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 · 第六十四章農民大起義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

第一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社會情況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內部已醞釀著一次農民大起義。當時的一個大詩人和今文學家龔自珍已經預感到這次大變的來臨，把這樣的時代稱為"衰世"。他認為，"衰世"的特徵就是"無才"。他認為，當時不但沒有有才的官吏，而且沒有有才的工商，甚至沒有有才的盜賊。他指出，其實並非真正沒有有才的人，而是，假如有有才的人出現，他就要"見戮"，就是說要受迫害。他是不甘於受迫害的。他說："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龔自珍全集》第一輯）龔自珍形容當時的當權派的腐敗情況說："遂乃縛草為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為泥沙。"（《與人箋》五，《龔自珍全集》第五輯）龔自珍指出，在朝廷和在都市的當權派既然如此腐敗，社會的重點就不在"京師"而在"山中"了。他說："京師貧，則四山實矣。""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矣。""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尊隱》，《龔自珍全集》第一輯）龔自珍所說的"山中之民"，主要的還是指有才而不被用的"隱士"，並不是指鄉村農民。不過他的話預示當時的社會即將有重大的變革。他也初步見到當時的一些比較根本的社會問題。他指出當時富豪兼併、貧富不均的情況，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並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同上《平均篇》）龔自珍認為，社會中貧富的矛盾是歷史變革的根本原因。他說:"大略計之，浮（有餘，指富人）不足（貧人）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至極不祥之氣，郁於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 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平均篇》）貧富的差別越大，階級矛盾就越尖銳，人民的反抗也越來越激烈，統治者便不能保持其政權。龔自珍不知道階級，更不認識階級鬥爭，不過他看到了一些現象。 這是龔自珍對於當時社會現狀的分析。照這個分析看起來，他所說的"山中之民"不僅是隱居在山中的有才之士，也包括受剝削的勞動人民。 在龔自珍逝世後不久，他所預感的"大變"果然來到了，那就是洪秀全所領導的農民大起義。 第二節洪秀全傳略 洪秀全（公元1814年一1864年）原來是一個農村知識分子，隨著他的父親往來於廣東、廣西之間，做鄉村教師。他本來也是希望從科舉得一個出身，但參加了兩次鄉試都沒有成功。以後他受了西方傳教士的影響，宣傳基督教，並稱之為"拜上帝教"，並利用傳教的機會組織農民，他對於當時的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當時的社會現象很不滿意，他批評說："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花（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黎（犁）省或烏龍（黑龍）江或吉林為奴為隸乎？"（見洪仁圩《英傑歸真》）他這一段話，不但說出了他自己對清朝政府和社會現狀的憤怒，也說出了當時人民群眾的憤怒。 在這些基礎上，他於1851年在廣西金田舉行了農民大起義。他領導的這支起義大軍從廣西打人湖南，沿長江東下，所向無敵，一直打到南京。他在南京建立了自以為是全國性的政權，稱為太平天國，自立為天王。這個政權一直支持到1864年才因內部交訌和清政府的鎮壓而失敗。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其支持的時間之久以及社會體制變革之劇，在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中是無前例的。 第三節洪秀全的宗教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 在現有的太平天國的文獻中，被稱為"太平詔書"的有三篇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這三篇文章從題目的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組。據瑞典人韓山文的《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載："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兩年，秀全留在家中，仍執教鞭為業。在此期間，彼曾做數篇文事、問答及詩歌，均發揮宗教真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改邪歸正》等篇。其後均加增內容，編人後來在南京印行之《太平詔書》。"韓山文這樣說，根據的是洪仁圩提供的材料，應該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這三篇文章是洪秀全還未起義的時候宣傳拜上帝教的宣傳品。 這三篇雖然是同一個時期的同類作品，但三篇之間也有個先後。現在沒有材料可以證明它們的先後，但就其內容看，這個先後是有的，代表洪秀全宗教思想的發展過程。 照歷史的正規方法，應該先證明這三篇的先後次序，然後照著這個次序說明其內容的發展過程。現在卻以其內容的發展過程規定其出現的先後次序，這是不正常的，不是歷史學的正規方法。但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也只好如此。下邊所說的發展過程是我的推斷。 照我的推斷，這三篇的先後次序應該是：《原道救世歌》在先，《原道醒世訓》次之，《原道覺世訓》又次之。 《原道救世歌》中用了許多中國歷史中的思想資料以說明拜上帝的意義，但其立場基本上還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普通知識分子的立場，並從這個立場上分別"正"與"不正"。例如，其中講到有六種"不正"："第一不正淫為首，人變為妖天最瞋"；"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條急自更……孝親即是孝天帝，逆親即是逆天帝"；"第三不正行殺害，自戕同類罪之魁"；"第四不正為盜賊，不仁不義為所宜"；"第五不正為巫覡，邪術惑眾犯天條"；"第六不正為賭博，暗刀殺人心不良"。這些說法與中國傳統思想並無二致，尤其是以淫為第一，以忤父母為第二，這就是封建傳統中所說的"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洪秀全又舉周文王、孔丘、顏回為"正"的例，以黃巢、李自成為"不正"的例，這就更說明了他的立場。 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把《禮運》中所記錄的孔丘的話"大道之行也"一段完全抄下來。這段話所說的是一種理想社會，是烏托邦思想。在近代，康有為、孫中山都引過這段話，作為他們鬥爭的目標。烏托邦思想是人們對於現實社會不滿和希望改革的表現。《原道醒世訓》引這段話，說明洪秀全的立場已經不同於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普通知識分子的立場。他的立場開始轉變了，他的思想也開始轉變了，他希望把世界改造成為"公平正直之世"。這是他的宗教思想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進步。 這個進步在《原道覺世訓》中充分地表現出來。這篇的內容是宣傳拜上帝教的教義，並提出"閻羅妖"這個名稱。這篇作品反覆證明上帝的存在，說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又是天地萬物的養育者，是"天下凡間大共之父"，是唯一的至上神，上帝之外沒有別的神。要以上帝的是非為是非，凡不合於上帝旨意的言論行動都是"閻羅妖"，"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照基督教的《聖經》中說，人類的祖先住在上帝為他們所設的"樂園"中，本來是極幸福的，後來聽信了一個毒蛇的話，上帝大怒把他們趕出"樂園"，讓他們到現在的世界上受苦。《原道覺世訓》肯定"閻羅妖"就是那個毒蛇的變種，這說明這時的洪秀全離開了傳統的思想資料，而直接以西方的《聖經》作為立論的根據。這樣，他就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決裂了。 這是洪秀全宗教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在《原道覺世訓》這個階段上，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經定型，不再發展了，後來太平天國的一切措施就是這個思想的表現。 太平天國成立時以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洪秀全自稱為天王，天父通過天王統治天國。本來封建社會中的皇帝也是自稱奉天命進行統治，不過洪秀全的辦法很特別，據他說，天父可以下凡，附在他的身上，用他的嘴發號施令，等到話說完之後，說一句"我回天矣"，這句話說完後，洪秀全的嘴就開始又說他自己的話了。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中有一部分就記錄這種情況，稱為"天父下凡詔書"。 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是東王楊秀清。洪秀全和楊秀清二人之間有矛盾，當矛盾激化的時候，洪秀全就自稱"天父下凡"依附在他的身上，傳天父的命令打楊秀清的屁股。據韓山文的記載，天父附在人身上說話的辦法本來是楊秀清創造的，他當然知道這是騙人的，他有時也自稱天父附在他自己身上，傳天父的話，打洪秀全的屁股。洪楊內訌是太平天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節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作用 說鬼神能附在人的身上說話，這是很原始的宗教迷信。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就是以這種原始迷信為其表現形式。這種神權政治使其社會體制的改革都成了有名無實，起不了積極作用。 中國的近代維新有兩個基本課題：反對封建主義和向西方學習。就反封建這一方面說，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似乎是很徹底的。洪秀全在《原道覺世訓》中已經表示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在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中有一個建議，要把"四書五經"全部燒毀，禁止流通。從表面上看，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反封建可以說是很徹底了。 什麼是中國封建主義的主要內容呢？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四大繩索"，他說："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十三頁）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徹底和中國傳統文化決裂，應該把這四大繩索一掃而光，但深人一點看並不是如此。他以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他自己為"天王"，這是以全社會為一個大宗族，"天父"為其天上的族長，"天王"是其地上的族長。地上的族長自稱奉天上的族長的命令進行統治，這就把君權和族權統一起來了。 太平天國的組織本身就是一部國家機器，天王憑著這部機器進行統治，這就是政權。太平天國雖然廢除了閻羅天子、城隍土地的鬼神系統，但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套鬼神系統，如"天父"、"天兄"之類。在太平天國，婦女的地位似乎有所提高，但這只限於個別的人，對於一般的婦女還是強調夫權。在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即《旨准頒行詔書》中，有一組《幼學詩》，標題為《妻道》的一首說:"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這是對夫權的強調。另有一組《天父詩》，其中第三百七十八首說："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這是對於四大繩索的總強調。 就這些文件看起來，太平天國並沒有真正廢除封建主義的四大繩索，把老百姓解放出來，而是改頭換面，把封建主義的繩索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天王是族長，是皇帝，又是教主，這樣的"三位一體"使天王更容易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獨裁者。 關於向西方學習，在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中有一個文件題為《天條書》，其中說："又有妄說拜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蓋拜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皇上帝大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人鬼路，被閻羅妖所捉。"這是說，基督教所指引的人生道路是一條大路，西方國家順著這條大路一直走下去，中國則受了閻羅妖的迷惑，走人了邪路。言外之意是說，西方走的是大路,所以興盛；中國走的是邪路,所以衰落。他的意思也是向西方學習，不過他認為，西方的"長技"是基督教，所以中國人也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閻羅妖。 另一個文件《詔書蓋璽頒行論》提出了一個排除的具體辦法。它說："當今真道書者三，無他，《舊遺詔書》、《新遺詔書》、《真天命詔書》也。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所謂《舊遺詔書》和《新遺詔書》就是基督教《聖經》中的《舊約》和《新約》，所謂《真天命詔書》就是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 這個辦法是否真已實行，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不過當時有這一種議論、一種建議直接作為官方文件發布出來，這是事實，這就足以說明當時思想鬥爭的情況。 初步看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但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這就與近代維新的總方向和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馳了。中國近代維新的總方向是工業化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卻要把中國中世紀化、宗教化。其實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西方的科技是在和宗教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在近代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對於什麼是西方的"長技"這個問題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運動把西方的"長技"歸結為兩個方面：民主與科學。學習西方和批判封建主義，必須從這兩個方面的觀點出發，批判才有正確的意義，學習才有正確的方向；如果不從這兩個方面出發，而從專制和宗教的觀點出發，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簡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僅沒有什麼意義，簡直是一個笑話了。 在社會的新舊交替中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舊瓶裝新酒，換藥不換湯；另一種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前一種雖然不直截了當，有點拖泥帶水，但還不失其進步性，因為瓶子雖然是舊的，酒卻是新的。後一種表面上看來是直截了當，但實際上酒還是舊酒，藥方上的湯頭名字雖然換了，可是藥沒有換，這種情況不但沒有進步性，而且還有很大的危害性。 英國的變革是前一種情況的例子，英國的國王到現在還享有中世紀的排場，但是他與內閣的關係變了。在中世紀，內閣聽國王的話，國王怎麼說，內閣就怎麼辦。現在是內閣怎麼辦，國王就怎麼說。所以，英國雖然還保存著國王和皇室，但還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典型。太平天國的改革表面上看好像反封建，但實際上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西方中世紀是神權政治統治的時代，後世稱為黑暗時代,，資產階級勢力的興起，削弱了神權政治的統治，出現了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是打破黑暗時代的曙光。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近代時期雖然落後於西方，但已接近於西方的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所需要的是進一步的近代化，而不是退一步的中世紀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不是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而是拉向後退。 第五節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 太平天國有一個官方文件，稱為《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制度實行過沒有，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但這無論如何總是官方的一種思想。這個制度廢除土地私有，由國家按人口分配，稱為"授田"。它指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制度又規定：每家住宅的周圍都要種上桑樹，每家還要養五隻母雞，兩口母豬。在糧食收穫的時候，每家留下足夠一年吃的糧食，其餘的收入都交"聖庫"。制度規定說："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制度規定：每二十五家設一個"聖庫"和一個禮拜堂。二十五家中，如有婚喪等事，都由"聖庫"另行補助。每逢禮拜日，二十五家的人都聚在禮拜堂"讀聖經，講道理"。 在太平天國，手工業工人都組織起來，生產資料都歸公有，由國家按技術分別設立"營"或"衙"，稱為"諸匠營"或"百工衙"，集體生產。 在天京（南京），有一個總管公有財富的府庫，叫"天朝聖庫"。在天京內，政府和部隊中的人，以及天京的人民，都沒有私人財產。一切財富都歸天朝聖庫。自天王以至人民，每日的生活所用，都由聖庫供給，實行供給制。 《天朝田畝制度》用了許多規定，想建立理想化的社會秩序，使人民覺得它很了不起。特別是它以天父的名義廢除土地私有制，這確實是一個革命的措施，是任何封建政權所不能做、也不肯做的。 就制度的全面說，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一方面是經濟上的。 就政治方面說，這個制度是用軍隊的組織辦法把農民家庭編制起來，成為一個產業大軍。這個大軍平日從事生產，到禮拜日"由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接受思想教育，從事宗教活動。這是加強對於老百姓的管制，使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大兵營。諸匠營和百工衙的組織也有這樣的意義。 從經濟方面說，這個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小農生產的自然經濟和中國農民傳統的平均主義。其具體的辦法類似於孟軻所宣傳的井田制度。孟軻以後，歷代的社會思想家都以這種制度的設想作為緩和封建社會中階級矛盾的辦法，不過向來沒有實行過。人們對這個設想越來越感覺到其陳腐，《天朝田畝制度》仍然在這個設想中打圈子，那就不僅是陳腐，而且是時代的錯誤。 中國近代史的主流是近代化。近代化的農業應該是以機械化的大農業替代個體生產的小農業，以商品經濟替代自然經濟，以按勞分配的原則替代平均主義。洪秀全還沒有認識到這個歷史潮流。 第六節洪仁圩的《資政新篇》 也不能說太平天國沒有了解近代化的人，洪仁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洪仁圩（公元1822年一1864年）是洪秀全的一個族弟，在洪秀全創"拜上帝教"的時候，他就積極參加，隨同洪秀全做宣傳工作。他於太平天國後期才到南京。洪秀全封他為干王，任命他為軍師，"總理朝政"。他一躍成為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他接受了這個任務之後，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稱為《資政新篇》。這是他的一篇施政綱領。 這篇文章的開頭說："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為後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為後之禍，其理在於審時度勢與本末強弱耳。然本末之強弱適均，視乎時勢之變通為律。則自今而至後，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國，自國而至萬國，亦無不可行矣。其要在於因時制宜，審時而行而已。" "因時制宜"四個字是《資政新篇》的總精神，也是這篇文章的理論上的大前提。從總精神出發，這篇文章又泛論了各國的情況和經濟方面的進步，認為西方強國"技藝精巧，國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也就是說西方有先進的工業文明，所以落後的國家應優先與其交往，向其學習。文章中又提到了一些具體的實例以為證明，例如："俄羅斯邦……屢為英、佛（法）、瑞、羅、日耳曼等國所迫，故遣其長子偽裝凡民，到佛(法）蘭西邦學習邦法、火船技藝，數年回邦，無人知其為俄之長子也。及歸邦之日，大興政教，百餘年來聲威日著。""暹羅邦近與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採買，今亦變為富智之邦矣。"又預言："日本邦近與花旗邦（美國）通商，得有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亦必出於巧焉。"在當時的條件下，能認識到這個程度是很難得的。洪仁圩論及各國情況，就是要點出"因時制宜"的那個"時"字，以見太平天國所處的"時"，這個"時"的主要內容就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實現工業化。這是這篇文章在理論上的小前提。 在這種"時"中，所制的"宜"應該是什麼呢？照上面所說的大小前提推論下來，應該是走工業化的路，推行一些工業化的措施。這是這篇文章的理論結論。這篇文章通篇看起來是一個三段論法。在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中，這是一篇大文。 《資政新篇》也講了不少向西方學習、推行工業化的具體措施。一個是"興車馬之利，以利輕捷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仿做"。一個是"興舟楫之利，以堅固輕便捷巧為妙。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仿做。……若天國興此技……國內可得無虞，外國可通和好"。一個是"興器皿技藝。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罰之"。一個是"興銀行……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也"。再一個是"興市鎮公司，立官嚴正，以司工商水陸關稅"。其它還有採礦、發展郵政等具體辦法。其基本的精神是，具體的工業化應該交給民間的商人和能工巧匠自己去做，國家可以提倡和鼓勵，用政治權力保護私人企業的經濟權益和技術專利，並用稅收的辦法予以調節，但不必插手。這是洪仁圩論述工業的特點。 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向西方學習和實行工業化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流。在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發生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由誰來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並不是一個空談，它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來帶動它。有兩種可以走的道路：由下而上的道路和由上而下的道路。這兩種道路在開始的時候好像是相差不遠，但是越走差別就越大。洪仁圩所主張的是由下而上的道路，可以稱為以商帶工。曾國藩在清朝政權下所走的道路是從上而下的道路，可以稱為以政帶工。 洪秀全對於《資政新篇》表示同意和讚賞，但是經過洪楊內訌，太平天國內部已經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為了，所以《資政新篇》所提的建議都沒有得到實施，一篇大文成為一片空談。以商帶工的道路沒有實際走下去，其實踐中的效果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七節總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 無論研究什麼事物，都要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如其不然，而只籠統地看，籠統地說，那就要被事物現象和主觀成見所蒙蔽，得不到事物的本質。 籠統地看，洪秀全是農民起義的領袖，他領導了農民大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政權，支持了十幾年之久，這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是應該充分肯定的。分析地看，洪秀全領導農民起義這是事實，至於太平天國是不是農民政權那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不是有可能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真正的農民政權，這也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農民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產力，轉來轉去還是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中打圈子。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打倒了當時統治的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權，他自己登上了統治者的寶座。等他登上寶座的時候，他自己就變了質，他所建立的新政權也變質了，它就是一個封建政權，而不是農民政權了。在元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中，朱元璋起初確實是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當農民起義打倒元朝統治以後，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權，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時他就不是農民起義的領袖，而是明朝太祖皇帝了。他所建立的新政權也就不是農民政權，而是封建政權了。 明朝的統治後來為李自成農民起義大軍所推翻，李自成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建立了大順政權。如果這個政權能支持下去，那也只是在中國歷史中的許多王朝又加了一個大順朝。 照一般的說法，農民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所以歷次起義的勝利果實都為野心家所篡奪。實質上這也說不上是篡奪，而是勢所必至。因為農民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所以只好在舊的生產關係中打圈子。在起義勝利以後，他會想到用選舉的辦法選舉總統嗎？這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另立一個皇帝，這個皇帝只好由他們自己的領袖擔任，這是勢所必至。 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他自己做了統治者，這也是勢所必至。所不同的是，他不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所用的封建統治那一套，而是用一種新的制度、新的意識形態。他自稱為天王，以上帝為天父，以耶穌為天兄，天王奉天父、天兄的命令進行統治，天父、天兄通過天王進行間接統治，所以稱為"天國"。這是西方中世紀式的神權政治。 籠統地看，這是洪秀全向西方學習的成績，他是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分析地看，向西方學習是要學習西方之所長，而不是西方之所短，是要把中國近代化，而不是把中國中世紀化。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的是工業化和科學技術，而不是西方的宗教。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紀的神權鬥爭中發展出來的，西方的科學技術也是在和西方的宗教斗.爭中發展起來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強迫當時的中國政府簽定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其中有兩個基本的要求，一個是通商，一個是傳教。通商是對中國人民的物質剝削，傳教是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麻醉。洪秀全宣傳基督教，實行神權政治，這在客觀上和西方的侵略起了裡應外合的作用。 中國歷史中的農民起義向來都以一種宗教為組織形式，因為農民是散漫的，如果沒有一種宗教作為中心，他們就組織不起來。洪秀全等人用拜上帝教組織農民，這是農民起義的規律，和黃巾起義用太平教作為組織形式完全一樣。不過洪秀全等人適逢其會，自己先受了西方傳教士的影響，先信了基督教，所以就利用基督教組織農民。這正說明西方的傳教士已經在中國社會中發生了影響，在這種影響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了這些西方傳教士所不能起的作用。 就宗教這一點說，宗教學家認為基督教是一神教，比之於多神教是進步的。洪秀全宣傳基督教，稱之為"拜上帝教"，認為只有上帝是真神，中國的民間迷信，如閣羅天子，城隍土地之類都是閻羅妖。據他說，"天父"能附在他的身上說話，這是用了中國民間迷信的說法，這樣的上帝真正成了妖魔鬼怪，不是一神教的上帝了。他所宣傳的拜上帝教實際上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民間迷信相混合的一個大雜燴，是地道的多神教，不是一神教。 在一種社會大轉變的過程中，有些社會力量順著歷史發展的主流推動歷史前進；也有一些社會力量違反社會發展的趨勢，把歷史拉向後退。在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變的發展過程中，歷史的主流是近代化，其主要的內容是振興工業，提倡科學和技術，這是近代維新的主流。從本章的分析看，洪秀全的宗教宣傳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正是逆流而行，把中國歷史拉向後退。推動前進或拉向後退是評價歷史人物的最高標準。 (本章所引的有關太平天國的資料均根據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