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章　絲綢之路

漢王朝恢復了。幸運的劉秀現在當上了皇帝（光武帝），在執政的三十二年間（公元25—57年），他將致力於為自己的國家修復戰爭創傷，並重建中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 在過去那些動盪年月，中國很自然地丟失了她的很大一部分外國屬地。暴動是有傳染性的，一些依舊保持忠誠的領地，在動亂期間也成了遲來的反抗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人之國就是這種情形。在當時，該國只包括東京（Tonking）和順化以北的安南（Annam）。現代安南的中部及北部各省，當時還處於馬來—玻里尼西亞人統治下。而且，安南人事實上僅占據了東京灣三角洲及安南北部沿海的狹窄地帶，因為本質上說，安南人是這一海岸的稻田耕種者——這種生活方式將他們與同一種族的鄰居芒族人區分開來，後者是林木繁盛的內陸山地中之獵人。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令安南人與漢人走得更近，因此當大約公元前110年，漢人開始統治這個國家之時，後者就以一種溫順的方式接受了。在清化（Yhanh-hoa）的墓葬群中，同樣的地點既可以看到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亞式用具，也能發現純粹的中國式物件。不過，在公元40年，作為一系列中國統治失誤的結果，安南人在兩位女英雄的鼓舞下，擺脫了中國的統治。這兩位女性在以後的當地傳說中得到頌揚。光武帝將平定叛亂的任務交給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將軍，他叫馬援。印度支那海岸是中國航海家們在那個時代能夠到達的最遠地點，而馬援在此開創的輝煌業績，為他贏得了「伏波將軍」的名號。馬援於公元42年到達東京，並在次年年初平定了安南人叛亂。傳說廣南（位於土倫地區）豎立起的一根銅柱就是他所為，以此標明中國領土與安南未開化之地的界線。 公元45年，馬援從印度支地趕赴帝國的另一端，為的是驅逐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其他突厥—蒙古部落，因為他們將遊牧生活方式向東傳播，一直滲透到了大興安嶺。之後不久，匈奴內部發生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亞細亞發生了一起旱災，形勢特別嚴重，以至於之後三年中，沒有任何植物存活的跡象，一半的牲畜，甚至一些牧民自己都因飢餓而喪命。正如匈奴人中一再發生的那樣，饑荒過後，內鬥隨之而來。公元48年，內蒙古的遊牧民起來反抗統治著鄂爾渾河上游地區的首領，並承認了漢朝的宗主權。作為盟友，他們沿鄂爾多斯河套的邊境地帶落腳，以守衛當地的那段長城及黃河。只要漢朝能夠維持其至高地位，這些匈奴同盟者就會一直對漢人效忠。這種局面持續了兩個多世紀。就這樣，到了光武帝去世之時，中國在遠東的主導權已經恢復了。留給他兒子漢明帝（公元58—75年）的，是恢復在中亞的保護國體制，以最終完成其霸業。在明帝執政期間，中國一直試圖徹底解決塔里木問題。 像中亞其他地區一樣，塔里木河盆地是一個內陸水系區域。從天山山脈和帕米爾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在流入主河道塔里木河之前就逐漸消失了，而反過來，塔里木河本身，當它在羅布泊的鹽鹼地斷流時，也幾乎乾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卻主要由一片與中原北部黃土相類似的富饒土地所構成，因此只要是可以澆灌的地方，農耕者及園丁們就會發現，自己的些許努力都能得到豐厚回報。事實上，這與尼羅河即將乾枯，或者幼發拉底河在乾涸過程中流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情形如出一轍。從塔里木河兩岸向後，民生緩慢地衰退，只有沿著環繞塔里木盆地的兩座半圓山系才能生存：即北部的天山，及南部的帕米爾高原和阿爾金山。在那裡，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奔流，一系列綠洲構成了農耕的最後庇護之所。從西邊的喀什噶爾到東邊的羅布泊，這些綠洲被間隔開來。在北邊——從疏勒向東——是庫車和焉耆，吐魯番就是從這裡向東北方向延伸；在南邊——再一次從疏勒開始——是莎車、和田、尼雅和米蘭，更後的綠洲位於羅布泊近旁。 這些綠洲的主要意義，在於以下事實：它們構成了兩條沙漠駝隊線路，一邊是中國，另一邊則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是遠東與西部之間不可或缺的交流中介。而且，這些綠洲一直得到了精耕細作，灌溉工程將它們變成了花園城市。在這裡，玉米、小麥、甜瓜、西瓜、蘋果、杏子、石榴和葡萄都大量生長。在這些綠洲上耕作的農民，有別於周圍的阿爾泰遊牧民（儘管當時他們都講土耳其語），而更像西亞的農業居民。甚至直到今天，他們的外貌體態也非蒙古人，而是非常接近高加索的伊朗人變種。探險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描述他們有著「濃密的黑色頭髮和鬍鬚，當他們沒有被陽光和風沙侵蝕時，皮膚呈白皙的薔薇色，長橢圓形臉龐上長著精緻、突出並經常挺直的鼻子，以及從不傾斜的褐色眼睛」。遠古和中世紀的中國旅行家們，也為我們留下了他們的類似描寫。 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確認了這些人種學證據，並顯示，直到公元9世紀，吐魯番、焉耆和疏勒的居民，講的都不是突厥語，而是純粹的印歐語言，與伊朗語、梵語和歐洲語言非常接近。 西域各國分布圖 塔里木盆地的這些綠洲，對於中西之間主要通道的重要性，務必會吸引遠東和亞細亞兩大軍事強權的注意。來自杭愛山脈的匈奴人，以及來自甘肅邊塞地區的漢人，都一直在注視著這兩條沙漠商路，並聲明對它們的控制權。大約在公元前100年，前漢王朝治下的漢人，已經取得了對塔里木盆地諸小國的宗主權；但和其他地方一樣，公元1世紀頭二十五年的內戰，已經讓他們在盆地區域丟掉了大量地盤。 後漢朝廷幸運地擁有一群傑出的軍人去收復這一地區，去「開西域」。公元73年，兩位將軍竇固和耿秉（驃騎將軍），率領一支預備隊遠征軍進入蒙古，並將北匈奴打得潰敗而逃。為了封鎖敵人的路徑，他們在哈密綠洲，即戈壁西部的心臟地帶，建立起了一處軍事定居點。公元74年，竇固和耿秉對吐魯番綠洲發起了一場攻勢。「（匈奴）王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這些漢人將領中，最為大膽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騎兵將軍。他出自一個學養極高的家庭。其哥哥和妹妹是前代史書的作者，後者還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知識女性之一。不過，班超更喜歡用武器而非毛筆來建功立業，他特別喜歡在西部的冒險生活。而且，他認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次，班超領命率一支小分隊去羅布泊地區刺探情報，他從當地國王不友好的態度中猜測，後者已經被某個來自匈奴的使節爭取過去了。遇到一個土著時，他突然問對方：「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此人倉皇失措，透露了全部實情。於是班超將自己的屬下召集在了一起。 班超 班固，班超之兄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屬下們認為，他採取行動之前，應首先徵求隨軍文職長官的許可。這種態度令班超十分惱怒。「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他最終說服了他們。夜幕降臨，狂風吹起。 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做完這些之後，班超將羅布泊之王傳喚到自己面前，什麼都沒說，只是讓他看了匈奴使者的首級。這位原本準備出賣他們的國王，怯懦地重新向大漢稱臣。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于闐國王也在洗耳恭聽匈奴使節的教誨。這一事態同樣嚴重：因為，羅布泊能夠阻截沙漠商隊的到達，而于闐控制著整個南部通道。有人警告了班超這種變節的危險，他於是出其不意地來到于闐。國王對班超缺乏尊重，因為一位與匈奴勾結的本地巫師已經煽動他反叛漢朝。「神怒何故欲向漢？」這個王室巫師宣稱，「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國王被這個消息所嚇住，冒昧地向班超求馬。班超假裝答應下來，條件是巫師應該親自前來，以帶走馬匹。巫師剛一到，班超就砍下了他的腦袋並將之送給國王。後者屈服了，並交出了匈奴使節。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區爆發了一起反對漢朝保護國的普遍叛亂。班超被困在疏勒，而其他幾位漢人將軍被封鎖於吐魯番附近。他們只能靠吃裝備上的皮革續命，但堅持到了最後。同時，漢朝皇室卻被這些持續的戰爭嚇住了。明帝剛剛過世，由他年僅二十歲的兒子章帝繼位。朝廷頒下一道詔書，要求撤出塔里木地區。班超故意表現出服從的姿態，或者至少是一下子撤到了于闐；隨後他改變了主意，從容不迫地無視自己收到的詔書，轉過身來，重新在疏勒安置下來，並把在此期間表現不忠的人通通處決。同時，來自甘肅的中國軍團也正在從匈奴手中收復吐魯番地區。「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駝驢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 在給新皇帝的一篇弔文中，班超努力將朝廷的膽怯態度與他自己的對西域方針協調起來。這位漢人英雄指出，這些遠方戰役，固然被文人學士指責為浪費生命與財物的無用舉措，事實上是一種有遠見的防禦政策。這是一個能否保障中原免受匈奴周期性攻擊的問題：「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他的方法是真實的移民政策：「以夷制夷」。事實上，僅僅迫使每個新近征服的綠洲提供軍隊，班超就能夠實現對整個塔里木地區的控制，他運用這些軍隊鎮壓依舊反抗的其他區域。在他的軍隊中，除了少數試圖在邊境的多變生活中找回榮譽的冒險家和流放人員之外，真正的漢人元素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重新入侵的保護地之外。「臣見莎車、疏勒，」班超向皇帝解釋道，「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明智而審慎地將這一地區（因為接近帕米爾並有大片森林，得以保持著處處蔥綠），與從羅布泊延伸到敦煌的多石鹽質黏土沙漠進行了對比。 所有的殖民政策，都基於對土著心理的認知之上。在這場競賽中，班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手。公元87年，在叛亂中脫穎而出的疏勒國王假裝屈服並請求召見。他帶著一支強大的騎兵分隊前來，企圖發動一場突然襲擊。為此，班超假裝相信來客的善意，並為後者舉辦了一場盛宴。當觥籌交錯之時，班超抓住了國王並砍了他的頭。與此同時，漢朝軍隊丟下面具，向敵人發動進攻，將他們全部屠殺。公元88年，在莎車，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數量上處於劣勢的軍隊，其中既有漢人，也有于闐的輔助部隊。在夜間，班超假裝撤退，接著通過一次強行軍折返回去，在黎明時，他向莎車人發動攻勢，斬首五千餘，迫使該城市投降。 在北方的蒙古地區，漢朝將軍們意圖模仿班超，或者說向後者挑戰的欲望也非常堅決。公元91年，中國軍團開赴匈奴心臟地帶，也許遠至鄂爾渾河沿岸，俘虜了匈奴單于的全部家族成員。在塔里木地區，龜茲大綠洲失去了得到匈奴進一步幫助的所有希望，於公元90年投降。唯有焉耆繼續反叛。公元94年，班超率領一支來自龜茲和羅布泊的輔助部隊，向反叛的城市進軍。城中居民砍斷了裕勒都斯（Yuldus）河上的橋樑，但一切都是無用功，因為班超的軍隊渡過了齊腰深的河流，並從沼澤地中走出，來到焉耆城前。一些居民得以逃過博斯騰（Bagrach）湖，但餘下的被迫投降。這個國家的國王被砍頭，處決地恰好就在他處死漢人居民的地方。班超「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朝廷授予班超「西域都護」的頭銜，這位中國征服者成為中亞事實上的總督。他「逾蔥嶺，迄縣度」，也就是說，最遠到達了波斯和印度的門口。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存在有印度—斯基台人（Indo-Scythian）的王國，這個民族我們隨後將有機會更充分講述，因為佛教正是通過他們傳到了中國。波斯屬於安息王朝（Arsacid）的帕提亞人（Parthian），正是由於班超的征服，他們與中國人即使還沒有實質上的接觸，至少也有了商業往來。與此同時，他們在幼發拉底河與羅馬帝國為鄰。帕提亞人控制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毫無疑問，他們與中國征服者被河中及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隔開了。羅馬在美索不達米亞威脅著他們，與此同時，中國軍隊的步伐，似乎也從帕米爾高原東坡向前推進。公元94年，帕提亞人「藉助一系列的翻譯」，意識到審慎的做法是：向漢朝皇室派出一個使團，並攜帶很可能會被視為貢品的禮物。公元97年，班超委派一位名叫甘英的助手，去和這些帕提亞人，以及更遠的羅馬帝國，建立正式的聯繫。 中國人已經知道有羅馬帝國，並賦予其「大秦」的名號。他們甚至了解帝國東部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譯為「軒都」，亞歷山大則被譯為「安都」。如果班超的使節能成功抵達羅馬帝國，那就將是圖拉真（Trajan）皇帝登基的時候。這位君主的統治（公元98—117）標誌著羅馬在亞洲統治的巔峰，在一場值得紀念的戰役中（公元114），他作為征服者進入了帕提亞人的都城泰西豐（Ctesiphon）。有人設想了一種中國與羅馬軍隊為了中亞宗主權而達成的同盟，或者從更謙遜的程度，設想圖拉真的羅馬人，迦膩色迦（Kanichka）的印度—斯基台人，以及對抗帕提亞人的、久經沙場的班家軍之間，能達成一系列的協定。這當然都是徒勞的夢想，因為中國的使節甘英在遇到帕提亞人之後，接受了他們的勸說，不再向羅馬邊境前進。這似乎表明，帕提亞人對羅馬和漢朝之間可能達成的共識是何等擔憂。 公元102年，班超解甲回朝。當他返回首都洛陽時，可以說滿載榮譽。但二十九年的戎馬生涯，讓班超精疲力竭，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班超死後，他的偉大事業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新的挫折。政府中負責塔里木地區的班超繼承者，從本質來說，都是忠誠的邊塞將領，但對拓殖地的環境卻一無所知。不過在生前，班超就警告過他們要預期到什麼：「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盪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但繼任者們卻對這番明智的忠告充耳不聞，其結果是，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區爆發了一起普遍性的暴動。 漢朝宮廷再度變得心灰意冷。而文人學士們有了機會，他們以古老的和平主義理論之名義，要求撤離拓殖地，並放棄保護國。他們的調門總是一如既往，在那些最早的王朝——在中國文人的語錄中被描繪成黃金時代——中國並沒有境外領地，局限於其固有邊界之內，人民生活幸福。那麼，為什麼要堅持供養那些遙遠的要塞呢？它們花費甚高，並且事實上無法阻止周期性的暴動。在會場中，文士們的觀點占了上風。此時班超的兒子班勇請求發言。他說：「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軒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 中國在這些區域建立的保護國，對文明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正是在這一時期，通過開通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兩條線路——經由羅布泊、焉耆、龜茲和疏勒的北路，以及經過羅布泊、尼雅、于闐、莎車和疏勒的南路——中國與羅馬世界建立了商業聯繫。正是通過這些路徑，中國向羅馬的亞洲區域出口了他們的產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絲綢。這條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路，連同兩條通道，就是絲綢之路（Silk Road）。 張騫出使西域壁畫 張騫墓 中國的養蠶業可以追溯到很遠的時代。《禹貢》和《周禮》（前者成書於公元前9到前6世紀，後者形成於公元前4世紀）這兩部經典，都記述了在相當於今天山東與河南的區域，絲綢是一種主要的收入來源。到了漢代，在與外國王室的官方交易中，成卷的絲被當作貨幣使用。 當希臘—羅馬世界開始熟悉絲綢之時，沒有比它需求更大的產品了。亞歷山大和羅馬為各種貨物的目的地爭執不休。盧卡（Lucan）告訴我們，克利奧帕特拉（Cleopatra）想要在宴會上令她的客人眼花，就穿著一件絲製長袍閃亮登場。維吉爾（Virgil）在其《牧歌》中如此歌頌蠶繭：「精緻的羊毛，賽里斯人從其樹葉上梳下。」用賽里斯人來稱呼中國人是有啟發作用的，它源於「絲綢」一詞，因為對於羅馬人來說，中國首先是「絲綢之國」，也就是賽里卡（Serica）。以絲綢作為時尚變得十分流行，以至於提比略（Tiberius）制訂了反奢侈法令，禁止男人穿著絲綢服裝，以保證對女性的充足供應。小普林尼（Pliny）和馬提雅爾（Martial）同樣提及了絲綢貿易，它是在首都最時髦的街區進行的。所有貿易都必須經過帕提亞帝國，因此中國史書提到，帕提亞人試圖維持他們對中國絲綢的壟斷，因此就阻止後者與羅馬之間的一切直接交流，正如我們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樣。 公元1世紀，一位名叫蒂提亞諾斯（Maes Titianos）的希臘—羅馬商人（他是馬其頓當地人，主要業務似乎在敘利亞）產生了一個大膽想法：讓其代理人探測從敘利亞直到中國的絲綢之路，以繞開帕提亞人的干擾。其探索的結果，通過推羅的馬里諾斯（Marinos of Tyre）（大約公元110年），經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y）傳到了我們手中。這條道路，顯然是從安提阿開始，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在今阿勒頗以東的曼比季）渡過底格里斯河，進入帕提亞帝國，並從這裡穿過阿克巴塔那（今哈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魯德），再經過馬雷（今木鹿）的安提阿，到達印度—斯基台人帝國的馬克特拉（今巴爾赫）。從這裡再轉向北，在帕米爾高原腳下，一直攀上科默多伊山路，接著穿過群山，轉向南方，直到那個通向平原的峽谷。在這裡，你就來到了一個被稱為「石塔」之地，以此命名的地方還有很多，分別位於塔什庫爾干，莎車西南，阿萊的上遊河谷及疏勒西部。根據馬里諾斯和托勒密的描述，此路從那裡經過了「迦西亞國」——這裡可能正是（儘管可能與事實相反）疏勒（梵語為Kacha）——接著，經過伊塞頓·希西卡（可能是庫車綠洲），達姆納（可能是焉耆綠洲）和伊塞頓·塞里卡（可能在羅布泊地區）。這條通道經過了達克斯塔（也許是玉門關，從甘肅邊塞進入中原的門戶）和吐火羅（可能是今天甘肅省的甘州城），在當時，所有來自中亞的沙漠商隊都要趕到這裡。此路的終點是「絲都」，可能就是漢代早期的都城長安（今西安），它是從西方到達中國後的第一座大城市。 絲綢之路並非大漢與羅馬兩個帝國聯繫的唯一通道。亞歷山大城的地理學家——推羅的馬里諾斯和托勒密還描述了一條海路——未來的「香料之路」，其終點為卡提喀拉港，很可能就是今天東京灣海防（Haiphong）附近的某地。《厄利垂亞航海記》（公元90年）中講到，一直向北航行，穿過黃金半島（馬六甲半島），可以到達一個名為「秦那」的內陸城市，從那裡，中國的絲綢出口到巴克特拉。在當時，希臘地理學家所說的秦那（中國名China的希臘語翻譯），也許就是漢帝國的新都城洛陽。最後，我們從中國編年史作家那得知，公元166年，一位大人物來到了中國，他自稱是羅馬皇帝馬可·黎勒留的使節。（在中文裡，「安敦」就是這位皇帝名字的可靠漢譯名。）這位陌生人自「日南徼外」，從海路來到中國——此地為中國的駐軍管區，相當於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過這兩條通道——橫跨兩大洲的陸路及海路——佛教得以進入中國，對遠東命運來說，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