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 · 第二十五章漢初黃老之學

賈誼的思想是很複雜的。在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下，他的思想的複雜性是地主階級的意識的反映。從階級鬥爭的形勢看，當時地主階級處在一個轉攻為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考慮要改變秦朝的統治思想，但是，怎樣改變？這是當時地主階級所面臨的又一個大問題。陸賈和賈誼建議用施仁義代替重賞罰，以注重禮替代注重法。但這只是一個建議，是一個開端。從建議到實行，這中間要有一個考慮和醞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地主階級需要作出一個決定，在作出決定之前，還要從先秦以來的各家之中作一個選擇；各家也有一個爭取成為統治思想的鬥爭。司馬遷說："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的這一段話，說出了這種鬥爭的一個概況。 第一節曹參的黃老政治 曹參是漢高祖的同鄉。在秦朝的時候，他同漢高祖和蕭何都是秦朝的統治基層中的小吏。後來跟著漢高祖起兵，立了功，當了當時齊國的丞相。他到任的時候，聽說當地有個蓋公"善治黃老言"。他派人把蓋公請來。"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史記-曹相國世家》）。"貴清靜而民自定"是個綱，"推此類具言之"，是說蓋公對於這個黃老之學的中心思想作了相當詳細的發揮。這個發揮的言論沒有傳下來。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曹參用"黃老術"治理齊國。他在齊國做了九年丞相，據說"齊國大治"。 當時中央政府的丞相蕭何死了，曹參被召到中央政府當丞相。他走的時候告訴他的繼任人說："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同上）這一段話的意義下文再說。且說曹參代替蕭何以後，什麼事情都沒有變動，一切都照蕭何的辦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裡喝酒。漢惠帝看見他不辦事，覺得很奇怪。曹參對惠帝說:"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同上）曹參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頌他說："蕭何為法，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同上）這就是曹參的黃老政治，這種政治其實就是實行法家的統治術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治國要先定出一套規章制度，有了規章制度以後，統治者要守著它，不可輕易改變。在漢朝建立以後，蕭何定了一套規章制度。曹參認為，只要守著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們的臣下按著規章制度辦事，讓老百姓都照著規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無為而治。曹參對惠帝說的那一段話，就是這個意思。據說是老百姓的讚歌所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第二節汲黯的黃老政治 汲黯（死於公元前112年），濮陽人，漢武帝時候推行黃老政治的一個人物。司馬遷記載："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巳，不苛小。"（《史記，汲鄭列傳》）當汲黯任東海太守的時候，用這種辦法治理東海。據說，"歲余，東海大治"，只用了一年多時間，東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這種黃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上無為而下有為"。汲黯責成他的屬吏，叫他們辦事，這就是"下有為"，在叫他們辦事的時候，要給他們一定的自由。汲黯只"責大指"，"不苛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並不親自辦事，這就是"上無為"。汲黯的身體不好，經常害病。但他能夠責成他的屬吏替他辦事，這是法家的原則。要想達到上無為而下有為的原則，"上"必須"清淨"。所謂清靜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這個"上"必須寡慾，這就是黃老之學所說的"虛一而靜"。必須"虛一而靜"才可以對下屬的成績作正確的判斷，行公正的賞罰。另一方面，這個"上"心中必須寡慾，才可以不亂出主意，不瞎指揮。汲黯批評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上）"內多欲"，就是說他不能寡慾，"外施仁義"，就是說他不能無為。照黃老之學看起來，"施仁義"也是有為。當時漢武帝正重用公孫弘和張湯。公孫弘講仁義，張湯定律令。汲黯有好幾次在武帝面前質問張湯，說他"非苦就行，放析就功"。（同上）這八個字有點費解，可能文字上有錯誤，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史記》下文所說的。下文說，汲黯當面批評公孫弘和張湯，說他們"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這段話，前半段是罵公孫弘，後半段是罵張湯。汲黯又罵張湯說："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在汲黯看起來，張湯這一類人不過是一些刀筆吏。所謂刀筆吏就是玩弄法律的條文，專從文字上講法律，不管法律的精神。這種人當小吏還可以，如果當公卿掌著大權那就要使天下的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第三節司馬遷父子的黃老之言 司馬遷是《史記》的作者，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同他的父親司馬談(卒於紀元前110年）在漢初世襲為史官。他們父子都是講黃老之學的，司馬談尤其是如此。 司馬遷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所作《論六家要旨》對於先秦各家思想作了一個概括的評述。他把先秦思想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他認為在六家之中，道德家（道家）最高。其餘各家都有所長也有所短。他認為道家的思想能夠包括其餘五家的長處，而沒有它們的短處。他所謂道德家其實就是黃老之學。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太史公自序》)這裡所講的就是黃老之學。他首先從養生講起，然後把養生之道應用到治國。他認為，人之所以生，主要的是形、神合，如果形、神分離，人就要死了。形當然是指人的身體，神是什麼？他沒有說，可能就是稷下黃老之學所講的精氣。稷下黃老之學認為，人的身體好比一所房子，神是住在房子裡邊的精氣。神不離開形，人就生存。形裡邊住的神越多越好。如果精氣少了，人就要生病，如果形裡邊完全沒有精氣，那個形也不能獨立存在，這就是死亡。神和形都不能用得太多，過於勞累。如果過於勞累，形神就要分離。這個道理也要用來治天下。最高統治者要保持著自己的形、神，讓它們不要分離，他首先得無為。可是，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要無不為。怎麼樣才能無為無不為？這就要用群臣替他辦事，實行君主無為、臣下有為。怎麼樣可以保證臣下都在替他好好地辦事？那就要使他們"自明"，看他們辦事的成績是不是跟他們所說的或者所擔任的職務相符合。這就是法家所講的綜核名實。 至於一般老百姓，可以說又是有為，又是無為。說他們是有為，是說他們都要做他們自認為是有利的事，既然都做事，那就是有為。可是，他們做這些事都是出於自願，並不是出於勉強，所以也可以說是無為。照黃老之學的說法，讓老百姓都做他們自認為是有利的事情，這就叫"因循"，或者叫"因"。司馬談在這裡所說的"因循"或"因"就是這個意思o "因循"或"因"是黃老之學的前輩慎到所提出的。照慎到所說的"因"就是"用人之自為"(《慎子，因循》）。所謂"自為"，就是為自己，替自己打算。慎到認為，統治者用人，所靠的是人人都趨利避害、替自己打算這種私心。正因為人都有這種私心，所以統治者才可以用刑、賞把人組織起來，為他自己服務。這就叫做"用人之自為"（參看本書第二冊第十六章《慎到和稷下黃老學派》）。 這個道理，《管子》中也講過。《管子》說:"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人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人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子，禁藏》）意思就是說，凡人都是趨利避害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怎麼樣可以得到他認為是利的東西，用不著統治者替他們操心。統治者只要聽其自然，他們都可以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譬如鳥之覆卵，不聲不響，到時候小鳥自然就出來了。 司馬遷也講這個道理。他說："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史記，貨殖列傳》）意思就是說，社會的財富，生產、流通，因為利之所在，自然會有人做農、礦、工、商這四種事情。在這四種事情中，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他的能力，得到他所要的東西，用不著在上的人發出命令徵發。財富的流通有一定的規律。如果一種東西賤了，賤自然會把貴召來。如果一種東西貴了，貴自然會把賤召來。每一種職業的人，都有他自己認為是最好的方法。這是出於自然的，也就是合乎規律的。 司馬遷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同上）又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同上）意思就是說，既然每一個人都在求利，就讓他們求利好了。在上者最好不要干預，這就是"善者因之"。其次的辦法是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指導。最下的辦法是同他們爭利。 蓋公同曹參所講的"清靜而民自定"，其意思就是司馬遷所說的"上者因之"。"民自定"的這個"自"字很重要，就是說，照他們自己的打算，以滿足他們自己的欲望。"清靜而民自定"，就是稷下黃老學派的所謂"靜因之道"(《管子，心術上》）。 當然人與人之間，總是會有矛盾的。照曹參的辦法，這也不要管它。曹參離開齊國的時候告訴他的繼任的人說："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獄"字為字之誤。市是齊國都城中的鬧市，其中人物不齊，難免有鬧事的情況。曹參認為，要把這些情況都看成一種暫時的情況("寄"），不要干擾它。 曹參住在相府。相府的後園附近，有一個官僚的宿舍。那些官僚們每天都在宿舍里喝酒、唱歌、叫喊。管那個宿舍的人很厭惡這種情況，他想了一個辦法，請曹參到相府的後園遊玩。他想，曹參如果聽見那個宿舍中的胡鬧聲音，必定要責備他們。誰知道，曹參聽見那個宿舍中的人在喝酒、唱歌、叫喊，他也在他自己的園中，設了酒席，喝酒、唱歌、叫喊。曹參看見別人有些小的錯誤，他總是設法替他們掩蓋（《史記*曹相國世家》）。這一段故事，可能就是他離齊國時向他的繼任人說的那句話的說明。 在漢武帝的時候，有個人叫卜式。他出身於一個搞農業和畜牧業的家庭。他同他的弟弟分家的時候，只要一個有一百多頭羊的羊群。他趕著羊群上山，過了十幾年，羊增加到一千多頭。那時候，漢武帝正打匈奴。卜式上書，願意把他的家財捐出一半，為邊防之用。漢武帝想叫他做官，他不願意。漢武帝說，我也有些羊在上林苑中，你可以替我在那裡牧羊。卜式在上林苑牧羊過了一年多，羊都很肥了，頭數也增加了，武帝很讚賞他。卜式說："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就是說,他牧羊的辦法就是讓羊的活動都有一定的時候。如果有得病的羊，就把它隔離出去，不讓它敗壞羊群。不僅牧羊用這個辦法，就是"治民"也是這樣。武帝聽了他的話，很以為奇，想試用卜式"治民"，叫他到堠氏去當一個縣令。緱氏的老百姓都覺得卜式這種辦法很方便（《漢書*公孫弘卜式St寬傳》）。卜式並不"為黃老言"，但是，他所講的道理就是當時黃老之言的道理。 在漢朝初年，黃老之學很受當權派的尊崇。司馬遷記載了張釋之一個故事可以作為說明。張釋之在文帝時候做官做到廷尉。景帝當太子的時候，有一次進朝到宮門口沒有下車，張釋之彈劾過他。後來景帝當了皇帝，張釋之恐怕景帝殺他,深為憂慮。後來他用一個善為黃老言的王生的計策。王生雖然不是什麼大官，但很受皇帝的尊崇。在有一次朝會之中，所有的大臣都在站著。王生卻在坐著。他向張釋之說，我的襪子帶解開了，你給我綁上。張釋之跪在那裡把王生的襪帶綁上。在這件事情以後，有人向王生說，你為什麼在朝廷之上、眾人面前羞辱張廷尉，叫他跪在那裡給你綁襪帶？王生說，我這個人又老又賤，自己想著沒有辦法可以幫張廷尉的忙，張廷尉是當今的有名人物，所以我才羞辱他，叫他跪下給綁襪帶，我羞辱他正是尊重他。當時的大臣們聽說這個話，果然都重視張釋之，景帝也沒有辦張釋之的罪。（《史記，張釋之列傳》）當時最尊崇黃老的是文帝的皇后竇氏。司馬遷記載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在這四十五年之中，她極力推崇黃老之言。在景帝的時候，她召見了一個儒家的人轅固生，問他對於《老子》的意見。轅固生說："此是家人言耳。"意思是說，這不過是一些老生常談。太后大怒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是一種罪人。意思就是說：你說我的《老子》書是家人言，我說你的儒家書是犯罪人的書。太后罰他到豬圈裡去和豬斗。景帝心裡知道轅固生沒有什麼罪，就暗中給轅固生一把利劍。轅固生進到豬圈，一下子就把豬刺倒。太后也就沒有話說了。（《史記，儒林傳》)不能認為竇太后這種舉動僅只是她個人的行為。她是代表當時擁護黃老之學的那一派人，以發泄他們對儒家的憤恨。張釋之和竇太后的這兩個故事，固然都是些個人的事，但也不僅是個人的事。這兩個故事說明當時黃老之學和儒家的鬥爭是很激烈的，也說明當時的地主階級選擇新的統治思想的一段過程。 司馬遷對於曹參的無為政治大加稱讚。他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本或無言字）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有些歷史家盛稱漢朝的"文景之治"，歸其功於黃老之學。其實，所謂"文景之治"有些是封建歷史家的誇張。文帝時候的賈誼曾向文帝說："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職，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漢書，食貨志》）照賈誼所說的，當時的情況是危不是安。 漢初的黃老之學，實際上就是讓老百姓在封建生產關係的範圍內，自由競爭，發家致富。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的意義本來也就在此。《漢書*食貨志》說："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就是說，這種政策，在短時期內可以刺激生產，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但其後果是貧富兩極分化，貧者更貧，富者更富。這倒是實際情況。 從階級的觀點說，在這種發家致富、自由競爭的情況下，商人處在有利的地位，農民的地位非常不利。晁錯就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對比，他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民，有兩個勞動力，能夠種的地，至多不過一百畝。一百畝的收人，至多不過一百石糧食。他們的一切開支，都靠這一點糧食。一年之間，沒有一天可以休息，非常勤苦。此外還有水旱之災，官府的橫徵暴斂，當急於用錢的時候，只得把所有的東西半價出賣，或者是借高利貸，以致傾家蕩產，賣兒賣女。可是商人呢？男的不種地，女的不織布，倒是吃好的，穿好的。所以商人"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況且他們可以利用他們的財富結交官府，壓迫農民。晁錯得出結論說："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晁錯說的是商人對於農民的壓迫，實際上也是說的商人對於地主階級的威脅。晁錯提出的"貴粟"政策，就是打擊商人的政策。實際上掌握糧食的是地主階級，提髙糧食的使用價值，就是提高地主階級在經濟上的權力。地主階級在對商人作鬥爭的時候，運用它的專政的特權，打擊商人，使商人在經濟上處於不利的地位。 在漢朝初期，地主階級和商人的鬥爭，是很激烈的。以下還要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