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 · 四、 道德保守主義

在高宗統治初期的動盪歲月中，機構改革的想法成了一個禁區。王安石變法早已聲名狼藉，而朱熹關於社會轉型的構想還遠未出現。然而，儘管王安石的理想主義早已隨風而逝，甚至再也沒人說一句支持變法的話，但是，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卻是那些早已習慣於新法的官僚。在處理實際事務時，這些老於世故的文官們更喜歡遵循靈活的實用主義原則，而不是任何教條。他們是保守的儒家，樂於固守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所形成的規矩程式。當權官僚對權力的把持，皇帝的矛盾心態，還有道德保守主義者自身的弱點，都將他們屏蔽在權力場之外。 亡國之恥的震撼 儘管未能重獲權力，保守派卻拒絕沉默。他們的憤怒不只針對變法的追隨者。北宋的覆亡使整個帝國所蒙受的文化屈辱，更激起了他們強烈的道義憤慨。 軍事上的失敗本身就足夠讓人震驚的了，而失敗的原因卻恰恰是大宋列祖列宗為了防止內亂所採取的陳腐的軍事措施。近兩百年來，最精銳的軍隊總是被部署在京畿地區，而不是在邊境線上。軍政混亂，由刺面士兵組成的常備軍通常不能足員，缺乏訓練，統領不力，並且要經常性地奔波於各個駐防地之間，換防更戍，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將領和軍隊之間建立私人的忠誠。但是，在邊境地區，卻千真萬確地存在著一支支由世家出身的職業軍官所控制的軍隊，軍官和士兵之間結成虛擬的父子關係，構成一道「馬奇諾防線」。一旦這道防線慘遭突破，整個防禦體系也便宣告崩潰。在噩夢般的1127年，沒有一處地方在抵抗。危急時刻，皇帝甚至被迫短期避難海上。 然而，在那個時代的許多觀察者看來，最令人痛苦的卻是士大夫階層所暴露出來的可恥弱點。堂堂的儒家士大夫，投降的投降，投敵的投敵，還有更多人把自私的求生欲望擺在官員的責任和個人的名譽之上。諸多令人無法容忍的惡行匯集成為巨大的震撼。保守主義者發出難以遏制的呼喊：可恥啊！ 正像其滿洲後裔在幾百年後所做的那樣，女真征服者對占領區實行嚴酷統治，強迫被征服者停用漢人衣冠，要麼接受女真髮式，要麼面對死亡的刑罰。對被征服者來說，接受這些條令是痛苦的，因為它要觸動的不僅是人的外在形象，更有做人的尊嚴。這些法令起初並未嚴格地強制推行。十幾年後，到了1139年，和約的簽訂宣告了女真占領的永久化。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在占領者手下當官的精英們開始自覺自愿地穿女真人的服裝，梳女真人的髮式。1150年，金朝政府最終同意人們可以選擇服裝和髮式。[1]聽到這個消息，南方的儒家學者們覺不到一絲安慰，心中只有悲憤。他們忘不了變發易服令中所流露出來的對漢人生活方式的蔑視，認為那是「一場關係到漢人和野蠻人關係的本末倒置的危機」（華戎之變）。[2]在此前的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衝撞與融合期，比如南北朝（420—589），文化的屈辱從未如此突出。 宋朝皇室成員在囚系和長期放逐當中所遭受的無以名狀的屈辱，是這場巨大震撼的又一根源。俘虜包括高宗的父親（徽宗，在位期間1101—1125）和他的皇后；高宗的長兄（欽宗，在位期間1126—1127）和他年輕的皇后；高宗的生母、妻子；王子、公主；許多有名位和沒有名位的後宮佳麗；以及共約900名左右宗親和他們的家人。[3]兩個傳說在當時流傳甚廣，尤其令人震驚。一個說高宗的生母做了一位女真王子的妾室。據說，這位女真王子名叫「蓋天大王」，是負責押送宋朝俘虜的將軍之一。[4]另一個傳說則更加離譜，言之鑿鑿地宣稱她甚至還給他生了一個孩子。[5] 儒家傳統視家族關係為不可侵犯，皇帝的家族尤當如此。如果上述傳說屬實，那麼傳說中所描述的被迫失貞行為，對於高宗而言，就構成了忍無可忍的人格侮辱。若干世紀以來，這兩個傳說的可信度成了歷史寫作當中令人惱火的問題，歷史學家視之為穢史邪說，或避而不談，或乾脆抹殺。20世紀早期，一些稀有史料的重新面世證明它們確是有意的虛構[6]，是女真人在長江以南遭受挫敗之後，幾個女真將軍流布出來的謠言，其目的是要羞辱和削弱南宋朝廷。[7]當許多宋代宮廷婦女在囚系中忍受著種種虐待的時候，高宗的母親和其他一些宮廷婦女倖免於非常之辱。在隨後的和平談判中，高宗乞求敵人體面地歸還母親。他對大臣們說，接回母親是孝道的要求，和平因此顯得刻不容緩。 儘管這兩個傳說查無實據，儘管沒人敢公開談論這件難以啟齒的屈辱，但是，許多南宋人無疑都聽說過它。[8]退一步說，即使拋開這樁謠言不提，數以百計的宮廷婦女在女真人手中的悲慘命運卻是眾所周知的不爭事實。對儒家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何等的痛楚和令人震驚！ 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南宋軍事上的失敗尚可理解；可是，剛打了幾場非決定性的戰役就拋開民族尊嚴去乞求和平，好像那些恥辱之事從未發生過，以愛國主義立場和權位與道德並重的儒家古訓衡量，則是斷斷不可饒恕的。受命於天（天命）的中國皇帝竟然向蠻族朝廷屈膝乞降，將列祖列宗傳下來的土地和忠誠的臣民拱手送敵，則不僅是奇恥大辱，更是對上天的大不敬。父親和長兄——兩位前任皇帝淪為臣虜而不能報仇雪恥，不孝莫過於此。所有這些疊加在一起，令人不禁要質疑南宋王朝的合法性。 然而，稱帝後不久，高宗就置一切反對於不顧，打著問候囚系中的父母、兄長、妻妾、宗室的旗號，向敵人派出了一撥又一撥的使者，表示自己的乞和姿態。較早的使者朱弁（？—1144）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他出於對兩位陷於女真之手的前任皇帝的忠誠，自告奮勇充任這樁充滿風險的差使。[9]其他的使者，儘管保守主義者常常懷疑他們有政治變節行為，但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忠誠的。沉醉在勝利喜悅當中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傲慢地拒絕南宋的使者，甚至從未讓他們跨過女真軍隊的司令部接近金朝的朝廷，儘管如此，南宋的乞和努力卻斷斷續續地堅持著。1129年亦即即位後的第三年，高宗修書給金軍前線左副元帥，乞求罷兵，用詞極盡卑微之能事： 現在，鄙國想要防禦，又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又無地可藏；只有盼望閣下的垂憐。正像此前屢次上書中提到的，我們情願自削名號（指皇帝），讓天地之間都成為大金的國土。[10] 此時，前宋朝高官劉豫（1079—1143）投降了女真人。南宋朝廷不僅沒有加以譴責，相反，卻請求這位變節者充當向其新主子傳遞乞和消息的中間人。當劉豫被扶植為女真羽翼下的偽政權首腦時，南宋朝廷又彬彬有禮地用這個偽政權的國號來稱呼它「大齊」，正像他們稱呼女真帝國「大金」一樣。直到劉豫的軍隊開始參與女真人領導的侵略行動，南宋才宣布它為僭偽。[11] 高宗的乞和努力遭到了粗暴的拒絕，但他還是甘願在與女真人的交往中擺出卑微的姿態，稱金人為宗主。舉例言之，他在1131年[12]派出的特使的名目是「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13]通常而言，「表」是臣下為了表明或重申其卑微地位所呈示的忠誠宣言。1133年，宋朝的使者第一次獲准作為傳信人前往女真朝廷。1139年，當宋金第一次達成和議之後，女真人向南宋發布文告，要求高宗放下皇帝的尊嚴，作為個人來接受詔書。這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手續問題，但卻有著授職儀式的象徵意味，南宋朝廷頓時為之大嘩。經過艱難的談判，再加上女真使節也不想完不成使命，手續終於得以簡化。當然，高宗仍然不得不在給女真人的答書中自稱下屬或臣子，而不能自稱為皇帝。[14] 1141年的第二次和平談判開始時，高宗上書金人說：「承蒙上國皇帝賜予無盡的和平恩寵，我們日夜懷念陛下的大恩大德，不知何以為報。」[15]第二次和平協議達成後，南宋派往女真朝廷的使節使用了「大金報謝使」這樣的稱號。[16]而當女真人終於將高宗的母親從囚系中放還時，他對宋朝臣民表示，正是上國的仁慈（仁）成全了自己的孝道（孝）。[17] 當然，來日方長，高宗並沒打算永遠地卑躬屈膝下去。在以屈辱的條件換得自身地位的穩定之後，他便要討價還價，提高地位。1151年，高宗請求女真朝廷允許他自稱皇帝。但是，過了很長時間，諸如此類的努力尚未獲成功。[18]1162年，高宗「功成身退」，宣布退位，被尊為「太上皇」。其養子孝宗皇帝（在位期間1163—1189）於1163年再度向女真人開戰。次年，戰爭結束，和約再續，女真人最終承認了宋朝的統治者是皇帝。 上面所引的外交文件說的當然都是面子話，但是，在這個特別重視體統的社會裡，外交辭令的爭論卻引發了對於權位和道德的公開質疑。胡寅（1098—1156）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朝廷「置敵愾之心於不顧，違背道德大義，像卑下對尊上那樣對北敵致敬，……明明是奇恥大辱，卻當做莫大的恩惠」[19]。 許多士大夫、所謂的儒者自取其辱。高宗最初曾經發布詔書斥責那些國難當頭之際未盡忠節的官僚。朝廷力量尚弱，無法重申這項斥責或是進一步譴責其令人震驚的惡行，然而，多數知識分子卻不能原諒他們。幾十年後，朱熹曾這樣描述：「當北方朝廷淪喪之際，整個國家陷入極端的災難。官員無論品位高卑，幾乎無人能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果決地承擔起應負的責任。」[20]當北宋首都開封遭到圍困時，許多高級官員選擇了同女真人合作。幾個臭名昭著的傢伙甚至逼迫兩個皇帝出城到女真人的司令部去——而正是在那裡，他們遭到俘虜，再也沒有回到開封。不忠官僚加速了王朝的滅亡，又扶助張邦昌在故都做了第一任傀儡皇帝。 然而，這班人僅僅是最初的背叛者，在他們身後，大批人看樣學樣。當第二任傀儡皇帝劉豫統治了中國北方的部分地域時，大多數背叛者留下來繼續當官。[21] 無恥的先例一開，令人震驚的背叛行為就不再局限於北方，隨著女真軍隊的南侵，背叛也越來越普遍。所謂的儒者們以極端可憎的方式貶低著自己的形象。他們棄官而逃，速度比誰都快；向敵人躬下腰身，以示歡迎；自告奮勇為敵人或是傀儡統治者服務；一小撮叛徒甚至為敵人的縱深侵略出謀劃策。更有甚者，叛徒慫恿敵人對已經陷落的城市中手無寸鐵的平民大開殺戒。最讓那些恪守原則的儒者們感到震驚的，是這群毫無廉恥的士大夫竟然用戰國時代「士」的行為來文飾自己的惡行，說他們也是自由的，可以從一國的官場轉到另一國的官場。[22]當女真與南宋之間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時，一些靠近戰場的宋朝官員不再明目張胆地不忠，而是見風使舵，控制地方政權，在宋金之間首鼠兩端。[23] 曾幾何時，南宋朝廷上流行著一封奏章，揚言要對大將實行集權控制，無條件打擊武人的不忠和搖擺。被激怒的武將找來文人寫下反駁文章，諷刺說：「今日之文官都是些尸位素餐的傢伙。……朝廷派他們主政地方，他們卻向敵人投降；朝廷派他們去保衛城市，他們卻丟下城市逃跑。正是他們在鼓譟和議。……正是他們主張把領土拱手送給敵人。……更丟人的是，張邦昌建立了第一個傀儡政權，劉豫又建立了第二個。這兩個人不也是文官嗎？又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24]儘管旨在諷刺，但卻有著無可爭辯的事實根據。 自身還立足未穩的朝廷不敢太講原則，對臣下的道德要求太高。相反，它情願對背叛者睜一眼閉一眼，對背叛者及其留在南方的家屬不施懲罰，盼望寬宏大度能引來回心轉意。從「現實政治（Realpolitic）」的角度考慮，留在朝廷這邊的士大夫及其家族越多越好，而他們的過去並不重要。套用一句流行的話，這是一個政府「藏污納垢」的時期。的確，事實上，許多官員、將軍和流寇頭目都有雙重的背叛行為：先投靠女真人或其傀儡，過不多久又倒向宋朝這邊。[25]女真人廢除劉豫的傀儡政權，隨後與南宋達成了第一次和平協議，在此期間，相當數量的北方官員又搖身一變，成了大宋的臣子。 不少武人的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頻繁地從一方倒向另一方，從宋朝方面轉而投靠劉豫，然後再背叛劉豫轉向宋朝或是乾脆變成流寇。有時是反其道而行之：從流寇變成宋或劉豫的武裝力量。然而，知識分子們卻從不激烈地批評武人和流寇的投機行為。在宋朝，皇帝的猜忌導致了軍隊的墮落，而士大夫也因此越來越忽視軍事理論和軍隊管理。在文官考試中名落孫山的年輕人也許會通過相對簡單的考試獵取一個軍事方面的學銜，目的卻是換試文官。[26]即使是那些有資格定期為子弟謀取武官官職的軍官，通常也不希望家人步自己的後塵。[27]因此，當女真人打來的時候，知識分子們想當然地不會指望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武人去遵守高尚的儒家道德準則。 但是，士大夫應當與武人不同，該是深明大義的。退一步說，他們總還可以選擇去職，從積極的生活中退隱，或者乾脆隱居。[28]但是，卻有如此多的人表現出如此無恥的機會主義。殘酷的現實提出了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儒家教育還是否足夠有效？士大夫階層的道德價值觀究竟是什麼？怎樣做才能挽救現狀？ 士大夫階層還暴露出其他一些令人沮喪的問題。在對當時日漸敗壞的「士的生活方式」（士風）的諸多批評當中，有兩種特別值得一提。第一種以譏諷的口吻勾勒出一個士大夫在其官僚生涯的一系列環節上的應對辦法，就像是一幅拋棄了一切道德顧忌的貪婪者的漫畫像：首先，擺出良好姿態等待任命，力爭肥缺，務求兼職。萬一所求不獲，則謀改派。如果玩忽職守遭到查處，則爭取官復原職，至少也要謀得一份閒職，好領上一份退休金。如果得志，則當爭取供職於靠近朝廷的地方。在朝供職，則當擺脫論資排輩，爭取超擢。最後，找個大官作靠山，他一封表奏上去，就能安排一個在其直接領導之下的特別職位。[29]另一種批評則溫和得多，它指出了一種現象：「人人都想升官，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大多數士大夫卻害怕被派到地方去當縣官或通判。」[30]官僚機構人滿為患，員多缺少，卻沒有人願意去當地方官，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的地方官。雖說儒家把責任抬得很高，許多士大夫卻根本沒把它當回事兒。 形形色色違背儒家道德的行為疊加在一起，引起了強烈震盪，使得信念堅誠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不斷感到道德憤慨。他們相信，要想拯救這個國家，軍事防禦是必要的，但僅有軍事是不夠的。首先，這個社會必須是值得拯救的，然後，社會便會實現自救。在他們看來，惟一的出路便是道德重建。 變革之門的關閉 震盪引發人們求新求變。但是，那究竟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變化？是否亟須進行某種改革呢？無論他們的想法是對是錯，那個時代的許多士大夫都認為北宋的滅亡與變法或制度改革不無關係。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曾經支持王安石機構改革及其變法體制的官員通常保持沉默，那些侃侃而談的官員所表達的則是對元祐時代（1085—1093）充滿懷舊色彩的推崇，正是在那個時代，大權在握的保守派廢止了變法措施。1129年，當時還是低級官員的趙鼎（1085—1147）大膽指責北宋宰相蔡京（1046—1126）推行的改革體制導致了王朝的滅亡。[31]幾年後，高宗皇帝本人更進一步越過蔡京，將斥責的矛頭指向王安石，說人們只知道蔡京一夥的罪行，卻不知「帝國的亂亡其實從王安石就開始了」[32]。這句話是對另一位保守派陳淵言論的回應，陳淵宣稱：「王安石的學術不滅絕，列祖列宗時代的好政府就不會重現……眼下的復興也不會成功。」[33] 上引敵對言論的結果之一，是朝廷把王安石的牌位從先帝神宗（在位期間1068—1085）的廟裡請了出去。不久，又撤銷了王安石的追贈爵位舒王，並將王安石的任命狀從記錄中清除，就像它們從未發生過一樣。王安石成了眾矢之的，攻擊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他的儒家理論，而不是他的變法措施。最激烈的批評甚至否認王安石是儒家。批評者宣稱，王打著儒家的幌子，取法於古代的法家和霸道，拉虎皮做大旗，把一批儒家紳士（意指保守派）排擠出朝廷。他們甚至指責王安石的幾首名詩離經叛道。高宗同意這些批評，說王安石「心術不正」，所作所為既不恰當，也非正統。[34]所有這些攻訐歸結起來構成了口頭上的「驅逐出教」。此後，任何略帶變革色彩的建議、一切機構改革都將遭受「背離儒家」的責難。 批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逐項廢除改革措施有其實際困難和複雜性，結果也良莠不齊。第一項要廢除的改革措施是不受歡迎的農業貸款，即所謂青苗錢，這是一項在播種時借給農民，到收穫季節還本付息的貸款。廢除青苗法沒有引起爭論，因為在這項措施的實施過程中，地方官堅持要湊夠出貸款項的配額，胥吏便迫使那些無意貸款的百姓借青苗錢，老百姓已經是怨聲載道。第二項要開刀的改革措施是免行稅。繳納免行稅使行會免於向地方政府提供各種強制徵收的物資。它的廢除，使得許多地方軍隊既失去了足夠的物資供應，又沒有購買這些物資的資金，叫苦不迭。在這種情況下，軍隊不得不向行會另行勒索。幾年之後，政府又恢復了這項改革措施。制度的置與廢給了人們一個教訓：匆忙改變一件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的事物，是不可能毫無麻煩的。[35]王安石已經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變整個體制的錯誤，當他所建立的制度存在了三五十年之後，那些想要廢除它的人又重蹈覆轍。 地方政府的吏役始終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傳統官僚和儒家保守主義者都主張依靠攤派，挑選那些通常是富裕的上層家庭來承擔，他們相信這些家庭相對而言比較可靠。[36]王安石領導下的改革派則堅持取消攤派性吏役，以地方政府雇用吏胥和人力取而代之。雇役者的數量可能十分龐大，但政府卻可以解僱或嚴厲懲罰不合格的人，因此，改革者相信這會是一個更加有效的方法。[37]1129年，就在廢除改革措施的聲浪中，朝廷決定恢復古老的攤派性吏役。但是，許多地方官員卻報告說沒法施行這項指令，困難太多了：有能力負擔吏役的家庭數量根本就不夠；缺乏有經驗的人手；而且，人們已經習慣了用繳稅來代替服役。直到1147年，有關雇役法的稅收條款仍然保存在現行法令裡面，而按照1129年的指令，它早應失效了。最終，朝廷承認攤派吏役和雇役各有利弊，將權力下放，允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自由選擇吏役制度。[38]畢竟，宋代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難以強求一律。如果某一派官員能夠早一點意識到變通之道，那麼，宋帝國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那場有關服役制度（役法）的規模浩大、充滿火藥味兒的爭論以及由此引發的困惑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南宋無人知曉，甚至無人如此發問。因為儒學已經轉向內在，儒者們所熱衷的，僅僅是對特定領域內特定問題的探討。 「保持均平」的倉庫（常平倉）是地方政府用來賑濟災荒、平抑物價、應付危機的制度，早在變法之前就已經存在。變法增加了常平倉的數目，拓展了它的功能。變法者空前積極而靈活地使用倉儲物資，出入於穀物和其他商品市場，以此來保持政府物資供應的平衡，為人民提供賑災物資，平抑市場物價。[39]南宋伊始，便希望改變這項制度。1127—1128年的短時期內，常平倉政策三反三復：首先，為了削減常平倉的功能，政府下令取消常平倉管理機構，將其職能交由其他稅務官員管理。然後，又頒布與前令相互牴觸的新令，規定暫時維持常平倉的原有官職設置不變。最後，下達了第三條詔令，取消第二條命令，規定仍然不設常平倉管理機構。1135年，常平倉的職能再次遭到削減，它所有剩餘的職能全部併入負責茶、鹽專賣的稅務官員名下。這些低級官員根本無法阻止地位遠遠高於自己的知州和其他官員挪用倉儲物資。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為時已晚，常平倉政早已混亂不堪。[40] 對改革措施的批評和毀棄增強了公眾的保守主義傾向，也造成了反對任何改革的偏見的泛濫。高宗引述一篇漢代的命令說：「存在已久的制度是不應當被輕易議論的。除非有一百樣好處，不要改變一項法令。」在另外一個場合，他又援引祖宗的權威說：「很多人建議我們變法。但是，祖先留下來的古老規矩已經足夠好，又怎麼能擅作改動呢？」他詭計多端的代理人秦檜立刻奉承道：「帝國基本上沒什麼問題。遵循既定製度方針自然是好的。」受此鼓舞，高宗又加上一句：「只有小人才喜歡改變法度。」[41]改革的大門關閉了。保守主義影響深入大多數年輕學者的頭腦。例如，虞允文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後來曾經在對女真人的戰爭中指揮過一場大勝仗。1158年，當時還是年輕官員的他以一篇文章博得盛名。文章提出三種明主賢君的為治之道：虔誠地禮敬上天；平和地統治百姓；遵行祖宗之法。[42]無一語提及改革或是政策的改變，因為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都是反對「變」的。 「變」常常會引發許多實際困難。正像幾位宰相所說，那些提出新計劃的官員也許根本就既不熟悉政策背景，也不了解現狀。在討論國家政策的變革時，一些人會抬出老規矩，另一些人則會舉出新情況。一些政策在某些特定地區證明是成功的，但是否通行於帝國的其他地區則值得懷疑。[43]總之，現狀幾乎無法改變：事物的惰性巨大，而保守主義通常就等於墨守成規。有人曾建議高宗改革榷酒制度的缺陷，高宗的反應卻是無望或者說是揶揄的：「如果能改，還會到今天這個地步嗎？」[44] 保守主義者常常用一個比喻來表達對變革的嫌惡之情，這個自古儒家常用的醫學比喻是：對重症久病者下藥不宜太猛，因為他虛弱的病體也許無法承受其副作用。最好、最安全的療法是讓病人好好休息，佐以力道溫和的藥劑，使其慢慢恢復。幾位政見各異的宰相抱持相同的保守主義觀點，主張南宋政府與重病纏身的病人一樣，需要溫和的藥方。皇帝最終也倒向了這個主張。[45] 通向改革大道的門被重重地關閉了。這個經常處於女真威脅之下的政權，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難再發生激烈的變革。 保守主義者的正統要求 南宋初期，如何鞏固帝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方向問題。還有什麼比重新強調那些在美好的往昔已經得到證明的價值觀念更加安全的呢？新政權無意進行機構改革，相反，它堅信道德高尚的官員會自然而然地改善一切，把帝國鞏固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標準的新觀念上面。這個方案最強有力的鼓吹者包括朝廷中的少數派官僚和幾位應徵為皇家教師的儒者，也就是我們稱之為道德保守主義者的群體。此外，來自其他不同政治陣營的保守派人士，甚至最傳統的儒家也支持這個方案。畢竟，同改革觀點比起來，它才更接近於傳統的儒家觀念。 作為王子，高宗早年受過良好教育，是一位有才華的書法家，深受蘇軾的影響。蘇軾多才多藝，其成就遍及儒家精英文化的方方面面——書法、繪畫理論、詩詞、散文、政論、經學、哲學，還不乏幽默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體現了北宋文化的多元化精髓。高宗恢復了追贈給蘇軾的學士頭銜。[46]不久，他又推動了對司馬光的崇拜。司馬光不僅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領袖，還是一位人格無可挑剔的史學大家。[47]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受到皇家講席的格外重視。這部書特彆強調道德在歷史教訓中的作用，本來就旨在成為歷史經驗教訓的指南。高宗認為，學習這部書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隱藏在秩序和混亂（治與亂）之下的基本原因。他是如此地喜愛這部書，在1134年，甚至將它作為禮物送給女真皇帝——他的敵人和可能的征服者。[48]此舉表明這位年輕統治者當時在政治上尚欠成熟。 司馬光的保守主義理論反覆論證，通往天下大治的通衢大道在於「端正名分」（正名）。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自覺擺正個人應處的地位，對種種關係所劃分的個人角色與責任（名分）採取認同遵循態度。高宗還特別欣賞司馬光的另一個觀點，即認為建立秩序的關鍵在於《大學》所倡導的「端正心思，意念堅誠」（正心誠意），這句話後來成為朱熹新儒家學派的一個口號。高宗對司馬光的書法大加讚賞，說那古樸的字體就像出自漢朝人手筆。當然，高宗最欣賞的還是司馬光為修身和建立家族規範所作的文章，甚至表示自己希望能發現某種辦法，以便在科舉考試中考察修身、齊家的德行。[49]顯然，在統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經牢固地確立了道德保守主義的基礎。 但是，國家怎樣才能實現司馬光的設想呢？對此，道德保守主義者幾乎拿不出什麼具體建議。他們對歷史有著明確的認識，但不是像司馬光那樣的職業歷史學家；對現實問題有著激烈的看法，但不是治國安邦的行家裡手；其主要特長便是哲學理論。司馬光設計過一個負責審計的新機構，但從未變為現實。到了南宋，同樣的建議兩度提出，又兩度遭到官僚機構的否決，理由是不現實。司馬光最為人所知的制度改進措施，是將官員按照才能分為十種功能不同的類別，但此項提議也從未全面付諸實施。高宗想要推行它，朝廷官員對其有效性意見不一，最後通過了一項只有六類的修正案，但是，這個修正案也很快就被拋在了一邊，因為它跟現行文官體制的其他部分實在不配套。[50] 高宗尋找司馬光的思想傳人和與他觀點相近的學者，把他們請進朝廷，當自己的經筵教授或侍讀，希望他們能給自己恰當的引導。女真人對北方的占領和向南方的推進，迫使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幅度向沿海地區聚集，因此，高宗恰好可以在首都臨安附近找到這批人。11世紀末，聚集在黃河流域洛陽地區的保守主義者的精氣開始逐漸消失。在12世紀的頭15年里，這個學派最終衰亡，其思想卻開始由此向南傳播，並在傳播的過程中積蓄著動力。儒學在福建的發展最為令人矚目。在那裡，曾經從學於程顥、程頤兩兄弟的楊時作為二程高弟贏得了廣泛的聲譽，成為在南方開創程學的第一位大師。女真人占領黃河流域後，這一學派的殘存力量逃散開去，流向陝西、四川和長江下游地區。在長江下游的浙江和沿海的福建，出現了幾個更有影響的保守主義群體。這樣，儘管道德保守主義者在朝廷上仍然是絕對少數，但其中的重要知識分子卻能夠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並在皇帝有意聽聽他們的意見時應聲而出。 第一個被徵召到高宗朝堂上來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是譙定（生卒年不詳），程頤的學生。他的到來似乎沒有給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自己也明白朝廷和大多數官員不可能接受其觀點。於是，當朝廷迫於軍事形勢考慮遷都時，譙定告假返回四川老家。此後，這個平凡的人就再無消息。[51] 第二個被請到朝廷來的知識分子顧問是楊時。當時，他已是75歲高齡，負有二程高弟的盛名。他曾經在北宋末年短期在朝為官，了解官場的規矩。在楊時的建議下，朝廷褫奪了改革者王安石的追贈官爵和禮儀上的榮譽。這是他所邁出的惟一一步，這一步的意義只是象徵性的。他的崇拜者把這一舉措比做正中要害的一刀，但很少有人同意這個比方。除此之外，楊時的經筵講授都只圍繞著純粹的學術性問題。沒過多長時間，他就因年老而退職。[52] 胡安國（1074—1138）是第三個應召而來的知識分子。他是譙定的學生，其盛名與楊時不相上下。他在朝廷中幹了6年，比兩個前任都長。此時，高宗的歷史興趣已經越過司馬光那部著名的編年史所涵蓋的時段，轉向遙遠的古代。因此，胡安國受命講授《春秋》和《左傳》。可是，後來高宗卻說自己從胡安國那兒學到的上古史，不如從另一位更年輕的保守主義者張九成（1092—1159）那兒學到的多。胡安國既沒有成功地讓皇帝對其他儒經產生興趣，也沒有以自己的時事議論打動皇帝。在失意中，他向兒子透露：「我已經寫了二十篇關於時事的文章。它們也許不足以概括全局，但即使是諸葛亮（3世紀時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謀略家和政治家）復生，恐怕也難以比這做得更好。」然而，《宋元學案》的著者卻以為，這些文章的大多數內容都是陳詞濫調。[53] 胡安國的前任都遠離朝廷政治，他卻捲入其中。此時，一向態度溫和的大臣朱勝非（1082—1144）受到營私、偏袒和議、疏於防務等多項指責。胡安國公開攻訐朱勝非並導致了朱的去職。相反，胡卻對秦檜抱有好感。他蒙在鼓裡，根本不知道這位大權在握的宰相正秘密推進與女真人的和談。顯然，這位傑出的學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缺乏正確的判斷。結果，一向客客氣氣卻從不溫和的朝廷主流輿論對保守主義的態度變得冷酷而強硬。早先曾經示好的陳公輔（1076—1141）抓住機會，攻訐胡安國和程學鼓譟異論、企圖以一派之說壟斷儒經的解釋權。胡安國被驅逐出朝廷。但是接下來，胡在退休之後關於《春秋》的著作卻為他贏得了遲到的朝廷認可。[54] 第四位宮廷知識分子顧問是尹焞（1011—1132）。他是二程的同鄉，洛陽人，先前曾滯留在女真占領區，後來才逃到南方。胡安國的外甥范沖（1067—1141）極力推薦尹焞，說他的觀點高明之至，還有不少高官對他褒揚有加。但高宗卻覺得他的講授和議論沒有多少超過程氏兄弟的。和程頤在北宋朝廷中的表現一樣，尹焞也喜歡批評皇帝的某些細枝末節的個人癖好。比如，他反對高宗讀著名詩人黃庭堅（1045—1105）的詩，說：「讀那傢伙的詩，能起什麼好作用？」[55]他發現自己和朝中的一切格格不入，便抱怨那些才疏學淺的官僚把自己的學問看做「不實用和無關痛癢的」。他堅信，道德哲學是保衛國家的必要基礎，而皇帝的道德水平則是朝政的核心。在反對和議的奏章中，在給秦檜的私人信件中，他堅持原則，並甘願為堅持原則而去職。後來，朱熹及其學派對尹焞稱讚不已。受其影響，《宋元學案》最初的編纂者對尹焞也稱譽倍至，但這部書後來的編者卻質疑這種評價，反問說：終尹焞一生之所學，對國事又有多少貢獻？[56] 所有這些當過皇帝老師的道德保守主義者都處境不佳。原因之一，是他們沒能在11世紀的大師們眾所周知的學說之外開創任何新的理論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雙重的保守主義者：不僅在政治上保守，反對機構改革；而且在學術上也是保守的，把自己牢牢地禁錮在已有的思想框架之內，只是在前輩大師們畫定的圈子裡辛勤耕耘，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已轉向內在。 他們的著述數量不大。或許，在兩個學術浪潮之間，他們只能是相對較為缺乏創造力的。特別是，他們還趕上了戰爭的災難與混亂。政治環境對他們也不利，大多數積極進取的士大夫在政治上都是現實和精於算計的，對哲學根本就不感興趣。 皇帝想要有幾個道德保守主義者立身朝廷，部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部分是要擺出一種政治姿態，向官僚表明自己的政策取向跟此前的黑暗時代有所區別；部分是作為櫥窗擺設來抬升自己在普天之下的公眾形象。他從來都沒打算向這群人徵求政治建議。但是，這些看起來不合時宜的學者卻著實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他們堅持原則，以此支持那些現行政策的反對派，也為道德重建的前景存留下一份活的希望。在他們的激勵下，新一代青年學者繼續鬥爭，最終建立了新的道德先驗論學派。 雖說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無多建樹，高宗還是接受了他們對元祐時期那充滿懷舊色彩的崇敬。[57]元祐是王安石變法之後保守派掌權的時期。北宋晚期，元祐時代的領導人被宣布為「元祐黨人」，遭到迫害，刻有他們的名字的石碑散布各地。高宗下令為元祐黨人恢復名譽，授予他們身後哀榮，以便「引起各地百姓耳目的注意」[58]。最初的榮譽名單不無遺漏，因為在北宋末年，那些滿含詛咒的碑刻已大多被毀，碑文的寫本也不復完全。但是，不久，人們就在一些偏遠地區發現了碑文的拓片，於是朝廷再次頒布命令發布完整的表彰名單。黨人的兒孫獲得了直接授官的特權。蘇軾、程頤和少數人被授予較高的追贈官爵，而司馬光則獲得最高榮譽，成為先帝哲宗廟中的配享大臣。[59] 高宗皇帝對近事的興趣開啟了官修正史的紛爭之門，引起紛爭的是那段變法體制如蹺蹺板般廢置變換的歷史。正史的第一稿是在保守派集團的領導下完成的，自然將變法派置於不利地位。第二稿在變法體制恢復後完成，描繪出一幅相反的歷史畫卷。對保守主義先驅充滿懷念之情的人們對它感到不滿。范沖受命第三次修改這段歷史。其父范祖禹（1041—1098）是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合作夥伴之一。[60]范沖的第三稿出來之後，許多非保守主義官僚紛紛指出他出於私人報復心理造成的錯誤。錯誤如此之多，以致高宗不得不下詔命令范沖重考史實，以便改正那些有意或無意的錯誤。修訂版本最終獲得了朝廷的認可。[61] 在科舉的考場中，保守主義者的聲望開始逐漸上升。1132年，張九成（皇帝認為他的古代史講得比胡安國好）中進士第一名，由此聲名遠播，甚至傳到了女真人治下的北中國。1135年，張氏的一個學生又高中狀元。[62]皇帝從科舉考場上一次又一次的輝煌表現中看到，保守主義的學術確實值得表彰和提倡。他表示，希望舉人們能將更多精力投入經學和元祐時代的著述，而不要太過關注詩賦。幾年後，他特意重申這一期望，指出科舉策論重在考察古今治國之術，並強調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這正是道德保守主義理論所鼓吹的。[63] 但是，許多保守主義者，特別是後來的朱熹學派並不滿足於此。他們宣稱自己的學術不僅是最好的，而且是正確的，是儒學的真正合法繼承人。在當時的國際競爭格局中，「正統」是最合時宜的話題。金朝占領了中國的政治中心——中原，由此獲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現成招牌。為與之抗衡，宋朝必須努力證明自己才是意識形態的正統，有著最先進的文明以及無與倫比的文化。他們自以為這樣便可補償軍事上的弱勢，提高政治上的自信，並在對其他周邊小國的交往中維持中央帝國的尊嚴。在這一點上，南宋儒家諸派和所有的士紳都毫無異議，他們所爭論的是：是否所有儒家流派都可以同等地享有「正統」的桂冠？正統真是從遠古傳遞下來的嗎？ 1136年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意義重大的年份。儒家諸派就意識形態的正統及其傳承線路問題進行了激烈辯爭。挑起這場辯爭的，是道德保守主義者朱震（1072—1138）。他來自長江中游（今天的湖北）。[64]朱震主張正統是循著從一個大師到被選中的弟子（在罕見的情況下可能是一個被選中的群體）的路線線性傳承的，就像是許多宗教中從先知到徒弟的衣缽傳遞，或者皇位的繼承及家族中的長子繼承。這種說法符合深植於社會習俗的繼承觀念。但是，許多其他學派的儒者根本就不理會這套線性傳承說，古代典籍中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來支持它。 然而，朱震卻並未就此打住。相反，他大膽推論，以為道或者說真理之路，是從遠古的聖王傳給孔子這位最偉大的聖人——「素王」，又從孔子傳給其得意弟子曾參，曾參傳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此線中絕近千年，既沒有合法的繼承人，也沒有特別的傳承活動。直到二程——北宋洛陽的程顥和程頤發現並重新接續起這條斷線。從那以後，二程學派即成為惟一正統的衛道士。而後，正統轉而向南傳布。這種說法暗示正統的轉移與朝廷的南遷並行不悖。其他幾位保守主義學者作過大同小異的論述。有人畫圖來表示像族譜一樣的傳承線路。還有人把文章寫得一本正經，就像有孔子、孟子的權威似的。但朱震卻是第一個正式在朝廷上如此斷言的人。[65] 此論一出，攻擊隨之而起。道德保守主義者所畫的傳承線路是如此狹隘，難免招來其他儒者的反擊。發起反擊的是陳公輔。其原委正是儒家學者間官場角斗方式的一個縮影，頗為值得玩味。起初，陳公輔因在太學諸生中的影響而顯名，范沖對他印象深刻，推薦他升遷到更高的位置。之後，他又因攻擊王安石的理論在朝中聲名鵲起。到這時候為止，他和大批道德保守主義者結成朋友，雖然他本人還不算是其中的一員。1136年，他看到政治風標轉向，決定疏遠道德保守主義者。由於害怕背上支持太學諸生保守派運動的嫌疑，他決心擺明立場，轉而反對保守派；於是，便拋出了一封陳詞激烈的奏章，攻擊朱震的正統論是僭偽的自我標榜，以此來取悅上面的人。[66] 拋開陳公輔別有用心的動機不論，這篇奏章的第一部分聽起來頗有道理。它指出，自從王安石迫使文人們就範於自己的理論之後，文人圈的思想和政治風氣就開始每況愈下。倘若再把程頤的學說樹為惟一正確的理論，只會重蹈覆轍，誘使許多投機分子為營一己之私投身程學，或是假裝服膺程學來沽名釣譽。接下來，奏章的語氣變得尖刻起來：果真如此，那些假冒偽劣的程學信徒便會打著程頤的旗號口發異論，身著寬袍大袖，腳邁方步，眼睛翻向天空，模樣荒唐無比。陳公輔煞有介事地問道：「假如程頤活著，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能夠處理國家事務嗎？」[67] 陳公輔接著論證，那所謂的正統傳承模式也是同樣的荒唐。說程氏兄弟是正統的惟一傳人，簡直不可思議，證據何在？還有，此刻的正統又在哪裡？最後，他作出結論說，那樣的論斷，「如果不是可笑的吹噓，一定是瘋狂的誇張」。其他人步其後塵，紛紛攻擊道德保守主義者自說自話、自我膨脹，竟敢宣稱自己是儒家正統的惟一代表。 將一廂情願的單一正統論和所謂的傳承體系宣判無效之後，批評者們變本加厲，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程學言論。陳公輔首先建議，無論朝廷還是科舉都不應把像程學這樣的特定學派的理論官方化，因為一旦如此，其理論便不可避免遭到曲解。其他人則走得更遠，宣稱程學教義充滿誇誇其談，缺乏實用價值，部分根植於佛教，思考的是形上學的空，所有這些加起來便構成離經叛道的異端。[68]其用意是毀滅性的：程學不僅算不上惟一正統，它本身反而恰恰就是異端。 道德保守主義者的確是自不量力。首先，他們低估了反對其標榜正統的潛在力量。他們本應意識到本學派雖然頗有聲望，但還遠遠不足以在官僚和文人中贏得足夠的支持。比如，就在1136年的辯爭開始前不久，傳說朱震即將主持來年科舉，立刻就有人反對，說他會偏袒追隨程學的舉人。結果，朱震就真的沒有得到那項任命。其次，自視過高是許多道德保守主義者的通病。他們高自標緻，惹惱了不少學者，但卻偏能自以為是，堅持以正統相標榜，把所有的批評、諷刺、挖苦都當做不敬，視而不見。[69] 不錯，道德保守主義者的領袖人物的個人德行確實無可指摘，但其追隨者中卻有不少人的行為值得推敲。有人假稱程學中人，領袖們也懶得去調查核實。有人偽造家庭背景，就像是南渡的北方移民常做的那樣，把自己「過繼」為元祐黨人的後人，以便獵取朝廷特許的授官。還有些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一聽說楊時和其他幾位保守派學人獲升朝位，立刻不請自來地自稱門生，要求推薦。有些保守派的領袖，比如趙鼎（參見第6章）把這些人「寧可信其有」地照單全收，予以保薦任官。等到這幫只知營私的傢伙負其夙望，甚至投向政敵時，領袖們也只有自任其咎。[70] 1136年的辯爭無疑將保守主義者置於十分不利的處境。朱震等在朝知識分子沒能成功地進行辯護。高宗皇帝似乎傾向於同情和支持程學的反對派。讓保守主義者稍感慶幸的是，這時胡安國還沒有被解職，尚能奮起捍衛保守主義者的立場。他說，不管怎樣，二程之學源出孔孟之道，有什麼理由橫加擯棄？用他的話來說，解釋是深入儒經真義的門徑，而禁絕程學就像登堂入室卻不經由門戶一樣。再說，以孝、悌、忠、信的標準衡量，程頤的行為都超出凡俗，堪為表率。眾所周知，他從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其道德標準、不正的東西，這樣一位哲學家值得人們尊崇。不可否認，如今的許多程學信徒確實德行有虧。他們的自負已經遭到陳公輔之流的譏諷。但是，問題出在信徒身上——跟程頤本人又有什麼關係？[71] 高宗是個善於玩弄權術的皇帝。胡安國的辯護髮表之後，他決定不動聲色地壓製程學。出於常識性的政治考量，他不希望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朝廷分裂成互相對立的派系。相反，為了儘可能地籠絡士大夫，他更願意以後漢中興之主光武帝（在位期間公元25—57）為榜樣，採取「柔」道。[72]起先，他曾經宣布程學和王安石的學術各有可取之處。辯爭發生之後，他的天平開始微妙地向多數派官僚傾斜，悄悄地冷落道德保守派。他沒有明確宣布這種變化，而是採取委婉的說法，簽署詔令表示「專門」、「私學」應當受到「限制」，後來又多次加以重申。[73]詔書中無一字涉及禁絕「專門」、「私學」，無一句申斥「專門」、「私學」的學者；只是說，學者們應當身體力行儒家美德，進行自我約束。但是，誰都明白「專門」、「私學」究竟指什麼。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程學的流行程度明顯下降。 除了這場辯爭之外，高層的權力鬥爭也對道德保守主義的失勢起了一定作用。程學的最大保護人趙鼎失去了首相之位[74]，取而代之的秦檜很快成為皇帝的代理人。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恢復改革時期的風格。他是一個狡詐的陰謀家，極少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歡保守主義或者說程學理論（參見第5章）。1144年，有奏章建議科舉考試禁絕「專門」之學和「曲學」——這是一個比「私學」更具貶損性的用詞，皇帝表示首肯。儘管攻擊還是遮遮掩掩，但已經比「限制」更甚一步。在太學中，同樣的歧視開始流行。[75]幾年之後，秦檜的孫子在科舉試卷中公開攻擊程學。他寫道：「那些口口聲聲要正心的人自己都還沒有正心，那些口口聲聲要誠意的人自己都還沒有做到。」[76]言外之意是指責道德保守主義者是偽君子。從1144年到1155年秦檜之死為止，朝堂上失去了道德保守主義者活躍的身影。但是，正式的禁絕直到高宗統治結束之後很久才出現。高宗深諳統治之術，總是避免極端，在各種政治因素中保持平衡。 秦檜的死既沒有撕去蒙在歧視上的面紗，也沒有帶來程學聲望的回升。無論秦檜在還是不在，高宗在他統治的剩餘歲月中保持著幾乎同樣的政策。[77]學術空氣里透著死氣沉沉的衙門氣息，毫無理想可言。就像一篇文章里所說的，在整個國家「精英們飽受派性的折磨。作為學者，他們隨著某個學派一時的升降沉浮而左右搖擺；作為官員，他們為官場的道德水準而憂心忡忡」[78]。 但是，在朝廷以外，道德保守主義卻在頑強地生長蔓延。程學的新傳人出現，這便是若干世紀之後西方研究者所說的「新儒家」。其支持者通過著書立說，出版本學派的著作，特別是開學授徒，成功地擴大了新儒學的影響。當各地的地方官學紛紛陷於頹敗凋敝，新儒家卻在他們的所居之地開創、促進和擴大了民間的書院。幾十年中，他們與政治風暴、壓制甚至官方的迫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煩躁和苦悶未能阻止他們取得輝煌的最終勝利：國家終於賦予他們的儒學以正統的光榮。 在中國，這一正統在宋朝滅亡之後繼續存在，直到19世紀末，其影響遠播朝鮮、日本和越南。新儒家塑造了整個東亞的思想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