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43歲時，兄長蒙哥的死將他送上皇位。到此時為止，他是成吉思汗最出色的孫子。忽必烈是個天生的政治家——像其著名的祖父一樣——一位優秀的軍事首領，以及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有著本種族的堅強品質，又有從中原文明中有意吸納的文化所帶來的優勢。蒙哥死時，忽必烈正在攻打漢人控制的城市武昌（位於長江沿岸）。為騰出手來，忽必烈與南宋達成了休戰協議，並火速趕回北京。隨後，他向北繼續自己的行程，來到位於上都的夏宮，靠近今天的多倫諾爾。正是在那裡，1260年5月6日，忽必烈得到軍隊的擁護，並自立為大可汗。 元世祖忽必烈畫像 忽必烈的繼位，並沒有得到其家族無可爭議的接受。他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蒙古的哈喇和林自立為大可汗；而事實上，為了與自己的弟弟爭鬥，忽必烈才突然與漢人達成了停戰協議。兩兄弟之間的這場戰爭以蒙古作為舞台以及最重要的賭注，持續了四年時間。最終，1264年8月，被擊敗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屈服。 一旦擺脫了家族競爭，忽必烈就得以恢復對大宋帝國的征服行動。宋朝的度宗皇帝（1265—1274年在位）信任一批運氣不佳的政客，那些通常富有勇氣的將軍們所做之努力，都因這些人而落空。然而，蒙古人用了八年多時間，才終止了漢人的抵抗。單是對湖北的姊妹城——襄陽與樊城——的圍攻，就持續了五年（1268—1273年）。抵抗者表現出了非凡的頑強，當陸路一側被封鎖時，他們一度設法通過船隻將補給送進來。多虧了兩位勇敢的船長，他們成功地溯漢江而上，並在這次輝煌的行動中為國捐軀。之後，蒙古人將其投石機及彈弩炮隊投入到戰場，這些設備是在軍中服役的維吾爾和阿拉伯技師建造和操控的。這場炮擊最終戰勝了英勇的守衛者。兩座城市的陷落，使得蒙古人能夠經由漢江下游到達長江中部，隨後繼續沿著從武昌到南京的廣闊河谷順流而下。到了1275年年底，所有的蒙古軍隊都在杭州——這座大宋的陪都——會合。 在這裡，一切都處於混亂之中。度宗皇帝是個文化素養很高但不稱職的君主，他已經將國家大事託付給了無能的大臣賈似道。後者的唯一方針，就是欺壓將官們。隨後度宗去世了，賈似道為了繼續掌權，就將一個四歲孩子送上了皇位（1274年）。與此同時，長江下游的要塞一個接一個地落入了敵人的掌控之中。最後，攝政太后罷免了賈似道，但已經太遲了：杭州被四面包圍。到了1276年2月底，守軍投降。蒙古將軍伯顏進入了這座偉大的城市，將小皇帝帶到了忽必烈那裡。後者以非同尋常的仁慈對待年幼的俘虜。在給了他一筆撫恤金之後，忽必烈做了法蘭克人對墨洛溫和加洛林兩大王朝被廢黜者經常做的事情——將小皇帝作為修道士撫養長大。47年之後，在某座寺院中，這位大宋的繼承人平靜地去世。根據馬可·波羅記載，皇太后同樣出家，進入一間尼姑庵。在此之前，她也得到了有禮貌的對待。這顯示，自從成吉思汗時期以來，蒙古人已經取得的進步何等巨大。在兩代人的時間裡，這個半野蠻民族，已經達到了更為古老的文明國家之水平。 廣東地區仍舊留待征服。在那裡，殘餘的漢人忠君者聚集在被廢小皇帝的哥哥周圍。作為抵抗運動的中心，廣州無法堅守太長時間，1277年被征服者攻克。宋朝最後的傀儡皇帝，是個八歲的孩子，被保護在忠誠的英雄張世傑的戰船上。幾個季度以來，他都能夠躲藏在廣東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中。但是蒙古人堅定執著，他們裝備了一支出色的艦隊。在廣州西南小島崖山附近的水域，蒙軍將漢人的小型船隊重重包圍。1279年4月13日，對忠誠者來說，這是災難性的一天。更快的宋軍舢板成功地突破了敵人的戰線，但御駕的龍船過於笨重，未能跟上這次行動。皇帝的一位僕從在其面前出現。「大宋氣數已盡，」他悲哀地說，「陛下應當和它一起赴死。您的弟弟如懦夫一般投降了，一定不要重複這般恥辱！」說完，他將孩子抓到自己懷中，縱身跳進了波濤里。至於那位英勇的張世傑，似乎死神已經放過了他，但一場颱風突然刮到了船上。「他不願意開船靠岸，而是爬上了主桅樓，高高舉起一支香，對天高呼：『我，張世傑，已經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大宋的事業，現在，他們中的最後一位也死了；如果他們的事業依舊有一線希望，如果皇帝們的犧牲是永垂不朽的，那麼，就讓老天留下我，我將繼續為他們服務。如若不然，我已經活得夠長了！』就在這時，一陣渦流吞沒了張世傑的小船，他隨之消失在了浪濤之 中。」 整個中國，首次落入到了一個外來征服者的掌控之中。在中世紀早期那些侵略者失敗的地方，忽必烈最終獲得了成功；他已經實現了數百年來數代遊牧民的含糊夢想，這是從吉爾吉斯大草原到滿洲森林，每一個蒙古族居住者的願望。幸運的是，這場由成吉思汗開始並由忽必烈完成的征服，一直進展得足夠慢，因此其最危險的結局能夠得以避免。從成吉思汗首次入侵甘肅的唐古特王國，到忽必烈的旗艦摧毀宋朝最後的小船隊，已經讓戰無不克的蒙古人花費了74年時間（1204—1279年）。當這一龐大任務最終完成之時，漢人發現征服自己的並不是另一個成吉思汗——一個遊牧民族的野蠻人，身披獸皮，除了燒殺之外別無他想——而是一個幾乎和他們其中的某個人一樣的蒙古人。 事實上，忽必烈可汗，這位成吉思汗的孫子，儘管已經征服了中原，但他本人首先已經被華夏文明徵服。忽必烈的勝利，使他能夠實現自己持久的野心：成為一位真正的「天子」，並將蒙古帝國變成一個中華帝國。最終，這條道路清楚了，隨著大宋王朝的消失，他成了這個有1500年歷史的帝國之合法主人。忽必烈的王朝——它採用了「元」為朝代名——目標就是傳承之前22個前輩的傳統。這種漢化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忽必烈已經不住在蒙古了，雖然他是那裡的主宰。1260年，他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而1267年，在那裡，於中都舊城的西北，忽必烈開始修建新的大都城，也就是蒙古人所說的汗八里（Khanbalik），即可汗之城，而馬可·波羅則稱之為「Cambaluc」。 作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不得不在亞洲發起了幾場戰爭。在成為中國統治者之後，他申明遠東其他國家要對自己效忠。朝鮮，一直或多或少地讓他的前任們難以控制，如今卻接受了忽必烈的宗主權；但他派到日本（1274和1281年）和爪哇（1293年）的戰艦及遠征軍，卻未能成功。對大海來說，大草原的勇士們都是陌生人，他們被迫依靠漢人和朝鮮人士兵，不過那些人是出於強迫才為蒙古人服務的。1281年9月15日，一場颱風驅散了蒙古的「無敵艦隊」，為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努力畫上了句號。在印度支那，他同樣失敗了：1283、1285及1287年，他派去進攻安南（今天的北部灣及越南北部）王國及占婆王國（今越南南部）的軍隊，全都遭遇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來自西伯利亞邊境的勇士們，在北部灣的氣候下大批死亡。不過，這些挫折並沒有妨礙隨後安南、占婆與緬甸的執政者承認元朝的宗主權。當忽必烈不得不與他的一個堂弟海都（Kaidu）爭奪大可汗頭銜以及蒙古的所有權之時，一場嚴重得多的衝突就愈演愈烈了。後者在艾比湖附近統治著塔爾巴哈台及準噶爾。 通過成為「天子」，忽必烈接受了華夏文明，令蒙古帝國越來越漢化，並將其住所由哈喇和林遷到北京，這已經讓許多蒙古臣屬表示不滿。這些人依然忠於其種族的傳統、草原生活及遊牧精神。這些反抗者首先聚集在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周圍，但他們所支持的奪取汗位的鬥爭並未成功。阿里不哥被挫敗之後，這些人找到了一個新的汗位覬覦者，就是忽必烈的堂弟海都。此人同樣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在荒涼的西部，繼續過著其遊牧民祖先式的粗野生活。他是一匹草原之狼，與忽必烈這個漢化的、定居的蒙古人截然相反。1267年，海都成功地從忽必烈那裡強奪了突厥斯坦的宗主權，當時稱為察合台汗國（Jagatai），因為這裡曾經是成吉思汗分封給兒子察合台汗的地域；1277年，海都差一點成功地從忽必烈那裡奪走蒙古。十年之後，他又拼湊了一個反對忽必烈的諸王同盟，其地盤從突厥斯坦延伸到了滿洲。1288年，在一場艱苦的軍事行動中，已經72歲的忽必烈粉碎了這一聯盟。戰鬥是在滿洲進行的，並被馬可·波羅記錄了下來。但最終處置海都的事宜，（1301年）則留給了忽必烈的孫子鐵穆耳大可汗。 簡而言之，作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遠遠沒有取得完全成功。儘管他能夠保持對蒙古本部的占有權，但其堂弟們統治著突厥斯坦及南俄羅斯，拒絕承認他的宗主權；唯有其弟弟旭烈兀的家族（統治著波斯），依然是他的忠實封臣。忽必烈本族人帶給他的麻煩，全都因為以下這個事實：他拋棄了祖先的生活方式，變成了一個漢人的君主。 而正是作為一個中國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取得了空前成功。在這種能力上，他配得上馬可·波羅的讚許：「從臣民、土地及財富來講，從我們的先父亞當直到今天，他都是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最有權力之人。」沒有一個天子在履行其職責時，能比成吉思汗的孫子更認真。他的恢復型管理，治癒了一個世紀的戰爭創傷。在宋代滅亡之後，他不僅保留了這個倒台王朝的制度及管理團隊，還盡其一切可能，以贏得在職官員的個人支持。因此，忽必烈能得到的最大榮耀，也許不在於他是第一個征服整個中原之人，而是他讓國家平穩下來。 在經過如此嚴重的破壞與毀滅之後，這個國家陷入了一種悲慘境地，統計數據讓我們對所發生的事情有了一些概念。1125年前後，中國有20882258個家庭，按照通常的比率計算，大約有一億人口。1290年，全國已經縮減到不超過13196206個家庭，相當於略少於5900萬人。為了恢復這個國家的繁榮，就必須在所有領域付出艱苦努力。 忽必烈對交通問題極為關注，對這一龐大帝國的管理及食物供應來說，這是個最為重要的事情。他修復了御道，在其中大部分都種上了樹木，並在沿路每隔一段距離修建客棧。他將蒙古的郵政系統（驛站）擴展到了中國，此舉贏得了馬可·波羅與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的稱讚。二十多萬匹馬，在許多驛站之間分配，據說就是為了提供這一服務。為了向北京供應糧食，以及將大米從長江下游運出，忽必烈在杭州與首都之間著手進行規模龐大的運河修建。這條在他主持之下的皇家「大運河」所流經的河道，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為了應對災荒，他恢復了「國家保險」措施，即宋代在開封時期實行的國家控制立法——一套與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密不可分的法則。像這位改革家一樣，忽必烈頒布詔書，規定最高限價。在豐年中，從收成中產生的剩餘被政府收購，並儲存在公共糧倉之中；到了匱乏和物價上漲的時節，官府就打開糧倉，免費發放穀物。公共救助系統也重新組建了，1260年頒布的一道法令，規定各地方長官向年老的學士、孤兒、病患及殘疾人提供生活必需品。1271年的一道教詔令，建立起了慈善制度，對窮困家庭的稻米和稷粟分配成為定期；馬可·波羅說，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養三萬名窮人。 在蒙古行政機構中，最有缺陷的部門是其財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發現了紙幣，或稱「鈔」的用途，由賦予了與銀錠同等價值的債券或息票構成。忽必烈擴大了這一應用，並使其成為自己財經政策的基礎。馬可·波羅評價道：「人們可以這樣說，大汗是一個完美的鍊金術士！」——因為蒙古已經發現了真正的「點金石」——一種用桑樹皮加工的票據製造黃金的藝術。1264年頒布的一道聖旨，限定了一切主要商品的紙幣價值；從經濟角度上來說，這是一部能通過確定最高價格來控制市場的法律；而從財政視角來講，這是一部固定紙幣兌換率的法令。忽必烈的首位財政大臣，穆斯林賽典赤·贍思丁（Sdyid Edjell，卒於1279年），一位布哈拉（Bukhara）的土著，似乎將鈔票的發行控制在了合理的範圍之內；但在他的繼任者們——首先是另一位來自河中的伊斯蘭教徒阿合馬（Ahmed Benaketi），隨之是維吾爾人桑哥（Sangha）——當權時，種種不適當的做法就開始實施。二人都實行了一種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令紙鈔很快貶值。為了籌集資金，他們不得不依賴重複兌換以及用重稅進行壟斷。1282年，阿合馬被暗殺，死後被忽必烈削去官職；1291年，桑哥因為盜用公款而被處決。1309年，忽必烈的第二個繼承人，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在位時期，放棄阻止已發行紙鈔貶值的努力，發行了新的鈔票，但這些虛擬貨幣依舊貶值。 最終，元朝政府被迫回歸了之前各王朝使用的金屬鑄幣；但是，持久性的國家財政危機，作為忽必烈（1260—1294年）及其孫子鐵穆耳（1295—1307年）統治時期的一個標誌，是不可能不引起民意反彈的。這種持續的通貨膨脹，其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紙幣不斷貶值，導致市場不穩定，只能令蒙古政權在中國商業發展最充分的地區、在長江下游大的城市中心以及福建和廣東沿海的港口不受歡迎。這些地方的大部分城市人口——從馬可·波羅稱道的強大行會，到和德里所關注的小店主——生活都離不開商業與金融。14世紀中期，正是在這一地區，開始了反對蒙古政權的全面暴動。 我們已經看到，兩位穆斯林大臣相繼掌控帝國財政。這並非孤立個案，對伊斯蘭教徒的重用，與蒙古人的土地占有制聯繫緊密。 當蒙古人征服金朝時，他們在華北發現了一種與古代中國大相徑庭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在蒙古人之前統治中國北方的兩個韃靼政權，契丹（遼代，10到11世紀）和女真（金代，12世紀），為了形成大片領地賞賜他們自己的貴族，已將大量的中國農民推到了農奴境地。1183年，就在蒙古征服前夕，農奴在全部金朝人口超過五分之一：據記載，在全部6158636名居民中，有1345947人為農奴。 當蒙古人在北方取代女真之後，他們占據了為金朝貴族利益而組織起來的全部封地與采邑。在華南，也即昔日的宋帝國，蒙古人以類似的規模沒收土地；成吉思汗宗族的諸王，甚至是並不重要的蒙古貴族（那顏，把那禿兒），也能獲賞一塊很好的土地，作為他們的私產。一旦這種純粹的掠奪期告一段落，為了讓中國經濟重新發展，蒙古人設計出了一種以高利率向漢人發貸款的方法：——這批漢人，與在征服時期在農村里經常被他們逼為農奴的，或者在城市中業務被掠奪的是同一批人。這些貸款由錢莊行會或商號做中介來生效，後者通常都由被蒙古人稱為「鄂托克人」的穆斯林所組成。這些來自布哈拉與撒爾馬罕的伊斯蘭教徒，馬上就能扮演一種角色，類似於中世紀歐洲的倫巴第人和18世紀法國的包稅人。「在蒙古時期，他們是遠東的大錢商。」伯希和如是說。這些人想必極為貪婪，因為在1298年，忽必烈的繼承者鐵穆耳大汗，意識到不得不保護華南人口免受他們的勒索，或者更準備地說，是躲過僱傭他們的蒙古貴族之壓榨。民眾得到保證，將抵制穆斯林行會的高利貸需求，以及占有債務人的妻兒。 除了這一特殊問題，在其官方立法《元典章》中，蒙古王朝同樣關注在大莊園勞作的奴隸、農業勞工和佃農地位之普遍改善。相比宋代立法所做的事情，它試圖更加有效地保護這些不幸的人抵抗其主人的壓迫。1295年，鐵穆耳執政首年的一項法令，甚至禁止蒙古貴族在莊稼地里騎馬，以防傷害穀物。「14世紀早期的元代法律，」馬伯樂說，「將土地所有者毆打農業勞工或佃農致死列為犯罪行為，要杖責一百零七下。佃家的生活非常艱辛，在有些場合，有必要下令減少過於沉重的租稅。1285年，江蘇的稅收減少了一成，到1304年減少了兩成，1354年，這一舉措被普及到了整個帝國。」 蒙古人在中國的的宗教政策，特別值得關注。 馬可·波羅觀察到，對於各類宗教，忽必烈都表現出了最大程度的寬容，或者說一種普遍的仁慈。這一態度有著雙重原因。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的宗教基礎，是某種形式的薩滿教，它敬畏掩藏在天空、山脈與水源之中的每一種可能的力量之表現形式；而出於同樣的有些迷信活動的畏懼，它還崇敬一切奇蹟創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經確立的宗教，以及代表它們的形形色色之教士，都有資格同樣得到這種謹慎的尊重。而且，像忽必烈這樣一流的政治家，很快就會意識到安撫這些不同派別的宗教人士對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價值；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與這些成型宗教締結了不止一份，而是與它們的數量一樣多的協定。當他取代了宋朝皇帝，成為這個古老帝國的宗教領袖之時，忽必烈履行了國家儒教必須的儀式姿態，但他還沒有把儒家文士爭取過來之前，就開始尋求佛教與道教的支持，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可以利用這種支持，來反對儒家學者頑固不化的宋朝正統觀。為達到此一目的，忽必烈計劃組建作為國家教會的佛教與道教團體，各個宗教的領袖由他來提名，並對他負責。這也正是拿破崙對教會與國家關係的設想。 除了古老的蒙古宗教薩滿教之外（他未曾完全拋棄之），忽必烈的個人偏好，無疑是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當被邀請充當佛教徒與道教徒之間某些宗教爭議的仲裁者時，他的決定明顯地偏袒前者，而不利於後者。根據馬可·波羅的記錄，他有一些從錫蘭帶回來的佛教徒聖物。忽必烈將一位年輕的佛教聖僧——八思巴喇嘛——從吐蕃召到了自己的皇宮。後者成為了他的朋友和被保護者，並領命模仿西藏字母表的樣式，為蒙古人設計字母——這項工作最終沒有任何進展，蒙古人更偏愛源於敘利亞的突厥—維吾爾字母表。 忽必烈的繼承人繼續偏愛佛教徒，特別是吐蕃喇嘛，甚至變本加厲。多虧了帝國的這種保護，一種喇嘛教教權主義在中國不無阻撓的情況下發展起來了。正如這一時期的一份政府報告聲稱：「人們看到這些喇嘛進入大小城市，他們在當地並不住進客棧，而是留宿在了私人宅邸，並將其主人趕走，以便更輕易地勾引後者的妻子。他們並不滿足於縱情酒色，還要從民眾那裡拿走他們本來就不寬裕的錢財。他們是大眾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稅官更為殘忍。」這番評價毫無新意：是儒家文士批判佛教出家制度的老調重彈；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們認定，對其宗教上的競爭對手獲得的過多特權，蒙古政權要為之負責。毫無疑問，在導致這個王朝不受歡迎及最終解體的普遍不滿中，文士的態度也是其中之一。 簡而言之，在蒙古王朝統治下，相比我們所知的眾多韃靼政權時期，比如五世紀的拓跋魏，佛教享受著同樣的青睞。對於這個偉大的印度宗教，儘管許多皇帝曾經給予私人保護（例如，就像唐朝許多君主一樣），但漢人政府從來沒有將之視為一種非異族宗教——對它的抱怨經常反覆。儒家文士們作為皇家的顧問，也許可以短時期容忍，但他們從來不會去證明，對佛教的偏愛期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中原的遊牧民主人，無論是突厥人、蒙古人，還是通古斯人，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員們，在每次新的韃靼征服期內，都發現自己站在輸家一方，被完全排除在萬事之外——至少在占領初期是如此。因此在中國，佛教從來沒有像異族統治時期那樣興盛。 然而，做出某些保留還是必要的。我們剛剛講到的，是中原佛教及吐蕃喇嘛教的實際情況，但在中原，同樣存在著某些秘密教派，例如白雲教和白蓮教，他們都自稱佛教，儘管事實上都只是異教。有人指出，白雲教也許受到了摩尼教信條的浸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後者在公元763到840年傳播普遍，這多虧了維吾爾突厥人的支持。至於白蓮教這一秘密教派，它起源於阿彌陀佛的虔誠派，1133年，它變成了一個有大師、有夜間聚會等活動的秘密組織；這些隱蔽團體，或多或少地一直受到宋朝政府的鎮壓；在元朝建立的過程中，白蓮教似乎與蒙古人有過合作，作為回報，政府給予了他們禮拜的自由，甚至承認其合法地位。然而不久之後，因為遭到蒙古當局取締，（1308—1322年）白蓮教被迫再度轉入地下。事實上，他們的夜間集會地很快就充當了蒙古政權之敵的集會場所。 道教曾受到最初幾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睞，在道教術士身上，他們很自然地看到了本族薩滿巫師的影子。成吉思汗本人就有這樣的想法，1122年，他將道教長老長春真人傳喚到阿富汗（他正在那裡打仗）。儘管此聖人無法給成吉思汗提供長生的秘密，也許只滿足於宣講「道」之信條。但這位征服者卻對他評價甚高，並給予道教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不再受到青睞，而佛教徒在他面前重提對其老對手的舊抱怨：例如，道教徒偽稱，佛教不過是他們教派的一個分支。在一場公開辯論中，道教徒被證實曾篡改經文並偽造手稿；因此忽必烈的同情心毫無疑問放在了佛教一邊。（1281年）他下令焚燒了真實性可疑的道教作品，並讓佛教徒重新得到了被他們的對手所侵占之寺院。 教士之間也有爭吵。在決定他應當對官方儒教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時，皇帝要面對一個更加微妙的任務。因為此態度將決定儒士階層對忽必烈的事業是否忠誠。忽必烈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可能無視這一點。作為一種象徵性示範，他將山東曲阜的孔氏家族（從孔子以來，這個譜系從未中斷）之首領召到自己的皇宮，並公開讚許他。（1295年）忽必烈的孫子和繼承人鐵穆耳最早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頒布了一道聖旨，命令無論漢人還是蒙古人，都要祭拜孔子；此舉當然為他贏得了儒士的欣賞。 對蒙古政權來說，儒家文士階層這種至少是暫時的支持，因趙孟頫（1254—1322年）的名字而更加引人矚目。此君是一位有特殊代表意義的人物，因為他是前宋代皇室的一員。1286年，在同意為忽必烈效力之後，他被委任為各種各樣的管理職務（1316年，他在翰林院擔任了要職），並忠誠地為主人服務。趙孟頫還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畫家之一，特別是因畫馬而馳名。現在，歸於趙孟頫名下的馬之畫作實在太多，人們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絕大部分都是仿製品，不過，即使是這些摹本，當它們表現蒙古馬的濃密毛髮及其韃靼騎手時，也是回憶蒙古時期非常有趣的文獻。 佛教、道教與儒教三教的信仰，都牢牢紮根於中國。除此之外，景教這種基督教形式也有一些傳播。 我們應該能記得，在唐代，景教由來自波斯的傳教士引入中國。在唐王朝統治下，這種宗教即使沒有在漢人中興盛，至少在波斯和敘利亞居民（他們被絲綢之路的貿易吸引，來到中國）之中，以及生活在邊境，並與漢人結盟的突厥人中非常流行。沿著這些邊境地區，我們又一次在13世紀的汪古部突厥人中發現了基督教，當時，他們控制著今天歸綏（歸化鎮及綏遠鎮）一帶，以及山西邊境的長城以北地區。汪古部在蒙古政權中擁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是成吉思汗忠實的諸侯。作為獎賞，這位征服者將女兒許配給了汪古部國王；而從那之後，蒙古大可汗家族與汪古部王子之間，就一直進行通婚。由此才發生了汪古部王子喬治（George，突厥語寫作Korguz）——這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甚至他的名字也體現了這一點——迎娶忽必烈一位孫女的事情。通過汪古部，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級台階之上，在皇室家庭內部，維持了幾代人的時間； 《三教圖》繪佛、道、儒三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人於一圖。 而且，因為他們一直是帝國的忠實捍衛者（1298年，喬治王子在為大可汗鐵木耳服役時英勇犧牲），汪古人為自己的信仰贏得了數不清的信 任。而且，汪古部突厥人並非戈壁地區宣稱信仰景教的唯一民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同樣還有克烈部（Keriet），一個居住在外蒙古圖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已經將這一部族併入了他的帝國。忽必烈自己的母親，唆魯禾貼尼（Sorghaktani）公主，一位智慧與能力都無比卓越的女性，正是出自前克烈部王室，也信仰景教。毫無疑問，通過保護景教，忽必烈希望表達自己的誠信，這種忠誠，不僅是針對與他有交情及家族聯繫的汪古部諸王，還出於對母親的懷念。這種保護在1287年得以清楚顯現，當時景教教會被置於了一個敏感位置上。一個名為那顏（Nayan）的蒙古王子，其本人是個景教徒，在滿洲發動了一場反對大可汗的叛亂。當他向忽必烈部進軍時，將十字架畫在其軍旗上。一旦這場反叛被挫敗，這種基督教信仰的反對者就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來詆毀它。但忽必烈「憤怒地責罵了那些在他面前羞辱十字架的人，接著又傳喚一些當地的基督徒，安撫他們說：『如果你們上帝的十字架沒有幫助那顏，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顏是一個不忠誠的叛徒，他對抗自己的君主……你們上帝的十字架並沒有幫助他，這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樣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在那顏被擊敗之後的那個復活節，忽必烈讓人將《福音書》拿給他，公開對書卷焚香並親吻它。 從神學角度來看，這只不過是對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之尊敬，是關於各種神明的不同表現形式所做的一張保險單，任何高估可能都不正確。這位皇帝曾經如此天真地承認：「有四位先知，他們得到了全世界的喜愛與崇拜。」他說（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第一個偶像造就之人，基督徒認為他們的神是耶穌基督，撒拉遜人認為是穆罕默德，猶太人認為是摩西，而偶像崇拜者認為是釋迦牟尼。我尊敬並敬畏這四位，因此，天上最強大並最真實的那一位，我也會祈求他來幫助我。」不過，從政治立場上來看，忽必烈對景教表現出的認同，不僅僅是言辭方面，也有更多的具體措施。1275年，巴格達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建立了一個大主教區，揚州與杭州的景教教堂都能夠落成；1289年，忽必烈創設了一個特殊機構，以處理基督教事務。1291年，他任命了一位名叫愛薛（Isa，即阿拉伯語中的耶穌）的敘利亞景教徒為景教理事，不久之後，此人成了忽必烈的一名大臣。 在忽必烈治下，通過元老馬·雅巴拉哈（Mar Yabalaha）及拉班·掃馬（Rabban Sauma）的故事，中國景教社區的生活得以廣為人知。拉班·掃馬（1225—1294年）與拉班·馬可（Rabban Marcos）是兩位景教傳教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後者出生於汪古部。1275或1276年，二人離開中國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汪古部王公們試圖阻止他們的計劃，但是沒有效果。「當我們花了那麼多力氣去吸引來自西方的主教與修道士之時，」他們說，「你們為什麼還要去那裡？」但是，當看到朝聖者的決心依舊無法動搖之時，王公們為二人提供了穿越中亞的行程所必需之裝備。這樣，掃馬與馬可取道喀什噶爾和突厥斯坦，最終於1278年到達了美索不達米亞，在波斯的蒙古汗國境內。當時的波斯可汗是忽必烈的一個侄子阿巴嘎（Abaga），他因兩位同胞的到來而非常興奮，因此在1281年，他促成了馬可被選為塞琉西亞——巴格達的景教大主教一職。馬可因此就成為了元老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蒙古汗國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於掃馬，1287年，繼承父親阿巴嘎擔任波斯可汗的阿魯渾，派他帶著一項使命去了西方世界，目的是在十字軍與蒙古人之間結成同盟，以對抗埃及的馬穆魯克們。當年9月，掃馬到達巴黎，美男子腓力親自在聖禮拜堂接見了他。在羅馬，掃馬獲得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召見。1288年的復活節上，教皇親手為他分發聖餐，並與他討論一支新十字軍的組建。正是這種神奇的命運，導致出生在北京近郊的蒙古臣民成了波斯的大使，去覲見教皇及法國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