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 · 五、 專制政體與宰相們
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的興趣是恆久的，其心態和行為則取決於現實政治生態，特別是權力的運作狀態——皇帝一人大權獨運，權相代行皇權，還是通常情況下的幾個宰相分享決策權。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偶爾，他們也會為了讓自己的聲音上達天聽抗爭一回，但其努力鮮能奏效。接下來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繼續留在政府中做事，要麼走人。退閒的道德保守主義者努力探索，通過各種社會渠道，特別是講學傳布自己的觀點、理論和學術，力圖建立聲望，擴大影響，將希望寄託於來者。
1100年左右，倒數第二任皇帝徽宗（在位期間1101—1125）開始濫用皇權，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悲劇性滅亡。徽宗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天分、技巧最嫻熟的藝術家，但其政治統治卻是災難性的。他的放蕩無道聞名於世：抬升道教的地位，荒唐地自奉為「道君皇帝」；緊挨著皇宮修建奢華的皇家園林，為此遠從長江三角洲搜尋奇花異石；秘密地拜訪勾欄瓦肆，搞得滿城風雨。[79]
徽宗把江山社稷丟給了代理人，而走馬燈似的代理人無一稱職。他們名義上恢復了1069—1085年的改革體制，卻失去了改革的本來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點和腐敗攪和在一起。政治報復在升級，在拿不出任何過硬理由的情形下，朝廷把保守的反對派貶謫到邊遠地區。正是在此期，政府給反對派貼上了「元祐（1085—1093）黨人」的標籤，將他們的名字刻石，豎立在各個地方政府的衙門附近，在迫害之外更添侮辱。迫害甚至延伸到未來，黨人的子嗣也將永遠地被擯斥在仕途之外。明目張胆地清洗異己侵犯了儒家原則，引起文人階層的恐慌與震驚。
更為令人震驚的是來自女真人的入侵，它壓縮了帝國的生存空間。傳統的南宋史寫作通常不惜筆墨描述宋金和戰、國家秩序在譁變與暴亂中重建的鬥爭歷程以及大將的擁兵自重。晚近的經濟史研究者則更關注城市、交通、農業和財政在戰爭創傷、北方領土被占的情形下仍然持續不斷的發展（甚至對北方的貿易也沒有中斷）。但是，人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領域——12世紀前、中期在政治上的決定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影響甚至覆蓋了此後的中國。下文試圖考察變化的核心——專制權力的擴張，考察的重點是敏感的君相關係。
在宋代中國，皇帝掌控著規模龐大的集權制政府機構，但他通常會克制自己，避免濫用權力。官僚機構分為行政、軍事和財政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在本轄範圍內擁有或者說假定擁有彼此獨立、互不侵越的權力。政府通過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士大夫的責任是自主行使權力，遵循道德原則，實行明智而靈活的統治。雖然他們通常自認為儒家士紳，但其權力的部分來源則是中國古代的法家學說。宋代是現代集權國家的先進，但遠未發展到包攬一切的極端集權主義的程度。
宋代存在一個特殊的官員群體，它包括以諫官、御史為職的言論官（言官）和宮廷學士。從理論上，這個群體的作用是制止由於權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官僚甚至皇帝的濫用權力。言官只有少量或根本沒有行政職責，其主要職掌就是對其他行政官員的職責加以監督檢查，提出批評，在某些情況下還要進行彈劾。最理想的情形，當然是言官和行政官員互相交流討論，達成共識。相反，當彼此出現矛盾衝突、導致派性出現，隨之而來的則是辭職和勒退、政策的急轉直下、行政效率和官僚精神狀態的普遍下滑。
皇帝上承天命，天命賦予其統治以合法性，因此，西方人常稱之為專制君主。但是，事實上皇帝通常是通過政府的宰相群或是一個宰相來行使其權力的。這裡所說的「宰相」取其最普遍的含義，指在朝中行使行政首腦之職的大臣，通常擁有諸如此類官銜：僕射（古代正宰相的正式官銜）、丞相（同一官職的非正式稱呼，常指首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字面意思是中書門下國家事務商討會的參與者；標準譯法當為宰相辦公會第一等成員）；參知政事（字面意思是參與政治事務，標準譯法是宰相辦公會第二等成員或副宰相）；樞密使（軍事主管大臣）；同知樞密院事（軍事副主管）。宋代通常設有兩員互有分工的正宰相。當皇帝需要一相獨員時，便會設置一位副宰相協助其工作，一名正宰相大權獨攬的情形極為罕見。此時，其他名義上的行政首腦便被壓縮成了只有單純行政功能的角色，而宰相也便成了所謂的權相（sole surrogate）。
君相關係實際上決定著朝政的運作方式，仔細研究這一關係將有助於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古代史家記載君相活動向來不惜篇幅，留下了豐富史料。《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正是如此，又兼前人很少加以利用，因此彌足珍貴。本章的基本內容大部分來自對該書三千餘頁的仔細搜尋。同樣有價值的是《續資治通鑑》，這部內容清晰的史書反映了18世紀傑出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而當時正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成熟期。當然，沒有一部主幹史料是將皇帝、宰相大臣和知識分子的互動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將這三者構築到一個理論框架中去。
為此，有幾個令人疑惑的問題是必須回答的。第一，關於宰相：高宗是怎樣選任又罷免他們的？從榮登大寶到1139年與女真人達成短暫和議，高宗頻繁更換宰相。之後，秦檜獨攬相權，從1139年到1155年死亡為止，其他宰相只有唯唯聽命。秦檜死後，走馬燈般的換相又開始了，直到1162年高宗終於結束其漫長統治為止。戰爭抑或和平似乎並非其中的決定因素。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種變換？
第二，關於軍事權力：自復國開始，高宗就只有幾千人的部隊，從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強大武力。再說，那些分處各地、掌握著自行招募的大軍的將領們更願意按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不是聽從朝廷調遣。在這種形勢下，高宗是怎樣成功地剝奪大將的兵權、在南宋全國範圍內鞏固自己的專制權力的呢？宰相們又是怎樣助成此事的？
第三，關於1139和議條件的爭論：除了北方領土的喪失和每年貢獻的錢、絹以外，最令道德保守主義者感到無法接受的是地位問題。放下皇帝的頭銜，屈從敵人的要求，向女真人自稱是大金上國的臣下——為什麼高宗會表現得毫不在乎？
第四，關於皇帝的專制權力和權相權力的關係：人們通常認為，當後者通過委任或篡奪攫取權力，前者的權力便會被凍結。這個錯誤認識的基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虛假前提：朝廷權力是一個定量，當權相所持的份額增加，按照減法，皇帝個人所擁有的專制權力份額必然減少。本文意圖建立新的假設：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權力總量和政府所擁有的國家權力總量皆為變量。國家權力通常會隨組織、集權以及社會控制力度的加強而增加。在朝廷上，宋朝政府首腦——皇帝或是權相的個人權力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增長：它可以通過犧牲宰相們所擁有的權力獲得增長。也就是說，將現有權力集中於實際統治者手中，還可以通過拓展國家權力獲得增長，這兩個過程互相促進。通過賦予權相以多於一般宰相的權力，通過將自身權力授予權相，皇帝製造了一個強大到足以在國家機器中行使高度組織化、集權化權力的個體，這就意味著國家權力總量的巨大增長。當權相死亡或去職後，國家權力總量的這一增長仍然保留。此外，如果皇帝將權相的所有權力轉給自己，他自己的權力或者說朝廷權力總量也可得到相應的增長。那麼，這一假設中所勾畫的模式是否適用於南宋？
第五，關於以道德保守主義者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在針對武將的打壓和迫害中，在戰與和的爭論中，在朝廷行使其權力的方式中，他們究竟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又受到了何種影響？
為省去冗長而枝節叢生的政治史敘述，表2提供了一個下文進行分析討論所必需的關鍵史實縮要。
表2 南宋歷史大事編年（1127—1139）
走馬燈般的宰相（1127—1134）
表2的信息簡化了我們的分析，它展示了高宗在位的頭十年中頻繁變換宰相的總體趨勢。年輕的保守主義者張九成曾直截了當地批評高宗頻繁易相，又無明確政策讓宰相去執行，造成了政局的不穩定。他說，人們都知道帝國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行為，卻不常意識到宰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宰相的成敗又取決於皇帝允許他們、指派他們做什麼。高宗統治初期，多數宰相在位大約一年。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這種不穩定敗壞了士風。在明知上司過不了多久就要換人的情況下，沒有多少官員還會恪盡職守。[80]更糟糕的是，儘管還沒出現實際上的朋黨，但宰相的更替無疑已將官僚集團分成了互相對立的群體。一些宰相儘量從自己的小圈子以外選任某些關鍵官職，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但這種努力太過微小，根本不足以抑制分幫結派。[81]
高宗不承認他早期所犯下的讓宰相們不安於位的錯誤。相反，他聲稱自己總是嚴肅認真地考慮宰相的人選和任期，說除非萬不得已，他從未罷免任何宰相。[82]他說：「官員數以百計，朕深居宮中，又怎麼可能知道哪一個幹得好、哪一個不好呢？惟一近便的辦法就是觀察宰相的作為。」[83]這番話暴露了皇帝及其左右手之間的緊張關係。高宗的觀察怕是太急功「近」利也太迫切了。實際上，他對宰相的態度總是挑剔、不耐煩，動輒不滿意。當一個宰相瀕臨罷免之際時，這種緊張關係便達到了極點。高宗又說：「君主所握權力的實質決定了他不得不宸綱獨斷。」[84]誠如其言，在行政首腦的任免問題上，君主政體存在一個嚴重缺陷，即它沒有給皇帝提供任何可供商討顧問的人選。但是顯然，高宗還是從早年的錯誤當中吸取了教訓；在以後的日子裡，他會首先確定政策取向，然後再選擇合適的宰相來將它付諸實施。
高宗表白說自己很願意下放權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真話。第一，他支持宰相的行動，表現出極大信任。[85]第二，他將前任宰相從朝廷中支走，好讓他們無法留下任何陰影或實施任何殘留影響，以免干擾繼任者。這同北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北宋，前任宰相通常會以預備在必要時提供顧問之便的名義留在朝中，任以他職。但在南宋，朝廷甚至不允許他們在首都附近居住。[86]第三，新宰相被賦予了人事變動權，這樣，他們就可以選擇自己樂與共事者擔任關鍵職位。[87]這類人事變動，雖然被批評者指斥為官僚集團分幫結派的原因。但是，根據公認的儒家觀念，宰相的重要職責就是「進人才，去不肖」，它又是公平合理的。[88]
高宗手下的宰相確實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與之相呼應的是王安石變法之後相權的擴張趨勢。其背景，則先有司馬光在反變法活動中的強力領導，後有北宋倒數第二任皇帝的沉湎享樂。但是，在北宋，宰相的權力通常仍限定在民事行政範圍內，拓展也只能拓展到對財政事務的監督領域[89]，而從未介入到軍事領域——樞密使相對獨立的權力範圍。[90]到了南宋，當整個國家在為生死存亡而奮爭之際，最高行政長官則不得不在必要時插手財政和軍事方面的緊急事務。[91]當民事、財政和軍事權力集中到宰相手中，這個職位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權力淵藪。它預示著一個大權在握，掌控一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相的出現。當然，到1139年為止，這個權相還沒有露面。管理國政的通常是兩員宰相，一員負責民事行政，一員負責軍事事務，並各自分掌與之相關的財政權。[92]
南宋初期，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正規軍隊，抵抗女真人的重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那些靠擴張私人軍隊並吸收流寇漸成規模的將軍們。[93]這些人已經習慣在勢力範圍內自作主張，不喜歡中央來指手畫腳。[94]從1131年開始，高宗意圖明確，要想辦法削弱將軍們的地方性權力。他明詔賦予後來的宰相呂頤浩以便宜行事的權力，試圖通過干預大將軍中的人事、財政，使軍隊遵從朝廷政令，重申朝廷對地方的控制。[95]雖然呂頤浩未能真正完成使命，但是，朝廷確實藉此對某些地方實施了某種程度的控制。[96]這件事生動地展示了皇帝是如何藉由在集權的名義下賦予宰相更多的權力來增加朝廷權力的。換句話說，專制君主的權力和它所授出的權力互相哺育，共同壯大。
1139年之前宰相在位時間短暫的原因多種多樣，絕非一個簡單答案可以了得。其根源當然是南宋頹敗的軍事形勢，那樣的局面，即使是頭腦最清醒、意志最堅定、最能幹的領導人也難以應付得更好。面對由於非女真成分加入而不斷壯大的女真軍隊的威脅，再加上傀儡皇帝劉豫所徵召的漢人軍隊的為虎作倀，南宋帝國的前途看起來真有些吉凶難料。正如當時的一位論者所言「戰必敗……和必無成」[97]。處於如此的兩難之境，朝廷既沒有穩定的政策，官員們也達不成任何共識。[98]通常，一次軍事上的失敗便會導致一位宰相的得咎和被迫下野。繼任者既缺乏經驗，大多會試著採用不同的政策，開始另一條不穩定的路線，最終還是無法改善軍事狀況。在這種形勢下，一位宰相就認識到他「不敢奢望久居相位」[99]。在某種意義上，南宋初期大多數被罷免的宰相，都是皇帝為了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無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選擇的替罪羊。
軍事形勢之外，個人因素也攙雜其中。1129年，杭州發生兵變，高宗被迫短暫退位。極有手腕的宰相朱勝非採取拖延策略，阻止兵變頭目做出過激舉動，直到忠誠的軍隊前來解圍並扶助高宗復位。[100]儘管這位宰相在危機時刻的斡旋活動確實值得信賴，但他卻親眼目睹了皇帝不尷不尬的遭遇。[101]專制君主不能讓自己的形象遭到窘困，讓宰相繼續留任勢必造成彆扭。再舉一例，年輕而又過分熱情的宰相范宗尹（1096—1136）堅持要剔除那些高宗為了施惠而不合理任命的官員，結果也不得不去職。[102]呂頤浩（1071—1139）的情形與之相似。他幹得不錯，沒犯什麼大錯。但是，當他引起了部分官員的不滿、怨聲四起時，高宗覺得最好還是體面而不帶責罰地請他下台，另找個能讓官僚們安靜下來的人替他。[103]
根本的軍事原因和個人因素之外，又有官僚政治的長期不穩定。1134年，高宗困惑不解而直截了當地向張浚（1097—1164）發問：「我和宰相討論問題，只要稍微有點兒不同意見，他們就會那麼輕易地要求辭職。為什麼？」張浚回答說：「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間的不同意見透露出來一點點，論者就會嗅到您究竟贊同哪一邊，寫文章來支持它，並攻擊那些意見不同的宰相。在眾人的攻擊之下，宰相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請求辭職。」[104]換句話說，除非有皇帝持續的支持作其權力後盾，宰相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官僚政治中妒忌和傾軋的目標。但是，在皇帝自己都還沒有獲得足以使他感到安全的專制權力之前，為了取得持不同意見者的支持，在朝廷內部維持平衡，他總是會傾向於遷就滿腹牢騷、批評朝政的官員，至少也要聽聽他們的意見。再說，一個在官僚政治中不能有效應付批評的宰相，對皇帝來說也只會是政治上的包袱，而非財富。[105]
北宋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官僚制國家的最高峰，不僅是因為它發展出了一套堪稱典範的文官制度，還因為它優待官僚的政策。它從未處死任何高級官員，政府甚至連一個犯有嚴重罪行的低級官員也不願處死。除了個別例外，南宋基本遵循這一傳統。[106]但是，在其他方面，君主政體卻不如從前考慮周全，被罷免的宰相有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如前所述，他們既不能留在朝中，也不能住在首都附近。[107]其中的一些人被任命為知州或知府，但任期都不能長久。當批評的聲音持續下去時，朝廷就會把他們從地方官的職位上罷免[108]，投閒置散，給一個榮譽官階和「宮觀官」的閒差——這意味著一筆高級官員應得的年金，僅此而已。[109]
如果政局吃緊，被罷免的高級官員的命運可能會比投閒置散更糟糕。幾位最終得罪了高宗的傑出宰相被放逐安置到邊遠地區。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會遭到流放。流放比放逐更嚴厲，流放者要受到當地地方政府的監視，作為額外的懲罰。對官員最嚴厲的懲罰是永久性流放到邊遠地區，受到嚴格監視，並宣告該判決不因此後的大赦而稍減。[110]
當然，流放和摒棄不一定是永久不變的。懲罰可能因朝廷後來頒布的一道允許有罪官員遷移到稍近地方的命令而減輕。又一道命令則可能允許他自由選擇居住地，只要不是首都附近，儘管還不允許他重新做官。[111]真正的解禁當然是朝廷施恩，給該官員一個新的任命——通常是地方上的知州，罕有朝中職位。[112]儘管如此，未完再續的官僚生涯一般也不會長久。[113]只有一個特別的例外，張浚確實是作為一個曾經被清洗出去的高官重出江湖，又做了宰相，這當然是因為高宗想起了他的軍事才能，認為他又有了用處。[114]
宰相團隊（1135—1136及以後）
宋人認為，朝廷的理想狀態，是宰相們能「同心同德」地像一個團隊一樣協作。[115]人們相信，這樣一種理想狀態的領導對其他大臣具有示範作用。雖然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似乎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趙鼎和張浚確實在若干年中曾經企及它。兩人都是正直勤奮的官員，都致力於通過有效的軍事力量和廉潔的行政實現帝國復興的大業。他們對朝廷的耿耿忠心可圈可點，在士大夫群中的崇高聲望和巨大影響甚至不因歲月的流逝而稍減。張浚雖然是個文官，但人們最為稱道的卻是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1131年，他以四川為基地從西北側翼的陝西對金髮動反攻戰役，不幸遭遇慘敗。此後，他暫時賦閒，但為時不長。
1135年，趙鼎和張浚被任命為宰相。他們的任命標誌著朝廷組織堅強防禦和準備反擊的決心。[116]二人合作融洽，保持了崇高的道德水準，讓人不禁要聯想到元祐保守派掌權的時期。[117]兩人之間有著運行高效的分工：張浚負責軍事事務，趙鼎負責普通行政。[118]
形勢迅速好轉。女真人的第二次南侵，糾集了傀儡政權劉豫的軍隊，最初看上去來勢洶洶，但在宋朝組織有效的防禦面前，卻變得遠不如第一次兇猛有力。女真人將這歸咎為劉豫後勤供應不力，開始考慮廢黜這個傀儡政權，但在當時，南宋還無緣得知其事。[119]為了鼓舞士氣，高宗宣布親征，帶領軍隊從行在臨安到達長江岸邊的南京。在那兒，他欣喜地收到了藕塘前線戰勝的捷報，藕塘位於南京以北大約100英里。這不啻是南宋所取得的第一次巨大勝利。[120]但是，高宗說，更讓他高興的，卻是大將能嚴格遵行朝廷的命令。[121]在他看來，對軍隊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關係到朝廷的安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勝利卻在兩位宰相之間造成了無法彌合的裂痕。趙鼎一如既往地保持謹慎，而張浚卻是大膽的。在勝利之前，趙鼎就建議放棄淮河流域，退守長江防線，以確保防禦儘可能堅強穩固。勝利證明張浚迎擊敵人的策略是正確的。勝利之後，趙鼎仍然堅信加強江防才是明智之舉。但是，被自信激勵著的張浚卻認為宋朝軍隊北上反攻的時候到了。考慮到這一分歧和其他一些無法言明的歧見，趙鼎覺得自己應當體面地辭職，既不再擋老朋友、老同事張浚的道兒，也不要將兩人的分歧公之於眾。他有著一個真正政治家的胸懷，認為張浚是不可替代的，而自己則不然，另外找個人來管理行政事務並非難事。他建議皇帝讓張浚按照自己的想法乘勝加強軍備，那將是一樁非常重要的任務。高宗極不情願地同意了趙鼎的去職，任命他到離首都很近的紹興去任知府，但卻極不尋常地要他隨時準備奉召還朝理政。[122]
令人崇敬的宰相團隊就這樣破裂了，原因不僅僅是戰略分歧，還有一些未曾公之於眾但卻意味深長、後果嚴重的因素。其一是官僚政治。趙鼎說他和張浚曾經像兄弟一樣和睦共事。不幸的是，卻有那麼一些不太高尚的官員，發現了二人在戰略上的分歧，往來挑撥，造成了更大的裂痕。事實證明，即使是像張浚和趙鼎這樣互相尊敬的老朋友，也經不起長年累月的挑撥離間。[123]另一個原因則是趙鼎不願公開揭櫫的，那就是兩人在儒家理論取向上的分歧。趙鼎是一位道德保守主義者，他選擇追隨者的標準是共同的倫理取向和道義原則。張浚卻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更看重目的而非德行，他網羅追隨者的標準是才能。趙鼎推進了程學學派。張浚雖然和任何學派都沒有特別關係，卻和一批從北宋末年以來就傾向於恢復變法體制和王（安石）學理論的官僚交往密切。這一點擴大了兩位政治家之間的裂痕。當趙鼎推薦一位保守派學者對歷史記錄進行新一輪修改時，張浚表示反對。張浚也不贊成保守派所宣稱的以程學為歸依的儒家正統傳承路線。事實上，正是在趙鼎辭去相位之後，陳公輔才對保守主義者所宣稱的傳承線路開了火，而他的做法卻得到了張浚的默許。[124]
事情還沒完。那時，秦檜（1090—1155）在朝廷官員中享有不偏不倚的好名聲。因此，張浚請求讓秦檜接任趙鼎。[125]表面上，一個新的團隊形成了，但是，這兩個人關係卻從來都不曾緊密。由於希望軍隊儘快投入反攻，張浚撤掉了一位不稱職的老將，代之以一位文官。但是，這位文官的不通武事卻導致了軍隊的大規模叛逃。大約3萬到4萬的軍隊投向劉豫，長江防線上出現了一個大裂口。[126]驚嚇之餘，朝廷匆匆忙忙回遷到首都臨安，而這一步是趙鼎早就建議過的。[127]彈劾張浚的章奏不計其數，皇帝龍顏大震，指責他為備戰耗盡財力、人力，荒廢了兩年光陰。結果，張浚又一次遭到放逐。這一去就是15年，直到女真人再度入侵。[128]
張浚發現秦檜為人狡詐，鬼鬼祟祟，因此，罷職時反對讓秦檜接替自己。高宗決定召回趙鼎。趙鼎請求復相張浚，即使不可能，也要把張浚任以他職，留在朝堂上。[129]他希望至少部分地恢復他們的團隊。但是，高宗拒絕了這個請求，反駁說張浚已經給國家造成巨大危害。後來，又有人提到張浚，皇帝仍然難掩憎惡之情，情緒極端地誇大其辭說：「我們寧可忍受亡國之痛，也不要再任用那傢伙。」[130]有人懷疑這其中也許還有其他什麼原因。比如，皇帝也許擔心張浚的復職會引起更多的叛逃，激怒將領，或者再出現一次冒險行為，以上任何一條都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總而言之，趙鼎的反覆請求只是改善了張浚被貶的條件。[131]
既然無法讓張浚復職，趙鼎只好要求讓秦檜留任，做自己最親密的同事。秦檜無比感激，但僅在彼時而已。[132]沒有一個真正的團隊，趙鼎也很難有所作為。[133]他沒有提出任何計劃，也沒有對即將發生的重大轉折——和議作好準備。
在北方，女真人廢黜了劉豫的傀儡政權，答應議和，將河南地區歸還給宋朝，送還高宗之父——徽宗皇帝的棺材，釋放他的母親。（至於欽宗，他們繼續扣留，一方面作為宋朝屈辱的象徵；另一方面，如有必要，可以扶作傀儡皇帝，來動搖高宗統治的合法性。）作為這些讓步的交換條件，女真人要求宋朝貢獻一大筆歲幣，並承認自己是大金上國的附庸。宋朝能接受這些條件嗎？
高宗樂於接受，認為這些條件，包括河南的恢復，實在比預期的要優厚。他詢問趙鼎的意見，趙鼎遲疑著，未作明確答覆。作為一個道德保守主義者，他原則上反對議和，特別是在做女真附庸這樣屈辱的條件下。但是，出於對皇帝的忠誠，他又不便直截了當地拂逆聖意。也許是為了拖延，他提議說既然是戰與和的問題，那就應當諮詢大將們的意見[134]，他知道有些大將反對和議。然而，這卻是個致命的錯誤。此前的大規模叛逃事件加劇了高宗對武將的不滿和猜疑。但他卻不明言，而是拐彎抹角地向趙鼎抱怨武將不應再干預轄區地方政府官員的任命。而匡正此類不正常情況正是趙鼎的責任，因此這也暗示著對趙鼎本人的批評。高宗還用了一個中國古文和英文都常用的比喻說：「諸將和他們的軍隊……尾大不掉。」[135]
既然趙鼎沒有任何計劃來抑制武將，老官僚張戒就同皇帝商量了一個方法，想要通過抽空大將的軍隊剝奪大將的權力，即將大將手下的高級軍官提升到將軍的位置，並讓他們控制自己手下的軍隊。這樣，他們從前的上司——那些大將就會無兵可掌。這個主意正中高宗下懷，但要付諸實施則須再等上一兩年。[136]張戒還提出了一個簡要的政策綱領：「以和為表，以備為里，以戰為不得已。」高宗喜歡這個綱領，告訴宰執大臣要遵行它。[137]顯然，皇帝正在逐漸轉向其他官員尋求建議。宰相趙鼎的表現已不再令他十分滿意。
和議在朝中激起軒然大波。多數官員覺得女真人開出來的條件太過優厚，不像是真的，懷疑其中有詐。[138]他們的保留和反對招致了皇帝強烈的反彈、氣憤甚至暴怒。[139]趙鼎夾在自己的看法和皇帝的意願中間，想要兩全其美。一方面，他指示宋朝談判人員堅持收復河南之地，但絕不接受附庸地位。另一方面，他勸說高宗不要對反對派官僚的意見反應過激，以便整合異議。當然，皇帝可以解釋說他之所以願意議和，都是為了身為俘虜的父母。
皇帝抓住這最後一點，大肆發揮，宣揚自己議和的重要目的是要保全孝道。他說要想將父親的棺材和母親從囚系中解脫出來，這是惟一的辦法。這番狡猾的說辭全以儒家價值觀念為依託，誰又能對一樁受孝道驅策的聖上之行說三道四呢？他還向朝廷保證，除了這個最重要的目的，所有其他條件以後都是可以再談的。一批支持趙鼎的道德保守主義官僚看穿所謂孝道云云不過是藉口，但是，他們的持續反對沒有奏效。一意孤行的皇帝使用了他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簽署詔令再次聲明不得不議和的原因或者說藉口，並強調禁止官員阻撓帝意的伸張。[140]
秦檜終於從邊緣走上了中心舞台。北宋覆亡之際，他被女真人擄到北方。後來，他不知怎麼就躲過了女真人的監視，到南方投奔朝廷，做了高官。不久，他公開宣稱時機一旦成熟，和議當是最好的選擇。作為一個精明的政客和有才幹的行政官員，他密切關注著女真人的動向。雖然缺乏過硬的證據，歷史學家總是懷疑秦檜是女真人在宋朝精心培植的一個叛徒。尚無證據證明他曾經通過中間人與某些逐漸厭戰的女真將領進行秘密聯絡。[141]但是，秦檜很可能曾通過他滯留在北方、服務於劉豫政權的親戚們搜集有關女真的情報。我們在《系年要錄》中發現，秦檜有一個名叫鄭億年（生卒年不詳）的表親，是劉豫傀儡政權的大臣，曾經做過其首都開封的府尹。和議之後，鄭億年來到宋朝。在言官的抗議聲中，這個變節者被毫無理由地神秘授予他在北方所擁有的同等官階。這項例外安置一定有其特殊緣由。畢竟，僅僅是秦檜的表親是不夠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經充當秘密信使，為秦檜提供情報信息。[142]
當秦檜發現朝廷是反對議和的，便謹慎地避免在這個議題上進一步暴露自己，而是伺機而動。當皇帝本人想要議和時，機會來了。首先，秦檜搞了些預備動作來迫害趙鼎。他向皇帝密報趙鼎不忠，因為趙跟某些官員所說的與他在朝堂上所說的截然不同。然後，秦檜糾集同黨，其中大多是南方人，來攻擊趙鼎這個北方人。他們首先攻擊的不是趙鼎，而是他的親信。最後，秦檜的聯盟對趙鼎發起了致命的一擊，指控他與大將們秘密保持密切聯繫。高宗迅速回應說自己也這麼想。[143]在這個敏感的指控之下，趙鼎長期而輝煌的官僚生涯宣告終結。
趙鼎被解職了。臨行前，他告誡皇帝當心某些人會利用儒家的孝道，迫使他不經仔細斟酌就匆忙接受女真人的和平條件。[144]看來，雖然任期頗長，但趙鼎卻從未明白如下冰冷的事實：決定皇帝意願的，不是儒家教條，而是權力的算計。隨著趙鼎的去職，宰相們作為一個團隊為防禦和尊嚴而奮鬥的記憶也像落日餘輝一樣逐漸淡去。和議鬼火閃爍的漫漫長夜降臨宋朝。
權相長期獨掌朝綱（1139—1156）
一旦成為惟一的宰相，秦檜便盤算著促成和議，平息朝廷上的反對意見，條件是皇帝必須毫無保留地信任他，毫不動搖地支持他。他十分謹慎，不要求立即答覆，而是請皇帝思考三天。三天之後，皇帝批准了他的計劃。但是，秦檜建議皇帝在最後拍板之前再考慮三天。一旦確認了皇帝的全力支持，秦檜立刻在朝廷上宣布這個堂皇的決定是為了和平，他將負責和談，他人不得插手。[145]通過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專制君主的權力空前膨脹，可以無須官僚機構的介入而作出任何不可逆轉的決定。秦檜促成了這一膨脹，他本人又通過授權得到了與皇帝同樣的權力。當和議即將達成之際，朝廷擺出姿態，再次允許官僚們表達意見，但只能是在聞所未聞的一天期限內。[146]許多官員提出強烈反對，但全都如泥牛入海。[147]
高宗為什麼會接受這些屈辱條件，特別是與自身尊榮攸關的附庸地位？他一點都不顧慮儒家關於體統、榮譽、自尊的價值觀嗎？為什麼他會在宋朝剛剛取得一大勝、若干小勝，反攻的前景正趨光明的時候反而鍾愛和平？[148]他難道不怕和議會引起廣泛的不滿？思考這些問題將有助於理解權相秦檜長期在位的現象。
問題的核心是安全，秦檜為此努力良多。和議達成前夕，秦檜將三員大將召回朝中，任命為樞密院長官，將他們「明升暗降」，與軍隊隔離。
大將從前的副手被提升為新的將軍，繼續統領原來的軍隊。接著，這些軍隊被置於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了帝國的軍隊。[149]軍隊的重組進行得相當順利，沒有引起任何混亂。事實上，很多將軍早就看出風向，自請解除兵權。正如清初學者王夫之指出的，能有這麼一位能幹的權相按自己的心意辦事，高宗一定滿意極了。[150]
三大將之中最年輕、最具愛國主義精神的岳飛（1103—1141），惟一公開表示了自己的不滿，並堅持反對和議。在沒有正式將皇帝捲入、尚未動用皇權的情況下，秦檜僅僅憑著一個權相的權力，就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並在獄中處死了岳飛。[151]這其中的不公正是如此的臭名昭著、明目張胆和令人震驚，從此後的那個世紀直到當代，它一直是通俗戲曲和小說的題材。[152]
言歸正傳。與女真人的媾和保證了外部的安全，剝奪大將的兵權則保證了內部的安全。安全對高宗的意義非同尋常。作為皇帝，他掙扎了十餘年，經歷了一連串的艱險逃亡和死裡逃生。早期那場曾迫使他退位的兵變，近期大規模的叛逃，還有幾個武將對和議的反對，常常使他對武人感到恐懼。現在，當秦檜完成這一切之後，再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而且，如果以後出了什麼問題，他還能把秦檜推出來做替罪羊——秦檜死後，他正是這麼幹的。當然，如果什麼嚴重問題也沒出，他還會讓權相秦檜繼續為他統治。從他的立場看，一小撮官員的反對，在野知識分子的不滿，都可以通過政治手段壓制、平息。這樣，帝國就天下太平了。[153]
任免宰相的頻率歸根結底取決於皇帝的安全感知度。當他覺得帝國是不安全的，政策是不確定的，那麼，高宗對各種危機——內部的、外部的、個人的以及混合的——的反應就是頻繁地試用新的宰相。而當形勢轉向穩定，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素檜獨相的時間不同尋常地長達18年，直到1155年去世為止。甚至在他之下的副宰相也沒有經常更換，18年中只有四任副相。
與女真人達成和議之後，權相要做的，就是將知名的政治反對派和其他有反對派嫌疑的官員驅逐出朝廷，高宗在幕後支持他。一位深洞時情的官員預言說：「當皇帝獨運皇權、達成和議之後，會比以前更加輕視士大夫。」[154]高宗本人則詬病士大夫，說：「他們幾乎不講信義。他們彼此相異的言論、觀點對國事絲毫無補。」[155]更糟糕的是，他們分散了國家的注意力，「自從和議達成之後，國無大事。我們惟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宣揚自己標新立異的錯誤觀點、擾亂朝綱的士大夫」[156]。皇帝命令地方政府嚴加看管那些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官員。[157]
在被放逐者中，前任宰相以其聲望成為士大夫的天然領袖。1139年的和議達成後不久，朝廷為了表示和解，將他們全部任命為知州。[158]但是，第二年，他們又被以種種藉口全部解職，重新退休或遭放逐，甚至遭到流放。[159]下一章將透過趙鼎的個案描述他們的困境。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些年邁的政治家被置於某種類似於「驅逐出教」的境地。親戚們甚至不敢與他們交往，更不用說老朋友了。[160]
秦檜還建立了一種前現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儘管不是太公開，但幾部史書中都提到了紹興年間的「禁學」。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實錄，以便清除對己不利的內容，[161]後來又反覆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歷史記錄的命令。[162]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司馬光的一位後人嚇破了膽，以致否認一部長期流傳的筆記是他那位著名先人的作品。[163]遭到壓制的不僅是政治方面的書籍，還有那些包含所謂異端理論、奇談怪論的書，以及謗詩。[164]每有書籍即將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國子監，接受審查。如果不能通過審查，書版就會被毀掉。四川和福建這兩個出版業發達地區，受到了嚴密關注。值得慶幸的是，禁令時松時緊、未能貫徹始終，所以，反對派思想並沒有全部消失。例如，程學學派雖然看似境況暗淡，但卻在私人的圈子裡延續著，特別是在福建。[165]
在種種威壓之下，多數士大夫都不再參與政治討論。甚至高宗都注意到了這種沉默，他看到「近年以來，只有少數幾篇議論國家大事的文章」[166]。他告訴秦檜，在和平時期，宰相應當放鬆。[167]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在秦檜看來，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不斷揪出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士大夫，消除其潛在影響。傳說就在臨死前幾天，秦檜還正在制定一個53人的應彈劾、解職官僚的名單。[168]
別有用場的前宰相（1161—1162）
清除異己之後，秦檜任人唯親，公然將自己的家人和姻親安排在政府的諸多關鍵職位上。秦檜死前，他的兒子也是在他身邊供職多年的一位高官，要求接替其職位。高宗拒絕了這個厚顏無恥的要求，而後迅速對秦氏家族開刀，罷免了在朝的秦家子弟，命令他們離開首都，返回原籍。[169]帝國已經相當鞏固，不再需要一位權相。相反，高宗希望通過肅清秦檜流毒來抬高自己的形象。
皇帝決定親自掌管國政。[170]秦檜時代為方便攬權，辦事不循程序制度，監司郡守有事直接報請相關機構，不經朝廷；而高宗則下令事事必須直接上報朝廷。[171]對秦檜時代更為顯著的一項撥亂反正，是下令敘復了一批遭到貶謫的前宰相和其他因受牽連而遭罷免的官員。這些被平反的官員得到了新任命，或是恢復了先前的職銜，至少也獲准在他們喜歡的地方居住。已經去世的趙鼎得到了身後哀榮。[172]惟一一個突出的例外是張浚，他獲准回四川老家葬母，但事後還須回編管居住地報到。[173]
高宗是否會罷免曾在秦檜手下任職的宰相們呢？恰恰相反，他還要留任他們一段時間，因為政策取向基本上仍保持不變。但是，這班宰相卻不免遭到被平反者的攻訐撻伐。[174]比如，其中的一員很快被罵作秦檜第二。[175]這班宰相自然都沒能在朝廷上立足太久。走馬燈似的頻繁換相模式重新出現了，人浮於事的風氣也在官僚群中重現。[176]阿諛奉承在朝廷里大行其道。一位善於逢迎的高官[177]進呈「攬權論」，主張皇帝既「取法於天」，權力無所不包，則當如此這般行使其權力。[178]對於一個孱弱的政府來說，把專制主義捧上天可不是什麼救弊良方，而是一個壞兆頭。
秦檜高壓政策的代價是道德淪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雖然氣氛有所緩和，但是，幾乎沒有士大夫敢冒政治風險往前邁一步或是暢所欲言。[179]一些大臣建議，既然士大夫愛重名譽，皇帝就當承諾言者無罪，鼓勵他們表達觀點。皇帝表示反對，似乎害怕打開一扇洪水之門。[180]相反，他採取了另一種方針，讓官僚們對如何節約政府用度之類毫無政治敏感的技術性問題提供意見。半年過去了，仍無人大聲疾呼。[181]
官僚群體的人浮於事還不是最嚴重的病症，比這危險得多的，是1161年女真人的再度入侵。這是時隔20年之後女真人第三次企圖滅亡宋帝國。宋朝小心翼翼地恪守和約，以為這樣就可以保有和平。[182]誰也沒有料到金朝會出現一位篡位者，他以詩言志，妄想馬踏臨安山巔。[183]前任皇帝欽宗已經在囚禁中亡故，女真要收回河南、挺進長江流域。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一位宦官建議遷都福建，高宗拒絕了，開始組織防禦。[184]為表率群倫，他御駕親徵到南京，但在那兒只待了兩個星期。[185]同時，為安撫主和派，也為再度和議作準備，他召回了一位曾經接任秦檜並在某些方面尚頗有影響的前宰相。[186]為了表示自己的不偏不倚，他既寬恕了北宋末年因主和而遭貶謫的宰相的子弟，又寬恕了主戰派象徵——屈死將軍岳飛的子孫。對這位將軍遲到的承認贏得了許多愛國者和保守派的好感。[187]
高宗似乎漏打了一張好牌：富有軍事才幹的主戰派領袖、前宰相張浚仍然處於放逐之中。最終，高宗還是違心地任命張浚出任貶居地附近一個州的知州。[188]接著，張浚還來不及歇一口氣，又被任命為南京守臣，負責組織防禦。[189]而就在張浚到達南京之前，宋軍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但卻不是因為武將們打得好。令人稱奇的是，當時正好在前線的士大夫虞允文（1110—1174）重新組織軍隊投入戰鬥，並取得勝利。[190]之後沒多久，厭戰的女真軍隊謀殺了篡位者皇帝，放棄侵略，班師北還。恢復和平有指望了。[191]
張浚到達南京之後，立即越過長江，籌劃在淮河流域進行大反攻。[192]由於他崇高的歷史聲望和積極的現實活動，許多人都盼望他能成為下一任宰相，這個願望卻沒能實現。[193]在一次覲見時，張浚提出要和宰執一起同皇帝商討軍政事務，遭到了皇帝的拒絕。[194]高宗可不想讓張浚這麼一位主戰派人物留在身邊，阻撓自己的計劃。主戰派們充滿理想主義地希望收復北方，而高宗則非常現實，只關心當務之急和實在事務。在他的算計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強安全。持續戰爭隱含巨大風險，近期的勝利絕不會動搖他對和議的渴望。[195]相反，高宗認為，應當抓住勝利的大好時機，在再度媾和時爭取更有利的條件，比如說恢復宋朝的皇帝頭銜，不再稱金朝為上國。[196]
既然意見與朝廷恢復和議的方針明顯相左，有人建議張浚辭官還鄉。他卻繼續留在南京，處理常規政務。也許，他是在靜觀待變。但是，他卻說人們已經把自己視為主戰派的象徵，退隱只會引起普遍的不安，而不安對國家是有害的。[197]對張浚來說，靜觀待變也許是正確的。在下一任皇帝統治時期，他確實得到機會嘗試了一次大規模反攻，雖然又是無功而返。[198]
1162年，統治南宋長達36年之後，高宗選擇退位，傳位給養子[199]孝宗（在位期間1163—1189）。也許是厭倦了近期的軍事危機，也許是為能夠在第二次和議之後傳給繼承人一個儘可能安全的帝國而感到無比欣慰，不管怎麼說，太上皇高宗晚年身體康健，繼續在幕後對重大朝政施加影響。過去，在前台出頭露臉的代理人是不是無法完全讓他稱心如意呢？如果是這樣，新皇帝便是那個代理人。
高宗遺產中最為重要的，是一個傾向於絕對獨裁的君主專制權力。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再明白不過，一切都仰賴皇帝的決策。皇帝個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國家政策。從此，知識分子們意識到，政治必須從皇帝的教育開始，別的都還在其次。這正是為什麼後來哲學家朱熹會長篇大論地對新皇帝強調誠實地「格物」以「致知」，從而達到「正心」、「誠意」的重要性。[200]很多人認為這些哲學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極權主義的語境中，朱熹所強調的，正是從他的立場看來最為現實、最中要害的東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他個人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將直接影響國家的繁榮昌盛，那麼，一位優秀的儒者必定要問：除了讓皇帝皈依儒家學說之外，還有什麼能更好地建設好國家、好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