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六章　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春秋戰國）哲學史史料（三）

一　名家的著作 名家亦稱「形名家」。《戰國策》引蘇秦的話說：「夫形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趙策》二）《漢書·藝文志》著錄：「名七家三十六篇。」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鄧析子》、《尹文子》和《公孫龍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鄧析》二篇」；班固自註：「趙人，與子產同時」。現有的《鄧析子》是偽書，並不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其中也有一篇劉向序錄，但很簡單，大部分是抄寫《左傳》（定公八年）的原文。這個序錄也是偽作。戰國時候的名家，有關於「堅白」、「無厚」的辯論，所謂「堅白、無厚之辭」，無厚就是沒有厚。《莊子·養生主》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莊子·天下篇》引惠施的話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是只有面積沒有體積。因為沒有體積，所以不可以積起來成為一個什麼東西。事實上也不可能有沒有體積的面積。但是就理論方面說，它既然有面積，它的面積就可以有千里之大。這是名家關於「無厚」的辯論。現有的《鄧析子·無厚篇》說：「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就是說天待人很薄，君待人也很薄。它所說的「無厚」，跟先秦名家所說的「無厚」完全沒有關係。這是由於偽作《鄧析子》的人不了解戰國時代關於「無厚」辯論的意義，望文生意，作出了一個《無厚篇》。馬敘倫先生作過《鄧析子校錄》（載《天馬山房叢著》內）。馬先生也以為這部書是偽書，他對於這部書很做了一番校勘的工作，可以參考。 《漢書·藝文志》著錄「《尹文子》一篇」，班固自註：「說齊宣王，先公孫龍。」現有的《尹文子》也是一部偽書，不是《藝文志》所著錄的。《莊子·天下篇》有講尹文、宋鈃的思想的一段。偽作《尹文子》的人，抄襲了《莊子·天下篇》這一段的一些詞句，但是他對於先秦各學派的知識太淺薄了，因此他把他所抄襲的《天下篇》的詞句，都理解錯了。 《天下篇》說，宋鈃、尹文的中心思想是：「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接下去的話都是說明這四句所包含的意思的。 《天下篇》說，宋鈃、尹文用他們的學說「上說下教」，雖然別人不聽，他們還堅持著宣傳他們的思想；雖然別人不願接見他們，但是他們還是堅持著去找別人談話。《天下篇》說，他們是「為人太多，自為太少」。這都是說，他們的思想行為和一般人很不相同，也就是說他們不為世俗所累。這就是所謂「不累於俗」。 宋鈃、尹文的思想的一個主要點就是「情慾寡淺」。《天下篇》也說，他們主張「情慾寡」（《天下篇》作「請欲置」。「請」、「情」二字古時通用，「置」字系「寡」字之誤，說見高亨《莊子今箋》第80頁）。《天下篇》引宋鈃、尹文的話說：「請欲固置（情慾固寡），五升之飯足矣。」可見他們的生活是很儉樸的，他們的物質要求是較少的。這就是所謂「不飾於物」。 他們的思想行動跟一般人很不相同，他們也不要求跟別人相同。他們堅持自己的原則，決不無原則地遷就別人。這就是所謂「不苟於人」。 《天下篇》說：「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們是愛人的，並不是恨人的。這就是所謂「不忮於眾」。 現有的《尹文子·大道上篇》說：「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眾，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照他這樣的了解，尹文的主張是要與世俗相同，不要違反世俗。這完全是與《天下篇》所說的相反的。 《尹文子》引證歷史上的事例說，齊桓公喜歡紫色的衣服，於是齊國的人都穿紫色。楚莊王喜歡細腰，於是楚國的人都不敢吃飽。他引這些事例作為「所飾不可不擇」的說明。這也完全不是《天下篇》所說「不飾於物」的意思。 《尹文子》說：「故俗苟沴，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天下篇》所說「不累於俗，不飾於物」是敘述宋鈃、尹文思想的基本特點，並沒有說這些特點是「為治」的道理。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韓子》五十五篇」；班固自註：「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隋書·經籍志》著錄：「《韓非子》二十卷。」現在的《韓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這部書現在的情況同它在漢朝時期的情況，基本上是相同的。 韓非本稱韓子，這部書也本稱《韓子》。在唐朝，韓愈也稱韓子。唐朝人為了避免混亂，韓非改稱韓非子，這部書也改稱為《韓非子》。 《商君書》和《韓非子》，有些部分內容是相同的。《韓非子》第二十卷第五十三篇，是《飭令》（或作《飾令》）；《商君書》第十三篇也是《飭令》（或作《靳令》），這兩篇的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這是因為《商君書》和《韓非子》都不完全是他們本人的著作。商鞅和韓非是戰國法家的兩個代表人物。所以法家的著作，有些分編在兩個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現於兩個人的名下。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秦始皇看見《孤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訴他說：「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後來秦二世下命令責備李斯，引韓非的話；李斯上書給秦二世，也引韓非的話（參見《史記·李斯列傳》）。他們所引的話均見於《五蠹》和《顯學》。可見《孤憤》、《五蠹》和《顯學》確是韓非本人所作。司馬遷《韓非傳》把《說難》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內儲說》、《外儲說》和《說林》，可見司馬遷認為這些篇也是韓非自己作的。《內儲說》、《外儲說》和《說林》記載一些雜事。《史記·韓長儒傳》說：韓安國「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可見韓非或其學派有「雜家說」。《內儲說》、《外儲說》和《說林》就是這一類著作。內、外《儲說》分「經」和「說」。「經」提出一個題目，「說」引事加以說明。《墨經》正是這樣的體裁，這是《墨經》不是春秋時期作品的一個旁證。 《韓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兩篇是很重要的哲學論文，同時也是《老子》的最早的註解。有人認為，這兩篇並不是韓非作的，也不是法家作的。因為韓非子反對「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學」、「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會講《老子》。其實照《解老》、《喻老》兩篇所講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這兩篇所表現的思想是唯物主義的，是注重實際生活的，跟《韓非子》別篇的精神是一致的。 關於《韓非子》的註解： （一）舊注，宋以前人所作，或云為李瓚。 （二）《韓非子集解》，清王先慎撰。此書收集清朝學者對《韓非子》在考訂和訓詁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韓非子集釋》，陳奇猷撰，中華書局出版。此書亦在考訂訓詁方面收集前人對於《韓非子》的研究成果。內容比王先慎的《集解》豐富，可供參考之用。 （四）《韓子淺釋》，梁啟雄撰。注釋簡要，可作讀本用。 五　《呂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註：「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戰國末年，地主階級專政的統一局面已經基本上完成，這本來是秦國的統治集團的願望。呂不韋的這部書就是秦國統治集團的這種願望的反映。這部書在內容上企圖匯合各家，成為一個統一的體系。它有一種理論，認為各家的學說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該把各家的長處都採取過來，合成為一個體系。這種理論就是折衷主義。 呂不韋的賓客，大概各家的人都有。呂不韋把他們分別寫的論文，在形式上編為一部整書。其中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除《季冬紀》外，每紀各有五篇。《季冬紀》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這是一篇自序。六論每論有六篇，八覽每覽有八篇（第一《有始覽》缺一篇）。在形式排列上，真像一個包括很廣的體系。先秦的諸子書，原來都是些分散的論文，後人編輯成現在的樣子，像《呂氏春秋》這樣私人著作的整書，在以前還是沒有的。所以在書成之後，呂不韋很是得意，把這部書掛在城門上，出了賞格說，有人能夠改一個字的，賞千金。他的這種著作方法，是一種創舉。他的這樣誇口，也是可以理解的。 《呂氏春秋》中《勸學》、《尊師》、《誣徒》、《善學》，這些篇是講教育的；《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這些篇是講音樂的；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陰陽家的思想。《貴生》、《重己》、《情慾》、《盡數》、《審分》，這些篇都是道家，特別是楊朱一派的思想。《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這些篇是兵家的思想。《上農》、《任地》、《辨土》，這些篇是農家的思想。這些各家的思想，不能湊成為一個體系，但是都借《呂氏春秋》保存下來。《呂氏春秋》作為一部哲學著作看，價值不大；作為一部先秦哲學史料選輯看，有很大的價值。司馬遷說，呂不韋自以為這部書「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呂氏春秋》」（《史記·呂不韋列傳》）。《春秋》是歷史書的名字，可能呂不韋認為他的這部書也是一部歷史書。 關於《呂氏春秋》的註解： （一）《呂氏春秋注》，漢高誘注。這是最早的《呂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訓。 （二）《呂氏春秋新校正》，清畢沅等撰。畢沅聚集了當時許多專家的考訂訓詁成果，把這部書作了一番系統的整理。 （三）《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撰。這部書收集了高誘以後各家對於這部書的註解和考訂，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