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 · 二、 宋代學術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追求為其生活之道。把他們簡單地視為只知爭權奪利的政客或官僚，則難免忽略其思想、動機、價值觀及生存環境中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欲知南宋政治的發展，必知其思想文化氣象、戰爭的影響、經濟以及領導者個人的心胸抱負。科舉是入仕的正途，它測試的是一個人的文學才能和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力。當其入仕之始，一般是在三十幾歲，大多數士大夫已經對文學頗具品味，對思想文化饒有見解，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在朝供職的最優秀分子——更對現代人稱之為意識形態的問題有了深入的體悟。習慣和信仰影響行為，而特定時期所流行的學術思潮則塑造了習慣和信仰。 本章將要探討中國傳統學術四大分支中的三支：文學、經學和史學。第四大分支，即以儒學為表現形式的哲學，將在下一章中加以討論。這兩章合起來便構成一個全面而簡明的宋學總論。關於宋代的哲學和文學，曾經出現過為數眾多的著述。而關於宋代的經學和史學，卻只有一些通史性著作或極其專門的論文可供參考。迄今為止，學界尚未對這四大分支作過融會貫通的研究，這兩章將填補這一空白。為與第一章的論述焦點相一致，在每一分支的敘述中，我們都將著重探討11、12世紀的差異，以便找出南宋之迥異於北宋的變化線索。接下來，下一章將闡明儒學之所以包容一切、影響遍及政治和其他學術分支的原因。 文 學 在傳統中國，對於士大夫和其他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有文化」的意義遠不止於能夠寫作常規的書面文件。在他們的世界裡，良好的教育意味著能寫文學作品，更高水平的則要會用高雅的形式寫作具有創意的作品。文人的寫作不僅是一種快樂，是抒情與交流的方式和個人成就的載體，還是豐富文化內涵、推動文化發展的行為。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使他們尤其重視文學形式和文學理論問題，而在西方現代，這類問題卻除了專家和欲為專家者外極少有人問津。 中國文學的兩種最主要體裁——律詩和散文，不僅是一個紳士的必要技能，還是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其他諸如雜文、故事、小說、社交場合的應酬文字、筆記、詞等體裁的分量就輕得多了。律詩被視為最高級的藝術形式，並曾經在歷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然而，自宋朝以降，散文卻作為有效的基本交流工具取得了更高的實用價值。 唐詩是公認的黃金時代的完美結晶，而11世紀的宋詩則是唐詩當之無愧的繼承者。宋詩的形式和內容臻於成熟，其風格與唐詩多有不同而二者同樣傑出，雙峰並峙。[26]此後，只有個別詩人曾經再度攀上那樣的高度。 宋詩的一個特點是在常用語彙、表達方式、遣詞造句和詩歌主題等方面趨向通俗化。詩人們開始打破經典語彙的束縛，將口語的表達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引入筆端。寫作的重點從抒發個人情感轉向與他人，主要是其他同樣有文化的人進行交流。這個世紀著名的詩歌理論，恰如下文所引： 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27] 然而，11與12世紀之交，詩壇卻出現了競相玩弄複雜修辭的風氣，以為詩應當儘可能地濃縮（凝），又當如爐中煉鐵般反覆錘打（煉）。受此風氣影響，無數詩人在一個詩句當中堆疊數重隱喻、諷喻、聯想，並力圖將它們和全詩的其他部分附會粘連起來。一些詩表現出一種以犧牲真實情感為代價的造作的凝鍊，還有一些則晦澀難懂。宋詩已從成熟轉向過度成熟。 唐和北宋的詩風在12世紀盛極而衰，12世紀的詩呈現出取向各異、流派紛呈的景象。[28]一些詩人選擇唾手可得的事物，比如落葉上的一滴露珠或似乎是迷失在月色中的一隻小昆蟲這樣一些瞬間景物，用一種高度濃縮和抽象的形式來形象地傳遞深刻的情感。另一些詩人則關注個體的深切感悟（性）和靈感衝動的時刻（靈）。還有一些詩人致力於遣詞用字，不僅要做到單純的技巧嫻熟或是單純的巧妙，而且要做到技巧嫻熟的巧妙（巧）；不僅要做到犀利，而且要做到突出的犀利（尖）。也有一些詩人並不太關注複雜難懂的詩歌技巧，而更重視用極其微妙、語義隱晦的方式來表達情緒、心境和感受。 當不同風格、流派的詩體發展達到飽和狀態時，一種另類詩體——詞卻已經獨擅勝場。11世紀，詩人們從勾欄瓦肆中受到激發，借鑑其表達形式，開始了詞的創作。歌伎們擅長的是流行歌曲，而詩人所要引進的卻是一種新的藝術類型，一種無須音樂伴奏的歌。[29]詞以其抒情性受到了廣泛的歡迎，這種起初並不起眼的詩歌形式，到12世紀已成為詩中大宗。儘管擺脫了原始的音樂伴奏的束縛，但是，詞的寫作仍然必須以長短不齊的句式來構成一定的韻律模式，以此傳情達意，諧和音律。詞的形式比律詩更為靈活。一般而言，詞要比律詩長，讀來聲音婉轉，語調迂迴曲折，富於變化。詞將口語語彙與古典用語熔為一爐，由此造成更為生動活潑、更富創造力的表達方式，既能傳遞婉約的情感，也能抒發豪放的胸懷。簡言之，宋詞以其自身的魅力構成了一種與唐詩同等重要的文學體裁。 還有一種與詩頗為接近的文學體裁——賦。西方的詩和散文是截然兩分的，不存在中間形態。但在中國傳統文學當中，卻存在這樣的中間形態。賦的氣質恰處於詩與散文之間，雖然人們常將它與詩相提並論。經典原始的賦可以說是「散文詩」，一種精雕細琢的廣義的詩。從北宋開始，在散文地位上升的拉動下，出現了一種新體的賦，其特點轉而變成「詩化散文」，或者說擁有高度詩化品質的散文。 本文無意詳述賦的複雜寫作技巧，只想簡明扼要地解釋它所發生的變化。起初，賦必須嚴格遵循兩個對偶句相押韻的要求。例如，科舉考試便對押韻有嚴格的規定。對偶句是兩兩相連的一對句子，它們有著恰好相同的字數，相同或相近的語義、句法順序，兩個句子中的相對應的詞互相對稱、協調、對比或關聯。 11世紀中期，幾位才華橫溢的先驅者大膽突破陳窠，開創了一種新型的賦。他們一掃賦在押韻和句式結構上的嚴格技術要求，只是自然貼切地在這兒或那兒寫下幾行押韻或對偶的句子，由此獲得了表達的自由。這就和西方意義上的散文更加接近了。但是，中國人從未將此類文章看做尋常散文。因為，它仍然保留並反映著古典賦體高度詩化的品質，它是一種新的賦，並和舊賦一樣受到尊崇。正是在此意義層面上，我們稱之為「詩化散文」。賦的這種變化不是從宋詩的一面衍生出來的，而是北宋散文發展推動的結果，下面我們就要談到散文。 自古以來，在文學的價值等級上，散文就一直排在詩、賦之後。唐代最顯赫的散文形式是對偶散文（駢文）。駢文深受賦的影響，例如，它大多以排偶句式寫作，一組排偶句的字數通常是4—6—4—6。因此，駢文的別名又叫「四六文」。在駢文顯赫的情形下，還是有一些不肯墨守成規的人，力主打破一切對形式和修辭手段的規定、限制，寫作並鼓吹一種風格鬆散的文（散文）。 在這些唱反調的人當中，最突出的是韓愈（786—824）。韓愈高揚儒家傳統，力排佛、道，主張「文以貫道」，意思是寫文章的本來目的是傳遞正確觀念。顯然，就這一目的而言，駢文和其他形式主義的東西都不是最佳手段，因為它們經常會使作者無法暢所欲言。為了實踐其所倡導的理論，韓愈率先改進了古典散文的形式，寫作風格鬆散的散文。後世的崇拜者認為韓愈的「古體」（或更客觀地說「擬古體」）矯正了幾百年來以文害意的文風。 11世紀早期，幾位年輕的天才發現了韓愈及其同時代人柳宗元（773—819）所開闢的蹊徑。他們一面推動儒學的發展，一面自豪地稱自己的文章體裁為「古體」。雖然其早期作品曾經遭到諸如粗陋、囉唆，有時甚至是文義突兀、謀篇笨拙之類的批評，但經過不懈努力，他們終於在語彙、表達方式、句法、句式結構、謀篇布局以及其他修辭技巧等方面取得了進步。這種體裁與其說是對古代的回歸，毋寧說是向新的輝煌的前進。但是，其倡導者仍堅持使用「古體」名稱，因為，他們相信「古體」一詞最恰當地表達了復興古代儒家教義的本質。[30] 幾番掙扎，科舉文體和內容的革新終於得以實現。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傑出政治家歐陽修（1007—1072）。他以藝術的手法將尋常字詞編織為激動人心的語言、簡潔的詞句和優雅的片斷，來表達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壯闊的景象和驚人的見解，古體散文從此成為一種極其高雅的文學形式。歐陽修又上章建議朝廷在科舉考試中停用駢體文、鼓勵寫作古體散文，理由是古體散文最能自由表達政治和哲學觀點。作為一場科舉考試的主考官，歐陽修實踐了他的主張。其影響迅速波及有志於科舉的文人，古體散文開始盛行。不少人反對停考駢體文，其理由如下：其一，駢體文可以無須考慮政治觀點，相當客觀地評判衡量作者寫作技巧的高低；其二，駢體文已經在科舉考試中成功地運用了幾十年，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人，也無不是從運用它的制度中考取的。話雖如此，然而，古體散文一旦確立其藝術地位，便註定要成為未來的潮流所向，成為精英間最主要的有效溝通手段；直到20世紀初，它仍然是首要的中文寫作體裁。 歐陽修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不僅開創了一個時代，而且對後代影響巨大。從南宋起人們便尊奉的八位古體散文大家包括：兩位唐朝的先驅者——韓愈和柳宗元；歐陽修；他的學生曾鞏（1019—1083）；他先前的門徒、後來的政敵、著名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以及他的三位蘇姓友人、家喻戶曉的蘇軾（號東坡，1036—1101）、其弟蘇轍（1039—1112）、其父蘇洵（1009—1066）。 從12世紀起，各種與古體散文相關聯的文學體裁滑下了巔峰。南宋文人在文章的形式、風格上維持了同樣的高標準，甚至將其理論化；但卻沒有寫出令後世推崇的傑作，作品質量再也無法與北宋相媲美。頗受好評的散文選集《宋文鑒》出自南宋文人之手[31]，但所選皆為北宋經典作家的作品，不包括任何時代更近的南宋初期作品。或許，時人已經默認：近期沒有一位文學家堪與一個世紀前的先輩們比肩而立。造成這種改變的一個原因是，此期，哲學開始受到高度重視，其抽象思維比純文學更具挑戰性；因此，大部分創造性能量不再投向文學。當然，儒學形式的哲學並非孤立的學術分支，經學是其依託。 經 學 中國古代的經，本來是世俗的，卻被尊為聖人著作，地位近乎神聖。同前代相比，宋儒將經作為闡發自己理論的基礎，更加孜孜不倦地為這些權威書籍講解作注。從總體上看，大部分北宋經學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而到了南宋，解經著作的質量開始下降，變得喜歡爭辯，過於關注細節，研究範圍趨向狹窄，文字冗長囉唆，缺乏學術的多元性和創造性。 下面簡要闡述11、12世紀的經學研究氛圍。在《易經》的研究當中，11世紀主要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將書中的象和數視為神聖和超自然，另一派則試圖用理性的原則加以解釋。12世紀的研究者採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以歷史實例解經，有人將老子的自然哲學引入經解，還有人將解經同佛教禪宗教義相結合。流行趨勢是將占卜算命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相調和。例如，朱熹的許多著述便是將前人解釋系統化，而非新創。[32]發展趨勢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從漢代起，人們便對《書經》（《尚書》）文字的真偽產生了爭論，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堅信不疑的。11世紀的《尚書》研究與之大異其趣。同其《周禮》研究一樣，王安石為《書經》作《新義》，強調政府機構的功能，作為改革的理論依據。而蘇軾則為《尚書》作了最好的注釋，強調它人性化的一面。到12世紀，爭論的力度減弱了。朱熹雖然對蘇軾多有微辭，卻讚賞這部書。然而，朱熹之後的新儒家們卻寧願忽略它，只因蘇軾曾經激烈地攻擊過該學派的祖師之一程頤（1033—1107）。 相對於前文提到的兩宋經學概觀而言，《詩經》的研究似乎是個例外。在11世紀，關於《詩經》只有幾家注釋和一些不激烈的討論。而相比之下，12世紀的學者卻相當重視《詩經》，注者眾多。引發了這種興趣的應當是詩和詞的發展。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這部經是必不可少的參考。然而，在表面的數量膨脹之下，卻是經解質量的下降。大多數關於《詩經》的研究，包括朱熹的著述在內，都不是那麼具有權威性。[33] 古代經書中的「禮」不僅指儀式，還包括涉及社會風俗、傳統習慣、經濟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用現代語言來說，它指的是社會道德規範所承認的行為。在有關禮的三部經當中，宋人輕《禮記》、《儀禮》而最重《周禮》，圍繞它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王安石以前，曾出現過一批具有11世紀早期特徵的觀點各異的解釋。而王安石則在《周禮》中發掘到了改革的範本。此後直至1127年北宋滅亡，王安石和他第二代的追隨者先後掌權，絕大多數學者或出於自願，或迫於改革體制的壓力，接受了王安石的解釋。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為流行。[34] 1085—1093年，保守的反對派短期復辟，主張貶低三禮，不自覺地縮小了此後的學術範圍。《春秋》是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它以措辭行褒貶，充滿道德關懷，又以曾經孔子親訂而聞名。保守派將其發揚光大，以之衡量行為的正當性。他們沿用孫復（992—1057）的觀點，認為《春秋》主旨在於尊王。學者劉敞（1019—1068）曾大膽指出《春秋》的文字錯誤，認為應當加以校勘。保守派表示反對，也不承認劉敞和其他學者所作《春秋》新解的價值。與此同時，王安石卻把這部經比作「陳舊破爛的朝廷小報」（斷爛朝報）匯編，其追隨者也排斥它。派系鬥爭危害著學術的多元化。 至南宋，在保守派的影響下，《春秋》再度成為顯學，但在注釋方面卻未取得太大的學術進步。一些知識分子引用它來批評時政並從中發展出一套辯論藝術。二者都曾流行一時，但均未產生高質量的學術。 當然，北宋保守派的《春秋》熱產生了一項重要成果。司馬光（1019—1086）以之為範本作續編，起於《春秋》所止（公元前481），止於宋代建立前夜（959）。下一節將討論這部里程碑性質的《春秋》續編對其他歷史著作的影響。這裡，我們感興趣的是續編的一個間接後果——它對南宋學術的影響。朱熹命弟子為該書作綱要，並以自己的名義出版。司馬光的原著以寫作態度誠實客觀著稱，其中的道德評論雖不乏主觀判斷，但都獨立地附在正文之外。相形之下，朱熹的這部寄名著作對於歷史的態度卻常常過於概念化和簡單化。該書本來只是一部速成參考書，到後來卻演變為科舉考試的權威性標準歷史指南，此舉損害了思想文化的發展。[35] 從南宋後期起，人們對一套名為《四書》的標準讀物投入了比對六經更多的熱忱。《四書》包括《大學》、《論語》、《孟子》和《中庸》。11世紀，學者們對這四部書的看法多種多樣。例如，李覯（1009—1059）曾激烈批評《孟子》，司馬光對該書多有保留，而王安石卻給予它高度評價。然而，只有程頤和其兄曾經為所有這四部書作注。受程氏兄弟的啟發，朱熹將這四部書命名為《四書》，把它定為儒家學說的基礎讀本，為之精選注釋，雜以己說。朱熹的《四書》集注最終成了科舉考試並從此是天下文人的惟一官方注釋。正統性戰勝了多元化，其代價是思想的禁錮。[36]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現了許多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論著，內容涉及學者的立志、蒙養教育、族規家范、敬宗收族、儒家教義的學習日程、年曆、地方政府的運作、為官之道、王子教育、佐天子而理國政等等。通常來說，儒家既重視自我教育，也重視對他人的教育，而新儒家則特彆強調修身，或用現代的話來說——自律。隨著新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此類出版物的數量顯著增加。但大多數缺乏原創性，是老一套的人生指南，彼此重複，相互徵引，複製而不發展思想。[37] 綜上所述，宋代作為一個整體確曾在經學方面取得過驚人進步，其成就前無古人，也難怪後世儒家和許多非儒家的中國人都為此感到自豪。但是，長期以來，卻從未有人對兩宋的變化加以辨析，希望上文的簡短分析能彌補這一缺失。從總體上看，11世紀的學術發展是從百花齊放透過多元化以臻成熟；而到了12世紀，除了一位像朱熹這樣出奇博學的學者之外，大多數學術研究都難免相對狹隘、受制於正統、缺乏原創性的問題，或具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局限性。思想文化的發展速度放慢了。 史 學 發達的印刷術使宋代史學著述的數量出現了空前發展，而名家名作和新史體的出現則使宋代史學的質量呈現空前進步。修史者多為士大夫，或有志於斯道，或受命為史官，其中不乏視修史為名山事業、著意經營者。 11世紀中期，史家重修了兩部正史（或稱斷代史）。新《唐書》出自官修。新《五代史》由歐陽修私撰，而朝廷卻破天荒地賦予它官修正史的地位。[38] 11世紀的歷史學家掀起了一場史學評論的高潮。司馬光在其編年體巨著的「考異」中所展示的權衡史料的方法，和他在「臣光曰」中使用的歷史解讀方式，成為許多歷史學家的榜樣和標準。按照儒家的要求，一旦歷史事實經由可靠的證據證明之後，道德原則就成了歷史學家在討論過去事物時的終極標準。無論是過去的事件，還是早出的史書，都重新受到銳利的審視。歐陽修為舊《五代史》挑錯之後，其他學者又從他的新《五代史》中找到了錯誤。許多小部頭的專題論著開始冠以「錯誤改正」（糾謬或正誤）的標題。[39]另外兩個史學分支——金石學和目錄學的長足進步，同樣促進了史學的繁榮，歐陽修在其中起到了開創作用。[40] 誠如題目所揭示，司馬光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鑑》的寫作目的是要使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指導現實統治。其思想基礎是儒家「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道德至上觀念。司馬光客觀地選擇史料，嚴謹地考辨其真偽，以此來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如其著述所示，當他無法解決史料中的矛盾時，便插入一條研究性注釋加以解釋。上述優點使他的著作成為一個里程碑，一個史家競相模仿的範本。他的後繼者中包括兩位12世紀的歷史學家李燾（1115—1184）和李心傳（1166—1243）。前者寫了一部北宋全史，後者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則敘述南宋早期歷史，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41] 12世紀在史學著述方面的確超越了11世紀，其明證之一是新史體——紀事本末體的出現。紀事本末體將通常散見於本紀、列傳和志當中的材料按照主題收集成篇，一事為一篇。這種合併整理並不增加新的內容，它提供的是不同的視角。從此，中國正統歷史敘事就有了三種標準體裁：以國家為中心的紀傳體、按時間順序編纂的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42] 12世紀史學的進步是方方面面的，此處無暇一一道來，只能列舉其總體趨勢。第一，是從官修到私撰的轉變以及私人著史勢頭的不斷增長。[43]第二，各種非正式的故事、筆記、小說的數量超過了正式的史書。[44] 第三，同宏觀概覽相比，人們越來越偏愛更細微、更具操作性的題目。第四，越來越多的人拋開整個帝國，將注意力放在區域研究上，[45]最明顯的是方誌的繁榮和空前細緻的地方風物記載。[46]第五，一些著者專門將大門類中的某些方面抽出來，作深入細緻的研究（例如，前有洛陽名園的專著，後有洛陽牡丹的專史）。第六，人們努力研究那些意義重大的未知問題，希望藉以補充歷史認識。第七，12世紀的歷史學家認識到，歷史學科必須利用其他學術分支的知識，例如軍事科學、歷史地理、藝術史、建築學、醫書等等。 12世紀歷史學家的成就超越前輩的又一明證，是百科全書的編纂。北宋初期，朝廷下令編纂了兩部巨著《冊府元龜》和《太平御覽》。其方法是將現存文獻中的相關片斷分別置於不同標題之下，不加評論，也不作注釋。到了南宋，一些民間學者開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為科舉考試編輯百科全書。12世紀和13世紀初，歷史學家以唐代著作《通典》為典範，在此基礎上更為謹慎地搜集資料，分類更加細密和系統化，必要時引證資料來源，為澄清疑點或難點補充考證性的評論。《通志》和《文獻通考》是兩部最為重要的宋代百科全書，後者的名稱是該書頂尖學術成就的真實寫照。這兩部書和它們的唐代典範一起以「三通」之名著稱於世。[47] 一些現代學者認為，這些百科全書和諸如此類的工具書算不上西方或現代意義上的史學著作，而更像是官僚處理行政事務時的參考。這樣看的人看來並未深入了解傳統中國的精英文化。事實上，真正閱讀百科全書、方誌等的只有探尋歷史的民間學者，官僚根本就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去翻閱這些書。 作為行政官員，官僚們最感興趣的史書類別是「政書」。政書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名稱，它包括奏章選集、行政條例集成、司法案例匯編，如《農政全書》、《荒政全書》一類的著作，以及書名生動的《救荒活命書》等。[48] 史學大發展中也存在消極因素。在浩如煙海的史學著述中，出現了兩類質量堪疑的作品。第一類是史評著作。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學應當是實證性的，而這類著作卻缺少實證研究。因此，雖然其本意是要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但難免主觀臆斷、空發議論。究其原因，包括新儒家在內的宋儒，早在備戰科舉考試之時，就已經養成了置道德考量於歷史事實之上的惡習，為遷就其道德觀點，不惜簡化、歪曲歷史事實。 第二類論著為利己的目的而作。為捍衛自己或洗刷朋友，某些士大夫寫作筆記體的回憶錄，談及時事，不免黨同伐異、各說各話。為攻擊政治和文化上的敵人，他們舞文弄墨，肆意歪曲事實，字裡行間充斥著偏見、流言和謊言。這類文字反映了南宋學術界潛在的狹隘好鬥之風，並讓後來的專業歷史學家大傷腦筋。 綜上所述，南宋雖然產生了一些高質量的文學和學術作品，但是學問方向的確已經發生逆轉。以樂觀的態度看，12世紀的學術處於不斷自我提煉、自我完善的狀態，轉向精緻化或者說專業化；但是，如與11世紀相較而言，卻似乎有一種畫地為牢的味道。當然，朱熹也許是一個例外，他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時代所賦予的知識，並在許多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可惜，這種傑出的例外實在是鳳毛麟角，根本無法改變總體狀況；其他人又落後太遠，實際上，朱熹所有的追隨者都缺乏廣度、深度和原創性。總體看來，11世紀學術發展的特點是其先鋒性、開拓性，而12世紀的學術成績則主要在整合方面。 比照兩個世紀的史學發展和經學發展，可以讓我們看得更加清楚。11世紀造就了歐陽修、司馬光等史學大家，12世紀則產生了更大數量的史學著述。但是，經學的情形卻有所不同。一個領域在繼續發展，另一個領域卻停滯不前。其原因何在？ 我們的解釋分為兩部分。首先，是經學和史學的內在差異。二者在政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經學依靠靈感和觀點的激發取得進步，在多元化中獲得繁榮。而多元化卻面臨三種危險：第一，多元化可能墮落成為派性之爭，特別是當它和政治鬥爭或朋黨之爭糾纏在一起時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會引起對抗，而對抗可能升級為壓迫。第三，在強大的正統和不斷擴張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會衰退。這三種危險困擾著宋代的經學研究。 相比之下，史學的發展主要依靠材料的積累。材料的增長會導致複雜性，但卻不必是多元化。儘管政治壓力或正統的確立也會帶來派性、爭論和限制，但它們對史學的危害卻不像對經學那樣嚴重。史學有其自我保護的底線，而這一底線建立在無可爭辯的真實材料基礎上。 其次，是士大夫的學者—官僚雙重角色。作為學者，他們研究經學，因為它是意識形態的來源，由此，他們很難迴避意識形態的正統這一議題。在儒教國家裡，意識形態塑造著權力。因此，作為官僚，他們又很難迴避同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的政治權力。自古宦海多險惡風波，當士大夫不得不全力應付個人的宦海浮沉時，經學研究很自然地衰落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卻是一樁半退休的、隱退狀態的營生，可以遠離朝堂上意識形態—政治鬥爭的紛紛擾擾。有志於此的士大夫通常在閒居狀態下工作，在職的史學家也不會占據行政長官、重要顧問或是其他敏感職位。司馬光是一個傑出的例子。在對改革政策表示強烈反對以後，他請求退休，回到洛陽家中，在那裡花了17年時光，靜靜地編著其編年巨著。在這17年中，他避開了諸如正統意識形態、政治權力等糾纏在經學領域裡的問題。當皇帝召請他回朝領導反對改革的政府時，司馬光已經完成了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任何文化的學術都有許多輕重不等的側面。就宋代中國文化而言，史學和文學都不是它最為光彩奪目的部分。它們更像是照耀在小山緩坡上的燈盞，反映不出整個山巒的輪廓，而經學和建立在經學基礎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49]當火焰在那裡點燃，光芒便會灑滿整個山地。而這火焰一旦熄滅，無論因為派性還是因為正統，都會拖下一條長長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