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 第三章　秦漢時的宗教思想

第一節　宗教生活概況 一　迷信的產生 秦漢的宗教思想，已由單純的天祖崇拜，漸入於複雜的迷信時代。在古代天祖崇拜之中，雖不免有許多迷信的成分，但是經過了春秋戰國的一般學者的自由討論，已從迷信的遺傳中產生出許多理智的解釋。不幸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那些聰明的帝王，為要保住他那地位和基業的緣故，便排斥那些不利於自己的學說，變本加厲地走入到進一層的迷信中去。像英明精幹的秦始皇，他焚燒了諸子百家的書籍，獨獨保留著所謂卜筮一類的東西，而且迷信著荒渺的神仙說，希冀什麼長生不死之藥。後來漢武帝畢竟也同樣上了方士的當，他又巡遊到山東去，欲舉行封禪的故事。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會改變他罵儒生溺儒冠的態度，以太牢去祀孔子。我們便不能不佩服他們能利用宗教式的崇拜，來籠絡天下的人民。從此以後，歷代帝王都知道這種秘訣，一方面恢復古代的天鬼崇拜，一方面又提倡儒教，把孔子看作一個宗教的教主。那些學者也是猜透了帝王的秘密，假託五行陰陽的說素，創造出什麼讖緯之學來。董仲舒實是這種迷信開創的先鋒，他所著的《春秋繁露》，是提倡五行陰陽的迷信，並且用這種迷信來解釋《春秋》。本來五行是出於《洪範》，陰陽是出於《易經》，都是推究宇宙原理的哲學，原與希臘初期哲學認水火土氣為宇宙原理，和印度哲學認地水火風為宇宙根本原因，沒有兩樣。戰國時獨樹一幟的陰陽家，原是一種學術上的研究，到了漢朝，經過一般經學家的提倡，便陷入於抽象的神秘範圍。夏侯勝以久陰不雨為驗在霍光，王莽時有什麼「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語，所以光武以赤符受命、深信讖緯了。當時的經學家，於《書》的《洪範》五行，於《禮》的陰陽明堂，於《易》的象數，於《詩緯》的五際六情，[109] 於《春秋》的災異，皆有許多附會，即大師如鄭玄，也是深信其說，以之註解經籍。無怪讖緯之說日益昌盛，雖在晉太始時焚毀其書，力予禁止，但是迷信之端卻已傳之彌廣了。 二　佛道的影響 佛教輸入中國，相傳在漢明帝時，其最初輸入的，大概是小乘教義，所以那些天堂地獄、輪迴投胎等說素，與固有的陰陽讖緯，合成為疑神疑鬼的迷信。於是經典科教，寺觀廟宇，漸漸地普遍起來，影響到民眾的生活非常之大。厥後又經過南北朝的推演，漸成為中國唯一的宗教。加以西來的僧眾譯經著述，推行於上級社會；又有民間特造的寶卷佛曲，推行於下級社會；於是因果報應的思想，盤據在全國人心，歷二千年而未拔。 同時又有道教的產生，借托老子之名，方士派神仙之說煽於前，符籙丹鼎派長生飛升之說惑於後，復竊取佛徒科教的方法，禮懺祈禳，亦成為民間的普遍信仰。朱熹謂：「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見《朱子語類》卷一二六及《文獻通考·經籍考》所引），[110] 互相摹仿，發生種種迷信。這都是秦漢以後所發生的宗教現象。所以說到秦漢時代的宗教生活，實是迷信的根源，而且這種迷信影響到後來更是非常有力。從陰陽五行混合而生的讖緯學說，產生出無數的星相卜筮、占驗宿命等等迷信；從佛道天堂地獄的來世思想，產生出經懺符籙、修仙學佛等等迷信。這種迷信支配了數千年來全國民眾的生活，當時雖曾有張衡等的反對讖緯，王充等的破除迷信，仍舊不能挽回這一時代的風氣。 第二節　制度宗教與迷信 漢以前，雖有拜天祭祖的遺傳，卻是個人的自由崇拜，並不是一種有組織的固定宗教。國家所設立的祭祀禮節，也都含著政治的意味，更算不得一種制度的宗教。東漢以後，一方面有佛教的輸入，一方面有道教的產生，於是乎崇高的廟宇，巍峨的寺觀，林立在大陸神州。黃冠緇流，舍家修道，專其身於宗教宣傳，不獨社會多一種分利坐食的人，更導一般人民思想於迷茫幻想。這便可以說是制度宗教形成的原因，且分說之。 一　佛教的輸入與傳布 佛教是不是在漢明帝時輸入中國？乃是一個問題，梁任公在《佛典的翻譯》文中，曾有否認漢明帝時佛教輸入之說。這是梁氏從翻譯事業上研究出來的結論。但是在中國歷史中所記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佛的事，卻不一而足。《法本內傳》說： 「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全身丈六，頂有日光，飛在殿庭，欣然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也……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時有沙門迦攝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111] 這或者是佛教徒誇張的話，不足為據的；但是馬端臨《文獻通考》根據《隋書·經籍志》亦有同樣的記載： 「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廷，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台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台及顯節陵上。」（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三）[112] 這段記載與前段相同，於是歷來莫不承認為佛教始入的事實。但是《文獻通考》里又記著哀帝時博士秦景口受佛經的話： 「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同上） 這樣，中國知有佛經，似又在明帝以前。不但如此，更有人說：漢武帝破匈奴時，西方的昆邪王來降時，所得的金人即是佛像。那末，佛像的輸入尤早於哀帝。考印度佛教史，當阿輸迦王派遣僧徒四出宣教（參見《印度佛教史略》下第一章第六節），正是中國秦始皇的時候，故有認秦始皇時已有釋利房來中國南方宣教，或即阿輸迦王所遣僧徒之一，惜乎在中國沒有這種史料可證。阿輸迦王推行佛教於國內外，遣王子摩哂陀傳教錫蘭，更及於緬甸馬來半島，或者在其時傳入中國南方，亦屬情理中事。而且在月支國有王曰閻膏珍，曾皈依佛教，故中國遣使至西域時口授浮屠經，也不是無因的。 由此觀之，在漢明帝以前，早有佛教徒的蹤跡與影響了，不過正式傳入，還要算在漢明帝的時候，在《古今佛道論衡》中記著一件極怪誕的事，說在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與佛教徒爭雄於白馬寺，道士費叔才因失敗自憾而死。大概是因為明帝優待佛教徒，五嶽十八山觀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佛，謂： 「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得與其比較，藉以辨真偽。」（見《佛道論衡》卷甲）[113] 帝乃令於十五日集於白馬寺比較，「道士六百九十人」，置三壇，各齎經典及饌食於壇上，置佛舍利經像於壇西，道士等以柴荻圍壇旁，繞壇泣禱，縱火焚之，道經悉毀，佛舍利光明五色；道士失色，費叔才自憾而死，於是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奉佛，司空洛城侯劉峻等千餘人出家，宮人婦女出家者二百三十六人，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洛城外，三寺安尼在洛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這一件事，很像《舊約》中記著以利亞與巴力祭司比賽真假的事，是不是從猶太經典中抄來的？我們無法可以證明，不過這都是抑人揚己的捏造事實，是無疑的。在這樣的捏造事實中，或者也可以反證漢明帝時確有佛教的流傳了。 後來在漢桓帝建和初年，月支國有個和尚叫支讖到中國來，翻譯《般舟三昧經》等二十餘部。次年又有安息僧人安世高，也叫安清，到中國來，譯經三十九部。同時天竺僧人竺佛朔攜來《道行般若經》梵本，由支讖譯出。[114] 這些都可以從《高僧傳》里見到的。當時桓帝及楚王劉英都信仰佛教，[115] 並且在宮裡建立佛寺，供像禱祀。漢獻帝時，牟子（或即牟融）由儒入佛，著《理惑論》三十七條，以答或人之問，闡明佛理（見《弘明集》）。[116] 同時有笮融在陶謙任官的地方建立佛寺，於四月八日（浴佛日）設飲食布席於路，招致五千餘戶，施以餘食（見《後漢書》卷七三《陶謙傳》）。[117] 三國時，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曰僧會，《高僧傳》謂其父因商居交阯，在中國南方，於赤烏二年入吳見孫權，尚書令闞澤證明佛理高於孔老，吳主於是為之建造寺塔，這便是江南有佛教的起頭。魏文帝信佛尤篤，中天竺曇柯迦羅來華，翻譯僧祇戒本，行授戒之法，開律宗於中國。同時有康僧鎧譯《無量壽經》，支疆梁接譯《法華三昧經》，以及支謙、疆梁婁至、曇摩羅剎等都從事於譯經傳道。[118] 民間信佛者日益眾多了。這是在秦漢間佛教輸入中國的大概情形，在《文獻通考》中有較詳細的記載，這裡無用細說了。 當時西域僧徒之來中國，翻譯佛典多至數百部，不可謂不盛；但所譯每多首尾乖舛，未能通解，於是三國時有朱士行者，親往西域研究經典。《高僧傳》（見《初集》卷四）中曾記其事，說他是潁川人，[119] 出家後以竺佛朔所譯《小品》文意隱晦，乃於甘露五年西渡流沙，至於闐國，得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攜歸洛陽，[120] 由河南居士竺叔蘭譯為漢文，名曰《放光般若經》，凡二十卷。他自己到八十歲，就死在於闐國。這是中國僧人西遊求學的第一個，從此佛教之在中國，一天興旺一天，成為中國很普遍的制度宗教。 二　道教的產生與分派 道教的開始都要說到張道陵，實則在張道陵以前，已有所謂方士的一派。宋張君房所輯的《雲笈七籤》，說道教起源遠在無始以前，說什麼有： 「天真皇人於峨嵋山授《靈寶經》於軒轅黃帝，又授帝嚳於牧德之台，師資相承，蟬聯不絕。今人學多浮淺，唯誦《道德》，不識真經，即謂道教起自莊周，始乎柱下。眷言弱喪，深所哀哉！」（見《雲笈七籤》卷三） 《隋書·經籍志》亦說： 「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開劫度人，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乃命天真皇人傳授世上。」（見《隋書·經籍志》四） 這種荒渺無稽的話原不足信，但他們認莊列書中所說「藐姑射之山」、「華胥氏之國」，以及海上神仙等寓言，為確有的事實，便有什麼神仙說產生，研究這種神仙說的，就叫做方士。方士從什麼時候起頭的，我們不知道，不過在秦漢以前確已有這種人了。秦始皇聽信了琅琊方士徐巿（古黼字，也叫徐福）。徐巿言海中有三神山，是神仙所居的地方，於是秦始皇令攜童女五百人，入海求神仙及不死之藥。前乎此者，在《國策》中記「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的事；後乎此者，則有漢武帝聽信李少君、欒大的話，建造高樓，要求神仙，《史記·封禪書》言漢武帝求神仙的事甚詳，言蓬萊、方丈、瀛洲三島中有神仙，可以求得的。這真是「做了皇帝要登仙」，一種貪心不足的表現。究竟有沒有神仙呢？能不能長生呢？漢武帝後來也明白過來了，說道：「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所以所謂神仙，不過是人們的一種妄想，誤信了古人的寓言，以為真有其事。 最初說到神仙的要算是屈原，他在《遠遊》章里說什麼「貴真人之休德，羨往世之登仙」。其次在《國策》及《韓非子》中有獻不死之藥的事，是很滑稽的：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見《韓非子》卷七《說林上》） 這個中射之士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用反證的方法表明不死之藥的虛妄，可惜後世像秦皇漢武等聰明的人仍舊不能明白，以為海上確有神仙，卒為人所欺。《史記》、《漢書》都有「海旁蜃氣象樓台，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山川人民所積聚」的話，認為是一種實有的蓬萊仙境，《列子》、《十洲記》、《拾遺記》都記載這種境地。後來更有魏伯陽的《參同契》，葛洪的《抱朴子》，都以為人能長生，影響非常之大。由此可知，方士一派在張道陵以前已經很盛行了。 張道陵只好算符籙派道教的起頭，他本來的名叫張陵，是生在漢桓帝的時候，宋朝陳元靜替他做了一篇《漢天師家傳》說：「真人諱道陵，字輔漢，姓張氏，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起初博通五經，晚年入鶴鳴山學長生之道，[121] 引誘人民，欲學道者，須納五斗米，所以叫做五斗米道。用符水為人治病，使病者飲符水，或書其姓名祈禱三官。後來他的兒子張衡及孫子張魯繼續傳布，稱張陵為天師，這個名號子孫世襲。張角曾用這種方法號召造反，稱為黃巾黨。于吉也用這種方法治病，宮崇曾獻什麼《于吉神書》，這都是同一派的道教。張魯的兒子張盛，起初搬到江西龍虎山，繼承張陵的道統。他們有三件傳家的法寶，就是一口劍、一塊印、一本都功錄，道教就開始正式地組織和宣傳了。[122]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見兩派的道教，就是後來所稱的丹鼎、符籙兩派；前者是以長生不死為標榜，後者以驅除疾病為號召，都是假借老子的學說以行的。河上公注《老子》「穀神不死」一章說： 「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雨暘燠寒風，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咸，從口入，藏於脾。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氣所往來也。」（見《老子》第六章） 這是提倡導引吐納的起頭，附會到老子的學說上。此外如《老子》「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以及「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見《老子》第五十章），[123]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見《老子》三十三章）這一類的話，都給那一派人所利用。煉養服食，以求長生，丹砂可化為黃金，茯苓可服而不死，屍解飛升，為一般個人主義的利己思想所歡迎。符籙派比丹鼎派尤低，丹鼎在漢初發生的，符籙在漢末發生的。五斗米道就是符籙派的起頭。馬端臨曾經說： 「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論之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 馬氏分道家為五派，清淨派可除外，煉養服食合成為丹鼎派，經典科教為黃冠逐食法門，是最後發生的，在此只須討論到丹鼎符籙這兩派。這兩派中的有力分子，前者為魏伯陽與葛洪，後者為寇謙之與陶弘景，[124] 這四個人，除了魏伯陽是漢末人以外，其餘都是晉代及南北朝時人，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一併在此連帶地說及。 魏伯陽所著的《參同契》，為丹鼎派的重要作品，參同契這個名稱，就是合《周易》、黃老、爐火三家以契於大道的意思。朱熹嘗著《參同契考異》一卷，並在語錄中提起這本書，說道：「《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又說：「《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125] 朱熹這番話，實在助長他們的勢焰不少。他們之所謂丹，有內丹、外丹之分。何謂內丹？即調和其在內的精氣，像朱熹所說的，以能為調和精氣則神氣更新，雖老而壯。怎樣調和？即用呼吸方法，他們叫做胎息，用修煉吐納的工夫，保存內在的精氣神，使清氣蓄於胎中，濁氣從手足毛髮中排出，又用呼呵吹嘻噓呬六種方法吐出濁氣，所以有在夜半坤復之交，趺坐行氣（俞琰《參同契發揮》語）。[126] 其目的在延年長壽，故曰：「巨勝尚延年……壽命得長久。」 何謂外丹？用硫石水銀等藥物，在爐火中燒煉，可成為黃金九丹，也就是所謂黃白之術。所用藥品即雄黃、礬石、牡蠣、茯苓等類；制合之後，可以像金質歷久不壞，然此種藥物化金，往往生出砒素，容易中毒，所以有服之而死的事。但是燒煉外丹，也是注重調息，要除去心內的五賊——盜用天命、物、時、功、神。 葛洪著《抱朴子》內外篇，內篇言導養之理，外篇言煉丹之法。嘗居羅浮山煉丹，說：「人能修道，可與天地同壽。」所謂修道，也就是《參同契》所說的吐納。初學者納氣於鼻中，依數息而至一百二十，始徐徐吐出，更須不傷生，不疾走，不久坐，起居有時，飲食有度，使元氣得流行於體內。無論起居動作，必須求其適度，實是一種很好的衛生方法。還有所謂房中術，也是一種性的衛生。在外則須服上藥，所謂上藥，就是叫做「九轉金丹」，用礦物燒煉而成的。服此上藥，則可以飛升上天，成為天仙，其次則可以養性除病，有千歲之壽。 魏葛之說完全相同，除去一部分荒誕的神仙之說，未始不是一種很好的衛生方法。而且他們都是注重到「積善正行」，在神秘的思想之中，含著道德倫理的意味。但是他們的流弊亦正無窮，不獨長生不可得，即後此道教所發生的迷信，尤莫不以此為嚆矢，一讀《後漢書·方術列傳》等，[127] 便可以知道了。 現在再說到符籙派，這派雖創始於張道陵，卻大成於陶弘景與寇謙之二人。陶還有點近于丹鼎派，而寇卻為純粹的符籙派了。陶弘景從小得著了葛洪的《神仙傳》，便有養生修道的意思，後來隱居在句容山，自稱為華陽真人，行導引辟穀的方法，梁武帝嘗與之游。他撰著了《登真隱訣》，證明神仙可成，長生可得，帝命其合丹，不成，諉為中原藥物不精之故。又嘗傾心符籙，顯名於南方。 至若寇謙之，則完全提倡天師道，立定符籙派鞏固的基礎。在嵩山修道十年，詭言嘗得太上老君親授天師之位，並賜以《雲中音誦新科誡》二十卷，[128] 欲藉此以攘奪張氏天師之位，自言嘗遇仙人成公興，從李譜文受《圖錄真經》六十餘卷，奏上北魏太武帝，宰相崔浩深信之，建天師道場，集百二十道士，每日祈禱，當時如韋文秀、祁纖、羅崇之等，[129] 皆為有名道士，都附從之；親授符籙於太武帝，其法大行，謂可藉符籙以召鬼神；又本《雲中科誡》，倡齋醮科儀，為後世拜懺建醮等迷信的濫觴。 三　讖緯學與迷信 說者都以為讖緯之學始於哀平新莽的時候，其實不然，《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六·易類六》中說：[130] 「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131] 《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132] 既不知作者為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為一。[133] 然班固稱聖人作經，[134] 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秘經；圖讖之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135] 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里，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136] 即此可知讖與緯本來是兩樣東西，並不是同時產生的。大約所謂緯，是起於西京之初，而讖則起源還在其前。漢劉熙《釋名》中解釋其字義說： 「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現在且先說緯，緯所以配經，故六經、《論語》、《孝經》皆有緯書。《後漢書》「緯候之部」，註：「緯，七經緯也。」[137] 七緯皆託言孔子所作，如：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138] 《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 《禮緯》：《含文嘉》，《稽命征》，《斗威儀》。 《樂緯》：《動聲儀》，《稽曜嘉》，《葉圖征》。 《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曜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139] 在上述目錄之外，《易緯》尚有《乾元序制記》，《漢志》未有，《文獻通考》中始見；又有《乾坤鑿度》，《唐志》、《崇文總目》都無其名，宋元祐時始見。《唐志》中又有宋均注《論語緯》十卷。[140] 《太平御覽》中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等，[141] 都是上述七緯中所沒有的。《隋書·經籍志》說： 「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142] 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 這種說頭是本於鄭玄而來的，因為他曾經註解緯書，以經緯並重的緣故。《莊子·天道》篇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十二經以說老聃」，注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這都是認緯書是孔子所作的，不知六緯之說始見於漢之《李尋傳》。李好《尚書》，治《洪範》、災異，王根薦之於哀帝，預言災異每奇驗。前乎此者，劉向校錄群書，未嘗提及，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荀悅亦說起於中興之前。可見緯書作於孔子之說實不足信，但是始於成哀亦不盡然。考之經籍，西京之初已載其文，孟喜、京房六日七分之卦氣，本於《易緯》，曝書亭有曰：「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說緯》）[143] 又《史記·殷本紀》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事，本於《書緯》。《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謂是《春秋緯》文。《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書緯·帝命驗》。《尚書大傳》所謂「主春者鳥，[144] 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書緯·考靈曜》；「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本於《樂緯·稽曜嘉》。翼奉所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禮記·經解》所引「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注謂：「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145] 因此語而得禍，茅坤謂為迂戇，何孟春註：「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揚雄《太玄經》，張觀物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可見此種緯書或者在周末已有，但不知為何人所作。《前漢書》、《洪範孔疏》都說：「緯候之書不知誰作。」[146] 秦漢時目之為卜筮之書，東漢方始盛行，甚至以七緯為內學，五經為外學，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何休、鄭玄又以此注釋經籍，鄭玄注《詩、書緯》，宋均注《易緯》。當時經學家這樣看重緯書，實為造成漢代迷信的一大原因。 至於讖，則起源甚古，以《隋書·經籍志》考之，有《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二十九卷等，可見圖讖之書自古已有。讖者，預知未來之事，如《舊約》中之先知，符讖圖讖皆言將來得失之兆，《史記》所謂秦讖於是出矣。《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言「亡奏者胡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華陰人言「今年祖龍死」。皆為讖語。這大概是術士的言，或者是古代巫覡的遺風。光武以赤符受命，應「劉秀當為天子」之讖，尤為深信。光武而後，讖緯混合，歷代鼎革之時，莫不引讖緯為符瑞。俗儒趨時，尤多推助，言五經者又皆憑之以立說，雖曾有孔安國、毛公、王璜等非議於前，桓譚、張衡、荀悅等反對於後，究不敵帝王的提倡與學者的視為古學。厥後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而王弼、杜預反從而明之。直至宋武帝始禁圖讖，隋煬帝悉焚其書，其學始絕。胡寅說：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147] 《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術數之學，蓋不取也……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148] 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五所引） 從此以後，此種迷信，誠有如胡氏所謂「易惑而難解」，後世所產生的「推背圖」、「燒餅歌」，以及種種師巫邪說，都是這一類迷信的遺傳，深中於一般社會思想，實屬牢不可破。 這種讖緯學的產生，原由於陰陽五行之說牽合而來，陰陽本於《易》，五行本於《書》，在宇宙原理上，初非無哲學上的價值。第自董仲舒著《春秋繁露》而後，便流為神秘的思想，劉歆總群書而為《七略》，乃有特立的術數略，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六種。天文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事，而紀其吉凶。歷譜言關於建正朔、明歷數等事。五行言關於陰陽，而論孤虛王相遁甲六壬等事。蓍龜言關於龜卜占筮等事。雜占言關於夢兆變怪等事。形法言關於地勢家相吉凶等事。牽引附合，發生種種鬼神迷信。並且由五行之說而生青黃赤白黑五帝之祀，秦襄公以後，歷祭白青黃赤四帝，漢高復加黑帝而為五祀。信鬼神，信祥，莫不以陰陽五行為根據，與讖緯相表里，所以有漢一代，實開前古未有的迷信。 第三節　厭世思想的發端 一　厭世思想與老莊 什麼叫厭世思想？我們在這裡先有解釋的必要。普通所稱為厭世主義（Pessimism），是把現世看做最痛苦最惡劣的境界，生活在這種痛苦的世界之中，覺得毫無價值和意義，發生一種厭惡的思想，希望在痛苦之中別找一快樂的境地，精神上可以得些安慰。像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德國的叔本華（Schopenhauer）以及中國的老莊屈宋，都是一種厭世思想的表現。 厭世思想不但不是壞的東西，並且是進一層解決人生問題的哲學。所以從哲學方面講來，老莊學說、印度學說，總比孔孟高深一點，就是為了這個緣故。但是厭世思想怎樣產生的呢？那自然要歸根到時代與環境的反應，我們不必研究到老莊思想產生的原因，已經有梁任公、胡適之等在他們的作品中說得很多了。現在單從漢代來看一看老莊思想復活的原因。雖然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來，但是在這裡我們只歸納得兩條：（1）是漢代提倡經學的反動，漢代尊經重儒，支離繁雜，使人發生厭倦，想別求一較高深的學說。（2）是時代紛擾的影響，東漢以後，外戚宦官更番弄權，互相摧殘，卒釀黨錮之禍，生命危險，朝不保暮，加以兵戎迭起，禍亂相尋。有了這兩大原因，老莊思想漸受一般人的歡迎，卒造成晉代思想的放任主義。 就老莊思想的本身講來，雖不能肯定為純粹的厭世主義，但從老莊的言論所表現的精神，卻不能否認為厭世思想的淵源。他們對於現代社會的不滿，曾發表很激烈的反抗言論，像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主張，他見得當時的政治，無非「損不足以奉有餘」，當時的社會無非飾偽欺詐，已經到了無法補救的時候。莊子尤其厲害，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149] 真是把當時社會的罪惡一語罵盡。他看得人生毫無意義，他說：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見《莊子·齊物論》）[150] 他的忘生死、齊物論，比老子尤為消極，看人生的空幻，不過是一個夢境。楊朱、列子都有同樣的厭世表現。 他們認定世界是一個痛苦的世界，而造成世界痛苦的主要原因，不外一個欲字，因為有欲，所以逞智；因為弄智，所以鬥巧；一切從鬥智鬥巧所發生的詐偽和罪惡，無非出發於各圖一己的私慾。所以老子主張絕欲去智，復歸於朴，莊子主張剖斗折衡。欲根於己，所以又主張無我。老子說：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見《老子》第十三章） 莊子說：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見《莊子·至樂》篇） 莊子的忘生死，即老子的無我；無我的理想境界，是一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與佛國天堂同一意義。這是從老莊學說本身上看出厭世的思想，當漢末的時代，這種思想便乘機復活起來，使當時的人生觀發生絕大的改變。 二　厭世思想與佛教 大乘的佛教雖不盡屬出世，但漢代所輸入的佛教都是小乘，單講出世而不講入世。出世主義原是最初佛教的根本義，為什麼要出世？因為世界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生老病死是人生最顯著的痛苦，釋迦用長時間的參悟，無非欲超脫這種痛苦。他覺悟到解脫痛苦的方法，第一步入手必須從破除二執，就是我執與法執。因為有執，便生出障來，最大的障就是貪嗔痴三毒，三毒是一切痛苦的原因，有因便有果，所以提出十二因緣及苦集滅道四諦，說明三世因果的道理。集是苦的因，集又根於欲，欲實為一切痛苦之因，故欲解除痛苦，首重克制。克制必須守戒，一切戒律無非是要克制身口意的慾念。能守戒便沒有慾念，便是消滅苦因的根本辦法，同時方可以進一層得到定與慧的覺悟。這就是佛教離苦得樂的究竟。 他們看世界人生，既然有主觀的慾念，又有客觀的誘惑，所以世間是一個苦海，一切眾生都沉淪在這苦海之中。而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脫，只有自己覺悟，把一切都看空了，就是所謂「人空觀」與「法空觀」。人不過是四大和合的因緣關係，世界萬事萬物都不過是水花泡影、瞬息萬變的。無論是身外的富貴榮華，還是自身的軀殼，都不過是曇花一現，如水中波浪、鏡中明月，轉瞬即滅的，這就是所謂人空觀。一切森羅萬象，俱非實在，好像海市蜃樓，變幻莫測，不但是空，亦且是假，這便是所謂法空觀。人與法既然是這樣空假，那末，對於自身的功名事業，對於社會的興革損益，都不必去十分認真，最好能脫離這種牽掣，只求自身的安閒自在，心境快樂，就是所謂涅槃境界。這種涅槃境界，好像是一個世外桃源，在方寸之間，別有一種無憂無慮的景況，這與道家的理想社會如出一轍的。我們假使研究佛道兩家思想上的同異，我們可以決斷他們在厭世思想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他們在各方面互相仿效，馬端臨說過：[151] 「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清靜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152] 從這段話可以見得當時儒釋道三家，在學說上互相仿效，互相競勝，所以一般喜新厭故的人，舍儒而學道，舍道而學佛，從淑世的儒家思想而走入厭世的老佛思想。這是漢末在宗教思想上的一個很顯然的變遷。 三　厭世思想與當時文學家 漢代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兩漢著名的經學家固屬不勝枚舉，但同時又有一班詞賦家，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往往帶著一些消極的思想。最初如賈誼的自傷，所著《吊屈原賦》、《鳥賦》，與屈原之《離騷》有同樣的憂思，故司馬遷曾以屈賈同傳。漢代的辭賦文學，大半受《離騷》的影響，如嚴忌的《哀時命》，揚雄的《畔牢愁》，都是憫屈原而仿《離騷》之作。此外則馮衍的《顯志》，崔篆的《慰志》，又皆懷才不遇而聊以解嘲的作品。司馬相如為漢代辭賦家的傑出者，[153] 托神仙以作《大人賦》。張衡為漢代科學家，亦有《四愁》之作。其餘辭賦家的作品，頗多藉文章以泄其胸中悲憤，有悲觀厭世的傾向。淮南為道家，所著《鴻烈解》，多有言神仙黃白之術，大小山八公之徒尤為淮南思想的靈魂，《原道訓》根於《九師說》，中多《老》《易》混合的話，實開晉代側重《老》《易》之先河。繼此而導漢代思想於厭世之境者，厥惟建安七子。建安文學，實總兩漢的菁英，開六朝的先路，當時影響最大的，先要推到曹氏父子。以一世之雄的曹操，亦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嘆。聰穎如曹植，往往借《愁思婦》而發為哀辭。至於七子之倫，大都悲涼哀怨，以寫其胸懷，而漸啟六朝頹廢的思想。其次則為正始中的王弼、何晏，始明倡老莊之學，王弼注《老子》、《周易》，何晏作《道德論》，都足燃老莊學說的死灰。當世競慕其風，前有四聰八達的同調，後有竹林七賢的揚波，延及六朝，風氣為變。之二人者，實為厭世思想的嚮導，宜乎范寧之責其罪浮桀紂，嘗說： 「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盪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見《晉書》卷七十五《范汪傳附子寧傳》）[154] 范氏深惡痛切至此，以為清談之禍肇自二人，雖或言之過當，而王、何二人的倡導《老》《易》，實影響於當時思想的劇變，為不可諱的事實。綜漢代文學家的言論，從經術的厭倦與時局的喪亂之中，漸趨向於老佛，而發表為消極厭世的思想，也是時會使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