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 · 第六章春秋末期軍事思想和經濟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上文第三章講到，管仲相桓公,訓練了一支不同於奴隸兵的新型軍隊。他告訴桓公說："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管子，小匡》）這一段話說出了新興地主階級的主觀方面的雄心壯志，也說出了這個階級在客觀方面的歷史使命。
新興地主階級要提高生產力，鞏固封建制的生產關係。但是當時諸侯割據的局面，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歷史的趨勢要求打破這種奴隸社會遺留下來的局面，用武力統一中國。當時戰爭頻繁，其歷史的任務就在於此。當時因推行新制度而強大的國家，都出些大軍事家，為當時的地主階級政權服務，為當時的歷史任務服務。這些軍事家在訓練、組織軍隊的方法上，在戰略和戰術的理論上，都貫穿有素樸的唯物主義和
自發的辯證法思想。
第一節春秋時期軍事上的"禮"與"非禮"
在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特別是各霸主之間爭霸的戰爭，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仗是怎樣打的，參加戰爭的軍隊是怎樣組織、訓練的，在這些問題上也有兩種思想的鬥爭。
在齊桓公以後，宋國和楚國爭霸。宋國的國君襄公親自率兵和楚國的兵戰於泓水之上。在開戰的時候，宋襄公按"禮"而行，失了一些戰機。因此宋軍大敗，襄公也身受傷。宋國的人都責備他。他辯解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i就是說，照古來的"禮"，在戰爭中間，巳經受了傷的敵人，就不能再傷他。敵人中頭髮斑白的人，不能俘虜。敵人處在不利的地形之下，不能攻他。敵人陣勢還沒有擺好的時候,也不能攻他。當時宋國一個大臣批評襄公說:我們的君簡直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東西。凡是對方軍隊中的人，都是我們的敵人。打仗就是要殺敵人。如果說，已經受傷的敵人就不能再傷他,那還不如當初就不傷他。如果說，頭髮斑白的敵人就不能俘虜，那還不如投降算了。
宋襄公的這樣地打仗，說起來好像是笑話。但是照《公羊傳》所講的,孔丘的《舂秋》是讚揚宋襄公的這種打法的。它解釋《春秋》的意思說:"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它所說的"君子"，指的就是孔丘。它認為宋襄公之所以受到《春秋》的讚揚，因為他打仗是照著"禮"的原則打的。他的失敗是因為他的臣不能執行他的路線。
魯囯的叔孫得臣，用弓箭射中了一個敵人的眼睛，就把那個人拿著殺了。《穀梁傳》說："何為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傷，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就是說，《春秋》認為，叔孫得臣
的這個行動不合乎禮，這是一個錯誤。《春秋》隱諱自己國內的不合禮的事情，所以在書法上就沒有用"獲"字。
從這些記載看起來，當時的舊的軍事思想，也是以"禮"為基礎的。其哲學基礎是唯心主義的，形上學的。新的軍事思想的基礎，是從戰爭的經驗中，在戰爭的本身尋找戰爭的規律。依照這些規律指導戰爭，走向勝利，達到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其哲學的根據是唯物主義的，是辯證法的。春秋末期的孫武等人就是具有新的軍事思想的軍事家。
《史記》的孫武傳和司馬穰苴傳，都突出地記載了他們練兵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來，他們的建軍的思想的要點，是紀律嚴明，信賞必罰。在執行賞罰的時候,雖國君也不能干預，雖國君的命令也不接受。他們的信條是"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所以關於他們這樣建軍的故事，當時都認為是新鮮事物，以致成為故事，廣泛流傳。當時的大軍事家都用這種思想，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提出了比較正確的建軍路線和軍事路線。這在當時是很有進步意義的。
第二節孫武和《吳孫子》
《漢書，藝文志》把先秦的軍事著作分為四種。第一種'"兵權謀"，這是有關戰略的;第二種"兵形勢"，這是有關戰術的;第三種"陰陽"，這是有關古代軍事中的迷信禁忌的；第四種"兵技巧"，這是有關兵器製造和使用的。在這四種中，"兵權謀"講到戰爭的規律，其中反映出先秦軍事家對於辯證法的認識。
《藝文志》兵權謀首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吳孫子是春秋時代的孫武；齊孫子是戰國時代的孫臏。他們都是古代著名的大軍事家。現在的《孫子》十三篇是孫武的著作，即《藝文志》所
說的《吳孫子》。《齊孫子》久已失傳，現在又在山東為考古學家所發現。孫武是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家，是中國軍事理論的奠基人，生於春秋末期，原是齊國的人。後人吳，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遂仕於吳，為吳將。當時吳王闔閭，所以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稱雄於諸侯，這是跟孫武能夠正確用兵，有一套先進的軍事思想作指導分不開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春秋是兼併戰爭十分激烈的時期。孫武總結了這個時期豐富的戰爭經驗，探討了如何在戰爭中戰勝敵人的各種戰略、戰術以及戰爭的規律。當時許多國家都講富國強兵的政策，以實現中國的統一。孫武一派的兵家正是這一政策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他們主張兼併戰爭。兼併戰爭在當時說，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現象。孫武一派的兵家學說是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在當時具有進步的意義。
第三節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在孫武軍事思想中的表現
首先，《吳孫子》認為戰爭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戰爭的勝負是可以預知的。戰爭的規律是客觀的事物。戰爭的勝負可以預知。這是樸素的唯物論思想。
孫武認識到戰爭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跟社會中其他事物有密切的聯繫的。他指出，戰爭取得勝利需要五個先決的條件（"五事"），通過對這五事的比較、考察，就能預知敵我雙方的勝負。在五個條件中，首先是統治者必須使老百姓與他的意志一致，"令民與上同意"（"道"）。其次是有利的天時（"天"）。其次是有利的地理（"地"）。其次是有好的指揮官（"將"）。其次是有好的組織紀律（"法"）（《孫子兵法，計篇》）。這五個條件包括很廣，涉及到許多自然現象和許多社會現象，這些都是
與戰爭的勝利有關係的，其中政治條件、人心的向背占首要地位。
因此，孫武在考察戰爭時，沒有陷人單純軍事觀點。他初步地認識到，軍事決不能脫離政治，軍事是政治的延長，用兵是為了解決政治問題，不是為戰爭而戰爭。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先從政治上解決問題。他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形》篇）因此，他說，最好的戰略，是粉碎敵人向我發動戰爭的意圖（"上兵伐謀"）。其次的戰略是利用國際矛盾，孤立敵人，使敵人不敢發動戰爭（"其次伐交"）。再次的戰略，才是用兵作戰（"其次伐兵"）。最下是攻城（"其下攻城"）（見《謀攻》篇）。
孫武指出，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在戰爭中首先需要對於矛盾的雙方，即對於敵我兩方，都要有比較全面的認識。因此他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謀攻》篇）"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不窮。"（《地形》篇）
孫武的"知彼知己"的原則，直至今天仍然是一個科學的真理。它是完全建立在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的。
《孫子》說："以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篇）就是說，既不可靠鬼神，也不可靠事物的表面現象，也不可靠主觀的臆測。在這裡，孫武既不相信天命，又不相信鬼神。在他看來，天不過是"陰陽、寒暑、時制"(《計》篇）。與地一樣，都是物質性的自然物。它只是決定勝負的客觀條件之一。這一唯物主義的真理在兩千多年前，就能明確的提出來，確是難能可貴的。
第四節辯證法思想在孫武軍事思想中的表現
孫武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形》篇)就是說，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戰勝（"不可勝"）的條件，還不能使敵人有可以被戰勝（"可勝"）的條件。從這一方面看，"勝可知而不可為"。就是說勝利可以預先知道，但還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時機，才可以使可能變為現實。
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於此。他要的是勝的現實。孫武注重考察、研究戰爭勝負的客觀條件，同時又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他一面說"勝不可為",一方面又說"勝可為也"。（《虛實》篇）這不是他自我矛盾。這是他的辯證法思想。孫武的軍事思想的可貴，在於他的素樸的唯物主義思想並不是同機械的、形上學的觀點聯繫起來，而是同生動的辯證法觀點聯繫在一起。
孫武初步認識到，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在不斷變化中，矛盾著的雙方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可以變動的。戰爭也是如此，而且其變化比其他現象更為迅速劇烈。他指出：在自然界，"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虛實》篇）。作為社會現象之一，戰爭也不能例外。"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勢》篇)對立面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一切轉化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進行的。孫武注重主動地創造條件，使戰爭中的變化向與自己有利的方向進行。
為了創造條件贏得戰爭的勝利，孫武著重研究了集中與分散，實與虛的辯證關係。他提出如何利用雙方兵力數量對比的關係，以控制戰爭發展的方向，創造對於自己有利的條件。善用兵的人總是設法使自
己的軍隊在數量上占優勢，爭取主動，以眾擊寡，取得勝利。他說："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虛實》篇）"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而擊寡者，則吾之所戰者約矣。"（同上）又說："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引誘敵人，使之分兵）。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謀攻》篇）意思就是說，要儘量地集中自己的優勢兵力，使自己化虛為實。同時要調動敵人，分散敵人，使敵人化實為虛，然後以我之實，擊敵之虛，以自己的優勢兵力打擊分散薄弱的敵人。如果自己的兵力不能取得優勢，那就寧可逃避也不可決戰。孫武認為自己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兵力，是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要創造這個條件，就要以種種方法分散敵人的兵力。這就常能保持"以眾擊寡"，使量變成為質變，"每戰必勝"。
孫武認為，在一定的客觀條件的基礎上，還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以爭取勝利。這就叫"勝可為"。其辦法是用各種辦法調動敵人。
他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虛實》篇)就是說，使自己成為敵人的司令官、參謀長。
這樣，就克服了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和消極等待、無所作為的思想，把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動性結合起來。這充分表現了孫武兵法中的辯證法思想。
在戰爭中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全自己。所以進攻是第一位的，防禦是第二位的。進攻可以保持主動，即軍隊行動的自由權，這是軍隊的命脈。孫武也接觸到這個原則。他說："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就是說，要爭取主動，避免被動，戰爭要以進攻為主。孫武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形》篇）就是說，防禦只能使自己不可被戰勝，戰勝則需要進攻。防禦不足以達到勝利的目的；進攻則可以取得勝利而有餘。進攻、防禦，都能保持主動，那
就可以達到"自保而全勝"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
孫武提出了這些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原則，但原則並不是死的公式。他強調，原則必須依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他又研究了用兵正、奇兩個方面的互相轉化問題。他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勢》篇）正兵是從正面打擊敵人的，奇兵是從側面打擊敵人的。可是，隨著敵形變化，正兵也可以成為奇，奇兵也可以成為正。孫武指出，"兵形象水"。"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一方面要認識原則，一方面又要靈活運用原則，這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關係。
孫武明確地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計》篇)這裡所說的"之"、"其"都是指敵人而言。這是因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計》篇）。對於敵人的仁慈，就是對於自己的殘忍。宋襄公的"仁義"，就是以自己的國家的存亡為兒戲。孫武的軍事思想和路線，同宋襄公的軍事思想和路線是直接對立的。
孫武的《吳孫子》比較科學地從春秋時期的戰爭中總結出戰爭的一般規律，富有豐富的唯物主義和生動的辯證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優秀的兵書，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學著作。它是春秋時期兩種軍事思想、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產物。它在當時起了很進步的作用。孫武兵法是我國古代留下來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第五節辯證法思想和唯物主義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現
在春秋末期，越國也是當時的一霸。在與吳國爭霸的過程中，越國先打敗了吳國。吳國又打敗了越國。越王勾踐被俘，後來返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滅了吳國。
在二十年中，越國對吳國的外交策略，體現了樸素辯證法和自發唯物主義的思想。這種策略，是由范蠡主持的。
當勾踐被釋放回國的時候，他問范蠡，應該怎麼辦。范蠡告訴他，應該忍耐以待時機。范蠡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國語*越語下》）這裡提出了人和客觀世界鬥爭的一條規律。就是說，在人和客觀世界的鬥爭中，無論完成一件什麼事情，都要尊重時機和條件，按照客觀條件辦事。如果時機和條件不成熟，就不可勉強去做。因此，范蠡認為，為了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掌握這些條件。他認為只有掌握客觀世界（"天地"）經常不變的法則（"恆制"），才可有世界（"天下"）上人所造成的利益（"成利"）。這是一個具有唯物主義因素的思想。
自然界的主要規律是什麼呢？范蠡認為，就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所謂"時"，就是指某一個時候的客觀條件，主要的指"天時"，即自然界所給與的各種條件，如年成的好壞，有無自然災害等。范蠡認為，這對於人的行動有非常重要的關係。他說："聖人隨時以行，是為守時。"就是說，聰明的人應該隨著當時的客觀條件，決定自己的行動，這叫做"守時"。他又說："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古代用兵，攻者稱為客，守者稱為主。"天時不作，弗為人客"，就是說，在
客觀形勢不利於我的時候，應該只取守勢，不要進攻。在客觀形勢於我有利的情況下，就要利用這種情況，抓緊時機，立即行動。范蠡說："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得到了時機就應該及時利用而不懈怠，時機一旦失掉了，就不會再來。如果客觀的形勢已經具備，而由於主觀上的錯誤，沒有及時地去奪取成熟的果實，就會反而遭受損害。他認為形勢是會轉化的，原來是多的（"贏"）可以變為少（"縮"），原來是少的也可以變為多。所以要乘有利於我的情況和機會，立即行動，不要等它變得不利於我。范蠡說："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
范蠡認為上帝是靠不住的，惟一可靠的是當時的客觀形勢。他說："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這就是說，如果違背了客觀形勢，無論怎樣信上帝也沒有用處。違背客觀形勢的人，必然要倒霉。反過來說，只要得到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就應詼當機立斷,奪取勝利，否則就會遭殃。.
所謂"事將有間"，"間"就是一定的空隙和路數。從前人說："讀書得間"，就是說能看出書中思想的空隙，發現其中的問題。意思是說，順著這些路數，乘著這些空隙去辦事，就可以事半功倍。這就是說，在范蠡看來，不僅要抓住時機，而且要詳細分析客觀形勢所提供的"間"，這樣就能夠更好地發揮主觀的作用（以上引文，均見《國語?越語下》）。
《越絕書》說:"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後被髮佯狂，不與於世。"（卷七，又見卷十五）可見范蠡原來的出身是微賤的。後來他幫助越王勾踐，發憤圖強，終於戰勝了吳國。成功之後，棄官不作，從越"浮海出齊"，"耕于海畔"，又經營商業，成為當時有名的大商人（《史記-越勾踐世家》）。這是他利用他所有的對於客觀世界的規律的認識，經營商業取得的成果。
第六節辯證法思想和唯物主義思想在計然的經濟政策中的表現
《史記?貨殖列傳》說："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裴絪《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計然名研。"然、硯、倪、研，並是一音之轉。裴駟又引《范子》說，計然的先人是"晉國亡公子"。據此，計然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照《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說的，計然也是越王勾踐爭霸的一個大功臣，是一個有名的人物，可是戰國以前的書都沒有提到這個人。因此有人認為《史記》所說的范蠡、計然,並不是兩個人名，計然是范蠡所作的書名。
《越絕書》中的《計倪內經》記載計然與越王勾踐的對話(《越絕書》的資料不一定可靠，不過《史記?貨殖列傳》引計然的話，與《計倪內經》大致相同）。越王勾踐準備伐吳爭霸，計然告訴他，要想強國必先富國。他跟勾踐所講的就是富國的方法。這個方法主要的是由國家經營商業，從中取利，同時也給農民方便。他跟勾踐說："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知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順逆，可觀而已。"意思就是說:作為一個統治者，不需要自己耕田，夫人自己織布，那不過是增加兩個勞動力而已。在這段話里，主要的兩句話就是"時斷則循，知斷則備"（《史記，貨殖列傳》引計然作："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斗"字疑係"斷"字之誤）。這裡所謂時,是指天時。計然認為農業的生產是受天時支配的。天時的變化有一種規律。照他看起來，農業收成的好壞，跟歲星（木星）的運行有關係。平均計算起來，有六年是好年成，有六年是壞年成，每十二年要有一個大荒年。這種循環，計然叫做"天地之反"。他說："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怎麼樣預備呢？計然說："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
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這就是說：一石谷值二十個錢的時候，農民就要吃虧，值九十個錢的時候，商人就要吃虧。必須把糧價保持每石八十到三十個錢之間，這樣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到利益。怎樣維持這樣價格呢？就是由國家掌握一定的貨物，設官市。在糧賤的時候，官市就收買糧食、賣牲畜及其他貨物；糧價貴的時候，官市就賣糧食，收買田宅牛馬，積斂貨物。這樣就可以保持糧價的穩定，國家也可以得到五倍到十倍的利息。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計然的話說："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據說勾踐用了計然的計策，行了十年，越國國富兵強，戰勝了吳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計然的這種經濟思想，包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他不講"有意志的天"，只講"天時"。他所注意的是天時變化的規律，不是什麼上帝的喜怒。他所說的"天時"，雖然其中有占星術的成分，但是，他是企圖用自然現象解釋自然現象。他認為自然界的事物雖然時常變動，但有一定的規律；人們必須遵循這些規律做事，才可以成功。他說："時斷則循"，就是說，對於天時變動的規律能有所判斷，就可以遵循這些規律。計然認為，"陰陽萬物，各有紀綱"。"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因此，"聖人"應該順從"陰陽萬物"的"紀綱"，而避免做違背它的事情。"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以上所引都見《越絕書》卷四，《計倪內經》）。這裡，計然不說"天"而說"天地"，這是很可注意的。"天"可能有許多意義，"天地"則一定是指自然界。"天地之常"就是自然界的規律。"陰陽萬物"、"日月星辰"、"五行"都有規律。人能遵循這些規律，做事就可成功；反背這些規律，就必定要失敗。遵循規律叫做"有
道"；違反規律叫做"無道"。他說，有些人違背自然界的規律，做事"無道"，所以"貧而命不長"。計然的這種思想，一方面是強調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不談有意志的"天"，這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表現。但是，運用到社會上來，他又把人們的"貧"和"命不長"的原因歸結為他們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這就是唯心主義的了。在舊社會，真正"貧而命不長"的，是廣大勞動人民，他們的"貧"和"命不長"是由於剝削階級剝削、壓迫的結果。計然的這種講法是對歷史的顛倒，這正是他的思想的階級局限性。
計然對於辯證法也有所認識。他說"天地之反"，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他認為，貨物的貴賤是由於有餘和不足。某一種貨如果不足，就會供不應求。買的人多，而商品卻很少，這樣它的價格就要上漲。上漲的物價剌激生產，生產多了，原來不足的貨物就變成有餘的了，原來是貴的物價，就變成賤的了。貨物有餘，就是供過於求。供過於求，物價就下低了，生產受其影響，原來有餘的貨物就變成不足的了，原來是賤的物價就變成貴的了。計然意識到價格的規律，所以他得出結論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賤是互相轉化的。
根據貴賤互相轉化的規律，他規定出他經營商業的方法。在某一種物價貴的時候，他卻是看它如糞土，趕緊把它拋出去。在某種物價賤的時候，他偏偏看它如珠玉，趕緊把它收進來。他主張"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在天旱的時候,他就知道旱就要轉化為澇，所以他趕緊預備船。在天澇的時候，他就知道撈要轉化為旱,所以他就趕緊預備車。這就是他所說的"知斷則備"，就是說，知道遵循這些規律而對事情有所判斷，就可以預先作準備。他對於事物發展的一些辯證規律有所認識，所以他做事都是爭取主動，迎頭趕上。
計然對自然現象的規律和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向對立面轉化的法則的了解，多半出於猜測，還缺乏科學的基礎。有些說法，如星辰的運行與年成好壞有關，顯然是錯誤的。但他通過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看
到事物變化的一些辯證的因素，這也是十分可貴的。
《越絕書》說，計然也是經營商業，"處於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越絕書?計倪內經》）。他可能也同范蠡一樣，先為越國富國的謀臣，後來又利用他對於經濟規律的認識，自己經營商業，發家致富。
第七節辯證法思想和唯物主義思想在商人思想中的表現
范蠡和計然是在晚年利用其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經營商業，發家致富的。當時的商人:^有利用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成為大富豪。白圭就是一個例證。
當時商人的思想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因素。《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白圭的思想，說："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從司馬遷的這段話看起來，在當時商人白圭和李悝是齊名的。白圭經營商業所用的方法，同當時進步的政治家、軍事家所用的方法是有很多相同之處的。
在大轉變時期，地主階級中有些人也是商人轉化過來的。商人是一部分地主階級的前身。但在社會生產的過程中，商人階級是沒有她位的。它不體現當時新的生產關係，所以也不能成為創造新制度的代
表。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在新興地主階級的肩上。
但在大轉變的初期，地主階級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提倡商業也是富國政策的一部分。司馬遷說："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管仲以士、農、工、商同為"國之石民"。但在大轉變的後期，商業的興盛，成為農業發展的阻礙。商人的強大，成為地主階級專政的威脅。於是地主階級採取了"崇本抑末"，打擊商人的政策。商業從為新興地主階級服務的工具轉化為被打擊的對象。這也是歷史演進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