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五章　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春秋戰國）哲學史史料（二）

一　《管子》 現在《管子》附有劉向敘錄。據敘錄說，《管子》書共有五百六十四篇，除去重複的四百八十四篇，實際是八十六篇。劉向所編輯的《管子》就是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著錄《管子》八十六篇，現有的《管子》照目錄還是八十六篇，其中失掉了十篇，實存七十六篇，基本上還是劉向編輯的那個樣子。 表面上有這樣一個問題：《管子》八十六篇之中，哪些是管仲自己寫的，哪些是後人寫的？這就是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偽的，弄清真偽的實質就在於搞清楚這些篇的著作時代。 先秦諸子書，大都是一個學派的著作總集。在當時都只是些單篇論文，經過漢人的編輯，方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稱為某子的書名，本來只是一個總集的名字，其中的各篇並不一定都是某子個人的寫作。從這一角度來看不發生真偽的問題。 不過《管子》這部書，跟先秦別的「子」書有所不同。譬如說，墨子確實代表一個學派，《墨子》這部書確實是墨家這個學派的論文總集；但是據我們所知道的，管子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並不代表一個學派，我們也可以說他是法家的創始人，但這也只是說，他實際的政治活動是後來戰國政治改革的一個開始，至於他的思想究竟是什麼樣的體系，就很難考了。 當然，從形式上看，我們可以說，《管子》書的思想體系就是管子或管子學派的思想體系，但《管子》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許多家的思想。它雖然包括了許多家的思想，卻又不能算是雜家的書。因為雜家有雜家的理論，它認為各家都有所長，也都有所短，企圖把各家的長處都收集起來，湊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而《管子》卻沒有這樣的理論。這部書並不是某一個學派的著作的總集，而是許多學派的著作的總集。所以這部書跟《墨子》等書比起來，有性質上的不同。 《管子》可能是齊國稷下學者的著作總集。管仲是齊國最有名的人，齊國關於他的傳說很多。稷下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是各學派學者聚會的地方。齊國人把從稷下出來的著作收集起來，加上關於管仲的傳說，就用齊國的這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作為這個總集的名字。這是《管子》成書的經過（參看郭沫若先生《宋尹文遺著考》，載《青銅時代》）。 這個說法同時也斷定《管子》中的各篇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它們不能早於戰國，因為戰國以前還沒有稷下；也不能晚於戰國，因為太晚了就不能與稷下發生關係。郭沫若先生主張上面的說法，而又認為有些篇是漢朝的作品，這就有點不能自相一致。例如他認為《侈靡篇》是呂后時代的作品，證據是《侈靡篇》有「婦人為政」、「鐵之重及於金」兩句話（見《侈靡篇的研究》，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三期），這兩個證據都不見得充分。 從這個觀點去看《管子》，這部書的價值很高。在戰國時候，有那麼大的一個學術中心，吸引了各國各派的學者，他們的著作編成為這樣的一個總集，而且在基本上完全保存下來，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這部書是先秦各學派思想的一個寶庫，是研究先秦各學派思想的一部重要史料。 這部書編輯的體裁，分為許多種類。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輕重》等名目，有些像《莊子》分內、外、雜篇之類。這些名目的區別，有些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管子解》是《經言》的解釋，這同《墨子》有「經」有「說」是一樣的。但是別的篇是按著什麼標準分類的，就不很清楚了。例如《輕重》這一類的許多篇，主要地是談經濟問題，可是也不盡然，《輕重己》就是陰陽家的思想，與經濟問題無關。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認為，《經言》是管仲所自著，可以作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經言》中也有許多思想，不是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早期，所可能有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不可能是管仲的思想，因為他還是尊奉周王的。《管子》中有些篇，如《大匡》、《小匡》，記載管仲的政績，跟《國語》、《左傳》中關於管仲的記載，可以互相補充。這當然是關於管仲的史料。 《管子》包括有各家的著作。具體地說，《地員篇》是農家的著作。《弟子職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任法》、《八觀》、《輕重》等篇都是法家的著作。《四時》、《幼官》、《輕重己》等篇是陰陽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 《心術》上、下和《白心》、《內業》等四篇，郭沫若先生認為是宋、尹文的著作。是不是如此，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不過這四篇確實是哲學史中的重要著作。它們代表老子思想向唯物主義的發展。 《管子》向來被認為難讀，原來只有唐尹知章（舊題房玄齡）所作的注，明劉績所作的補註。一直到清朝才有許多學者對於《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訂的工作。清戴望所著的《管子校正》把在他以前的清朝各家研究《管子》的成果集在一起，對於讀者很是方便。近人聞一多和許維遹兩位先生作《管子集解》；這部稿子又經郭沫若先生加以擴充，成為《管子集校》，它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管子》的成果。有了這部書，《管子》就比較容易讀了。 關於《管子》書的註解： （一）《管子集校》，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著。這部書包括了以前的所有註解。它的《序錄》對於《管子》書以前的版本作了詳細的考證。 （二）《管子探源》，羅根澤著。這部書對於《管子》各篇的時代作了一些考證，可以參考。 二　《老子》 老子這個人所處的時代，司馬遷已經搞不清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萊子，也可能是太史儋。這三個人的時代照傳說前後相差二百多年。 關於《老子》這部書的時代，更是近幾十年來一個爭論的問題。照傳統的說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與孔子同時，還稍微早一點。照這個說法，《老子》是春秋末期的作品。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對這個傳統說法懷疑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曾經與同意這個傳統說法的人，展開了許多次的辯論，雙方都發表了很多的論文，從1919年到1936年，兩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收在《古史辨》第四冊中。 現在的情況則是處於一種僵持的局面中。兩方面對於自己的主張，都在某些點上有所讓步，同時還都堅持自己主張的主要部分。主張《老子》早出的人費了很大的力量，證明在孔子時期有老聃這個人。認為《老子》晚出的人就說，他們並不否認在孔子時期有老聃這個人，但是他們認為《老子》這部書不是那個老聃作的。老聃這個人可能是春秋時代的人，但《老子》這部書卻是戰國時代的作品。他們也不一定否認《老子》書裡面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這部書雖然只有五千來字，但是也可能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一個總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來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戰國時期的發展。他本人原來的思想是比較簡單的，後來經過一個時期的發展，才達到成熟的地步。《老子》中的主要思想就是這個發展的結果。因此《老子》的思想是戰國時代的產物。 擁護傳統說法的人說，他們也不一定否認《老子》這部書是戰國時期的人寫的，因為其中確實攙雜了不少戰國時期的思想；但其中主要的思想還是春秋末期原來有的。照這個看法，《老子》雖然晚出，但是其中所記載的主要的思想卻很早。郭沫若先生對於《老子》的看法，就是這樣。他認為《老子》是環淵作的，原來名稱叫《上下篇》，而環淵就是關尹。他承認《老子》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是他又認為環淵基本上是記載老子的話，就和《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一樣。因此《老子》雖晚出，但是其中所記載的主要思想卻很早（見《老聃，關尹，環淵》，載《青銅時代》第二三一—二四三頁）。 《老子》是環淵所作之說是很新奇的，如果真是如此，《老子》的主要思想也應該是戰國時期的產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這裡說環淵「發明序其旨意」，可見他並不是僅只記述原來老子的話，而是代表道家思想的一種發展。所以認為《老子》僅只是老子的語錄，像《論語》是孔子的語錄一樣，這種比喻是不恰當的。況且《論語》記載孔子的話，總是明確地說是「子曰」或「孔子曰」；可是《老子》中不但沒有「老子曰」，而且也沒有這種暗示或跡象。 郭沫若先生所以認為《老子》中的主要思想是老聃原來的思想，因為《莊子·天下篇》所敘述的關尹、老聃的思想，與《老子》書中的思想是相合的。《天下篇》認為這種思想是老聃的思想，而老聃又和孔子同時，所以這種思想也就是在孔子時期已經有了的。這種推論，也是有困難的。《天下篇》敘述先秦各學派，最先是儒家，其次是墨家，其次宋鈃、尹文，其次彭蒙、田駢、慎到，其次關尹、老聃，其次莊周。這樣先後排列，似乎是有時代上的次序。道家四派的次序，似乎也是道家發展的次序。按照這個次序，《老子》的思想是晚出的。郭沫若先生的說法還有一個困難，《天下篇》把關尹、老聃算成一派，把關尹的名字放在老聃前面；如果關尹就是環淵，而環淵是老聃的弟子或後學，為什麼他的名字會在老聃前面？這也是難以理解的。 主張《老子》早出的人又可以說：《天下篇》稱老子為「古之博大真人」，《天下篇》是莊子作的；莊子稱老子為「古」，可見老子和他的思想都是比較早出的。這種解釋也還有問題。因為《天下篇》很可能不是莊子作的，它的時代可能更晚。關於這一點，郭沫若先生也說，稱關尹、老聃為「古之博大真人」，並不是說關尹、老聃的年代古，而是道家所理想的「博大真人」，是屬於曠邈的遠古（參看《十批判書》第一七二頁）。 這樣的往返辯論，可以很多。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從大處看。我曾提出三點看法，說明《老子》中的思想是戰國時期的產物。已另有專論（《關於老子哲學的兩個問題》，收入拙著《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反對傳統說法的人認為《老子》書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是究竟是戰國哪個時期的作品，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是戰國初年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戰國末年的作品，有人認為在《莊子》以前，也有人認為在《莊子》以後，我認為《老子》是在《莊子》以前的。那就是說，雖然不是戰國初期的作品，但也不會太晚。 有人可能提出這個問題：孟子和莊子是同時的人，如果是《老子》出在莊子以前，那也就是在孟子以前了，為什麼《孟子》里沒有提到老子呢？對於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孟子不僅沒有提到老子，也沒有提到莊子。他只提到楊朱。照他所說的看起來，楊朱的影響跟墨子一樣大。他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我認為他是把楊朱作為道家的一個代表人物提出的。楊朱是道家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所以孟子在思想鬥爭中就以他為攻擊的對象。到孟子以後，老子和莊子成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了。所以荀子在思想鬥爭中，就以老子和莊子為攻擊的對象，不再提楊朱了。在《墨子》書中，除儒家外，沒有其他的攻擊對象。可見在墨子的時候，道家的學說還沒有發展起來。這也是《老子》思想晚出的證明。 關於《老子》的注釋： （一）《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老子》用精練的語言說出深奧的道理，所謂「文約義豐」，所以很早就有註解，《韓非子》裡面的這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 （二）《淮南子·道應訓》，這一篇也是《老子》的註解。 （三）《老子道德經》，舊題漢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據說是漢文帝時候的人，可是《漢書·藝文志》沒有著錄他的注。《藝文志》著錄有「《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但是這三家的《老子》注現在都失傳了。河上公注大概是東漢時期的作品。 《韓非子·解老》用《管子·心術》等四篇的精氣說解釋《老子》。《喻老》和《道應訓》，舉歷史的事實，說明《老子》書中所說的一般原則，認為它是一種歷史的結論。河上公注從養生和修煉的觀點註解《老子》，他們都認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義的。 （四）《老子指歸》，舊題漢嚴遵撰。此書《漢書·藝文志》未著錄，《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始著錄，宗炳《明佛論》引此書。時期可能與河上公注差不多。現只存第七卷至第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認為今存本不是《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乃明人偽作。唐鴻學據明抄本刻印（怡蘭堂校刊），作一跋，認為並非偽作。 （五）《老子道德經》，魏王弼注。王弼是用唯心主義的觀點注釋《老子》。在以後的哲學思想中，王弼注的影響很大，幾乎成為《老子》的標準註解。因此後來的人幾乎都把《老子》的思想了解為唯心主義。河上公注和王弼注是老子註解中的兩個主要派別，其間的區別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別。 （六）《老子音義》，載《經典釋文》內，唐陸德明撰。這部書引了王弼以外的別家的一些《老子》註解。 （七）《老子義疏》，唐成玄英撰。四川省立圖書館石印本。成玄英是個道士，但他的思想中有佛教空宗的成分。他對於《老子》的解釋，也有佛教空宗的思想成分。此書久佚，在抗日戰爭時期，蒙文通從唐人著述中輯出。 （八）《老子翼》，明焦竑撰。這部書收集了王弼以後各家的《老子》註解，是一種集解的性質，有參考價值。 （九）《老子覈詁》，馬敘倫撰。 （十）《老子古本考》，前北平研究院刊。 這兩部書都是關於校勘的，把《老子》的不同本子，收集起來，加以比較，可以參考。 （十一）《老子正詁》，高亨撰。這部書注重文字上的解釋，可供研究者參考。 （十二）《老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最近討論《老子》的論文總集。 三　《莊子》 《莊子》是先秦道家的一個論文總集，其中包括道家許多派別的著作。道家論文總集而稱為《莊子》，這可能是因為莊子在戰國末年影響很大，也可能因為這個總集是莊子一派的人所編輯的。 《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在漢朝，莊子的影響不大，講道家學說的人多稱黃老。到晉朝，莊子的影響逐漸大起來了，講道家學說的人，不稱黃老，而稱老莊。漢朝有班固作的關於《莊子》的「說」（陸德明《經典釋文》釋《莊子·齊物論》引崔說）。到晉朝，註解《莊子》的有許多家，但是為《經典釋文》所著錄的，只有司馬彪注和孟氏（原注不詳何人）注有五十二篇，其他崔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郭象注三十三篇，李頤集解三十篇。照陸德明所說，因為在《莊子》五十二篇之中，有些篇「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經典釋文》序錄）。所謂「內篇眾家並同」只是說各家都有所謂「內篇」，至於內篇包括哪些篇，各家並不相同（說詳王叔岷《莊子校釋》敘）。所謂「有外無雜」只是說有些家只分內外，不立雜篇名，並不是說有些家沒有為郭象列入雜篇的那些篇（說詳馬敘倫《莊子義證》序）。 上面所說的各家《莊子》，現存的只有郭象一家。現有的《莊子》就是經過郭象編輯註解的三十三篇本。有一個《莊子》的古抄卷子本，在最後有一段似乎是郭象所作的《莊子》注後序。在這一段里，郭象舉出了一部分他所刪去的篇目，並且說明為什麼他只收三十三篇。 郭象注的《莊子》三十三篇之中，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照傳統的說法，內篇是莊子自己寫的，外篇、雜篇是莊子的弟子及後學所寫。這只是一種推測之詞，沒有什麼根據。郭象就沒有這樣說。照上面所說，內篇包括哪些篇，各家並不一致。有人說，內篇七篇的時代總要早一些，這也沒有什麼根據。我們在上邊說過，先秦時代比較早的著作，沒有單獨有意義的題目，都是用篇首的兩三個字作為題目。時代較晚的著作，才有單獨有意義的題目。《莊子》的內篇七篇，都有單獨有意義的題目，外篇、雜篇倒是用篇首的兩三個字作為題目。這樣看起來，內篇在時代上就未必比外篇、雜篇早，倒可能是比外篇、雜篇晚。 郭象注《莊子》三十三篇，其中各篇的編排跟別家的編排並不完全相同，各篇之內的各章的編排，跟別家的也不完全相同。現在的《莊子》跟郭象的原注本，也許還有小的出入（說詳馬敘倫《莊子義證》序）。照陸德明所說，各家都「以意去取」，也就是以己意編排。郭象也是如此，他也是隨「意」編排，那麼他這個「意」是怎樣的呢？照我的推測，從先秦傳下來的道家各學派的著作，本來都是些單篇的論文，其數有五十二篇。漢朝人把這五十二篇論文編輯起來，成為一部書，把它分為內、外篇。其所以要有這個分別，是因為漢朝人的著作有分成內、外篇的習慣。《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晉朝葛洪撰《抱朴子》，也分內篇、外篇。郭象是想把《莊子》編得完整一些，所以把其中所輯集的論文分成內、外、雜篇。《天下篇》所以放在最後，也有一個理由。漢朝人所著的書，最後一篇總是自序，或叫自紀。像司馬遷的《史記》，淮南王的《淮南王書》，班固的《漢書》，王充的《論衡》，都是如此。郭象編輯《莊子》，想使它像一部完整的書，看見《天下篇》評論先秦的學派而歸結於稱讚莊子，於是就把它作為《莊子》的最後一篇，好像是一篇自序。至於哪些篇應列入內篇，哪些篇應該列入外篇、雜篇，據我猜想，他就是以題目為標準。他把題目有意義的七篇，作為內篇。在這七篇的七個題目上，也大做文章。其餘諸篇，再分為外篇、雜篇。這些分別沒有什麼歷史的根據，也不一定有深奧的意義。在郭象以前及和郭象同時各家編的《莊子》，內、外篇分類不同，這個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有許多人專從內、外篇的分類上去斷定內、外篇的價值，以及它們的真實性或可靠性，這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現在《莊子》的三十三篇，其內容性質也有不同。就其內容性質說，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的主要內容是講如何可以保全自己，免受危害，例如《養生主》、《人間世》等。這一類可能是楊朱一派的著作。第二類的主要內容是批判奴隸主貴族的所謂「禮」的，對於奴隸主貴族的社會秩序，有批判反抗的意義，例如《馬蹄》、《駢拇》、《胠篋》、《在宥》等篇。這一類可能是老子一派的著作。第三類的主要內容是講養生修煉的，例如《刻意》、《繕性》、《達生》，這類可能是宋尹一派的著作。第四類是講關於自然觀的問題的。例如《天地》、《天道》、《天運》、《庚桑楚》、《則陽》等篇。第五類的主要內容是發揮相對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思想的，例如《逍遙遊》、《齊物論》、《秋水》等篇。這最後兩類是莊子一派的著作。怎麼知道這是莊子一派的著作呢？因為它們的精神跟《天下篇》所說的莊子的精神相合；並且從晉朝以後，所謂莊子思想也正是這一種思想。 有人認為《齊物論》是慎到的著作。他們的根據是《天下篇》和《史記》。《天下篇》說慎到「齊萬物以為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作十二論」，《齊物論》即是其一。可是《天下篇》批評慎到等的主張「塊不失道」，現有的《齊物論》並沒有這樣的主張。《齊物論》所說的「兩行」，正是《天下篇》所說莊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所以我還是認為《齊物論》是莊子一派的主要著作之一。 關於《莊子》的註解： （一）《莊子注》，晉郭象注。郭象和莊子的關係上面已經說過。他的《莊子注》不注重文字上的解釋，實際上是莊子思想的一個發展。 （二）《莊子音義》，載《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書中引了郭象以外各家的一些《莊子》註解。 （三）《莊子翼》，明焦竑撰。《金陵叢書》本。這部書收集了郭象以後一直到明朝許多重要的《莊子》註解，可參考。 （四）《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撰。清朝王先謙也作過一部《莊子集解》。但王先謙的《莊子集解》不著重訓詁，而著重「義理」，可是《莊子》的「義理」，卻不是他所能了解的。郭慶藩這部書包括有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莊子音義》，又吸收了一部分清朝人關於《莊子》的文字考訂的成果，給予讀者很大方便。 （五）《莊子義證》，馬敘倫撰。這部書對於《莊子》的文字作了很多校勘和考訂的工作，但是有些考訂有主觀主義的缺點。這部書還喜歡用佛學解釋《莊子》，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處。 （六）《莊子校釋》，王叔岷撰。這部書收集了現在所有的《莊子》的不同版本，做了很多的校勘工作；還附有《莊子》佚文。很有用。 校勘家喜歡用別本來改通行本。其實別本也可能是有錯誤的。例如《莊子·養生主》有「目無全牛」，別本有作「目無生牛」的，劉文典先生的《莊子補證》，就認為「全」字應改為「生」字。其實按這句話的意義說「全」字比「生」字好得多。《養生主》這一段本來是說，庖丁的刀所以用了十九年而還是非常鋒利，是因為他深切了解牛身上肌肉的結構。他看出來牛身上的空隙，順著空隙割去，所以刀就不致於受損傷，所以說「目無全牛」。只有「全」字才能表達這個意義。這個例可以說明，關於古書的校勘工作，必須把字句的異同和上下文的意義結合起來推究，才能做好。 （七）《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關鋒撰，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