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三　孟子

孔子開以講學為職業之風氣，其弟子及以後儒者，多以講學為職業，所謂「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也。然能「以學顯於當世」者，則推孟子（西曆紀元前三七一？—前二八九？）、荀卿。二人實孔子後儒家二大師也。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歷史。孟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圖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如亞里士多德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篤實沉博亦似之。 就一面言，孟子對於周制仍持擁護態度；自又一方面言之，則孟子自有其新的政治哲學。孟子之理想的政治制度中仍有天子、諸侯等階級，但以為政治上之高位，必以有德者居之。其理想的政治制度，為以有聖人之德者居天子之位。此聖人既老，則在其死以前預選一年較少之聖人，先使為相以試之。及其成效卓著，則薦之於天，以為其自己之替代者。及老聖人既死，此少聖人即代之而為天子。然天之意不可知，可知者民意而已。民果歸之，即天以天下與之，故薦之於天，即薦之於民也。「匹夫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蓋無天子薦之，則不能先為相以自試，不能施澤於民，民不歸之也。此理想與柏拉圖《共和國》之主張極相似。 孟子之理想的經濟制度即所講井田制度是也，其所講井田制度，即就原有之井田制度，轉移觀點，將其變為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也。所謂轉移觀點者，蓋古代土地為國君及貴族所私有，農民受土地於貴族，為之做「助耕之氓」，為之做農奴。故原有之井田制度，乃為貴族之利益。依孟子之理想，乃土地為國家所公有，人民受土地於國家而自由耕種之。其每井中公田之出產，雖仍可為國君、卿大夫之祿，「以代其耕」，但農民之助耕公田，乃如納稅於國家之性質，非如農奴為地主服役之性質。此理想中之制度，乃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乃為人民之利益。故謂孟子所說之井田制度，即古代所實行者，非也。謂孟子所說之井田制度，純乎為理想，為創造，亦非也。二者均有焉。 以上所述之各種理想的制度，即孟子所謂王道、王政，或仁政也。仁政何以必須行，仁政何以能行？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上》）「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見人之困苦，此即仁政之所以必須行也。人既皆有此心為仁政之根據，此即仁政之所以能行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就死地」，斷其必能行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謂己好貨好色，不能行王政。孟子言：「王如好貨」，「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下》）因己之好貨好色，即推而與百姓同之，即「舉斯心加諸彼」也。若實現此心於政事，則其政事即仁政矣。「善推其所為」，即仁也，即忠恕也。孔子講仁及忠恕，多限於個人之修養方面。孟子則應用之於政治及社會哲學。孔子講仁及忠恕，只及於「內聖」，孟子則更及於「外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謂人性皆善也。陳澧曰：「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東塾讀書記》卷三）孟子所謂性善，只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擴而充之，則為聖人。人之不善，皆不能即此四「端」擴而充之，非其性本與善人殊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人何以必須擴充此善端？此亦一問題也。若依功利主義說，則人之擴充善端於社會有利，否則有害，此即墨子主張兼愛之理由也。惟依孟子之意：則人之必須擴充此善端者，因此乃人之所以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離婁》）人之所以為人，即人之要素，人之名之定義，亦即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有人心。《孟子》云：「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下》）亞力士多德《倫理學》謂飲食及情慾乃人與禽獸所共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惟在其有理性耳。「心之官則思」，能思即有理性也。能思之心為人所特有，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所以為大體也。耳目之官，乃人與禽獸所同有，所以為小體也。若只「從其小體」，則不惟為小人，且為禽獸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若聽其自然，則能「陷溺其心」（《告子》），人之所以有不善者，即以此也。能思之心，所好者為禮義。故人必有禮義，乃為「從其大體」。從其大體，乃得保人之所以為人，乃合乎人之定義。否則人即失其所以為人，而與禽獸同。「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告子上》） 人性中皆有善端，如擴而充之，則人人皆可以為聖人，此人所皆可以自期許者也。至於人生中他方面之成敗利鈍，則不能計，亦不必計。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盡心下》）此所謂天所謂命，皆指人力所無奈何之事，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於此亦可知孟子所以反對利之故矣。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鬚髮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當然可生於社會有利之結果，此結果雖極可貴，然亦系附帶結果。猶之藝術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悅，然此乃附帶的結果，彼藝術家之創作，則所以表現其理想與情感，非為求人悅樂愉快也。 不過孟子雖主張義，反對利，然對於義利之辨，未有詳細說明，故頗受後人之駁詰。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薄葬之說，頗可顯其非功利主義之態度。彼云：「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滕文公上》）又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棺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公孫丑下》）墨家之攻擊儒家厚葬久喪，主節葬短喪，純從功利主義立論。而孟子則不純從功利主義立論。厚葬久喪，對社會固亦有利。「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從功利主義立論以主張厚葬久喪者也。然孟子則但謂厚葬為「盡於人心」，此儒家之精神也。 孟子之所謂天，有時似指主宰之天，如「堯薦舜於天」之天。有時似指運命之天，如上所說者。有時則指義理之天。孟子因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而言性善。人之所以有此四端，性之所以善，正因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人之所得於天者。此性善說之形上學的根據也。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心為人之「大體」，故「盡其心者」，「知其性」。此乃「天之所與我者」，故「盡其心」、「知其性」，亦「知天」矣。孟子又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盡心上》）又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 （注）神秘主義一名，有種種不同的意義。此所謂神秘主義，乃專指一種哲學，承認有所謂「萬物一體」之境界。在此境界中，個人與「全」（宇宙之全）合而為一，所謂人我內外之分，俱已不存。普通多謂此神秘主義必與唯心論的宇宙論相關連。宇宙必為唯心論的，宇宙之全體，與個人之心靈，有內部的關係；個人之精神，與宇宙之大精神，本為一體，特以有後起的隔閡，以致人與宇宙，似乎分離。佛家所說之無明，宋儒所說之私慾，皆指此後起的隔閡也。若去此隔閡，則個人與宇宙複合而為一。佛教所說之證真如，宋儒所說「人慾淨盡，天理流行」，皆指此境界也。不過此神秘主義，亦不必與唯心論的宇宙論相連。如莊子之哲學，其宇宙論非必為唯心論的，然亦注重神秘主義也。中國哲學中，孟子派之儒家，及莊子派之道家，皆以神秘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之所用以達此最高境界、最高目的之方法不同。道家所用之方法，乃以純粹經驗忘我；儒家所用之方法，乃以「愛之事業」（叔本華所用名詞）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如孟子哲學果有神秘主義在內，則萬物皆備於我，即我與萬物本為一體也。我與萬物本為一體，而乃以有隔閡之故。我與萬物，似乎分離，此即不「誠」。若「反身而誠」，回復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則「樂莫大焉」。如欲回復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則用「愛之事業」之方法。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恕求仁，以仁來誠。蓋恕與仁皆注重在取消人我之界限；人我之界限消，則我與萬物為一體矣。此解釋果合孟子之本意否不可知，要之宋儒之哲學，則皆推衍此意也。 如孟子哲學中果有神秘主義，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即個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狀態。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公孫丑上》）至於養此氣之方法，孟子云：「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公孫丑上》） 此所謂義，大概包括吾人性中所有善「端」。是在內本有，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諸善「端」皆傾向於取消人我界限。即將此逐漸推擴，亦勿急躁求速，亦勿停止不進（「而勿正」，焦循《孟子正義》引《〈詩（終風）序〉箋》及《莊子（應帝王篇）釋文》謂「正之義通於止」）。「集義」既久，則行無「不慊於心」，而「塞乎天地之間」之精神狀態，可得到矣。至此境界，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