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二章　漢帝國的興與衰

在大漢帝國的統治下，長期和平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關於這一點，這一時期的藝術可以作證。 我們對漢代藝術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它代表了佛教引入所產生的外來影響徹底顛覆一切傳統之前，中國早期藝術發展的巔峰。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單衣（西漢時期） 我們已經描述了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首先是商朝，一個有著驚人創造力的時期，它有著充滿活力、自然發生且形式多樣的主題，是此後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接著是周朝初期，一個無論形態還是裝飾都笨重和貧乏的時期。最後是戰國和秦朝時期。這是一個創造力恢復的階段，其裝飾因一種活潑的風格而生機勃勃。隨著漢代的建立，形態被大幅簡化，以至於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儘管線條很純淨，有時卻帶有希臘花瓶式的嚴肅。在它們的裝飾上（除了帶有把環的饕餮之外，裝飾沒有徹底被禁止），戰國時期青銅器的豐富與複雜被簡樸所代替，後者同樣引人注目。所有的過度裝飾——在某些古代器物上被發揮到極致——都消失了。從此時開始，圖案的優雅就存在於裝飾的對稱，巧妙地使用線條和標誌，以及圓雕中立體感的「節制」。浮雕中的裝飾，往往為雕刻的圖案，或者鑲嵌的綠寶石、孔雀石或銀飾所取代。「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非凡的裝飾效果，要麼是幾何圖案，要麼因真實或者虛幻的場景而生動活潑：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狩獵或作戰的場景，都因其異常的活力而引人注目。」類似的寶石和貴金屬鑲嵌，也在漢代的帶扣上發現（其他一些則確定無疑地要追溯到戰國時期）。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服裝的裝飾很可能來源於匈奴。漢朝時期在中國得到普遍發展的鑲嵌技術，也許是從希臘—波斯世界引入，這也並非不可能。 在戰國時期和漢代，銅鏡首次出現，並很快傳遍了這個國家。這些鏡子與其說是為了實用，不如說是出於某些神秘目的，帶有這兩個時期的裝飾特徵。漢代的鏡子上，同樣顯示了在青銅器皿上所發現的那種幾何意義上之簡樸，這種簡單絕不會妨礙道教徒歸因於鏡子的那種神秘力量。 我們在漢代鑲式青銅器上發現的隔行交錯、捲筒及螺旋圖案，也運用在了同一時期的漆器上。這些漆器不僅在中國本土可以發現，而且在韓國的漢人墳墓，在諾顏烏拉（蒙古的庫侖附近）以及貝格拉姆（靠近阿富汗的喀布爾）都發現過。 在河南和山東發現的一些小墓穴中，出土的石雕及淺浮雕，也許是工匠們用鑿子仿照消失許久的宮廷壁畫複製的。它是一種線條與繪畫的藝術，畫面上的戰車的隊列及前行，亦或狂放起舞的神明鬼怪們，都充滿了速度與動感。這些藝術具有雙重意義，因為在貴族和軍事生活場景中，它試圖依照漢代知識分子的想像還原古代歷史；在幻想的場景中，它喚起了一種因官方儒家思想所禁止而部分消失的神話，這種神話如不是保留在道家傳說中的話，後人肯定知道得更少。我們有機會看到新道教在漢代末期的作用，以及它在導致王朝崩潰的宗教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東的墓穴浮雕，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條溪流的暗流，它正在逐步侵襲著當時表面上穩定的儒家社會。 在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別是那些刻在著名的「神柱」上的，具有更高水準，其風格更接近於希臘—羅馬的古典主義。儘管如此，這些都是藝術家的作品，而非出於工匠之手。順便說一下，請注意一下某些漢代浮雕，例如陝西的獅子造型（這種動物在中國未曾發現），看起來，啟發其靈感的原型即使不純粹是波斯的（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至少也是希臘—波斯的。這很可能是一個受絲綢之路影響的例子。 圓形的雕塑，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後就從中國消失了。在戰國時期，它又以鑲在青銅器蓋子上的龍，以及諸如老虎和公牛一類的動物形式重現。這些造型的樸素現實主義在漢朝得到了發展。圓雕不再僅僅用來作為裝飾圖案，其本身也被當成一種藝術目的。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赤陶墓穴雕像，包括人物、動物及神話造型。正如在古埃及一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製作它們，是為了使死者繼續他們正常的每日生活。這些小雕像，特別是動物造型，其主要特徵還是樸素生動的現實主義，沒有過於發達的肌肉，並且充滿了動感。 漢代藝術還沒有讓人感受到佛教的影響，但某些技巧依然與草原的動物藝術相關，正如前一時期的戰國一樣。我們已經指出，這些草原藝術的特徵，以作為裝備及馬具的青銅小物件為代表，如帶扣、扣環及飾板等，裝飾著固定風格的鬥獸圖案，或多或少地糾纏在一起，經常被置於不對稱的相反方向。我們還看到，儘管根據時間地點的不同而有許多變化，草原藝術，從南俄羅斯的斯基台—薩爾馬提亞人領地，一直延伸到了鄂爾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控制區。在俄羅斯阿爾泰的巴澤雷克，考古發掘顯示了這種藝術的持續性；出自公元前1世紀初的物品，屬於斯基台—薩爾馬提亞人或匈奴人的，數量看起來平分秋色。外蒙古庫侖附近的諾彥烏拉（Noin Ula）古墓，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段的早期歲月，甚至更能讓人感興趣。在這座某位匈奴首領的墓穴中，可以看到並排放置著一件標註有日期的中國漆器，（公元前2年）一些中國絲綢，以及一件引人注目的羊毛地毯，其上以純粹的草原風格刺繡著鬥獸；此墓穴是兩種文化相互交融的明證。作為進一步的證據，在（法國）巴黎的塞努奇（Cernuschi）博物館中有一件漢代青銅器，其主題表現的是草原動物間的一場爭鬥，是以一種純粹的中原方式處理的。我們已經看到，在公元前1世紀，漢朝如何建立了一個匈奴邊區，作為自己的蠻族同盟以及鄂爾多斯邊境的守衛者。在這一地區，中原與草原的藝術風格的相互影響，一直持續到了成吉思汗時代。 這些匈奴同盟者在長城腳下建立的定居點，顯示了漢朝對自身力量的信心。這種自信並沒有用錯地方。直到公元4世紀，鄂爾多斯的匈奴人，依然可以證明是易於管教的附屬。與此同時，大約在公元前150年，上蒙古（鄂爾渾盆地）的匈奴人，丟失了他們在東蒙古的霸權，新霸主是另外一個遊牧民族鮮卑，他們是興安嶺北部的土著，似乎還是歷史上蒙古人的祖先。像其他所有新興部落一樣，鮮卑人當然也會攻擊中華帝國邊陲。公元2世紀後半期，特別是在今天的滿洲南部，這些入侵斷斷續續地一再發生，但每一次都被打退了。不同於羅馬帝國，漢帝國從不屈服於侵略。它的衰落是內部危機的結果，這些危機既有政治和社會方面，也與知識分子有關。 從一種純粹的政治視角來看，漢代在公元25年復辟之後，似乎獲得了一種新的活力，但很快故態復萌，重新陷入衰弱甚至衰敗之中。它的皇子們，在很小的年齡就登基，因年輕人的放蕩而油盡燈枯，在人生盛年就死去。在宮廷虛偽做作的氛圍中，奸黨變得無所不能，而皇太后、嬪妃和宦官的影響力也能起支配性作用。不過，正當中央權力日益衰落之時，儒家文士卻通過為帝國和社會提供一種官方教義而鞏固了自己的基礎。公元79年，一個由學者組成的委員會，編撰了一部孔子及其學派著作的最終版本，從這時候起，它就有了規範的權威。而在此之前，儒家經典的的原文與解讀，在不同的「書籍」與學派那裡都會不同。公元175至183年間，為了永久流傳，這部書籍被刻在一系列的石板上，從它們上面拓下來的墨汁拓片，就是印刷術的雛形——事實上，中國印刷術必定有著類似的起源。當儒家著作被確立為一種權威教義，其結果是文士們成了一個有組織的階層。出於官方教義受託人的強烈意識，他們傾向於成立一個官方社團——國家的領導團體——並試圖確保自己在朝廷中的權力。他們遭遇到了以宦官為代表的奸黨，經過令人絕望的政治鬥爭之後暫時失利，公元175到179年間，他們中的幾位因阻止漢王朝的衰敗而失去了性命。 大約在同一時間，某些道教派別開始將他們自己發展成有組織的「教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道教起源於由一些巫師組成的古老學派，而且，儘管其形上學很崇高，但它從來沒有同巫術劃清界限。直到這一時期，它還局限於少數先知的小圈子。但是，到了漢代末期，由於嚴重的社會危機及農村階層日益貧困，道教獲得了大量皈依者。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危機的早期表現，王莽的改革就是想解決它，而他失敗之後，危機持續發展。「漢代的農村社會，」馬伯樂說，「由少數富裕的上層地主，大部分是官員或者官員後代，以及下層真正的無產階級——沒有土地的農民，或者小土地所有者——組成。後者之中的最幸運者，耕種著分到的鄉村土地，而其他人卻被迫離開家鄉，變成士兵或者強盜，或者被僱傭成為農業勞動者，或者成為大地主莊園中的佃農。但除了極少之外，他們從來都無法擺脫窮困。」 這個時代青睞政治煽動者。在四川及漢水上游，某張姓道教術士家族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在公元2世紀後半期的政治活動中扮演了積極角色。張氏創造奇蹟，治療病患，寬恕罪過，並通過從疏於職守的地方當局處，接管了諸如修橋鋪路、免費向饑民分發食物等公共事務，贏得了大眾的感激。在短短几年之內，他們就擁有了數十萬追隨者。張氏兄弟將這些人武裝起來，並組成了軍事分隊，由合格的指揮官領導，並以黃色頭巾作為識別標誌。隨後他們宣布，根據星相組合，公元184年相當於一個新太平盛世的開端。 在得到信號之後，叛亂在河北南部、山東毗鄰地區及淮河流域爆發。當局完全被驚呆了，各地紛紛陷落。朝廷被迫徵募大批軍隊以重新奪回地盤。當黃巾軍被逐出山東之後，他們重新集結在漢水流域，只有當其最後的堡壘南陽（位於河南西南部）被攻克時，叛亂才得以平定。所有能夠發現的造反農民通通被處決。但經過這種恐怖之後，人民的苦難卻日益加重。詩人王粲（177—217年）描繪了一幅這些可怕年月中的悲慘圖景：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