種、器具、口糧。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駐防莊田，則給各省駐防旗丁，自三十畝至二百餘畝不等。
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圈地，江寧六十畝至一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二百四十畝或二百十有五畝不等。惟浙江駐防官兵不給田，俸餉照經制支領……七年，駐防官員等給園地；兵及壯丁，每名給地三十畝。臨清、太原，以無主地並官地撥給；保定、河間、滄州，以八旗退出地撥給。康熙三十一年，以山西陽曲、太原二縣屯地，給與駐防滿洲官兵。三十二年，令八旗駐防各省官兵，俱於所住之處，給與地畝。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八旗田制》）
八旗莊田數簡表
官田
清初，承舊制，有耤田千餘畝。康熙時，命各省皆設耤田。
順治十一年，耕耤於南郊。耤田在正陽門外之西，中為先農壇。壇內地一千七百畝，其二百畝，給壇戶種五穀蔬菜，以給祭祀之需；余千五百畝，收租銀三百兩，以備修理壇牆。凡耤田歲收黍一石二斗二千一合八勺，谷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大麥五斗七升九合七勺，小麥一石三斗五升三合，藏之神倉。康熙四年，諭曰：「天子為耤千畝，諸侯百畝……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禮……著九卿詳議具奏。」九卿會議，請通行奉天、直隸各省，於該地方擇地為耤田，每歲仲春行九推之禮。明年，頒耕耤儀於直省，令擇東郊官地潔淨豐腴者，立為耤田。如無官地，則置買民田，以四畝九分為耤田。後立先農壇，令守壇之農夫灌溉耤田，所收谷數，造冊報部。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二《田賦考•官田》）
耤田行於首都先農壇，壇地凡千七百畝。雍正間，令疆吏飭所屬置耤田。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又有陵地。
東西陵地，紅樁以內，例絕耕樵。東陵白樁界外，初聽民耕，道光朝乃嚴其禁。青樁以外，遵、薊、密、承諸界內，兵民私墾，至地萬餘區，久益增廓。光緒末，定為計區勘丈，將熟地分則升科，儲學堂之用焉。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學田。
凡京師壇官地，及天下社稷、山川、厲壇、文廟、祠墓、寺觀、祭田、公地，一切免徵。國初賜聖賢裔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學學田、墓田地、墳地，咸除租賦。學田專資建學，及贍卹貧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齊，舊無常額。乾隆中，都天下學田萬一千五百八十餘頃。光緒變法，直省遍學堂，需費無藝，則又撥所在荒地，劃留學田，以補劑之。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井田。
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四十頃制井田。選旗民百戶，戶授百畝，公百畝，共力養公田。嗣更於霸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鮮。乾隆初，屯莊擇勤敏者充屯戶，按畝科糧，是為井田改屯地。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雍正二年，以新城、固安官地三百四十一頃制為井田，令無業旗民往耕。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外八分為私田，中百畝為公田。造廬舍，給口糧、牛種、農具咸備，又設管理、勸教以董之，而願往者卒少。五年，議將欠糧及犯法官兵，發往井田效力，則視為徒作之地，操耒耜者皆非安分食力之人。乾隆元年，遂改屯田為屯莊。（《乾隆會典》：井田，每戶原給田百二十五畝，以十二畝五分為公田，十二畝五分為室廬場圃，以百畝為私田。）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四《紀屯田•附記井田》）
凡牧地，皆為官田，無所科征。
牧馬草廠在畿輔者，順治二年，以近畿墾荒餘地，斥為牧場，於順天、津、保各處，分旗置之。自御馬廠以下，各按其旗地牧養，親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曰屯墾。康熙中，招墾天津兩翼牧地，計畝二萬一千五百餘。乾隆時，丈直隸馬廠地，振業貧民，命曰恩賞地。在盛京者，奉天屯衛各地，八旗分作牧廠……大凌河東廠、西廠荒地，三十一萬八百餘畝；養息牧餘地，萬四千六百垧，乾、嘉中陸續放墾。後又綜各城旗馬廠可墾地，三十八萬九千餘畝，悉歸城旗承種……同治二年，變通錦州、廣寧、義州廠荒，西廠留牧，東廠招佃。其東北隅之高山子地數萬畝，義州教場閒地萬餘畝，並行租佃，以為城兵伍田……彰武本官牧，旋亦勸墾議科。於是養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餘畝。其餘荒八萬九千六百餘畝，餘地三萬五千三百餘畝，即以為蒙漢雜居牧佃，兼拊畜窮黎。吉林之烏拉，康熙時，於五屯分莊丁地，遂為五官牧場，頗富零荒。宣統時，撥充學田，放墾二千三百餘垧……至荊防馬廠……光緒末，厘出廠地二萬餘畝，俱令招墾，以租息濟警政、小學。宣統初，寧夏滿營牧地余界，開渠墾地畝可二十一萬，旗民各半之……安徽萬頃湖牧場，改墾放田八萬二千七百餘畝，其流民占耕及民間認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萬畝，亦招民佃，歲輸谷麥，是為官佃……口外牧場隸獨石者，為御馬廠。此外禮部、太僕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場，在張家口外……其後密雲、熱河同時放荒，熱河寬曠，於留牧外得地千四五百頃，更以三一留牧，余咸招墾。
（《清史稿•食貨志一•田制》）
乙 賦役
明
正賦
明時，田分上、中、下三等九則，曰等則。租分夏稅、秋糧二等，納米麥曰「本色」，折銀絹雜物者曰「折色」。官田既多，賦獨在民，自正統折收金花銀兩後，民間納賦，除南漕外，多以銀不以米麥矣。
十四年洪武，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余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製。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
太祖為吳王，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為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為差。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二十六年，定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系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系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征斂，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不許灑派詭寄。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
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值十之二；棉薴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為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為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國初，天下田土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令征科之數，制為兩次，夏稅則納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外此復輸錢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八萬八千七百；秋糧則納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石，外此復輸錢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千九百。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
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為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遂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
東南之賦特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之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雲賦重所致……嘉靖……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壩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灑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顧）為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核改正。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加餉
嘉靖時始加餉。
三十年始加派。自武宗正德九年建乾清宮，加賦百萬。初，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為常。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萬石。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箕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明史•食貨志》曰：」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皆有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年乞減加派。給事中何煃亦具陳南畿困敝，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江募兵，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請禁革之。命如煃議，而提編之額，仍不能減。
（《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萬曆時加遼餉。
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崇禎時，復加遼餉三厘。
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厘外，復加三厘。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至是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又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厘外，復征三厘。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征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咨怨……八年，征助餉銀。總督盧象升請加宦戶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兩一錢，謂助餉。
（《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曰勦餉。
家楨（王）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熊）代之。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場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
（《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
曰練餉，及雜餉，共一千六百餘萬兩，而民困極矣。
崇禎十二年六月，加征練餉。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七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七十三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於是剿餉外，復畝加練餉銀一分，共增七百三十萬。
（《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蓋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於是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
（《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歲計
明代賦入之米皆有常支，曰漕糧，曰宗祿，曰地方存留，曰改折。國用，則取給於改折及商稅之銀。嘉靖以前，歲入銀二百餘萬兩，歲出不過百餘萬兩，少僅七八十萬。萬曆之初，出入恆四百萬，末年加遼餉皆征銀，共需千萬。至崇禎季年，遂達二千餘萬，入不敷出者五百餘萬，雖苛斂不足以給矣。
世宗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
（《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考》）
王圻曰：「正統時，天下歲征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出數共一百餘萬兩。自正德後，出多入少，國用益不支矣……」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歲支多不過二百萬，少僅七八十萬。及二十九年，備御邊警，餉額倍增。三十四、五年間，宣大被寇，募軍賑恤，諸費取給內帑，歲無紀極。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
（《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考》）
穆宗隆慶元年……帝初即位……至是，問戶部京帑貯金以贍軍國，足備幾年。奏言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奇，邊軍百萬，悉無所需。」帝大駭……十二月，諭戶部查內庫太倉銀出入數。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庫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四年……是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又疏曰：「國家貢賦在量入為出。嘗計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
（《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考》）
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府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後又加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之多。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二十三年二月，戶部以公私兼窘，陳時政之要，從之。略云：「……顧各邊鎮且額外加添，以示寬容，自四十餘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二十八年八月，給事中王德完奏：「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至四百五十餘萬……臣等謹按《食貨志》，萬曆後每事溢經制數倍，且徵調開採，閹人僭侈。由是二百年財力，殫竭靡遺矣。」
（《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考》）
莊烈帝崇禎……八年四月……時戶部奏報兩餉出入數，舊餉歲入四百二十三萬九千兩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九萬三千兩有奇。新餉歲入八百五十七萬三千兩有奇，歲出七百八十六萬兩有奇。合而計之，該存剩銀六十五萬九千兩有奇。而頻年徵調，轉輸絡繹，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緩者，在在見告。是歲缺額，遂至二百三十餘萬兩……祖宗朝，歲入京師者未滿四百萬，今且一千二百餘萬，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責輸將於百姓乎？
（《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考》）
崇禎十六年三餉合一出入簡表
丁 役
民年十六曰成丁，服役，六十而免，凡田一頃，出夫一人，每歲服役三十日，編黃冊載之，十年一造冊。既而徭繁，吏得上下其手，賦役不均，人民苦之。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洪武元年二月，命中書定賦法、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平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為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灶、匠等籍，除排年裡甲依之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景泰元年，令里長戶下空閒人丁，典甲首戶下人丁一體當差。若隱佔者，許里甲首告……嘉靖九年，令各該司府州縣審編徭役。先查歲額各項差役若干，該用銀若干。黃冊實在丁糧，除應免品官、監生、生員、吏典、貧難下戶外，其應役丁糧若干，以所用役銀酌量，每人一丁田幾畝，該出銀若干，盡數分派。如有侵欺余剩聽差銀兩入己者，事發，查照律例從重問擬。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三九）
英宗正統初，行均徭鼠尾冊法。先是，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句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為宗，核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也……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征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創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續文獻通考》卷一六《職役考》）
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歲額差供，於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余剩銀兩。貧難下戶，並逃亡之數，聽其空閒，不許征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科目。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奏請改調，不舉者坐罪。鎮守衙門不許干預均徭。
（陳仁錫《皇朝世法錄》卷三九）
武宗正德元年十一月，均畿內差役。巡撫都御史柳應宸言：「順天、永平二府並各衛所差役不均。審戶雖有三等九則之名，而上戶則巧於規免；論差雖有三等出力之異，而下戶不免於銀差。且有司均徭當出於人丁，近年兼征地畝；軍衛均徭當出於余丁，近年兼派正軍，奸弊難稽，民窮財盡。必須總括府衛所當用之役，而均派於所見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費，重必辦於富勢，輕則及於貧窮，而後畿民始得其所。」帝如其言行之。
（《續文獻通考》卷一六《職役考》）
嘉靖……十五年，題准今後凡遇編審均徭，務要查照律例申明禁約。如某州縣銀力二差，原額各該若干，實該費銀若干，從公查審，刊刻成冊，頒布各府州縣。候審編之時，就將實費之數編作差銀，分為三等九則，隨其丁產，量差重輕。務使貧富適均，毋致偏累，違者糾察問罪。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三九）
萬曆時行「一條鞭法」，苦累稍減，而役法猶未盡公。故明末言地方利病者，每主均田，以役自田生，均田者均其田之役而已。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議准江南行十段錦冊法。其法：算該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以為二甲之用；不足，則提二甲補之。鄉宦免田，十年之內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於本戶。寄莊田畝不拘同府別府，但已經原籍優免者，不許再免。臣等謹案世宗實錄，十段錦之議，出於巡按御史溫如璋。行之未幾，里下騷然，莫必其命，浙江為尤甚。龐尚鵬巡撫浙江時，奏行一條鞭法。
（《續文獻通考》卷一六《職役考》）
條鞭法者，合均徭、里甲、土貢與兩稅為一，劑量均適，以一縣丁糧充一年之役，事業易集。又一年之役均之十年，稍出不至困也。
（王原深《明食貨志》卷四）
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僉農氓。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免糧
耆民、節婦、官紳、生員皆得免役。嘉靖十年，定優免事例，一品官得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二品以下遞減。
洪武元年八月，詔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役。二年，令凡民年八十以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出丁錢雇令人代；無田產者，許存侍。十九年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復其家……三年，定民婦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除免本家差役。四年，令免闕里孔氏子孫三十六戶徭役……十二年八月，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十三年十二月，免朝官及功臣家雜役……十六年三月，復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二十年七月，遷南方學官教士於北，復其家。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至英宗正統十年，令監生家免差役二丁。世宗嘉靖九年，題准各灶戶內有舉人、監生、生員，省、祭、吏役，照有司例，一體優免。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考》）
孝宗弘治元年，定諸王等親屬免丁之例：親王王親雜役免二丁，郡王王親一丁，鎮國等將軍夫人親父一丁。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考》）
萬曆九年，定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余遞減，視嘉靖所免更多。生員無田者，官給免糧，銀一歲二兩。
嘉靖……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如戶內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丁多糧少，不許以丁准糧；丁少糧多，不許以糧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但有分門各戶、疏遠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考》）
清
正 賦
清初，正賦承明之舊，首除三餉。旋以萬曆為準，只免崇禎時三餉。
清初入關，首除明季加派三餉。時賦稅圖籍多為流寇所毀，順治三年，諭戶部稽核錢糧原額，匯為《賦役全書》，悉復明萬曆間之舊。計天下財賦，惟江南、浙江、江西為重，三省中猶以蘇、松、嘉、湖諸府為最……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征，次起運存留。起運分別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其新墾地畝，招徠人丁，續入冊尾。每州縣發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學宮。賦稅冊籍，有丈量冊，又稱魚鱗冊，詳載上、中、下田則。有黃冊，歲記戶口登耗，與《賦役全書》相表里……復採用明萬曆一條鞭法……聖祖即位……直省徵收錢糧，夏稅於五六月，秋糧於九十月。其報部之數，責成各有司於奏銷時，詳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賦稅之制，正雜款繁多，咨題違錯，駁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駁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賦錢糧，本有定額，地方官吏如有別項需用，輒令設法，實與加派無二。至是下令嚴禁……三十年……時徵收錢糧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闔邑通里，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抬」。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於是設滾單，以杜其弊。其法，於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一單，於某名下註明田地若干，銀米若干，春秋應各完若干，分為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完不交者嚴懲，民以為便……乾隆初，州縣徵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就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德宗即位之初，復新疆，籌海防，國用日增。戶部條陳整頓錢糧之策，略云：「溯自發逆之平，垂二十年，正雜錢糧，期可漸復原額。乃考核正雜賦稅額徵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實征僅百四十五萬兩，賦稅虧額如此，財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請飭各督撫藩司，認真厘剔，以裕度支。」詔從其請。然終清之世，諸弊卒未能盡革也……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征銀二千一百五十餘萬兩，糧六百四十餘萬石；康熙中，歲征銀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兩，糧四百三十餘萬石；雍正初，歲征銀二千六百三十餘萬兩，糧四百七十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征銀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糧八百三十餘萬石。
（《清史稿•食貨志二•賦役》）
火耗
民間以銀納糧，其數零星，成色不一，經火熔銷，必有耗蝕。故官吏須加火耗，浸久有每兩加至四五錢者，不啻公然賄賂，最為民害。雍正時提以歸公，作為文官養廉，歲二百餘萬兩，然火耗之弊仍在。
雍正二年，以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請提解火耗歸公，分給官吏養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於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州縣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余。行之既久，州縣重斂於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自山西提解火耗後，各直省次第舉行，其後又酌定分數，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悉取諸此。及帝乾隆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慮多取累民，臨軒試士，即以此發問，復令廷臣及督撫各抒所見。大學士鄂爾泰，刑部侍郎錢陳群，湖廣總督孫家淦，皆言耗羨之制行之已久，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已定之數，與未定以前相較，尚不逮其半，是跡近加賦而實減征也。且火耗歸公，一切陋習皆革除……詔從鄂爾泰諸臣議。
（《清史稿•食貨志二•賦役》）
謹案：「火耗起於前明，國初屢有厲禁。順治元年，令曰：『官吏徵收錢糧，私加火耗者以贓論，康熙初，有額外科斂，許民控告之律（四年），有剋取火耗上司徇隱之律（十七年），禁令非不嚴也。禁之而不能，則微示其意而為之限。限之而不能，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其變法也以漸……』聖祖嘗諭河南巡撫鹿祐曰：『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若一概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四十八年九月諭旨）時各省耗羨，每兩多不過一錢，獨湖南加至二三錢，……六十一年，陝西虧空事聞。總督年羹堯、巡撫噶什圖奏，秦省火耗，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用度，其餘俱捐出彌補。上諭：『斷不可行。』……提解歸公之議，倡於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世宗令廷臣集議，議上。諭曰：『州縣火耗，原非應有。因地方公費，各官養廉，不得不取給於此。且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以致有所藉口，肆其貪婪，上司瞻徇容隱，此從來積弊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請將分數酌定。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廣糧多州縣，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少糧少州縣，則不能矣，惟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繁，酌計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等減。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清廉者自可減除。若……竟為成額，必至有增無減。又奏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提解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可不行，火耗亦可漸省。』蓋年羹堯之議，至是始行。後乃酌定分數，而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實取諸此。先是，江南每兩加耗五分。雍正六年以後，遞增至一錢。十三年，高宗即位，諭曰：「向來耗羨，州縣任意徵求。經巡撫諾岷、田文鏡倡為提解歸公之法，各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數，以外不許絲毫濫征。然未提解以前，尚為私項；既提解以後，恐不肖官員，視同正課，又於耗羨之外，巧取殃民。著各督撫嚴飭有司，耗羨一項，可減而決不可增，倘多取絲毫，即題參重治。』乾隆四年，從孫嘉淦、陳世倌奏，免直隸、江南蠲賦耗羨，仍以河南耗余撥補。五年，以地方無關緊要之事，輒動耗羨，令督撫將各省必需公費，分晰款項，報部核奏。自是以後，各省耗羨，掌於戶部湖廣司者，取之有定數，用之有定款。於世廟諭旨所云，將來府庫充裕，提解不行，火耗漸省者，卒無有議及者矣。他如關稅之有盈餘，鹽課之有雜費，昔歸私橐，後充公帑，亦耗羨之類也。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耗羨歸公》）
普免
清代普免錢糧簡表
江浙減賦
江浙田賦，自明特重，清屢減之。同治時，猶重於他地。
雍正元年……蘇鬆浮糧，多於他省，詔蠲免蘇州額徵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永著為例……各省中賦稅繁重，蘇、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為最。五年，詔減十之一，共銀八萬餘兩……七年，蠲浙江額賦十之三，共十萬兩……乾隆元年……諭改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免蘇、鬆浮糧額銀二十萬石。
（《清史稿•食貨志二》）
同治元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臣親歷新復州縣，市鎮邱墟，人煙寥落。已復如此，未復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征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細核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籲請准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著為定額。即以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再有墊完民欠名目。嗣後非水旱，亦不准捏災，俾去無益之空藉，求有著之實征。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諭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征解。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寧波屬一廳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四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貽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從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漕南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並確查賦則，按輕重量為核減，所有浮收漏規，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
（《清史稿•食貨志二》）
加賦
光緒時，以賠款分攤各省，大都就地加征，名目繁多。
光緒二十年，中日之戰，賠兵費二萬萬。二十六年，拳匪肇禍，復賠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於丁漕例征外，曰賠款捐，曰規複錢價，曰規復差徭，曰加收耗羨。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
（《清史稿•食貨志二》）
辛丑約成，遂有四萬五千萬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二十九年，以練新軍，復攤各省練兵經費。而各省以創練新軍，辦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籌之款。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餘萬兩。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充學費者六十萬兩。捐例停於二十七年，以練兵復開，至三十二年復停。庚子以後，新增之徵收者，大端為糧捐，如按糧加捐、規復徵收、丁漕錢價、規復差徭、加收耗羨之類。
（《清史稿•食貨志六》）
光緒三十年，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本年正月，奉諭外務部代遞總稅務司赫德條陳一折，所稱練兵籌餉，以地丁錢糧為大宗，若竭力整頓，並可舉辦各項要務。按里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百姓亦不受絲毫擾累等語……該督等按照所陳，悉心會商，逐條議覆具奏……不如就已辦到之成規，加之厘剔。查光緒二十五年，蘇省清厘田賦，委朱道之榛定章督辦，綜計蘇州、鎮江二府屬長洲等十三縣，熟田銀米兩項，每年共增出銀五十餘萬兩。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蘇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難照行……果能認真整頓，數年後，每年似可增一二千萬，以濟要需。」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田賦之制》）
宣統元年……又兩江總督端方等奏：「銀價益漲，州縣賠累更深。仍請將上下兩忙，寧蘇兩屬，地蘆各款，改為征銀、解銀，每銀一兩，隨收公費錢六百文。蘇屬並代收規複錢二百文，以期官民兩無所傷。」 下度支部議奏。嗣奏以蘇屬征忙，每兩暫加二百文，試辦尚未經年，遽爾更張，非惟無以取信於民，應令先將該省地蘆等項，及經費各款，詳擬辦法，送部核明……又都察院代遞度支部小京官李秀卿奏陳徵收積弊，略稱：「其弊有四……一、生於新政者。自新政繁興，州縣之誅求愈急，然使取之百姓者，仍為百姓用之，亦何至怨四起。無如錙積銖累，半歸中飽……」又江西巡撫馮汝騤瀝陳江西州縣徵收丁漕困難情形，略稱：「……每征地丁一兩，應解正耗銀一兩一錢，提補捐款銀一錢，知府公費銀五分，錢價平余銀七分，學堂經費銀四分，練兵經費銀五分，共銀一兩七錢六分。出入相抵，地丁每兩已不敷銀五分九厘，漕米每石已不敷銀五分，而糧書、紙張、飯食、傾熔火耗、水腳等項，尚不在內。至捐攤教案各款，及本署一切辦公費用，更屬無著……」 又安徽巡撫朱家寶奏請將丁漕加捐一項變通辦理，略稱：「查新約賠款案內，安徽省每年奏派銀一百萬兩。前撫臣聶緝槼當因數巨期迫，設措為難，奏請按照江浙成案，於各屬所征地丁漕糧，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錢三百文，飭令民間照章呈繳，由州縣匯解籌議公所，兌銀轉匯，歷經遵照在案。茲查前項加捐錢文，綜計光緒三十年以前，每年收數約得錢四十萬串上下。以錢一千二百文合銀一兩，可得銀三十三四萬兩。現在銀價奇貴，每銀一兩，需錢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雖收錢仍如前數，而合銀僅止二十一二萬兩，實已驟減十成之三。且籌議公所常年解撥之項，均系銀數，輾轉受此暗耗，勢實難支。若不設法變通，則進款日虧，深恐貽誤大局……擬將各屬加捐，自宣統二年冬漕起，每銀一兩，每米一石，向來捐錢三百文者，改收庫平銀一錢八分。以錢百文合銀六分，每年就四十萬串之數計之，每串得銀六錢，歲可收二十四萬餘兩……其餘一切辦法，悉照原奏辦理……」 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川省京餉，需用甚巨，援案再辦。宣統二年，按糧銀一兩，加津貼銀一兩，以資接濟……」又新疆巡撫聯魁奏：新疆南路徵收糧草，擬定新章，請飭立案。略稱：「……光緒二十八年，前撫臣饒應祺，因認征賠款，協餉日絀，設法彌補。曾奏請加收耗羨，無論本折，亦無論糧色，每石隨征耗羨銀一錢五分……經藩司王樹柟，與奴才悉心酌核……定自光緒三十四年起，每本色糧一石，除應收耗羨銀一錢五分，酌中准加耗糧二斗五升……折色則准各屬每年市價為定，除一五公耗外，亦照本色每石加耗二斗五升折收銀兩，為地方官辦公之用。其正糧一石，按市價折收之銀，較例價仍有盈餘，則悉數歸公……」 二年……又奏：遵議御史石長信奏，丁漕加捐，改錢為銀，民情實多未便。略稱：「查原奏內稱，安徽賠款加捐，繫於地丁漕米折征定價外，每銀一兩，米一石，各加收制錢三百文。乃因銀價昂貴，奏請每錢三百文，改收庫平足銀一錢八分……」飭下安徽巡撫，即將賠款加收丁漕錢文，仍照舊每兩、每石加收制錢三百文，毋庸改為征銀……又江蘇巡撫寶棻奏准加捐地方自治經費，每地丁銀一兩，帶徵錢二十文；漕米一石，帶徵錢四十文。冬漕自宣統元年起，兩忙自二年起。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田賦之制》）
歲計
清代歲計出入，順治時二千萬兩，道光前約銀三四千萬兩。咸同軍興，歲出自倍，及末年達三萬萬餘，十倍於嘉道時。
清代歲計簡表
丁 賦
康熙時，均丁賦于田，計田派丁，不問丁數。嗣後，鹽鈔銀、匠班銀亦陸續派入地丁。五十年，定丁額，永不加賦。雍正元年，遂以丁賦攤入地畝，一併起征，名為「地丁銀兩」，或曰「條銀」。
丁口之輸賦也，其來舊矣。至我朝雍正間，因各疆吏奏請，以次攤入地畝。於是輸納徵解，通謂之地丁，或曰丁隨地起……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之後，滋生者皆無賦之丁。凡舊時額丁之開除既難，必本戶適有新添可補，則轉移除補，易至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所不便者，獨家止數丁，而田連阡陌者耳。然使丁地分征，則富戶又賄脫而委之貧民，欲編審之均平，顧可得乎？故自康熙末年，四川、廣東等省，先已行之，田載丁而輸納，丁隨田而賣買，公私稱便。至雍正初，畿輔踵而行之，次及各省；惟奉天、貴州以戶籍無定，仍舊分征。山西亦於乾隆元年以後陸續攤派……我朝定製百餘年矣，地丁之外，分毫無取焉……謹以各省丁隨地起者，次第著於篇。康熙十一年，以浙江鹽鈔銀均入地丁。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銀七千餘派人地丁。後湖北於三十九年，山東於四十一年，均照浙江例匠班歸入地丁。五十五年，戶部議編審人丁，除向例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一戶之內，開除與新添互抵，不足以親族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有餘歸入滋生冊內造報。是年定賣買地畝，其丁銀有從地起者，隨地征丁。倘有地賣丁留，與受同罪。是年，准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案丁隨地起，見於明文者，自廣東始。）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請丁銀隨地起征，部議允之。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二年，定福建地賦一兩，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屯地自八厘三毫至一錢四分四厘八毫不等。是年，定山東地賦一兩攤丁銀一錢一分五厘……四年，定河南地賦一兩攤丁銀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甘肅分河東、河西，河東一兩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遇閏加；河西一兩攤一分六毫，遇閏不加。四川每糧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升不等，算一丁徵收。雲南亦於是年攤征。其屯軍丁銀一萬五千餘兩，俟查出欺隱屯田抵額。五年，定江蘇、安徽丁攤地畝，屯丁亦攤入，屯衛田每畝攤一釐一毫至六分九毫不等。又定江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五厘六毫，屯地二分九厘一毫。六年，定湖南地糧一石征丁銀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又定廣西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三分六厘不等。七年，定湖北地賦，一兩征丁銀一錢二分九厘六毫……乾隆元年，山西省臨汾……凡十六屬丁徭，全數歸入地糧。又祁縣……八屬丁徭，酌歸地糧，余仍隨丁征納。又平遙縣原額丁銀八千一百五十五兩有奇，是年歸入地糧二千六百六十一兩有奇，余仍隨丁征納。十年，戶部議准山西丁糧分辦，貧民偏累尚多；丁隨地征，有勢所難行者。今將太原等十八縣丁銀，全攤地畝，每糧一石，合攤丁銀一分八厘至二錢二分二厘，賦銀一兩，合攤丁銀一錢四分七厘九毫至三錢三分八厘不等。交城等十五州縣，丁銀半攤地畝。寧鄉二縣，以丁則征丁，余銀歸地。渾源等二州縣，攤三分之一。河曲縣攤十分之一，吉州惟攤無業苦丁。余陽曲等二十州縣，或貿易民多，輸丁為易；或民貧地瘠，難於攤征；或田多沙鹼，或多征本色，仍地丁分辦。中有屯丁徭銀之處，別攤入屯地徵收。二十三年，定山西太谷、臨縣、石樓、五台、崞縣等五縣丁徭，全攤地糧。永寧州每丁征三錢，沁州一錢，代州一錢三分三厘。余者攤入地糧，榆次縣攤三之一，沁源、武鄉二縣攤十之五，靜樂縣攤十之三，余者仍歸丁納。保德州以下下則征丁，余歸地糧。朔州丁糧，均照中下、下下二則，按現在實丁，與寄莊已久之戶，按地多、地少分納。其衛丁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則，分別貧富均納。隰州、永和二州縣，將寄居年久有產之戶，按丁輸納下下則徭銀，原額重徭，均勻減除。三十一年，定山西交城縣之現征民一半徭銀及屯丁徭銀，文水縣之丁銀徭稅，河津縣之丁銀，稷山縣之優免丁與屯丁徭銀，俱擬入地糧屯租完納。隰州丁余以十分之五歸地，大寧縣再減丁銀一千兩，攤入地糧。蒲縣丁銀，均勻攤派，改為下下則徵收。其餘仍令丁糧分辦。三十八年，湖北巡撫陳輝祖奏請將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征，經部覆准，並行各省……是年，山西省渾源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畢。三十九年，山西省榆次縣丁銀全歸地糧。四十二年，定貴州平越等三十六廳州縣，應徵丁銀九千三百餘兩，歷年隨糧完納，應仍其舊。貴陽等二十九府廳州縣，應徵丁銀四千四百餘兩，按畝攤征，計各屬田地八十一萬二千有餘畝，每畝攤丁銀五厘四毫有奇。五十六年，部覆山西省丁徭，向未攤歸之陽曲二十六州縣，原屬分征，今將曲沃縣丁屯徭銀，全歸地糧。天鎮縣丁銀，亦全數攤征。尖丁耗銀，隨正輸納，其應徵本色米石，照舊徵收。朔州丁銀，州衙一體攤征。其科則每地一畝，自一分八厘至四分不等。再大同左雲等十四團操丁銀，在豐鎮同知地畝均攤，每兩九厘。其石樓、蒲縣、永和三縣缺額丁銀，於乾隆四十年升補一百四兩。至五十七年，豁未補虛額銀，一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五十八年，定大同縣折色銀，全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一錢一分七厘。懷仁縣則額丁銀歸地糧，每糧銀一兩攤二錢一分六厘。尖丁銀歸屯糧，每一兩攤一錢七分六厘。前衛丁銀，歸入屯地，每一兩攤二錢二分六厘。至各屬尖丁耗羨，照地隨征。嘉慶元年，山西省襄垣、陵川、靜樂、陽城、沁水五縣，已攤下剩丁徭，並山陰縣丁徭，全數歸入地糧攤征。十八年，山西蒲縣丁徭，全歸地糧。二十四年，山西巡撫成格奏：「岢嵐、保德二州丁銀缺額，請於通省養廉內攤捐。」奉上諭：「……所有岢嵐州缺額銀一千五百八兩零，保德州缺額銀七百十七兩零，著即加恩按年豁免……」 道光二年，山西孟縣及平定州下剩丁徭，全歸地糧。三年，山西稷山、嵐縣、絳縣、霍邱四縣，絳州一州丁徭，並黎城、廣靈二縣已攤下剩丁徭，全歸地糧。四年，山西祁縣、長治、潞城、沁源、繁峙、長子、寧鄉、武鄉八縣，代州一州，已攤下剩丁徭，並陽曲、陽高二縣丁徭，全歸地糧。惟吉州原額丁徭銀二千八百七十七兩，門差銀五百十五兩各有奇，經乾隆十年及是年兩次歸入地糧銀一千四百九十兩有奇，仍隨丁辦納銀一千九百二兩有奇。五年，山西興縣、應州二屬丁銀，並和順、翼城二縣，隰州一州，已攤下剩丁銀，又大寧一縣兩次攤剩丁銀，均全歸地糧征納。是年七月……上諭：「……自道光六年為始，將右玉、平魯二縣無著丁銀正耗，共一千二百七十三兩零，全行豁免……」六年，山西沁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八年，山西永寧州已攤下剩丁銀，全歸地糧。十二年，山西壽陽縣丁銀，全歸地糧。十七年，山西平魯縣丁銀，歸入地糧，二百二十六兩有奇。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隨地起》）
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於田畝。迨黃冊成，而役出於丁。凡役三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派。其間累經更制，有銀差、力差、十段錦、一條鞭諸法。厥後工役繁興，加派無藝，編審輕重無法，里甲之弊，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國初，革里正加派諸弊，賦役之法，載在全書，悉沿萬曆條鞭舊制。初定三年一編審，後改五年。（順治三十年）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余百戶為十甲，屆期坊廂里長造冊送州縣。由是而府而司，達於部，皆有冊。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隨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之外，有軍、匠、灶、屯、站、土丁名。凡丁賦，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銀。凡征丁賦，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征者，有丁隨丁起者，有丁隨地派者，率因其地之舊，不必盡同。都直省徭里銀三百餘萬兩，間征米豆。其科則，輕自每丁一分數厘，重則山西之丁有四兩者，鞏昌有八九兩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於是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編審時，所謂擦除擦補者，大略如此。顧有司於民，非能家至而日見，科則既不可強齊，除補且易滋流弊。於是雍正間以次攤入地糧，為均徭銀。自丁歸地糧，乾隆五年遂並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冊。而十一年，詔停江西編審婦女之數。蓋鹽鈔征派，尚未盡除，故各省猶有照常冊報者。三十七年，上諭：「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所見甚是，舊例，原恐漏戶避差，是以五年編造。今丁既攤入地糧，滋生人丁又不加賦，則編審不過虛文。況各省民谷數，俱經督撫年終奏報，更無借五年查造。」嗣後停止，自是惟有漕衛所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停編審》）
丙 漕糧
明
額運
永樂時沿元之舊，以東南之漕濟京師，而增其額，曰漕糧，歲恆四百萬石，以供軍餉。曰白糧，歲恆四十萬石，以供上用及百官廩祿。每石運費，率三倍於糧價。在民完漕，量斛則有淋尖之苦，水次則有加耗之苦。在運官運丁，則苦於飄流水濕，及收兌需索，公私俱敝。萬曆以後，嘗議興近畿水利，而漕終不能廢。然漕船准帶土宜免稅，南北貨物，賴以流通，其利又別有在焉。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余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間，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鰲論食貨》）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交兌
明初，漕運變遷先後凡五。
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浚原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再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並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並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內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四曰兌運。先是，里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運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仿此。五曰改兌。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里河官軍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准其數，然不為常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邵寶《國朝運法五變議》）
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令遵敕諭，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臧鳳《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河運
永樂初，尚河海並運，以河運補海運之所不及。四年，始命陳瑄專理河漕事。九年，命工部尚書宋謙等浚會通河。以南旺水淺，舟不能重載，納汶上老人白英建議，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不使汶水入洸，而遏之使入南旺湖，再分南北流以濟運，稱為奇工，南北運道始通。又經陳瑄開河置閘，轉輸益便。遂停海運，專行河運。然河流時需修治，嘉隆間尚有人主張開膠萊新河，海河並運者，以工巨而止。
自永樂年間，開設里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並中都留守司衛所官兵，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里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王瓊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淹，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置井，以待暍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運。亘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於今是賴。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海運
洪武之行海運，蓋為兼濟北平、遼東，後來之廢，蓋畏風濤砂線不常，海船多致飄失。嘉隆時，漸有議復者。崇禎十三年，慮河運有阻，始命沈廷揚以戶部郎中督理海運。行之數年，事捷費省，蓋以補河運之不足。
洪武元年北伐……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製。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二《丘浚漕運議》）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餘生長海堧，嘗聞父老言，驅民轉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沒如，生死如夢。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以為再世更生，來歲復運，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國《朝漕運》）
隆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雕舡五支，分載米二千石。每駕舩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礙。
（談遷《北游錄•紀聞•上海運新考》）
公姓沈氏，諱廷揚……公抗疏，仿元世海運曰：「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並陳遼餉捷徑事宜，上《海程圖冊》，輯海運書五卷，言行之有八利……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為榜樣……時崇禎十二年十月也。疏八上而克行。十三年，授戶部尚書郎，督理海運，忘家捐貲，與一二童僕，出死力奔波于海陸四五千里之間。
（沈寓《白華莊藏稿鈔》卷十一五《梅公事記略》）
清
額徵
清代漕糧，一仍明舊。康熙治河，歲費三百萬，俱以濟運為辭。特設漕運總督，專理其事，然運途遼遠，費五得一。論者每以為言，漕終不罷。暨海運暢行，興販者眾。東南督撫猶堅持南糧不能改折，徒為胥吏蠹蝕之資。庚子以後，始盡罷之。
順治二年，戶部奏，定每歲額徵漕糧四百萬石。其運京倉者為正兌米，原額三百三十萬石，江南百五十萬，浙江六十萬，江西四十萬，湖廣二十五萬，山東二十萬，河南二十七萬。其運通漕者為改兌米，原額七十萬石，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浙江三萬，江西十七萬，山東九萬五千六百，河南十一萬。其後頗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實征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改兌米五十萬石有奇。其隨時截留蠲緩者，不在其例……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於內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廩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糧概征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征銀一兩五錢。
（《清史稿•食貨志三•漕運》）
額徵漕糧，正兌漕糧，各省原額三百三十萬石。內除永折米改徵黑豆米，並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石九斗四升有奇。內山東十六萬一千五百四十八石六斗有奇，河南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石五斗有奇，江蘇八十五萬八百五十七石四升有奇，安徽十六萬五千五百六十九石有奇。江西奏銷冊，正改兌不分，共米五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浙江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四斗有奇，湖北九萬四千一百八十七石八斗有奇，湖南九萬五千四百八十二石六斗有奇。改兌漕糧，各省原額七十萬石，內除永折米改徵黑豆米並節年荒缺開墾報升不足原額外，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共米二十七萬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內山東七萬八千二百三十三石二斗有奇，河南一萬五千五十石一斗有奇，江蘇十三萬一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有奇，安徽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浙江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五石五斗有奇。白糧，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太倉一州，原額十有五萬四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除改徵漕糧外，實征六萬九千二十五石。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原額六萬六千二百石，除改徵漕糧外，實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石，共實征白糧九萬九千石。小麥……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黑豆共實征正兌改兌正耗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一升有奇。
（《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九《四戶部漕運》）
河運
清代河運，仍用屯丁長運。唯簽一雇九，又以額糧漸減，漕糧僅二百七八十萬石，白糧僅十萬石，糧船亦因之減半。咸豐中，河運全停，水手失業，乃多加入捻軍。運河亦淤塞，行旅者遂舍舟而遵陸矣。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長運者，令瓜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腳耗，視遠近為差。而淮、徐、臨、德四倉，仍系民運交倉者；並兌運軍船，所謂改兌者也。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於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復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船轉漕京師，民咸稱便。河運自此遂廢。
（《清史稿•食貨志三•漕運》）
各省漕船原數萬四百五十五號，內除漕糧折銀征解及灰石改折，並分載帶運及坍荒田地應蠲漕糧裁減船數外，以嘉慶十七年實運船數計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支。直隸三十七號，山東八百八十七號，江南江安糧道所屬二千六百九十六號，蘇松糧道所屬五百二十二號，浙江八百四十五號，江西六百三十八號，湖北一百八十號，湖南一百七十八號。河南無出運衛所，系撥直隸、山東、江南幫船就近協運。江南運白船一百三十八號，浙江百二十一號。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戶部漕運》）
海運
道光中始行海運，初猶自雇沙船裝載剝運。咸豐以後，天津、上海間外商海輪暢通，由其代運。倉場僅備剝船，自天津運往通州入倉而已。
嘉慶中，洪澤湖泄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海運之議復興……時琦善督兩江，陶澍撫安徽，咸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徠商船，並籌議剝運兌裝等事。嗣澍言，見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巨，仍由河運。上乃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天津，復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海運水程四千餘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
（《清史稿•食貨志三•漕運》）
道光五年……茲據奏現雇有沙船一千餘支、三不像船數十支，計春夏兩次，可以運米一百五十餘萬石。著照所請，將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新漕，並緩帶漕糧，由海運抵津……咸豐元年，覆准上屆海運漕白各糧，上海沙船不敷運送，間雇外省蜑船，及三不像等船，一併裝載……三年，議准本屆浙江漕糧。海運所需船支，除寧波船三不像船，由浙省自行封雇外，其上海之沙船，及直隸之衛船，山東之登由子船，由浙省派員赴滬設立總局，會同蘇省委員，不分畛域，一律封雇，以資裝運。又諭：著直隸、山東各督撫速派幹員封備衛船。並著奉天府府尹及各督撫確查各處海口，如有寧波商船停泊，押令迅速回浙，聽候封雇，裝運漕糧。不准胥役人等需索滋擾，致生事端……同治五年，諭浙江本屆新漕米數較增，尤須多備船支，俾敷裝運。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即飭產船各地方官，盡數挑選東衛等船，趕緊駛赴上海協運，俾免貽誤……十一年，奏准嗣後海運白糧抵津，由各該糧道自雇民船剝運赴通，毋庸在津候驗。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戶部海運》）
剝船直隸舊設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撥故城等處，八百艘留楊村，余千五百艘集天津備用。後雇覓堪裝漕糧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備裝載。商船首次抵津，先僅府縣倉廒廟宇撥卸三十萬石，余令剝船徑運通倉。隨將天津倉廒廟宇所儲漕米運通，無庸轉卸北倉。
（《清史稿•食貨志三•漕運》）
搭載貨物
漕船本許載運土宜免稅，為鼓勵海輪運漕，因有搭載貨物二成免稅之例。久之遂成走私之藪，雖有海關查驗，不能禁絕。
道光五年，奏准商運米船八成載米，酌留二成載貨，並由海關查明免稅放行……二十八年，奏准商船二成載貨，由海關查明免稅。計數請豁稅額，系裝米千石，准帶貨二百石，論石而不論價……咸豐六年，咨准本屆海運漕糧各口岸，遇有商船到口，速即驗明護照，將二成貨物免稅。如二成以外，及販豆回南者，仍照例納稅，毋任偷漏。九年，議准現奏定《洋藥厘稅章程》，凡各關海口，每洋藥一百斤，納稅三十兩，與尋常貨物不同。嗣後海運沙船進口，攜帶洋藥者，令照新章納稅，並於貨單註明，以免牽混。其餘貨物，仍照章免稅。同治五年，議准商船兩旁跨帶竹木，系因遠涉重洋、防禦風濤之用，且系粗笨之物，例定稅則無多，亦應與二成貨物，一律免交關稅。所有沿海各關，俟海運商船到口，均行查照辦理……又議准漕船到津，米石交清後，即由津局、蘇、浙糧道，分別填給該船米數某日交清，准在天津、奉天各口自運四貨全行免稅印照，持赴天津、牛莊各關呈驗放行。交米未清之船，概不給照。六年，議准如所帶二成貨物，在津未能銷完者，即照案轉至奉天銷售，由津給予免稅照單，以憑查驗……十二年，咨准商局輪船運米，由上海道填給免稅執照。如帶有洋藥，及二成之外另帶餘貨，均照沙寧各船例納稅。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二《戶部海運》）
京通倉
清制，以戶部侍郎一人為倉場總督，專理倉務。其屬有坐糧廳掌收漕，大通橋監督掌抽查。京倉十三，為廒九百五十六；通倉二，為廒二百五十，每廒貯米萬石，例以御史一人稽查之。各倉有監督，有看倉旗員、吏典、皂隸、守兵、花戶，其事甚繁，其制甚密。
京師十有三倉，祿米倉五十七廒，南新倉七十六廒，舊太倉八十三廒，富新倉六十四廒，興平倉八十一廒，均在朝陽門內。海運倉百廒，北新倉八十五廒，均在東直門內。太平倉八十六廒，在朝陽門外。本裕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清河。萬安倉九十三廒，在朝陽門外。儲濟倉百有八廒，裕豐倉六十三廒，均在東便門外。豐益倉三十廒，在德勝門外。安河橋、大通橋號房四十八間，朝陽門號房五十八間。通州二倉，西倉一百四十二廒，在新城；中倉一百有八廒，在舊城。南門內通州石壩號房二十五間，舊城南門外號房十間，新城南門外號房二十五間。
（《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倉場職掌，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順治十五年，定滿漢各一人，駐紮通州新城，總理京通各倉糧。其漕運總督、各該督撫及沿河文武衙門，凡漕運文冊應報倉場者，均照報部體式。應舉劾者，照例舉劾。各項應行事宜，倉場報部查核。又覆准每年春間出巡閱看牐河，點驗石土兩壩，經紀車戶剝船，督令坐糧廳催置布袋，以備新糧到壩起運。又覆准漕白糧船抵天津，督率沿河文武官弁往來催運。並查驗北河淺阻，令坐糧廳督夫疏浚深通，毋致糧艘阻滯……康熙二年，題准倉場督收各省漕糧，除帶運米不算外，其扣收余米，抵欠算入正運數內，總作十分考核。未完五厘以上至一分者罰俸，一年三年連欠五厘以上至一分者降一級督催。雍正三年，覆准漕白糧船抵通日期，及起過糧數，回空船數，並石壩外河水勢深淺，五日一次具奏……乾隆四十四年，奏准通漕辦理糧務，向設漕運通判一員，駐紮張家灣，專管內河修防、外河挑浚各事宜。其關涉漕務事件，經行呈報倉場及坐糧廳辦理。至北河雇備剝船，委楊村通判稽查；漕船剝貨，委務關同知會同嚴查。悉照張家灣通判之例，經行申報倉場。嘉慶十五年，奏准各省漕船行至北運河一帶，由務關營通州協催趲，每致倉場呼應不靈。嗣後歸倉場衙門兼轄，以重漕運。
（《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八四《戶部倉庾》）
大抵京通兩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糧，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養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時，宗臣封親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親王者一，此九王子孫，自適裔外，並有封爵，以世降而隨之，統名恩米。二者去京倉百之一。
（《清史稿•食貨二•倉庫》）
2.征榷
甲 明之徵榷
鈔關
明代鈔關設於水次，以需納船鈔，故名鈔關。一代皆以寶鈔上納，或須改折銀錢，故鈔及銀錢並用。關皆屬於戶部，命主事主征榷之事，收入頗巨，為國計之一大宗。
國初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兼榷商稅。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設關處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俱戶部差；淮安、揚州、杭州，俱南京戶部差。
（《大明會典》卷三五）
宣德四年（1429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正統十一年（1446年），移漷縣鈔關於河西務……嘉靖四年，鳳陽府設正陽鈔關。前後凡十有二處，皆止稅船料，惟臨清、杭州兼收貨稅。至萬曆時，止存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共七處。此明一代鈔關之大略也。凡船料始時估料定稅，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率，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時，又命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焉。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禎二年（1629年），命關稅每兩增一錢……按《春明夢余錄》載戶部議榷額疏，南北榷關有舊額，有新增。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啟元年增二萬，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兩。滸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啟二年增二萬二千五百，五年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啟元年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五年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二千，天啟元年增七千六百有奇，五年增一萬五千，共四萬四千六百兩。揚州關原額一萬三千，天啟元年增二千六百，五年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惟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並無加增。因解不足額，臨清減二萬兩，河西務減一萬四千兩。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天啟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此舊額與新增之數也。天啟六年，以助工稅差，照正額每兩加羨餘銀一錢。大工竣，改為助餉，每兩止增羨餘五分。至是量增五分，為一錢，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兩。明季關鈔之數，大略備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禎三年（1630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九年，複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商稅
商稅三十而稅一，唯書籍、農具不征。
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國初洪武中……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其金、銀、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窯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凡一應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亦有添設除免。其差官有巡視、監收……各司局衙門，歷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課程仍於該府州縣及附近司局帶管，或於均徭內編補。或將革過巡攔工食銀抵補，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初，南京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太祖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其貨物以三十分為率，內除一分官收稅錢，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與看守者收用，貨物聽客商自賣。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門外塌房例，宣課分司收稅錢一分，免牙塌房錢二分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樂七年（1409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榷辦課程。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帝從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門攤課鈔。時欲通鈔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請於市肆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增納課鈔，官取其昏軟者悉毀之。帝是其言。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七年（1442年）正月，定在京宣課、都稅二司稅鈔則例。初，二司收課則例不一，奸弊蝟生，戶部主事汪澍以為言。事下順天府議定，每季緞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剪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余悉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統九年（1444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弘治間，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十貫。嘉靖二十三年，課鈔五千二百六萬八千一百九貫。
（《大明會典》卷三五）
商稅總額簡表
抽分
商稅收納實物，謂之抽分。亦有折銀者。
明太祖洪武初，設抽分竹木局……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客商興販蘆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木、棕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板、柴炭等，十分取二。又令軍衛設場收貯柴薪，按給禁軍孤老等。竹木堆垛在場，奏申知數，以憑度量關支。如營造數多，抽分不敷，或給價收買，差人斫辦。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永樂六年（1408年），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抽分局。至十三年（1415年），令以三十分為率，凡竹木、柴炭、磚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正統元年（1436年），設真定抽分竹木局，令真定府稅課司帶管。凡木植，抽三十分之四……至天順時，又設保定抽分，令唐縣委官至倒馬關，抽分木植二十分之六。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七年（1471年），又設杭州、荊州、太平三處抽分……凡竹木等物，抽十分之一……十七年（1481年），設蘭州抽分，本州衛掌印官會同將河橋上岸捉獲木植，每十分抽其二；過河橋捉獲者，盡數入官。至嘉靖元年（1522年），定通州抽分竹木局。凡商販竹木曾經真定，九一抽分；取有印信執照者，止用九一抽分，通前合為二八。其未經抽分者，仍用二八抽取。六年（1527年），裁革白河抽分竹木局官吏軍人，其例應抽分竹木、柴炭磚瓦等，令廣積局帶管，仍聽巡按御史督察。十年（1531年），蘆溝抽分竹木局堆積木植朽壞，每年終工部委官盤查，變賣銀兩，解部作正支銷。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九年（1473年），更定蘆柴、木柴折銀例。景泰間，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三分本色。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一萬貫又折收銀二十二兩五錢。至是，令於蘆柴三分本色內以一分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收貯支用。其折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至抽分竹木原鈔者，至是亦折銀，漸益至數萬兩。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河泊所
河泊所以稅船舶，兼管魚課。
洪武初，設河泊所……十五年（1382年）……定河泊所官制。吏部奏：「凡天下河泊所二百五十二，歲課米五千石以上至萬石者設官三人，千石以上者二人，三百石以上者一人。」制可。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凡魚課，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通計四川等布政司，並直隸、河間等府州縣河泊所等衙門，該勘合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為號，南京戶部領回，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所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進繳。其勘合底簿仍送戶部，如各衙門繳到勘合，務比對朱墨字號相同，於上明白填寫，以憑查考。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仍於各該府州縣帶管，或歸併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
（《大明會典》卷三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令各處魚課皆折收金銀錢鈔……宣德七年（1432年），令湖廣、廣西、浙江魚課辦納銀者，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魚課數，弘治十五年（1502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課鈔三百一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貫。
（《大明會典》卷三六）
萬曆時魚課簡表
市舶司
明初，設市舶司於上海黃渡，有提舉司司其事。後改設於寧波、泉州、廣州。成化以後，廣州對外貿易最盛，獨以太監領之。嘉靖時有海禁，然獨不及廣州。市舶皆行抽分之制，故廣州有十三行之設，以銷行外貨，直至道光海通時為止。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改於浙江、福建、廣東設三市舶司。三年（1370年）二月，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倉者，命軍衛有司封籍其數，送赴京師……尋復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糴考二》）
初，以太倉為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琉球、占城諸國……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明律曰：「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將貨物盡實報官抽分，不得停搨沿港土商、牙儈之家。違者有罪。」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糴考二》）
永樂三年（1405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設交阯雲南市舶司。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糴考二》）
王圻曰：「……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糴考二》）
牙稅
明代牙錢，稅及羅段、紙張、鐵鍋、顏色等行貨，與清代不同。
景泰二年（1451年），令順天府及大興、宛平二縣，俱集各行，依時估計物貨價值，照舊折收鈔貫……其收稅則例，上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十五貫，中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五貫，下等羅段每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貫。上等紗綾錦每疋，青紅紙每一千張，篦子每一千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貫七百文。中等紗綾錦每疋，細羊羔皮襖每領，黃牛真皮每張，扇骨每一千把，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五貫。青三梭布每疋，紅油紙每八千張，冥衣紙每四千張，鐵鍋每套四口，藤黃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貫……其餘估計未盡物貨，俱照價直相等則例收納。其進塌房鈔並抽分布疋及按月該納房鈔，俱為免除。
（《大明會典》卷三五）
稅監
萬曆中有稅監之設，旋復停止。然崇文門之稅，始終為太監管之，收入皆歸皇室。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群臣屢諫不聽。
（《續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1598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于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曄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奸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札，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戶部尚書趙世卿……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征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乙 清之徵榷
清代商稅，多沿明制而屢增其額。海關厘金為新制，蔚為國課大宗。
清興，首除煩苛，設關處所，多依明制。自海禁開，常關外始建洋關，而厘局之設，洋藥之徵，亦相繼而起，三者皆前代所無……至印花稅、菸酒加征，均試行旋罷。
（《清史稿•食貨志六》）
常關
常關有屬於戶部者，為崇文門、左翼、右翼、坐糧廳、淮安、滸墅、揚州、蕪湖、西新、鳳陽、江海、天津、臨清、九江、贛關、北新、浙海、閩海、太平、粵海、山海、張家口、殺虎口、歸化城等二十四處。屬於工部者，為龍江、蕪湖、宿遷、臨清磚版閘、南新等五處。海通以前，海關亦在常關之列。
康熙元年（1662年），移設河西務於天津，更名天津關。更定各關兼差滿漢官筆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輪掣。停蒙古漢軍差，其張家、殺虎二口，專差滿蒙官。
（《清史稿•食貨志六》）
康熙五年（1666年），命各關稅均交地方官管理……惟兩翼、張家口、殺虎口如故，只差戶部司員。
（《清史稿•食貨志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開江、浙、閩、廣海禁，於雲山、寧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關設監督，滿漢各一筆帖式，期年而代。定海稅則例，免海口內橋津地方抽稅。
（《清史稿•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定浙閩二海關稅則。尋又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浙海，有駛至者，仍令回粵貿易納稅。
（《清史稿•食貨志六》）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定外番商貨至回部貿易者三十抽一，皮貨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貿易二十抽一，皮貨十之一。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折算。
（《清史稿•食貨志六》）
嘉慶四年各關贏餘額簡表
嘉慶九年（1804年），復增定各關贏餘額數，浙海四萬四千，西新三萬三千，九江三十六萬七千，滸墅二十五萬，淮安十三萬一千……道光十年（1830年），定各關盈餘銀以六成為額內，四成為額外，核其溢額、絀額，分別功過例。
（《清史稿•食貨志六》）
光緒十七年（1891年），歲入……常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兩。
（《清史稿•食貨志六》）
洋關
南埠初只五口，後侵略者隨時增索，亦有自行開埠者，商埠之設，幾遍內地。各關監督多由實缺道員兼任，唯閩海由福州將軍兼之，粵海由內務府派充。關稅出入口稅，初俱定值百抽五，子口則納半稅。數十年間，物價屢漲，而稅則如故。關稅徵收，由外籍稅務司司之，英人赫德為總稅務司。自後唯英人得當此任，以擔保借款賠款之故。稅款支撥，皆由總稅司掌管，中央所設稅務處，竟不能過問。
洋關之設，自五口通商始。前此雖有洋商來粵貿易，惟遵章向常關納稅而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於沿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埠通商。明年（1843年），定洋貨稅則值百征五……洋貨進口，按則輸納後，由華商運入內地，所過稅關，只照估價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清史稿•食貨志六》）
咸豐八年（1858年），復定英約……一，子口稅按值百抽二五。如願一次輸納，洋貨在進口土貨在經過第一關納稅給票後，他口不再征。
（《清史稿•食貨志六》）
咸豐十一年（1861年）……定長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貨入江於上海納正稅及子口稅，土貨出口納出口稅。復進口時，完一正稅准扣二成，若完半稅不扣二成，再入內地仍照納稅厘。
（《清史稿•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先是，商約大臣盛宣懷、聶緝槼等言：「稅務司赫德籌擬洋貨進口稅，援照洋藥稅厘並征之法，核估時值。按正稅子口稅七二五統加厘金一倍，為值百抽十五，由海關並征，以免各處厘局留難紛雜，貨可暢銷，洋商或可允從。並擬出口土貨向完半稅者，改完厘金，以抵洋貨厘捐，改歸海關並征之數，於各省厘金亦無所損……」至是，始與英定裁厘加稅之約。一，約款照行時，中國允除現有各常關外，向設各厘卡及抽類似厘捐之關概行裁撤。一，英允於進口洋貨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加一額外倍半之稅，以抵撤厘金子口稅及各項稅捐。至土貨出口稅總數，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數……尋與美、日、大西洋各國均定此約，卒以事費調查，迄未能實行也。
（《清史稿•食貨志六》）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裁撤台南、淡水、漢城各關外，為關二十七。宣統三年（1911年），續增南寧、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吳淞、金陵、膠海、騰越、江門、安東、大東溝、大連、濱江、滿洲里、綏芬河、愛芬、三姓、琿春、延吉等，為關四十七。
（《清史稿•食貨志六》）
凡華洋輪船貨稅經征之關二十有七。常關兼收者，直隸津海關、山海關，山東東海關，江蘇江海關、鎮江關，安徽蕪湖關，江西九江關，福建閩海關，浙江浙海關，廣東粵海關，及所屬潮州、瓊州、北海等關。設關專收者，江蘇蘇州關，浙江甌海關、杭州關，湖北江漢關、宜昌關、沙市關，四川重慶關，廣西鎮南關、梧州關，雲南蒙自關、思茅關，甘肅嘉峪關，廣東九龍關、拱北關。
（《大清會典》卷二三）
先是，土藥各稅列入進口。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列專款，合計洋關歲征各稅咸豐末年只四百九十餘萬。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餘萬。光緒十三年（1887年），兼征洋藥厘金，增為二千五十餘萬。三十四年（1908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餘萬。宣統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萬有奇，為歲入大宗雲。
（《清史稿•食貨志六》）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關稅簡表
*附註本表據宣統四年《全國歲入歲出總預算表》而作，凡洋關皆有稅務司，分海關常關兩種。此表所列非洋關者以*別之。凡《史稿》所列洋關為此表所無者，為潮州、瓊州、北海、九龍、拱北、梧州、三水、福海、吳淞、江門、大東溝、濱江、滿洲里、綏芬河、愛芬、三姓、延吉十七關。
厘金
厘金，咸豐初雷以納錢江之議，行之揚州，商貨每百錢抽一錢。故謂之厘金。郭嵩燾行之湖南，為曾軍的餉，本定軍事告終，即行停止。後各省通設厘金，至清亡不改。且有鹽厘、肉厘、米谷厘、棉布稅厘等。雖只抽一厘甚輕，然遇卡即須上納，一厘成為數分矣。清季議加關稅，外人堅持必須裁厘，致關稅無從增加也。
咸豐初年，江寧布政使雷以主江南餉事。遂擢副都御史，開府邵伯埭。采歸安諸生錢江之議，行厘捐，每百文抽一文，此為厘金作俑之始。所取廉，所入巨，是以商賈不病，兵氣遂揚。曾胡踵之，事平不去，且增至每百抽三文。江浙二省，歲抽各約三四百萬，可不謂之巨款耶。其後卡若櫛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雞尺布，並計起捐……商民以什輸，公家所入三四而已，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費而魚肉之。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九《征榷考》）
厘金抽捐，創始揚州一隅，後遂推行全國。咸豐三年（1853年），刑部右侍郎雷以治軍揚州，始於仙女廟等鎮創辦厘捐。是年蘇常疊陷，丁漕無收，乃設厘局於上海，藉資接濟。又設江北厘捐，歸大營糧台經理。五年（1855年），江西設六十五局卡，湖北設四百八十餘局卡，湖南亦設城內外總分各局。江蘇揚、常、鎮各府屬添設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營、荷花池五局……六年（1856年），盛京抽收商貨及糧石捐，值百抽一。吉林亦如之，烏魯木齊之吐番亦抽收棉花厘金。七年（1857年），設湖北厘金總局。八年（1858年），定豫省厘捐……是年，福建、廣西均設局卡，抽收貨厘。九年（1859年），登、萊、青三府屬海口設局抽厘。山西設籌餉局，收行商藥稅及百貨厘捐於各隘口，設七總卡及各分卡。十年（1860年），以張家口辦理厘金不善，激成事變……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湘軍援鄂，請於長沙設東征局……凡貨物皆於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允之……十一年（1861年）……安徽抽收厘金，設立正卡……並設分卡、分巡五十九。貴州亦設貨厘局於川楚鄰近之區。
（《清史稿•食貨志六》）
同治三年（1864年）……浙江定百貨厘捐值百抽九，浙東兩起兩驗，間卡抽收：貨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驗卡減半，捐足兩起兩驗，不重征。浙西則一起一驗，由第一卡並征，余皆驗放。
（《清史稿•食貨志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我國厘金不能知其確數，惟西人皆以為多於關稅。然考歷年報告，則所入不過千三百餘萬兩，當關稅三分之一。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征榷考二二》）
宣統四年預算歲入厘金簡表
洋藥厘稅並征
諱鴉片之名而稱洋藥，行銷內地，例收厘金。外人屢以責難，用與議定厘稅並征，每百斤由海關收銀一百十兩，本為海軍經費，竟為海關扣抵他債，後又增為二百五十兩，以後洋藥輸入漸少矣。
鴉片輸入中國，其初概稱藥材……乾隆中，海關則例仍附藥材入口，每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厘。顧其時輸額歲不過二百箱，都以葡人主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一《征榷考二三》）
咸豐七年（1857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始有軍需緊要、暫時從權、量予抽捐之請，朝旨允行。八年（1858年），與法定約，向來洋藥不准通商，現稍寬其禁，聽商貿易。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只在口銷售，離口即屬中國貨物。准華商運往內地，法商不得護送。嗣與各國定約皆如之。
（《清史稿•食貨志六》）
咸豐九年（1859年）……雲貴總督張亮基言：「滇省向無洋藥。」上命先將所產土藥分別徵收稅厘，不得以洋藥混土藥。
（《清史稿•食貨志六》）
光緒七年（1881年），直隸總督李鴻章言：「洋藥既難驟禁，只可先加稅厘，煙價增則吸者漸減，未始非徐禁示罰之意……查洋藥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後分運各口。奸商即於該港私相授受……加捐易辦，偷漏難防。擬于洋藥每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征八十兩，統計厘稅百一十兩。土藥不論價之高下，每百斤征四十兩。」帝用其議。又以洋藥來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與英確商。至九年（1883年），始如前議定約，並在進口時輸納……十三年（1987年），與葡定議在澳門協助中國徵收運往各口之洋藥稅厘，一如英香港辦法。
（《清史稿•食貨志六》）
宣統三年（1911年），度支部奏言：「……洋藥進口已與英定約，稅厘並征，每百斤增收二百五十兩。土藥亦須同時比例加稅。查土藥價值不及洋藥三分之二，以征為禁，稅則無妨略重。即照洋藥稅推算，定土藥百斤加征二百三十兩。凡未禁運及本產本銷地方，即按新章徵收。」從之。
（《清史稿•食貨志六》）
牙稅
清代牙行有牙帖，由布政司頒行，例有定額，不得擅增。於是有帖者得長子孫，或以轉租同行。瓜果菜蔬例禁牙行，而京師有之。
凡官牙定之以額，擇其人輸稅領帖，以充牙行，民間懋遷有無，評物價以助市政。若瓜果菜蔬日用之物，私立牙行名色者，禁之。屢禁州縣於定額之外私添牙帖，及胥役冒充為民害。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六《紀雜稅》）
雍正十一年（1733年），飭令各省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五年（1740年），議定清厘牙行之例：「向例每行認充經紀，取具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實良民甘結，該管官加結送司，給帖充應。互結雖有殷實字樣，而互保之責成，未經議及。今定鋪家拖累商人者，將本牙行帖追繳，勒限清還，仍行給與。倘逾限不完，將互保之人一併更換。牙行惟圖用錢，任鋪戶坑騙客商者，除逾限不完，將牙行革退外，仍將鋪戶責限追比。其不足之項，令牙行賠補。牙行侵吞客賬者，除逾期不完，將本行互保一體斥革外，仍將本牙責限追比。其不足之項，令互保攤賠。其追比之限期，案欠數之多寡酌定。至於以後客之貨，挪補前客之欠；移弱客之貨，代償強客之欠，該互保先舉首，免其治罪，容隱者責令分賠。牙行夥計人等，侵吞客賬，總照牙行侵吞之例，追帖賠補。又……議，各省衙門胥役，現在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令地方官嚴查確實，即行追帖，勒令歇業。並將胥役充補牙行之處，永行嚴禁。倘不法胥役，仍敢更名捏姓兼充牙行，應照更名重役例治罪。侵食客貨貽累商人者，發附近充軍，該管官照例議處，載入則例遵行。」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六年（1741年），革除牙行積弊。戶部覆准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各省貿易集場及零星口岸，於額設牙行之外，竟復有集主、包頭、攬頭名色，朋比攘據，任意勒索，實為商民之累……應行令各省督撫，轉飭各該地方官，嚴查禁革……」 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湖廣漢口等鎮牙行稅額。湖廣總督蘇昌議覆湖北布政使公泰條奏：「牙行所完牙稅，皆有上中下三等之殊。江西牙稅上則納銀三兩，中則納銀二兩，下則納銀一兩。湖北四通八達，漢口一鎮，更為九省通衢，商賈輻輳，不減江浙等省……請將漢口草市、沙市、樊城、岳家口等處牙行，按照上中下則，上行完稅銀二兩，中行完稅銀一兩，下行完稅銀五錢。其餘僻邑村鎮，上行完稅銀一兩，中行完稅銀五錢，下行完稅銀三錢……」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京各項經紀，多寡不齊，一牙一帖，統計額缺八百九十一名，征輸稅銀一千五百三十一兩，例由順天府通判管理。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牙稅額簡表
牲稅
牲稅多歸知府兼管，所入甚豐，而報解則甚少。
順治二年（1645年），定凡貿易牲畜，按價值每兩納銀三分。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四五）
乾隆六十年（1795年），覆准吉林伯都訥所屬孤榆樹地方，設稅務售賣牲畜等稅，每年徵收銀三十二兩，作為定額……又議准，孤榆樹地方，收征馬畜稅銀，以一百三十二兩作為定額。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嘉慶十一年（1806年），議准山西額徵畜稅銀每年四千六百兩七錢有奇，大同縣加征畜稅銀四十九兩九錢有奇。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光緒二年（1876年），伊犁牲畜稅無定額，約歲征銀四千六七百兩。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七《征榷考一九》）
牲畜稅額簡表
3.幣制
甲 銀
明初用鈔而禁金銀，惟定金、銀、錢、鈔、糧米五者比價。未幾，鈔漸不行。中葉以後，對外貿易驟興，白銀大量輸入，而民間始普遍使銀，金銀比價，由四增而為十。萬曆之世，所收田賦全部折銀，遂為銀錢並用之制。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巳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請令該部會議…… 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 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匯，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註：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銀》）
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崎」。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厘」。小者九分，名「黃料厘」。俱自佛郎機攜來。
（張燮《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
（《東西洋考》卷七）
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
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牣。
（王沄《漫遊紀略》卷一《閩游紀•物產》）
清代沿明之舊，仍銀錢並行。
我朝銀錢兼權，實為上下通行之幣……（順治三年）又更定錢直，戶部議定：制錢行使，原系每七文准一分，錢價既重，小民交易不便。應改為每十文准銀一分，永著為令。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幣考一》）
雍正二年……又禁直省收納錢糧銀匠估色之弊。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言：「……臣等謹按直省解銀，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銀，由運使起解者曰鹽課銀，由糧道起解者曰漕項銀，由關監督起解者曰關稅銀。皆必傾熔成錠，然後起解。其解銀之具曰鞘，每銀一千兩為一鞘……《金史•食貨志》載：舊例，銀每錠五十兩……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此今日以重五十兩者為元寶，重十兩或五兩三兩者為中錠所由始也。元至元三年，以銀五十兩鑄為錠，文以元寶……又有揚州元寶、遼陽元寶等名色，此元寶命名之始。蓋古者多以元寶之名鑄於錢面，自元以後，銀始蒙錢文元寶之稱，於是錢面始專鑄通寶矣。」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五《錢幣考三》）
（乾隆）十三年……以京師錢價昂，銀一兩僅易八百文……上諭廷臣曰：「……物之定直，以銀不以錢，而官民乃皆便錢不便銀。趨利之徒，以使低昂為得計……嗣是宜重銀。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間總直貨物皆以銀。」
（《清史稿•食貨志五》）
清代洋錢輸入愈多。乾隆時，已通行於東南沿江沿海之地，粵中無論矣。
道光間……華洋互市，以貨易銀，番船冒禁，歲漏出以千萬計……而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各種番銀，亦潛輸內地以規利，自閩廣通行至黃河以南。而洋商復挾至各省海口，陽置貨而陰市銀，至洋銀日多，而紋銀日少而貴。上患之，命粵督申嚴禁約，然所禁不及洋銀。仿鑄之廣板、福板、杭板、吳莊、行莊，耗華銀如故……十七年，詔沿江沿海督撫、海關監管，飭屬嚴稽偷漏……而海內銀卒耗竭，每兩易錢常至二千。
（《清史稿•食貨志五》）
洋錢，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板，無一槧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洋錢》）
光緒十四年，張之洞始於廣東鑄造銀幣。後各省仿造，競以餘利為籌款之法，成色亦參差不一。
初，洋商群集粵東，西班牙、英吉利銀錢大輸入。總督林則徐謀自鑄，圖抵制，以不適用而罷。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國幣相灌輸。光緒十四年，張之洞督粵，始用機器如式試鑄。李瀚章繼任，續成之。文曰：「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廣東省造。」幕紋龍。並鑄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種小銀圓。中國自行銀錢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開鑄。尋以廣東、湖北、江西所鑄最稱便用，許以應解京餉，撥充鑄本。直省未開鑄者，飭從附鑄……七省所鑄，規模成色苦參差，不利通行。會造幣總廠成，擬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隸、廣東為分廠。初鑄准重墨圓，議者頗非之，之洞始於湖北試行一兩銀幣。戶部亦以中國立算，夙准兩錢分厘，因定主幣為庫平一兩，而以五錢、一錢小銀幣暨銅圓、制錢輔助之，令總分廠如式造行。
（《清史稿•食貨志五》）
光緒末，以幣制不一，議改用金本位，以抵制鎊虧。議久不定。宣統初，乃改兩為元，鑄大清銀幣，自圓迄角，以十遞進。
宣統二年（1910年），上諭：「……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暫就銀為本位，以一圓為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及一角三種銀幣。又五分鎳幣，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種銅幣，為輔幣。圓角分厘，各以十進，永為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廠，迅即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施行。所有賦稅課厘，必用制幣交納。放款亦然。」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四《錢幣考六》）
乙 錢
明初使用大錢，民間不便，乃鑄小錢。自嘉靖以後，鑄錢始多而精，謂之黃錢，每銀一兩，通常易黃錢七百文。
太祖實錄：歲辛丑（1361年）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為奸蠹之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錢法之變》）
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余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大錢為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在京外鑄錢制……各處爐座錢數：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廣西十五座半，每歲鑄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惟不開雲、貴、湖廣、福建四處。至弘治十六年，始照浙江等處定例，俱行開鑄。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幣考》）
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曰：明初，錢法專屬工部寶源局，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至天啟二年，始增設戶部寶泉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加爐鑄造，以濟軍興。其政屬於戶部，而工部之所鑄微矣。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幣考》）
崇禎中，私鑄之禁不嚴。且許各鎮自鑄，錢式不一，濫惡已甚。每銀至易五六千文，物價不定，生計維艱。亦當時致亂之一端。
傅維鱗《明書•食貨志》曰：「崇禎中，內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鑄，以資軍餉。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號……臣等謹按，啟、禎時濫惡偽錢，尚有寬邊、大版、金燈、胖頭、歪脖、尖腳等號。」
（《續文獻通考》卷一一《錢幣考》）
清初入關，懲於明季錢式濫惡，改鑄新朝之錢，務極厚重。民間尊貴明代舊錢，而新鑄者反貶折以行。乃禁明錢，新錢始得通行。
太祖初，鑄天命通寶錢，別以滿漢文為二品，滿文為一品，錢質較漢文一品為大。天聰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開鑄局，始定一品，於戶部置寶泉局，工部置寶源局。順治通寶錢定製，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搭配鼓鑄。錢千為串，萬二千串為一卯，年鑄三十卯。每錢重一錢，二年，增重二分。定錢七枚准銀一分，舊錢倍之。民間頗病錢貴，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鎮遵式開鑄。
（《清史稿•食貨志五》）
乾隆中，始鑄青銅錢，謂之青錢，與黃錢並行。道光以後，錢制始粗，銀價驟貴。
乾隆五年（1740年），定改鑄青錢。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言：「錢價之貴，實由私毀……訪之舊時爐匠，咸云：配合銅鉛，加入黑錫，即成青錢。設有銷毀，但可改造樂器，難作小件，民間無利可圖。」隨令戶部試鑄，每紅銅五十斤，配合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再加點錫二斤，共為百斤，即鑄成青錢。以所鑄錢復投爐內熔成銅斤，錘擊即碎，不能打造器皿。猶恐不肖奸民將鉛錫提出，取銅獲利，復用接紅銅爐座鎔試，每大錢四串，加火耗銀一兩有奇，分得紅銅五斤八兩，止值銅價銀一兩六錢。較之原用工本，虧折甚多……嗣後戶工二局，應照式鑄造青錢，與見在黃錢相兼行使……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六《錢幣考》）
乾隆時，於新疆、西藏，鑄造小銀幣通行，永用乾隆年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回部平，頒式於葉爾羌，鑄乾隆通寶，枚重二錢。幕鑄葉爾羌名，左滿文，右回文，用紅銅並毀舊普爾錢充鑄。越二年，阿克蘇請鑄如葉爾羌例。復允西藏開鑄銀錢，重一錢與五分二種，文曰乾隆寶藏，幕用唐古忒字，邊郭識年份。以上二類錢，第行之回藏，內地不用。
（《清史稿•食貨志五》）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令回部鑄錢，永用乾隆年號。
（《清史稿•食貨志五》）
咸豐中，以財政困竭，錢不敷用，鑄用大錢，流弊無窮。至光緒中，始盡廢。
文宗即位，四川學政何紹基力請行大錢，以復古救時……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當千、當五百，淨銅鑄造，色紫。當百、當五十、當十，銅鉛配鑄，色黃。百以上文曰咸豐元寶，以下曰重寶，幕滿文局名。四年，以乏銅，兼鑄當五鐵錢及制錢。已而更鑄鉛制錢……大錢當千、當五百，以折當過重，最先廢。當百、當五十繼廢。鐵錢以私票梗之，而亦廢，乃專行當十錢。盜鑄叢起，死罪日報而不為止。錢亦漸惡，雜私鑄中，不復辨。
（《清史稿•食貨志五》）
清季，始仿外洋鑄造當十銅幣，物價因之提高，而制錢盡由洋商收買銷毀。後以銅輸入，獲倍利。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京師以制錢少，行當十錢如故。三十二年（1906年），鑄銅幣，當十錢民不樂用，於是創鑄銀銅圓……銅圓鑄始閩廣，江蘇繼之……總廠擬鑄之幣凡三品，曰金、曰銀、曰銅。最先鑄銅幣，自當制錢二十降至當二，自重四錢降而四分，凡四種，文視直省小異大同，直省曰光緒元寶。總廠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銅幣，皆識某所造，幕皆龍文，紫銅鑄。直省間亦用黃銅。
（《清史稿•食貨志五》）
丙 鈔
有明一代，皆用洪武寶鈔，鈔多錢少，值不相侔。洪武季年，鈔即不行，雖許納商稅，仍須貶值，一貫只值三厘。刑律論贓，猶以鈔計不改，最為可笑。崇禎中，複議行鈔，且欲用銅鈔，終不能行。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潞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考之實錄，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1397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1402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鈔》）
洪武四年（1371年）……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七年（1374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雲「中書省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余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惠帝建文四年十一月（明成祖已即位，稱洪武三十五年）……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並更之。」帝曰：「板當易則易，不必改為永樂。朕遵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
（《續文獻通考》卷一○《錢幣考》）
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清初，軍費不支，又行鈔貫之制。未幾即停。
順治八年（1651年），行鈔貫之制。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三《錢幣考》）
咸豐軍興，鈔與大錢並行，鈔尤沮滯。
咸豐二年（1852年）……是時銀虧錢匱，重而軍需、河餉，糜帑二千數百萬，籌國計者率以行官票請。次年，命戶部集議。惠親王等請飭部製造錢鈔，與銀票相輔並行。票鈔制以皮紙，額題「戶部官票」，左滿右漢，皆雙行；中標二兩平足色銀若干兩，下曰「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並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偽造者依律治罪。」邊文龍，鈔額題「大清寶鈔」，漢字平列，中標準足制錢若干文。旁八字為「天下通寶，平準出入」。下曰：「此鈔即代制錢行用，並准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邊文如票……偽造鈔票斬監候。
（《清史稿•食貨志五》）
鈔法初行，始而軍餉，繼而河工，搭放皆稱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放五成，以款多抵撥，既艱搭放，遂不復肯搭收。民間得鈔，積為無用。京師持鈔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貨。持向官號商鋪，所得皆四項大錢，不便用。故鈔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後京師以官號七折錢發鈔，直益低落，至減發亦窮應付，鈔遂不能行矣。
（《清史稿•食貨志五》）
清季，外國銀行自由發行紙幣，自設大清銀行。始仿製銀券，民間終信銀不信券，故券之發行不多。
4.茶法
甲 明代茶法
明代茶法有引，茶與引離者為私茶，其禁至嚴。官吏販茶者尤嚴，出境者死罪。
初，太祖令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較稱，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有官茶，以易青海、西藏之馬，名曰茶馬。
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碉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力、粗葉，惟西番用之……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立茶局，征其稅。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於是永寧、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定永寧以茶易馬之價。先是，河州茶馬司定例，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是，命永寧如河州之例。至十七年五月，又定烏撒、烏蒙、東川、芒部馬一匹，給茶一百斤。
（《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碉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返迂遠，而給茶太多。岩州衛以為言，請置茶馬司於岩州，而改貯碉門茶於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制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約……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乙 清代茶法
清沿明制，仍用茶引。四川之茶，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
我國產茶之地，惟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雲貴為最。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於陝甘易番馬。他省則召商發引納課，間有商人赴部領銷者，亦有小販領於本籍州縣者。又有州縣承引，無商可給，發種茶園戶經紀者。戶部寶泉局鑄刷引由，備書例款，直省預期請領，年辦年銷。茶百斤為一引，不及百斤謂之畸零，另給護帖。行過殘引皆繳部。
（《清史稿•食貨志五》）
凡偽造茶引，或作假茶與販，及私與外國人買賣者，皆按律科罪。
（《清史稿•食貨志五》）
順治……元年，定與西番易馬。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考》）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陝西設巡視茶馬御史五……尋改差部員。又令甘肅巡撫兼轄，後歸總督管理。四川設鹽茶道，江西設茶引批驗大使，隸江寧府。
（《清史稿•食貨志五》）
陝甘發西寧、甘州、莊浪三茶司……每引納官茶五十斤，餘五十斤由商運售作本，每百斤為十篦，每篦為二封，共征本色茶十六萬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銀三錢，其原不交茶者，則征價銀共五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亦有不設引，止於本地行銷者，由各園戶納課，共征銀五百三十兩有奇。四川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內地，邊引行邊地，土引行土司。而邊引又分三道，其行銷打箭爐者曰南路邊引，行銷松潘廳者曰西路邊引，行銷邛州者曰邛州邊引。皆納課稅，共課銀萬四千三百四十兩，稅銀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兩各有奇。
（《清史稿•食貨志五》）
5.鹽法
甲 明代鹽法
明代鹽有專官，兩淮、兩浙且以御史巡鹽。鹽之行銷，有引有岸，鹽商由此而興，蓋由商認稅也。
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初，諸產鹽地次第設官。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淮安、通州。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三千餘引。孝宗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神宗萬曆時同（每引四百斤為大引，二百斤為小引）。其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至英宗正統二年，貴州亦食淮鹽。憲宗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武宗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松江、寧紹、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其鹽行浙江及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三，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有奇。弘治時，改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曆時同。其鹽行北直隸及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於安邑。永樂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斤。弘治時，增八萬引。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其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穆宗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愍帝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廣東所轄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廣東歲辦大引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一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高、雷、廉、瓊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濱樂；批驗司一，曰濼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為九萬六千一百餘引。其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福建所轄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曆時，減一千引……其鹽行境內……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及西和鹽井。洪武時，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西和一十三萬一千五百餘斤。弘治時同。萬曆時，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其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
（《續文獻通考》卷二○《征榷考三》）
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曆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余於鹽法……引杜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明有開中之制，商人納糧或馬以易鹽引，所以濟軍糧轉運之艱。中葉以後，此制遂廢。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行鹽》）
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洪武）四年（1371年），定中鹽例，輸米……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輳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不及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法，已逾十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
（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二八）
宣德元年（1426年）……戶部尚書郭敦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從之，而命倍給其鈔。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正統三年（1438年），寧夏總兵官史昭……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匱矣。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明代鹽之產銷，其數略可尋求，歲課四百餘萬。兩淮占其半額，揚州鹽商之盛，他處不能比。自嘉靖迄乾隆之末，揚州繁華，亘二百餘年，與世風日趨奢侈，至有關係。
兩淮……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鹽、內官鹽，歲入太倉余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余鹽銀十四萬兩……河間長蘆……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余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余鹽銀五萬兩。福建……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海北……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四川……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
（《明史》卷八○《食貨志四》）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兩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建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台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匹。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匹。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石，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六《戶部一○•鹽法》）
乙 清代鹽法
清沿明制，鹽岸分劃，尤不近理。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蒙古、新疆多產鹽地，而內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云南，曰河東，曰陝甘。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為八，行銷直隸、河南兩省。奉天舊有二十場，後分為九。及日本據金川灘地，乃存八場。行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山東舊有十九場，後裁為八，行銷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兩淮舊有三十場，後裁為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場，其地分隸浙江、江蘇，行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場，行銷福建、浙江兩省。其在台灣者尚有五場，行銷本府……廣東二十七場，行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雲南、貴州七省。四川鹽井，產旺者凡州縣二十四，行銷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雲南、甘肅六省。雲南鹽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銷本省。河東鹽池分東、中、西三場，行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陝、甘鹽池，最著者曰花馬大池，在甘肅靈州，行銷陝西、甘肅兩省。
（《清史稿•食貨志四》）
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之鹽，出於海；四川、雲南出於井；河東、陝、甘出於池。其製法，海鹽有煎有曬，池鹽皆曬，井鹽皆煎。論質味，則海鹽為佳，池鹽、井鹽次之。海鹽之中，灘曬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論成本，則曬為輕，煎之用盪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本則工本愈重。此其大較也。
（《清史稿•食貨志四》）
初，鹽政屬戶部山東司。宣統二年，乃命戶部尚書兼任督辦鹽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視，後裁歸總督巡撫管理。其專司曰都轉運使司。無運司各省，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
（《清史稿•食貨志四》）
行鹽法有七，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惟官督商銷行之為廣且久。
（《清史稿•食貨志四》）
凡商有二，曰場商，主收鹽；曰運商，主行鹽。其總攬之者曰總商，主散商納課。後多剝削侵蝕之弊，康熙、乾隆間，革之而未能去。
（《清史稿•食貨志四》）
兩淮鹽課最多，鹽商最盛。乾隆以後，包墊挪借，賠累不堪。陶澍始創為引票兼行，為淮鹽一大變革，而淮商始衰。咸、同軍興以後，擅其利者湘軍，繼以湘人，至清末亦衰敗矣。
商人之購鹽也，必請運司支單，亦曰照單，曰限單，曰皮票。持此購於場，得鹽則貯之官地，奉天謂之倉，長蘆謂之坨。未檢查者曰生鹽，已檢查者為熟鹽，熟鹽乃可發售。
（《清史稿•食貨志四》）
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數百斤。小引者，就明行引，剖一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余引、綱引、食引、陸引、水引。浙江於綱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與票之分，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為世業，謂之引窩。後或售與承運者，買單謂之窩單，價謂之窩價。道光十年，陶澍在兩淮，以其抬價，奏請每引限給一錢二分。旋禁止。票無定域而亦有價。當道光、咸豐間，兩淮每張僅銀五百兩，後官商競買。逮光緒間，至萬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廣狹大小而定售額。票則同一行鹽地，售額亦同。
（《清史稿•食貨志四》）
淮南商力雖疲，然自開綱以來，尚捆運至五十餘萬引。淮北則止捆二萬餘引，較定額不及十分之一，實屬疲憊已久。臣前與尚書王鼎等會議時，即經聲請另行籌辦。本年奏准借動帶運殘鹽課銀二十萬兩，將官收灶鹽，督商辦運。均系擇其暢銷之岸，先行運往，以冀早將庫項收回，而滯岸仍無鹽濟售。民間既無官鹽，不得不買向民販。灶丁積有餘鹽，亦不能不賣與民販。臣體察情形，擬將暢岸仍歸商運，其餘滯岸即仿照山東、浙江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屬之中正、板浦、臨興三場，分設行店，聽小民投行購買，運往售賣。擇各場要隘之地，設立稅局，給以照票，註明斤數及運往何處售賣字樣。凡無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論。如此通融辦理，俾灶丁、民販皆獲有生計。而所收稅銀，又可補正課之不足。臣……即札行運司妥議條款，酌量試行。如果行之有裨，再當漸次推廣。設使行之不便，亦不難於停止。
（《陶文毅公全集》卷一三）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五月，鹽政陶澍奏：「……所有淮北綱鹽，共行安徽、河南兩省四十一州縣。內除安徽江運八州縣，暨安徽、河南湖運暢岸十一州縣……尚非極敝之區……一切照舊辦理外，惟安徽之鳳陽、懷遠、鳳台、靈璧、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州、盱眙、天長、玉河，河南之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縣、確山二十二州縣……稱為極滯，久已商逋課欠，配運不前……又江蘇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贛榆、沐陽八州縣，系淮北食鹽口岸，向因私充官滯……食商配運亦復寥寥。計滯岸二十二州縣內，除天長一縣……與淮南引地錯雜，應仍歸商運以固藩籬外，其餘二十一州縣，應與食岸八州縣，一律變通，改行票鹽，以資補救。又安東、海州兩州縣……亦應……改行票鹽，以歸畫一……謹將設局收稅章程……恭呈御覽。」
（王安定《兩淮鹽法志》卷五二）
淮南每引六百斤，外加鹵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耗索八十六斤。鄂、湘、西三岸為大票，每票五百引；皖岸為小票，每票一百二十引，通計現額五十六萬三千七百六十引，大小共一千六百九十六票。鄂岸十五萬引，共三百票。湘岸十五萬四千引，共三百八票。西岸十七萬引，共三百四十票。皖岸八萬九千七百六十引，共七百四十八票。淮南食岸，通計現額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引。淮北每引四百斤，外鹵耗包索四十斤，每引分裝四包，每包連索耗一百十斤。海、贛用一百斤小票，其餘皆十引大票，以十引為號，通計現額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八號八百斤，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
（陳慶年《兩淮鹽法撰要上•票引總數》）
清代鹽稅，至四千餘萬，十倍於明。雖由生齒日繁之故，而鹽斤加價，實為主要原因。
若夫歲入，道光以前惟有鹽課。及咸豐軍興，復創鹽厘。鹽課分二類，曰場課，曰引課。場課有灘課、灶課、鍋課、井課之分。長蘆有邊布，福建有坵折。邊布者，明時灶戶按丁征鹽，商人納粟於邊，給鹽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遠，鹽無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後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灶課分地丁為二，但丁不盡有地。雍正間……將丁銀攤入於地徵收……坵折者，鹽田所納錢糧謂之折價，程漏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引課有正課、包課、雜課。鹽厘分出境稅、入境稅、落地稅。逮乎末造，加價之法興，於是鹽稅所入，與田賦、國稅相埒。是以順治初，行鹽百七十萬引，征課銀五十六萬兩有奇。其後統一區夏，引日加而課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嘉慶五年，六百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兩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光緒末，合課厘計，共二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預算，鹽課歲入約四千五百萬有奇。
（《清史稿•食貨志四》）
6.科舉
科舉制度，始於隋，確定於唐，至明制度愈備，清代因之。今合述如下。
甲 考試
院試
明制。兩京、浙江設學院，余設學道。清初因之，後各省盡改學院。凡童生無論已冠、未冠，試於縣，再試於府。及格者得試於學院，及格者為附生，分府縣學肄業，謂之入學。鄉試以前，有歲考與科考。明之歲考，以六等試諸生優劣，三科不與考者，褫革衣衿，請假遊學則否。廩、增、附通稱「生員」，俗則稱為「秀才」。縣、府、院試之榜曰紅案，故有案首之稱。
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為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准入學。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為青衣。六等黜革。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
清之六等黜陟法，視明為繁密。中葉以後，考校極疏闊，三等以下不常有也。
考列一等，增附青社俱補廩。無廩缺，附青社補增；無增缺，青社復附，各候廩。原廩增停降者收復。二等，增補廩，附青社補增；無增缺，青社復附。停廩降增者復廩。增降附者復增，不許補廩。三等，停廩者收復，候廩丁憂起復，病痊考復。緣事辨復，增降附者許收復。青衣發社者復附，廩降增者不許復。四等，廩免責，停餼。不作缺，限讀書六月送考。停降者不許限考。增附青社俱撲責。五等，廩停作缺，原停廩者降增，增降附，附降青衣，青衣發社，原發社者黜為民。六等，廩膳十年以上發社，六年以上與增十年以上者發本處充吏，余黜為民。入學未及六年者發社。
（《清史稿•選舉志一》）
明代科考，在歲考之後、大比之前一年，試諸生優劣，以決其應否鄉試，故又名決科。清一切從寬，生員錄取遺才謂之錄遺，幾無有不能入試者矣。
繼取一、二等為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其充補廩增給賞，悉如歲試。其等第仍分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謂絕無也。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
清制稍詳，而八旗生員獨優異。
科試一、二等送鄉試，幫補廩增，如歲試。大率只列三等。八旗生員給錢糧。考列四等以下停給，次屆列一、二、三等給還。優等補廩增，劣等降青社，如漢生員。
（《清史稿•選舉志一》）
清屢增學額、舉額，所以優異士子。然一代文風較明為稍遜矣。明代生員，歲久出學挨次補貢者，曰歲貢生。由登極及慶典得貢者，曰恩貢生，皆入太學，以試得官。崇禎八年有選貢，廷試之。清增鄉試副榜為副貢生，以選貢為拔貢生，六年由學試之。後改十二年，又有優貢生，三年一試，由督撫會同學政試之，得舉者赴廷試，拔貢可得小京官、知縣教職，優貢可得知縣教職。合歲貢、恩貢，稱為「五貢」，謂之正途。
鄉試
鄉試始於洪武三年。自後每三年逢子午、卯酉年之八月舉行一次，五年兩試，試之於省城。欽命典試者曰主考，分房者曰房考。登第者曰「舉人」，謂之乙榜，或曰乙科。以門生禮稱主考曰座主，房考曰房師。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洪武三年詔：「……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於是京師、行省各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皆四十人，廣西、廣東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額數。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清仍明制，而額數屢增，幾致倍許。時有恩科，進取之途益廣。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三年大比，試諸生於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
（《清史稿•選舉志三》）
鄉試解額，順治初定額從寬，順天、江南皆百六十餘名；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東、廣東、四川、山西、陝西、廣西、雲南，自九十餘名遞殺；至貴州四十名為最少。
（《清史稿•選舉志三》）
會試
三年一次，試期在二月，清改三月。於鄉試之次年，逢辰戌、丑未年試於京師禮部，中式者為貢士，謂之甲榜，或曰甲科。貢士名額，遞有增加。明分南北中卷，清則按與試者人數，臨時定額，大約一榜三百人為常。
鄉試……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鄉試中式舉人，出給公據，官為應付廩給腳力，赴禮部印卷會試。將就鄉試文字，咨繳本部照驗。以鄉試之次年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
（《大明會典》卷七七）
會試則太祖洪武三年定額百名，英宗正統五年奏准增額為百五十人，憲宗成化以後進士以三百名為率。其由恩請而廣額者，不為定製。
（《續通志》卷一四一《選舉略二》）
清制會試，亦與明同。所不同者，明會試有副榜，清則無之。
會試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監者，亦食其祿也……三月一考其文，與庶吉士同，頗示優異。後不復另試，則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職，年未及者或依親或入監讀書。既而不拘年齒，依親入監者皆聽。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
惟清自雍正殿試後添朝考，乾隆又添五言八韻詩。嘉慶初年定令，各省舉人到京，必先覆試，方能會試。若道路遠阻，則會試之後，仍須覆試，此又與明特異者。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順天解元查為仁以傳遞事覺而逸。帝疑新進士有代倩中式者，親覆試暢春園，黜五人。會試覆試自是始。乾隆……五十四年，貢士單可虹覆試詩失調，訛舛不符，中卷除名。詔旨嚴切，謂禮闈非嚴行覆試，不足拔真才，懲倖進。至嘉慶初，遂著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製，各省舉人一體至京覆試，非經覆試，不許會試。以事延誤，於下三科補行。除丁憂展限外，託故不到，以規避論，永停會試與赴部銓選。
（《清史稿•選舉志三》）
殿試
會試之後，復有殿試，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授修撰、編修，稱為狀元、榜眼、探花，自唐以來，世俗極重之。余選庶吉士，屬於翰林院，論資論俸。蓋明代以翰林院為本衙門，大學士就任在此。故史官為儲材之選，可以不出衙門而登政地，最為清貴。余授部屬中、行、評、博，三甲多授推官、知縣。有明極重科舉，而黨援亦由之而起。
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二、三甲第一為傳臚。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永樂二年（1404年），既授一甲三人……官，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五十人，及善書者……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專屬翰林矣……其後，每科所選多寡無定額……弘治四年，給事中塗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行之。大學士徐溥言：「……請自今以後，立為定製。一次開科，一次選用……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孝宗從其請，命內閣同吏、禮二部考選，以為常……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高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三年學成，優者留翰林為編修、檢討；次者出為給事、御史，謂之散館。與常調官待選者，體格殊異。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清代殿試，分甲授職，一如明制，唯試以四月。分甲後，復有廷試分等。殿試所試為對策，廷試試論及詩，皆不重文而重字，字貴停勻整齊，忌別體字，忌錯落，違式者多後列。兩試等第，可以相互平均。選庶吉士名額較多，有至百餘人者。乾隆以前，須習清書，後只課詩文而已。
庶吉士之選無定額……順治九年（1652年），以給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大小選庶吉士，直隸、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廣、山東、河南各四人，山西、陝西各二人，廣東一人，漢軍四人。另榜授滿洲、蒙古修撰、編修、庶吉士九人。自是考選如例，惟滿、蒙、漢軍，選否無常……雍正五年（1727年），詔內閣會議簡選庶常之法。尋議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試後，集諸進士保和殿考試，仍令九卿確行保舉。考試用論、詔、奏議、詩四題，是為朝考之始……乾隆三年（1738年）……依省分甲第引見，臨時甄別錄用……嘉慶以來，每科庶常，率倍舊額，各省無不入選者矣。凡用庶吉士曰館選，初制分習清漢書，隸內院，以學士或侍讀教習之。自康熙九年（1670年），專設翰林院，歷科皆以掌院學士領其事，內閣學士間亦參用。三十三年（1694年），命選講讀以下官資深學優者數人，分司訓課，曰小教習。六十年（1721年），以禮部尚書陳元龍領教習事。厥後尚書、侍郎、閣學之不兼掌院事者，並得為教習大臣，滿漢各一。雍正十一年（1733年），特設教習，館頒內府經史詩文，戶部月給廩餼，工部供張什物……三年考試散館，優者留翰林為編修、檢討，次者改給事中、御史、主事、中書、推官、知縣、教職……間有未散館而授職編檢者，或供奉內廷，或宣諭外省，或校書議敘，或召試詞科，皆得免其考試。凡留館者，遷調異他官，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
（《清史稿•選舉志三》）
乙 試藝
鄉、會試試藝規程，明沿唐宋之舊而稍加變通，謂之八股文，名為代聖立言，實則束縛人心。康熙初，詔廢八股，改試策論。言者稱其不便，未幾復舊。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明史》卷七○《選舉志二》）
京師及各行省鄉試，八月初九日試初場，又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俱三百字以上。
（《大明會典》卷七七）
清制，鄉、會試三場試題，仍如明例。
順治二年……定鄉、會試三場試題之制。禮部議覆給事中龔鼎孳疏言：「故明舊制，考取舉人，第一場時文七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今應如科。臣請減時文二篇，用時文五篇。於論、表、判外，增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上不准所請，命考試仍照舊例，初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詩》主朱子本義，《書》主蔡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澔集說。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同。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七《選舉考一》）
其論科場文字格式之弊，以顧炎武之言為最切。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三場》條）
清末庚子之難，改行新政，始廢八股用策論。後專意辦學，以進士、舉人名目，獎勵畢業生，而科舉遂廢。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諭：「我朝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改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乃近來風氣日漓，文體日敝。若不因時變通，何以見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八七《選舉考四》）
7.官制
明清兩代官制，似若相沿；細一按之，多名同實異。
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其糾核則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分大都督府為五，而徵調隸於兵部。外設都、布、按三司，分隸兵、刑、錢、谷。其考核則聽於府部。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序》）
太祖肇基東土，國俗淳壹，事簡職專……世祖入關，因明遺制，內自閣部，以迄庶司，損益有物，藩部創建，名並七卿。外台督撫，杜其紛更，著為令甲。綠營提鎮以下，悉易差遣為官。旗營、御前領衛，年宿位重，意任隆密；都統、旗長，軍民合治，職視專圻。駐防分翰外畿，規撫京制。西北邊陲，守以重臣，綏靖蒙番，方軌都護。斯皆因俗而治得其宜已……自改內三院為內閣，台輔拱袂。迨軍機設，題本廢，內閣益類閒曹。六部長官數四，各無專事，甚或朝握銓衡，夕兼支計；甫主戎政，復領容台。一職數官，一官數職，曲存稟仰，建樹寧論。時軍機之權，獨峙於其上，國家興大兵役，特簡經略大臣、參贊大臣，親寄軍要。吏部助之用人，戶部協以巨餉，用能藉此雄職，奏厥膚功。自是權復移於經略，督撫儀品，雖與相埒，然不過承號令、備策應而已……初制內外群寮，滿漢參用；蒙古、漢軍，次第分布。康、雍兩朝，西北督撫，權定滿闕；領隊、辦事大臣，專任滿員。累朝膺閫外重寄者，滿臣為多。逮文宗兼用漢人，勳業遂著。大抵中葉以前，開疆拓宇，功多成於滿人；中葉以後，撥劇整亂，功多成於漢人。
（《清史稿•職官志序》）
茲將其改革上之重要者，分述如下。
甲 中央官
明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永樂後，大學士以五品官入閣辦事，遂為定製。
先是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以統領眾職……洪武……十三年……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九月，置四輔官……尋亦罷。十五年，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諭群臣……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升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閣職漸崇。其後士奇、榮等皆遷尚書，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入內閣。自後誥勅房、制勅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世宗時三殿成，改華蓋為中極，謹身為建極，閣銜因之。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大學士雖無相名，實有相職。中葉以後，乃有首、次、群輔之分。
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進畫，以下之諸司。下之達上，曰題、曰奏、曰表、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大典禮、大政事，九卿科道官會議已定，則按典制，相機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清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初制滿員一品，漢員五品。迨後始並定正一品，而以三殿、三閣為定製。
初，天聰二年，建文館，命儒臣分直。十年，更名內三院，始亦沿承政名，後各置大學士一人。順治元年，置滿漢大學士，不備官，兼各部尚書銜。學士滿洲漢軍各三人，漢學士無員限……十年，置三院漢大學士各二人。十五年，更名內閣，別置翰林院官，以大學士分兼殿閣，曰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仍兼尚書。學士亦如之。十八年，復三院舊制。康熙九年，仍別置翰林院，改三院為內閣，置滿漢大學士四人。雍正九年，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特授額外大學士，置協辦自此始。厥後多至六人，少或一、二人。乾隆十三年，始定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員限，省中和殿，增體仁閣，以三殿、三閣為定製，唯保和殿不常置。
（《清史稿•職官志一》）
雍正七年，青海告警，始設軍機處，一代不改。大學士不復預聞機務矣。
軍機大臣，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常日侍直，應對獻替，巡幸亦如之。其屬曰章京，滿洲十有六人，漢二十人，分掌清文、漢字。
（《清史稿•職官志一》）
有明大政寄於六部。
洪武元年，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仍隸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仿周官六卿之制，升六部秩，各設尚書侍郎一人，每部分四屬部……二十九年，定為文選、驗封、稽勛、考功四司，並五部屬，皆稱清吏司。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吏部為百官之首，視五部為特重。
吏部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屬司務廳司務二人，文選、驗封、稽勛、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勛、考課之政令，以甄別人才，贊天子治，蓋古冢宰之職，視五部為特重。侍郎為之貳。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吏、禮、兵、工四部所屬皆四司，獨戶、刑兩部十三司掌分省之事。各司有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而戶部甚重。
戶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廳司務二人。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十三清吏司……尚書掌天下戶口田賦之政令，侍郎貳之……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領所分兩京直隸貢賦及諸司衛所祿俸邊鎮糧餉，並各倉場鹽課鈔關。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清與明同。所不同者，部、院、寺、監皆有滿缺，且滿之位次在漢之前。
吏部尚書（原註：初制，滿洲一品，漢人二品。順治十六年，改滿尚書二品。康熙六年，復故。九年，仍改正二品。雍正八年，俱定從一品，各部同），左右侍郎（原註：初制，滿洲漢軍二品，漢員三品。順治十六年，改滿侍郎三品。康熙六年，復故。九年，仍改正三品。雍正八年，俱定從二品。各部同），俱滿漢一人。其屬堂主事，清檔房滿洲二人，漢本房滿洲二人，漢軍一人。司務廳司務，滿漢各一人，繕本筆帖式十有二人。
（《清史稿•職官志一》）
明偶有大學士管部者，清則吏、戶、兵三部各以大學士一人領之，合滿漢尚侍共為七堂。初滿人專政，漢尚書唯唯而已。及漢人亦得預政，而苦於一國三公，甚難調處也。
初，天聰五年，詔群寮議定官制。建六部，各以貝勒一人領之……雍正元年，以大學士領部事。嘉慶四年，更命親王綜之。尋罷……六年，復以大學士管部，自是為定製，
（《清史稿•職官志一》）
九卿有大小九卿之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合六部為大九卿。詹事府、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順天府、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尚寶司為小九卿。此明清二代所同者也。自隋唐行六部之制，九卿已同虛設，迄於明清，遂成冗署。
唐之時，固有六部矣，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而職名虛設。宋之時，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工部，又有三司使，而分散不一。凡若此者，皆戾於古而不宜於今。我朝之六部則不然，天下之官，悉歸吏部；天下之財，悉歸戶部；兵部則掌兵籍，工部則籍工課，而無所謂刑省計省；禮部主禮儀，刑部主刑獄，而無所謂禮院刑院。其通於今而不煩者可知矣。
（黃道周《博物典匯》卷九）
官吏進用，有明一代，長官多由會推，次則由銓選。
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從，為級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凡選，每歲有大選，有急選，有遠方選，有歲貢就教選，間有揀選，有舉人乞恩選。選人咸登資簿，厘其流品，平其銓注而序遷之。凡升必考滿，若員缺當補，不待考滿，曰推升。類推上一人，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兵二部尚書，廷推上二人。凡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除。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同族則以下避上。外官才地不相宜，則酌其繁簡互換之。有傳升乞升者，並得執奏。以署職、試職、實授奠年資。以開設、裁併、兼攝適繁簡，以薦舉、起廢、徵召振幽滯，以帶俸、添注寄恩冗，以降調、除名馭罪過，以官程督吏治，以寧假悉人情。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清代三品以上多由簡任。咸同以後，府道或由簡放，或由外補。余官亦補多選少，銓法遂不行。
三載考績，文武大臣，具疏自陳，襲前明舊制也。順治間，京官三品以上及各省督撫；康熙間，增盛京侍郎；雍正間，增奉天府尹，皆自陳。乾隆八年，命自陳乞罷者，舉賢自代。繼命宗室、王公兼閣部事者，不必自陳。十五年，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兼閣部及八旗事者，不必自陳。十七年，停止內外大臣自陳之例。二十四年，勅部於京察年分，將尚書至三品京堂以上及直省督撫；軍政年分，將都統、副都統、駐防之將軍、都統、副都統及提督總兵官，分別繕本進呈，聽候鑑察。有以衰庸解退者，皆出自聖裁。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三）
直省、知縣正途出身者，三年行取一次。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一人，吏部按期奏請，沿前明舊制也。康熙四十四年，從部議，行取知縣以主事用，遇考選科道時，方准考選。然康熙、雍正間，行取之例，少舉多停。乾隆初，亦間行之。其實前明專重資格，按俸遷轉，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本朝州縣之賢能者，得奏題擢用，且繁劇之任，參罰必多。凡無事故，合行取例者，大約居中簡之缺，尋常供職，倖免處分者耳，故事相沿，於吏治無益。乾隆十六年，命永遠停止。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三）
乙 地方官
地方區劃，明代南北兩京外，有十三布政司。其長曰承宣布政使，專掌財賦民政；其刑名則歸提刑按察使，與都指揮司稱為三司。中葉以後，多設巡撫，習慣上仍存省之名稱。省之首長遂為巡撫，與巡按合稱兩台，而三司為之屬。
初，太祖下集慶，自領江南行中書省……後每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略與中書省同……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十五年，置雲南布政司……永樂元年，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五年，置交阯布政司。十一年，置貴州布政使。宣德三年，罷交阯布政司。除兩京外，定為十三布政司。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吳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設按察使……（洪武）十三年尋罷。十四年復置，並置各道按察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二十九年，改置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清代每省皆設巡撫，合兩省設一總督，布、按兩司隸之。
初沿明制，督撫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無定員。順治十年，諭會推督撫，不拘品秩，擇賢能者具題。康熙元年，停巡撫提督軍務，加工部銜。十二年復故……三十一年，定總督加銜例……雍正元年，定巡撫加銜例。時西安有同署巡撫者，山東、山西並有協辦巡撫之目，非制也。
（《清史稿•職官志三》）
明初，本京外官並重，久而內重外輕。
初置藩司，與六部均重，布政使入為尚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為布政使。宣德、正統間猶然，自後無之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至清則變本加厲，內升外升，殊不一致。
李柟疏言：「……布政使內升寺卿，數轉然後至副都御史。則布政使外升巡撫，乃超擢，非循序也。」
（《漢名臣傳》卷一○《李柟傳》）
布、按之下有道，道之下有府、州、縣。明之道為布、按二司兼管，州、縣皆受約束於府。
明初，改諸路為府。洪武六年，分天下府三等：糧二十萬石以上為上府，知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以下為中府，知府正四品；十萬石以下為下府，知府從四品。已並為正四品……自宣德三年，棄交阯布政司，計天下府凡一百五十有九……州凡二百三十有四。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吳元年，定縣三等：糧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為下縣，知縣從七品。已並為正七品，……計天下縣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清代官制，大異於明者，有內廷行走，如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弘德殿、毓慶宮師傅，南書房翰林，上書房師傅。而內務府即明代內官二十四衙門之改稱。又有領侍衛內大臣，以掌宮禁之防。大九卿中之左都御史，與刑部、大理寺尚合稱三法司，然不似明代左都御史之參預計典。明代六科十三道為兩衙門，而清則隸於都察院，司其黜陟。巡按御史裁於順治之末。外官布政司參政參議道，謂之守道。按察司副使僉事道，謂之巡道。兩京督學御史外，有學道，又有糧道、鹽道、河道、海道。清康熙初元，以歲計不敷，裁守道而留兵備道、分巡道，自為實官，不借布按之銜。以學政代督學御史及學道，留糧鹽而裁河海。明制，知府之次曰同知管軍、通判管糧、推官管刑。康熙中裁推官，以同、通分防設治。府州縣屬官，經歷、縣丞、吏目、巡檢，亦設分治。清代開疆設治，多設直屬於道之直隸州知州，邊遠則設直隸廳同知，以施軍治。有清一代，府州縣之數，亦較明為多。
8.兵制
甲 明代兵制
衛所之制，略得漢唐寓兵於農之意。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
太祖下集慶路，為吳王……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略也。
（《明史》卷九○《兵志二》）
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餘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
（《明史》卷九○《兵志二》）
京軍之制，一變而為三大營。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初，太祖建統軍元帥府，統諸路武勇。尋改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已又分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成祖增京衛為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已得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已征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三大營之制如此。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再變而為十團營。
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景帝用於謙為兵部尚書，謙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繼增而為十二團營。
英宗復辟，謙死，團營罷。憲宗立，復之，增為十二。成化二年復罷，命分一等次等訓練，尋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令仍分十二營團練，而區其名……名其軍曰先鋒，不任者仍為老家，以供役。而團營之法又稍變。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再變而為兩官廳矣。
武宗即位，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而已……及流寇起，邊將江彬等得幸，請調邊軍入衛。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正德元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為老家矣。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又沿海之地，皆設兵戍守，曰防海衛。
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逾寶坻、盧龍抵遼東，又千三百餘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鹽、海寧皆設兵戍守。洪武……十七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誠。後三年，命江夏侯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為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築城十六……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領千戶所十二……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防海以防江為重。
洪武初，於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設陸兵於北岸浦子口相犄角。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盜賊及販私鹽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永樂時，特命勛臣為帥，視江操，……成化四年，從錦衣衛僉事馮瑤言，令江兵依地設防，於瓜、儀、太平置將領鎮守……弘治中，命新江口兩班軍，如京營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至於邊地，各為鎮軍。
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洪武時，宣府屯守官軍殆十萬。正統、景泰間，已不及額。弘治、正德以後，官軍實有者僅六萬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與土兵居其半。他鎮率視此。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其制有總制（後改總督）、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守備、把總。
弘治十四年，設固原鎮。先是，固原為內地，所備惟靖虜，及火篩入據河套，遂為敵沖。乃改平涼之開成縣為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總兵官、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守備、把總，無品級，無定員。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
（《明史》卷七六《職官志五》）
初，邊政嚴明，官軍皆有定職。總兵官總鎮軍為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為奇兵，游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為游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為援兵。營堡墩台，分極沖、次沖為設軍多寡。平時走陣、哨探、守瞭、焚荒諸事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而其後皆廢壞雲。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初文武並重，中葉尚然，末季始以文制武，文重武輕，而總兵官竟戎裝伏地跪迎督撫矣。
宣德……時，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而專閫重臣，文武並無定職，世猶以武為重，軍政修飭。正德以來，軍職冒濫，為世所輕。內之部科，外之監軍督撫，疊相彈壓，五軍府如贅疣，弁帥如走卒。總兵官領敕於兵部，皆跽。間為長揖，即謂非禮。至於末季，衛所軍士，雖一諸生，可役使之。積輕積弱，重以隱佔虛冒諸弊，至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明遂亡矣。
（《明史》卷九○《兵志二》）
乙 清代兵制
清代內外相御，八旗居內，綠營居外，為經制兵。嘉慶時，始大募鄉勇，後來有湘淮軍。清季始用洋操，練新軍。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東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盡為兵，不啻舉國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強。聖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為主，而輔之以綠營。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軍，而以鄉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後平粵捻，湘軍初起，淮軍繼之，而練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蓋數變矣。道咸以後，海禁大開，德宗復立海軍，內江外海，與水師並行。而練軍陸軍又相繼以起。
（《清史稿•兵志序》）
八旗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初設四旗。先是，癸未年，太祖以遺甲十三副起事，征尼堪外蘭，敗之。益厲兵力，以次削平諸郡，歸附日眾。初定出兵校獵，不論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取一矢，十人設一長領之，其長稱為牛錄額真。至是，始分為四旗，曰黃旗、曰白旗、曰紅旗、曰藍旗，以純色為辨。每旗下以三百人為一牛錄，轄以牛錄額真一人。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合為八旗，統率滿洲、蒙古、漢軍之眾。每三百人設牛錄額真一人，五牛錄設甲喇額真一人，五甲喇設固山額真一人，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二人。時滿洲牛錄三百有八，蒙古牛錄七十六，漢軍牛錄十六。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其後戶口日繁，又編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合二十四旗，為一代定製。
國初，先編立四旗，以統人眾。尋以歸服益廣，乃增建為八旗，然猶統滿洲、蒙古、漢軍之眾而合於一也。迨其後戶口日繁，又編蒙古八旗，設官與滿洲等。繼編漢軍八旗，設官與滿洲、蒙古等，合為二十四旗。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蓋凡隸於旗者，皆可以為兵，非如前代有僉派、召募、充補之煩而後收兵之用也。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天聰九年，設蒙古八旗……其旗色與滿洲八旗同。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人，分轄所編牛錄。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崇德七年，設漢軍八旗，定旗色，與滿洲八旗同。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兵額之可考者，乾隆時定為：
八旗滿洲兵五萬九千五百三十名，蒙古兵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名，漢軍兵二萬四千五十二名。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據《光緒會典》所載佐領之數，滿洲六百八十一，蒙古二百四，漢軍二百六十八，凡千一百五十有三。每佐領以三百人為率，總數未過四十萬也。
駐防八旗，畿輔曰稽查小九處大臣，盛京、吉林、黑龍江曰將軍，熱河曰都統，綏遠城曰將軍，寧夏曰將軍，伊犁曰將軍，內地各省西安、成都、荊州、江寧、杭州、福州、廣州曰將軍，山海關、密雲、青州、涼州、京口、乍浦有副都統，太原有城守尉。
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畿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守圍場，盛京吉林守邊門，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於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於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遊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於八旗焉。
（魏源《聖武記》卷一一《武事余記兵制》）
八旗駐防之兵，大類有四：曰畿輔駐防兵，其藩部內附之眾及在京內務府理藩院所轄悉附焉；曰東三省駐防兵；曰各直省駐防兵；新疆駐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清史稿•兵志一》）
其為民累，清初已然。
順治十二年二月戊午，諭兵部：「前以湖南寇氛未靖，殃及生民，曾有旨增遣滿兵，攜家口，駐防武昌。今念大軍所過，沿途水陸居民及驛遞，必至騷擾。所駐之地，又須撥給房屋田土，其為民累，更有不可勝言者……其停止攜帶家口駐防。」
（《清世祖實錄》卷八九）
綠營沿明舊制，各省設實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百總、外委等武官。
綠營規制，始自前明。清順治初，天下已定，始建各省營制。綠營之制，有馬兵、守兵、戰兵。戰守皆步兵，額外外委皆馬兵。綜天下制兵，都六十六萬人。安徽最少，閩廣以有水師故最多，甘肅次之……將軍兼統綠營者惟四川，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其新疆之綠營屯防，始乾隆二十五年，由陝甘陸續移往。駐防各省標兵規制，督撫得隨時疏定。綠營戰功，自康熙征三藩時，用旗綠兵至四十萬。雲南多山地，綠營步兵居前，旗兵繼之，所向輒捷。其後平定準部、回疆、金川，咸有勳績。乾隆四十六年增兵，而川楚教匪之役，英法通商之役，兵力反遜於前。迨粵寇起廣西，綠營額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遇敵輒靡。承平日久，暮氣乘之，自同治迄光緒，疊經裁汰，綠營之制，僅存而已。
（《清史稿•兵志二》）
康熙十八年四月……疏言：「……八旗勁旅，衝鋒破敵，所向無前。惟山澗陡絕之處，弓馬難施，請多用綠旗步兵，俾之攀藤附葛，為大兵前驅，不難直搗賊穴。」疏下兵部，如所請行。
（《滿洲名臣傳》卷二二《楊茂勛傳》）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上以進取台灣。有綠旗兵及駐防漢軍足用，滿洲兵可撤，命拉哈達率之還京。
（《滿洲名臣傳》卷一五《拉哈達傳》）
練勇即鄉勇，起自台灣，推廣於陝西、川、楚諸省。
德楞泰奏言：「鄉勇之設，起自台灣。嗣後平定苗疆，及此次剿辦教匪，均有招募。嘉慶元年二月間，川省應募者有三十七萬之多。陝楚兩省亦復不少。陝之漢江、川之嘉陵江、楚之鄖西，並三省邊界近山各屬，其城守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範者，不得不藉鄉勇為協護，用以御賊，即使之自衛身家，又可制其從賊之心。其隨征鄉勇，藉本地之人，為之哨探嚮導，故進剿抄襲，較為便捷……」
（《國史列傳》卷三五《德楞泰傳》）
又陳川楚軍務，略云：昨聞陝省團練鄉勇，或一、二村，或數村，聯為一處，築堡聲援，尤合眾志成城之道。川楚可推而行之。
（《國史列傳》卷六一《胡季堂傳》）
嘉慶十年……諭曰：「……乃近年每遇徵調，多有藉資鄉勇之力衝鋒陷陣者。即如湖南近日攻打苗寨，同知傅鼐督率練勇千餘人，陟險先登，所向克捷。而總兵魁保轉帶兵丁在後，為之策應，豈非以官兵怯懦不若練勇之健乎？」
（《國史列傳》卷五○《魁保傳》）
自太平軍興，八旗綠營久同虛設，而湘軍、淮軍以起。
道咸間，粵匪事起，各省多募勇自衛，張國梁募潮州勇丁最多。咸豐二年，命曾國藩治湖南練勇，定湘軍營哨之制，為防軍營制所昉。迨國藩奉命東征，湘勇外，益以淮勇，多至二百營。左宗棠平西陲，所部楚軍，亦百數十營。軍事甫定，各省險要，悉以勇營留防。舊日綠營，遂同虛設。
（《清史稿•兵志三》）
及其末季，立練兵處，以練新軍。命奕劻為管理大臣，而以袁世凱佐之，釐訂軍制，為後來陸軍之濫觴。計分全國為三十六鎮，僅成立十鎮，而清社遂屋。
9.刑法
甲 明代刑法
明初法外用刑，有榜文禁例，極為嚴厲。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序》）
後始定《大明律》，略遵唐舊，唯改十二篇為六部。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為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斗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大明律外》，復為《大誥》，凡三編。又有《大誥武臣》一編。《大誥》初編七十四條，《明史》只載十條，且有不屬於初編者，蓋由未見《大誥》之故。
《大誥》者，太祖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洪武）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為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又有《大明律誥》。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群臣曰：「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眾，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
乙 清代刑法
清初刑法極簡，大致為死、鞭、罰金三種，條文亦不備。
有清起自遼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區宇。聖祖沖年踐阼，與天下休養，六十餘稔，寬恤之詔，歲不絕書。高宗運際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德宗末葉……朝野上下，爭言變法，於是新律萌芽。迨宣統遜位，而中國數千年相傳之刑典俱廢。
（《清史稿•刑法志序》）
順治初元，暫用明律。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以立。太宗繼武，於天聰七年，遣國舅阿什達爾漢等，往外藩蒙古諸國，宣布欽定法令，時所謂盛京定例是也。嗣後陸續著有治罪條文，然皆因時立制，不盡垂諸久遠。世祖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六月，即令問刑衙門准依明律治罪。八月……攝政王諭令法司會同廷臣詳繹明律，參酌時宜，集議允當，以便裁定成書，頒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在外官吏，乘茲新制未定，不無憑臆舞文之弊，並乞暫用明律。候國制畫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輕重等弊，指參重處。」
（《清史稿•刑法志一》）
順治三年，成《大清律集解附例》。
順治二年，命修律官參稽滿漢條例，分輕重等差，從刑科都給事中李士焜請也。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製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撫臨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稟承。爰勅法司官，廣集廷議，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書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內院諸臣校訂妥確，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爾內外有司官吏，敬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犯，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清史稿•刑法志一》）
幾於全錄明律舊文，以為比附之資。
刑部等衙門尚書臣圖納等謹奏：「……據廣西道試監察御史盛符升條奏疏稱遵……《大清律》一書，所載諸事，有仍襲前代之舊文，而於本朝之法制絕不相蒙者，如郡王、將軍、中尉親自赴京者治罪等項，其類尚多明載律中，實非遵行正法，所當刪定改正，以成善本……先經刑部議覆，律文乃係遞沿成書，例乃因時酌定。凡見行則例或遇事而定，或遵旨而定，若將此等陸續定例事件附入律內，則律文難以告成。其律內所有郡王、將軍、中尉親自赴京治罪等項，雖非遵行正法，若將此等條例刪去，恐以後比照定擬者，無憑查考……」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題。
（《清律纂修奏疏輯錄》）
自後雖屢經纂修，然僅續增附律之條例，而律文未之或改。一代多舍律用例，舍例用案。
例文自康熙初年，僅存三百二十一條，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條。雍正三年分別訂定，曰原例，累朝舊例凡三百二十一條；曰增例，康熙間現行例凡二百九十條；曰欽定例，上諭及臣工條奏凡二百有四條，總計八百十有五條……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刪原例、增例諸名目，而改變舊例及因案增設者為獨多。嘉慶以降，按期開館，沿道光、咸豐以迄同治，而條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蓋清代定例，一如宋時之編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虛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間前後牴觸，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設一例，或一省一地方專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與他部則例參差，即一例分載各門者，亦不無歧異，輾轉糾紛，易滋高下。
（《清史稿•刑法志一》）
清季欲圖收回領事裁判權，為杜外人藉口，故修訂新刑律，刪除重法，改善監獄，廢除非刑。又以滿漢科罪各別，亦欲加以修改，而有修訂法律館之設，以沈家本任其事。家本舊以刑名名家，後頒布現行刑律，多采自日本刑法，大清律例遂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會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修訂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請。
（《清史稿•刑法志一》）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刪除重法……三事：「一曰凌遲、梟首、戮屍。凌遲之刑……《遼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內……至今相仍未改。梟首在秦漢時惟用諸夷族之誅……今之梟首仍明制也。戮屍一事惟秦時成軍反，其軍吏皆斬戮屍……明自萬曆十六年定有戮屍條例，專指謀殺祖父母、父母而言。國朝因之，後更推及強盜。凡此酷重之刑……實非聖世所宜遵。請將凌遲、梟首、戮屍三項，一概刪除，死罪至斬決而止。凡律例內凌遲、斬、梟各條，俱改斬決；斬決而下，依次遞減。一曰緣坐，緣坐之制，起於秦之參夷……唐律唯反叛、惡逆、不道，律有緣坐，他無有也。今律則奸黨、交結近侍諸項，俱緣坐矣。反獄、邪教諸項，亦緣坐矣……今世各國，皆主持刑罰止及一身之義，與罪人不孥之古訓，實相符合。請將律內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坐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寬免。余條有科及家屬者，准此。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漢之黥也。文帝廢肉刑，而黥亦廢……至石晉天福間，始創刺配之制，相沿至今。其初不過竊盜、逃人，其後日加煩密……擬請將刺字款目，概行刪除……」奏上，諭令凌遲、梟首、戮屍三項永遠刪除。所有現行律例內，凌遲、斬、梟各條，俱改為斬決。其斬決各條，俱改為絞決。絞決各條，俱改為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斬監候各條，俱改為絞監候，與絞候人犯，仍入於秋審，分別實緩。至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寬免。其刺字等項，亦概行革除……三十二年（1906年），法律館奏准，將戲殺、誤殺、擅殺、虛擬死罪各案，分別減為徒流……法律館……議准：婦女犯笞杖，照新章罰金。徒、流、軍遣，除不孝及奸盜、詐偽，舊例應實發者，改留本地習藝所工作，以十年為限。余俱准其贖罪，徒一年，折銀二十兩。每五兩為一等，五徒准此遞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兩，三流准此遞加。遣軍照滿流科斷，如無力完繳，將應罰之數，照新章按銀數折算時日，改習工藝。其犯該枷號，不論日數多寡，俱酌五兩，以示區別。
（《清史稿•刑法志三》）
自順治迄乾隆間……若宗室有犯，宗人府會刑部審理。覺羅，刑部會宗人府審理。所犯笞杖枷號，照例折罰責打。犯徒，宗人府拘禁。軍流鎖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滿日開釋。屢犯軍流，發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圈禁。死刑，宗人府進黃冊。
（《清史稿•刑法志三》）
清律犯罪發遣條：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
（《清史稿•刑法志二》）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更命侍郎俞廉三與沈家本俱充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徵集館員，分科纂輯，並延聘東西各國之博士、律師，借備顧問……十二月，遵旨議定滿漢通行刑律……宣統元年（1909年），全書纂成繕進。諭交憲政編查館核議。二年（1910年），覆奏，訂定名為《現行刑律》……僅行之一年，而遜位之詔下矣。
（《清史稿•刑法志一》）
宣統二年（1910年），頒布之《現行刑律》……其五刑之目，首罰刑十，以代舊律之笞杖。一等罰罰銀五錢，至十等罰為銀十五兩……次徒刑五，年限仍舊律。次流刑三，道里仍舊律，然均不加杖……次遣刑二：曰極邊，足四千里及煙瘴地方安置。曰新疆當差，以閏刑加入正刑……次死刑二：曰絞、曰斬……徒流雖仍舊律，然為制不同。按照習藝章程，五徒依限收入本地習藝所習藝。流遣毋論發配與否，俱應工作。故於徒五等註明，按限工作：流二千里，注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注工作八年；三千里，注工作十年。遣刑，俱注工作十二年。收贖則根據婦女贖罪新章，酌減銀數，改為通例。罰刑照應罰之數，折半收贖，徒一年，贖銀十兩，每等加銀二兩五錢，至徒三年，收贖銀二十兩。流刑每等加銀五兩，至三千里，贖銀三十五兩。遣刑與滿流同科，絞斬則收贖銀四十兩，亦分注於各刑條下。然非例應收贖者，不得濫及也。捐贖據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刑部奏准，照運糧事例減半銀數，另輯為例。其笞杖雖不入正刑，仍留竹板，以備刑訊之用。外此各刑具，盡行廢除，枷號亦一概芟削，刑制較為徑省矣。唯就地正法一項，始自咸豐三年，時各省軍興，地方大吏遇土匪竊發，往往先行正法，然後奏聞……沿及國變，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革。
（《清史稿•刑法志二》）
二 生業
1.農業
明太祖起自民間，習知貧富不均之弊，即位後務抑富民。
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戊戌，上諭工部臣曰：「昔漢高祖徙天下豪富於關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師天下根本，乃知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師。卿其令有司驗丁產殷富者，分遣其來。」於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戶。
（《明太祖實錄》卷二一○）
馬道街，相傳明富民沈萬三居此，萬三非名也。洪武初，分其民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最上。又各有等。巨富者為萬戶三秀，沈名富，字仲榮。性豪華，其弟貴屢以詩諷之，不聽。未幾，籍沒其家，戍金齒。
（陳作霖《東城志略•志街道》）
尤嚴兼併之禁，賦役不均，侵漁貧農者，皆重懲之。然卒不能禁。
洪武四年三月壬寅……上以兵革之後，中原民多流亡，臨濠地多閒棄，有力者遂得兼併焉。乃諭中書省曰：「古者井田之法，計口而授，故民無不受田之家。今臨濠之田，連疆接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
（《明太祖實錄》卷六二）
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諭：「……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或有凍餒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
（《明太祖實錄》卷七三）
洪武十六年五月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諭：「……敢有恃強暴以侵漁小民者，必置於法，朕不輕貸。」
（《明太祖實錄》卷一五四）
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乙卯，上諭：「……民戶以百一十戶為里，里有長……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有不奉行役民，致貧富不均者，罪之。」
（《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三）
甲 農佃
規定佃人田者曰承佃戶，見田主如少事長之禮。
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戊辰……諭：「……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行之。」
（《明太祖實錄》卷七三）
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荊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
（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一三）
約中除樂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地主挨查管束，不許收入鄉甲。
（呂坤《實政錄》卷五《鄉甲約•鄉甲事宜》）
流來寄住皆貧苦無賴之人，未有不僦人房屋，佃人土田，依人窯場者。房主地主先查來歷，更擇保人，編入莊頭，自行管理。
（呂坤《實政錄》卷六《風憲約•憲綱十要》）
諺雲，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良佃之益有三：一耕種及時，二培壅有力，三蓄泄有方……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為之。
（張英《恆產瑣言》）
佃人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比歲稔，無立錐者或致千金。稱貸者，其息恆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兼併之家。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六李兆洛《鳳台縣誌•論食貨》）
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己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六尹會一《敬陳農桑四務疏》）
田主歲收私租畝恆一、二石，佃人竭一歲之力，不足溫飽。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註：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
余聞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則畝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則畝率一石。《新邑志》載：每十五畝五分六厘有奇，合科糧一石。以俗例三升糧額通較，每畝合租谷二石一斗余。（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稅糧三升。）視他處上則且溢……新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疇塗泥之地，可為上則。去水稍遠，待人力溉糞者為中則。下則沿山臨谷，畸零小邱，大水旱不能任，中歲猶可為田。若夫童山惡水，歲受旱澇，疏薄不宜稻者，當別之為地，使種菽粟麻蔬。上田畝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賦稅如之。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一陳道《江西新城田租說》）
故春耕之際必貸谷，秋收輒倍償。
一圖之大者五六千畝，小者二三千畝。上農佃二十畝，口必多，中下以次而降，其數他人不知，田主未有不知者。由倉而核田主之真名，由田主而核佃戶之真數。春頒則田主承領，秋斂則田主歸償……夫農夫之常困於他途者，他途貧，謀口而止。一畝之田，耒耜有費，籽種有費，罱斛有費，雇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千錢。一畝而需千錢，上農耕田二十畝，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約之，一畝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僅二十石。當其春耕急需之時，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石貴一千有餘），勢不得不貸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挾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閱月計之，率以二石償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必賤，富人乘賤而索之。其得以暖不號寒，豐不啼飢，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三焉。農民之所以困，反不在凶年而在樂歲。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章謙《備荒通論上》）
國初，地余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余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餘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乾隆十三年》）
竊查米價騰貴，皆由囤戶居奇，往往捏作謠言，增長米價。或雲風為旱兆，或雲雨為水征，一日之間，頻增價值。一店長價，諸店皆然，名曰齊行，莫敢異議。富民家有蓄積，樂其高抬，於己無損。惟手藝貧民，終日拮据，不供口食。即遇官府有平糶倉谷，不過一升半升，日糴日食而已，無力多買。又不能戶戶有碾米之具，且以終日鹿鹿，並無餘暇。故寧貴价向米鋪糴米。非不知官賣價錢，不得已也。若欲惠此貧民，無如官開米局。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廣東總督鄂彌達《請官開米局疏•雍正十一年》）
而田主或更苛以額外之租，虐以非法之刑。
（鄧）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償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饋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
（黃瑜《雙槐歲鈔》卷六《龔指揮氣節》）
董邃老雖出於望族，為諸生時頗貧困，與弟葵初共嘗荼苦。故策名以來，友愛備至，凡事不論公私，俱葵初為政，以故富厚十倍於乃兄。一日，謂其家人曰：「我家百事俱備，唯鹽菜尚無出產。今思各佃戶種我田者，其四圍餘地俱植蔬茹，何可獨享。今後每米一石，須要瓜干一斤，隨租並納。」此法一立，諸佃戶無不唯唯。迨其子祐申通南事敗，兵丁乘機肆搶，百物充牣，所不必言。而瓜干用蒲包盛貯者，亦盈倉焉。
（曹家駒《說夢》）
秉謙字抑之，號克齋，己酉登賢書。以松人薄其家世之微，故厭孫姓，改從謝姓，曰：「家本浙籍，乃謝文正公之族也。」壬戌科，中進士，筮仕縣令。旋擢侍御，居鄉橫暴……弟名秉諤，字節之，倚兄勢，流毒桑梓。佃戶有逋租者，破其陰囊，剔外腎。
（曹家駒《說夢》）
復使奴僕課租，侵漁尤甚，大租之外，復有小租。或採取次年之租，而以佃戶抗租捏控。
張勉學字益甫，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升湖廣簽事，分巡長沙。長沙藩府莊田房租稅特重，豪奴倍收，有不能償，沒人子女為奴婢。勉學悉平其額，歲聽縣官征解，民咸便之。
（《元和縣誌》卷二三《人物》）
易王而黃……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墅。元母為邑勢官家乳嫗。官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嫗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場，輒駕賑船，呼囂鄉里，雞犬不寧，農人苦之。眾議每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腳步錢。元於主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二……營大宅於吾鄉……役佃民為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
（《過墟志感上》）
旗民往往因欠租奪地，互控結訟。其弊皆起於取租之旗奴，承租之莊頭，攬租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積二三年之苦工，深耕易耨，加以糞治。田甫就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種矣……莊頭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盜，佃戶受其侵漁。甚且今年索明年之租，若不預完，則奪地另佃矣。另佃必添租……所收之租，隨手花去，則又探次年之租矣。至於次年無租可索，而懼主責懲，則以佃戶抗租為詞矣……小民以為租已預交，旗奴以為並未收取，遂至互訟不休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五孫家淦《八旗公產疏》）
吾里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故田多者輒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貧者賃田以耕，亦其勢也……佃戶終歲勤動，祁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賦役之外，豐年所余，猶及三之二，不為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仆者額外誅求，腳尖斛面之類，必欲取盈，此何理耶……近見富豪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面不識佃戶，任紀綱仆所為，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糧積累，以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橫，陵虐窮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通其錢財，妻子寘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六張履祥《農書》）
光緒初，元和陶煦《租核》一書，本於顧炎武私租不得過八斗之說，力論佃農租重之苦，述租米隨市價折收之事甚詳。折租起源甚早。明萬曆四十二年，福王之國，湖廣應辦莊田四千八百五頃有零，由湖廣巡撫董漢儒等，每年認折租銀一萬兩，輸解福府。（見《定陵注略》卷六）清代內府莊田，皆折租銀。（見《內務府慶豐司則例》）是為不換佃之定額折租。民田則多按市價折租。不換佃之地，亦有同於民田者，不盡一律也。
……又田中事，田主一切不問，皆佃農任之。糞壅工作之資，畝約錢逾一緡，谷賤時七八斗之值也。三春雖種菽麥，要其所得，不過如傭耕之自食其力而無餘。一歲僅恃秋禾一熟耳，秋禾畝不過收三石，少者止一石有餘，而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額。然此猶虛額，例以八折算之，小歉則再減。同治二年，朝廷從合肥李伯相之請下詔減賦，蘇松減三之一。於是田主聲言減租，以虛額之數，畝減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無增者，今亦一石二斗……最可異者，納租收錢而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價，必以市價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錢，作一石算，名曰折價。即有不得已而收米者，又別有所謂租斛，亦必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更可異者，賦有九則，而租獨一例。試以吳江之下下田而論，納一升五合有奇之賦，而亦收一石有餘之租，此尤事之不平者矣。
（陶煦《租核•重租論》）
折租之價，率視市價增一二分。如市價石錢一千八百，折租必二千，或二千一二百不等。佃之良懦者，必使之如其言而不敢較。若狡滑之佃，多方陳說，閱時延欠，庶幾市價之更賤。新谷初糶時，價必稍貴，糶者漸多，乃亦日賤。是如限者受虧，而逾期者反利，此之謂無定價。或有折價既定，不隨市價貴賤，亦非。余如司租之需索。紳富初得田，司租者必索佃者錢，畝約七八百，或千數百，曰匯租費。還租時，以錢者千索錢二三十，曰盤錢費。以洋錢者，索錢三五十，曰看洋錢費。
（陶煦《租核•減租瑣議》）
荒年，田主或得免租，而佃戶田租仍須全繳，至於賣妻子以償。清代雖間有佃戶亦蠲之令，然奉行者寥寥。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今隸總所。王弼（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
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盛楓《江北均田說》）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甲申，刑部尚書王士正等，因山左被災，奉旨截留漕米，並派八旗官員領帑往賑。奏謝得旨：「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於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此等情由，爾東省大臣庶僚及有產業之富人，亦當深加體念。似此荒歉之歲，雖不能大為拯濟，若能輕減其田租等項，各贍養其佃戶，不但深有益於窮民，爾等田地，日後亦不至荒蕪。如果民受實惠，豈不勝謝恩千百倍耶？」
（《清聖祖實錄》卷二一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給事中高遐昌奏言：「歲遇免租，佃戶田租亦應酌免。」下戶部議定：「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著為例。」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五《國用考》）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今皇上登極，詔免天下田租，又諭免雍正十二年以前逋租……隨諭勸業戶，各計所免之數，捐十分之五，以惠佃農。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四《國用考》）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諭各省督撫，屆輪蠲漕米年，分諭各業戶，亦令佃戶免交一半。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四《國用考》）
惟各屬內有王、貝勒所受莊田，以系私租，為諭旨所不及，各府仍派人徵收。不肖莊頭恃勢恫喝，迫令貧佃一律交足，否則押送地方官監比。以臣所聞，安州一帶各佃，有因此逃匿無蹤者，有變產完租者，甚至有賣鬻妻子者……並聞各府員弁，下鄉征租，自稱管家大人，寓所、服用極其豪侈僭妄。桀黠莊頭為其羽翼，擇肥而噬，婪索無厭。及歸報私租數目，則雖豐稔之年，並不如額。其為侵吞中飽，不問可知。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八朱以增《請將順直王莊遇災酌減分數並佃租歸官征解疏》）
浚與內黃……其被災與修略同……有田姓買同村張姓田房都盡。其一兒出四百五十錢，契上寫「世世為奴」字樣，大戶之無人心如此。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九熊其英《致南中書》）
甚至學租有逾額之徵，亦取贏於佃。
今亦增學租以入公家，學役不能賠納，勢必取贏於佃戶。佃戶畏累則棄田不耕，田不耕則不特學租無辦，而正供亦將缺額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二蔡方炳《書韓中丞請免省存余耗疏後》）
佃不堪其苛求，則起而反抗。
邇者（康熙中）吳中水旱頻仍，租戶歃結以抗田主。
（黃中堅《蓄齋集》卷五《恤農》）
嘉慶甲子年（九年，公元1804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於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群，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
鄉民買田承種，田入稍薄，仇視其主，抗持之風，漫衍浸漬。雖豐入者亦且效尤，爭訟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則不清所致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一陳道《江西新城田租說》）
民皆不識字而仇恨官長，問官吏貪乎？枉法乎？曰「不知」。問何以恨之？則以收錢糧故。問長毛不收錢糧乎？曰：「吾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矣。」
（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二）
與農夫談，聞去歲舒家橋張氏毆斃佃戶，致毀屋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聞東鄉鄉民抗租，聚眾拆催頭並及業主屋。大約由任陽起，漸次將及支塘，深慮成（道光）丙午年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東鄉鄉民拆至董浜，富戶何姓為平地。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乙 授田
喪亂之後，田多荒蕪，乃招民授田。或官給牛種農具，或永不起科，貧農多趨之。
洪武三年六月，諭：「……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
（《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四川經張獻忠之亂，孑遺者百無一二，耕種皆三江湖廣流寓之人。雍正五年（1727年），因逃荒而至者益眾。諭令四川州縣，將人戶逐一稽查姓名籍貫。果系無力窮民，即量人力多寡，給荒地五六十畝，或三四十畝，令其開墾。
（《清史稿》卷一二○《食貨志》）
東南兵火之餘，農久失業。光祿少卿鄭錫瀛言：「國家歲入金約四千數百萬，餉糈支耗半之，宜廣屯田養兵以節費。」尋御史汪朝棨稱：「各省新復土疆，宜急墾闢。」徐景軾亦以修農利、安流徙為言。由是曾國藩於皖，楊昌浚於浙，皆分別土客，部署開荒。而馬新貽於蘇，劉典於陝，亦汲汲督勸。曾璧光、黎培敬前後於黔，興屯田之政。
（《清史稿•食貨志一》）
然開墾甫熟，即課其稅。或指為己業，控訐無已，轉以升科為弭爭唯一善法。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原註：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開墾荒地》）
明廢藩莊地，自我朝定鼎，勢豪侵占，疊告不休，屢行變價，難於清核。先考（盧震）題請畫一。即令現在之人納糧盡歸條編，每畝四分起科，爭端永息。至今直隸各省皆照湖南例行。
（陳奕禧《春藹堂集》卷一三《盧中丞行狀》）
同治初元……山東遭教匪之亂，鄒、滕諸縣田裡為墟。三年（1864年），決用移民策，而東昌、臨清、兗、曹各屬，逆產及絕戶地，盡沒入官。五年（1866年），乃有辦理湖團之諭。湖團者，曹、濟客民種蘇、齊界銅、沛湖地，聚族立團。既而土著歸鄉，控鬩無已。然客墾由官招集，不乏官荒，所占土田不甚廣，且訟者非實田戶也。於是曾國藩研燭其情，為之驅逐莠戶，留其良團，各安所業。
（《清史稿•食貨志一》）
丙 豪強
豪強侵占田地，首推皇莊。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樑，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掊克，獲得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二夏言《查勘報皇莊疏》）
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皇莊）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土地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為厲之階，實起於奸人慾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末流之弊，則坏於勢家盡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搔擾。其在勛戚者，則豪奴悍仆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阻撓，此實累朝弊政。
（《皇明經世文編》卷八六林俊《查處皇莊田土疏》）
次則藩王宗族及勢要奏討之田，皆不納錢糧，且侵占鄰近之田，多倍原額。
照得臣所屬五府地方，惟鄖陽、漢中未有藩封，而荊襄、南陽皆系分藩之地。有等奸滑棍民，或因爭競不明，或以糧差負累，往往將下戶田地，投郡王將軍位下，希求厚值，倚借聲威，苟圖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該宗室將田到手，但知收租，不肯納糧，有司莫敢誰何。里遞只得賠，實貽通縣無窮之害，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二吳桂芳《條陳民瘼疏》）
六曰禁勢要之奪田地……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沒官空閒田地，俱是起科之數；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撥與民間，既以納糧當差，輒以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卻乃依阿曲從，徇情撥予。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百頃者有之。況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討百頃之田，又不納糧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其可乎哉。自古開國勛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而已。今其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祿千鍾，尚稱餵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竑才，方升任前職，祿非不厚，卻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系在京奸詐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利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忍心逆理，莫此為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五林聰《修災弭災疏》）
勢宦兼併者尤眾，田既膏腴，且概邀優免。一縣賦額，盡取足於貧瘠之田，胥吏利貧農之無告，益為奸利無所憚。
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嵩）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概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避散流離者接踵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九《申逆罪正其刑以彰天討疏》）
彼以為按地均攤，則地畝額數載在《賦役全書》，難以高下其手，不如門戶牌甲牛驢村莊參差不齊，使上司無從考查之為得也。又以為紳民同辦則耳目甚周，差費浮加難以強令輸納，不如鄉曲小民無知無識，即使不甘，而勢孤力薄不能上控之為得也。於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強得以包攬。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而摒擋差錢，有拆房蕩產者，有因此賣妻鬻子者，有因此棄家逃亡者，困苦流離，死而無告。因而盜賊竊發，民不聊生。此關心民瘼者所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三張杰《均徭文》）
語曰：雀脛不如牛髀。近日奸頑里老，比欠止帶貧民，不知錢糧逋負，不在荒地而在腴田，不在貧民而在奸富，不在小民而在勢豪。
（呂坤《實政錄》卷四《民務•徵收糧稅》）
隆見天下士大夫，官無論久暫崇卑，必有華屋接闤闠，良田連阡陌，積貨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大則兼數百家之產，小亦不下數十家。此貲非從天降地出，悉小民之脂膏也。
（屠隆《鴻苞節錄》卷二《藿語•懲貪競》）
丁 投獻
民或苦於科斂，則以田投獻於勢豪，雖納私租，可免國稅。其中奸徒，往往借勢侵漁貧農，甚至己本無田，而誣指他人之田，帶投以為利。
民之窮困，不特繇於有司之侵漁，亦多迫於勢豪之橫暴。蓋官豪勢要之家，其堂宇連雲，樓閣沖宵，多奪民之居以為居也。其田連阡陌，地盡膏腴，多奪民之田以為田也。至於子弟恃氣陵人，受奸人之投獻，山林湖泊，奪民利而不敢言。當此之時，天下財貨皆聚於豪勢之家，若不嚴為禁治，小民之害，何時而已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一王邦直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聖治事》）
凡詭寄投獻等禁例，洪武初令：「凡民間賦稅自有常額，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土山場窯冶，遺害於民，違者治罪。」十五年令：「各處奸玩之徒，將田地詭寄他人名下者，許受寄之家首告，就賞為業。」十八年令：「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灑派等項，事發到官，全家抄沒……」正統九年奏准：「順天府所屬地土有限，今後公侯駙馬伯等官在京年久及外夷人員，曾經撥地安插住坐者，不許奏討田地。」
（《大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四•田土》）
投充名色，從古所無……此事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貧民，為役使之用。嗣則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收。遂有積奸無賴，或恐圈地，而寧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帶投之地有限，而恃強霸占之弊端百出矣。借旗為惡，橫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盡知，但聽投充之口護庇容縱，以致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不抗租。而豪戶下以佃戶抗租無米之田上供國家之賦，於是上戶亦困。而諸無田不耕之人，又無慮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見，則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是故蘇松之荒，較甚他郡縣。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三張海珊《甲子救荒私議》）
戊 錢糧
富民則納賄竄田及丁於勢紳之籍，以避糧徭，謂之詭寄。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官多賂，富室多財，顓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余田竄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被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負之胥吏，高下任心，眾口稱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廢食，惜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五三崔銑《政議》）
且此等人數，雜沓不齊。或市井逃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途人而詭充子侄。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內府，驕炫鄉鄰。身不閒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乏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朝廷不覺。
（《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九二鄭自璧《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稽詭（詭寄）射（影射）之術有二：曰慎優免，曰考寄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收富人之財以射利。寄莊，其廣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至於投獻有例，強占有禁，其法具存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一《國朝田賦》）
查得按屬各州縣編審均徭，俱隨各甲內原額丁田挨年編派。其法初未嘗不善，但奸欲避重就輕，往往詭寄糧多甲下。而宦豪之家又花分子戶，頻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輕重愈失其平，法意蓋蕩然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五七龐尚鵬《題為均徭役以杜偏累民困事》）
以糧言，豪紳即納糧亦薄於常農。其買田也，必乘貧民急售之際，限以輕賦。於是貧農售田而留賦，田益狹，賦益重。
奸胥豪索，乘歲久，亂常賦之則。有司為名書，首尾莫之省。貧者斂日眾，逃日眾，而土日荒。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三林燫《贈節齋劉公之江西左轄序》）
……蓋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異則。狡獪之胥，豪悍之族，倍力為巧詐，飛走千形，穢詭萬狀。派於見在，謂之活灑。藏於逃絕，謂之死寄。分於子戶，謂之帶管。留於賣主，謂之包納。有推無收，有總無徹，倏忽變幻，鬼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憚於徵徭，割數畝之產，加數倍之賦，無直以免貧民。貧民逼於窮蹙，持難售之田，苟速售之利，減賦以邀富室，廣狹輕重，雜亂混淆。富者田廣而賦反輕，貧者田狹而賦反重，富者有公侯之資，貧者為狗彘之食。此所流徙遍山林，而盜賊難禁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六葉春及《較賦稅•因地定賦》）
山陰、會稽、蕭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左宗棠《核減紹屬浮收錢糧疏》）
以徭言，明初定製，每十年則里書造冊，田多者為里長，任徭役，田少者為花戶。又造魚鱗冊，以稽田額，法頗縝密。年久，田多易主，冊遂漫漶不可稽。富者賄里書，捏立戶名，謂之「鬼戶」。以己田分隸其下，謂之「飛灑」。又有活灑、死寄、畸零、帶管、懸掛、掏回、包納、寄莊諸名色，使田數銳減。貧民反以田多充里長，應重徭。
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納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為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徹名為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作寄莊者。
（蔡方炳《廣治平略》卷一七《田賦篇》）
至錢糧包攬飛灑，以致歷年拖欠，亦由戶名不清，村莊不順。所以里長雖行禁革，而變為圩頭、圖總、甲首種種名色，甚且有衿監吏胥暗占為缺者。蓋浙俗糧冊並無的姓的名，或子孫分析，承用詭名，至輾轉授受。又聯合數姓報作一戶，因而互相推諉，並不知為何人。或投托豪戶名下代納，任其侵蝕，無從稽考。又或一戶之糧數人應交，而散居各處，另鄉之人置產此地，而相隔窵遠，於是滾單不能挨送，不得不用一熟悉根柢之人，令其查造傳催。伊等既操其權，遂致從中舞弊。若按保甲之實戶，問田產之坐落，以田產之的名，編行糧之圖甲，挨莊順序，戶戶可稽，則錢糧何從詭寄，抗欠何難追比乎？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九徐鼎《請稽保甲以便征輸疏》）
一曰清戶、柱、至、到。有田在山鄉而糧在湖鄉者；有東鄉之人買西鄉之田，而糧仍撥入東鄉者；有一糧戶而數十花名者；有一兩錢糧而分立數名者。其意欲混入積淹之冊，希圖蠲緩也，欲避大戶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堤頭圩頭之舉而深畏相累也。更有田已典當而未杜賣過戶，及催收錢糧，問之田主，田主曰「已典當與某」；問之當主，曰「並未杜賣，仍須田主完糧」。彼此相推，幾乎無可捉摸。種種詭弊，皆逃亡故絕之源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胡林翼《札各州縣論錢漕吏胥》）
糧多者為富民，糧少者為貧民。今富者既多幸脫，承差者俱屬窮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礙考成。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曾王孫《勘明沔縣丁銀宜隨糧行議》）
夫里甲十年一定，田多僉里長，田少為花戶，固矣。浙省各屬，有等奸頑富民，串通本里冊書，每於編審之年，捏立鬼戶，飛灑田數，少者四五畝五六畝不等，多不及十畝而止。田數既已無多，重役便已漏脫。及至臨審缺額，反將貧民瘠產串立應充，是田多者以花分而得卸擔，田少者以愚實而應重差。是皆冊書舞弊，以致苦樂不均。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柯聳《編審厘弊疏》）
衙門吏書舞文壞法，或變亂丁糧，或洗改圖冊，或重輕罪名，或要索人犯。皂快下鄉，或添幫掛搭，或拷掠良民，或驅詐貨財，或凌辱婦女。
（呂坤《實政錄》卷三《民務•有司雜禁附》）
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為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舉一縣之丁課，征什一於富民，寬然則有餘。其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貿遷無定，且骫於法外，以求倖免，勢必以十九之丁盡征之無田之貧民而止。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為乞丐以償丁負。為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迫於考成，且為刳肉補創之計，鞭箠囚系，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逋賦愈多，而貧民愈困。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盛楓《江北均田說》）
糧賦之外，又有實物之賦，所取無方，惟吏所需。徭役之外，又有工徒之役，挑河供車，惟吏所使。又有坐派、加派、加耗種種名目，蘇常田賦本重，民尤苦之。及新谷上場，又斂銀為賦，非田所出，農民必賤售其谷以納租。
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即如江南揚州府屬，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厘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於民者，固有定則矣。今也不然，船廠炮廠須用鐵，則賦；築河堤須用夯木，則賦；決口卷掃須用稻草，則賦；下樁須用柳，則賦；扎掃須用白蔴，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為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於不出鐵之鄉，責麻於不產麻之地，旱暵草枯，水澇木壞，徒肆苛索，只費緡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倖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息。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國家《賦役全書》定為經制，是賦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頃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即令田系農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籮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尚不足以應其求；敲骨擢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告瘁之民，即我皇上捐賑啜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八許承宣《賦差關稅四弊疏》康熙十九年）
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征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艫千里，飛挽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七李邦義《足國裕民疏》）
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南州府縣之半。蓋由平吳之日，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入私簿為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餘萬……於是創為平米法，官民田畝皆劃一加耗。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一《國朝田賦》）
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征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錢糧論上》）
收糧時，胥吏因緣為奸，開倉坐派，催科收解，無不叢弊。
地糧詭寄何以收歸一人？欺隱何以查復原額？荒閒之地何以勘實？死逃之丁何以除補？
（呂坤《實政錄》卷三《民務•有司雜禁附》）
今也貴賤不均，升擦未確。豪猾通積書而增升減合，里老瞞官府而賣富差貧，數畝之田，差名種種，一人之稅，赤歷紛紛，官不得其要領，民不知其精詳。甚者暗增千百，十詭二三，此坐派之奸也。里老騙收，花戶重納，花戶逋慢，大戶包賠，差催人眾，則錢糧止足供賄賂之資；地戶星居，則里排日疲於奔走之役。比限不分多寡，一體鞭撲，豪猾竟不到官，專責下戶。或死丁荒地逼見在攤包，或詭隱田糧致甲中受累，則催科之混也。民間輳辦糶賣為多，律法徵收定於熟月，今有司無有不催科矣。雖各項差糧日用刻期，而青黃不接勢必稱貸。又有司終年比較，里老終年催征，花戶終年辦納，大戶終年坐櫃，則開倉之害也。及納銀到官，垂涎於大戶之多收者；巧名取派，藉口於有司之需索者；橫肆增添，有暗加一明加二者。既重取於小民，又輕給於解役，甚者無銀而空文起解，或經歲而不問批收，此收解之弊也。其他編審頭役或傾人之家，耗費里甲或逼人之命，累苦者獨不見知，奸巧者公然得志。
（呂坤《實政錄》卷六《風憲•約憲綱十要》）
其逕納糧料者，多方刁掯，必饜其欲。
弘治以後……各款糧料……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為奇貨，多方刁掯，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回。解糧之人，費逾常數，不得不稱貸賠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辯？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七王得春《攄明詔罄愚衷疏》）
己 逃戶
農民不勝重斂，棄田而逃。吏則以逃者之賦，攤於留者，以足其額。留者賦愈重，逃者日愈多。
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核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
（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二二）
凡逃戶，洪武二十三年，令監生同各府州縣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審知逃戶，該縣移文，差親鄰里甲於各處起取。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時送縣，官給行糧，押赴原籍州縣復業。永樂十九年，令原籍有司覆審逃戶，如戶有稅糧，無人辦納，及無人聽從軍役者，發回。其餘准於所在官司收籍，撥地耕種，納糧當差。其後仍發回原籍。有不回者，勒於北京為民種田。
（《大明會典》卷一九《戶部六•戶口一》）
臣見自今年以來，差繁賦重，財盡民窮……丁戶已絕，尚多額外之徵；田土雖荒，猶有包攤之累。里甲浪費，而日不聊生；刑罰過嚴，而肌無完膚。民不能堪，往往流轉他處，以全性命。
（《皇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一王邦直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聖治事》）
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住，詭寄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於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舊制，著實舉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並於見在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六二馬文升《撫流移以正版籍疏》）
以今日言之，荊襄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群聚於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並失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荊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板冊，見有某人主戶，見當某處軍匠，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二丘浚《江右民遷荊湖議》）
萬曆時，通行一條鞭法，人民稱便。
而征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異名而同實，民咸稱便。征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天下半，即不裕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既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征米征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帝，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為征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毋得仍十年前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約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日征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綱銀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征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一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雜出名色，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
（蔡方炳《廣治平略》卷一七《田賦篇》）
清康熙五十年，定丁額後，不復加丁賦。雍正時攤丁入畝，通謂地丁，民始免徭役之苦。
丁口之輸賦也，其來舊矣。至我朝雍正間，因各疆吏奏請，以次攤入地畝，於是輸納徵解，通謂之地丁，或曰丁隨地起……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之後，滋生者皆無賦之丁。凡舊時額丁之開除既難，必本戶適有新添可補，則轉移除補，易至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保甲無減匿，里戶不逃亡，貧窮免敲扑，一舉而數善備焉。
（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隨地起》）
然官吏之不肖者，仍有加糧之事，時釀巨案。清末四川東鄉案，其著者也。
光緒初，四川有東鄉縣抗糧案。知縣孫定揚每錢糧一兩加收制錢三百文，鄉民袁騰蛟糾眾抗糧。定揚以叛案報省，護督文格命署川東鎮總兵李有恆往剿，有恆濫殺無辜多命。騰蛟數次京控。後經總督丁寶楨結案，孫李二人遣戍。張之洞前為四川學政時，按試綏定，生童皆不作文而訴冤狀，故之洞知其事甚稔。至是，乃出彈章謂濫殺由於報叛，報叛由於抗糧，抗糧由於加賦，一時傳誦，之洞由此顯名，以至大用。朝命恩承童華往四川查辦，改處孫、李皆斬。予童時，曾見鈔本《東鄉案》一厚冊，今不憶作何語矣。恩童兼查御史指參寶楨官鹽、都江堰、機器等事，得賄十六萬金。文格、寶楨處分皆輕。未幾，閻敬銘特參恩童沿途需索有據，亦遭嚴議。閻蓋為寶楨報復也。
（《松堪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