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 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第一節 宗教生活概況
一 佛道的衰落
以曾經做過皇覺寺小沙彌的明太祖，對於佛教當然有一種特別的因緣；故即位以後，銳意振興佛教。惟因為元代佛教所發生的流弊，乃加以嚴厲的約束，凡欲為僧者，必須經過經典考試，給予度牒，不准私自薙度。設僧道錄司，專管佛道二教。成祖以禪僧道衍（即姚廣孝）之力，得逐惠帝而為天子，於是重用姚廣孝，與元代的重用劉秉忠如出一轍。校刻藏經，實為成祖對佛教最大功績。[465] 武宗信佛尤篤，惟世宗因信仰道教之故，毀宮中佛像及京師佛寺，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皆為顯宦，道教之勢力漸大，竟因誤服道士王金丹藥而死，佛教又復隆盛起來。其時佛教，分禪講教三種，禪重參悟，講重說法，教則專事祈禱禮拜等儀式。佛教的形式雖具，精神已漸衰落，喇嘛教的勢力猶駕佛道而上之；但普通宗教思想皆趨於三教一致，即佛教亦僅餘禪淨二宗流行民間。清代以滿族入主中國，有蒙古人尊崇喇嘛之遺風。惟清代帝王中頗知尊重儒術，提倡佛教，以籠絡中國人民。順治為帝，亦如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遊民之窮無所歸、以僧院為逋逃藪者，又比比皆是。於是流品既雜，佛教愈陷於破產地步。同時以尊崇喇嘛之故，留宮唪經皆為喇嘛，真正佛教已無足述。
但是清代諸帝中，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皆喜參禪理，尤以雍正的《御選語錄》收其禪師名言，與乾隆的集刻《龍藏》，[466] 又以滿洲語翻《大藏經》為最大工作。嘉道以後，一以因佛教內部的腐化，一以因太平天國的影響，佛教遂一蹶不振了。
形式的佛教雖衰，而研佛的居士卻漸多，如宋世隆、畢奇、周夢顏、彭紹升諸人以外，[467] 江都鄭學川、石埭楊文會，皆注意於刻經事業，狄葆賢設流通處於上海，並辦《佛學叢報》。民國以後，有中華佛教總會成立，以及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淨業社，常熟的華嚴學院，武昌的佛學院，廈門的閩南佛學院，[468] 常州的清涼學院，南京的內學院，都是謀中興佛學的組織。沙門中有赤山法忍、天寧清鎔、鼓山古月、留雲密融等宏揚禪宗，諦閒、月霞的大開講筵，以及天童敬安的奔走護法。發刊雜誌的，如太虛所主的《海潮音》，歐陽竟無所主的《內學》，咸期有以發揚教理。當光緒庚子時，自敦煌千佛洞發現唐人寫經，最足予不絕如縷的佛教以新生命。於是從最近的佛教看來，寺院的佛教僅存廟宇，為遊人的憑弔，與僧徒的寄食，衰落已到極點，而學者的研究，在學理方面卻大有發展，思有以迎合時代的潮流。
至於道教，自明世宗一度尊崇以後便毫無生氣，僅有世襲的張天師專恃符籙祈禳以延其殘喘。民間的宮觀與逐食的道士，亦不過為營業之一，絕無宗教意義。清代帝王中未有注重道教的，甚至康熙有「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之諭。道光停止張天師入覲，最近且並張真人的封號亦取消；道教幾已無形消滅了。不過學者中對於老莊諸子頗多從哲學方面加以研究，不以宗教上的經典目之了。
二 基督教的宣傳
自元代亡國，基督教亦隨而消滅，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又復捲土重來，是為基督教傳教於中國第三期。開創第三期工作的教士，要算義大利的利瑪竇；其實在利瑪竇之前、與利瑪竇同時的，又有好些人，不過這些人沒有顯著的成績，所以不能取得歷史上的盛名。惟有利瑪竇，他在1582年偕勞吉耳同來中國，[469] 居於澳門，不久勞吉耳仍返羅馬，只留利瑪竇一人，潛易僧服至廣東肇慶，便在肇慶學習中國語言。後來得到郭制台的允許，代為奏請朝廷，許其留居肇慶，奏請的理由則為：
「因澳門商旅雜遝，市闐喧豗，為交通孔道，而不便於研究學術，擬在肇慶建築房屋，設立教堂，得以祈禱、求學、幽居、默想，對於所學必更能增進。」（見《大西利先生行跡》）
從此，利瑪竇便在中國有托足之地，漸漸地擴展起來，以致於成功了第三期的基督教宣傳，不可謂非煞費苦心。因為這一期的宣傳工作，與前兩期大不相同，前兩期都是受著皇帝的歡迎、大官的提倡，這一期乃純從教士自己的努力，並沒有借著帝王的勢力。我們從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跡》看來，至少可以看出利瑪竇幾點成功的要素：
（一）他善於交際中國朝野的學士名人，當初到香山墺的時候，便得制台陳文峰的邀請同商墺事，及至端州，又獲交郭制台、王太守，贈以地圖、渾天儀、地球、考時晷、報時具等物，以是乃得於肇慶有立足地。後來獲交名士姑蘇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謁中丞陸仲鶴及建安王，陳交友之道，作《交友論》以獻。顯宦如王忠銘、趙心堂、祝石林、王順菴、吳左海、馮琢菴等，名儒如李心齋、李卓吾、李公素等，莫不與之往還，艾《傳》所舉不下百人。卒得劉心同之介紹，入京覲見，又獲交京中名士，得徐玄扈（即光啟）、李我存（即之藻）、楊廷筠的皈信，為此時基督教柱石，稱為聖教三傑，利氏著作皆出其手。
（二）他能努力研究漢學，主張融通儒理。利氏初居端州約有十年，其時專習語言文字，誦讀中國書籍，六經子史無不通曉。不獨能寫作流暢的中國文字，並能摹擬中國下級社會談吐，熟悉各種風俗禮節，了解中國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對於儒家的祀祖祭天極主容納，並且尊敬孔子學說，所以得學士大夫的歡迎與朝廷的優遇。但亦因此引起教會內部的反對，為後來衰落原因之一。
（三）他能介紹西洋學說，開發中國人的閉關思想。當時中國人絕不知有世界之大與科學之名，一見世界地圖、時辰鍾等物，咸驚為見所未見。自利氏首先以西洋學說輸入中國，使中國在天文、歷數、輿地等等學術上，得開一新局面。他所譯著的《天學初函》，分理、器兩編，一以發揮天主教義，一以介紹格致之學，於中國學術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綜利氏一生工作，不可謂非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開創功臣。厥後繼承利氏而起的教士亦皆努力於此，藉學術以發揚教義。天主教遂得流行於上級社會，極一時的興盛，但不久便引起了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禮部侍郎沈㴶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欽天監楊光先主動的，雖受一時的極大打擊，而基督教潛勢力的偉大未見稍衰。及至教會內部發生派別之爭，乃有解散耶穌會之舉，於是耶穌會自利氏以來一百九十年的工作歸於消滅。但耶穌會雖經解散，而別派天主教乃繼續傳布，至今不絕。距耶穌會滅亡後三十四年，有英國馬禮遜傳入基督新教於廣州，蓋即基督教第四期在中國的開始，迄今又傳布一百三十多年之久了。當馬禮遜初來中國的時候，亦感受很多的困難，不獨遭中國人的反對，亦遭外國人的反對，英國商人既設法阻止其來華，葡萄牙人又恐影響其商業，加以天主教在澳門的教士百般的反對，不能入中國境內。但馬氏排除一切阻礙，毅然來華，隱居廣州有二十七年之久，翻譯《聖經》，印刷書籍。[470] 厥後雖有英德美三國繼續來華的教士，然皆不能公開傳教，進入內地。及至道光年間，因鴉片條約許開五口商埠，教士得傳教條約的保護，於是絡續而來，宣教事業日漸發達。各宗派之來中國者，有一百三十餘派之多。英國教士戴德生到上海，組織內地會，用刻苦的精神，推廣及於汕頭、寧波等等內地。庚子一役，北方教會受義和團的反對，殺戮教士和教徒無數，但基督教反因此而更形發達。直至民國成立，發生非教運動，基督教自知內容的腐敗，力圖整頓，有本色教會的提倡，脫離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於是基督教又造成一種新的趨勢。總本期基督教的工作，影響及中國思想的改變，有很顯著的下列幾點：
（一）平等自由的主張，掀動了中國固有的思想。首先提倡男女平等，興辦女子教育，如福州的敏英女學，自辦理至今已歷七十餘年。於是女子之讀書求知者日愈多，受教育之女子從階級制度中得解放。提倡天足，撲滅纏足的惡風；婚姻自由，打破買賣式的制度。今日女子解放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從此起頭的。
（二）介紹科學，較前期基督教尤為努力。當時西來的教士，莫不以翻譯西洋科學書籍為最大工作。於是中國學術界鑒於八股試帖的毫無實用，漸知研究科學，破除迷信。當中國尚盛行科舉的時候，基督教即仿西洋學校制度創辦學校，列格致為學校課程。中國變法維新，廢科舉，設學校，而所採用的格致課程，尤多仰給於教士的譯本。當時教會所設立的譯著機關，如至今尚存的廣學會，乃其一也。
（三）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影響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久伏於皇帝統治下的人民，漸知中國乃中國人的中國，不但發生種族的革命，尤其發生階級的革命，於是帝制果然推翻了，一切社會的組織亦漸趨於平等。封建社會，階級制度，漸漸崩潰。當革命未成之前，能公然宣傳平等思想，惟有藉條約保護的教會不受政府的干涉。是以有若干革命領袖，都借教會為宣傳的地方，孫中山亦曾為基督徒，而受此種思想的影響的。
現在的基督教雖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候，為一般社會所唾棄，但追原其起初的貢獻，似不能從歷史上將它一筆抹煞。
三 思想解放與趨勢
五十年以前的中國人民，完全處於儒家思想支配之下，只知道所謂三綱五常，緊緊地為舊禮教所束縛。海禁既開，西洋學說隨著各國商船載入中國，科學思想，平等精神，漸漸動搖了中國固有的禮教，產生出革命的思想。首先倡種族革命的洪秀全，雖然功敗垂成，但種族平等的思想卻種入於中國一般人的腦海。可惜這個時候，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皇恩深重，為滿清效忠，如曾國藩一流人，為中國舊禮教忠君主義的奴隸，猶抱著天下之大，中國獨尊，西學之入，認為是用夷變夏，當加以嚴厲拒絕。士大夫中既不少此類人，無知愚民因此釀成排外的舉動，如義和團的扶清滅洋，結果反受了極大的損失。於是從排外的思想變為媚外的態度，處處以摹仿西洋為事，全盤地承受外來的方法，以為凡屬西洋方法都是好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動。康梁維新，演成戊戌的政變，雖亦失敗，而滿人已知道適應時勢，為表面上的敷衍。卒以辛亥一舉，帝制消滅，成為五十年來新思想運動所結出的第一果實。
政治上雖有這一度的表現，而社會思想方面猶復蹈常習故，因循敷衍，於是陳獨秀等人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發起新思想運動的團體，發刊的《新青年》雜誌，專以破壞舊禮教舊思想為務，青年人受其影響者速於置郵傳命。同時胡適等提倡白話文，推翻貴族文學，吳稚暉等提倡注音字母，謀語言的統一，這都是思想解放的先聲。厥後五四運動的霹靂，不但驚覺了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心理，更是喚醒了全國人的迷夢。
從此解放之聲，自政治家以至於販夫走卒，咸知奔馳於自由之路。於是社團的組織日益多，鼓吹的刊物日益眾，有關於男女社交的，有關於家庭制度的，有關於文學思想的，有關於經濟組織的，有關於倫理道德的，莫不向舊社會舊思想宣布獨立，奔向自由的目的。最近三民主義的革命成功，尤注意於民族的解放，努力於國際間的奮鬥，從不平等條約中求解放，謀建設一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宗教思想方面，當然要隨著歷來的新思想運動發生極大的改變。無論唯心唯物的人，都覺得儀式的宗教是一種迷信的表現，應當從人類社會中把它消滅。尤其是唯物主義者，絕對不承認宗教的地位，要從根本上把它剷除。但在唯心的人，以為宗教尚有其精神上的價值，須從實質上加以改良，把精華的所在提貢於人們。於是現在獨盛的佛教與基督教兩種，皆起了內部的革新運動，期適應現代的潮流。此外關於中國固有的天祖崇拜，與種種神怪風水星相等迷信，皆已臻於末路，將不旋踵而消滅了。這也是思想解放中的一種趨勢。
第二節 耶穌會的輸入與傳布
這時候在宗教中占得最大勢力的，除佛教外，只有基督教一種了。佛教在中國已有深長的歷史，影響於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很大；不過現在的佛教，也已經從宗教的地位變成哲學的研究了。下等社會的信仰佛教，雖然還是帶著迷信的色彩，而智識階級中人大多主張吸取其學理，打倒其宗教。在佛教本身方面，亦無何種特殊的貢獻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
至於基督教，卻占了現在中國宗教中特別普遍的地位，所以值得特別的提起。
一 耶穌會的輸入
元代在中國傳布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謂天主教，不過當時有顯然的兩派：一派叫聶斯脫里派，就是唐朝的景教，一派叫佛蘭西司可派，兩派曾經發生過衝突；但是在元朝滅亡以後，這兩派基督教都一齊消聲匿跡。
明朝的起初，正值歐洲有新舊教之爭，那些舊教徒便向東方發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有耶穌會派教士沙勿略（St.Francisco Xavier 1552），也有人翻做聖舫濟，[471] 奉羅馬教會之命，從印度來到中國廣東的山川島——葡萄牙人居留地，葡萄牙商人恐怕基督教事業影響他們的商務，竭力阻止他到陸地上去，不多幾時他就死在這個島上。後來就有同派的奴涅司（Nunes 1555）、克魯司（Cruz 1556），以及奧古斯丁派的赫拉達（Herrade），佛蘭西司可派的阿爾法羅（Alfars），先後來華，居於島上。直至1560年，有法里那尼（Valignani）來居澳門，[472] 因不能入中國境內，乃於1571年建耶穌會教堂於澳門，努力於日本傳道事業。他因為不能到中國，所以曾經對中國界上的石山發出沉痛的嘆息，說道：「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開裂、歡迎吾主啊？」可見當時傳道進中國的不容易了。
到1580年，耶穌會繼續派遣羅明堅（Michaele Ruggieri或譯勞吉耳）與利瑪竇（Matteo Ricci）二人同到澳門，[473] 法里那尼便叫他們入中國傳教。不久羅明堅回羅馬去了，獨利瑪竇改換僧服，潛入廣東肇慶，這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的開始。
利瑪竇既然到了肇慶，學習中國語言，得了撫台的允許，請願朝廷，就在那裡建寺營居。十年後他移居到韶州，便把肇慶的寺宇讓給司馬劉公。起初，他為了便於居留的緣故，曾經身穿僧服，這時候聽了范禮安之勸，改穿中國儒者的服裝，以便與中國士大夫往來。於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中國化了；不獨專心研究中國文字，更能仿效中國下級社會的談吐，接交了許多中國文人學士。1601年偕龐迪我同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明神宗，[474] 把經像及萬國輿圖、自鳴鐘、雅琴等物獻給朝廷，頗蒙嘉獎，遂賃市房於京師。在京約十年，至1610年病歿，朝廷賜予葬地。
綜計利氏在中國約三十年，由廣東到江西又到南京以及於北京，到處受中國士大夫的歡迎，甚至有慕其學問遠道來訪的。因而皈依其教的有二百人之多，其中如鍾銘仁、黃明沙等人，後來竟因此而受極大的艱苦，又有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幫助他譯著了許多書籍。他自己也能寫作流利的中文，所獻給建安王的《交友論》，出於他自己的手筆，後來經過萬曆進士王肯堂修改，但是他的原本文字亦很通順，可見他學問的淵博，所以得人的信仰。欲知他的生平，有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跡》。
二 教士的著作與事業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工作，最大的貢獻厥有四項：（1）讚揚儒教，（2）結交名士，（3）介紹科學，（4）翻譯書籍。大部分的工作還是在著作方面，在韓霖等所編的《聖教信證附錄》里提起他所著的書，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辨學遺牘》、《幾何原本》、《交友論》、《同文算指》、《乾坤體義》、《勾股義》等十五種。
在這編中所列舉的八十九個教士，大多數都有遺留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龍華民著有《地震解》、《聖教日課》等八種；龐迪我有《七克》、《人類原始》等七種；高一志有《西學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勵學古言》、《幼童教育》等十五種；熊三拔有《泰西水法》、《簡平儀說》、[475] 《表度說》等三種；陽瑪諾有《聖經直解》、《景教碑詮》、《經世金書》等八種；畢方濟有《靈言蠡勺》、《睡答》、《畫答》等三種；艾儒略有《西學凡》、《幾何要法》、《職方外紀》等二十五種；鄧玉函有《奇器圖說》、《測天約說》等六種；湯若望有《渾天儀說》、《古今交食考》、《恆星表》等二十三種；羅雅各有《比例規解》、《五緯表》等十九種；利類思有《超性學》、《不得已辯》等十八種；南懷仁有《康熙永年曆法》、《坤輿全圖》等十三種。這些都是關於天文學、歷算學、輿地學等等有名作品。此外如傅汎濟的《名理探》，則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始；鄧玉函的研究《中國本草》至八千種之多，是為中國植物學研究之始；張瑪諾的設學淮揚，為中國有學校之始。其他各教士闡道的作品實在不勝枚舉，內中有不少尚可以從天主教圖書館中找到的，可見明末清初的教士他們介紹西學的努力了。這些教士大都散處在燕京、廣東、江西、江寧、浙江、江蘇、河南、山西、福建、陝西等省傳教，有幾處公共的墓地，如北京阜成門外的滕公柵欄，廣東的香山墺，杭州的方井南，南京的聚寶門外雨花台側，福州北門外十字山，都是當時教士們叢葬的地方，現在還可以找到它的形跡，這也可以看見當時基督教發達的一斑。
不但如此，當利瑪竇傳教北京以後，湯若望、羅雅各等教士頗為明思宗所信任，所以當時的教士得在中國十三省中自由傳教，於極短的時間內，信道人數達到數萬。上自皇帝廷臣，下至庶民士子，都有信仰其教的。瞿紗微、卜彌格竟能感化明熹宗皇后及崇禎帝信教，[476] 同時皇族中受洗者有百四十餘人。明室既亡，偏安於兩廣的桂王，其大臣如瞿式耜（即瞿太素之孫）、丁魁楚（即立唐王於福州者，此二人後皆殉國）、龐天壽等人，首為基督教熱心信徒。名媛如金聲之女、許纘曾之母（即徐光啟孫女）以及清初名畫家吳歷，都信奉其教。永曆太后（聖名烈納）、馬太后（聖名馬利亞）、王皇后（聖名亞納）、太子慈烜（聖名當安）皆受洗奉教。明廷既陷於危難，還想借教士的力量恢復國家，所以派遣教士卜彌格攜帶永曆太后諭文及龐天壽書信，赴羅馬呈請法王因諾曾十世；龐天壽復派家人隨往，由廣州西行，經印度及波斯而至羅馬。不意其時適因諾曾逝世，亞歷山大第七繼任，及卜彌格得新法王覆書回華，桂王已力窮勢蹙，播遷雲南，永曆太后及龐天壽皆已物化，卜氏遂流離安南，次年亦即病死。
明室既亡，清人入主中國，仍優待當時教士；湯若望以治歷算之學，得為欽天監監正之官。當時天主教新當落成之時，世祖親賜「欽崇天道」的匾額。這些教士因長於歷學制炮之術，頗得朝廷信仰；雖先後有沈㴶及楊光先兩次的反教風潮，不久仍漸恢復，能夠自由地傳布。[477]
三 教士在科學上的貢獻
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開傳道的機會，都是由於他們努力於科學和藝術的介紹。我們從上述的各教士著述中，看見有許多關於科學藝術的作品，這便是西洋學說輸入中國的起端。那時候的中國並不知什麼叫做科學，一看見萬國輿圖、天文儀器、自鳴鐘以及關於天算的書籍，都詫為新奇，便引起了許多人的羨慕和學習。在那些教士，不過欲用學術來做傳道的工具，想不到卻因此下了中西學術溝通的種籽。
他們在介紹這些學術以外，並且親身幫助明清兩朝鑄造槍炮，這原是與基督教宗旨根本違反的，但是卻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機會，不可謂非絕大的僥倖。首先為明代鑄造戰炮的，要算羅如望與陽瑪諾二人，在1622年的時候，熹宗皇帝鑒於滿洲勢力的日漸張大，而且有白蓮教作亂，把已經放逐的教士（因沈㴶奏參的）召回來製造銃炮。到毅宗的時候，又繼續命湯若望與羅雅各等製造，然卒不能挽回垂亡的明代。偏安在南方的桂王，還想借教士的力量向西方基督教國請求援助，予以精銳的武器，恢復國家；到底因為內亂頻仍，滿人已乘機侵入，無法挽救。到了清朝，一般教士仍獲得世祖的信任，湯若望等繼續其治歷的職位。及至三藩抗命的時候，聖祖又命南懷仁於治歷之餘鑄造鐵炮，造成大小百二十尊，分送陝西、湖廣、江西等處；後來又造成輕便的歐羅巴式神威炮三百二十門，在盧溝橋試放，聖祖親臨觀看，大加讚賞，賜以工部侍郎職銜，以示優寵。
至於他們在天文歷算方面的貢獻尤為巨大；自明熹宗起用教士龍華民、鄧玉函開曆局於宣武門內首善書院，推步天文，製造天算儀器及纂修曆書以後，湯若望、羅雅各、徐光啟等亦多參加是項歷算的工作。崇禎以湯等所著《新曆書》較諸欽天監的推算為準確，遂擬頒布西洋新曆，適因明室滅亡，遂不果行。清世祖定鼎後，仍優待湯等，頒行新曆，斥去《大統歷》，命湯若望掌欽天監印信，引起了楊光先的反對，廢棄西曆，復用明歷。不久又因推測日影的錯誤，復起用教士南懷仁為欽天監副，又招致恩理格、閔明我、徐日升等共治新曆，修整儀器；南懷仁著成《新制靈台儀象志》十三卷，西法新曆又復頒行。此後教士中為歷政顧問的不一而足。聖祖又命教士等分赴蒙古及中國內地測量地形，制為地圖，名曰《皇輿全覽圖》。可見教士於天文歷算炮術輿圖等的盡力；西洋物質文明影響到中國的學術界，不可謂非有相當的貢獻。
四 非教風潮與天主教的衰落
在明清之交，發生過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由禮部侍郎沈㴶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由欽天監員楊光先主動的。先是利瑪竇既得神宗的尊敬及士大夫的欽仰，教會日臻發達，便引起一般人的反對。及利死後，即有強烈的反動發生於南京，沈㴶連上三疏奏參遠夷，以暗傷王化為理由禁止傳教，朝廷卒為其言所動，於是於1616年拘捕鍾明禮等信徒八人，嚴行鞠審，送司法定罪。第二次又拘捕鐘鳴仁等十一人及幼童五人，分別定罪。這就是所謂南京教案。由禮部會審了好幾次，認為一樁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些被捕的人吃了許多苦楚，甚至有因此喪命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基督徒第一次為教而死的。西教士王豐肅也被捕監禁，[478] 並移解出境。我們讀了當時沈㴶的三疏及禮部會審的記錄，與遞解王豐肅的移文，均覺得這次的風潮是非常之大的。其餘在中國的傳教士也一律驅逐出境，教會幾乎因此消滅，雖有徐光啟所上《辨學章疏》，竭力為教士等辯護，也沒有效果。但是當時朝野中贊成天主教的人也很不少，不過對於這件案子也無法挽救。東林黨葉向高曾有《贈西國諸子》詩，盛稱其教理的宏深，有「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泠然得深旨」的話。[479] 李卓吾、李日華、池顯方等皆有贈教士詩，極表其敬慕之意。沈光裕聽湯若望講經，也感而賦詩；錢路加有五言二十韻長詩贈湯若望。這些可以見得當時士大夫中對於教會的好感。但是也有痛罵的詩，如姚燮的《天主堂》詩，周瀛暹的《有感》，都以夷狄禽獸罵之。見於文告的也有兩方面各是其是的文字，如山西絳縣雷翀的告示，題名為「尊天祛邪」，說「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480] 西儒修身事天，愛人如己」等雲。福建建寧縣左光先（左光斗之弟）的告示，有「天主為普天共主，群生大父，利先生首入中華，倡明景教，艾等皆西儒拔萃……蓋西儒之學足輔王化，毋妄相揣度」云云。同時福建巡撫海道施邦耀的告示，卻詆為邪教，並搜捕信教之人，有「通夷羅在不赦，捕得黃克私、李財六及夷人二名，令縣民具結，十家連坐」等話。這可以見得兩方面的意見。
非教文字中的最有力的，莫如黃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請辟天主教書》等。他是一個信佛的人，自稱為天香居士或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為立場，所以說：「佛道至高，以攝九十六外道之法攝之，免其惑世誣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他曾經上書於其師顏茂獻，舉天主教的可患可憤者五條，請其著論辟之。他的《破邪集》中收羅了許多非教的文章，如張廣湉的《證妄後說》，有「西人誣妄先師」的話；鄒維璉的《辟邪管見錄》，有「譸張為幻，左道惑人」的話；釋普潤的《誅左集·緣起》，有「斬祖先之祀，亂秉彝之大倫，於是集緇素之文，以誅左道」的話。他的原意，欲鼓動佛教的聯合戰線，所以便引出許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潤的《誅左集》，密雲的《辨天三說》，袾宏的《天說》，[481] 圓悟的《辯天說》，通容的《原道辟邪說》，如純的《天學初辟》等類甚多。
此外如王朝式的《罪言》，鍾始聲的《天學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啟陸的《誅夷論略》，許大受的《聖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辯正》，陳侯光的《辯學芻言》等類，皆為非教有力的文字。他們非教的理由，大約以破壞中國倫常為骨幹，以陰謀不軌為罪狀，故能喚起了許多人的同情。
第二次非教運動由楊光先首先發難，響應的人也不少；清廷竟因此下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於獄，以謀為不軌的罪狀，將宣告死刑，同時各省教士都加以拘禁。官吏中有信教者革職處罪，天主教在此時幾乎完全撲滅。不意因為迷信地震為天之示戒，竟釋放被囚教士，放逐之於澳門，不多幾時，又因召制槍炮，得恢復其布教自由。這一次非教也是非常厲害，楊光先所著的《不得已輯要》，中間有三篇《辟邪論》，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字。在錢大昕《筆記》中謂「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慾以重價收買《不得已》而焚之」。這是不是事實？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在《不得已》中所載的幾篇文章，確引起了極大的風潮。其駁斥教義的理由，與沈㴶等的意見差不多，中間自然有許多不情不實、捕風捉影的話，也是時代思想使然。最足以激動人的地方，就是說教士們的行動都是含著不可測度的危險，包括於「謀為不軌」四字，於是帝王也受了激動，要撲滅它了。他們都以辟邪自命，究竟所欲辟之邪，一半是由於衛孔的熱心，一半是由於傳聞的誤會。在《不得已》書中所刊著的曾國藩《致威妥瑪》書與《湖南闔省公檄》中，有許多可笑的話。曾書以孔教為立場，無非那一套用夷變夏的老調，但也寫得很有聲色；《公檄》舉七妄十害，竟有取童精，剜目製藥，取黑棗，探紅丸等罪名，這種謠傳在最近三十年前還很普遍，當時人的智識如此，固不足怪。不過就文而論，比現在一般非教文章，實在還要高明得多。
這兩次的非教運動是不是使天主教衰落的原因？那絕對不是的。天主教真正衰落的原因，乃起於教會的內訌。內訌的焦點就是多美尼可派、佛蘭西司可派與耶穌會派神學思想的衝突。耶穌會派自利瑪竇到中國來，迎合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即以崇拜祖先與尊敬孔子，認為無妨教旨，大開方便之門。而多美尼可派等則認為耶穌會士的賣教求榮，便呈控於法王因諾曾十世，[482] 法王便斥耶穌會派的不當。耶穌會派即派遣衛匡國赴羅馬申辯，適值新法王亞歷山大七世繼位之初，聽耶穌會派的解釋，認為適當。過一年，因諾曾十一世的時候，[483] 為調停兩派紛爭的意見，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話來解答：「如果這些儀式不是當作偶像的崇拜，而是當作一種社交的方法，便可不必過問。」這種意見不但不能滿足兩派的意見，反而增加了兩方的爭論。
這時在中國總轄教會的主教名叫梅格羅（Maigrot），他也反對耶穌會派的主張，所以報告法王，說耶穌會報告與事實不符，法王克勒勉十一世發教書責耶穌會士的不當，[484] 並宣諭：此後對神稱謂，不得用天或上帝，須用天主之名；並遣主教鐸羅代表法王覲見中國皇帝，呈遞教書。康熙帝告以中國祀祖的意義，否認法王有規定中國教義之權。鐸羅見勢不佳，深恐清廷與法王發生糾紛，把法王教書匿不發表，想先令清廷承認他有總轄中國教會之權，逐漸使耶穌會派教士服從法王命令，這是他的一種權宜之計。但是康熙帝很右耶穌會派的主張，以為中國之天與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國拜孔祀祖，與基督教義並無衝突；基督教聖書與中國經書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絕對的不可能。這即是耶穌會的主張。康熙帝便把這意思布告全國教士，凡不遵從此意見的立即放逐出國，所以當時因此被逐出國的教士很多，主教梅格羅也在其內。但是鐸羅所攜的法王教書，他既然不敢用法王的命令公布，卻用自己的名，取其精義，發表公布，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立即退出中國。康熙帝見了大怒，拘捕鐸羅，放之澳門監視，竟死在獄中。清廷又發一種居留證於教士，凡沒有這居留證的不准居留中國。同時法王亦有相反的命令，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不許在中國傳教；並且為了要實行這條命令起見，派遣嘉祿主教到中國來。他見了康熙帝這樣的堅決，同時又聽了耶穌會教士的分訴，覺得法王的命令很難實現，他就在法王教書的後面，加上八條調停的話，大旨說，教會所行儀式如果是純粹的社會儀式，不妨容納。這種讓步原想得到兩方的諒解，豈知法王絕對否認，於是當時教士便陷於進退維谷之勢。雍正繼位，適有教士參與八卦教陰謀嫌疑，於是閩浙總督滿寶奏請放逐外人，並禁止諸色人等信教，同時法王亦有解散耶穌會的命令，於是在中國有過一百九十年工作與二十萬信徒的耶穌會天主教，就此疾終正寢了。耶穌會雖已消滅，但別派天主教仍得繼續活動，如拉雜利司特派的在南北兩京，佛蘭西司可派的在陝西，密西翁司派的在四川，多美尼可派的在福建，葡萄牙教會的在澳門，可見天主教的傳教事業並未中斷，不過換了別派的人罷了。這是第三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大概情形。
第三節 基督新教百年來的情形
一 馬禮遜的來華
傳入基督新教到中國的，誰都知道是英國馬禮遜，他是1807年（嘉慶十二年）到中國的。當時從英國到中國來，只有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國人都反對馬禮遜到中國來傳教，因為恐怕影響他們的商業，所以不准他買票登輪；他既然不能直接到中國來，他就乘輪到美國，再從美國到中國的澳門（這是西人的居留地），跟著東印度公司中的書記叫士丹頓的，到了廣州，他努力於翻譯《聖經》的工作。[485] 因為他沒有到中國以前，曾經得到一個中國人叫容三德的，教他漢文華語；又在倫敦博物院裡得著一本漢譯的《聖經》，他就親手把它抄錄三十頁，容君幫助他抄到《希伯來書》為止，他就把它帶到中國，作為翻譯聖經的根據。當時中國官吏對付洋人非常嚴厲，所以他在廣州布道翻譯很多不便，就在1812年退到澳門。澳門是在天主教勢力範圍之下，他所譯著的書被天主教認為邪說，悉數焚毀。他又回到廣州襄助商務，白天辦公，晚上傳教著書。他所著的第一本小書叫《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第二本叫《問答淺注耶穌救法》，第三本叫《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歷代略傳》，第四本叫《養心神詩》。因為廣州官吏嚴禁傳教印書，不得已將印刷工作遷到麻六甲，1814年有米憐教士到中國來，幫助他創辦印刷局於麻六甲，印成馬禮遜所譯的《新約》並其餘所譯的書籍（馬氏是第一個把《聖經》譯成漢文的人，其完成這偉大的工作是在1819年11月25日，脫稿於廣州）。這一年在澳門收得第一個信徒叫蔡高，他本來是一個印刷手民，後來為天主教所陷害，死在監里。越二年米憐在麻六甲收納第二個信徒叫梁發，做中國第一個宣教師，他的墳墓現在遷在廣州嶺南大學裡。馬禮遜在澳門譯完《新約》後，又譯《舊約》，並著成《華英字典》，[486] 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他曾經到北京任英使館翻譯，不久即南回。第二年又收了一個信徒叫屈昂，後來在香港幫助李雅各辦理印刷事業。[487] 馬禮遜死於1834年，前後在中國工作二十七年，在譯著的方面與前期的利瑪竇差不多。米憐也幫助他譯《舊約》，梁發也著了些布道小書，叫《勸世良言》。當米憐在麻六甲的時候，創辦一個英華書院，這是教會創辦學校的起頭，後來李雅各做這個學校的校長。這是馬禮遜開創第四期基督教的大概。
二 基督新教的擴充
自馬禮遜以後，倫敦會繼續派教士來華；米憐至廣東，麥都思至上海，米憐之子米利尼至寧波，楊格非至武漢、天津，艾約瑟至煙臺及北京，於是由粵而推廣到北方。李雅各曾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這也是一件極大的工作。
1830年，公理會有美教士裨治文至廣州創辦英文報章，為中國有報紙的第一種。1835年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加坡創辦女學校，1844年阿爾德女士創女學校於寧波，這都是中國有女學的起始。後來也逐漸推廣到福州、直隸等處。孫中山也在1883年在香港喜嘉理牧師那裡受洗。從此各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禮賢會郭士立設教會於香港，王元深（即王寵惠之祖）是首先信教的一個。聖公會有駱君等由廈門而到上海，後來在1851年設學校於上海，即今之聖約翰大學。及至鴉片戰爭以後開五口商埠，傳教士得乘此進入中國自由傳教。但是這時候對於教會猶多疑懼，《天津條約》成立後，中國人民的觀念漸漸改變，基督教遂得以儘量的擴充。於是先後來中國傳教的教會，如長老會的擴充到北方，歸正會在廈門，浸禮會在寧波，美以美會在福州，聖道會在天津，內地會在杭州，基督會在南京，瑞華會在河南，信義會在湖北，英美會在四川，協同會在陝西，聖潔會在山西，遵道會在湖南，自理會在雲南……都次第建立，到現在多至一百三十餘不同的宗派，布滿全國，向內地四出布教，雖有小小非教風潮，卒賴條約的保護，一般人民都敬而恨之。其間最努力於傳教事業者，要算內地會的戴德生，他在1865年自動到中國來，並不受什麼教會的差遣，他穿著中國衣服，與中國人一同生活，用刻苦的精神設立教會於杭州，後來推廣到南京、鎮江、揚州，以至於安徽、湖南、山西、浙江、蒙古、貴州等處，其範圍為最大。他們的傳教士都是勤勞耐苦，他們的教會不分國籍，不分教派，也不勸募捐款，全以信仰為基礎。五十多年以來，教徒有十二萬左右。從內地會開了這種刻苦傳道的方法，其他教會都想效法它，於是傳教的風氣為之一變。
當時傳教的方法，除注重在口講宣傳外，又皆注重於兒童教育，創辦男女學校及主日學校。一部分創辦譯著機關，著作發揚教義的書籍及翻譯西洋科學，發行許多布道小品。宣教士如馬禮遜、裨治文、李雅各、費來、衛三畏、丁韙良、狄考文等，在著作方面雖不比前期的成績，但是影響到中國的學術思想者很大。例如花之安用中國的經書來闡明教義，李提摩太用佛理來解釋教義，林樂知介紹西洋學術，辦《萬國公報》，李佳白創辦尚賢堂，融通各教，以及其他創辦雜誌報章，組織天足會、濟良所，都對於中國的革新運動有巨大的影響。各處又創設醫院，療治疾病，辦理賑災事務及其他孤兒院、盲啞學校等慈善機關。教會在各處漸漸取得人民的同情，信徒之數日益增加，及今統計有四十餘萬之多，可以說發達到了極點了。
三 反教的風潮
教會既日益發達，人品自漸漸複雜，內地教徒往往有不良分子，借假教勢，為非作惡。同時天主教收羅許多下等遊民，結怨民眾，地方人民皆飲恨側目，於是各處常有擾動情事，甚至殺害教士，拆毀教堂，外國政府乘機取得許多利益。每一次教案發生，中國便遭一次巨大損失；賠款租地，有好些是以教案為導火線的。又有一事使民教互相水火的，就是教會所宣傳的教義，與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發生絕大的衝突，好像反對崇拜祖先，與反對種種鬼神迷信，主張男女平權……都極端違反一般社會的思想。固執的人認為是破壞中國禮教，等於洪水猛獸，於是一般社會與教會有積不相能之勢。又見西教士的舉動，都疑心其別有作用，於是發生許多謠言，說他們是外國偵探。果然也有不良的教士，把中國社會中的醜惡情形及國家內幕報告到外國，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加以歷來從戰爭所受的損失，歸咎到教會身上；從此結怨愈深，乃發生庚子年義和團的暴舉。這原不能完全歸咎於教會，但是教會卻也不能辭其咎的。義和團之變原是一種愚忠的舉動，北方教會受巨大的逼迫，教士教徒的被殺不計其數。結果，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帝蒙塵，賠款講和，中國在國際上又受莫大的恥辱。然從另一方面看來，教會卻因此得一良好的教訓，不良教徒漸加淘汰，教會根基更加穩固。中國人民對於教會亦改換一種觀念，民教漸漸相安，這是從反對風潮中所得的結果。
民國成立以後，思想自由，從不平等條約的問題遷怒到教會身上，又發生非教運動，比較庚子年的一時暴動更為有力。數年以來，教會日處在反對聲浪之中，工作幾陷於停頓（這一層下節當另說明）。但同時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來的非難，漸漸覺悟，從內部上加以整頓，主張創造本色教會，洗滌西洋色彩，以適合中國固有的國情，所以最近的幾年來，宗派思想的漸漸消滅，西國教士的漸漸卸責，教會的名稱漸改為「中華基督教」，自立自傳的聲浪亦日益高唱，教會學校亦漸向中國教育部註冊，這些都是從反教而來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出，在教會內部有兩派思想的衝突，就是所謂新舊的戰爭，這雖然是教會歷史上從來不斷的爭衡，然而在中國卻是因時代的潮流而發生更顯著的現象。所謂舊派的，大概受基要主義的影響，認《聖經》為上帝的話，每字每句都當確信不疑，《聖經》所記童女生耶穌、耶穌肉身復活，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所謂新派，或者可以叫它理智主義，主張科學宗教相調和，所以對於《聖經》中一切不合理智的記載，像基要派所奉為天經地義的東西，都認為是一種寓言或神話，不是事實，盡可以不去理它，只要注重在耶穌的人格方面。這兩派思想，中國教會中已經發現很顯著的衝突了。[488]
四 最近基督教的事業與影響
最近基督教在中國還不到一百三十年，比較前三期還是很短，但是在這短時間內所成就的事業卻已可驚了。現在我們從四部分來觀察：
（一）宣教方面
庚子的變動是中國基督教在宣教方面一個大轉機；庚子以前，全國信徒的數目只有八萬五千人，庚子以後，數目的加增是一個幾何級數，到現在不過三十年，已達四十餘萬人（天主教徒尚不在內）。這個調查是否確鑿？卻不敢斷定；而且這些所稱為信徒的，是否忠實不含別種意義？也不敢說。不過人數的銳進確是一件事實。其次則為教堂的普遍，無論在通都大邑，總有若干不同宗派的教堂，即窮鄉僻壤、山陬海濱，亦莫不有一個小小的教堂與宣教者的足跡。從前所詫為異教的，今則全國婦孺皆聞之爛熟，可見宣教事業的銳進了。據1925年紐約社會宗教研究院調查，在華西教士總數有七千六百六十三人，分駐在七百四十處，又據協進會在1925年的調查，全國天主耶穌教合併計算，教堂有一九二三一所，信徒有二三〇七四四五人，西職員有八六三九人，華職員亦相等，可見一斑了。初期基督教宣教工作都由西國教士主持，最近卻從華人自己努力，進展的快速也是為此。國內布道會的組織，傳教於雲南、滿、蒙，自立教會的疊起，自負宣教的責任，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五年運動，隨在足以表顯華人努力宣教的精神，期能早達自立目的，脫離外國的經濟關係。
（二）教育方面
最初基督教設立學校不過是為教育信徒的子弟，俾免受非教會教育的影響；也有些是專門培植傳教人材與教會學校教師而設。後來教育的範圍漸漸擴大，認教育可以輔助傳教事業，於是教會政策中列辦理學校為傳教重大工作之一，所需經費比任何事業為大。教會學校的進行遂有一日千里之勢。據最近調查，全國教會學校有大學十六所，中學二百三十一所，小學六千八百十二所，統計全國大中小學校學生總數有三三七七四四人。教會創辦學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其實在八十年前已有香港的英華書院，在中國各省首先辦理的學校，如福州的毓英女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以及寧波的育英義塾，以及其他所辦的男女學校，開中國辦理學校的先河。當中國尚在通行八股試帖的時候，教會學校即教授英文、格致等學課，從這些學校里所造就出來的人材，成為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這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不過原始教會學校以發揚教義為宗旨的意義，至今日認為不當，於是強迫的宗教教育便為一般人所詬病，遂改變方針，列宗教為自由課程。最近因尊重中國教育部的主權，教會學校次第立案，內容多所改變。但是教會學校已往的貢獻足以影響到中國的學術與生活，自不能從歷史上把它抹去的。
（三）著作方面
譯著書籍，為基督教傳教的入手工作。初期的著作大概由西教士主持，繼則中西人合作，近且漸趨向於中國人獨立主持。馬禮遜翻譯《新舊約聖書》以外，以《華英字典》為最有貢獻之作，內含漢字四萬餘。他又著《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五經四書擇要簡本》等書，皆為當時切合實用的著作。在教義方面，他著了《新約歷史總綱》、《讚美詩》、《聖教問答》、《天國之道》、《公用禱文》等，共計大小作品凡十九種。
米憐助馬氏譯《舊約》並《勸世文》十五種，及《聖諭廣訓註解》，亦頗切合實用。
丁韙良在中國傳道五十年，曾與范約翰、林樂知等創辦中國聖教書會，刊行《勸世文》、《布道小冊》、《聖書注釋》等書。他所著的有《天道溯源》、《邦交提要》、《格物測算》、《機器大業編》等。又受清廷之聘，任北京同文館館長，竭力提倡新學，灌輸科學智識。
倪維思亦著有《聖徒指南》、《系統神學撮要》、《宣道歸納》、《兩教辯正》，以及一部分的《新約注釋》。
此外如戴德生的《內地會小史》等，楊革非的《德慧入門》等，韋廉臣的《二約釋義叢書》、《格物探原》等，狄考文的《算學書》多種，當時各學校皆採為課本。花之安的《自西徂東》、《馬可講義》、《經學不厭精》，於中國經學有過精密的研究。林樂知有《五大洲女俗通考》、《中東戰紀》、《人學》等，並主編《萬國公報》。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萬國通史》、《五洲史略》等等史學以外，又多闡教及新學之書，曾辦山西大學堂，其關係尤為重大。潘慎文亦著書十數種，又且若干現存的西教士主持五十年來的廣學會，為歷史最久的著作機關，在學術上有特殊的貢獻。當時那些西教士所著作的書籍，大都有中國人為之筆受，如蔡爾康、任保羅、謝洪賚、范子美等人，皆其著者。迄今西教士從事著作的漸少，一切著作事業大都操於中國人之手。據《協和書局圖書匯報》，分書籍為二十七類，約二千三百餘種，最近三年中出版書籍有二十二類，七百餘種。報章雜誌統計有一百三十六種，可見教會著作事業最近的銳進了。
（四）慈善方面
教會慈善事業中，莫先於醫院的設立。1836年彼得伯駕創醫院於廣州，為中國有醫院之始。1861年北京又設立教會醫院。庚子以後，醫院的設立更多，及今統計，全國教會醫院大約有四百所，如北平的協和醫院，長沙的湘雅醫院，南京的鼓樓醫院，上海的仁濟、同仁等醫院，舉凡通都大邑，莫不有教會醫院的設立。而且從教會培植出來的醫士為數更不少，孫中山亦為教會醫學出身的醫生。醫院以外，有孤兒院、盲啞學校、婢女學校、婦孺救濟會、華洋義賑會、天足會、紅十字會等等，莫不從教會發起創辦，漸與地方人士合作。因為基督教教義的第一要義，是在賙濟，所以對於一切慈善事業，都認為應盡的義務。
至於說到它的影響，也不是幾句話所能說了的；現在概括地說起來，[489] 最大的影響莫如破除迷信、新倫理思想、政治革命、社會服務、中西學術溝通的幾大端。基督教傳教的第一步，就是勸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先、不信鬼神等事，所以一受基督教思想影響以後，便從一切鬼神風水星相卜筮等等迷信中解放出來，甚至有侮辱偶像之事，激起民眾的反對。其次，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予中國固有階級倫理以大打擊。基督教講孝道，不單是子的義務，父母也有責任。夫與妻尤為平等，而且反對多妻，不許娶妾蓄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小家庭制度，使宗法社會失其根據。這種新倫理思想卻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說到政治革命，在表面看來，與宗教毫無關係，實際上卻亦受平等思想的鼓動，泯滅階級，[490] 世界大同，為基督教的根本思想；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掀起的風潮，莫不出發於此。看世界各國的革命先例，與中國首倡革命的領袖，皆富有宗教的精神。社會服務為百餘年來基督教所注重的一點，設義學以教貧寒子弟，辦醫院以療人疾病，一切對於社會公益的事莫不儘量實行，一般教士的注重下層工作，尤足以影響到一般社會思想。在中西學術溝通方面，我們從上文已經可以了解。再看初期基督教所用淺顯的文字，白話的《聖經》，不可謂非中國文學革命的先導。基督教的辦學校，教授科學，翻譯西洋書籍，皆足以影響到中國學術方面的改變。這些都是很顯然的事實，至於在宗教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第四節 太平天國與宗教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
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國，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潛伏在秘密黨會中的反清復明思想，卻並不因此而根本消滅，自乾嘉以後，滿人的威福日盛，國勢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間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變相號召；有道光六年的貴州之變，十五年的趙城之變，雖經次第蕩平，然繼此而起的幾於無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會之於湖南，三合會之於廣州，潛滋暗長，大有此仆彼起之勢。彼滿人既不思根本改圖，反而驕縱自恣，專事壓迫，外交上遂著著失敗。鴉片戰後，門戶開放，國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災流行，饑饉頻見，卒至民不聊生，鋌而走險，[491] 遂釀成洪楊之役，樹民族革命之旗，由廣西而彌及全國。十三年命運的太平天國，事雖未成，亦足予滿人以重大打擊。記其事者往往目為寇逆，加以種種惡名，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記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並附以《賊名邪說逆跡瑣聞》四卷，都足為歷史參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等書，一方面見得滿洲功狗片面的誇誕，一方面卻可以見得太平天國的聲勢。滿清的未遭覆滅已屬幾希。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於嘉慶十七年生在廣東花縣，野史中有《天王本紀》一篇，載其自幼聰穎，喜研歷史，於歷代成敗興亡事跡尤為注意。曾應童子試，不第，或謂其曾為秀才。一日在路上遇一相面的人，告訴他「子非青紫中人，然貴不可言」，同時又遇一身穿明朝服裝的人，送他一本書名叫《規時良言》，共有九卷，有人說這就是馬禮遜所著的《新約聖書》；這本書或者就是他的革命動機。先是他曾與馮雲山同入朱九疇所創的上帝會，原來這個會陽以傳教為名，陰實圖謀恢復明室。後來朱九疇死了，他就被推為上帝會的教主，與楊秀清、李秀成等研究這本所謂《規時良言》，加增了他們的宗教熱忱。當時清廷對於一切秘密會社嚴厲地取締，[492] 上帝會也自然在捕禁之列。所以他就逃到香港，投入耶穌會中，跟著英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約在這個時候，他正式入了基督教，所以他到廣西去傳教，在鵬化山中結合了許多同志，仍用上帝會的名義召人入教。稱耶火華為天父，稱耶穌為天兄，自己是天父次子。創立保良攻匪會，[493] 練兵籌餉，揭竿之勢已成，為桂平縣令所捕，並搜得入教名冊，將處以死刑，卒為桂撫鄭祖琛所釋。到了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事於金田村，有眾萬人，兵皆蓄髮，與清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戰，清兵大敗。於是其勢大盛，建國曰太平天國，自立為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洪大全、秦日綱、胡以洸等皆封王列侯。清廷大震，遣兵討伐皆失利，於是太平天國遂得由廣西北上，蔓延於江淮之間，而定都金陵。當秀全起兵之初，即以宗教約束軍隊，並詭稱自病中得上帝指示（紀中言其病死七日，有老者賜以劍印，語太荒唐），規定天條，禁止吸菸飲酒、纏足薙髮。[494] 每七日舉行禮拜，悉依基督教儀式，其一切文告中都舉天父上帝之名，宗教空氣非常濃厚。
二 太平軍隊的宗教化
洪秀全既建立了太平天國，便用宗教來駕馭軍隊，他初出兵時那篇檄文都帶有宗教色彩。開端數說滿人的罪惡，繼便說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拯救人民，爾等官民人等，從前誤為滿人所用，現在應該棄暗投明，作天聖之子女，並且天皇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識主，莫不一視同仁。在這篇長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不獨充滿著民族精神，更是充滿著宗教思想，一則曰「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再則曰「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可見太平軍處處以宗教信仰相號召，務使軍隊宗教化。故其軍隊也都富含宗教精神，每遇戰爭，奮勇當先，絕不怕死，又非常服從，所以成功了精銳無敵的軍隊了。當他從金田出發時，每戰輒勝，所向無敵，滿軍（即當時所謂官兵）一敗塗地，毫無紀律。使非借用外兵，滿廷早已傾覆了。這是太平軍用宗教精神來訓練軍隊的效果。
當太平軍要攻取一城一邑的時候，他們先派間諜去張貼許多布告，宣傳革命的目的，並且說到太平軍是稟承天父的旨意，來驅除滿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兒女的，凡歡迎太平軍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國。這一套話頗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謂「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軍隊還沒有到那個城，已經得了人民的歡心了。軍營中所定的軍律，尤其處處充滿宗教意義，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便是「要恪遵天令」，第二條「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等類，沒有一種儀式不是從基督教採取而來的。他們所說的天條就是基督教的十條誡命：（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4）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5）孝順父母，（6）不好殺人害人，（7）不好奸邪淫亂，（8）不好偷竊劫搶，（9）不好講謊話，（10）不好起貪心。這完全與基督教的十條誡命沒有兩樣。他們又在每條的底下附著一首極其通俗的四句韻語，或者可以叫它是詩，像第一條底下說：「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餘各條底下都有這樣的一首詩，這與現在基督教里所歌唱的那些讚美詩，真是如兄若弟的。除了這十條天條之外，還有許多歌詞之類，要每個軍隊中人背得很熟，否則便要處罰，或責打，或處死。這是強迫的宗教，假使當時太平天國成功以後，這便成為國教無疑。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他們所用的宗教經典，有好幾種很通俗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很淺近的，好像白話一樣。在貴族文學極盛的時候，竟有這種平民文學出現，也不能不說是一樁奇事。自然，在那些講究典雅的學士大夫眼裡看是一種極俚鄙的東西，但是從平民階級方面看來，卻是一種普及思想的利器。這些東西也許是從初期基督教教士們所譯著中采來的。他們所常用的，就是每禮拜要誦讀的，有《新遺詔聖書》、《舊遺詔聖書》。我們現在把《新遺詔聖書》的話來與《新約·馬太福音》比較一下，完全是一樣的，第一章講耶穌的譜系和耶穌的降生，以下每章都與《馬太》所記相同，全書也是二十七章，這大約就是那本《規時良言》，是馬禮遜所譯的《新約》中之一。
還有一種《三字經》、《幼童詩》，原來要把它頒發到民間，作蒙童的讀本的。《三字經》共有三百五十二句，自上帝創造天地起頭，一直敘到耶穌為止，都是根源《新約》、《舊約》的歷史編成的，與初期基督教所編用的《三字經》毫無兩樣。所謂《幼童詩》，是五言的，也是講到禮拜上帝的事，仿照從前幼童讀本《神童詩》的方法。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天父上帝醒世詔》，也叫《十全大吉詩》，是七言的，一共有十首，每首詩都用拆字的方法暗藏著一個字，是很奇怪的，好像第二首說：「人字腳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間，為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無尤。」是暗藏一個「全」字，每首詩都是這個樣子。那時候在他們的文告中、經書中，有好些忌諱的字，像「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榮」字，「亥」字改作「開」字。還有一種特別的名詞，像什麼「燈草」、「放草」、「寬草」、「一條草」這一類，我初讀這種東西的時候有些莫名其妙，後來才想出「草」字是代替「心」字用的。究竟為什麼要這樣改法？看不出是甚麼意思，或者是由於廣東、廣西的方音罷！但也不敢斷定。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他們的宗教儀式，他們的軍隊中必定有一個禮拜的地方，他的軍隊駐紮到什麼城市村墟，都必建造一個宏大的板房於曠野之中，為房虛星昴四天禮拜之用。他們禮拜的儀式，一方面採取天主教的方法，另一方面復參以中國拜天的習慣，所以便成了一種特創的儀式。在堂的正中設了一張方桌，前面繫著一條繡花的紅桌幃，外面掛著一個幃幔，張燈彩，掛些楹聯畫幅，陳設鼎彝花瓶屏鏡玻璃明角燈之類，名曰天主桌，近於佛教的佛堂。惟不設香案，以其不燃香燭故，或設油燈兩盞。又設花瓶或帽筒一對，插尖角小黃綢令旗一面，桌前立長三尺的小竹板，[495] 上面寫著「奉天令」三個字，為戒責之用，這又好像衙門中的公案。桌後設坐椅若干，椅上各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看頭目與先生的多寡而定，禮拜時各頭目先生皆坐於其位。
禮拜的前一日，有人負著一面旗幟，鳴鉦行市中一周，一面口裡喊著明天禮拜，到夜裡三更時分，即開始禮拜，燃點桌上油燈，並供清茶三杯，飯三盂，餚三盤，鳴鑼聚眾，頭目先生各坐正中，余皆環坐，齊誦讚美，然後先生跪誦章表，寫著全館（即全營）中的人名，誦畢焚化，這又好像道教的建醮形式。此後或講道理，以所供肴饌分享眾人。這是七日禮拜的大概情形，各館中都是這樣舉行的。平日亦有兩次禮拜，即在朝餐和晚餐時舉行，也是鳴鑼召聚，像禮拜日一樣，不過稍微簡略一些，禮拜既畢，然後就食。這種儀式後來漸成為一種具文，那些禮拜的人心裡都覺得討厭，[496] 暗暗地咒罵，但是因為法令森嚴，無法規避。如果有人無病貪睡，聞鑼不到，必杖責數百板，三次無故不到的，斬首示眾，所以心裡雖然不願禮拜，但卻不敢不到。
各王宮中也是有禮拜場所，陳設較為侈麗，凡遇禮拜，得向天廚中領取海菜及點心之類，為敬天之用。各館中雖不能領取，但亦必雜陳食物，遇喜慶事，都行此種禮節，盛饌取樂。一切事務都以禮拜之期為標準。禮拜之外，很注重講道理，無論舉行何事，都必以講道理相號召，在講道理時，必向眾人演說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練習天情，如何熟悉天條；有時或講天父七日創造天地故事，我們所遇境地，都得天父照顧，萬事都由天父安排，不要懼怕。這一類的話，無非藉此激勵人心服從命令。每逢出發打仗，或打仗回來，或勝或敗，皆要召集大眾講道理，有時把打敗的罪孽歸在一個人身上，說他犯了天條，致干天父之怒，就把他當眾處死。要治一個人的罪，也用這種方式辦理，天王自己有錯，也要當眾受杖，這種方法當時很有效果的。
太平天國十三年中，全在軍事時期中，一切法令都照軍法，輔之以宗教。所以當時在宗教組織上也很簡陋。後來洪仁玕從英國回來，才把宗教制度改良起來，規定凡二十五家為一教區，設天主堂一所，有一教士主管教務，合數教區設一牧師長，在縣有縣牧師，在省有省牧師，這些牧師大概是地方長官兼任的。這可以見得政治軍事都是宗教化了的。
三 太平天國的失敗
太平天國舉義之初，勇氣百倍，紀律嚴明，全國三分之二盡為所占。[497] 不意自定都金陵以後，既有諸王的內訌，復苟且偷安，不知進取，卒至漸漸衰落，以至滅亡。推究其原因，雖非一端，但宗教上的關係卻是很大。藉宗教之力而興，也是因宗教之故而亡，我們可以在這裡說明一下：
（一）天主教的反對
洪秀全起初所組織的上帝會，原是取法於天主教，因為那時候的天主教還是傳布得很普遍，所以他所採用的宗教儀式大半是摹仿天主教的。後來他又受耶穌教的影響，反對天主教的偶像，不崇拜首先所注重的，毀滅一切偶像，不獨當時佛道教的偶像盡被毀壞，即天主教的聖母像等也為他所蹂躪。天主教徒於是便深加仇恨，報告到羅馬教皇和法國政府，竭力詆毀太平天國，認為是破壞教會的亂黨，要求法政府派兵保護。於是法政府和英政府都聽信天主教士的話，先後派兵來幫助清政府平亂，所以太平天國在軍事上受了很大的打擊。
（二）耶穌教的反對
太平天國的宗教，既不是純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純粹的耶穌教，各取其所長，更羼以中國的宗教儀式，成為一種新的宗教。於是那些在華的西教士都認為是宗教上的叛逆，加以反對，也各向他們的本國報告，說許多壞話，各國政府對於太平天國就生了懷疑。雖然也有贊成的人，究竟敵不過那些反對人的勢力，到底受了很不好的影響。我們看見在郝姆士的《南京遊記》中有一段說：「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知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於一群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這篇《遊記》由英公使轉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就信太平天國是一群亂黨，故毅然地派兵幫助清政府攻打，都是這些教士反宣傳的緣故。但是林利氏在《太平天國外紀》中卻說了幾句公道話，說道：「基督教在中國三十年中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國一旦有七千萬信徒，而歐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導，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顛倒之甚者矣。」又說：「太平之宗教戰爭不背上帝之誡，而歐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未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維多利亞主教，如約翰等，皆未嘗反對太平，獨郝姆士等則狂詆太平，不足與言傳教矣。」林氏這種觀念不為無見，假使當時教士能扶助此種革命，則太平天國必不致失敗，或亦不致失敗如是之速。
當時有一個美國人名叫白齊文，他鑒於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特地從清軍中出來，投身到太平軍中，為之計畫軍事。他曾經說：「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於清軍，吾何憒憒，乃為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於是他便在神前懺悔，誓致忠於天國，後竟為太平天國而死。可見西人中贊成太平軍的也大有其人，可惜各國政府受一般反對者的蒙蔽，[498] 卒把太平天國推翻了。
（三）一般人民的反對[499]
太平軍的革命不獨是在種族方面，也連帶及於宗教及社會。它那種毀壞偶像，[500] 與不拜祖先的舉動，要推翻中國數千年來牢不可破的積習。太平軍領袖大都痛恨中國固有的迷信和風俗，所以凡太平軍所到之處，廟宇偶像無一倖免。起初，人都知道太平軍是純粹的種族革命，所以十分歡迎；那知到了南京以後，卻變成社會革命，連一切宗教上的遺傳都用激烈手段去破壞。不但如此，凡一切習慣和風俗都要澈底地加以改革：[501] 如禁止纏足，改用陽曆，實行共產，都足以引起舊社會的反抗，所以後來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是起了仇恨的心。說者謂這是太平軍操之過激的緣故，其實是一般社會程度的幼稚；滿清政府便得利用這種社會的弱點，從舊禮教舊宗教方面去鼓動人民反抗，普通人民便墮其術中，使垂成的太平革命仍歸失敗。但是話又須回過來說，太平軍以破除迷信為前提，而它自己所舉行的宗教儀式仍舊是一種變相的迷信，[502] 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來達它的目的，[503] 那自然要失敗的；而且這種強迫的宗教方式即使成功，也毫無用處，遲早也要引起人的反抗的。所以從太平天國的本身上看，他們太把宗教當做一種工具，這是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
第五節 宗教思想的變遷
一 秘密社會中的宗教
我們在這裡提起秘密社會，並不是承認秘密社會在宗教上有甚麼特殊的貢獻，也並不是承認秘密社會中的宗教性有甚麼影響到現代宗教思想的變遷；因為這個問題很少有人研究，而且也不容易研究。不過它在宗教方面確有一種關係，在研究中國宗教思想的範圍中似乎也應當提到的。既然這樣，我們不知道應當把它放在甚麼地方，不過它是近時代的產物，尤其是在清朝起頭的，包含著民族思想在內，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這一節里。
現在我們先應當知道秘密社會產生的原因和它的種類。我們知道一切秘密會社莫不帶著政治的臭味，他們用低級社會的宗教思想來聯絡起一般同志，[504] 秘密地進行政治活動。孫中山在《三民主義》里說：
「明朝遺民……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知道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裡頭；到了遇著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故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它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505]
這是很明白地講到秘密會社的起源。現在來講到它的種類罷！歷史最久的要算「白蓮會」，相傳產生於元朝的起初，因為那時候宋室滅亡，欒城有個韓山童，借著他祖父所立之白蓮會，用佛教念佛的名義號召了許多人，圖謀恢復宋室，以紅巾為號，一再起兵。後來也稱為白蓮教，清乾隆的時候，教首劉松及其徒劉之協等一再謀叛，嘉慶時有李文成、林清賄通內監劉金等圖謀起事，雖然沒有成功，可見這種團體是政治革命的團體，用宗教名義來聯絡的。白蓮會外，尚有各支派：什麼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諸名目。八卦教中又分什麼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離卦教、坎卦教等，名目繁多。後來反對基督教的義和團，也稱大刀會的，就是白蓮會分支中之一。還有小刀會、理教，都是白蓮會支流。白蓮會諸派都附托宗教儀式，故可以說是秘密的宗教。
其次為天地會，起源於少林寺的和尚，在康熙時從軍有功，為廷臣陳文耀所忌，謀殘滅之。僅存蔡德忠等五僧秘密結合，圖謀報復，就成為這天地會；這五僧就是他們的祖宗，稱為五祖或五虎的。也有人說這就是三合會，或者叫三點會、洪門會，其分支有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等名目。三合會成立於康熙十三年，乾隆末台灣林爽文的叛亂與道光時兩廣、湖南瑤族的叛亂，[506] 皆由三合會發動，閩廣間最盛。後世多以洪秀全為三合會頭目，實則不然，洪秀全乃上帝教，但是很容納三合會的。上帝教是基督教，三合會是佛道教，所以不同。在廈門的支會叫匕首會，是新嘉坡人陳正成創設的。革命黨鄭弼臣系三合會頭目，於光緒二十六年與興中會合作。會中的規約都帶宗教意味，崇拜唐太宗，也拜上述天地會的五祖。有戒條，與太平天國的天條差不多。
還有一種叫哥老會，或者叫哥弟會，在乾隆年間成立的。分紅幫青幫，紅幫或稱為洪家，專門襲劫不義之財，李鴻章經湘水時曾為所劫。青幫就是安慶的道友會，大概是鹽梟光蛋，也有稱潘家的。此外有所謂黑幫白幫，即江湖上拐騙竊盜一流，散布在下等社會中。其初宗旨與三合會相同，主張反清復明，後來變成排外團體，失去了原來宗旨，經孫中山的聯絡，得復踐其民族革命的原意。馬福益就是其中的首領。孫中山初創興中會，首先聯絡這些會黨，所以在最初的革命人材中，有好許多是會黨中人，那時的興中會、同盟會、光復會等等，均在禁止之列，及至民國成立，始正式公開，組織共進會等，後來漸漸地變成為政黨了。上述種種會黨，[507] 起初皆用宗教面目，內部也有好許多是用宗教的意義來聯絡的，而且也富含著宗教的信仰，或者運用這種信仰到主義上去。詳細情形有《中國秘密社會史》可以參考。
還有幾個宗教性更濃厚的結社，也帶一些秘密性，如一種叫做「理門」的，也叫做「理教」、「白衣道」，信教的人叫做「在理」。他們很注意禁吃菸酒，現在他們向政府立案，已經公開了，但當時卻是秘密的。他們有兩個開創的祖師，一個叫楊祖，名叫萊如，字存仁，後人誤叫他羊誠證，山東即墨人，明末的一個進士，是龍門派的道教出身。一個叫尹祖，名叫岩生，乾隆初年生於天津科牛村，受道於楊祖，熱心濟世，就在邵公莊設所傳道。這是在他們的《尹祖歷史》里的話。嘉慶時白蓮教反亂，理門也有同派的關係，就在捕禁之列，各處公所都被封毀。光緒九年，御史李璲曾經有一個奏章，說到「理門以戒人吸菸飲酒為名，互相傳引，人數眾多，聞系白蓮教變相，教首即在天津，請飭密拿」等語，可見一斑了。
理門在宗教方面脫胎於佛道兩教，他們公所中供奉金身老佛爺，就是觀音；樓上設楊祖、尹祖偶像，前殿有彌勒佛、韋駝像，很像廟宇的山門。每逢朔望，社員必到堂焚香禮拜，一年有六個大齋期，儀式也很隆重，除焚香拜禱外，也演說「禁菸酒」、「修道德」等問題。要入教的人必須經過幾種手續，引見、虔求、保證，然後准許入教，授以「五字八戒」，這五字八戒不能泄漏給外人，必須在觀音面前宣誓。還有許多見面的規矩，他們在茶肆中遇了同教的人，可以用茶壺茶杯排成許多方式表示他們的意思，同教的人一看就會知道。有《理門系統全書》及《理鐸報》可以得其大概。
又有所謂「悟善社」的，也稱「世界六聖宗教大同會」。在民國四年間四川人唐煥章創設的。混合儒、釋、道、天主、耶穌、回回六教的意義，做成他們信仰的根據。唐氏自稱第七大教主，刊有《霹靂一聲雷》、《大劫臨頭》等書，來恫嚇愚民，於是加入者很多。入社手續亦很繁複，先須到神前叩首三次，每叩九首，然後跪著宣誓，有什麼「功夫誓願學，秘奧誓不泄」等話，再須叩首九次，方可入社。入社之後，必須介紹社員，以介紹人數的多寡為功德的大小。能介紹至三十人，則可稱為上帝的兒子。從四川起頭，蔓延到北平、南京、江蘇、山東等處，有他們公開的機關。他們很注重掩埋屍骨的一件事，常常雇了工役替人家修理墳墓。他們內部的修練工夫非常奇怪，近乎荒謬。
「同善社」有一些相同的性質，大約在民國十年左右由江朝宗那一班人發起的。以研究精神生活為號召，實在含著政治的意義。比較悟善社高明一些，悟善社是流行在下級社會裡，同善社是流行在上級社會裡，他們也以三教混合的意義來號召，供著釋迦、孔子、老子的畫像，一切陳設悉仿道院佛廟的樣式。入社不很容易，也要經過許多叩頭禮拜等事。很注重「靜坐」的工夫，從靜坐可以悟道，可以卻病延年，可以長生不老。當時信仰的人很多，而且也公開地傳布，[508] 也有婦女入社的。箇中也有許多秘密，不許向外人泄漏的，若然泄漏了神秘，便要遭五雷擊打。
還有什麼「道德社」、「大同教」，山東省最盛，說山東有一個姓張的神童，曾經著了許多書，解釋《禮運》的大同及《大學》等書。也以三教混合與五教混合，認釋迦、孔子、老子、穆罕默德、耶穌為教主，這幾種大略相同的。
還有一種叫「道院」，大約是變相的道教。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發生於山東濟南，用扶乩的方法引人信仰，並且揭櫫所謂大同胞主義，以為世界各宗教皆可融合，所以無論信仰何種宗教，皆可自由。他們用扶乩術治疾病，卜吉凶，迷信得很厲害，軍政商學各界的人都有，在山東、直隸、江蘇等處設立的機關很多，全國有百數十個，頗受一般迷信人的歡迎。
尚有許多我們所不能知道的會社，我們無法可以調查了。這些東西大都含著秘密的性質，是一種變相的宗教，所以叫它秘密宗教也無不可。不過這些秘密宗教統統是立腳於迷信，以宗教大同為號召，到現在還是很盛行，實在是宗教思想中最低下的東西。梁啓超在《評非宗教同盟》里有過一段話說：「現在瀰漫國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所說的拿信仰做手段的宗教，什麼同善社呀，什麼悟善社呀，五教道院呀，實在猖獗得很……他的毒害，是經過各個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或者假借這種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復辟派首領，洪憲派首領、革命派首領、胡匪首領可以聚隴在一齊幹事；所以和尚廟裡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耶穌來降乩說法。」這是寫盡了當時一般下等宗教的現象。
二 科學思想與宗教
討論科學與宗教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人發表過意見：有認科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科學發達，宗教必定破產，同時宗教發達，科學便不會進步；有認科學與宗教是可以調和的，它們倆都是以尋求真理為目的，歷來有多少科學家是信仰宗教的，所以見得並不衝突。這兩方面的意見，我們現在不必去討論它；我們單從中國最近所發生的現象來觀察一下，見得中國現在的宗教思想從科學思想方面受了甚麼影響。
首先應當研究的，就是中國從科學輸入以後影響到一般人的思想的是什麼？很顯而易見的，就是科學思想給予我們以價值的重估，無論對於甚麼問題，都要叫我們問一問為什麼？這「為什麼」三個字，是掀動了中國人安定的思想，對於一切古來的遺傳、社會的習慣以及關於生活的種種問題，都得要找證據來證明它的價值，用理智來把它分析一下。這樣一來，從前可以模模糊糊過去的事情，現在就不行了，從前可以人云亦云地相信，[509] 現在卻看見它的盲從和矛盾了。新文化運動所給予我們的就是這一點，就是使我們知道生活科學化。生活原是包含得很大，宗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對於歷來遺傳的宗教思想，自然也須要問一問為什麼了。中國固有的天鬼崇拜，經不起這麼「為什麼」的一問，便要根本地動搖起來。[510] 天是什麼？鬼是什麼？拿證據來，無論怎樣答覆，終是落到玄妙的範圍。假使用「天道福善禍淫」的老調來證明，但是世界上有許多善不福淫不禍的又是什麼緣故呢？假使用歷史上鬼能索命因果報應來解說，放在心理學的爐里一冶，卻完全化為烏有了。所以科學一來，那些神秘的迷信的不能用理知來分析的種種宗教思想，就完全沒有立足的餘地了。
中國數千年遺傳下來的社會思想，甚麼問題都帶著些神秘的色彩。個人生活的窮達，向來都以為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而科學思想則示人以死生無常，富貴在己；從神秘的天命說里解放出來。婚姻是月下老人所支配，必須聽命於求籤問卜，而科學思想則告訴我們，男女結合是終身幸福的關係，必須憑自己慎重選擇；[511] 便從神秘的因緣說里解放出來。[512] 疾病是神鬼的作祟，向以為祈禳巫覡、消災求福可以獲愈，而科學則示人以衛生求醫；便從神秘的禍福說中解放出來。推諸其他一切屬於神秘的問題，都一樣地給那位賽先生（Science）衝破了，所以科學思想唯一的功效就是破除迷信。舉凡一切社會上的醫卜星相、風水命運，自然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但是迷信是不是即是宗教？宗教是不是完全迷信？現在相信科學萬能的人沒有把它仔細地分析；[513] 所以要破除迷信，先須打倒一切宗教，因為宗教儘是迷信，這是現在青年人思想中的一般趨勢。據我們的意見，迷信必須破除，宗教不一定要打倒，而且也不必打倒。為什麼呢？迷信雖然是由宗教產生的，但卻不是宗教的本質。好像一柄刀，原不是用來殺人的，但卻有人把刀來殺人了；刀與殺人自然是相連的，我們不能因為它能殺人，連刀也一併把它消滅。刀果然消滅了，那末就可以沒有別種殺人的東西嗎？科學也是這樣，它能利人，[514] 但也能殺人。這是很顯然的，迷信是宗教的產物，卻不即是宗教。因為宗教另有超越的意義，決不是科學、美育所能替代的。屠孝實說過：「人生的實際不是僅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動、意志的活動也很占了一大部分。人生全體的發展，一定要各方面調和起來方能有望，決不能單從一方面進行的。」又說：「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歐美科學上的進步很快，各種重要的發明接二連三地出現，[515] 大家高興的不得了；因此就發生了一種科學萬能的思想，當時人以為哲學是空談，宗教是迷信，只要有科學就夠了……到了後來，得著個實現暴露的悲哀。他們失去了理想的光明，覺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是人類的命運。宇宙之間，只有盲目的物質勢力，毫沒有人類精神自由活動的餘地；我們試看這種人生觀里，除了殘酷、冷淡、凶暴、自私、悲傷、煩悶、恐怖、失望等黑暗光景以外，還有什麼？」這是替我們說得很清楚，使我們覺得宗教不能從人類生活中除去的，也不是用什麼東西來替代的。信仰科學萬能的人想把科學來替代宗教，同時有信仰美育的人想把美育來替代宗教，信仰主義的人想把主義來替代宗教，我們都認為是不可能的。科學重理智，美育重感情，主義重意志，都不過是整個生活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用一樣來替代三樣的。那種活潑潑的精神情緒，赴湯蹈火、摩頂放踵的精神，除了宗教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把它維繫的。但是宗教雖然屬於感情的，同時也運用理智去估定它的信仰，運用意志來實現它的信仰。[516] 這樣，宗教與科學是互相為用，而必須並存的，不過宗教是先信後證、科學是先證後信的不同罷了。
現在一般青年智識階級大都迷信科學萬能，這正是走歐洲十九世紀所已經走過的路。引到這條路上去的自然有好些人：像羅素的反對宗教，胡適的崇拜物質，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以及五四以後所產生的新思想，與蘇俄所宣傳的馬克斯唯物史觀，這些都是引導現在中國青年走向唯物之路而否定宗教的價值的。
三 反宗教運動
反宗教運動不是今日新奇的事，在歷史上常見到的。例如三武一宗的反佛教，明末清初的兩次反基督教，不也是雷厲風行、盛極一時麼？但是說到最近的一幕，是發生於1922年。因當時在北京清華大學開一個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引起了北京學生界的懷疑，就發生了「非宗教同盟」，他們以為一切宗教都是無意識的舉動，都是麻醉人民的思想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做他們的唯一口號。這一次新運動的立足點是基於科學萬能的思想，所以他們以為一切宗教都是違反科學的迷信；足以消失人的智力，束縛人的自由，是人生進步的最大障礙。發表了許多非宗教的文章，大概根源於這種意思。後來經過許多學者的討論，像梁啓超的《評非宗教同盟》與屠孝實的《科學與宗教果然不兩立的麼》這一類的東西，用公平的眼光發表他們的意見，後來「非宗教同盟」卻變成「非基督教大同盟」了。從這種改變中，很可以見出他們對宗教觀念的不同了。主持這「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是學生聯合會，當時由學生聯合會發刊許多宣傳品，上海學生聯合會總會訓令全國學生會，一致作反基督教宣傳，規定12月22日至28日為「反基督教周」，那時基督教受著很大的打擊。同時蘇俄的反宗教思想輸入到一般青年的腦中，[517] 他們就儘量地作破壞教會的工作。同時也影響到軍隊，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江南的時候，首先破壞各地的教堂。這也是一種反基督教的表現。到現在雖然表面上平靜了許多，但是那些反文化侵略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都是反基督教運動中的一部分，而且潛伏在一般青年學生的腦海中，等候著活動的機會。
綜合非基同盟的意見，他們的觀點也各不相同，有的立足於科學思想的，有的立足於國際觀念的，有的立足於唯物主義的。他們非基的理由大致不外四端：宗教是不合科學的，宗教是阻礙進化的，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先鋒。前者是欲把一切宗教都撲滅，後者不過是反對附帶於宗教上的勢力。同時，基督教內部亦因外來的刺激，欲求得一般人的諒解，努力於內部的改良，修正神學上的信仰，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創造中國本色教會等等，在思想上亦起了極大的變化。佛教內部也發生新舊思想的衝突，各處廟寺均處在坐以待斃的境地。新佛教運動藉文字的鼓吹，從學理上給人以信仰的價值。其餘的宗教既無多少活動的力量，亦遂不受人的攻擊，聽其自生自滅。一般下等社會的迷信與一般變相宗教的會社猶極普遍，並不因此而稍殺。
但是從非基運動的動機上看，不可謂非一種愛國思想的表現，要求國際地位上的平等。不過他們要把一切歷來外交上的損失一筆寫在基督教賬上，把政治與宗教混作一談，以為前面是《聖經》，後面是大炮。我們並不說基督教絕對沒有罪惡，不過基督教的罪惡不在此而在彼。教會與教義，應當把它分為兩部分。這個道理，在反對基督教的陳獨秀，也知道耶穌的崇高人格，與教會截然不同。可惜多數人把它混在一起，人的罪惡便牽連到教的身上，所以許多反教的文章都因不滿意於人的緣故，連教也一致攻擊。影響最大的反教文章，要算是朱執信的《耶穌是什麼東西》那一篇。這雖然是根據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煞論》，卻是從教義上施以攻擊。不過這也是歐洲數十年以前已經過去的問題，但在中國卻是很新的，所以歷來非教的作品，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謾罵帝國主義走狗及文化侵略以外，從教義上立論的都逃不出他的範圍。於是覺得那些非教文章大半是一種刺激感情的膚淺理論，絕沒有用研究的態度來攻到要害的，所以非基運動好像還不能動搖基督教的基礎。
再從非基運動的本身上看，的確是一種宗教思想的新表現，可以證明一部分智識階級的青年趨向到無宗教的路上去。
四 宗教思想的新趨勢
從上面「二」、「三」兩條，已經可以看出這種新趨勢了。現在再來解釋一下，作為本書的結束。
從消極方面看，中國固有的天祖崇拜，似已到崩壞的地步。自西洋哲學思想輸入以後，有意志的天就變成了哲學上的本體，雖然有唯心唯物觀念的不同，卻是從具體的客觀的存在變為抽象的主觀的思想了。像吳稚暉所發表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把「漆黑一團」來估定這個本體，一般智識階級受他的影響。一方面宗法社會為一般人所反對，於是祭祖的遺風也受了動搖。但這還是限於一部分維新的智識階級，而普通的平民生活中卻尚未發生何種改變。
其次，則附帶於宗教思想產生的鬼神迷信，不獨在智識階級方面已經絕對地否認，[518] 即政治的勢力亦欲取締到這一方面。所以關於社會的迷信物品，用寓禁於徵的方法加增其捐稅，於是香燭業、紙馬業、和尚道士的經懺業，都漸形衰減。以星相卜筮為職業的瞽目與巫覡也漸漸加以取締，必須登記，令其改業。社會的迷信不久即可以肅清，這是一件很樂觀的事情。
佛道宗教影響於中國人民生活者，既久且大，一時似不易消滅；但在現在卻也發生極大的影響了。取消張天師的封號，便予道教以根本打擊；收沒寺觀為學校，也使佛道二教同受影響；藉經懺為營業的和尚道士幾乎陷於絕境。寺觀廟宇不過供一般人的遊玩憑弔。佛道宗教的崩潰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從積極方面看，各宗教都趨向到實際生活方面去努力。單從基督教講，雖無顯著的衰落，但處在反對空氣極濃厚之中，也很不容易活動。所以一般基督教徒的思想，都從天堂地獄的宣傳中，改移其目光到實際的社會服務，很覺悟得「人生宗教」建設的需要，宗教是為人生而有的，離了人生，便無所謂宗教，竭力把宗教應用到人生上去。可見一般的宗教思想，對於一切宗教中所有的非人生教義，都加以否定，如佛教的輪迴，基督教的天堂地獄，以及其他關於鬼神的問題與一切神話的遺傳，都認為是非人生的東西，絕對應當把它除掉。只求能於人生有實際利益的，無論屬物質的屬精神的，總不能離開了實際的生活，所以現在的宗教也是注重到實際生活的方面。這是顯而易見的思想趨勢，固不待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