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 · 緒論

在第四冊緒論中，本書闡述了門閥士族的興起和發展，指出：所謂門閥士族，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主階級貴族。從魏、晉至梁、陳，中國社會是由軍閥和門閥聯合統治的。隋唐以後，門閥士族的政治和社會地位逐漸降低，由地主階級貴族降低為"四民之首"。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個顯著變化。所謂"士"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階層。作為"四民之首"的這個階層，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被稱為"書香門第"或"讀書人家"。 第一節從地主階級貴族到"四民之首" 在人類社會中，階級與階辨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經常有矛盾和鬥爭。這些矛盾和鬥爭必須解決，然後社會才能存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一直到現在，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民主投票，少數服從多數。在這種辦法還沒有實現以前，社會中的鬥爭和矛盾只能用武力解決。掌握武力的人就是軍閥。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中，每一個朝代都是一個掌握武力的人所創立的。由這個意義說，他們都是軍閥.他們掌握武力，又善於使用武力，戰勝了反對他們的人。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自立為皇帝，創立了他們的朝代。在魏晉至梁陳時期則是這些軍閥聯合門閥士族進行統治,，在這種聯合統治中.作為皇帝的軍閥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他們的社會地位反而沒有門閥士族高。相對地說，他們地位是低了，門閥士族的地位是高了。這在當時社會中的婚姻關係上可以看出來。社會中的婚姻必須門第相對，身份相當。上冊緒論中說的李絡秀一例，可以概見。這種風俗殘餘在唐朝還繼續存在。《新唐書》說："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昏（婚）姻，不計官品而上（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傳》）所謂"不計官品而上（尚）閥閱"，就是說，不以皇帝所任命的官吏為貴，而以士族的門閥為高。崔氏和盧氏是當時的門閥士族，唐文宗想把兩位公主嫁給當時的士族，還算是高攀，所以向宰相發牢騷，說："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唐朝初年，"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婚）。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峻。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為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參看《舊唐書*高士廉傳》）。《新唐書》的這一段，明確生動地敘述了唐初皇室與門閥士族鬥爭的情況。當時門閥士族雖然已經衰落，但是他們的社會影響還是很大。在婚姻方面，如果非門閥士族的人家想與士族通婚，就要多拿彩禮，唐太宗對這種情況很厭惡，叫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可是高士廉等人仍以.崔氏為第一等。太宗當然不滿，又重申了他的意思，強調"立德"、"立;功"、"立言"，貶抑舊門閥士族，抬高新氏族，叫他們作了修改。然而直;到文宗時，還有皇室不及崔、盧那種情況，可見門閥士族幾百年積累下[來的影響是不容易改變的。這就是為什麼皇室向門閥士族求婚，還有高攀的意思的原因。 鄭樵對這種情況作了一個概論，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籍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通志，氏族略序》)鄭樵在這裡所說的，就是階級社會中貴族和非貴族的分別。他所說"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就是這種分別。他認為，自隋、唐以前中國社會中是有這種分別的，隋、唐以後就沒有這種分別了。這是他的特識。不過，他認為隋唐以前的那些貴族都是自古傳下來的，這就錯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把戰國時期的貴族都夷為平民，和原來的平民統稱為"黔首"。在他的統治之下，只有他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一代一代地世襲為皇帝，其餘的人都沒有世襲的資格了。自古至秦，世世代代傳下來的那些貴族都消滅了。漢以後，又出現了門閥士族，實際上也是貴族，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它們和先秦的貴族也有本質的不同。先秦的貴族是奴隸主貴族，是奴隸社會中的貴族。魏晉的門閥士族是地主階級貴族,是封建社會中的貴族。 鄭樵把"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作為五代以後中國社會的特點，可謂扼要。還應該知道，"取士不問家世"是原因，"婚姻不問閥閱"是結果。前者是軍閥打擊門閥的一種策略，後者是這種策略的勝利。無論如何，從宋以後，在中國社會中就沒有（門閥）士族而只有士了。（門閥）士族是玄學的階級根源，士是道學的階級根源。兩者比較起來，玄學有一種華貴清高、風流自賞的意味，道學則有一種比較平易近人的意味。這是貴族與非貴族不同的表現。 隋、唐間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情況，本書在第四冊緒論中已經講了一些，在這裡不再重複。 門閥士族的政治社會地位實際上是世襲的，每傳一代，地位就加固一點。當時的朝代都是很短的，每一個朝代的皇室往往只傳一兩代。一個軍閥憑著他所掌握的武力取得了政權，自稱皇帝，建立了新朝代。等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當了第二代皇帝。原來的第二號軍閥欺負新皇帝年幼無知，憑著他所掌握的武力，從新皇帝手中奪取了政權，又自稱皇帝，建立了又一個新朝代。在中國的這一段歷史中，經過魏、晉、宋、齊、梁、陳，都是這樣一起一落的。經過的朝代雖然不少，經過的時間可是不長。各朝代的皇室互相殘殺，互相詆毀。每一個新朝建立起來，都把舊朝的幼主說成是昏亂不堪。新朝代建立起來後，舊朝代的皇室不僅失掉了政權，而且社會地位也跟著降低了。新朝代的皇室，政治地位是高的，但是與門閥士族比社會地位是低的。 隋朝統一了中國，打算改變這種情況，打擊門閥士族的社會地位，其主要措施是實行科舉取士的制度。他們知道，門閥士族之所以成為門閥，是由於從漢以來，實行徵辟制度。於是不用徵辟，改用考試，這就是所謂科舉。在科舉制度下，地主階級不當權派必須參加皇帝所舉行的考試，通過考試才能取得掌握國家機器的權力，成為當權派。用考試辦法，皇帝可以直接用比較機械的辦法拔取他認為是合適的人，地主階級不當權派，及他們的知識分子，也可以用一種比較機械的辦法進人社會上層，掌握國家機器。這是一種比較平等的辦法，因為社會上除極少數人外，都可以參加考試。這也是一種比較公正的辦法，因為考試去取的標準，相對於當時的情況說是比較客觀的。相對於當時情況說這是—種比較平等客觀的溝通社會上、下層的渠道。所以隋、唐以後，經過宋、元、明、清，歷代都實行科舉制度，而且每一代都加以完善。從實行科舉制度以後，門閥士族就逐漸消滅了。唐太宗站在端門上，看到"新進士綴行而出"，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這就是說，作為皇帝，他把知識分子階層都掌握起來了。從此以後，社會上就只有作為皇帝的軍閥，而沒有作為地主階級貴族的門閥了。 宋朝時科舉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宋太祖說："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身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宋太祖開寶八年》)這是說，唐代的科舉制度還有依靠門第錄取的，這完全不合科舉的本意，所以"甚無謂也"。他要求更加完備科舉制度，使"孤寒"得以上進。所以，宋朝的科舉制度越來越嚴密，一直實行到清朝末年。 第二節士與知識分子階層 士和知識分子階層，這兩個名詞並不完全相當。後者只有社會學上的意義，前者兼有倫理學上的意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有一個士的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各家不同。因為儒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所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士的道德標準，就是儒家的標準。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仁是儒家所認為的最高精神境界，有這種境界的人，就是一個完全的人，即所謂"完人"。孔丘把完人作為士的標準，這可以算是最高的標準了。《禮記》中的《儒行》特別著重士的獨立自主的品質，其中托為孔子的話塑造了一個士的具體形象，說："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三松堂全集（第十卷)/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者。"知識分子當然需要在才學方面有足夠的準備，才能為國家社會服務。但是，他的行動只能出於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強迫，"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些都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士的標準的內容。並不是一般的士都能達到這個標準，但是他們都承認這個標準。特別是"士可殺而不可辱"，為人們所傳誦。 第三節士在中國歷史中的作用 在明末清初，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動搖的時候，黃宗義寫一部《明夷待訪錄》，為他所理想的未來的新社會的上層建築畫了一個藍圖。照他所想的，在政治機構中，有H個組成部分，第一個是皇帝，第二個是宰相，第三個是學校。黃宗義僅知道中國之外還有西洋，並不知道西洋的歷史，更不知道西洋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這個設想使人聯想到西方政治機構中的君主、內閣和議會。他怎麼會把學校也拉扯到政治機構中去了呢？原來，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階層是一個政治力量。學校是知識分子集合的地方，如果爆發為群眾性的運動，力量就更大了。在魏晉時代，司馬昭要殺嵇康，太學生數千人出來，要求司馬昭任命嵇康到太學當他們的老師。這是一種群眾性的抗議。在宋朝，當金兵打到開封的時候，太學的學生出來要求抗戰。有一個宋朝人寫的筆記，很詳細地記敘了當時的一次學生運動的經過。據他說，在南宋定都在杭州的時候，外省的知識分子聚集在杭州，原來杭州的府學，實際上成為太學。學生們評論國事。政府中的人覺得他們很討厭，有人建議只准在杭州有戶口的學生留下，其餘的都離開杭州。學生們反對，指出這是像戰國時秦國的"吏議逐客"。他們的抗議沒有發生效力。被迫離開杭州的學生，約定一個日期，到期都帶著行李，背著書，排成隊伍走出緒論u 來。還發了一篇《告先聖文》，只有三十四個字，說："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違世無悶，嗚呼士乎！謹告。"學生還散發詩歌，有一首詩的最後兩句說："我今束書歸天崖，不惜一去惜國家。"當然，黃宗義還有他自己的經驗，明末反對宦官的東林黨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集團，其根據地是東林書院。黃宗羲父子都參加了這個集團。在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開始崩壞的時候，康有為在1897年乘各省舉人到北京參加會試的機會，串聯兩千多舉人，上書光緒皇帝，發動了戊戌變法，這也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群眾性運動。以後，新式學校辦起來了，學生的政治運動（當時稱為學潮）更時常出現，1919年的五四運動尤為顯著。 從黃宗羲以前及其以後的中國歷史看，"士"是中國社會中的一種政治力量。黃宗義把學校排在與君相併立的地位，這是有根據的。 當然，詳細分析起來，康有為以後的士和其以前的士有所不同，在其以前的士完全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其以後的士就不完全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了。不能期望以前的士有反對地主階級的行動，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反抗鬥爭精神，表現在反抗當時政治上的不良傾向。在中國歷史中，皇帝的大權往往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使政治陷於混亂。士的政治力量往往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來。黃宗羲的東林黨就是以反抗宦官而顯示出士的力量的。 再總括幾句：從隋唐以後，士就不是地主階級貴族，而只是"四民之首"了。他們掌握知識，繼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憑藉科舉的渠道上升為掌握國家機器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預備軍或後備軍。其不願應科舉考試或者考試中失敗的，留在民間，或從官場中退出來，回歸鄉里，成為一種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對派，時常對政府提出批評、表示異議，當時稱為"清議"，這種士當時稱為"清流"。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與西方接觸的時候，首先倡議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知識分子；在革命時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人也是知識分子。可見，士在中國歷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 在精神境界方面，士還有更高的理想，周惇頤說："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通書*志學第十》）這就是士所希望達到的一層高於一層的精神境界。對於這些境界的闡述以及達到的方法，就是道學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