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十三章　近代時期哲學史史料（一）

一　龔自珍的著作 龔自珍死於鴉片戰爭前一年，如果機械地按年代劃分，他不能放在近代思想家之列。但是歷史的斷代，不能這樣機械，龔自珍的思想一方面反映舊時代的沒落，另一方面也反映新時代的產生。 龔自珍沒有整部的著作。他的短篇的論文、書札和詩詞等，一部分經他自己編為《定庵文集》，後來又有《續集》、《補編》、《別集》等。原來有許多不同的刻本。現經中華書局統一整理，編為《龔自珍全集》，這是目前比較完備的一個本子。這個本子打破了原有的《定庵文集》、《續集》、《補編》、《別集》等界限，把龔自珍的著作匯集編為十一輯：一輯為政治學術論文；二輯為碑傳和紀事；三輯為書序和題錄；四輯為金石題跋；五輯為表、啟、箋；六輯為佛學論著；七輯為韻文；八輯為語錄；九輯為編年詩；十輯為己亥雜詩；十一輯為詞。 在《全集》第一輯中，有《乙丙之際著議》和《塾議》。嘉慶二十年（1815年）是乙亥年，二十一年（1816年）是丙子年；所謂乙丙之際，就是指這兩年之間。這個時候龔自珍才二十四五歲。稱為「塾議」表示這些作品還不是成熟的作品；稱為「著議」就自認為是已經成熟的作品了。可是也有同一篇作品，在這個本子上稱為「著議」的，在別的本子上卻稱為「塾議」。這些作品中，也有另用題目的。例如，《乙丙之際塾議三》又題《治獄》；《乙丙之際著議第七》又題《勸豫》。這一系列作品都按次序用數目字排列，可是，這些數目字並不都相銜接，中間必然有刪掉或遺失。 在第一輯中，還有《壬癸之際胎觀》。這一系列的論文，共九篇。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三年（1823年）癸未，《壬癸之際胎觀》就是這兩年中的作品。龔自珍自刻的《定庵文集》把這幾篇題為《壬癸之際心書》。大概《胎觀》是後來改的名字，也就是《心書》的意思。 在這些論文中，龔自珍提出了他對於當時社會政治的批判，也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例如在《胎觀第五》中，龔自珍說：「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為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為之裘；夏不益之火，為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這就是說，自然界遵循它自己的規律發展變化，這是順；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戰勝自然，這是逆。 第一輯中，有《明良論》四篇。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常說「君明臣良」。《明良論》借用這個話揭露當時君臣的醜惡關係，也就是揭露當時政治腐敗的情況。 第一輯中，還有《農宗》、《農宗答問》和《平均篇》。在這些著作里，龔自珍指出當時封建社會的危機。他認識到危機的根源是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他認為「平均」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農宗篇》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措施。這些設想的措施實際上是用另一種辦法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這一點，龔自珍自己也感覺到。他在《平均篇》後面題記說：「越七年，乃作《農宗篇》，與此篇大指不同，並存之，不追改，使備一，聊自考也。」 在第一輯的《尊隱篇》中，龔自珍預言，不久就有「山中之民」起來掃蕩都市中的一切腐朽的東西。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名義，往廣東禁菸。龔自珍作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這篇序里龔自珍鼓勵林則徐積極反抗英國的侵略。照林則徐的回信看起來，龔自珍還希望參加林則徐的幕府，一同南下。這一篇序文，表示了龔自珍對於外國侵略的反抗態度。 二　魏源的著作 魏源的著作很多。在歷史、地理方面，有《海國圖志》、《聖武記》等。在古籍註解方面，有《書古微》、《詩古微》、《孝經集傳》、《曾子章句》、《董子春秋發微》、《孫子集注》、《老子本義》等。他的短篇著作，編為《古微堂集》。《古微堂集》分為內集三卷，外集七卷。內集包括《默觚》上中下三篇；上篇包括他所認為是一些基本的哲學原則；中篇《論學》共十三篇；下篇《論治》共十六篇。魏源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基本上都表現在《默觚》之中。 《古微堂外集》卷一，包括了上面所作的幾種經典解釋的序文；卷二，包括《孔子年表》和《孟子年表》；另外還有《孔孟贊》、《周程二子贊》、《程朱二子（程頤和朱熹）贊》、《朱子（朱熹）贊》、《陸子（陸九淵）贊》、《朱陸異同贊》、《楊子慈湖（陸九淵的學生楊簡）贊》、《王文成公（王守仁）贊》、《明儒高劉二子（高攀龍、劉宗周）贊》。魏源的這些作品都有哲學史論文的性質。這些作品，構成了魏源對於中國哲學史的一套看法。 《古微堂外集》卷三包括《皇朝經史文編敘》、《聖武記敘》、《海國圖志敘》、《老子本義敘》、《孫子集注敘》。在這些作品中有魏源的一些哲學思想。在《皇朝經史文編敘》中，魏源實際上討論了思想方法論的問題。 魏源的著作，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海國圖志》，原刻五十卷，後來增補為六十卷，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補為一百卷。這是當時比較完備的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的著作。《海國圖志》的前幾卷為《籌海篇》，在其中魏源提出了「師夷以制夷」的基本論點。 現在中華書局以《古微堂集》為基礎，又加上一些原來未刊印的論文，編為《魏源集》，即將出版。 三　太平天國文件 太平天國的官方文件奉天王聖旨頒行的，有二十九種。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文件幾乎全部都被反動的封建統治階級燒毀了。在當時，有許多外國人到南京去。他們陸續把太平天國的文件帶到本國。倫敦、巴黎、柏林的大圖書館裡，都收藏有這些文件。1926年以後，中國研究歷史的人，陸續把這些文件又抄回來。現在太平天國遵旨頒行的二十九種之中，只有《欽定製度則例集編》還沒有找到，另外還找到了二十九種以外的十二種。太平天國在當時所有的文件，現在基本上都有了。 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太平詔書》之中。這部《詔書》有初刻本和修改本。從巴黎和柏林抄回來的，是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以前的初刻本；從倫敦抄回來的，是以後的修改本。這兩個本子的內容有重要的不同。 從名稱方面看，初刻本中《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的題目，在修改本中，「歌」、「訓」均改為「詔」。可見初刻本保存洪秀全初作這三篇時候的題目的本來面目，修改本則尊稱為詔。 就內容方面說，初刻本與改正本重要不同的地方有三項： 第一，初刻本所引孔孟的學說和《詩》《書》的文句，改正本或全刪去，或改稱古語。《原道醒世訓》引《禮運》：「孔丘曰，大道之行也」一節，共一百三十四字，改正本刪去；又引《易經》同人卦也刪去。《原道覺世訓》引《中庸》、《詩》、《書》文三句都刪去；又引《孟子》、《詩經》，改正本雖保留，但改作「古語云」。初刻本所用與儒家經典有關的典故，修正本也都改了。在《原道救世歌》中，「賢否俱循《內則篇》」句，改正本作「賢否俱宜侍養虔」；「盍歌《麟趾》詠振振」，改正本作「不犯天父得超升」；「《孝經》當明」，改正本作「孝道當明」；「《蓼莪》詩可續」，改正本作「孝順條當守」。「經史」二字，改正本也避免不用，而代以「前代」二字。 第二，初刻本所引古事，凡為儒家所常稱道而不合於基督教義的，改正本都刪去。《原道救世歌》「第二不正忤父母」節有「歷山號泣天為動，鳥為耘只象為耕，尊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豈輕」四句，改正本刪去。「第三不正行殺害」節有「是以先代不嗜殺，德合天心天眼開，寵綏四方惟克相，故能一統受天培，夏禹泣罪文獻洛，天應人歸無可猜」六句，改正本刪去。 第三，初刻本由古道今或以今溯古的，改正本或改作上帝，或改作洪秀全自己。《原道救世歌》：「自古君師無異任，只將正道覺斯民；自古善政無異德，只將正道淑其身。」兩「自古」改正本上句作「天命」，下句作「天生」。「古來善正修天爵，富貴浮雲未足奇」，「古來」改正本作「天生」。「請觀桀紂君天下，鐵統江山為酒亡」，改正本作「天父上帝最惡酒，切莫鬼迷惹滅亡」。《原道醒世訓》：「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其德」，改正本作「上帝廣生眾民，故能大其德」。《原道救世歌》：「過而能改方無過，古人所以誨諄諄」，改正本下句作「予今苦口誨諄諄」。 初刻本的《太平詔書》中有《百正歌》一篇，大量引用中國歷史中的故事，以證明「不正」的危害。在改正本中，這篇全部刪去。 改正本的《天條書》和初刻本也有重要的不同。初刻本有沿用舊禮俗的地方，改正本全部改過。 從這些版本上的不同，可以看出太平天國統治思想的發展和演變。洪秀全借宗教發動革命。初時他所認識的基督教義只是從梁阿發的《勸世良言》得來。他又熟讀四書、五經，因此，那時候他的著作就多援引儒家思想與術語。其後起義建國，急於宣傳，不及刪改，所以辛開元年、壬子二年印行的文件，都還保存有很濃厚的儒家思想。到了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草創漸定，於是一方面把已刊行作宣傳教育用的文件加以刪改，同時還成立刪書衙，對四書、五經也大加刪改，「將其中一切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這表示太平天國的革命越來越深刻。 太平天國的社會思想體現在《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編》中。《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太平天國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根本辦法，表現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中也牽涉到以這種土地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組織、生活方式和教育選舉制度。 《資政新編》是干王洪仁玕上天王的議政書，陳述世界大勢和西洋物質文明，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其中有請開報館，設郵政，立銀行，造輪船，築鐵路，採礦產，獎勵發明，稅務管理等。上有天王批，說某條是，某條非，大概是預備施行的。這是太平天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開始。可是在還沒有見於實際行動的時候，天京就失陷了。 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有《太平天國》，其中第一部分為《太平天國史料》，包括現有的全部史料。 四　「戊戌變法」以前關於變法的著作 （一）《校邠廬抗議》，這是馮桂芬在咸豐十年（1860年）寫的一部書。馮桂芬是一個官僚地主。在這個時候，他因為逃避太平天國革命，住在上海。在這一年，英國和法國侵略軍隊侵入北京。在這種情況下，馮桂芬提出了一些改良主義的建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即後來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共四十篇。他在自序中說：「凡為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即位卑言高之意。」這部書有不同的刻本，其中字句也有不同。據他的兒子馮芳植說：「皆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為增損也。」（見《校邠廬抗議》上海刻本馮芳植跋） （二）《盛世危言》，這是一個開明官僚鄭觀應所作的。書的內容屢經修改，書名亦屢更易。同治元年（1862年）以《救時揭要》之名發表，提出了一些向西方學習的主張。同治十年（1871年）改編為三十六篇，名為《易言》，用筆名杞憂生髮表。光緒元年（1875年），他把三十六篇合併為二十篇，仍名為《易言》，改杞憂生為慕雍山人。後來又擴充為五十五篇，改書名為《盛世危言》，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發表（見《盛世危言自序》）。 這部書共有六卷。在第一篇《道器》中，鄭觀應企圖從哲學角度論證變法的必要。 （三）《弢園文錄外編》，這是當時的一個進步知識分子王韜的一部分文集。他曾經用黃畹的名字向太平天國的將領上書。太平天國失敗，他逃往香港，又到英國。到1884年，他才又回到上海居住。據他自己所作的《弢園著述總目》說：「全文本分內外兩編。內編多言性理學術，辛酉冬間溺於水中，一字無存。外編乃就客粵時所作彙輯成書，中間多論時事。」卷一至卷三，包括王韜的一系列的論文，在其中王韜有系統地提出了向西方學習和改革內政的建議。 （四）《籌洋芻議》，這是一個開明官僚和進步的知識分子薛福成在光緒五年（1879年）作的一部書。在這一年，日本進入琉球；帝俄進入伊犁。在這部書里，薛福成提出了應付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辦法和變法的主張。 （五）《適可齋記言記行》，這是一個開明官僚和知識分子馬建忠所撰的一部書，他是中國官員在外國留學最早的一個人。這部書分《記言》、《記行》兩部分。《記言》收集他的向西方學習的言論。 （六）《新政真銓》，這是何啟、胡禮垣所撰的一部書。他們是香港的「紳士」，也就是當時買辦資產階級分子。這部書分六編，初編刊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其內容為前後總序及《曾論書後》。在《曾論書後》中，作者對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專重堅甲利兵而不言變法的說法加以駁斥。二編《新政論義》，刊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主張「開鐵路以振百業，分職守以厘庶積」。認為新政既行，應添商部、學部、外部；並吏、禮二部為一，改名內部；而各部則應以商部居首。三編《新政始基》，刊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對於企業的官督商辦以及官辦、商辦，論說甚詳。四編《康說書後》，寫於戊戌五月，系閱讀康有為保國會初集演說後所寫。五編《勸學篇書後》，寫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對張之洞的論說，多所折辯。六編《新政變通》，亦寫於光緒二十五年，在此文中，作者認為新政終於必行。 此外還有湯振所撰的《危言》，邵作舟所撰的《邵氏危言》，陳虬所撰的《治平通議》，陳熾所撰的《庸書》。這些書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張變法，向西方學習。 五　康有為的著作 從鴉片戰爭中國失敗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的侵略越來越猖狂。光緒二十年（1894年）第一次中日戰爭失敗以後，中國已經到了被瓜分的邊沿。變法向西方學習，更成為當時人民一致的要求。各方面的潮流匯集起來，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成為康有為所領導的改良主義的變法運動，即「戊戌變法」。 康有為關於變法的主張見於他七次上光緒皇帝書。光緒十四年（1888年），他在北京國子監當監生的時候，即向光緒皇帝上書。這是第一次上書。國子監管監事者沒有替他代遞。他就回廣東，在廣州、桂林聚集學生講學。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大敗。第二年簽訂投降的和約。康有為適在北京應會試，聯合了各省在北京應會試的舉人上書反對，這是第二次上書，也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主和的人怕和約遭到反對，提前「蓋寶」，造成既成事實。因此，這次上書，實際上沒有起作用，這是舊曆四月初的事。到舊曆五月初六，康有為把第二書稿子中講變法的部分提出，個人單獨上書，這是第三次上書。這次所上的書，光緒皇帝看到了，發交各省督撫會議。在舊曆閏五月初八，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這次所上的書，又被扣壓了。在這一年中，康有為辦《萬國公報》，又辦強學會，設分會於上海。後來北京、上海的強學會都被禁止，康有為又回到廣州。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帝國主義者占領膠州。康有為又到北京上書，這是第五次上書。這次所上的書，直到次年，才到光緒皇帝面前。這就是「戊戌變法」要開始的時候了。光緒皇帝叫他定一個「統籌全局」的計劃，他於1898年舊曆正月初八日又上了《籌統全局疏》，這是第六次上書。五月初一，他又作了第七次上書。 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所提關於變法的具體主張，並沒有超越他的同時代人。康有為的貢獻在於他能把各方面進步人士的要求和主張綜合起來，成為一個體系，做到像光緒皇帝所要求的「統籌全局」。他還有一套以當時的今文經學為基礎的理論體系，作為他的變法體系的理論根據。這對開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封建社會有很大說服力。 康有為的影響較大的著作有： 《新學偽經考》。康有為認為《左傳》是劉歆所偽作的，其目的在於幫助王莽篡漢。王莽的國號是「新」，所以康有為稱劉歆的古文經學為「新學」。1891年刊印。1894年、1898年、1900年三次毀版。 《孔子改制考》。康有為認為先秦諸子都以「創教改制」為目的，孔子也是如此。孔子所創的教，就是儒教；儒教的經典，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特別是《春秋》一經，包括孔子「改制」的要點，是孔子哲學思想的集中表現。梁啓超敘述萬木草堂時期的情況說：「先生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纂焉。」（見《南海先生七十壽言》，載《飲冰室文集》第十五冊）1897年刊印。1898年、1900年兩次毀版。 康有為又撰《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和《春秋董氏學》。他認為孔子作《春秋》，「微言大義」在於《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公羊傳》的發展。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按照他自己所說的「《春秋》大義」，重新編排，加上他自己的解釋。《春秋董氏學》初刊於1896年，1898年毀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撰於戊戌政變前。原稿存清議報館。報館失火焚毀，後又補作，成於1901年。 康有為撰有《禮運注》。自序說，撰於1884年，但《自編年譜》二十七歲條下，未提撰《禮運注》。書中講到進化論，可能受到嚴復譯《天演論》的影響（嚴譯《天演論》成於1896年）。《中庸注》和《孟子微》撰於1901年。《論語注》撰於1902年。在這些著作中，康有為發揮「春秋三世」的學說，其中有很多的牽強附會。《中庸》說：「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本來的意思是說，王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下文所說的「議禮」、「制度」和「考文」。康有為讀「重」為「重複」之「重」，「三重」就是三世。他認為：「三世之中又各有三世，故三世而三重之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為八十一世，輾轉三重，可至無量數，以待世運之變而為進化之法。此孔子製作所以大也。蓋世運既變，則舊法皆弊而生過矣。故必進化而後寡過也。」（《中庸注》）今文家的經學向來都是牽強附會的，到康有為的時候，又有些新來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可以供他牽強附會的材料更多了。照他的講法，孔子的製作包括了人類歷史所可能有的一切發展。 康有為作《大同書》描寫他所謂大同世界的具體情況。這就是他所說的「太平世之太平世」的情況。《大同書》不是一個時期寫成的。 《大同書》甲乙二部發表時康有為題詞說：「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不忍雜誌》）《自編年譜》二十七歲條下，未提著《大同書》，但所述當時的思想即《大同書》的思想。二十八歲條下說：「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二十九歲條下說：「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為之者。」三十歲條下說：是歲編「《人類公理》，游思諸天之故」。《人類公理》似即《大同書》的前身：「依幾何為之」，或如斯賓諾莎依幾何為倫理學。「游思諸天之故」或即《諸天講》的內容。 梁啓超於其所撰的《南海康先生傳》中略舉《大同書》的主要思想之後，說：「以上各條，略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真也。」（《飲冰室文集》第三冊）這篇傳是梁啓超於1901年寫的。後來梁啓超又說：「先生演《禮運》大同之義……立為教說……二十年前略授口說於門弟子。辛丑、壬寅間避地印度，乃著為成書。啟超屢乞付印，先生以為方今為國競之世，未許也。」（康有為《大同書成題詞》梁啓超案語，見《南海先生詩集》）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到，「吾弟幼博（主事，名有溥，字廣仁），戊戌之難，戮於柴市」（《大同書》甲部《人情之苦》）。可見《大同書》是完成於1901年（辛丑）、1902年（壬寅）之間。康有為在以後還隨時都有所補充。梁啓超在傳中所說各條是康有為早年原來的思想，即《人類公理》的思想。 《大同書》甲乙兩部曾於1913年刊載於康有為自己主辦的《不忍雜誌》。他後來在1919年印成單行本。這兩部是經過康有為親自定稿的。其餘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八部，於康有為死後八年，即1935年，才由他的學生錢定安匯同甲、乙兩部交中華書局出版。錢定安在序文中說「校訂其全書」，可見甲乙二部以外的各部並沒有經康有為親自定稿，而是經錢定安校訂的。現在中華書局重印本，又根據原稿和另一抄本，做了一些校訂的工作。 康有為撰有《諸天講》，在這部書里，康有為提出了一個哲學科學和幻想相混合的自然觀。在他七十歲時所寫的自序中說，此書作於二十八歲的時候。但直到他死後，這部書才發表。他的學生唐修說，這部書在付印時，康有為還作了許多修改。《諸天講》和《大同書》大概是在康有為早年都已有些稿子，但最後成書包括有康有為晚年的思想。 康有為還撰有《長興學記》和《桂學答問》，在這兩部書里，康有為講述了他的研究學問的方法。 張伯楨所撰的《南海康先生傳》比較詳盡。張伯楨又作有《萬木草堂叢書目錄》，敘列康有為的著作名目，共一百三十七種（見《滄海叢書》）。 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前的著作和政變後的著作（包括政變後修改和補充的著作）的比較： 1．關於三世說——政變前的著作如《禮運注》，認為當時中國處在小康（昇平世）的君主時代，應向大同（太平世）的民主時代邁進。政變後的著作認為中國是處在據亂世，應向昇平世（君主立憲）階段邁進。 2．關於大同學說——以《禮運注》和梁啓超的《康有為傳》所講的大同學說的內容和《大同書》比較，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 （1）《禮運注》認為當時中國是小康時代，而《大同書》認為當時中國是據亂世，歐美已進於昇平世或近於太平世。 （2）《大同書》大量地引證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制度、風俗、習慣，而梁啓超在《康有為傳》中說，康的大同學說的形成「未讀西書，而冥心孤經，獨辟新境」。 （3）《大同書》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提出了批評，主張廢除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禮運注》中的大同學說，沒有否定財產私有制，梁在《康有為傳》中說，康主張土地歸公，但大工業可以聽民間自設。 六　嚴復的著作 嚴復在清朝末年主要的貢獻是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邏輯方法和社會學。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處於十分危急的情況。嚴復受了這種刺激，於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一系列的論文，宣傳「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論，成為維新運動的重要理論家之一。這時候，他又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一書，名之為《天演論》。他把進化論介紹到中國來，要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論證救國的主張，指出必須向西方學習，發憤圖強，才能自救；否則，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嚴復的這幾篇著作，在當時很有影響，對於戊戌變法起了推動的作用。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嚴復的主要工作是翻譯。他翻譯的書有：亞丹·斯密的《原富》，1898年—1900年譯；約翰·穆勒的《自由論》，後改名《群己權界論》，1899年譯；《穆勒名學》，1900年—1902年譯；孟德斯鳩的《法意》，1900年—1905年譯；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1898年—1902年譯；耶芳斯的《名學淺說》，1908年譯。 嚴復的翻譯跟一般的翻譯不同。他經常在原作中插入一些按語，對於原作者的思想加以分析或批判。有時並把這些思想，跟中國過去的某些思想，以及當時的時事聯繫起來，並表示他自己的看法。《天演論》一書，嚴復於每章所附加的案語，有時比原文還長。他也不是翻譯原文，而是根據赫胥黎的意思作成論文。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他的創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有《嚴譯名著叢刊》，包括嚴復翻譯的各種書籍。他的短篇論文和其他著作，經後人編輯為《嚴幾道文鈔》。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嚴復詩文選》，雖然是從文學觀點所作的選本，但也包括了嚴復的比較重要的學術著作。 七　譚嗣同的著作 譚嗣同的主要著作是《仁學》，這是一部哲學著作，接觸到哲學的各方面的重要問題。他的思想，在有些方面，可以說是超過了他的時代。這部書是他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寫的，當時並沒有公開發表。一直到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以後，才在日本東京發表。梁啓超所寫的《仁學序》中說：「況有《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下署：「烈士流血後九十日，同學梁啓超敘。」這個日子就是《仁學》公開發表的日子。《仁學》開始有界說二十七條，其中一條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這是譚嗣同在寫《仁學》的時候所根據的思想資料。 《仁學》在東京出版的時候，就不只有一個版本。現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譚嗣同全集》包括《仁學》和譚嗣同的其他著作，這是目前比較全的譚嗣同集。 這部《全集》分為四卷。卷一是論文，包括《仁學》；卷二是技術性質的散文；卷三是書信；卷四是詩及其他韻文。 《全集》中的著作以《仁學》、《三十自紀》、《上歐陽中鵠》第二（即《興算學議》）及二十二兩札、《報貝元徵》（即《思緯台短書》）和《報唐佛塵》等長書為最重要。 八　戊戌變法時期反動派的著作 戊戌變法時期反動派的著作，有兩個總集。 （一）《覺迷要錄》，葉德輝編。全書分四卷。卷一錄戊戌八月以後慈禧諭旨，其因官員奏請明發者，則以原折附後。卷二錄奏摺公牘，自禁閱「逆報」，至查拿「富有票匪」，凡折片、告示、批札，依類編次。卷三錄中外人士論康梁「罪狀」者。按各報年月先後編次。卷四錄康梁所著保國會、保皇會等章程，及講學信札，湖北起事函件，謂之「逆跡」。 （二）《翼教重編》，蘇輿編輯。全書分六卷。卷一錄朱一新答康有為五書。卷二錄安維峻請毀《新學偽經考》折、文悌嚴劾康有為折等。卷三節錄張之洞《勸學篇》等。卷四錄葉德輝《軒今語評》、《非幼學通議》等。卷五錄湘紳公呈、湘省學約等。卷六錄梁鼎芬、王先謙、葉德輝等及頑固人士的書牘。 從此類論著中，可以看出當時反對變法維新的頑固分子的思想。 中國史學會所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有《戊戌變法》，共四冊，收集很多的有關著作和文件，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