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 第一章　史料學的範圍和內容

毛主席在1942年就說：「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擔在我們的身上。」（《整頓黨的作風》，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一六—八一七頁）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任何問題，首先的要求，就是從客觀事實出發，詳細地占有材料。這是研究工作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毛主席又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為此目的，就要象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改造我們的學習》，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七九九—八〇〇頁） 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說明的方法，在形式上當然要與研究的方法相區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各種形態的內部聯繫。不先完成這種工作，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有適當的說明。不過，這層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看起來我們就好像是先驗地處理一個結構了。」（《資本論第二版跋》，載《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十七頁）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說明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是一個研究工作的兩個階段。一個研究工作者寫出一種著作，表現他自己的看法，構成他自己的體系，這是屬於「說明」這一階段的。他的看法和體系，如果有科學的價值，那就不是從主觀想像得來的，也不是僅只從幾個原理原則推論得來的。在這個階段之前還有一個「調查研究」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對客觀實際情況作周密的調查，詳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他的看法和體系，是他從事調查研究的結果。在調查研究的階段，需要付出艱巨的勞動。 總之，無論是處理實際的問題，或是作科學的研究，都必須遵照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七九一頁）。只有經過調查研究，在詳細掌握材料的基礎上，才可以作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科學所要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可是歷史的事實，都已過去了，歷史家所據以進行研究的材料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事物和痕跡。例如商朝已經過去了，但是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東西，如出土的龜甲、獸骨，商代的建築遺址，以及古代歷史家關於商朝事跡的記載，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商朝歷史所根據的材料。這些材料就稱為史料。 史料學是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部門，為歷史學的研究作準備工作，是關於史料的方法論。就上面所說的三個步驟中，史料學是為第一步驟「占有材料」作準備工作。 歷史學家研究一個歷史問題，在史料方面要做四步工作，每一步的工作都必須合乎科學的要求。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審查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選擇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 史料學的任務在於解決與前三個步驟有關的問題，第四個步驟已不屬史料學的範圍，不準備在這裡討論。 我們先談關於收集史料的問題。 一般說來，史料分為兩種：一種是某一時代所直接遺留下來的實物或者文字著作，這些都叫原始的史料。古代歷史家對於某些事情的敘述或記錄，跟原始的史料比起來，多經過一次轉手。凡是多經過一次轉手的史料，其可靠的程度，總比沒有經過轉手的史料差一點。但是如果作這些記錄的人跟他所記錄的事情發生的時代比較接近，也可以引為根據，用作史料，這種史料叫做輔助的史料。 研究中國哲學史所根據的史料也有兩種。一種是過去的哲學家自己的著作，這是最可靠的材料，因為他用自己寫的文章表達他自己的思想，這種材料就是中國哲學史的原始史料。另外一種是別人關於某一個哲學家的思想的敘述和記載。如果他們對於那個哲學家在時代上很接近，這些記載也可以作為研究那個哲學家的史料。不過他們的敘述，跟那個哲學家的思想，就可能有些距離。因此這些史料就是輔助史料。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一個哲學家本人沒有什麼著作，或是有著作而沒有保存下來，那就只能依靠輔助史料了。例如孔子，照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他就沒有什麼親筆寫下來的著作。我們研究孔子，主要是靠《論語》。其內容是孔子的弟子或是再傳弟子所記載的孔子的言行，按說也是一種輔助史料。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論語》就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的可靠史料了。又如戰國時候，有一個哲學家許行，他沒有什麼著作，也許有著作而沒有保存下來，只有《孟子》書中記載了一點他的學說，這是關於許行學說的輔助史料，而且是未必完全可靠的史料，因為孟子本人是反對他的，可能誇大他思想中的缺點。但是我們對於許行思想的知識，沒有別的來源，因此這一種材料也就成為關於許行思想的唯一的史料了。又如，宋朝的朱熹著作很多。他的學生記載他的話，稱為「語錄」的，也很多。他的著作是他親筆寫的，語錄是他的學生們記的。按說，他的著作應該是原始史料，語錄應該是輔助史料。但是他的著作都是用文言寫的，而語錄是用白話記的。在語錄中，有許多問題談得更細緻、更清楚、更明確。因此朱熹的語錄也就成了研究朱熹思想的原始史料了。我們研究宋明哲學家的思想，常會遇到這種情況。 毛主席指出，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他說：「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七九頁）歷史上的事情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歷史學家不可能對於它們有感性認識，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是歷史學家對於史料必須有感性的認識，那就是說，他必須直接接觸到同他所要研究的事情有關的原始史料。他必須掌握它們，對於它們有豐富的感性認識，然後他才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得到對於他所研究的事物的理性認識。不然的話，無論他做出什麼樣的工作，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 歷史學家做研究工作，總要以最早的史料為根據。譬如戰國時代發生過某一件事情，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有記載。歷史學家在敘述這件事情的時候，往往使用《史記》，不使用《資治通鑑》，因為《資治通鑑》也是根據《史記》而來的——只是有些晚出的史料，由於經過後人整理、考訂，比原始的資料更為翔實可信，研究者亦當斟酌使用。 歷史學家收集史料，必須儘可能把同他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史料都收集起來。如果有較早的史料而他不知，卻引了較晚的史料，這叫作「陋」。如果有與他的結論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釋，不能視而不見，或佯為不知。如果他對於這些史料，置之不理，那麼他作出的結論就可能完全錯誤或者陷於片面。所以收集史料要求「全」。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兩千多年來，遺留下來的史料，真是浩如煙海。其中哪些是有關中國哲學史的史料？研究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有些什麼史料？到哪裡去找？怎樣可以找全？這些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首先所要解決的問題。這便是史料學的一個內容。 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個問題的時候，首先是收集史料，下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對於「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製作工夫」（《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八〇頁）。審查史料，就是對於史料做「去偽存真」的工夫。史料並不一定都是靠得住的，必須加以審查。 清朝學者崔述說：「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藉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為推求而僨事者。」崔述用「打破沙鍋紋到底」這句成語說明他的辦事和為學的態度，這也是歷史學家所應有的態度。 歷史學家講述過去的歷史，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你怎麼知道事情是那樣的？」他必須隨時準備回答這樣的問題，也必須隨時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 戴震十歲時候讀《大學》。朱熹的注說：《大學》的《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他問老師，怎麼知道是如此。老師說：「這是朱子說的。」戴震又問朱子是什麼時候的人，老師說是宋朝人。他又問曾子是什麼時候的人，老師說曾子是周朝人。他又問從周朝到宋朝中間隔多少年，老師說隔了幾乎兩千多年。他又問朱子怎麼樣知道是如此，老師沒有話可以回答。朱熹的話本是一種揣測之詞，並沒有史料上的根據，所以經不起戴震的追問。戴震的這種追問精神是可貴的，科學的歷史必須能經得起像戴震這樣的追問。 戴震的追問涉及到的問題，就是從史料的歷史審查史料。這是審查史料的一個主要方法。 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主要是書籍。古代特別是先秦時代保存下來的書籍，都有它們自己的歷史，有它們自己的源流。它們總是經過一些發展變化，才具有目前的面貌。我們對於這些書的歷史，必須加以考察，然後才能了解這些書究竟是什麼樣的性質，才能肯定它們的可靠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要分析史料「不同的發展形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一個內容也就是要講關於古代主要哲學典籍的源流，看它們是怎樣形成現在的面貌的。 研究古代書籍的歷史，是審查史料工作的一方面。審查工作還有其他方面。從一部書的語言、體裁上，從它的內容上，也都可以看出它的時代來。譬如說，現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我們一看就知道它是解放以後的作品。在解放以後，中國的語言和文章的體裁，有很大的變化；所討論的問題也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有專門偽造古書的人，把《人民日報》的社論刻成木版，用很舊的紙印出來，但是我們一看還是可以弄清它的時代的。 我們從史料的歷史，從它的語言和體裁，從它的內容（包括所討論的問題和涉及的時事），都可以看出史料的時代。審查史料所用的這些方面的證據叫「內證」，因為這些證據都包括在史料的本身之內。 此外，還可以從各時代的目錄看。例如《漢書·藝文志》是西漢以前的書籍的總目錄。如果有部號稱先秦時代的著作，而其名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就有必要追究這一著作的來源。 哲學著作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任何一部哲學著作，都是哲學家參加當時的思想鬥爭的產物，所以必然要在當時的思想鬥爭中留下痕跡。一部特定時代的哲學著作，倘若在那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史中沒有一點痕跡可尋，這部著作的來源也就很可疑。 審查史料所用的這些方面的證據叫「外證」，因為這些證據都不在本書之內。 以前的人，特別是漢朝的人，喜歡「托古」。他們往往把自己的著作，託名於更古的權威。這不一定是有心欺騙，而是一時代的風氣使然。也有人在編輯前人的著作的時候，無意之中把後人的著作編入，這是出於一時的錯誤。對於大量的史料，必須仔細審查，以鑑別其真偽。 判定史料的真偽，主要的是確定它的時代；這與它本身的學術價值，不能混為一談。一部偽托古人的哲學著作，就其偽托說，是一部偽書；但就其具體內容說，可能是很有價值的。哲學史還要講它，不過要放在真正產生它的時代里去講它。 這些對於史料的「去偽存真」的工作，也是史料學的內容之一。 同樣是真的史料，由於有著某些客觀或人為的障礙，其價值也會大有不同。這就需要進行「由表及里」的了解工作。了解史料，首先要注意史料的階級性。 階級社會中的史料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特別是文字著作，我們必須注意它是哪一階級的人寫的。在過去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史料是統治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們對於農民是蔑視的，對於農民起義說的話，絕大部分是誣衊；他們偶或說些接近或符合事實的好話，然而實際情況往往比他們所說的更好。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的紳士都認為是「糟得很」；毛主席查明，實在是「好得很」。毛主席指出所謂「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十七頁）。認為農民運動是「糟得很」的人也有他們的「考察」和「報告」，其中充滿他們的階級偏見，這也是一種史料，但是這種史料只反映了當時反動派對於農民運動的歪曲看法，絲毫不能說明農民運動的真相。 我們對於史料作者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地位，他的政治面貌及其學術派別，都要搞清楚。總之，不能認為，同一時代的史料，只要它們都出於同一時代的人之手，就必定有同樣的可靠性。事實並不這樣簡單，確定史料的不同程度的可靠性，也屬於了解史料的範圍。如上面所說的，這方面的工作的要求是「透」。 了解史料，還牽涉到語文學上的問題。 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書籍，是不容易讀的。有些青年說，看古書就好像是讀天書一樣。其實，即使受過一般讀古文訓練的人，對於先秦的書，也不是一看就能了解的。因為古代的語言和我們現在的語言有很大差別，所以我們看古書特別是先秦的書，得依靠前人所作的註解。但是一部書往往有很多的註解，特別是從前稱為「經」的那些書，例如《易經》之類，一部書可能有幾百種乃至上千種的註解。究竟哪些註解是重要的，非看不可的；哪些是次要的，僅供參考的；哪些是除非有特殊需要外是不必理會的。這些也都是問題。 一部書可以有許多版本。版本不同，內容便不一定完全相同；文字上有所差異，更是很普遍的現象。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首先應該知道，究竟要看哪些版本的書，哪些版本的書在內容上比較完整、在文字上比較正確。 這些問題也都屬於了解史料的範圍。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史料學的內容之一。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研究」階段中，究竟怎樣收集史料，如何求「全」；怎樣審查史料，如何求「真」；怎樣了解史料，如何求「透」？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史料學的主要內容。