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二十八章 民族復興：明朝努力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像忽必烈這樣卓越的統治者，能夠數出來的只有幾個。因其堅強的個性，政治家素質，淵博的智慧，以及統治的穩定與仁慈，這位蒙古人躋身到了中國歷代最為偉大的君主之列。他的孫子鐵穆耳（成宗），同樣是一位精力充沛、認真盡責的統治者；但在這兩位皇帝之後，元代很快衰敗了。它的王公沉迷於酒色淫亂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過喇嘛教來救贖其罪惡，遂讓儒家文士對這些人有了新的不滿。最糟糕的是，他們自己內部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吵，並在短短數年中，就毀掉了忽必烈統治時期得到馬可·波羅讚嘆的、恢宏的行政外觀。這一家族的最後一位皇帝妥懽帖睦爾（順帝，1333—1368年在位）只喜歡與孌童及吐蕃喇嘛玩在一起，縱容混亂局面墮落成無政府狀態。
元朝皇族的墮落，鼓勵著漢人愛國者起來反抗外族統治。暴動由秘密團體組織，特別是白蓮教發起，此時，這個教派預言了太平盛世的到來，並宣揚彌勒佛（佛教的彌賽亞）的降臨。正如1912年革命（同樣呼籲人民推翻一個外來政權），這場運動是在長江下流和廣東地區開始的。它肇始於1351年，自1355年以後，革命蔓延到了整個華南——超越了之前的宋帝國。起義伴隨著令人震驚的無政府狀態，因為它由人數眾多的首領所指揮，他們半是愛國者，半是土匪。在與蒙古人作戰的同時，他們自己內部也在互相殘殺。
因為其中存在最聰明的人，其餘形形色色的冒險家註定默然無光。此人名叫朱元璋，明代的開國之君。他是安徽一個貧困的農民之子，十七歲時，一場傳染病奪去了他所有親人的生命。為了生存，朱元璋進入了一家寺院；但他的佛教生涯顯然相當有限，因為就在當時，反抗蒙古人的革命在南方爆發了。當時他二十五歲，放棄了自己的習慣並拿起武器，領導了長江下游的一場反叛。儘管和其他造反者一樣，起初他不過是某個團伙的普通頭領，但因為其政治意識以及對勞苦大眾細心的仁慈，朱元璋得以在造反領袖中脫穎而出。他很明智地爭取民眾，而非鎮壓他們。無論何時，只要攻下一座城鎮——不僅是從蒙古人手中，也從其他暴動首領那裡，朱元璋都會禁止士兵搶劫，結果使得各地居民將他當成解放他們的救星來尊敬。1356年，朱元璋占領南京，並定為自己的首都，成為一個建立秩序、平息其他地方依舊蔓延的混亂局面之政府所在地。他最主要的對手，是一個普通漁夫的兒子，其人（陳友諒）已經成了湖北、湖南省與江西的主宰。1363年，朱元璋打敗了他的死敵，殺死對手，並占領了後者的地盤。1367和1368年，他又占領了廣東地區，這樣就控制了整個華南。隨後，他向北京進軍。
朱元璋畫像
這是一場勝利的進軍，因蒙古末代之君的愚蠢，而讓這位解放者的任務變得非常容易。蒙古人並沒有團結起來抵抗起義，反而繼續內部爭吵，由此導致了他們的兵力分散。1368年9月10日，懦弱的妥懽帖睦爾，偉大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孫，從北京逃出，躲藏到了蒙古。而朱元璋的軍隊則進入了這座都城。
朱元璋從蒙古人手中奪回了北京，遂被他的士兵擁立稱帝，成為明朝的建立者。在四十歲的年齡，經過十三年的持續鬥爭之後，這位從乞丐職業開始人生之旅的、脫下袈裟的和尚，成為了他的國家之解放者，以及漢唐遺產的繼承人。這個幸運的冒險家，已經比宋代的締造者們處境好太多了，後者從未成功將蠻族驅逐出北京城，而朱元璋卻很輕易就占領了它。因此，在回頭尋找自己的榜樣時，他跳過宋朝，來到唐朝，這是最後一個統治著全部華夏領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朱元璋頒布了一套以唐律為基礎的行政法規。不過，他並沒有將首都遷到北方，而且繼續生活在南京。他本人作為一個長江下游地區的土著，率領一支由南方人組成的軍隊，驅逐了外來統治者，一開始組建的也是南方人的政府。而且，必須記住的是，整個華北已經被韃靼統治了242年，而北京城本身已經被他們控制了432年。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北方各省已經被蠻族元素所充斥。正是華南，從1126到1279年，充當了漢人獨立的一個庇護之所，正是從那裡，新的民族解放運動得以發端。因此，華南代表著真正的中國，正是有了南方，明代才能成功建立。新皇帝仍然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能接受南方人的長期主導地位。為了跨越南北之間的鴻溝——一道因兩個半世紀的政治分離而日益變寬的鴻溝，並著眼於中國政治以及思想統一，1380年，朱元璋決定，不僅讓來自南方的官員管理北方，而且讓來自北方的人士加入南方官署。出於同樣的理由，1370年，他毫不遲疑地取締了白蓮教和白雲教等秘密社團，即使他們曾經對推翻蒙古統治貢獻很大；時代已經變了，而且這些秘密幫派之前就下錯了賭注，公開支持這位新皇帝的對手。
這位明代建立者，尋求在一切領域實現價值的回歸，試圖彌合蒙古與女真人統治期間的裂縫，並將新的中國與遙遠的過去聯繫起來。毫無疑問，他之所以熱情地致力於這項顯著的傳統主義事業，更多是因為他本人之前一直是個無名小卒。1370年，他改造了科舉制度以補充官員，並重建了貴族頭銜。對孔夫子的禮拜得到了莊重舉行，皇帝也因此得到了儒士團隊的擁護，在蒙古政權統治下，後者一直是反對佛教徒教權主義的核心力量。與此同時，這位前僧人並未忘記他的教友；他甚至繼續讓他們環繞在自己周圍，並徹底懲戒儒士們就這一點進行的任何規勸。有一次，他甚至為此而實行了一起大審判。這一事件是有徵兆性的；因為當皇帝漸老（朱元璋活到了七十歲），他變得日益不能容忍勸誡，並丟掉了讓人歡迎的好脾氣，而這很大程度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他的猜疑變成了習慣，並曾經處死了18位高官及他們的全部家人。作為處理一場圖謀（難說真假）的結果，他在南京處決了一萬五千人。已經變成天子的前冒險家，希望在他死前重建絕對專制。
朱元璋真正的繼承人是第三個皇帝，他的四子，在位時的年號為「永樂」（1403—1424年）。因此我們應當稱其為「永樂帝」。這位好戰的君主，對自己的角色有著一種擴張的設想。忽必烈曾著手為蒙古人建立一個中華帝國，而如今的永樂皇帝，卻努力想為漢人贏得忽必烈後人的蒙古遺產。大汗忽必烈由黃河向北部灣推進，得到了整個中原的臣服，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天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則希望征服蒙古，並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正是考慮到這一目標，1409年，皇帝將其都城由南京遷到北京。也正是他草擬了皇城的宏偉計劃，這形成了現代北京的核心地區，以及更為詳細的「故宮」計劃。正是他構思了一系列的宮殿、大理石階、正殿、花園及配得上最偉大的中國傳統之全景；他擴大了湖泊，修建了假山，在花園裡種上了來自其家鄉長江谷地的花卉與灌木。所有一切，在18世紀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恢復與完善，但處處依然保留著明朝永樂帝的印記。最早在北京南城牆附近修建天壇（1420年）和先農壇（1422年）的，還是永樂皇帝。
將都城遷到北京，就其本身來說就是一種宣示。其他純粹的漢人王朝，沒有一個想過選擇這一地點；北京的歷史角色僅僅是隨著韃靼而開始的。在10世紀，契丹將這裡作為他們的都城之一；繼之而來的是12世紀的女真，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來自北方的征服者，做出這一決策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北京位於中世紀中原的外部邊緣，是邊境前線的主要城市之一。在山海關之外生活著滿族人，當時尚未開化；穿過南口就是蒙古大草原，當時與現在同樣如此。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歷史意義上來說，北京都是一個漢人與韃靼人妥協的產物；在那裡，漢人依舊是在本土，韃靼人也沒有遠離自己的自然環境。通過將其都城從南京移到蒙古的大門口，遷到昔日忽必烈的京城，也就是對這位大可汗後人的遺產提出了擁有權。
事實上，朱棣的父親在這方面已經為他做出了一個榜樣。在將蒙古人驅逐出中原本土之後，朱元璋曾追擊他們直到其家鄉。1372年，一支明朝軍隊前進到了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萬明軍再度穿越戈壁東部，並與這個部落打到了貝爾湖東部，在喀爾喀河與克魯倫河之間。不過，這些追擊充其量是乘勝追擊，是激起這些遊牧民一種有效恐懼的報復性遠征。而另一方面，永樂皇帝則在蒙古實施了一種始終如一的政策。在當地，成吉思汗宗族的權威，因為其被逐出中原的恥辱而遭到嚴重削弱。皇帝試圖煽動其他部落的首領，特別是衛特拉部（Eleuths），或稱西蒙古，起來反抗他們。在隨之而來外蒙古內戰中，永樂帝也曾幾次介入，特別是1410和1411年的兩次，當時，他率領自己的軍隊一直打到了鄂嫩河上游，以及成吉思汗家鄉的大草原。以這種方式，永樂將外蒙古的主導權，由成吉思汗後人處轉到了衛特拉部的可汗那裡；漢人讓新生的部落，取代了因為喪失權威而導致部落癱瘓的衰敗政權。但沒過多長時間，他們就有理由為這種替代而後悔。
在印度支那，永樂帝同樣試圖恢復漢唐時期的大帝國政策。在安南王國，合法王朝被某個篡位者顛覆。（1407年）皇帝利用這一事件為藉口，占領了這個國家，並將其分割劃入中國的幾個行省。但十年不到，安南人就開始了一場反對占領勢力的游擊戰，時間長久，讓人精疲力盡。永樂帝去世四年之後，（1428年）叛軍首領黎利就占據了河內，並驅逐了漢人。
永樂帝並不滿足於對蒙古要求宗主權和吞併安南。他還打算在巽他海及印度洋建立中國的海上霸權。他的艦隊聲明了中國在占婆、高棉、暹羅、馬六甲半島、爪哇、蘇門答臘、錫蘭（中國艦隊長官在這裡嚴懲了當地酋長，因為後者表現出了敵意）、孟加拉及南印度沿岸地區的霸權。他們最遠航行到了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亞丁以及麥加的港口吉達。這些航行是1405到1424年間進行的，發生在世紀初，而在同一世紀末期，我們能看到（1498年）葡萄牙人抵達印度。如果明朝海軍到達了印度，當歐洲航海家發現，他們被中國的海洋力量控制，亞洲的命運將會如何呢？但是在這裡，永樂帝的寬闊胸襟，再度與其民眾的性情不相協調，或者更準確地說，與官僚集團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他正在創造的中國，對於其自身的能量來說，規模過於龐大；中國人並不適合海洋；對其士兵來說，北部灣的氣候過於炎熱，而蒙古的氣溫卻過於寒冷。對於他們所認為的又浪費又無用的海外征服，儒士階層依舊堅定地持反對態度。永樂皇帝的「世界事務」沒有未來。中國又退回到自身之內，聽天由命，無論在陸地還是海洋，都無所作為。
同樣的退卻態度，在意識形態的世界中也能發現。永樂皇帝儘管是一名佛教徒，卻命令編纂新的佛家經典，並於1416年頒布法令，在充當官方講授基礎時，這些作品與古代的儒家經典有平等地位；此舉意味著「朱子學」成了明朝的國家教義。然而，一個世紀之後，在王陽明（1472—1528年）的學說之中，卻出現了某種對朱子學物質主義的反動，或者至少是對國家實證主義的反動。這位哲學家並未公開批判朱熹的機械實證主義。他認為，我們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則（理）中所占的份額，就潛藏在自己的心裡，而非處於理性能力之中；為達成與世界本質的交流，人應當求助於直覺知識（良知），這是內心深處至高的固有表達，而非我們可以稱作「推論智慧」之物。「良知之在人心，」王陽明寫道，「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在缺少形上學的絕對之時（朱子學拒絕承認這一點），人至少可以發現道德律的絕對，這種純粹的內心之光，照亮了來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孔夫子。」王陽明個性的魅力，及其品格的高貴，令他成為一位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工作，無論如何也只局限於倫理學，表現的是一種趨勢，而非一套體系。朱熹教義依舊保持著其所有權威，以下事實就表明了這一點：王陽明不得不聲稱支持朱子學，以使他自己的教義能為人所接受。
王陽明
永樂皇帝在1424年去世，他是明代諸君最後一位偉大人物。他死之後，其子孫繼續統治了兩個多世紀，但沒有成就一個非凡人物。如同漢唐末期一樣（儘管比較而言要快得多），太監奸黨再度取得了對一系列平庸皇帝的控制權，並以後者的名義發號施令。與此同時，在蒙古，衛特拉部（或稱西蒙古人）在永樂帝的幫助下，已經取代了成吉思汗子孫在遊牧部落中的霸權，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們的可汗也先，要求娶一位漢人公主為妻，而當要求被拒絕時，就率領他的軍隊洗劫了山西與河北北部的邊境地區。英宗皇帝在其寵幸的太監（此人指揮著各將軍）陪同下，領兵親征。缺少給養的中國軍隊前進到宣化附近，在北京與張家口之間的山區地帶，被分割並全殲。十萬具中國士兵的屍體倒在了關口中，（1499年）英宗皇帝則做了俘虜。衛特拉人的勝利超出了其最瘋狂的想像，他們繼續前進，在北京城牆之下紮營。但蒙古人並沒有做好開展一場圍城戰的準備，因此幾個月之後，他們的可汗也先決定釋放英宗，1453年，也先與帝國講和。
一個世紀之後，一場新的恐慌到來了。這一次，危險並非來自西蒙古人，而是出於成吉思汗的後代。在15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成吉思汗宗族在蒙古進行了一場復辟。這一宗族的一個可汗阿勒坦（Altan），將自己在內蒙古的畜群趕到了山西北部放牧，1529到1570年間，他對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區進行了幾起掠奪。1550年，他一直進軍到了北京城下，其軍隊縱火焚燒了首都郊區。最終，阿勒坦承認了明朝的宗主權，他的主要營地被賜名「歸化」（「向文明轉變」）。
蒙古是中原的宿敵，但如今，沿海地區出現了新的對手，這些人的島上之家非常遙遠，使得他們無法征服——這就是厚顏無恥而又神出鬼沒的日本人。一大群來自群島上各個港灣的冒險家與海盜，開始侵擾浙江、福建及廣東沿海多個港口。1555年，倭寇溯長江而上，一直到達南京，洗劫了他們經過的那些不設防的鄉村與城鎮。這些海盜僅僅是日本擴張的年輕血液，其全部力量，將會在朝鮮爭端中體現出來。
最終，衝突在明代第十三位皇帝萬曆帝在位期間（1573—1620年）爆發。當時，日本由著名的豐臣秀吉（1585—1598年）統治。他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制訂了征服明帝國的貪婪計劃。那些定期掠奪華中港口的海盜船，毫無疑問地向他訴說著大明政權的衰敗。無論如何，五十年後的滿洲人能夠輕而易舉地占領北京，證明了豐臣秀吉的想法可以實現。為了完成這一計劃，他的軍隊需要占領穿越朝鮮的通道；但將日本視為天敵的朝鮮人拒絕讓路。豐臣秀吉於是派出了一支二十萬人的大軍開赴朝鮮。1592年6月12日，他們到達朝鮮首都首爾，並一直打到平壤，向著滿洲方向前進。日本總參謀部的計劃，與1894年中日戰爭期間採取的方案幾乎相同。他們打算抵達鴨綠江，穿越遼東半島，並通過山海關的關口以襲擊北京。不過，朝鮮人的抵抗，給了中國人集中優勢兵力來介入的時間。日本人被迫撤出了首爾（1593年3月），並朝南部海岸撤退。1597年，豐臣秀吉派出另一支遠征軍來到朝鮮，但是這一次，日軍甚至無法抵達首爾。他們再次被趕到了南部海岸，（1597—1598年）這場戰爭也退化成一起圍攻戰。1598年9月16日，豐臣秀吉的死，導致了日本軍隊的遣送回國，以及敵對狀態的終結。在日本重開與中國的角逐，在朝鮮的屍體上進行下一爭鬥之前，還得再等三個世紀。
在這場已經打贏的戰爭中，大明王朝必須得到的教訓是，他們國家的海上孤立狀態已經結束了。事實上，即使這種隔離首次因日本海盜襲擊而受到威脅時，葡萄牙的航海家們也早已經在廣東沿海現身了。
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克·達·伽馬通過繞道非洲海岸航行，抵達了印度。從此之後，通向中國的海上航線已經向歐洲人打開。1511年，葡萄牙艦隊司令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占領了馬六甲，在當時，它的商業及戰略重要性，類似於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第一支葡萄牙商業船隊抵達中國港口。1549到1557年間的某個時候，葡萄牙人獲得了當地官員的許可，在位於珠江口的澳門，建立了一個本質上屬於商業性質的管理機構。1582年，因為這一特權，澳門葡萄牙當局向廣州的長官繳納五百兩白銀，作為貢賦。
隨著葡萄牙人的到來，在蒙古人垮台之後已經被禁止的基督教，再次進入了這個國家。這起新的傳教工作是由耶穌會來進行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兩個成員，利瑪竇（馬特奧·里奇，Matteo Ricci）和湯若望（亞當·沙爾，Adam Schall）。
利瑪竇與徐光啟
湯若望
義大利耶穌會信徒利瑪竇（1552—1610年）於1582年到達澳門，並在廣東地區履行自己的使命長達十三年之久。為了得到中國人的認可，這些傳教士被迫讓自己與一些現存的社會類別等同起來。里奇使用了中國名字利瑪竇。他起初採用了佛教僧人的袍服；隨後，憑藉非凡的洞察力，利瑪竇拋棄了袈裟，換上了儒家文士的裝束，因此，他就能設法將基督教與儒學的國家教義聯繫起來，這無疑極為聰明。耶穌會士的整個策略，就基於對中國人精神的巧妙理解。1595年，利瑪竇已經設法獲得了廣東重要官員的好感，能夠啟程前往北方。他首先居住於南京，在那裡，他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並未受到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被允許前往北京，遂立即設法與宮廷建立聯繫。利瑪竇送給皇帝一架大鍵琴，一幅世界地圖及兩座自鳴鐘。他祈求萬曆帝，並說：「臣先在本國忝預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利瑪竇得到了一份月薪，並獲准居於皇城，當他受託向一位皇子傳授科學課程時，利瑪竇得到了極大的青睞。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八歲。此時，中國已經有了三百多家天主教堂。利瑪竇的工作包括繪製一幅巨型的「世界地圖」（「萬國輿圖」），以及將歐幾里得（Euclid）之《幾何原本》譯成漢語。
他的真正繼承人是一位德意志的耶穌會士亞當·沙爾（1591—1666年），後者以「湯若望」一名為中國人所熟知。1620年，湯若望到達中國，起初在西安傳教。作為一名數學家、天文學家和非凡的語言學家，他受朝廷委託改良曆法。明朝的末代皇帝莊烈帝——其年號為崇禎（1628—1644年）——對湯若望表現出了一種特別的尊敬。因此在1636年，他授意後者在皇宮附近建立了一座火炮鑄造廠。我們將會看到，在滿洲人征服中原之後，從帝國的新主人處，湯若望得到的賞識一點也不少。
耶穌會修士們的科學知識在明代宮廷中喚起的興趣，顯示了這個朝代的最後幾位君主，已經模糊地意識到了國家近代化之必要性；但這一覺悟來得太遲了。在明代初期，就技術與機械技能而言，中國與西方或多或少處於同一發展水平上；而到了朝代末期，1644年，歐洲已經擁有了近代科學與設備，然而，中國依舊停留在中世紀。
明代的文學創作也支持了這一判斷。最有活力的作品是小說與戲劇，明代被認為是小說的偉大時代。五部經典小說（其中四部創作於明代）之中，有一部以佛教僧人玄奘的旅程為主題。玄奘本人於公元629年出發，取道中亞前往天竺。不幸的是，如果一個人讀過了這位著名朝聖者所寫的有關此次行程的生動記錄，他就很難在明代小說家據此杜撰的離奇故事中發現太多樂趣。取代那部中世紀文本精確而生動之描述的——戈壁的大沙暴，白雪覆蓋的天山頂峰及帕米爾高原，印度的大棕櫚樹——只有荒誕不經的冒險、魔法和妖術，類似於讀者能在西藏傳說中發現的一樣。其他一些明代小說，通常涉及的是多愁善感的兒女情事，以及浪漫空想的冒險經歷。誠然，它們使讀者興致盎然地窺見了這一時代的習慣與風俗。
明代繪畫可以用一個單詞來定義——學術。諸如《芥子園畫譜》一類的繪畫論文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畫的特徵，並給出了一份逐條詳細列出的清單。其結果經常是一幅受強迫及虛偽的樣式，諸如在畫山景時，很不自然地高懸半空的岩石。另一個後果是，繪畫技法也如詩歌創作一樣濫用典故。不過，我們不能誇大這些批評意見。明代繪畫的不幸就在於，後人總要將它們與宋代那些有壓倒性優勢的作品相比較——後者是個有巨大創造力的時代。但是，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閨房場景也很有魅力，在花鳥畫上也有非凡的精湛技巧；而在水墨畫中，明代山水畫家們依然能表現出可觀的能力。明代的墓碑肖像——這一類型有著相當矚目的復興——因其冷靜的現實主義，其表現的清晰，及其技藝的大膽與精確而不同凡響，偶爾有一些作品，非常接近於丟勒、荷爾拜因或克盧埃的繪畫。
明代最偉大的藝術是陶瓷。在這裡，出於公平，我們再次必須避免與宋代相比較，而要從其單獨的優點來判斷明代物件。它們值得如此去評判，特別是因為，明朝諸帝也為這一藝術做出了許多。1369年，這個朝代的締造者在江西景德鎮重建了官窯，這一行業的大部分標準都在當地確立；高嶺土，得名於在高嶺附近發現的白瓷土。
宋代瓷器，主要生產的是單色，是從一種色調向另一種的漸變。在明代瓷器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種單色的運用。有許多樣式的青瓷，即使比宋瓷更少光澤，更加渾濁不清，卻依然非常漂亮；它們被出口到了遠至伊斯法罕、開羅及伊斯坦堡等地。同樣還有福建德化製造的白瓷——這通常採用了佛教雕像的形式——以及其他茄紫色及深藍色的陶器。但最重要的，還是多色的使用，特別是在說明性的裝飾中，明代陶工們取得了極大成功。景德鎮使用的高嶺土，其品質可以抵抗極高的溫度，因此就能令最為多樣的釉彩得以並存。在這些高溫釉彩中，最為出色的是青花瓷，它的鈷藍色，根據固有的藍色與「回青」的混合比例，而呈現出更深或更亮的色彩。青花瓷的樣式，因為「三彩」（綠、黃及茄紫色）及「五彩」（同樣的三彩，加上藍與紅）的出現而黯然失色。這種對「色彩之大膽並列，鮮艷的色調，及彩繪裝飾」的偏好，是明代的特徵。制陶業日益成為繪畫的一個分支，瓷器與明代畫家筆下的絲綢捲軸一爭高下，後者習慣的主題是精緻的女性形象、蝴蝶、鳥類和花木。
在清代，這一風格達到了它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