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二十七章　馬可·波羅

兩位蒙古基督徒離開北京，穿越中亞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故事，顯示了蒙古征服的程度是多麼深遠。通過統一亞洲，帝國已經打通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舊道。這條古老的絲綢貿易及佛教朝聖之路，自從11世紀以來已經因伊斯蘭的擴張而關閉，如今再次為沙漠商隊和朝聖者所走過。這就是蒙古征服一個無法否認的功績；成吉思汗的戰爭，使得馬可·波羅的旅行成為可能。 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叔——尼可與馬菲奧——是兩位威尼斯的商人，1260年，他們離開君士坦丁堡，開啟了一次穿越俄羅斯南部蒙古汗國的旅程。從那裡，他們經由布哈拉和新疆，前往中國。在那裡，忽必烈給予了他們熱情的接待。當二人離開之時，這位大可汗交付給他們一項前往羅馬教庭的使命：請教皇為他提供一百位「精通七藝」的博學人士。1266年，波羅兄弟離開中國，重新穿過中亞，經敘利亞抵達羅馬。不幸的是，教皇低估了忽必烈的要求之重要性，如果實現了它——向中國派出一百名拉丁學者——很可能會改變之後歷史的進程。1271年底，波羅兄弟再度出發去中國，他們只帶了尼可的兒子，後者是一位不朽的遊記之作者，我們將努力描述這部作品。 這一次，三位旅行者橫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國，以及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爾高原，取道喀什噶爾南部，遵循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經過疏勒、莎車、于闐及羅布泊，最終抵達了中國的甘肅省。在這裡，他們在甘州駐留（馬可·波羅稱其為Canpchu），一座三人評述了景教社團存在的城市。接著，他們向東繼續放行，造訪了前唐古特都城銀川（Egrigaia），在這裡，波羅一行再次注意到，在一個絕大部分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的國度，有一個景教團體存在。從這裡，他們進入了汪古部（在今天的內蒙，馬可·波羅稱其為Tenduc）；馬可·波羅將這裡當成了祭司王約翰的王國，他提及了著名的「喬治王子」家族，基督教信仰的擁護者。離開汪古部之後，波羅一行進入了華北，馬可·波羅像當時的突厥人（以及今天的俄羅斯人）一樣，將華北稱為「Cathay」（契丹），這一詞語來自契丹的國名，它在11世紀統治著該地區。最後，旅行者們來到了上都（Chandu），此地是忽必烈的夏宮，在今天的多侖諾爾附近。在這裡，波羅一家將一封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gory X）的信件交給皇帝，隨後，馬可·波羅跟隨宮廷去了北京——當時稱為大都或者汗八里（Cambaluc）。忽必烈似乎對他另眼相看，委任他為揚州（Yanju）的鹽稅管理官。 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描述了在中國的兩次旅程：一次在西部，從北京出發，途經山西、陝西和四川到達雲南；另一次是在東部，同樣從北京動身，取道山東、長江下游和浙江抵達福建。在記述這兩次行程時，他為我們展現了一份簡要的華北與華南（Manji，昔日的宋帝國）之經濟調查。其中他提到了華北的煤礦：「有一種黑色的石頭，像其他任何石頭一樣從山中挖出，但能如木柴一樣燃燒……契丹地區各處都燒這種石頭。」他同樣對可通航水道發揮的作用印象深刻，並首先評價了長江（Kian）——中國經濟主動脈——的重要性：「長江上承載的船隻，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有江河湖海中的一切艦船加起來還要多，船上的物品也更加精緻和昂貴。」馬可·波羅補充說，每年有二十萬艘船舶溯長江而上，更不用說那些順江而下的了。他同樣注意到了大運河的經濟重要性，這是由忽必烈重修並完善的，它使得從長江下游向北京運送稻米成為可能。 為了管理如此龐大的國內商業，以及與印度及東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在長江下游、浙江及廣東地區的各個港口，已經組建起了強有力的商人行會，可以媲美佛蘭德斯的行業協會或者佛羅倫薩的大商會。說起杭州（他稱之為Kinsai）的行會時，馬可·波羅寫道：「商人是如此之多，而且這麼富有，以至於沒有人能說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驚人。我還要補充說，這些大人物及其妻子們……不用親手做任何事情：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精緻與潔淨，好像王室一般。」紙幣——馬可·波羅幽默地將之比作點金石——的普遍使用促進了商業交易：「我向你保證，所有他的臣民，所有國家和一切民眾，在支付時都會樂於接受那種紙鈔，因為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能用紙幣支付任何物品——各種器皿、珍珠、寶石和金銀。」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商業天資，博得了這位威尼斯人的讚許，因此他經常回憶起所有這些財富的公開展示——從印度返回的船隻裝滿了香料：胡椒、生薑和桂皮。溯長江而上，或沿運河而上的平底船，滿載著稻米。杭州和泉州的店鋪中堆滿了貴重物品：金線織物、森德爾綢，「以及各種各樣的絲織品」。簡而言之，他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一份13世紀中國的經濟地理志。 馬可·波羅給出了中國主要市場的信息。首先是北京，這是北方的絲綢中心，在當地「每天有一千輛裝載絲綢的馬車進入大都，因為當地人要加工很多金絲織物；事實上，他們幾乎一切布料都是用絲綢做成的」。然後是成都（Sindufu），四川的首府，這裡生產絲綢並出口到中亞；揚州是長江下游稻米交易的大中心；馬可·波羅特意用一章來講述昔日的宋都杭州（Kinsai），他將之描繪成「中國的威尼斯」。杭州是最重要的食糖市場，同時是一個有無數船隻造訪的港口，它們帶來了印度與東印度群島的香料，離開時則滿載絲綢，駛向印度與穆斯林世界。杭州城裡，有一個很大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基督徒商人的聚居區。最後是福建的兩大港口：福州（Fuji）和泉州（Zaitun）。福州商人擁有大量的生薑與莎草；而且，「在這個省內，食糖產量大得讓人難以置信。這裡還有大量的珍珠與寶石交易。這是因為以下事實：許多從印度來此的船隻，帶來了大批商人，他們在印度群島經商」。但是，全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卻在泉州：「這裡是所有印度商船都要抵達的海港。……同樣是華南商人出發的港口，是一個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區域。簡而言之，在這一港口，有著如此龐大的商品、寶石及珍珠交易，確實是一個奇觀。從這座城市的海港，所有一切都分配到了整個華南地區。我同樣能向你保證，如果有一船胡椒運往亞歷山大或其他地方，被帶到了基督教世界，那肯定有一百船胡椒被運到了泉州港。」 1292年初，馬可·波羅與他的父親和叔叔一起登船，出發返回歐洲。忽必烈授命馬可護送一位年輕公主同行，她被嫁給波斯的蒙古可汗做新娘。在蘇門答臘島，他們中斷了自己的行程，在荷姆茲海峽離船上岸，1295年到達自己的家鄉威尼斯。 與此同時，和這幾位大膽商人（馬可·波羅是他們的模範）同時代的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來到蒙古治下的中國。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Ⅳ）（他從拉班·掃馬處獲悉，蒙古帝國有許多本土基督徒）派遣聖方濟各會修士孟德高維諾（John de Montecorvino）前往遠東。孟德高維諾首先在波斯的蒙古汗國逗留了一段時間，接著去了印度。他到達中國時，忽必烈的孫子與繼承人大可汗鐵木耳對他表示了歡迎。孟德高維諾在汗八里建立了兩座教堂，這部分歸功於一位義大利商人彼得魯斯的慷慨，在孟德高維諾的行程中，後者一直陪在左右。短短几年之內，孟德高維諾就「為一萬多韃靼人」施過洗禮，並將讚美詩翻譯成後者的一種方言。汪古部的王子喬治，直到當時還是個景教徒，通過他皈依了天主教；喬治的兒子受洗並取教名為約翰，正是為紀念孟德高維諾。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維諾為汗八里大主教。1313年，三位聖方濟各會士抵達北京，他們將成為孟德高維諾的副主教；其中的一位，傑拉德，後來成了泉州的主教。在當地，某位富有的亞美尼亞人建立了一座教堂。泉州的第三任主教，斐路加的安德魯，在一封標註為1326年1月的信件中寫道，大可汗賜給了他一百金弗羅林的退休金；他還在泉州附近為22名修道士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他將其時間分別用在了自己的教會和山地隱居地之中。 繼孟德高維諾和斐路加的安德魯之後，派往蒙古中華帝國的最知名傳教士，就是聖方濟各會士和德里。此人在1314到1318年間，從威尼斯乘船出發，穿越波斯的蒙古帝國，在印度中止了自己的行程，並於1324或1325年前後在廣州登陸。他將此地稱為辛迦蘭（Sincalan）。在其旅行記錄中，和德里講到了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一地區的財富，食物的豐富與便宜，居民的勤勞個性（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及熟練的工匠），以及當地民眾祭拜的大量神祇。他對泉州同樣感興趣，這是一座「相當於兩個羅馬大」的城市，他在當地受到了其聖方濟各會兄弟的接待，並有可能對這裡的大教堂及山地修道院表示過讚美。杭州甚至更加令和德里充滿愛慕，根據他的記載，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兩座大湖之間，像我們的威尼斯一樣遍布運河與潟湖」。談到諸多不同的成分——漢人、蒙古人、佛教徒、景教徒，以及其他，他們全都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裡生活在一起——之時，和德里稱讚了蒙古的行政管理：「這麼多不同的種族能一起和平相處，並由同一種勢力所管制，這一事實對我來說，似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通過一位蒙古顯貴的影響力，和德里得以訪問了一座佛教寺院，並與僧侶們討論轉世輪迴的問題。 和德里對長江下游漁業的重要性，特別是藉助鸕鶿來捕魚的方法（今天依然在運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終他到達了汗八里。在那裡，他說：「大可汗居住在一個極為龐大的宮殿之中，其圍牆就超過了四英里，將幾座次要宮殿圈於其中。皇城因此由幾個同心圍牆所圈成，而大可汗及其宮廷成員正是住在第二圈。在皇城中心建起了一座假山，主要宮殿就建立在此之上。山上種植著非常精美的樹木，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被稱為『綠山』。它為湖泊和水池所環繞，一座神奇的小橋橫跨湖面，這橋是我所見到最漂亮的。既是因為它的大理石材質，也是出於其建築的精緻。在湖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水鳥：鴨子、天鵝及野鵝。圍牆還圈著一個養有野獸的大花園。如此一來，大可汗不用離開宮廷，就能夠享受到追逐獵物的快樂。」 「至於我，和德里弟兄，」這位傳教士繼續寫道，「在這座城市中，我與我們的聖方濟各會士兄弟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半（1325—1328年），他們在京城有一座修道院，甚至還在大可汗的宮廷中任職。事實上，其中一位弟兄（孟德高維諾）是宮廷的大主教，大可汗每次出宮旅行時，他都要送出自己的祝福。」和德里描述了這樣一次接見：在其主教率領之下，聖方濟各會的修士們列隊靠近坐在馬車中的君主：「大家舉著一隻固定在棍棒上的十字架，唱著《降臨吧，聖靈》。當一行人接近御駕之時，大可汗已經聽出了我們的聲音，就吩咐所有人走近他。當我們靠近並舉起十字架時，他脫下自己的頭飾（其價值無法估量），並向十字架致意。主教宣告了他的祝福，而大可汗則以最為虔誠的方式親吻了十字架。隨後，我將香柱插入香爐之中，主教向皇上敬了香。」 像馬可·波羅一樣，和德里對蒙古人所創立的郵政體系之傑出組織與非凡速度做出了評論：「信使們騎在非常迅疾的駿馬或者賽駱駝上，全速飛奔。當他們能夠看到驛站時，就吹響號角宣告自己的接近。在接到以此方式發出的信號之後，驛站負責人就讓另一位騎手或駱駝手準備就緒，並備好新的騎乘動物。這位騎手抓過急件，飛奔到下一下驛站，在那裡，會發生相同的交接。以這種方式，在一天之內，大可汗就能接收到邊遠地區，通常需要三天騎行才能送達的消息。」 和德里似乎是在1328年離開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國，在那裡，跟之前的那些人一樣，他也注意到了景教徒。接著，和德里途經甘肅，注意到了那條大沙漠商隊線路沿途的城鎮與村莊，它們相互間挨得非常近，以至於你剛剛離開一個，就馬上能看到下一個村鎮的圍牆。和德里穿過中亞，於1330年5月到達帕多瓦自己的修道院。 元大都布局圖 到了這一時期，中國的基督教已經在歐洲廣為人知。1340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Benedict XII）派遣聖方濟各會傳道士馬黎諾里（ Marignolli）前往遠東。在經過了南俄羅斯與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國之後，他於1342年來到北京。8月19日，他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繼承人、大可汗妥懽帖睦爾的接見。馬黎諾里獻給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馬，這件禮物得到了對方的盛讚。1347年12月26日，他乘船由泉州出發，在印度停留了一段時間，於1353年回到阿維尼翁（Avignon）。1370年，教皇烏爾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這位高級教士從未履職，因為蒙古的元朝已經被漢人的民族革命推翻，並建立了明朝。取勝的漢人，將基督教納入了他們全面禁止的、蒙古人所青睞的一切「外來教義」之中。 在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們簡要總結一下源於蒙古統治時期的利益與傷害。 首先是因這一政權而帶來的好處。 蒙古幾乎統一了整個亞洲，重開了自從10世紀以來關閉的、橫跨歐亞大陸的大通道。絲綢之路——我們已經在安東尼時代及漢帝國時追蹤過它的發展階段，在7世紀唐玄宗統治時期也曾目睹過其重要性，當時，它是佛教徒的朝聖線路——這條悠長的商旅之路，橫貫帕米爾高原，將波斯與遠東連接起來，現在則被馬可·波羅穿越。中國再度與波斯，以及越過波斯與西方世界聯繫起來了。距離被縮短，兩大洲聯繫更為緊密。兩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個當上了巴格達大主教，另一個則成了出訪教皇和法國國王的大使；聖方濟各會的信徒們，有的被任命為北京大主教，有的則前往福建沿海修建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進入了中國的鹽稅管理部門。蒙古人掀起的風暴，颳倒了花園的圍牆，將樹木連根拔起，將花種由一個花園帶到了另一個。就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帶來的利益，與源自「羅馬世界」的好處是類似的。直到發現好望角和美洲，這個世界才得以發現一個堪比馬可·波羅年代的新時期。 與這些好處相對的，必定是蒙古統治導致的不良後果。這主要不在物質方面，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成吉思汗之孫，偉大的忽必烈，是多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最佳統治者之一。在他治下，其可怕的祖父所摧毀的一切恢復了。但從精神視角來看，在蒙古時期，就如同中國人心靈中的一股清泉被阻斷了一般，這是一種需要緩慢恢復的傷害。的確，在蒙古人被驅逐之後，中國新的明王朝盡其最大努力，在各方面復辟過去——用一支大筆將外來占領就此刪去，並讓歷史從其接觸到的那一點再度開始，事實上，這一點不在1260年，而是在公元907年。但因為它對傳統的極度忠誠，以及試圖在一切領域複製過往，這個新王朝為一項沒有生機的任務所限制。這才是蒙古入侵中原栽下的邪惡之根。中國的有機體遭受了如此強烈震動，變得這般虛弱，因此一旦暴風雨過去，它就緊緊地、膽怯地退縮到體內。在數個世紀裡，中國一直不知疲倦地噴涌著最為奇妙的文學、藝術與哲學創新。如今，除了重複那些固有形式，以及從複製品中再複製之外，她不敢做任何事情。在努力保持對過往的忠誠中，她背叛了自己最偉大的傳統。因為，中國過去的偉大，首先就在於復興與創新的無窮力量，在於創造精神的自發性，這些精神反過來造就了商代青銅器的輝煌、莊周的形上學飛躍以及孟子的超人視角。在之後的中國歷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這類生命力的痕跡，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心的缺失和對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以及一種事實上遠離了那些逝去的偉大時代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