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一章　佛教的啟示

本質上說，佛教是一種印度宗教，在六百年時間裡只局限於當地。其創立者釋迦牟尼，贏得了佛陀的名號（也就是智者之義），在公元前563至前483年間生活在恆河東部流域。他是尼泊爾叢林中的一位年輕貴族，放棄世俗世界，過起了隱居生活。經過一段漫長的禁慾修行，他意識到這是徒勞無益的，而在伽耶（Gaya，今巴特以南）的菩提樹蔭下，他卻得到了徹悟。佛陀理解眾生皆苦的法則，這顯示整個世界不過是變化的激流，最終會歸於悲痛。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悲觀情緒來源於在印度普遍流行的一種信念，即靈魂轉世或輪迴的觀點。西方宗教為人類提出了永生的獎賞。而印度教義中的永生，採取了一種噩夢的形式，因為，一切轉世機會——出生、苦楚與死亡——皆是為了永恆的苦難和死亡而再生的，如同宣判了一場永久的苦役。 針對這種噩夢，佛陀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為了逃出輪迴世界中的這種無休止的轉世循環，有必要首先根除「對人格的渴望」——正是這種欲望引發了再生；還要根除自我，而這種消滅才是真正的涅槃或者至福。為達到這個目的，佛陀並不宣揚自殺（這只能將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轉世之中），而是鼓勵與激情做鬥爭，為了眾生的利益犧牲個體，並將普遍的善行推廣到為所有生命（包括人和動物）不斷自我犧牲的程度。他的教義，儘管在形上學上是消極的，卻成就了克己、貞潔、寬容及溫順的道德準則。 要理解佛教的無限擴張，我們首先應當意識到，這樣一種精神氣氛，對真正高貴的心靈來說，註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那些關於佛陀的「前生」（Djataka）之傳說中，所存在的詩意元素，幾乎和方濟會（Franciscan）的親切如出一轍。這些傳說在文學和藝術中都能夠發現，佛陀的前生呈現為各種人類及動物的形象。其中包括為鹿群而犧牲自己的牡鹿王，為拯救瀕死道士而自投火中的野兔，將自己的長牙送給謀害者的大象，以及許多其他的傳說。 創立者在世期間，佛教就已經在恆河東部、摩揭陀（南比哈爾）、貝拿勒斯和奧德等各邦宣傳，並經由這些區域，逐步傳播到印度其他地區。佛陀所創建的教派，由一個僧侶階層組成，他們集中居住在寺廟中，周圍聚集了許多底層的信徒。在隨後的五個世紀裡，佛教教義逐漸得到了改良。在其創立者那種略顯冷酷的道德信條之上，添加了一種滿足人類心靈需要的神學。歷史上的佛陀，已經達到了涅槃境界（也就是說「寂滅」），對祈禱者來說幾乎無法接近。後來的佛教，通過創立許多未來的佛——菩薩——從而避免了這種困境。這些菩薩正等待著在極樂世界得道成肉身的時刻，並利用這個等候期來拯救塵世的生靈。其中的某些菩薩，最終會從歷史上的佛陀那裡贏得青睞。彌勒佛（Maitreya）就屬於這類情況。作為菩薩，他即將道成肉身，出於這個原因，他被稱為「佛教的彌賽亞」。接下來還有觀世音菩薩，其梵文名說明她是一種佛教的神，並承擔了「佛教的聖母瑪利亞」之功能。這位觀音「女神」，將在中國佛教中扮演一個極為突出的角色。與觀世音菩薩密切相關的是阿彌陀佛（「無量光」），他在中國和日本一些虔誠教派中承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佛教這座「萬神殿」的建立，顯然是公元1世紀期間在印度北方完成的，就在它準備承擔起皈化遠東的責任之時，佛教的主要特色確定了。 新近創造的菩薩，將對這次皈依做出很多貢獻。這些崇高的靈性形象，充滿了同情與寬容，在他們周圍產生了一種信任與關愛的氛圍，這是一種虔誠且私人化的宗教，在東亞找不出競爭對手。特別是中國（當地的儒教和道教，與之沒有任何相同之處）。在這裡，將從佛教中發現一種全新的精神世界之啟示，這對中國社會所有階層的人來說，都很有吸引力。哲學思考在佛教中發現了一股取之不盡的營養源，多虧了形上學，在它的幫助下，到了公元1世紀，印度佛教已經達到了頂峰。一般來講，這種精心構建的學說體系，宣揚的是一種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非現實的基礎上之絕對理想主義。宇宙變成了一個「純粹思想」的王國，一個「理想之海」，此種信條與中國古代的道教有一定相似之處。而且，人們的情感不可能不被每一位菩薩的無數傳說吸引，被為了供他們崇拜而設計的佛像之溫柔親切、壯觀奇妙吸引，被聖徒們的生平——「佛教的黃金傳說」——吸引，被其天堂與地獄的五彩斑斕吸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佛教藝術本身吸引。 直到基督紀元開始後，印度佛教才創造了一種充滿魅力，並受該國永恆的自然主義所啟發的藝術形式。這些最早的、完全印度雕塑風格的藝術家們，從不敢冒險去描繪佛陀的可能相貌，正如同一個穆斯林，從不敢畫出安拉或者穆罕默德的肖像。毫無疑問，這不單單是出於尊敬，還是個邏輯問題：希望一個已經達到涅槃狀態的人，也就是說已經非人格化的人，通過肖像使其再生肯定是矛盾的。即使在其生活場景中，佛陀的塑像也為許多傳統符號所取代。不過，當希臘文化在印度東北紮根之後，（起初是在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繼承者統治之下，隨後又為接替他們的印度—斯基台人國王所管理，這些人本身都是堅定的希臘精神捍衛者。）皈依佛教的希臘人，認為有必要現實地描繪佛陀，並從他們自己的神阿波羅那裡得到了靈感。因此，最早的佛陀雕像（大約於公元1世紀初在白沙瓦地區，即古代的犍陀羅塑造）幾乎就是一座阿波羅，只是添加了佛陀的一些儀式特徵：雙眼之間的智慧標誌，很長的耳垂（當佛陀還是王子時，他佩戴沉重耳飾，導致如此），最後是用來戴花頭巾的假髻，而當這一種裝飾風格被遺忘之時，假髻則演變成為腦殼的突起部分。 在古犍陀羅和更西邊的哈達（在白沙磚瓦與吃喀布爾之間）進行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數以百計的這種希臘雕塑，它們有著古典主義的輪廓及希臘風格的服裝。正是這種同樣希臘風格的佛陀，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一步接一步，穿越了整個中亞，傳播到了中國和日本，並誕生了不可盡數的佛像。不用說，在這場穿越時空的漫漫旅程中，最初的希臘佛陀模樣已經被修改。這種改變通過佛陀的中國化而結束，但即使此時，從輪廓的線條及服裝的安排上，依稀能讓人回憶起它的希臘出身。 在其著手皈化中亞（塔里木盆地）和中國之前，印度佛教已經採用了這種希臘式的肖像法。 看起來很有可能的是，佛教僧侶在中國傳布其教義的工作異常遲緩。釋迦牟尼去世於公元前483年，而直到公元60到70年，才有首個佛教團體被人提及。事實上，也只有在那個時候，佛教僧侶在中國的傳教，才因兩起重大政治事件的並發而成為可能。首先，印度西北及阿富汗（當時，這一地區也和恆河流域一樣，有著濃厚的佛學根基）成了一個大帝國的組成部分。這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國，此民族產生於中亞，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一直與中國保持聯繫。不過，一旦在印度和波斯邊境，作為最後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的繼承者安頓下來，他們就同時開始了與印度信仰——特別是佛教——及希臘文化的接觸。在這些印度—斯基台人國王中，最著名的就是迦膩色迦，他很可能與班超和圖拉真是同時代人。迦膩色迦留下來的一些精緻的硬幣上面有用希臘方式處理過的佛陀圖像，並用希臘字母刻著「佛」（Baddo）這一名號。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暫的反目之外（當時印度—斯基台人試圖干預塔里木盆地，結果被班超所挫敗），他們與中國的關係非常良好，這就確保了印度與塔里木地區的中國保護國之間交流溝通的安全。 白馬寺始建於公元68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寺院。 在漢代，中國對西域的征服所產生的宗教後果，再怎麼高估也不過分——這正是有利於佛教傳播到東亞的第二個歷史原因。漢代所形成的「天下」帝國，最遠一直延伸到了帕米爾高原，也就是說，抵達了印度的門戶。加上絲綢之路的開通，使中國成為印度—斯基台人帝國的鄰居。作為一種普適的宗教，佛教很快從這種前所未有的形勢中受益。大致在同一時期，羅馬征服以同樣方式，使天主教在西方的傳播成為可能。就這方面來說，遠東的「中國治世」與地中海世界的「羅馬治世」，有著幾分相似的精神結果。 因地理原因限制，佛教使徒的傳道線路，開始於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闐地區，正如那裡發現的希臘—佛教雕塑所顯示的那樣。于闐東北部拉瓦克（Rewark）一座佛塔的院落中的淺浮雕，可以追溯到公元1到2世紀，其服飾具有純粹的希臘風格。佛教的傳播路線跟隨的是絲綢之路的沙漠商隊通道。在古于闐（約特干，Yotkan）以及更東靠近尼雅的地點上，發現了羅馬工藝的凹雕，表現的是古代諸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四馬戰車（由四匹馬並排牽引的戰車）。顯然，大部分凹雕，很可能是流動的寶石工匠當場雕刻出來的；他們是亞洲的希臘人，敘利亞人或者大夏人（Baktrian），出於利益的誘惑，亦或是對旅行生活的熱愛，吸引他們來到遙遠的賽里斯。在羅布泊南部的米蘭一座大約公元3世紀的古代佛寺中，發現了一些壁畫。這些作品除了有佛教的靈感之外，很可能也會在羅馬的亞洲部分或者龐貝出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由僧侶伴隨的佛陀，長著翅膀的精靈，戴著弗里吉亞（Phrygian）帽的無須男人，女性琵琶彈奏者，最後還有四輪戰車，它直接源自敘利亞的羅馬藝術。其中一幅壁畫上有印度文的題字，給出了畫家的名字：提塔（Tita），這也可能是提圖斯（Titus）一名的印語翻譯。還有一些東西比這些佛教和羅馬繪畫更能透露實情，它們是在羅布泊沙漠的心臟區域發現的，就在沙漠商隊通道到達敦煌（首個中原邊境站）之前的最後一站。 但是，對那些來自印度西北的佛教使徒來說，塔里木盆地僅僅是進入中國的門戶。在公元60—70年間，在漢朝一位王子的宮廷中，組織了一個最早的佛教團體。此王子的封地位於今天的江蘇省。讓人感興趣的是，這位王子是名道教徒。事實上，當佛教剛開始在中國傳播之時，它對中國人來講，似乎只是道教的一個教派；就像羅馬天主教，起初也被人僅僅看作猶太教的分支一樣。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佛教使徒從這種初始的誤會中得到了好處。要創造出一套全新的詞彙體系，將印度人的思想變成中國人的語言——有人也許會說，是變成中國人的思維——從道教術語中借用對等詞彙，並按後者模式仿造他們新詞的表達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類似地，17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為將天主教的神學概念轉化為漢語，不得不從儒家學者處借用其一部分詞彙。公元3世紀的天主教護教論者同樣如此，從柏拉圖和斐洛（Philo）處借用他們的哲學術語。中國最早的佛教團體，正如馬伯樂所說，是「一個越來越有佛教氣息的道教組織」。 最重要的的佛教團體，自然是在公元2世紀下半葉，在帝國都城洛陽發展起來的那一個。它由某個帕提亞人創建。此人公元148年來到中國，死於公元170年。一位帕提亞人居然會出現在最早的佛教布道者之列，這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絕對不是一起個案。在這一時期，以及公元3世紀上半期，在中國的各個佛教僧侶階層中，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帕提亞人，同樣還有印度—斯基台人，後者是統治阿富汗及印度西北的印度—斯基台帝國土著。在大漢帝國新建立的佛教團體中，這些人的出現，賦予了佛教在此國家傳播之外附加的意義，因為佛教給遠東帶來的不僅是印度思想和希臘藝術，同樣還有來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響。 有漢一代，佛教儘管在中國取得了一些局部成功，但並沒有獲得普遍的青睞。儘管起初它得益於同道教的混淆，但道教徒很快就開始指責這種基本錯誤，並以無法平息的宗派仇恨，來驅逐佛教傳道士。至於儒家知識分子，他們做出了最終判決，抵制此「外來宗教」：佛教的出家制度是反社會的，因為它毀壞了家庭生活，並危及了祖先崇拜；與此同時，佛教的僧侶，表現了他們對國家命運的漠不關心。這不過是一場爭吵的開端，它一直持續到了當代。許多世紀以來，儒家學士與佛教徒使用不對等的武器相互爭鬥，因為儒家思想——就此詞最廣泛的意義而言——依舊是這個國家的官方思想；而佛教，即使在那些自身向佛的皇帝統治下，也僅能代表一種非官方的思潮，是一種特殊的宗教。無論它在宗教狂熱時期多麼受人歡迎，對漢人家庭及華夏國家來說，依舊還是外來的。 在漢代，佛教儘管從來沒有被鎮壓，但相比圖拉真和奧勒留時代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它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會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