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二十八章 朱陸的門下
朱陸俱為宋代大儒，其門下生頗多，然正如朱陸各不相容一樣，其門下亦各不相容。據陸子云，朱子在給某學者書上，曾經說，陸子靜以專尊德性誨人，故游於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缺少道問學。我稍多講道問學，所以我的門人，在踐履上不及陸子。（《陸全集》三十四）黃宗羲亦說：「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為宗，謂先立其大者，而後可以大之；朱子以道問學為主，以格物窮理為入聖之階梯。」（《宋元學案》卷五十八）以為二者之不同，可以《中庸》之尊德性而道問學這二句說明所謂尊德性者，和好像陸子所云學問之道之在明示吾人本心一樣，而所謂道問學者，則如朱子所力說之格物窮理之道。這裡一個有趣的對照就是：陸子之後學奉其師訓而潛心於研究本心，朱子之後學則承其師格物窮理之一端而努力於研究與注釋經典之學，潛心經典研究。
朱子門生甚多，其中有繼其業而潛心考察性理者，尤以研究古典者為多。其尤著者如蔡元定之子蔡沈，體朱子之意而作《書經集傳》，黃榦完成朱子的《儀禮經傳通解》之殘缺部分。還有就是，黃榦門下有何基，何基之弟子為王柏，著《詩疑》《書疑》等書，以批判立場研究經傳，以為《中庸》可分為二部而《大學》裡面還有格致之傳云云，更下則王柏之門下有金履祥者，著《論孟集注考證》等書而考證《朱注》，又如黃榦門人饒魯之再傳弟子陳澔也著《禮記集說》，而其他如魏了翁乃朱子門人李燔弟子，曾作《九經要義》，真德秀乃詹體仁之弟子，亦曾作《大學衍義》，皆可以說是淵源於朱子的研究精神者。及朱子門人輔廣三傳弟子黃震出而作《日抄》，又真德秀有再傳弟子王應麟者，融以呂東業、陳止齋之學而作《困學紀聞》和《玉藻》等大著。這個黃震與王應麟，可以說是後起的清朝考證學之先驅。
上面已說過，《朱子》後學只重考究經典為其唯一之道，而陸子之門下則止於明本心。其中最著名者有袁燮與楊簡二人。
袁燮，四明人，號絜齋。初學於大學，後遂師事象山而傳其學。據云絜齋初見象山時，象山即指其本心而使之洞徹貫通，遂師事之。絜齋亦常語人云，「人心與天地為一本，若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從此可知絜齋學問之中心，實在是在於明宗陸子本心之說。
楊簡，慈谿人，因號慈湖，據說，當乾道五年他為富陽主簿時，象山亦來富陽，因象山常倡本心之說，遂問象山云：「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象山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慈湖忽然大悟，因為其弟子。他有種種的著述，在《己易》一書中，他曾主張天地與自己之一體觀，說：「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己，不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又說：「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目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這樣說明了所謂與天地為一體之己者，即亦指吾本心而言，他又曾著《絕四記》一文云：「人心自明自靈，意、必、固、我起，則喪其明，故非絕此四者不可。四者之中，意先起，其次必、固、我生，故第一須不起意。所謂意者，亦即上引《己易》中之所謂私，是意為利害之打算，意欲之妄動，他就主張，唯絕意始能明心，可知他所考究的也是和朱子同樣的「明本心」之道。不過，陸子所謂「明本心」者，不外指修養之第一步在明本心，非謂僅此乃修養之全體，因之，門人袁燮亦有所謂要明本心，須在「精思思之」「兢守守之」之說，而說明守其既得的必要，然楊簡則僅以明本心為修養之全體，不免多少有削弱陸學之處，所以同門的袁燮也就諷之曰：「象山既歿之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慈湖之學，慈湖所自得也，學者當改過遷善日進不已，而不必一一躡其跡。」（袁燮《書贈傳正大夫》）其後，孫奇逢更以為楊簡乃陸學之曲傳，而從陸門諸弟子削除楊簡之名。（《理學宗傳》卷十七）
上面曾經說過，朱子明儒釋之不同而斥釋氏之唯心論，象山則倡心即理說，從唯理論轉向唯心論而接近釋氏主張後傳至於楊簡乃更向禪家接近，遂使後之陸學，專重靜坐工夫，墮於狂禪，朱子學派乃更傾向於章句之學，可謂互相對應。
南宋一代，朱陸之學，互相對峙，然朱學乃較占優勢，降而至元，方發生了一種折衷的傾向。吳澄與鄭玉，就是這時代的代表。
吳澄（公元1249—1333年），字幼清，號草廬，初從程若庸治朱子學，後乃傾向陸子。若庸出自饒魯門下，而饒魯則曾從黃榦學朱子之學者，故吳澄既傳朱子之學又尊信陸子而取折衷的態度。他說：「朱陸二師之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今學者猶惑焉，甚矣哉道之不傳，人之易惑難曉也！」（《宋元學案》九十二《草廬精語》）又說：「朱子由於問學之功多，陸子以尊德性為主。不本問學、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同上《本傳》）由此可概見其志向一斑。他曾在《象山語錄序》上這樣的讚嘆象山：「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問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於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象山）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乎！」（《草廬文選》二）後世遂以此斷之為傳陸氏之學者，然他又曾有《五經纂言》之作，則確又是紹述朱子經學而能確立一家的。
他的《易纂言》，斥魏晉以來傳本而以朱子本加以訂正。《書纂言》則引吳才老及朱子之說，區分伏生今文尚書與梅賾增多篇之不同，疑後者非前漢時代之文。《詩纂言》亦據朱子之意刪《詩序》，加注於詩文本身。《春秋纂言》又本朱子意以《左氏》為主而以為《春秋》之義乃公、谷氏所訂正，於《禮》則以朱子之經傳通解為未定稿，嚴別經、傳、記之不同，而加以注釋。總言之，他的《五經纂言》差不多可以說全樣自朱注，然此外亦有其自身之創意者，確為當代少見的名著。他在《易纂言》中曾說：「吾於《易》用功既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於《書纂言》中云：「澄斷斷然敢不信梅賾所上二十五篇古書，全得之於心而不能昧者也。」於《春秋纂言》中云：「皆取之於義。」綜合起來看，可知草廬實在是有非常明晰的觀察力，而好像又是確信著自己心裡有著昭然靈知的本心的。我們可以說正因為他有了這樣的天分，所以其著作乃有許多獨創之見，治朱子學而同時又傾心於陸子之本心，都是由於這原因吧。他的《書纂言》，區別今古文之不同，有裨於近代研究者不少，可謂開後代考據家閻若璩之先河，朱陸之學，久相對峙，他卻能完成其中的折衷，這個功績更應該特別說明。
鄭玉，自子美，號師山，幼敏悟，長而攻究《六經》，尤長於《春秋》之學。其生年雖不可詳，然據傳雲，至元十七年（公元1357年）明兵入徽州時，被拘而縊死於獄中，則可知比之吳澄，尤為後輩。師山，最初師事吳暾、洪震老、夏溥三人，他都是夏希賢的門人，而夏又是楊簡高弟錢時之弟子，所以鄭玉可以說是陸子五傳的弟子。可是在他的《文集》中，我們也可發現他在贊朱子為集群賢之大成者，而謂今人乃馳心千里之外，徒弄空言，實有負於朱子云。由是可知他實在是開端自陸學而更融會朱學於其中的。他又說：「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遂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雖不同，及其至，豈有不同哉！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只求其所以異，江東（朱學）指江西（陸學）為怪說之行，江西指江東為支離之說，此豈善學哉！朱子之說，為教人為學之常，陸子之說，為才高獨特之妙。二家之說，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氏之談空說妙，魯莽滅裂，至不能盡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頹墮萎靡，至不能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也。（《宋元學案》九十四《送葛子熙序》）可知他實在是洞察當時朱陸二派之弊而各取其長的了，亦可見我們所謂他出自陸子而融會朱子的話是不錯的了。不過他說過下面的話，又好像是以為朱學更勝於陸學的一樣。他說：「近時學者尚未知本領之所在而已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學術風俗之壞而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慎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非始無見之言，但其教儘是略下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不必謗象山。」（《學案》九十四）
吳澄與鄭玉可謂元代之代表的學者。前者發自朱子而傾向陸子，後者則以陸子趨向朱子，不同的就是前者注重陸子而後者則偏重朱子，相同的就是二者的折衷的態度。而且這樣折衷的態度是元儒的特色，然，此時朱學之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陸學漸開始抬頭，而其後陽明學說亦已漸露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