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 · 第十章秦國進一步的改革——商鞅變法
第一節商鞅在秦國同頑固派的大辯論
照上邊所講的，自從晉國分為韓、趙、魏三國以後，三國又各自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革。這都是晉法家的成績。戰國中後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商鞅是衛人，韓非是韓人。他們的思想都屬於晉法家的範圍。商鞅在秦國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掌了政權，在秦國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封建化的改革。經過商鞅的變法，秦國由落後地位轉化為領先了，為秦國後來統一中國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商鞅出身於衛國的沒落貴族。因為他是衛國國君的子孫，當時稱他為公孫鞅，也稱為衛鞅,也稱為商鞅。商是他在秦國所受的封邑。他是商這個地方的封君，所以又稱商君。後人把他的言論編輯為一本書，名為《商君書》。
據司馬遷的記載，秦孝公於紀元前361年繼位，下令求賢。商鞅從衛國到秦國見孝公，同他接連談了三次。第一天，商鞅講"帝道"，孝公
一聽就打瞌睡。第二次，商鞅講"王道"，孝公聽了，覺得比第一天講得好一點，但仍然認為是不可用。第三次，商鞅講"霸道"，孝公聽了大為高興,連談幾天都不覺得疲倦。商鞅同別人說：他所講的帝王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所行之道，所謂霸道，是"強國之術"（《史記'商君列
傳》)。
現在看起來，商君和秦孝公在前二次所談的是政治方向問題。他先同孝公講守舊的辦法，照這個辦法行事，秦國就不能富強。第三次所講的是實行改革的方向和辦法，照這個方向走，就進一步地封建化。商鞅講了這兩種辦法兩個方向，作了比較，讓孝公選擇。他當然知道孝公是要走改革道路的，商鞅自己所要走的也是這條道路。不過他要讓孝公自己作出選擇，以鑑定孝公實行改革的決心。
孝公下了決心以後，就發動了一場關於改革方向問題的大辯論。《商君書，更法》篇記載了這個辯論兩方面的發言（《史記，商君列傳》也轉載了）。在這場辯論中，主張改革的代表是商鞅。反對改革的代表是甘龍、杜摯。所辯論的內容，是"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篇這三句話是辯論的題目。
"慮世事之變"，就是說，要考慮當時大轉變時期形勢的變化。當時的東方各諸侯國都已先後進人封建制，秦國落後了，國家衰弱了，在這個新的形勢下秦國怎麼辦？秦國應該採取些什麼措施？怎麼樣改革政治上、社會上的制度？怎樣統治老百姓？這是變法的三個方面。也就是說，要從這三個方面決定應該朝什麼方向走。這並不是專憑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當時的形勢變了，客觀的形勢決定方向的選擇。從客觀的形勢講起，變法就有了根據。特別注重這一點，是晉法家的特點。
孝公首先表示了他的決心，說："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更法》)就是說，他的意思已經決定了，但需要一番辯論，以對付那些反對的人。
商鞅回答說："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
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闍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意思就是說，孝公既然已經決定變法,那就不必顧慮守舊者的反對和誹謗。凡是創新的事情，開始總是有人反對的。一般的人對於創新的事物，開始總是不習慣，但是等到後來有成績的時候，他們就都高興了。商鞅引"郭偃之法"以為根據。他不引管仲之法，而引郭偃之法，這說明晉法家和齊法家有不同的創始人。商鞅得出結論說:法和禮都是適應形勢的需要和老百姓的願望的。如果能夠強國，合乎老百姓的利益，法和禮都是可以變的。
商鞅在這裡把法和禮並舉。在這種並舉中，法和禮不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對立物，不是像春秋時期那樣，要用法治代替禮治，而是把禮作為一種同法並行的東西，如風俗習慣之類。春秋時期所謂"禮"指的是周禮，是奴隸社會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秩序。商鞅認為，各個時代各有其不同的法律、制度，也各有其不同的風俗習慣。新興地主階級也並不是不要禮，所反對的只是奴隸社會的禮，即周禮。商鞅認為，現在時代不同了，形勢改變了，要用地主階級的新禮，替代奴隸社會的舊禮。
這一段話，是商鞅所提出的變法改革的總綱。它既代表了一個政治方向問題，也代表了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要點是向前看，不向後看；要創新，不要守舊；要有所創造，有所作為，不要停止不前，更不要倒退。守舊者的代表甘龍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政，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熟）察之。"意思就是說：照著舊習慣、舊辦法辦事，最容易為官吏和老百姓所接受，所以最為方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甘龍的這個論點，為墨守成規的保守觀點作辯護，同時也是一種世界觀的表現。這就是懦夫懶漢的世界觀。有這種世界
觀的人，因循苟安，主張無所作為，反對有所作為。
商鞅反駁說:"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意思就是說:有兩種人,一種是立於法之外而製法的；一種是為法所制，拘於法之內而守法的。前者是智者，後者是愚者。智者也是變禮的人;愚者是被禮所拘的人。還有一種學者（指儒家）拘限於自己所聽說的那老一套，也是屬於愚者之類。這種人只會照禮辦事。
商鞅的這一段話，對於守舊者的批判是很深刻的。這種守舊的人局限於奴隸主階級的立場，只能從奴隸主的觀點看奴隸制。這就是只能站在奴隸主之內看奴隸制。所以不能同他們談奴隸制以外的東西。商鞅所說的"法之外"的"外"字有這樣的意思。
代表守舊的另一個人杜摯說："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這是反對變法的另外一種說法。意思就是說：變法可能有利。但是變法的利究竟有多大，還是一個問題。新法的利益如果不比舊法的利益大一百倍，就不變法；如果一個新工具的效率不比舊工具的效率多十倍，就不換工具。向來都是這樣說的。可見，以古為法是不會錯的，照著周禮辦事是不會走到邪路上去的。杜摯的這一段話的意思，恰好正是孟軻所說的那種思想："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
商鞅駁斥說："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君無疑矣。"意思就是說:所謂古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古也有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時代中，有不同的文化("教"），有不同的制度（"禮"）。要說是"法古"、"循禮"，究竟以哪個時代為法呢？古代的帝王，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及周朝的文王、武王，都各自照著他們時代的需要，而立他們自己的法，為事情的方便而制定他們自己的禮。禮和法都是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變的，命令各有其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各種兵器,各有它的用處。解決一個時代的問題，不止一條路，只要與國家有利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法古。湯、武並沒有照著古代的陳規辦事，但他們還是興起。他們的後人並沒有變禮，但他們還是滅亡。所以反古不一定就錯，循禮也不一定就對（以上辯論的原文均引自《商君書，更法》）。
在這個辯論中，商鞅得了完全的勝利。孝公聽了他的話，堅定了變法的意志，說："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墾草令即《商君列傳》所說的"變法之令"。這次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舉行第二次變法，使秦國的封建化更加深入。
第二節商鞅推廣鞏固封建生產關係的重要措施
《商君書》的第二篇是《墾令》。照題目看，"墾令"應該就是"墾草令"。但是照形式看，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命令，照內容看它是一個富國強兵的方案，是一個變法的綱領。它可能就是商鞅向秦孝公講"強國之術"的發言提綱。這一篇提出了二十種措施。其中關於賦、稅的措施，最有歷史的意義。因為它鞏固了封建剝削的分配製度，把秦國的封建化向前推進了一步。
商鞅說："訾（貲）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當作上不非上。見高亨《商君書新箋》。下句同），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墾令》）
"訾（貲）粟而稅"就是計算農民收人糧食的多少，從其中抽出一定的數目作為地租。這個數目是多少，相當於收入的百分之幾，這裡沒有說。無論如何，這一種剝削是封建制的剝削。實行這種剝削，社會就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據司馬遷的記載：秦國於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見《史記，六國年表》；《秦本紀》秦簡公六年）。秦國在孝公變法以前，已經在一定的程度上實行封建制的剝削，但是在那個時候是"初租禾",商鞅的措施是"訾(貲）粟而稅"。前者是按"禾"計箅，後者是按"粟"計算。這兩種算法怎樣不同，已無從考查了。照《商君書》這一段所說的，"訾（貲）粟而稅"的目的在於"上壹而民平"。似乎是說,按糧食計算，可以有一種比較統一的算法，農民的負擔也比較平均。有了比較統一的計算法，經手收稅的臣，就不敢為非做歹。農民的負擔比較平均，農民就不輕易反抗。照這個辦法，農民就不至於反對國君，也不至於為官吏所苦。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積極性就提高了，他們就好好地耕種田地，不想逃荒或反抗。農民的積極性提髙了，開墾的土地就多了，國自然就富了。
法家的一貫主張，就是要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辦法就是讓農民也分得他們的勞動所得的果實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還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這一改變就是分配製度的改變。由於這一改變，奴隸制的剝削就轉為封建制的剝削。上面所引的商鞅的話所說的，主要就是這個意思。他的"訾（貲）粟而稅"的措施是"初租禾"的重要的發展。
《史記?六國年表》記載，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為賦"。這是商鞅第二次變法的一個重要措施。"初"字表明這在秦國是一個創
舉。"賦"與"稅"不同。《漢書*刑法志》說："有稅有賦"（本或作租，非）。"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貨志》說："有賦有稅"，顏師古注說："賦為計口發財，稅為收其田入也。"賦是兵役、徭役制度，是按人口計算的。稅是地租，是按地計算的。這也是一種封建制的剝削。在奴隸社會中，奴隸就同牛馬一樣，無所謂兵役、徭役制度。《商君書》中沒有提到"初為賦"，但有一條說："祿厚而稅多，食口者眾，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原作賤，依孫詒讓校改）重使之。"就是說:對貴族實行計口收人口稅，加重他們的兵役、徭役。這是用賦作為打擊貴族的一種措施。
商鞅在經濟方面還有一個重要措施：就是"開阡陌"。這一項不見於《商君書》，見於《史記?秦本紀》、《史記?商君列傳》和《漢書?食貨志》。《商君書》本來是後人所編輯的，並不包括商鞅的全部言論和行動。
在《漢書，食貨志》裡面有許多陳詞濫調。但剝去了這些陳詞濫調，有些重要的歷史事實，還是可以看出來的。照他所記載的，在春秋戰國大轉變時期，在生產關係方面有兩個具有關鍵性的事情。一個是魯國的"初稅畝"；一個是秦國的"開阡陌"。
《食貨志》說:在東周末年，"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這一句話所說的歷史事實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過程。這裡所說"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就是說，在春秋時期奴隸對於奴隸主要反抗、作亂了，其結果，奴隸主的田地荒羌了。為了應付這種情況，奴隸主們不得不改變剝削方式，實行按畝抽稅的辦法。這裡用了一個"故"字。這個"故"字說明了稅畝和奴隸反抗的因果關係。
《食貨志》下邊接著就講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從生產關係這方面看，"盡地力之教"的要點就是"授田"。《食貨志》肯定這個"教"的成績，說："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下邊接著說："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這裡所說的"開阡陌"是商鞅的
重大措施。"阡陌"就是田間的封界，如小溝、土埂之類。在商鞅以前，田地都分成小塊，每塊一百畝，塊與塊之間有封界，以為界限。這就叫''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合言之，稱為"阡陌"。這種地塊是以前用以分封諸侯的計算單位。也是以後的按人口授田的計算單位。照李悝的"盡地力之教"所規定的，每一個農民可以受得一百畝那麼大的一塊田地，養活五口之家。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一個農民能夠耕種的田地，不止一百畝。這種計口授田的制度就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了。阡陌也就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商鞅開"阡陌"，就是把這些阡陌都挖掉，把限制打開。"開"字的意思是打開，不是開設。
司馬遷記載說：（商鞅)"為田開阡陌"。（《史記，秦本紀》)這是商鞅第二次變法中的一件重要措施。又說：（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又記述蔡澤的話說：（商鞅）"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這講的是"開阡陌"所產生的效果。
在奴隸社會中，土地這個生產資料為奴隸主所占有。耕種的收入全歸奴隸主。奴隸只是像牛馬一樣，於勞動之餘，吃一點充飢的東西。這是奴隸制的剝削。李悝的"盡地力之教"是把土地包給土地的耕種者，每人包一百畝，土地仍歸國家的統治者所有。在每一個包土地的人的收人中抽出百分之十，以為地租。這是封建制的剝削。照這種制度，國家的統治者把土地包給農民，這就叫"授田"。一個農民把這一百畝承包下來，這叫"受田"。這個授受的有效期間，只限於一個農民的一生。在他成為一個壯勞動力的時候，他就受田。等他死亡或不能勞動的時候，他就要把所受的田交還統治者。由統治者另授予別人。在這個"授、受"之間，授田與交還田（歸田）之間有許多麻煩。一個農民受田之後，他對於那塊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他在耕種的時候，他的心中就不穩定。"開阡陌"和准許買賣田地，是連在一起的。董仲舒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這裡所說的"除井田"就是開阡陌，"民得賣買"就是說，種地的人可以把他所種的地做為他的私有財產，可以傳至子孫，可以買，也可以賣。這就是省去了土地授受的麻煩，農民的心也安定了。這就叫"靜生民之業"。
在還沒有承認土地私有的時候，農民的積極性還可能沒有儘量發揮出來，特別是在他要放棄他所受的土地的時候，他可能沒有什麼積極性，還可以怠工。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就減少，國家的稅收也隨著減少。國家的稅收有時多有時少，這就是不"平"。在開阡陌之後，廢除了一個農民耕種土地的限制，又承認他所耕種的土地為他個人的私有財產。於是他的積極性一貫地發揮出來。他的收入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平，國家的稅收也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平，不會有時多，有時少，這就是"賦稅平"。
這樣的解釋只是一種推論，沒有材料的根據，可能不對。但有兩點是可以斷定的：一點是商鞅開阡陌，是破除當時對於生產力的一種束縛，是進一步地解放了生產力。另一點是商鞅開阡陌同時也公開承認，一個農民對於他所耕種的土地，不但有使用攀，而且有所有權，可以買賣。這就進一步鞏固了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鞏固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李悝的"盡地力之教"比較起來，這是中國社會又進一步的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
商鞅的這個措施，對於當時說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由此也引起了農民中貧富兩極分化。這就是董仲舒所說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也就是班固所說的，"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漢書，食貨志》）。這是必然的。從農奴制到封建制，只是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廣大農民群眾，仍然擺脫不了過牛馬的生活。從封建社會一開始，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和鬥爭就開始了，還是這種農民對地主的不斷鬥爭推動了封建社會的向前發展。
第三節商鞅對於宗法的變革
司馬遷記載了商鞅的變法令,說："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這個變法令打擊了奴隸主貴族，表明地主階級對於奴隸主貴族的專政。
從這個變法令的具體規定中可以看出來，商鞅的變法有一種深遠的歷史意義。商鞅的變法，是對於當時的舊社會的一個深刻的改革，有移風易俗的意義。蔡澤稱讚商鞅用"一其俗"三個字。這是屬於商鞅在《更法》篇中所說的"禮"的範圍。變法的意義不止於變法，而且是易禮，他所要易的"禮"就是宗法。
宗法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柱。周朝的分封制是以宗法為基礎的。儒家所講的"親親"也是以宗法為理論根據的。在後來的封建社會中，儒家的思想成為統治思想。宗法就是族權，也成為束縛勞動人民的"四大繩索"之一。商鞅變法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反奴隸社會的宗法。
商鞅的變法令，第一項就是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叫他們互相監視。這個組織不是以宗法為基礎，而是以國家的編制為基礎。如果某一組織中有違反法令的事，這一組織的人就要不分親疏、不管同族同宗的關係，互相告發。孔丘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這是儒家"親親"的原則，是以宗法為基礎的。法家根本反對這個原則，要取消
這個基礎，商君的變法令就是一個例子。
從統治者這一方面說，變法令規定：國君宗室的人如果沒有軍功，就要把他的名字從宗室的名冊中除去。這也是破除"親親"的原則，是對宗法的一種變革。
變法令又規定：老百姓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就^!、須分家。如果不分家，就要加倍收人口稅，加倍派他徭役。商鞅的第二次變法又規定："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史記，商君列傳》)那就是說，必須分家，各自獨立生產，即使加倍出人口稅、加倍徭役也不行。這是更進一步地破除宗法，反對儒家的"親親"的原則。漢朝的賈誼《治安策》說："商君行政，其民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書?賈誼傳》）賈誼說的就是商鞅這個破除宗法的禁令。變法令的這些規定，是對於西周奴隸社會的一種深刻的變革。
儒家擁護宗法，他們把人看成首先是在他們的宗族中占一定地位的成員。是父或是子，是兄或是弟，是夫或是妻。他的道德義務，首先是當個好的父親，好的兒子，好的哥哥,好的弟弟，好的丈夫，好的妻子。法家則把人看成首先是一個能生產的勞動力，一個能打仗的士兵。法家不管宗法那一套。對老百姓是如此，對於奴隸主貴族也是如此。這是對於當時的舊傳統比較徹底的一個改革。
第四節商鞅對於富國強兵的理論和措施
地主階級所掌握的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他們的利益主要來自農業的收人。他們的剝削主要是對於農民的剝削。所以，他們企圖使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成為農民，在和平的時候為他們生產，在戰爭的時候為他們打仗。這是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的。法家認識到這一點。他們主張，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統治者，應該用1切的辦法鼓勵（"勸"）老百
姓,提高積極性，增加生產。他們的這種思想在當時說，有利於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所以也是符合歷史的進步趨勢的。
商鞅說："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他認為，官爵是統治者用以鼓勵老百姓的主要工具。統治者應該用這個工具鼓勵老百姓務農備戰。務農是主要的，務農就能備戰，備戰就在務農之中。如果老百姓是很好的能生產的農民，他也就是很好的能打仗的士兵。士兵出於能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
本書第三章講到管仲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有從事四種職業的人，即士、農、工、商。他認為這四民統是國家柱石，這是比較早期的法家思想。到了戰國時代，各國爭奪霸權日益激烈。各國都需要進一步地富國強兵。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水平上，國家的富的程度，主要取決於生產糧食的多寡。生產糧食的多寡，主要取決於生產糧食的勞動力的多寡。當時的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在秦國和趙國的長平之戰中，光是投降於秦而又被殺死的趙國士兵就有四十萬。秦、趙兩國在這次戰爭中，雙方所用的士兵合起來總共有一百萬以上。這些眾多的士兵都是要從農民中抽調出來。商鞅認為備戰即在務農之中。這種理論就是戰國時期這種情況的反映。
商鞅說："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惽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不字上當有"亡國"二字）。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君書，農戰》）意思就是說：現在統治國家的人，大多數都沒有抓住要點。'關於治國的言論很雜亂，都想用自己的辦法替代別人的辦法。所以統治者為他們所迷惑，不知道究竟怎麼辦好。老百姓也都懶惰而不務農。有的喜歡辯論、念書（士），有的做買賣（商），有的為技藝（工），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逃避農戰。他們都不生產糧食，只是消耗糧食。他們都是游食。在國有
2m三松堂全集（笫八卷)/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
事的時候，那就更糟。喜歡辯論、念書的"學民"不習慣於紀律。做買賣的商民善於投降。"技藝之民"也是無所用之。所以這樣的國家很容易被敵人擊破。一個國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少，而游食的人多，這樣的國家是既貧且危。
商鞅接著說："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商君書'農戰》)意思就是說:善於統治的人，知道統治國家的要點，所以他叫老百姓的思想都傾向於務農，並且實際務農，成為農民。使他們的思想行動都統一於農。商鞅認為，農民有幾個特點：第一是樸實，容易受教。第二是誠懇，容易服從。商鞅的這些話，有些是對於農民的讚揚，有些實際上是對於農民的誣衊。有一點倒是有根據的，是農民"重居"。農民都是依靠土地為生的，土地是不可遷移的，所以農民也不願意拋棄他所耕種的土地，而隨便遷移。農民把他們住的地方看得很重。這就叫"重居"。至於士、工、商，因為不靠土地生活，所以不重視他們所住的地方。這就叫"輕其居"。一旦敵人來了，重居的人就能夠死守抗擊，而輕其居的人就容易逃跑。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士可以讀書做官，商可以發家致富；工也可以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而農民的收人較少，生活比較苦。如果統治者沒有一定的措施以解決這個問題，老百姓就都願意為學民、商民或工業之民，而不願意為農民。《管子》書裡邊有一篇想出了一個辦法：說是在一年之中，使四民互相轉業，這樣他們的收入就可以大致相等。這個辦法大概很難實行。以後也沒有人再提。商鞅的辦法是用政權的力量，抑制士、工和商，而尊重、鼓勵農民。"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
(《商君書，農戰》)這就是說：老百姓見上邊的鼓勵都是從一個孔道出來的，所以他們的意志趨向就都統一了，都統一於務農。老百姓的意志和趨向本來是很散亂的，以重農統一老百姓的意志和趨向。這就把原來是散亂的東西，像和泥巴那樣摶起來。
商鞅的這個思想，在變法令中作了具體的規定。照這個令，努力耕織，生產糧食多的人，可以豁免徭役。不生產糧食的人,連他家中的人，都要治罪。生產、打仗有功的人，受政治上優待。沒有功的人雖然很富，也受輕視。
商鞅以農戰為目標，以賞罰為督促老百姓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把老百姓組織起來，摶起來。這種組織，是在破除宗法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這種組織，就比以宗法為基礎的組織緊密得多了，堅強得多了。這就使秦國在戰國中後期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商鞅說："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書，畫策》）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是有兩面性的，他反抗奴隸主的統治，改變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推動生產的發展，這是其進步的一面，積極的一面。但他仍然是一個剝削階級，對於勞動人民還是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嚴厲的統治；這是它的消極的一面。商鞅的變法也有其兩面性。上面幾節所講的都是它的積極的一面。但一說到制民，變法的消極的一面就暴露出來了。這裡所引的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新興地主階級要想控制中國，必先要控制他本國的勞動人民。要想控制勞動人民，必須要勝他們，要他們服服帖帖。商鞅認為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就如鐵工和鐵的關係，陶工和土的關係。鐵和土是兩種材料，鐵工和陶工把它們捏造成什麼樣子，它們就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統治者的統治，勞動人民就好像一群飛禽走獸，必須有一種東西把它們
制服。這種東西是根本的，這個根本就是法。所以善於統治的人用法制服勞動人民，把勞動人民都制服起來，叫他們生產，叫他們打仗。這樣就可以國富兵強，統治者的名譽也樹立起來了，所統治的土地也擴大
了。
但是，法也不是隨意制定的。商鞅說:"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商君書?畫策》)就是說：統治者的法令是以必然之理為根據的，是合乎時勢的、必定的、需要的。所以他的政策、法令實行起來，必然有很好的效果。
商鞅在這裡提出了"理"和"勢"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後來成為中國歷史哲學中的兩個重要範疇。"理"指歷史發展的規律，這是必然的；"勢"指某一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所以稱為"時勢"。在某種情況下，必須做某種事，所以說是"必為"。這是後來的發展。專就商鞅的這一段說，他連甩了五個"必"字。這表示他的變法的思想的明確，態度的堅決，也表示地主階級，在其還是革命的時候，對於它的前途是很有信心的。秦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任務，就是地主階級的這種思想的實現。在完成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上，這種思想起了很大的進步作用。
第五節商鞅的進步的歷史哲學
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們主張社會制度應該隨時變革，因此他們有一套歷史哲學，作為他們主張"變法"的理論根據。商鞅說:在太古時代的"昊英之世"，"人民少而木、獸多"；所以人只是"伐木殺獸"，就可以維持生活。到了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所說的是原始共產社會還沒有階級時候的情形。在這個時代以後，"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這就是有
了階級對立了。"以強勝弱"是就一個部落之內的階級鬥爭說的；"以眾暴寡"是就部落之間的鬥爭說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商君書-畫策》）。這就是說，需要建立等級秩序和國家機器，以暴力進行統治，對內用刑罰（"刀鋸"）；對外用戰爭（"甲兵"）。《管子*君臣下》有類似的說法。這種歷史觀是法家的共同認識。這種認識跟歷史發展的情況，大體上是相符合的。
商鞅為國家的暴力辯護說："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商君書?畫策》）法家都是主張對外戰爭,對內鎮壓的。是主張用暴力的，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法家的特點是,它不掩飾它的這一主張。這也是由於它的這些主張是跟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勢相符合的。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法家的這些思想對於中國的統一,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歷史中的這些變化，商鞅認為都是由於"必然之理"和"必為之時勢"。所謂"時勢"就是各時代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情況。
商鞅把"時勢"這個概念應用到歷史上，又把歷史分為上、中、下三世。三世的特點是："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所說的實際上就是從西周到戰國之間的社會變化。所謂"親親而愛私"，是指周朝的以氏族社會的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度。這是周朝所用以進行統治的一個重要工具。所謂"上賢而說仁"是指春秋、戰國初，反映了地主階級及小私有生產者參加政權的要求。早期法家和早期墨家主張"尚賢"，提倡"兼愛"，是這個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所謂"貴貴而尊官"，是指戰國以來地主階級奪了奴隸主的權而專由自己專政的要求。在這個鬥爭中，地主階級聯合君主，打倒貴族，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因為要專制，要中央集權，所以要尊君（"貴貴")；因為要用官僚，所以要"尊官"。"官"不必是瑪；君也不必是賢。法家認為，只要用他們的辦法，完全用不著"親親"、"悅仁"和"尚賢"。
商鞅接著說:"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君書，開塞》）
商鞅把"親親"、"尚賢"和"貴貴"作為他所說的"三世"的特徵。照上面的分析，這是有根據的；他是抓著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現象。商鞅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社會上沒有永恆不變的制度，時代變了，制度就應該改變，從而打擊了為奴隸主舊貴族服務的形上學的歷史觀。他還認為"三世"的變化，是由於"世事"的變動。當然這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法家的人不可能知道，歷史的推進主要的是由於生產方式的變動和敵對階級的鬥爭，但是他們認識到"世事變而行道異"。"行道"是統治者的措施；"世事"是不以統治者個人的願望為轉移的社會情況。他們認為後者決定前者。這是他們的歷史觀中的辯證法因素，是很可寶貴的。
法家的思想，從"尚賢"到"不尚賢"，這是一個大轉變，這個轉變，有其階級根源，也有其認識論的根源。
就其階級根源說，"尚賢"在當時的社會大轉變中，是地主階級和手工業主向沒落奴隸主貴族奪權的一個口號。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主貴族掌權是世襲的，輔助他們的人也大多數是他們的兄弟親屬。這就是所謂"親親"。當時奪權的階級，就以"尚賢"的口號反對"親親"的制度；到地主階級已經初步地奪了權，而要鞏固它的政權的時候，它就不提倡"尚賢"了。因為他們自己也不一定都賢。在這個時候，就不要尚賢的口號，而提倡"不尚賢"了。地主階級從其本身的經驗中，知道"尚賢"是一種奪取政權的口號，因此它就提出"貴貴"的口號。這是地主階級專政的一種口號。
從認識論的根源說，法家認為：統治勞動人民的主要工具是"法"。有了法以後，下攻的官吏們只要執行法就可以了，賢或不賢沒有多大的差別。比如：在手工業生產中，工人的技術的高低關係很大。巧的工人
的產品就比不巧的工人的產品質量高；但是在用機器大規模生產的情況下，工人們只要能夠照著操作規程開動機器，就可以生產出質量差不多的產品，巧和不巧差別不大。這就是商鞅所說的"使賢無用也"。後期法家的思想，大都是從這一方面講"不尚賢"。當然這種講法也是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服務的。
商鞅注意到時代的變化，以這種變化作為變法的根據，這是晉法家比齊法家進步之處。也就是後期法家比前期法家進步之處。至於為什麼有這種變化，歷史為什麼這樣地發展，原因何在？商鞅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後來的韓非，企圖解決這個問題，並作出了一個在當時說是進步的答案。下文講韓非的時候，要討論這個-答案。
公元前336年，秦孝公死了。奴隸主貴族的殘餘勢力乘機復辟。暫時奪了權，殺害了商鞅。但復辟勢力並沒有能夠改變商鞅的變革創新的方向，秦國仍然照著商鞅的路線前進，終於完成了統一全中國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