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 · 第六十五章所謂"同治中興"和"同治維新"的中心人物——曾國藩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名義上是清朝皇帝，實際上是當時的湘軍統帥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年一1872年），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在清朝道光年間，他是一個信奉程朱理學的道學家，已官至內閣學士，歷兼禮、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豐年間，因清朝正規軍綠營腐敗已極，不堪太平軍一擊，清朝需要新的武裝，故令曾國藩丁憂在籍時辦理團練，進而建立湘軍，對抗太平天國。在同治年間，打敗太平天國以後，他著重辦理洋務。後人將其著作編為《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節曾國藩與太平天國鬥爭的歷史意義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為教義，以神權政治為推動力，以太平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三位一體，力量雄厚。曾國藩以第六十五聿所謂"同治中興"和"同治維新"的中心人物一曾國落357宋明道學為理論，以清朝政權為靠山，以湘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與太平天國的三位一體勢均力敵。但他率領湘軍追襲太平軍，到安慶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慶紮下大營，與南京遙遙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國一步一步地因洪楊內訌而分裂，他才乘機攻下南京，滅了太平天國。 湘軍的骨幹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學家、或與道學有密切關係者，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李續宜等人。其中突出者為羅澤南。可見，湘軍不是由武人建立起來的，而是由文人特別是道學家建立起來的。曾國藩本人是一個道學家。羅澤南是專門講學的道學大師，學者稱為羅羅山先生。曾國藩發出了建軍的號召，羅澤南率領他的學生前來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學生李續賓都先後戰死了。這不能說都是出於私人的交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出於共同的激憤，這個目標和激憤集中表現在曾國藩的所謂《討粵匪檄》之中："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檄文中說太平天國"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幾句話說出了曾國藩、羅澤南等人共同的激憤和目標。"為之所"，就是說要有一個對付的辦法，他們組織湘軍就是一個辦法。 照這些話看起來，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鬥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鬥爭，即有西方宗教鬥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鬥爭的歷史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鬥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從這一點說曾國藩是守舊的，他反對中國進步。籠統地說是這個樣子，但分析起來看，守舊和進步是相對而言的。綱常名教對於神權政治說還是進步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人權之上的。這裡所說的人權是對於神權而言，並不是資產階級所說的人權。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出現了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也是對於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神道說的，人道主義是作為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西方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人道主義與西方的神權政治做鬥爭，為西方的近代化開闢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鋒。同西方相比，中國是落後了，所以要向西方學習。神權政治正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正是這個缺點。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就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近代化推遲了幾個世紀。 當時，西方帝國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大都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通商，一個是傳教。通商是向中國的經濟侵略，從經濟上剝削中國，使中國人永遠貧窮；傳教是向中國的文化侵略，使中國人永遠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以國家政權力量推行基督教，這就起了帝國主義所不能起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覺，但客觀上就是如此。 曾國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後退，他在這一方面抵抗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是他的一個大貢獻。 第二節曾國藩的哲學思想 曾國藩所保衛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宋明道學。他是一個道學家，但不是一個空頭道學家。他的哲學思想的發展有兩個階段，其主要標誌是由信奉程朱發展到信奉王夫之。這個發展是在和他的對立面作鬥爭中實現的。 第一階段：1841年起，曾國藩開始從唐鑒學道學，信奉程朱。其表現為爾後十年之間歷兼五個部的侍郎時，曾提出一些改革時政的意見，但多未實行，深感苦惱。此時他堅持唐鑒的"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的原則（曾國藩《書〈學案小識〉後》，《文集》卷二），雖信奉程朱，而他又認為程朱"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惟"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致劉孟容》，《書札》卷一）。 第二階段：1852年起，曾國藩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成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在這場鬥爭中，曾國藩自覺地以道學的教義與對方的基督教教義相對抗。本書第五冊曾指出，道學有氣學、理學、心學三派。當時流行的理學、心學兩派，照曾國藩的理解，是或"偏於靜"，或"病於瑣"，或"迫於隘"(《書〈學案小識〉後》），其教義不宜作為鬥爭的武器。這種鬥爭武器，自然只有到氣學一派中去尋找。他本來就認為惟有張載的《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這時候更發現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遺書》正是他所要尋找的武器。 正因為《船山遺書》中的教義是他所需要的武器，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他在和太平軍作戰的最緊張、最激烈的時刻，竟然刊刻《船山遺書》。他親自校閱他認為最重要的一百一十七卷，占全書三百二十二卷的三分之一以上，刊正了七十餘處。於1864年在安慶設書局開刻，很快就在1865年完成。在1866年，他又"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丙寅七月日記），這是他前所未校的。同年十月日記云："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為校對訛字，以便修版，再行刷印"，而自許為"精勤"。此年八月在家書中囑兒子紀澤、紀鴻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家訓》卷下）。其後他本人在批示文牘時屢引王夫之言論，如1868年批楊德亨稟云："先正王船山"以"察吏安民"四字"為人臣屋漏自課之道"(《批牘》卷四）。1871年批蘇松太道稟云："近世儒者王船山於社倉、義倉等事，皆反覆譏議，乍見似駭聽聞，深思乃有至理。"（《批牘》卷五）當然，《船山遺書》作為精神武器的作用，是不能只從文字求之的，但從這些文字也可窺見一斑了。 曾國藩寫了《船山遺書序》,序文說："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鈾全編。乃為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義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庀局於安慶，蕆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文集》卷一）序文還說王夫之匿跡終老於石船山，"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照曾國藩的理解，船山之學的精神，就是內仁外禮。內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禮就是"顯以綱維萬事"。仁是體，禮是用，內仁外禮就是"明體達用"。但是內仁是"幽"，看不見；外禮是"顯"，才看得見。所以曾國藩進一步認為："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為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筆記*禮》，《雜著》卷一）曾國藩又更加簡單明了地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文集》卷一）所以李鴻章說曾國藩的"學問宗旨，以禮為歸"（《曾文正公神道碑》）。專就經世之術說，曾國藩之學實可稱為"禮學"。李鴻章還說：曾國藩"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之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同上）。就是說，從天地萬物以至一家一戶的柴米油鹽，都是他的禮學的對象。 但是曾國藩的禮學，仍然強調"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復劉霞仙中丞》，《書札》卷十四）。這是引用二程的學生楊時所記程顥的話："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程氏外書》卷十二引《龜山語錄》）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張行"周禮"，但王安石是從富國強兵的"利"出發，二程的出發點則是"《關雎》、《麟趾》之意"，也就是"至誠惻怛之心"（《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程氏文集》卷五）。"至誠惻怛之心"就是"內仁"，行《周禮》就是"外禮"。 曾國藩一貫主張"不誠無物"（如《復賀耦庚中丞》，《書札》卷一），當然也就"不誠無禮"。"《關雎》、《麟趾》之意"，"至誠惻怛之心"，概括起來就是仁，所以也就"不仁無禮"。上文巳弓I，曾國藩主張"舍禮無所謂道德"，也就"舍禮無誠"，"舍禮無仁"。總而言之，曾國藩的禮學，是將禮與誠、仁融為一體，而不是就禮論禮。 曾國藩對於辯證法亦有所見。他說："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答劉孟容》，《書札》卷一）又說："一則生兩，兩則還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送周荇農南歸序》，《文集》卷一）後來更概括地說："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題方友石書後》，《書札》卷六）這就是說，每個事物都是一個統一體，其中有兩個對立面，這是辯證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據曾國藩說，他"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這說明這個原則對於他已經不是一種理論上的知識，而是一種直覺，一種體會,一種經驗。這說明他對於這個原則有了比理論知識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些辯證思想，論其淵源，顯然是從張載《正蒙》的"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有象斯有對"，（均見《太和篇》）"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參兩篇》）而來。 曾國藩之所以接受並信奉從張載到王夫之的氣學，這是由於，在與太平天國的鬥爭中，在教義方面，只有氣學的"氣"不可能曲解為類似上帝的東西，而理學的"理"和心學的"心"都有可能解釋為類似上帝的東西，所以只有氣學可以與洪秀全的"上帝"劃清界線。曾國藩未必自覺到這一點，但這一點確實能劃清兩種對立的教義的界線。這一點，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只有唯物主義才能徹底反對宗教。 以上是從曾國藩用道學的教義與洪秀全的基督教教義進行思想鬥爭中，論述曾國藩的哲學思想。至於在當時的實際鬥爭中，曾國藩還利用中國固有的宗教與西方傳人的宗教做鬥爭，這已不屬於哲學史範圍，本書不予論述。 第三節曾國藩的軍事思想 曾國藩本是文人，但在長期和太平天國的武裝鬥爭中，依據親身經驗，發展出一套軍事思想。他這一套有四個方面：（一）軍禮，（二）行軍之本，（三）用兵之道，（四）用兵之法。 曾國藩的"禮學"，表現在軍事上，就是"軍禮"。他說："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復劉霞仙中丞》之二，《書札》卷十四）就是說,古代有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等五禮，他以為軍禮一定有專篇細目，像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所紀的各種號令那樣詳細。現存的《儀禮》十七篇唯獨沒有軍禮。江永的《禮書綱目》和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所輯的軍禮資料，也未能為古代軍禮尋出頭緒。他認為祭禮、軍禮特別重要，二者若殘闕不全，即使其他各禮能考其詳，仍然不能經綸萬物。 但是曾國藩並沒有致力於古代軍禮典籍的恢復，而於1858年制訂《初定營規二十二條》，於1859年制訂《營規》、《營制》、《馬隊營制》（均見《雜著》卷二）。這些營制營規，起了當時的軍禮的作用。李鴻章說曾國藩，"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曾文正公神道碑》）。這就是承認曾國藩所制訂的營制營規大致相當於古代軍禮。 軍隊是一個作戰的集體，必須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生死呼吸之際不散不亂，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一套嚴密的組織法，明確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這就是曾國藩所謂軍禮。至於古代五禮中所說的軍禮，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那就無可考，也不必考了。不過由此可以了解，曾國藩所說的禮的意義。這個意義，倒是和古代所謂禮相合的。例如《周禮》的內容，本來就是一種政府和社會的組織法，但古人不稱為"法"，而稱為"禮"。由此可以了解，曾國藩關於禮的作用是"經世"那個提法的意義。 曾國藩認為，行軍之本是"愛民"。他說："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愛民歌序》，《雜著》卷二）他告誡部將說："總宜時時警省：以愛民為行軍第一要義。"（《批管帶祥字營劉守備勝祥賀年稟》，《批牘》卷二）他所說的"愛民"就是"不擾民"，他的"八本"格言之一是"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雜著》卷二）。為此他"特撰愛民歌，令兵勇讀之。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路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里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雜著》卷二）。這首歌並不只是唱唱而已的教材，而是列人《營規》的《禁擾民之規》，以軍法執行的紀律。 照這首歌看來，所愛的"民"並不限於某一階級，而是泛指城鄉居民。"大家"富人和"小家"窮人，概在禁擾之列。這和他1852年所上的《備陳民間疾苦疏》是一脈相通的。 作為軍事思想來看，曾國藩是要把軍事建立在政治的基礎上。他不是單純軍事觀點，他是從國家、社會的全局看軍事，看"愛民"。他說："凡天之立君，國之設官，皆以為民也。……仆嘗謂：統兵而不知愛民，即百戰百勝，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愛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復高雲浦觀察》，《書札》卷三十一）又說："戒擾民，戒吸菸，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師水陸兩軍之根本也。"（《批水師正前營王副將明山稟》，《批牘》卷二）他認為，人生之根本，即軍事之根本。在他看來，人生的主要內容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包括軍事在內，所以其根本都是一個。他是從整個人生看軍事，看愛民；表現在學問上便是從外禮內仁的統一看軍事，看愛民。 雖然曾國藩要把軍事建立在政治的基礎上，與單純軍事觀點不同，但是他的政治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地主階級的，他的軍隊也就必然是地主階級的武裝。所以他所說的"愛民"，都是就消極方面說的。至於軍隊愛民的積極方面，如幫助人民生產，為人民抗災，這些方面，他都看不到了。這是他的階級性所決定的。 曾國藩說："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復李少荃中丞》，《書札》卷十一）這就是說，人的因素與武器因素相比，人的因素更重要。若不是與人相比，而是單獨看武器，曾國藩則認為武器也重要。他不像孟軻那樣迂闊，以為只要有了"仁政"，有了人，便可以使人拿著木棍去打"秦楚之堅甲利兵"。堅甲利兵還是要用堅甲利兵去對抗。他知道，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技術是重要的，但是武器要人用，技術要人掌握，武器和技術與人相比，人是第一位的。曾國藩在此前提下，對於"器"也做了很大努力。 在用兵之法方面，曾國藩講究"主、客、奇、正"的變化。他說："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為客，後吶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戳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筆記，兵》，《雜著》卷一）這種變化亦有其條件，主要是隨地形、敵勢而變化，並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曾國藩說："臣竊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致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跡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再議練軍事宜摺》，《奏稿》卷三十四）這就是說,不要犯經驗主義，也不要犯主觀主義，不要照搬老一套，不要只相信自己正確，要聽從別人的好意見，要從主客觀實際出發，靈活運用。 曾國藩還說："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咸豐九年二月日記）這就是後發制人。他在《陸軍得勝歌》中通俗而形象地發揮了這個意思："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要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雜著》卷二）後發制人，可以說是有中國特色的兵法。 曾國藩更認為："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筆記*兵》，《雜著》卷一）所以他告誡兩個兒子："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詒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諭紀澤、紀鴻，《家訓》卷上）他的心和他的所學是什麼呢？這裡沒有說。因為他已在《討粵匪檄》中明白地說了，是眾所周知的。就是太平天國要毀滅中國傳統文化，推行基督教的"教義"；曾國藩要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維護他自己的"教義"。曾國藩認為，他這樣做是為了"愛民"。他認為太平天國是用武力推行其"教義"，他也只得用武力去對付，這就叫"不得已而用之"。曾國藩說，因為他有這些思想的支持，所以雖在軍中"日日如坐針氈"，也還可以忍受。至於戰爭本身則是最悲慘的事，是所謂"陰事"。雖然打了勝仗，但是，悲哀還來不及，也就沒有什麼可以慶幸的。他教訓他的兒子們不可統率軍隊。 曾國藩本以軍"功"而致顯位，但他告誡他的兒子們"切不可涉歷兵間"，"不可從軍"。這可見他的軍事思想密切聯繫著他的哲學思想——內仁外禮這個總綱。 第四節曾國藩的洋務措施和洋務派思想 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以後，清朝的統治暫時穩定。這就是清朝歷史家所說的"同治中興"。在以後的短暫期間，清朝的統治者也辦了一些工業，引進了一些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這在當時稱為洋務，主持洋務的人稱為洋務派，曾國藩也是其中之一。 1860年，英法侵略者與清廷訂立《北京條約》後，即有數國向清廷提出與清軍聯合攻打太平軍，"情願領價採辦台米洋米"由海道運到津沽。清政府就這兩件事徵求曾國藩的意見，曾國藩表示贊成，在其《復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摺》中說："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紆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奏稿》卷十五）曾國藩的答覆不限於所問的兩件事，而更進一步提出"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設想。 曾國藩在此摺中還指出："馭夷之道，貴識夷情。""夷情"是什麼呢？他接著敘述和比較了英、法、俄、美四國近年來對於中國的態度，雖說也是"夷情"，可是尚非問題的本質。到了1863年，曾國藩在答覆執政的奕訴(恭親王）的信中說："國藩于洋務素未諳究，然體察情形，參之眾論，大抵如：衛鞅治秦，以耕戰二字為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用兵之時，則重斂眾商之費；無事之時，則曲順眾商之情。眾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復恭親王》，《書札》卷二十八）曾國藩首先認識到，中國經濟以農為主，西方經濟以商為主。他能從經濟上看出中西社會之所以不同，這就抓住問題的本質了。下面幾句話實際上說的是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這些制度是建立在國主和商人的關係上。在國家有事的時候，國主可以用徵稅的辦法把商人的財力集中起來，以應付事變；在平時國主就要聽商人的話，照著商人的要求辦事。這裡所謂商人就是資本家。社會的財富集中在資本家手裡，他們掌握了經濟權，也就掌握了政權，這就是資產階級專政。曾國藩不知道這些名詞，可是他所說的就是這麼一回事。當時中國先進的人們只看到西方的工業，曾國藩對於西方的認識比他們又深了一層，進了一步。 曾國藩洋務活動的重點是建設機器製造局。在與太平天國交戰駐紮安慶時即開始建立。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藩更加努力建設此局，他於1868年向清廷寫了一個總結報告，就是《新造輪船折》，其中說："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復奏購買船炮折內即有此說。同治元二年（1862年一1863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二年（1863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1865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竣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1867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松太道應寶時及馮竣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接著談試造輪船，"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1868年）閏四月間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先在吳淞口外試行"，"復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采石磯"。"將來漸推漸精"，"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奏稿》卷三十三）。 上一節說到曾國藩為武器製造做了很大努力，在此折中說："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炮兩項，以應急需。""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即用此器以鑄炮。""製造開花、田雞等炮，配備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巧式百出，槍成之後，亦與購自外洋者無異。"（同上）這些敘述也表現出曾國藩本人平素"留心""講求"此道，以其日記證之尤為明顯。如己未（1859年）八月日記備載武昌火藥局製造火藥之法。同年日記又備載製造籐牌、"群子"之法。壬戌（1862年）七月日記備載華衡芳、徐壽的小火輪做法與表演，說："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戊辰（1868年）五月日記備載機器局造船技術資料。辛未（1871年）十月日記備載炮廠各種新炮演習。 此折還說，局中"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翻譯甚為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制器之書，詳細翻出。現已譯成《汽機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書"（同上）。製造局的這個翻譯館，既譯又編，出版了許多新書。後來康有為在《桂學答問》中說，為了兼通"外學"，即西學，"若將製造局書全購尤佳"，主張將製造局出的書全部買來閱讀。可見其影響是很大的。 照上邊所引的材料看，曾國藩所要辦的洋務仍然以製造兵器為主。他比以前向西方學習的人進步的，在於認為製造兵器要以培養中國人自己的能力為主，中國人要進一步了解製造的原理和技術，這就進一步地認識到西方科學和技術的重要性。 關於這一點，當時存在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見，曾國藩進行了反駁。例如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答覆奕訴的信中說："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折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柁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復恭親王桂中堂》，《書札》卷十）曾國藩反對"全用外國人"，主張中國人與外國人"參雜用之"，逐步代替外國人,終於"不必假手洋人"，"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 曾國藩在同治元年壬戌五月日記中說："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國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意思是說，應以當時急需的軍事工業為自強之"具"。有了這個具，則洋人或順我，或逆我，我都有恃無恐。沒有這個具，則我無理（"曲"）固然有罪，有理（"直"）也是有罪；怨恨他固然有罪，感謝他也是有罪。沒有這個具，則國民媚外，我固然無能制之；國民仇外，我也不能利用之。 儘管這個"具"如此極端重要，但是他不靠單純引進，而是靠中國人自己學習製造。到同治十年（1871年），他與李鴻章會奏清廷：派"幼童出洋學習"。他始終致力於培養和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以此為中國自強的根本。 曾國藩晚年對李鴻章說："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復李中堂》，《書札》卷三十二）。他已經在其權力所及的東南地區辦了一些洋務，還希望在全國興辦洋務。 西方的近代化，是由於產業革命,用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進行社會化的大生產。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要有個社會力量來帶動，在西方就是以商帶工，這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講得很清楚。洪仁圩主張私人辦工業（見《資政新篇》），也屬於以商帶工。曾國藩也知道西方議會制度，在議會中作為資本家的商人可以控制政權，使君主聽其指揮，但這正是曾國藩所要避免的。他最怕的是商人成了資本家，會憑議會的力量指揮君主，所以主張以政帶工，而不許以商帶工。 在中國歷史中，專政的地主階級向來意識到在社會的各階層中只有商人有和它爭奪政權的潛力，所以一貫採取抑制商人的政策。這在漢朝鹽鐵會議中有過激烈的辯論。曾國藩所推行的以政帶工的政策是有歷史根源的。曾國藩雖然認識到西方以商立國，但實際做的不是以商帶工，而是以政帶工。他委派一批中級官僚興辦工業，所以以政帶工其結果必然是以官代商。於是造成官工、官商，使工業、商業官僚化、衙門化。因此他所辦的工業無不賠錢，不能維持。其賺的錢，已為官商所372三松堂全集（第十卷）/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中飽。 以政帶工在經濟上的後果是嚴重的，其政治上的後果則更為嚴重。其中飽的官商逐漸成為官僚資本家。代表封建的官僚資本家和代表帝國主義的買辦資本家狼狽為奸，使中國更深地陷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如果以商帶工，中國原來的商人就會更早地成為民族資本家，中國就可能早一點進人近代化，早一點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自拔出來。 曾國藩主張以政帶工並不是偶然的，這是他的洋務派思想的具體表現。嚴復在批判張之洞的時候，指出了洋務派的三個要點：一個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個是"政本藝末"，一個是"主於中學而以西學輔其不足"（詳下第七十章）。曾國藩的思想具備了這三個要點。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衛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綱常名教，這在他的《討粵匪檄》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是討太平天國的檄文，也是他的政治宣言。從這點出發，他就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非引進一些西方的科技、工業不能維持封建統治，所以也要辦一些洋務。這正是嚴復所說的後兩點。 總起來說，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阻止了中國的中世紀化，這是他的功；他的以政帶工延遲了中國近代化，這是他的過。他的思想是一貫的，那就是保衛中國傳統文化，其主要內容是綱常名教，即所謂"禮"。但因形勢變了，所應付處理的問題不同，所以功過各異。在"同治維新時期"曾國藩的這種思想就是洋務派思想。所謂同治維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思想支配的，那種維新表面上看似乎是把中國的近代化推進了一步，其實是延遲了中國的近代化。 第五節曾國藩與滿漢鬥爭 關於滿漢鬥爭這個問題，籠統地看，清廷是滿人，太平天國是漢人，曾國藩為清廷效力，反對太平天國，這是漢奸的行為，但是，對於具體問題要做具體分析，這個分析章炳麟早巳做了。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章炳麟組織了一個光復會，以排滿為革命的唯一宗旨，不像同盟會那樣，只以排滿為革命的宗旨之一。他對於滿漢鬥爭這個問題是很敏感的，對於有關這個鬥爭的事情，他所做的判斷，不會偏向滿人的。 本章上文指出了曾國藩刻印《船山遺書》的重要性，這一點章炳麟也早已提出，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書曾刻〈船山遺書〉後》，全文如下："王而農著書，壹意以攘胡為本。曾國藩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興，遽刻其遺書，何也？衡湘間士大夫以為國藩悔過之舉，余終不敢信。最後有為國藩解者曰：'夫國藩與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於攘滿洲者，國藩緩於攘滿洲者。自湘淮軍興，而駐防之威墮，滿洲人亦不獲執兵柄，雖有塔齊布、多隆阿輩伏匿其間，則固已為漢帥役屬矣。自爾五十年，虜權日衰。'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之倫，時抗大命，喬然以桓文自居。巡防軍衰，而後陸軍繼之，其卒徒皆漢種也。於是武昌倡義，盡四月而清命斬，夫其端實自國藩始。刻王氏遺書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謂悔過者也。'"余謂國藩初起抗洪氏時，獨以拒祆教、保桑梓為言。或雲檄文宜稱大舉義旗以申天討者，國藩不肯用。然則種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綱紀不具，又沭於異教之說，士大夫雖欲為之謀不可得。國藩之屈而之彼，勢也。及金陵已下，戲下則有惰歸之氣。而左李諸子新起，其精銳乃逾於舊，雖欲乘勝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獨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勢，清之可覆與否，非所睹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謂制人不制於人，其計亦或如論者所言。觀其刻王氏書，無所刪削，獨於胡虜醜名，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誣昔賢，亦彰彰矣。雖然，論國藩者，如《公羊》之賢祭仲，漢史之與平勃，可也。自君子觀之，既懷陰賊以覆人國，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譎之甚矣。狄梁公為武氏相，卒復唐祀，其姑猶以事女主為誚。國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婦人哉？ "問者曰：'湘潭王閭運嘗言：國藩在翰林時，數趨穆彰阿之門，以是驟貴。及其與遠西列國交，事事縮肭，斯誠受教於穆彰阿者。其性不愛國至是，謂其志覆滿洲可乎？'應之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雖聖哲不能易其事。國藩於外交，蓋有穆彰阿所不為者矣。觀其立江南製造局以儲兵械，不內就奧區，而暴露於海上。敵兵突至，則是以其械予敵也。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應遠西，其闔劣乃如是。此非獨國藩一人然也。當曾胡合兵克安慶時，乍一外艦溯江而上，使林翼望風歐血，以至於死，此則心謄氣奪，固已久矣。夫力所不敢校者，如鼠遇狸，其神智鑠焉以盡。此與摧破洪氏事校，優詘相去何其遠哉！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謂其不欲覆清，則未可也。'"這是章炳麟經過具體分析後，所提出的不同於當時時論的看法。其所以敢於提出這個不同的看法，因為他的看法不是隨便說的，而是他的分析研究的結論。 在上引章炳麟的"書後"中，有一部分是章炳麟轉述別人的看法，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看法。"書後"的第一段中所說的"解者"一段，是章炳麟轉述的別人的看法。這位解者說，曾國藩雖然打敗了太平天國，但是提高了漢人在清廷政治上的勢力，所以在客觀上起了太平天國所要起的作用，他和太平天國是一致的，可以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若僅就這一方面說,那倒是有理由的，其理由還要在下面詳細說。若說曾國藩在主觀上本來就有取清廷而代之或排滿的思想，那就是臆測了，沒有什麼跡象可以作為根據。從曾國藩的家庭出身及所受的教育看，他不可能有這樣的思想。 從"余謂"起才是章炳麟講他自己的看法。他用"余謂"兩個字以劃清他自己和解者的界線。本章在上文對於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的問題已經做了一些分析，其分析與章炳麟的分析基本上是相同的或類似的。在對付太平天國的問題上，曾國藩和清廷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其出發點第六十五聿所謂"同治中興''和"同治維新"的中心人物一曾國潘3fS不同。清廷的出發點是維持自己的統治，曾國藩的出發點是保衛傳統文化。他和清廷是同床異夢，同歸殊途。曾國藩也不隱諱他的異夢，他的殊途，這已在他的《討粵匪檄》中明顯地表示出來。章炳麟在"書後"中說"或雲檄文宜稱'大舉義旗，以申天討'者，國藩不肯用"。這說明曾國藩是有意識地要在檄文中表示他自己的獨立的宗旨。 這裡所說的"異夢"是專就對付太平天國這一件事說的。這固然是一件大事，但不能由此做出推論，以為對於任何事件曾國藩和清廷都是"異夢"，更不能做出推論，以為曾國藩本來就有取清廷而代之的預謀。這樣的推論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在事實上是沒有根據的。章炳麟也不以為然。 曾國藩為什麼要刻印《船山遺書》呢？章炳麟轉述了他當時的兩種說法，一是"悔過"，一是"自道其志"。對於這兩種說法，他未置可否，他自己只稱讚一句，"不欲厚誣昔賢"，沒有提出正面的說法。他沒有看到，曾國藩當時刻印《船山遺書》的政治意義，其政治意義是，要以此書豐富中國古典哲學的寶庫，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陣地，從而加強他自己保衛中國傳統文化的陣地。 "自君子觀之"以下，是章炳麟轉述當時別人的對於曾國藩的一些評論，和他自己對於這些評論的評論。所謂"君子"是指當時時賢，他們說曾國藩太"譎"，這是根據上面所說的臆測和推論而做的評論。照這個評論，曾國藩簡直是一個大陰謀家。對於這個評論，章炳麟也不以為然。 章炳麟引用了狄仁傑的故事。狄仁傑身為武周的宰相，做的是恢復李唐的事，他的姑母提出譏誚。章炳麟問："國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婦人哉？"他用這句話否定了這個評論，也含蓄地否定了這個評論所根據的臆測。 章炳麟的"書後"中還引了王闔運的評論。王闔運認為，曾國藩辦外交過於軟弱，是繼承了滿人如穆彰阿之流之教。章炳麟為曾國藩辯解說，任何人做事都有得有失，曾國藩做事也有得有失，不可以其失而不承認其得。王閭運的說法固然不對，章炳麟的辯解也不正確。曾國藩的根本看法是，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興辦工業，凡是外國所能做的中國也都必須能做。有了這一點，對付外國人，硬也行，軟也行；沒有這一點，軟不行，硬也不好。這是曾國藩的洋務思想的根本出發點。 曾國藩打下南京後，為什麼不乘勝北上，一舉而推翻滿清呢？章炳麟所舉的那些理由都不得要領。對於這個問題，最明顯的答覆是，他根本沒有推翻滿清的思想。打下南京以後，他的想法是要在東南半壁推行洋務，然後以此為基礎推行到全國。 曾國藩雖然沒有推翻滿清的思想，但是在客觀上他確實使漢人的勢力在清廷的政治上占了優勢。他們儼然成了一派，可名之曰漢人優勢派，李鴻章、左宗棠都包括在這一派中，曾國藩自己成了這一派第一代領袖。他死了以後，李鴻章為他作神道碑文，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為他編輯全集，這是一個信息，這個信息表明，這一派的人宣布，曾氏弟兄的領導權已經轉移給李氏弟兄了。 李鴻章以淮軍起家，鎮壓了企圖恢復太平天國的捻軍，成為這一派的第二代領袖。袁世凱亦淮軍後起之秀，被委任訓練北洋新軍。李鴻章在遺折中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向清廷保薦袁世凱為他的繼承人。袁世凱以新軍起家，發展為北洋派，在辛亥革命中，和革命軍裡應外合，迫使清朝皇帝交出政權，結束了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 在政治上各派之間的鬥爭還不能用投票的方式解決的時候，有武裝實力的人必然占優勢，最後取得政權。清朝的滅亡，在它的正規軍綠營失去了作用之時，就已經註定了。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又勉強支持了幾十年。但是勉強支持是不能持久的。所謂"同治中興"是它的迴光返照。 章炳麟的這篇文章以滿漢之爭為中心問題，他對這個問題是敏感的。同盟會本以排滿為其宗旨之一，但清朝交出政權以後，它就把"排滿"改為"聯滿"，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基本上是沿著這個方向前進。時至今日，在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之中，滿漢之爭也成了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