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二章 論目錄

哲學史的史料絕大部分是書籍。對於史料作初步的調查,要靠書目。從漢朝起,歷代都有記載在當時和以前出現的書籍的目錄。這些書目大概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官方藏書目錄。在封建時代,有些統治者很重視收藏書籍。他們把當時的書籍收集起來,藏在他們的宮廷里,成了皇家圖書館。他們也經常派當時有名的學者,對這些書加以考訂、審查,作出一種目錄。第二類是私家目錄。有些私人藏書家,把他們自己所收藏的書作出目錄;或者有些書籍愛好者,調查當時存在的書,作成目錄。第三類是歷史家所做的目錄。在二十四史里,有幾部史書載有《藝文志》或《經籍志》,把當時存在的書開列出來,編成目錄,作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種目錄往往是以上面所說的第一類或第二類的目錄為根據的。第四類是指導讀者的目錄。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目錄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類的官書目錄。漢朝歷代的皇帝都很重視藏書,到漢成帝時,皇家所藏的書就很多了,漢成帝派了些專人來整理這些藏書。他叫劉向整理經傳和諸子詩賦,叫任宏整理兵書,叫尹咸整理占卜一類的書,叫李柱國整理醫藥一類的書。其中有不少的書,劉向等人所從事的工作,實在是編輯。例如以前本來沒有《荀子》這部書,有的只是荀子及其後學所寫的許多篇論文。劉向把它們編輯起來,成為《荀卿新書》。每一部書整理或編輯完畢時,劉向就寫一篇提要,稱為「敘錄」。許多篇敘錄匯集起來,成為一部書,名叫《別錄》或《劉向別錄》。這種工作還未做完,劉向死了。漢哀帝就叫劉向的兒子劉歆完成他父親的工作。劉歆在這個工作完成以後,作出了一個總目錄,名叫《七略》。《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這就是說,他們把當時所存在的書分成六類——經典、哲學思想、文學、兵書、占卜和醫藥,每一類都有一篇序和書名目錄;所謂《輯略》,就是六個目錄的總序。 在《劉向別錄》里,每一部書都有一個敘錄,說明這部書的整理或編輯經過,這部書的作者歷史和它的主要內容,以及劉向對於這部書的評價。《七略》對於個別的書,只列書名和作者姓名,沒有敘錄。《七略》是《別錄》的節本。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別錄》有二十卷,《七略》只有七卷,可見兩者繁簡不同。這好像清朝的《四庫全書》,有《總目提要》,又有《簡明目錄》(參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第五頁)。 《別錄》和《七略》還不僅是當時存在的書的目錄。劉向、劉歆都是漢朝的哲學家和歷史家。他們的《別錄》和《七略》不僅是把漢代所存在的學術著作作了分類和記錄,實際上是把先秦以來的學術思想作了分析和敘述,對於先秦以來的學術思想的來源和流派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所以《別錄》和《七略》不僅是中國目錄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學史史料。 《劉向別錄》原書已經失傳了,我們只能在某些古書中看到劉向所作的敘錄。《七略》也失傳了,不過它的基本部分還在班固的《漢書》里保存下來。《漢書·藝文志》基本上是抄錄劉歆的《七略》,只是刪去其中的《輯略》。有人說《輯略》並沒有被刪去。在《漢書·藝文志》里,每一種書的後面都有一個簡單的說明;包括許多種書的每一類的書目之後,又有一個總的說明。這些說明就是《輯略》的原文,《藝文志》不過是把它們分別抄在每種或每類書後面(姚振宗說,見同上書)。實際的情況,也許就是這樣的。 《漢書·藝文志》同中國哲學史史料有直接關係的部分是《六藝略》和《諸子略》。所謂六藝就是《易》、《詩》、《書》、《禮》、《樂》、《春秋》。《六藝略》於六藝之外,加上《論語》、《孝經》和小學,共有九種,包括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上面說過,每一種書目之後,都有一個簡單的說明,最後又有個總的說明。這九種書當中,與中國哲學史史料有直接關係的是《易》、《書》、《禮》、《春秋》、《論語》和《孝經》。劉向他們把六藝特別提出來作為一個總類,這是有歷史的根據的。因為《易》、《詩》、《書》、《禮》、《樂》、《春秋》是先秦諸子各學派興起以前本來有的典籍,也就是在諸子學派興起以前,貴族受教育的一般的學習資料。這是比先秦諸子各學派著作更古的文化遺產。因樂無經,只有五經。五經加《論語》、《孝經》、小學為八。又因為《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加起來就是十二種。宋朝人又把《孟子》列入,湊成十三之數,即所謂十三經。 《藝文志》的《諸子略》是先秦諸子學派著作的分類表和總目錄。在劉向、劉歆以前,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研究先秦諸子學派,把他們分成六家:儒、墨、名、法、陰陽和道德。劉歆的《七略》以這個分類為基礎,於六家之外,加上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共為十家。在每一家著作的目錄之後,都有一篇簡單的說明,最後有個總的說明。總說明說:「凡諸子百八十九家(這個家指諸子個人),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今本實際上為四千五百四十一篇)。諸子十家(指學派),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說在十家之中小說家比較不重要,可以把它去掉。後來所說的「三教九流」,「九流」這個名詞,就由此而來。 《藝文志》這個目錄,是不是把漢朝及漢朝以前的所有的著作都包括在內呢?不是的,這裡面還有許多遺漏。宋朝的王應麟作了一部書叫《漢書藝文志考證》,清朝的姚振宗也作過一部書叫《漢書藝文志拾補》,這些書都舉了些《漢書·藝文志》所遺漏的著作的名目。譬如在《六藝略·易》類下面,《藝文志》說:「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所謂中古文,就是皇家圖書館所收藏的用蝌蚪文所寫的《易經》。照這個話看起來,《易經》還有中古文、費氏和高氏三家,可是《藝文志》就沒有列這三家。又如,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的序中說,秦始皇把戰國時各國的史記都燒毀了,只有《秦記》被保存下來。他的《六國年表》,就是根據《秦記》作出來的。可是《藝文志》也沒有列《秦記》這部書。為什麼有這樣的遺漏呢?那就不很清楚了。 另外還有在漢朝遺失而後來又發現的書。例如晉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戰國時魏王的墓里,發現了「竹書」數十車,其中有些書是《藝文志》所沒有著錄的。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拾補》,把這些書的書名都補進去,這是應該的。可是王應麟、姚振宗也有補得不恰當的地方。例如王應麟的《漢書藝文志考證》補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兩部書。其實《藝文志》在《禮》類中,除「經」外,還列有「記」很多篇,《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就是這些「記」的選集,用不著再把它們重複地列出來。 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拾補》補入《老子河上丈人注》二卷,還有《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他的根據是魏晉人的著作和《隋書·經籍志》,這是不恰當的。這兩部書可能是《藝文志》以後的著作,跟上面所說的《秦記》和「汲冢書」不同。《秦記》是司馬遷看見過的;「汲冢書」是《藝文志》纂成後發現的,歷史上確有記載。可是河上公的這些書,在《藝文志》以前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到過。我們不能根據後來的記載去補《藝文志》。一般地說來,我們在審查一部書的時代的時候,有個原則:如果這部書的書名不見於當時的目錄中,而我們又沒有確鑿的根據,能夠證明它是出現於那個目錄以前,那麼我們就可以斷定,它一定是出現於那個目錄以後。例如《老子河上丈人注》,據說是河上公親自傳授給漢文帝的。如果真是這樣,宮廷中不會沒有它,劉向等不會不知道它。可是它的書名不見於《漢書·藝文志》,直到魏晉人的著作中才提到這部書,《隋書·經籍志》才列有這部書。在我們沒有確鑿的根據證明它出現於《漢書·藝文志》以前,我們就只能斷定它出現於《漢書·藝文志》以後、魏晉以前。那就是說,它大概是東漢時代人的著作。 總的說來,《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最古的一個目錄,對於古代典籍的源流和學術上的派別,它也有詳細的敘述。從前有人說:「不通《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這話未免誇張了,但《藝文志》確是值得仔細研究的。我們研究《漢書·藝文志》,有下列著作可以參考: 1.《漢書》,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註。注文是解釋文字的,王先謙的補註也吸收了前人對於《藝文志》的不少研究成果。 2.《漢書藝文志考證》,宋王應麟著。 3.《漢書藝文志拾補》,清姚振宗著。 4.《漢書藝文志條理》,清姚振宗著。 (以上三書均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 5.《漢書藝文志講疏》,近人顧實著。 王應麟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補充了《藝文志》所遺漏的書名,照我們上面所說的,有些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是把《藝文志》所列的書的有關材料都收集起來,分別抄錄在每一部書的下面,這對於使用這個目錄的人有很大的方便。姚振宗關於《漢書·藝文志》的工作主要是繼續王應麟這兩方面的工作。他的《漢書藝文志拾補》就是做的上面所說的第一方面的工作;他的《漢書藝文志條理》主要地是做上面所說的第二方面的工作。姚振宗是清朝末年的人,他所收集的關於《藝文志》所載的每一部書的資料,是從宋朝王應麟以後一直到清朝末年以前這個長時期內的資料,所以是相當豐富的。 《別錄》和《七略》是官家藏書目錄;《藝文志》是歷史家所著目錄,《漢書·藝文志》基本上是根據《七略》編成的。這個目錄基本上是西漢以前的書籍的總目錄。 在三國時候,魏國的秘書郎鄭默作了一個官家書目,名叫《中經》或叫《中經簿》。晉朝的秘書監荀勖又根據《中經》作了一個目錄叫《中經新簿》。荀勖的目錄的特點是他的分類法與《七略》不同。他把當時存在的書分成四部。第一部叫甲部,包括《藝文志》的《六藝略》所列有的書。第二部叫乙部,包括《藝文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所列有的書。第三部叫丙部,包括當時所有的歷史著作。在《藝文志》里,關於歷史方面的著作,隸屬於《六藝略》的《春秋》類。由於後來歷史著作越來越多,荀勖把這部分著作分出來另闢一部,這也是很必要的。第四部叫丁部,包括《藝文志》的《詩賦略》,又加上圖贊和「汲冢書」。此後中國一般的目錄都把所有的書分成經、史、子、集四部,荀勖就是這一種分類法的創始者。不過,按荀勖的四部排列的次序是經、子、史、集;後來東晉著作郎李充「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阮孝緒《七錄序》),就是說把「史」、「子」的次序倒換過來,這就成為後來經、史、子、集的次序。 南朝時宋朝有個秘書丞叫王儉,作了一個目錄,名叫《今書七志》:1.《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2.《諸子志》,「紀今古諸子」;3.《文翰志》,「紀詩賦」;4.《軍書志》,「紀兵書」;5.《陰陽志》,「紀陰陽圖緯」;6.《術藝志》,「紀方技」;7.《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另外還載有佛、道兩種書,共為九種(見《隋書·經籍志》序)。後來梁朝的阮孝緒,又作個目錄,名叫《七錄》:1.《經典錄》,「紀六藝」;2.《記傳錄》,「紀史傳」;3.《子兵錄》,「紀子書、兵書」;4.《文集錄》,「紀詩賦」;5.《技術錄》,「紀術數」;6.《佛錄》;7.《道錄》(見同上書)。王儉的《七志》早已失傳了。阮孝緒的《七錄》有一部分保存在《廣弘明集》中。《隋書·經籍志》基本上是根據王儉《七志》和阮孝緒《七錄》作成的。 《七略》把當時存在的書分為六類,每一類又分為許多小類,稱為「種」,例如《六藝略》包括九種書,《諸子略》包括十種書,共有三十八種書。阮孝緒的《七錄》把書分成七類,每類也分小類,共有七十六小類。《隋書·經籍志》一方面照李充的辦法,把當時所有的書,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另一方面又將每一部分為許多類,共四十類。這四十類主要地是從《七略》和《七錄》演變而來的。所以《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法是把《七略》、《七錄》的分類法和四部分類結合起來的,到後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圖書分類法。 《隋書·經籍志》是歷史家所著目錄,它是根據王儉、阮孝緒的私家目錄纂成的(《隋書·經籍志》說:「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據此知《七志》是王儉的私家目錄)。《隋書·經籍志》總括了隋朝以前的書籍的目錄。 姚振宗作了一部《隋書經籍志考證》,其體例略如他所作的《漢書藝文志條理》。它把《經籍志》所著錄的每一部書的有關材料收集在一起,讀者檢查起來很是方便。 唐朝的陸德明作了一部書叫《經典釋文》。他所指的「經典」包括《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六藝九種,加上《老子》和《莊子》。陸德明這部書主要是註解上述著作中的難字的意義和讀音,就是所謂音義。在音義前面,另有《敘錄》一卷,對於每一種著作都作了說明,還附列有關於這些著作的參考書目,它也是目錄學中的一個重要資料。 唐朝皇家的藏書,到唐玄宗時,已經很多。唐玄宗命元行沖等作了一個總目錄,名叫《群書四部錄》。光是這個目錄,就有二百卷之多。有個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叫毋煚(音憬),作了簡明書目四十卷,名叫《古今書錄》。毋煚又把佛教和道教的經典另外編成一個目錄,名叫《開元內外經錄》。《舊唐書·經籍志》就是根據《群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作的。這個書目總括了唐朝中期以前書籍的目錄。毋煚所作的目錄,依照《漢書·藝文志》的體例,每一類書的後面都有一個說明,概述這一類書的內容和學派源流。他對於佛教經典也都寫有提要。《舊唐書·經籍志》引毋煚所作序云:「(《開元內外經錄》所收)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指歸」就是提要。《舊唐書·經籍志》就是因襲毋煚的目錄,可是把那些說明和提要都刪去了,只列一些書名。專從書名上看不出書的內容,這就使得使用這個書目的人,感到很大的不便。 宋朝皇家的藏書,到北宋仁宗時,數目也很可觀。仁宗叫王堯臣、歐陽修等作了一個目錄,名叫《崇文總目》。原書六十六卷,著錄藏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條列,下附「序釋」(現存清朝錢東垣的輯本《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補遺一卷)。宋徽宗時又把《崇文總目》擴充為《秘書總目》。 宋朝政府南遷後,這些藏書都喪失了。南宋統治者重新收集書籍,先後編成《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宋中興國史藝文志》,這些都是宋朝的官方藏書目錄。元朝所修的《宋史》中的《藝文志》就是以《宋中興國史藝文志》為藍本的。 宋朝私家目錄有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這兩部目錄,對於每一部書,都作了說明,就是所謂「解題」。解題分別考論各書的內容得失,對於讀者很有幫助。南宋王應麟所輯《玉海》、元初馬端臨所撰《文獻通考》中的《經籍考》,就是根據這些官方和私家的目錄作成的。 《元史·藝文志》是清朝錢大昕所補。 《明史·藝文志》是根據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作的,只有書目,沒有解題。 《清史稿·藝文志》是繆荃孫作的。 清朝最巨大的官方藏書目錄,就是著名的《四庫全書總目》(也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個目錄,對於所收的每一部書都作了一個「提要」,匯集成書後多至二百卷,廣泛而系統地評價了我國的大量古籍。它的簡編本稱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此書對於了解我國豐富的文化典籍,頗有參考價值。 《四庫總目》是清朝乾隆年間編成的。後來有個周中孚,作了一部《鄭堂讀書記》,這是私家目錄。這部目錄對於其中的每一部書,也都有個說明,對各書進行考證和估價,可以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參照。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很多錯誤。近人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訂正了不少錯誤。 清朝的統治者編輯《四庫全書》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他們一方面藉此誇大他們的「文治」,一方面藉此審查全國的書籍。遇見有他們認為「荒謬」「違礙」的著作,就把它們銷毀,或禁止流通,或抽除篡改其有關內容。《四庫全書》所收正式入庫書有三千餘種,而當時被禁毀的書也有三千餘種(見清姚覲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只是經過人民的鬥爭,統治者意圖並未完全實現。有一部分被禁毀的書,後來還又出現了(見孫殿起輯《清代禁書知見錄》)。 佛教方面的著述,歷代也有很多的目錄。南朝時梁朝有個和尚僧祐編輯了一部書叫《弘明集》,從佛教的觀點,收錄當時擁護佛教和反佛教的思想鬥爭的資料。他也編輯了一部佛教文獻的目錄叫《出三藏記集》,十五卷。他編這部書有四個目的:「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出三藏記集序》) 唐朝初年有個和尚叫道宣,他仿照《弘明集》的體例,編輯了一部書叫《廣弘明集》。他也作了一部佛教文獻的目錄,叫《大唐內典錄》,十卷。他綜合以前「三十餘家」的目錄,「總會群作,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為十例」(《大唐內典錄序》)。 唐玄宗時有個和尚叫智升,繼續作了一部目錄,叫《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他在卷首說明他作目錄的意圖:「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數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 智升的這段話也說明了目錄的作用。作目錄的人有他自己的階級立場和學術觀點。上面所舉的目錄大部分是封建時代的官書,私家書目的作者也都是封建社會中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所別的「真偽」,所明的「是非」,當然充滿了階級偏見。所謂「提綱舉要」,也未必真是綱要。但是我們在開始調查資料的時候,不能不以這些目錄為依據。遇到具體的情況,當然還要作具體的分析。 此外還可介紹兩類書。 一類是指示讀書門徑的書: 1.張之洞:《書目答問》,1876年刊印。其《略例》有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云:「凡所著錄,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惘眩惑而已。」 2.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初印於1931年。1963年中華書局重印,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另一類是關於目錄學的書,如: 1.余嘉錫:《目錄學發微》,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 2.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