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十三　陸象山、王陽明

與朱子同時而在道學中另立心學一派者為陸象山。象山名九淵（西曆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其學以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譜》）。只須一任其自然，此心自能應物而不窮。象山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與趙監第二書》，《全集》卷一）此與明道《定性書》之意正同。《定性書》以為苟不自私而用智，則吾人之心，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象山所謂「與焉之過」，即自私也。所謂「識知之病」，即用智也。所謂「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象山之弟子楊慈湖，以為「直則為心，支則為意」（《絕四記》）。如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吾人對此情形之第一反應，即為有怵惕惻隱之心。本此心而往救之，則自發心以至於行為，皆是「直」而為心。若於此時稍一轉念，為欲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往救之，或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往救之，或因其與其父母有仇而特不救之。經此轉念，則即「曲」而為「意」矣。道學家所謂初念是聖賢，轉念是禽獸，即此意也。任心直往，則隨感而應。則其中無「自私」、「用智」之餘地，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一般人之論朱陸異同者，多謂朱子偏重道問學；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說法，在當時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學之最終目的，亦在於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此為一般道學家共同之目的。故謂象山不十分注重道問學可；謂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且此點亦只就二人之為學或修養之方法上言之，究竟朱陸之不同，是否即僅在其所講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此一極可注意之問題也。 就上所述觀之，朱子之學，尚非普通所謂之唯心論，而實近於現在所謂之實在主義。吾人若注意此點，即可見朱陸之不同，實非只其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學，根本上實有差異之處。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與李宰第二書》，《全集》卷十二）。此一言雖只一字之不同，而實代表二人哲學之重要的差異。蓋朱子以心乃理與氣合而生之具體物，與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內。心中之理，即所謂性；心中雖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統，實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並反對朱子所說心性之區別。如《語錄》云：「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蔽。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為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必如此。』」（《全集》卷三十五）依吾人所觀察，則朱子所說性與心之區別，實非「只是解字」。蓋依朱子之觀點，實在上本有與此相當之區別也。象山雖亦以為可說「在天為性，在人為心」，而又以為系「隨吾友而言，其實不必如此」。「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蓋依象山之觀點，實在上本無與朱子所說心性區別相當之區別，故說心性只是「一般物事」也。朱陸所見之實在不同。蓋朱子所見之實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時空，一在時空。而象山所見之實在，則只有一世界，即在時空者。只有一世界，而此世界即與心為一體，所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譜》，《全集》卷三十六）也。 象山哲學中，雖只有一世界，而仍言所謂形上形下。至慈湖則直廢此分別。慈湖云：「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耶？自作《繫辭》者，其蔽猶若是，尚何望後世之學者乎？」（《慈湖遺書》卷九）蓋所謂形上形下，必依朱子所解釋，方可有顯著的意義。依朱子之系統，器實與道不在一世界中。此陸派所不能承認。如此則誠宜直指《繫辭》所說形上形下為「非孔子之言」（《慈湖遺書》卷七）也。 依上述觀之，則朱陸之哲學，實有根本的不同。其能成為道學中之二對峙的派別，實非無故。不過所謂「心學」，象山、慈湖實只開其端。其大成則有待於王陽明，故與朱子對抗之人物，非陸象山、楊慈湖，而為二百五十年後之王陽明。 王陽明名守仁（西曆一四七三—一五二九），其學之主要意思，見於其所著《大學問》一篇。此篇解釋《大學》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三綱領云：「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是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全書》卷二十六）此亦程明道《識仁篇》之意，但陽明言之，較為明晰確切。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不限隔宇宙者，此所謂大人也；限隔宇宙者，此所謂小人也。然即小人之心，亦有「一體之仁」之本心。孟子所謂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即此本心之發現，亦即所謂良知也。即此而擴充之、實行之，即是「致良知」也。「明德之本體，即所謂良知」，故明德、親民，皆是致良知，亦即是致知。「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此指二氏）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大學問》）。「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傳習錄》上）。「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大學問》）。良知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同上）。吾人誠能「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同上）。不自欺其良知，即實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亦即實行明明德也。格之既久，一切「私慾障礙」皆除，而明德乃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矣。此王陽明所謂「堯舜之正傳」，「孔氏之心印」（《大學問》）也。 依上所引《大學問》，可見陽明之學徹上徹下「致良知」三字，實即可包括之。所以陽明自四十三歲以後，即專以「致良知」訓學者。以言簡易直截，誠簡易直捷矣。其所說格物致知之義，實與朱子不同。在二家學說，各就其整個觀之，則二家之不同，仍是上所述理學與心學之不同也。陽明自言其自己之學與朱子之學不同之處云：「朱子所謂格物雲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是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答顧東橋書》）朱子以為人人具一太極，物物具一太極。太極即眾理之全體，故吾人之心亦「具眾理而應萬事」。故即物窮理，亦即窮吾心中之理，窮吾性中之理耳。故謂朱子析心與理為二，實未盡確當。惟依朱子之系統，則理若不與氣合，則即無心，心雖無而理自常存。雖事實上無無氣之理，然邏輯上實可有無心之理也。若就此點謂朱子析心與理為二，固亦未嘗不可。依陽明之系統，則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依此則無心即無理矣。故陽明云：「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傳習錄》上）陽明又云：「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答顧東橋書》）依朱子之系統，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依朱子之系統，只能言有孝之理，故有孝親之心，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不能言有孝親之心，故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依朱子之系統，理之離心而獨存，雖無此事實，而卻有此可能。依陽明之系統，則在事實上與邏輯上，無心即無理。此點實理學與心學之根本不同也。陽明哲學中，無形上世界與形下世界之分，故其語錄及著作中，未見此等名詞。 「天下無心外之物」。所謂惡者，乃吾人情慾之發之過當者。若不過當，即情慾本身，一般人慾亦不是惡。《傳習錄》云：「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倶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傳習錄》下）所謂「不可有所著」者，《傳習錄》又一條云：「問有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於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傳習錄》下）所以七情不能有所著者，蓋「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矣。「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程明道《定性書》）。非「有」喜怒，即非有意於為喜怒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當喜者喜之，當怒者怒之，而本體虛明，對於所喜所怒之物，毫無沾滯執著，所以亦不為其所累也。若能如此，則雖終日有為，而心常如無為，所謂動靜合一者也。 至於清代，一時之風尚轉向於所謂漢學。所謂漢學家者，以為宋明道學家所講之經學，乃混有佛老見解者。故欲知孔孟聖賢之道之真意義，則須求之於漢人之經說。阮元云：「兩漢經學，所以當遵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漢學師承記序》講漢人之經學者，以宋明人所講之道學為宋學，以別於其自己所講之漢學。 宋明人所講之理學與心學，在清代俱有繼續的傳述者，即此時代中之所謂宋學家也。但傳述者亦只傳述而已。理學、心學在此時代中，倶無顯著的新見解加入。此時代之漢學家，若講及所謂義理之學，其所討論之問題，如理、氣、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問題。其所依據之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四書。就此方面言，則所謂漢學家，若講及所謂義理之學，仍是宋明道學家之繼續者，故茲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