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八章　封建社會的確立和前期封建制發展時期（漢至晉）哲學史史料（二）

一　桓譚《新論》 《後漢書·桓譚傳》說桓譚「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古學就是古文經學。他以反對讖緯著名，《後漢書》本傳載有他反對讖緯的疏文。他著有《新論》二十九篇，據李賢註：「《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征》，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余並有上下。」全書現已佚。 《弘明集》卷五有《新論形神》一篇，歷來認為這是關於桓譚思想的一篇重要資料。近來關鋒同志對於這篇的著作人提出懷疑。《弘明集》明藏本及明汪道昆本，在《新論形神》下，題「晉桓譚」。據梁元帝在《金樓子》中說有兩個《新論》，一個是桓譚作的，一個是華譚作的。關鋒同志指出，「晉桓譚」應該作「晉華譚」。因此這篇《新論形神》與桓譚無關（見《王充哲學思想研究》附錄）。 懷疑是不必要的。因為《弘明集》的別的本子（高麗、宋、元藏本），皆題「桓君山《新論形神》」，並沒有「晉」字。《弘明集》於《新論形神》的題目注云：「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暗與之會，於論形神已設，故有取焉爾。」另本作：「臣澄以為，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譬，故有取焉爾。」澄是南齊時的陸澄。他在他的《法論》目錄中正是這樣說的。目錄中標題是《桓君山新論形神》。可見陸澄和《弘明集》的編者僧祐都認為這是「君山」作的；「君山」是桓譚的字。 宋朝李昉等輯的《太平御覽》卷八七〇引《新論》一段，也標題為「桓譚《新論》」，可見題「晉桓譚」者，只是明朝人的差誤。 關鋒同志另外一個疑問是：僧祐編輯《弘明集》，大部分是收擁護佛教的文章；至所收反對佛教的文章，都是很容易駁倒的。《新論形神》主張神滅的論點，不容易駁倒。僧祐為甚麼收它？梁武帝為甚麼也喜歡主張神滅論的《新論》？其實《弘明集》於《新論形神》下的小注，正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小注說明，對於這篇文章所以「有取焉爾」，正是因為其中的「薪火之譬」。這個譬喻有兩面性，可以作為神滅的譬喻，也可以作為神不滅的譬喻。《弘明集》的《新論形神》篇後，緊接著就是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其中的第五篇論「形盡神不滅」。慧遠說：「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弘明集》的小注說「後之言者乃暗與之會」，正是指此而言。這個小注說明了僧祐為甚麼選中《新論形神》，也可以說明梁武帝為甚麼也不反對《新論》。 除關鋒同志所舉的以外，還有一個可疑之處，即李賢所說的《新論》篇目中，並沒有《論形神》。這個懷疑也是不必要的。《新論》的篇目，如《祛蔽》、《辨惑》大概都是有關於破除迷信的，「論形神」可能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論》的輯本： （一）《桓子新論》，清孫馮翼輯。其中未收《論形神》，大概是因為明人誤題「晉桓譚」之故。 （二）《新論》，清嚴可均輯，見《全後漢文》卷十四。他正是把「論形神」一段輯在《祛蔽》篇內。 二　《白虎通義》 經學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在思想上統治人民的工具。漢朝的統治者對於怎樣加強這種工具是很注意的。漢宣帝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舉行過一次會議，召集了當時有名的學者討論經學上的問題。「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義，上親稱制臨決焉」（《漢書·宣帝本紀》）。在這個時期，經學上的主要問題是《公羊傳》與《穀梁傳》的同異。《公羊》和《穀梁》都是《春秋》的傳，而對於《春秋》的有些解釋，不完全相同。《春秋》在當時有法律和道德規範的兩重作用。對於這些不同之處，何去何從，在統治者看起來，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漢書·瑕丘江公傳》說：「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就是說，在這會中，提出了三十多個具體問題，讓《公羊》、《穀梁》兩派，各用自己的經義，試行解決。結果是《穀梁》一派得到勝利。因為宣帝的祖父衛太子喜歡《穀梁》，所以宣帝也喜歡《穀梁》。《瑕丘江公傳》說這個會是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開的。可能是由這個會發展為甘露三年「講五經同異」的大會。 甘露三年的會議，是在石渠閣舉行的，所以稱為石渠會議。《漢書·藝文志》著錄《書》九家內，「議奏四十二篇」，本註：「宣帝時石渠論。」《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本注「石渠」。《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三家內，「《五經雜議》十八篇」，以上本注並雲「石渠論」。這些都是石渠會議所留下的文件，也是當時參加會議的人的發言稿。「雜議」跟「議奏」不同，議奏是專論一經，雜議是雜論五經，所以叫《五經雜議》（見孫詒讓《白虎通義考》，載《籀廎述林》卷四）。 這部雜議是劉向作的。劉向也是研究《穀梁》的，也是這個會議的參加者（見《瑕丘江公傳》）。《唐書·經籍志》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大概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五經雜議》。這些議奏和雜議，現在都已不存在了。 過了一百多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漢章帝又在白虎觀召集了一個會議，「講議五經同異」。這次會議是以石渠會議為模範的，但是規模比石渠會議大得多。參加的人不僅有「諸儒」，有「諸生」，還有很多的官僚。會議連續開了幾個月，遺留下的文件，有《白虎議奏》和《白虎通義》。《白虎議奏》大概像《石渠議奏》，是專論一經的。《白虎通義》亦名《白虎通德論》，是通論五經的，如石渠會議的《五經雜議》，是班固作的（據孫詒讓《白虎通義考》上）。這部書現在還存在。《白虎議奏》現不存在。 白虎會議和石渠會議雖然都是關於經學的會議，但意義不同。石渠會議中的主要鬥爭是《公羊》和《穀梁》兩家的鬥爭，這是今文經學內部的鬥爭。白虎會議的目的，在於重整今文經學，以反對古文經學，這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意義。 在西漢末、東漢初，唯物主義思想有很大的發展。如楊雄、桓譚都擁護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和讖緯的宗教迷信思想。這對於當時的統治集團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白虎觀會議的目的，在於重新肯定董仲舒所倡導的今文經學和宗教迷信思想，企圖以此加強對於人民的思想統治。《白虎通義》實際上是一部今文經學的手冊或字典，是今文經學和宗教迷信思想的集中表現。 關於《白虎通義》的註解： （一）盧文弨校本（輯入《抱經堂叢書》內）。內附莊述祖撰《白虎通義考》及莊述祖所輯《白虎通闕文》。 （二）《白虎通義疏證》，清陳立撰。這部《疏證》是在莊述祖和盧文弨的校本的基礎上撰成的，是現有的一部比較完全的註解。 三　《論衡》 王充是古代一個大唯物主義者。他的著作很多，流傳到現在的卻只有一部《論衡》，這也是他著作中的主要的一部。照漢朝著作家的習慣，《論衡》的最後一篇，就是作者的自傳，題目叫《自紀》。在這一篇里，王充列舉了他的許多著作的名目，並且說明他撰寫這些著作的原因和意圖。 王充也做過當時的小官。《自紀》里說，在他做官的時候，很多的人都來親近他。可是在他退職閒居的時候，就是老朋友也都離他而去。他憤恨這種趨炎附勢的風俗，因此作了《譏俗節義》十二篇。《譏俗節義》就是批判當時風俗道德的書，故又稱為「譏俗之書」。 《自紀》又說：當時的統治者也很想做些事情，可是不知道應當做甚麼，做的也不甚得法，因此雖然費了很多心思，卻達不到目標。王充認為這是很可憐的。因此他作了一部「政務之書」，企圖對於當時的政治作一種指導。《自紀》沒有說明這部書共有幾篇。 《自紀》又說：王充認為當時有許多宣傳宗教迷信，虛妄不實的書。這些書和當時流行的文章，「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論衡》這部書的主要目的是反對當時官方哲學的「天人感應」等神秘學說，破除迷信。《佚文》篇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疾虛妄」故求實誠；下文說：「故作實論。」有人據此認為王充還有一部著作，名《實論》。這是錯誤的。「實論」是就《論衡》的特點說的。「實論」就是論實際事物的真實情況，不加多也不減少，「如衡之平，如鑒之開」，所以名《論衡》。下文說：「論衡者，論之平也。」《論衡》的主要精神是平實。《後漢書·王充傳》說：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現在除闕《招致》一篇外，其餘八十四篇基本是原來的樣子。《自紀篇》說「吾書亦才出百」。照這句話看，《論衡》原來應有一百多篇（劉盼遂有《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見《古史辨》第四冊，又見黃暉《論衡校釋》附編五）。可能在范曄的時候，《論衡》就只存八十五篇了。 《自紀》又說：王充晚作「養性之書」十六篇。「養性」《太平御覽》引作「養生」，是講究衛生、卻病延年的書。主要的方法是調節飲食，愛惜精神，適當服藥。 《對作篇》又說，王充曾兩次上書，陳說關於救荒的事，一名「備乏」，一名「禁酒」。 袁宏《後漢紀》說王充早年做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六儒論》（亦作《大儒論》）。這些文章現在都遺失了。 王充關於天文學的見解，《晉書·天文志》載有一些資料。照《天文志》所說，當時的天文學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說」認為「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宣夜說」認為「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故蒼蒼然也」。「渾天說」認為「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尤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據《天文志》，王充「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論衡·談天篇》說，「天有形體」，「天體非氣也」，則是駁「宣夜說」。 《論衡》是古代最有戰鬥性的唯物主義著作。後人對於它的批評或讚揚，也就是思想鬥爭的一種表現。 封建統治階級的學者們，對於《論衡》，有兩種估價。一種認為《論衡》是一部有價值的書，但其價值僅在於文章好，其中有些新奇的論點，可以作為談話的資料，即所謂「談助」（袁宏《後漢紀》說：蔡邕得《論衡》，「恆秘玩以為談助」）。宋朝的高似孫《子略》說：「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清朝初年的熊伯龍比較能認識《論衡》的價值，他在《無何集》里很稱許《論衡》中破除迷信的部分；但又曲解《論衡》，認為王充推崇孔子，《向孔》、《刺孟》二篇系偽作。封建統治階級是不能認識《論衡》的真正價值的。 另外一種見解就簡直公開反對《論衡》了。宋朝的黃震說：王充「初心發於怨憤，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七）。向來統治階級對於反抗它的理論，如果不能駁倒，就說它是過激。清朝乾隆帝親自反對《論衡》，認為是「非聖滅道」。他說：「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四庫全書總目》） 至清末，民主革命開始，章太炎始對於《論衡》作了應有的估價，說它是「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摘，不避上聖；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尟有能逮者也」（載《檢論》卷三《學變》）。 關於《論衡》的註解和研究的著作： 因為封建社會中的學者沒有給《論衡》以應有重視，在過去，《論衡》沒有正式的註解；各種版本錯字很多。至清朝，才有少數學者作了一些關於《論衡》的考訂和校勘工作。最近黃暉和劉盼遂以前人的工作為基礎，作了《論衡校釋》和《論衡集解》，對於研究《論衡》有很大的幫助。 （一）《論衡校釋》，黃暉撰，商務印書館版。 書中《自序》述校釋《論衡》所用的方法。有六附篇：附篇一《論衡佚文》，附篇二《王充年譜》，附篇三《論衡舊評》，附篇四《王充的論衡》（胡適作），附篇五《論衡版本存佚考》，附篇六《論衡舊序》。 （二）《論衡集解》，劉盼遂撰，古籍出版社版。有附錄，內容略等於黃書的附錄三、五、六。 劉書在訓詁和校勘方面，新見解比較多，但收集的資料沒有黃書豐富。蓋欲以新說見長，不以收羅資料為貴。二書可參看。 （三）《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彼得洛夫撰。 （四）《王充哲學思想研究》，關鋒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四　《靈憲》 張衡是東漢時期的一個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和哲學家。在科學方面，他對於天文學特別有貢獻。他主張渾天說，作渾天儀以說明天象，又作候風地動儀以記錄地震。在著作方面，他作有《渾天儀》，這是對於渾天儀的說明。又作《靈憲》，提出了一個唯物主義的宇宙形成論。《後漢書·張衡傳》說：張衡「著靈憲算罔論」。是否於《靈憲》之外，還有一篇《算罔論》？李賢注說：「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羅天地而算之，故名焉。」在唐朝的時候，張衡的全集還沒有遺失。李賢知道其中沒有《算罔論》，大概《靈憲算罔論》就是《靈憲》這一篇的全名。 張衡還作有《髑髏賦》。賦中說，他遇見莊子的髑髏；莊子借髑髏發言，講了一些莊子的哲學思想。 張衡原有詩文集十四卷，現在遺失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輯本。嚴可均輯本見《全後漢文》卷五十二至五十五。 五　《潛夫論》 《潛夫論》是王符的主要著作。《後漢書·王符傳》說：「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潛夫論》的意思就是隱居無名的人所發的議論。 現有的《潛夫論》三十六篇，大概就是原來的樣子。其中《本訓篇》提出了一個唯物主義的宇宙形成論。《卜列篇》和《巫列篇》對於當時的宗教迷信提出批判。其餘各篇，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提出批評。 關於《潛夫論》的註解： 《潛夫論箋》，清汪繼培箋。 六　《昌言》 東漢末年仲長統作《昌言》，對於當時的社會政治有所批評。原書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現全書已佚。《後漢書·王符傳》中抄有三篇。嚴可均輯本見《全後漢文》卷八十八至八十九。馬國翰輯本見《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儒家類。《後漢書》本傳中，還載有仲長統的論文一篇，詩二首，宣傳道家思想。 《後漢書》把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的傳合為一卷，又對於這三個人，作了一個共同的評論，說：「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就是說，這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離經叛道」的。這三個人在當時都是政治地位很低，對於當時的宗教迷信和政治風俗，都有所批判。這三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當時政治社會的批判者；王充是這些批判家在哲學方面的代表。 七　《太平經》 《太平經》是道教中一部比較早的經典。在漢順帝的時候，有個人叫宮崇，他向皇帝獻了一部書，名《太平清領書》。據說，這是他的老師于吉（或作干吉）所得的神書（見《後漢書·襄楷傳》）。又有一說，「于吉從帛和受《素書》二卷，乃《太平經》也」（見《仙苑編珠》）。 這些宗教中的傳說，並不都是歷史事實，但是從這些傳說中，可以看出，《太平經》原來只有兩卷，後來經過很多人的推演、附會，逐漸成為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書。 這部書的內容很龐雜，現在學術界對於這部書的評價，也很有爭論。有的人認為其中完全是宗教迷信，全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的人認為這部書是農民反對地主階級剝削和統治的經典。實際上，這兩方面的思想，這部書都有。這部書是原始道教的經典。原始道教是接近於農民的。它既然是一種宗教，當然有宗教迷信，當然也可以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但因它接近農民，所以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民的要求和願望。《太平經》不是一人一時的著作，對於其中的各篇，應當具體分析。 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是以原始道教為其組織形式的。據說，當時農民起義的領袖張角，有《太平經》（見《後漢書·襄楷傳》）。可見《太平經》在東漢末農民起義中是起積極作用的。 《太平經》原有一百七十卷，現在《道藏》中的《太平經》只有五十七卷。《道藏》裡面，還有一部《太平經鈔》，是唐朝人從《太平經》中節錄出來的一個節本。這個節本只有十卷，但是它保存了《太平經》全書的面貌。 近來王明把殘缺的《太平經》和《太平經鈔》歸併起來，用「並，附，補，存」的四種辦法，作成《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版）。這是現存《太平經》的一個最完全的本子。關於《太平經》的佚文和資料，也都搜集在這部書內。 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可以對於原始道教的內容作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