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 · 第七十七章毛澤東和中國現代革命

在中國現代史發展的過程中，新文化運動之後，緊跟著就出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文化運動的左翼，培養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澤東。 毛澤東（1893年一1976年），字潤之，湖南省湘潭縣人，出身於農民家庭。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又在李大釗所領導的北大圖書館中當職員，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離開北大後，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被推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他的著作言論中已公開的，載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單篇本;此外還有《毛澤東書信選集》、《毛主席詩詞》、《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等著作。 第一節新民主主義階段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二、社會主義階段，三、極左思想階段。 第一階段的主要理論著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與《新民主主義論》。這兩篇文章幾乎是同時寫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發展，畫出了一幅藍圖。他根據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指出了革命的任務，他說："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〇九一六一〇頁）《新民主主義論》是專門說明這個理論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出了一個總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毛澤東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得到一個結論：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全文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說明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內容。 在政治方面，毛澤東指出，在當時的世界中，有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主義,也有蘇聯的社會主義。"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三六頁）。毛澤東認識到革命的性質是革命的任務所決定的，革命的任務是革命國家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中國社會在當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當時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這些都是歷史的客觀實際所決定的，所以，中國在當時的革命，既不能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那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第三種形式只是一個過渡，但這個"渡"非"過"不可。 在經濟方面，毛澤東說："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同上，六三九一六四〇頁） 在文化方面，毛澤東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同上，六五九頁）他又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同上，六六九頁）他還批判了"全盤西化"的主張。他說："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同上，六六七頁）《新民主主義論》還特有一節，題為"駁'左'傾空談主義"。毛澤東說："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同上，六四四頁）他還指出："'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同上，六四六頁）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於1940年首先發表於延安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但是，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 第二節毛澤東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毛澤東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展開了鬥爭。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認為，應該依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的前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與軍閥、資本家直接鬥爭，一有機會，就發動武裝起義。毛澤東不以為然，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〇六頁）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其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組織工會，教育工人，可以進行長期的合法鬥爭，可以利用議會講壇，可以實行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其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可以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就改變合法的鬥爭為武裝起義，一舉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先占據城市，把革命從城市推向農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條件就大不相同。在當時新舊軍閥統治下，沒有法律，沒有議會，甚至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也都被禁止，無所謂"合法鬥爭"。要鬥爭，就只有武裝鬥爭。這種情況，毛澤東歸結為一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同上，五一二頁）中國的無產階級人數是比較少的，而農民群眾則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澤東提出"工農聯盟"的主張，共產黨下鄉組織農民武裝起義，先占領農村，由農村包圍城市，一反西方共產黨的辦法，領導中國革命，得到最後成功。這個戰略符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也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農民起義的傳統，但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一次農民起義雖然成功了，也只是改朝換代，建立一個新的王朝，沒有也不能改變封建制度。有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無產階級雖不代表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但確實代表著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生產關係。工農聯盟，無論就哪一方面說，都是如虎添翼。本著這個戰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組織了蘇區政權，有效地抵抗了蔣介石的"圍剿"。以後，又在延安組織了抗日政權，領導淪陷區的人民進行游擊戰爭，使日本帝國主義"以戰養戰"的妄想無法實現。 這些成功，都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所不能想像的。毛澤東總結這些成功的經驗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六七頁）毛澤東說的"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這句話，後來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定義。馬克思主義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它就不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曾用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以為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七七七一七七八頁）射箭以"的"為主，以箭對著"的"，不是以"的"對著箭。好像醫生看病，是以病為主，不是以藥為主；只可對症下藥，不可叫病人對藥害病。革命也是如此，只能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不能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前者是對症下藥，後者是對藥害病。 為了從理論上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寫了兩篇哲學論文——《實踐論》和《矛盾論》。 第三節《實踐論》 毛澤東指出，人的認識的過程有兩個階段：感性認識階段和理性認識階段。他說:"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六一一二六二頁）毛澤東在這裡所舉的例子是就一個團體（一個到延安參觀的團體）說的，就個人的認識說，情況也是一樣。個人的認識能力有兩個組成部分:感官和思維。從感官得來的是感性認識，從思維能力得來的是理性認識。思維能力是人類所特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高於禽獸者就在此。譬如一隻貓，它只能照著它的感性認識活動，見了可吃的東西就吃，聽到可怕的聲音就跑,疲倦了就睡覺，它的認識和活動，都只限於感性的階段。無論是人或其它動物，就其認識能力來說，感性都不能自然上升為理性。人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不是量變，而是質變，是一個突變，一個飛躍。 飛躍的條件是抽象。毛澤東引列寧的話說："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他又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同上，二六三頁）理性認識雖然高於感性認識，但必須以感性認識為根據。沒有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是"認識"這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它們是相反而又相成的。用這個觀點說明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毛澤東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同上，二六八頁）毛澤東接著說:"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同上，二六八一二六九頁）毛澤東提出了認識運動中的又一次飛躍，"認識"這個統一體中的又一對對立面：認識和實踐。 《實踐論》最後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同上，二七三頁）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則是辯證唯物論，這個原則應用到歷史學，就是歷史唯物論。《實踐論》的主題是應用這個主要原則到認識論。毛澤東屢次點出，他所講的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其所以是辯證的，因為他用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的統一鬥爭這個原則來說明認識的發展過程；其所以是唯物的，因為在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這兩個對立面中，毛澤東肯定感性認識是第一性的；在認識和實踐這兩個對立面中，他肯定實踐是第一性的。 《實踐論》所謂認識，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其意義不盡相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主要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是個人；《實踐論》所謂認識，不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可能是一個社會團體，也可能是整個社會。《實踐論》所謂知、行，和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知、行，其意義也不盡相同。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知、行，也是專就個人說的；《實踐論》所謂知、行，其意義就廣泛得多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倒和孫中山接近。孫中山的《孫文學說》的內容，主要討論知、行問題，主張"行先知後、行易知難"。《實踐論》中雖然沒有明確地這樣說，但全篇充滿了這種思想，是很顯然的。 毛澤東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說法，從表面上看，似乎和實用主義接近；其實，二者是正相反對的。實用主義認為，如果一個設想能解決問題，它就是真理。至於為什麼能解決問題，實用主義認為那就不必談了，因為無論怎麼談，都沒有使用的價值。馬克思主義指出，一個設想能解決一個問題，是因為它符合客觀實際。對於真理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是決不相同的。實用主義所著重講的是發現真理的方法，作為一種方法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把發現真理的方法作為真理的性質。 第四節《矛盾論》 這篇文章，本來是毛澤東為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作的。其中接觸到兩個真正的哲學問題：其一是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的問題，其二是一般與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關係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毛澤東都用生動的語言加以說明。 關於第一個問題，毛澤東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三〇一一三〇二頁）毛澤東在另一個地方說："總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裡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裡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毛澤東於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毛澤東又說："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同上，二九七一二九八頁）這就是說，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平等的，有主有從，但其主從關係不是固定的。主可以轉化為從，從也可以轉化為主。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可以轉化為被統治者，被統治者也可以轉化為統治者。毛澤東總結說："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同上，二九九頁）以上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接觸到的第一個真正哲學問題。 第二個真正哲學問題，是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問題。毛澤東說："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暈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同上，二九四一二九五頁）毛澤東又說:"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同上，二九三頁）他又說："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人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上，二八五頁）毛澤東從認識論的根本上，批判了當時在黨內掌握領導權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對一切事情都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完全不知道蘇聯革命是一個特殊，中國革命又是一個特殊，兩個特殊各有自己的特點；在蘇聯是真理的東西，到中國就成為教條。他們常說，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所以絕對正確。其實，如果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倒有正確的可能；如果他們真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就非犯錯誤不可了。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就是把一般和特殊相結合，以此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對於一般和特殊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一般寓於特殊之中。一個"寓"字，準確地說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區別、又有聯結的情況。這個提法，中國傳統哲學稱為"理在事中"。 對於兩個對立面統一鬥爭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同上，二九九頁）這是《矛盾論》的兩個要點。 第五節《矛盾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既統一又鬥爭，就其統一這方面說，也可以說是兩個夥伴。譬如：就一個貿易的關係說，其中必有兩個夥伴——一個買者，一個賣者。沒有買者就沒有賣者，沒有賣者也就沒有買者。買者和賣者是一對對立面，也是一對夥伴。無論怎樣說，他們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互相依存而又互相鬥爭，都想占對方的便宜，這就是中國近代人所謂"商戰"。這一對對立面或夥伴，因貿易這個關係而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因同在一個統一體中而互相鬥爭，這就成為又統一、又鬥爭的局面。中國有句老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其中有一個是主要的，一個是次要的。這個主要、次要的分別是一回事。在一樁買賣交易中，有一方占便宜，必有一方吃虧。其占便宜者，就是主要對立面；其吃虧者，就是次要對立面。主要對立面的占便宜，就是次要對立面的吃虧，其實是一回事，並不是於主要對立面占便宜之外，還有一個次要對立面吃虧。這也正如會計學中借方和貸方平衡的道理一樣。 在人類社會中，還有一種關係把不同的民族或國家聯結為一個共同體，那就是戰爭。在一個戰爭共同體中，也有兩個對立面，它們當然是對立的，但也可以說是夥伴的關係。沒有這樣的夥伴，也就沒有戰爭了。中國有句老話："一個巴掌拍不響。"在一個戰爭共同體中，其勝者為主要對立面，敗者為次要對立面。其實，勝畋就是一回事，勝者的勝就是敗者的敗，並不是於勝者之勝以外，另有一個敗者之敗。 在一個統一體的發展過程中，兩個對立面的地位因條件的不同而經常互換，這就是對立面的轉化。這在戰爭中最為明顯。善於用兵的人，就是善於創造條件，使自己成為勝者，使敵人成為敗者。毛澤東說："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六六頁）當紅軍在江西蘇區同蔣介石的軍隊作戰時，紅軍數量和武器裝備遠遠處於劣勢。紅軍當時的戰術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同上，一八八頁）這個"訣"的意義，是避免和敵人打面對面的硬仗，雖不能勝敵，但可以避免為敵所勝。 紅軍的戰術，以後又有新的發展，使紅軍由劣勢轉化為優勢。毛澤東說："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哪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同上，二〇八一二〇九頁）毛澤東根據辯證法對立面互相轉化的原則，制定出一套在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略戰術。這是《矛盾論》中提出的第一個要點的應用。 關於一般和特殊的分別，毛澤東作過極清楚的分析，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開頭就說:"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同上，一五四頁）戰爭是"一般"，其內容是任何種戰爭都必須依照的規律。革命戰爭是一種戰爭，除了依照戰爭的一般規律外，還要依照這種戰爭的特殊規律。革命戰爭中，有蘇聯的革命戰爭，有中國的革命戰爭，這就是"特殊"。它們除了依照一般戰爭和革命戰爭的規律外，還各因其本國所特有的情況而有各自發展的規律。毛澤東指出，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必須研究蘇聯的革命戰爭經驗，從中學習戰爭和革命戰爭的規律，求得一般於特殊之中，但不可以照抄蘇聯的戰爭經驗。"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同上，一五六頁）這是毛澤東對於當時教條主義者的批判，也是《矛盾論》中提出的第二個要點的應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前者發表於1936年12月，後者發表於1937年8月。就發表時間說，前者早於後者八個月，但不能說《矛盾論》中那兩個要點只是毛澤東在這八個月中才發現的；只能說毛澤東在1936年前後的幾年之間，就已形成這一套思想。他先用軍事學的形式發表出來，那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後來又用哲學的形式把它發表出來，那就是《矛盾論》。這兩篇文章互相發明、互為表里。 由此可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思想既有理論的根據，又有實踐的應用。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是科學的，不是空想的。他是從革命的客觀實際出發，以決定革命的性質和任務。 關於革命的任務和革命的性質的關係的問題，王夫之有兩句話說得最簡明"有因事以求理，無立一理以限事"。革命的性質就是"理"，革命的任務就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